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写小说的时候，我会动用身体。我会动用全部的感官细节，去看、去听、去闻、去尝，去感受柔软、温暖、冰冷和疼痛，去感受心跳、口渴和饥饿，去感受行走和奔跑，去感受牵手走向风霜雨雪。作为终将灭亡的存在，我拥有流淌着热血的身体，我想把新鲜的感受像电流般注入句子。当我感受到电流传递给读者的时候，我会惊讶会感动。

韩江作 薛舟译

去年一月，搬家整理仓库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旧鞋盒。打开一看，里面有十几本童年时代写下的日记。在摞起的日记中，我发现了一个薄薄的骑马钉本，封面用铅笔写着“诗集”两字，五张A5大小的粗纸对半折叠，用订书机给装订成了小册子。题目的下面，并排画着两条歪歪扭扭的线，一条是六段线，从左往上，一条是七段线，从右往下。那是某种封面插画吗？抑或只是信手涂鸦？小册子的封底，写有一九七九年的字样和我的名字，内文有八首诗，和封面的题目一样，都是端端正正的铅笔字迹。每个内页下端，则按照时间顺序填写了不同的日期。在八岁孩子天真而笨拙的句子中间，一首标记着四月某日的诗歌映入我的眼帘。开头两句是两个对仗句：

隔着四十多年的岁月，我突然想起制作小册子的那个下午，想起圆珠笔套里的铅笔头和橡皮擦的粉末，以及从父亲房间里偷拿来的铁制大订书机。听说我们即将搬到首尔之后，我就惦记着把过去写在纸片上的、写在笔记本和习题集空白处的、随手写在日记本里的诗歌收集起来。我依然记得当时的心情，《诗集》做完之后，绝不向任何人展示。

我把日记本和小册子原封不动地摞回鞋盒里。合上盖子之前，我用手机拍下了写有那首诗的一页。因为我觉得，那个八岁孩子使用的词语和现在的我之间有一种连续性。在我们的心与心之间，有一道连接着的金线。那是一道散发着光芒的金线。

*

十四年后，我发表了诗歌处女作，第二年，我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成为“写作的人”。又过去五年，我出版了耗时三年多时间完成的长篇处女作。虽然我喜欢写诗，也喜欢写短篇——现在依然喜欢——但对于我而言，创作长篇小说还是有着别样的诱惑。写长篇，短则一年，长则七年，我拿出了相当多的个人生活予以交换，说明工作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借助写作，我得以进入到重要而切实的问题中，我决定接受这样的交换。

每次创作长篇，我都会忍受各种问题，并寄居其间。快要抵达这些问题之时（并非找到答案之时），也正是我写完小说之时。此时的我，不再是刚刚开始创作时的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变了形，从这个变了形的状态中再重新出发。问题接踵而来，像链子，像多米诺骨牌，重重叠叠，连续不断，我又开始创作新的小说。

第三部长篇《素食者》写于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五年间。那段时间，我停留在几个痛苦的问题里。一个人可能成为全然纯洁的存在吗？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拒绝暴力？我们拒绝从属于人类这个物种会发生什么？

女主人公英惠为了反对暴力而拒绝肉食，最终竟相信自己变成了植物，除了喝水什么都不吃。她为了拯救自己而处在速死的反讽之中。事实上，这可以看作是两位主人公英惠和仁惠姐妹无声的悲鸣，她们终于通过噩梦和破碎的瞬间融二为一。在小说的世界里，英惠渴望活到最后，最后的场景也是在救护车里。救护车在绿色火焰般的树木间奔跑，清醒的姐姐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好像在等待答案，又好像在抗议什么。整部小说保持着这种提问的状态。凝视和抵抗。等待答案。

后来的小说《起风了，出发吧》沿着这些问题继续前行。人不能为了反对暴力，拒绝生活和世界，我们终究不可能变成植物。那我们又该如何前行呢？在这部推理形式的小说中，正体和斜体句子相互较劲，摇摆不定，女主人公长期与死亡的阴影作战，为了证明朋友的猝死不是自杀而用尽了力气。最后写到她竭尽全力爬出死亡和暴力的样子，我也质问道：难道我们不应该活到最后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用生命证明真相吗？

第五部长篇《失语者》又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前行。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什么地方才有这样的可能呢？失语的女人和逐渐失明的男人，在各自的沉默和黑暗中孤独前行，然后发现了彼此。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想专注于触觉的瞬间。在沉默和黑暗中，小说缓慢前行至这个场景——女人剪短指甲的手在男人的手心里写下了几个单词，两人在永恒般膨胀的瞬间光芒中向彼此展示了自己的脆弱。写的时候我就想问：通过注视人类最脆弱的部分——抚摸那不可否认的温暖——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虚无而暴力的世界上活下去了吗？

我在这个问题的尽头想象接下来的小说。那是出版《失语者》后的二〇一二年的春天。我想写一部朝着光和温暖更进一步的小说。我要用明亮耀眼的感觉为这本拥抱生活和世界的小说充电。拟好题目后，我写了二十多页，然后停了下来。我意识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阻碍我的写作。

*

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去书写光州的想法。

一九八〇年一月，我和家人离开光州还不到四个月。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只有九岁。又过了几年，我偶然发现了倒插在书架上的《光州相册》，于是背着大人偷偷读了，那年我十二岁。照片上的市民和学生因反抗政变的新军部而死于棍棒、刺刀和子弹之下，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秘密印制了这本相册并散发出去，旨在揭露因当局严苛的言论管制遭到歪曲的真相。年幼的我还不能正确理解那些照片的政治意义，惨遭毁坏的那些面孔只是作为对人类的根本疑问镌刻在我的心底。人会对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吗？我想。同时，我的心里也有另外的疑问。这本书里还有人们在大学医院前排起长队为中枪者献血的照片。人会对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吗？两个看似不能并存的问题相互冲突，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

二〇一二年春天的某日，我正在努力创作“拥抱生活的明亮耀眼的小说”，心里再次浮现出那些从未解开过的疑惑。很久以前，我就对人类失去了根本性的信任。可是，我怎么能拥抱世界呢？刹那间我突然醒悟，如果不去面对那个不可能的谜，我就无法前行，我只能通过写作穿过那些疑问继续向前。

后来，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我都在为这部新小说画素描，在我心里，一九八〇年五月的光州将作为小说的某个层次出现。那年十二月，我去了望月洞墓地，那是鹅毛大雪过后的第二天下午。我用手按着心脏，在日暮时分走出冰封的墓园。我想，我要写正面处理光州事件的小说，而不是让光州仅仅作为小说的某个层面。我买了一本收录了九百多份证言的书，每天阅读九个小时，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才看完。后来则不再局限于光州，我又涉猎了很多有关国家暴力的其他书籍，目光投向更广更远的地方，我阅读了人类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有关大屠杀的内容。

准备资料期间，我常常想到两个问题。想到二十多岁时，每次换日记本都会在扉页上写下的句子：

越是读资料，越是觉得问题无解。持续不断地接触人性中的至暗部分，对于人性的信任早已龟裂，愈发变得支离破碎。正苦于没有头绪几乎要放弃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位年轻夜校教师的日记。一九八〇年五月，光州军人们暂时离开后，朴龙俊参加了为期十天的市民自治绝对共同体，直到预告军人要返回的那个凌晨，他都留在道政府边上的基督教女青年会里，后惨遭杀害。性情羞涩安静的他在最后的夜晚写道：“上帝啊，为什么我要有良心，为什么良心如此这般刺痛我？我想活着。”

读到这个句子，我瞬间像被雷电击中了，似乎明白这个小说要去往何方了。我知道，我必须把这两个问题颠倒过来。

后来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也的确感受到了过去帮助现在、死者拯救生者的诸多瞬间。有时我重返墓园，很奇怪，每次去都是晴天。只要闭上眼睛，橘红色的阳光便充满整个眼球。我觉得那是生命之光。我说不出话，任凭温暖的阳光和空气包裹着我的身体。

十二岁看到那本相册之后，我的心里不免生出这样的疑问：人类为什么如此暴力？人类怎么能够站在那么压倒性的暴力的对面？我们属于人类这个物种的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人类的残酷和尊严之间，若想跨越连接两座悬崖的不可能的空虚之路，我们需要死者的帮助。正如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年幼的东浩用力拉着母亲的手走向阳光。

当然，对于发生在亡者、遗属和幸存者身上的事，我也无能为力。我能做的只是借用我身体的感觉、感情和生命而已。我想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点燃蜡烛，于是，在当时殓袭遗体殓袭是朝鲜民族丧俗中的两个重要环节。“殓”是将死者遗体入棺的过程。“袭”是在“殓”之前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给死者净身和换寿装。并举行葬礼的尚武馆里开始了第一个场景。在那里，十五岁的少年东浩为尸体盖上白布，点亮蜡烛，凝视着犹如心脏般的微蓝色的火焰中心。

这部小说的韩语题目是《少年来了》。我使用了动词“来”的现在时。在我使用第二人称呼唤“你”的瞬间，少年从灰蒙蒙的黑暗中苏醒，迈着灵魂的脚步向现在走来，越来越近，直至成为现在。正如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所知道的那样，当人类的残酷和尊严以极限形态同时存在的时空被称作光州的时候，“光州”就不再是某个城市的专有名词，而是变成了普通名词。我也知道那是穿越时间和空间、不断返回到我们身旁的现在时。哪怕就在此时此刻。

*

二〇一四年春天，《少年来了》终于完成出版，读者们反馈回来的痛苦令我惊讶。我不得不思考这个事实，我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和读者们所说的痛苦密切相关。痛苦之因是什么呢？我们原本相信人性，只是当这份信任动摇时，我们会感到自我也被摧毁了吗？我们原本热爱人类，只是当这份热爱破碎时，我们会感到痛苦吗？痛苦源于爱，什么样的痛苦又能作为爱的证据？

那年六月，我做了个梦。我在梦里走过雪花飞舞的原野。原野上栽满了成千上万个黑色的树桩，每个树桩的后面都是坟墓。某个瞬间，我的运动鞋踩到了水，回头看去，原以为是地平线的原野尽头涌来了海水。我问自己：为什么这地方会有坟墓？下面的坟墓里，骨头都被冲走了吧。上面坟墓的骨头是不是应该转移，趁着现在还不晚？可是，怎么可能啊？我连铁锹都没有。水已经漫过了脚踝。我从梦中醒来，看着依然黑暗的窗户，感觉这个梦似乎在说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记下这个梦，我想这也许是下部小说的开端吧。

那会是什么样的小说，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沿着梦的方向写下了几个故事，然后删掉，如此反复。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开始，大约两年时间，我在济州岛上租了房子，往返于济州岛和首尔之间。济州岛上每时每刻都无比强烈的风、光线和雨雪，冲击着我的感官；漫步在树林、大海和乡村的小路之间，我感觉小说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我以写作《少年来了》时的方式，阅读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研究资料，凝视着几乎不可能用语言表达的残酷细节，保持最大的克制去写《不做告别》。我梦见黑树桩和海水汹涌的那个早晨之后，大约过了七年，这部小说出版了。

创作期间我用过的几个笔记本上，写有这样的摘录：

这部小说共有三部分。在第一部的旅程中，叙述人庆荷从首尔到了济州中山间，在仁善的家里拯救了一只小鸟。如果说他为此穿越暴风雪是一种横向之路，那么，在第二部里，她和仁善一起走向人类最黑暗的一个夜晚（一九四八年冬天发生在济州岛的屠杀平民事件）、走进海洋深处则是一种纵向之路。最后在第三部，两个人在海底点亮了蜡烛。

作为朋友的庆荷和仁善像传递蜡烛似的引领小说前行，但与她们紧密相连的真正主人公却是仁善的母亲正心。她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从此孤身战斗，只为找到亲人的一块骨头来举行葬礼。她是不想终止哀悼的人。她是怀抱痛苦对抗遗忘的人。她是不做告别的人。她的爱与痛苦终生都以同样的密度和温度在沸腾。看着这样的生活，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们可以爱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极限又在哪里？应该爱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最终成为人？

*

《不做告别》出版已经三年了，我还没有写出新的小说。完成那本书后，要写的小说早就在等着我了。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与《白》有关联，我想把自己的生命暂借给出生两个小时就去世的姐姐，我想探视我们内心深处无法让任何东西破坏掉的部分。像往常那样，我还是无法预测小说的完成时间，但无论如何，我都会以缓慢的速度写下去。我会越过已经写完的书，继续向前。我会在某个地方转弯，走到生命允许的最远处，直到再也看不见从前的书。

这样不断远行的时候，我写下的书已经有了独立的生命，也会按照自己的命运去旅行。它们就像救护车里的两姐妹看着窗外燃烧的绿色火焰——她们将永远在一起。它们就像黑暗和沉默中在男人手心里写字的女人的手指——她将找回丢失的语言。它们就像我那出生两个小时就死去的姐姐，以及冲着孩子哭喊“不要死，求求你不要死”的年轻母亲。那些以深橙色凝结在我紧闭的眼睛里的灵魂，那些以无可言说的温暖光芒包裹着我的灵魂，他们又能走多远？那些发誓不做告别的人们的蜡烛，点燃在发生大屠杀的场所，点燃在压倒性的暴力席卷而过的时间和空间里，它们又将旅行到何方？是否会沿着金线，连起灯芯和灯芯，连起心脏和心脏？

去年一月，从旧鞋盒里找出的装订本上，一九七九年四月的我还在问自己那两个问题。

另外，直到《不做告别》出版的二二一年秋天，我始终感觉这两个问题才是我的核心。

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这些问题之间的张力和内在的斗争是推动我写作的动力。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到最近的长篇小说，我的疑问面貌不断变化向前，只有这两个问题不曾有过改变。然而，两三年前，我开始怀疑这个想法了。真的是二〇一四年春天出版《少年来了》之后，我才第一次质疑连接我们的痛苦的爱吗？从第一部小说到最近的小说，难道我全部问题的底层不都在指向爱吗？那不是我生命中最久远最根本的基调吗？

一九七九年四月的孩子写道，爱位于那个叫作“我的心脏”的私密场所（爱在我怦怦直跳的心里）。关于爱的真相，她这样回答：爱是连接我们心灵的金线。

写小说的时候，我会动用身体。我会动用全部的感官细节，去看、去听、去闻、去尝，去感受柔软、温暖、冰冷和疼痛，去感受心跳、口渴和饥饿，去感受行走和奔跑，去感受牵手走向风霜雨雪。作为终将灭亡的存在，我拥有流淌着热血的身体，我想把新鲜的感受像电流般注入句子。当我感受到电流传递给读者的时候，我会惊讶会感动。在这些瞬间里，我再次感受到了连接起我们的语言之线，感受到了我的问题如何经由电流、鲜活之事与读者们发生了关联。通过那条线与我相连的人们，以及未来通过那条线与我相连的人们，我要向你们致以衷心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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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楚梦

配图：楚梦

版式：楚梦

终审：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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