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 | 吴杰：家庭危机的多维度审视——读法国作家克莱尔·卡斯蒂永小小说《对句（八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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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高节奏、重压力的大环境下，卡斯蒂永通过《对句（八篇）》讲述了家庭危机的种种表现，并将产生的原因留给了读者去品读。卡斯蒂永的小说是真实的，情感是细腻的，语言是清新的，现象和道理值得世人去观察和审视。加拿大影星迈克尔·J·福克斯说：“家人不仅仅重要，它是所有的一切。”读完《对句（八篇）》，我更深刻体会了这句话的意义。
家庭危机的多维度审视
——读法国作家克莱尔·卡斯蒂永小小说《对句（八篇）》有感
吴 杰
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西奥多·德莱塞说：“和睦的家庭空气是世界上的一种花朵，没有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适宜于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坚强、正直。”家，是人类温馨幸福的港湾，是自身最好的归宿。但是，随着不断变迁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家庭的危机感也不断显现。法国女作家克莱尔·卡斯蒂永创作的一组小小说《对句（八篇）》（张可音译，载《世界文学》2024年第6期），从厌倦、无奈、不可思议、背叛、恐惧、顺从、指责、分离等不同侧面将当代社会家庭的危机感娓娓道来。
如果硬要把这八篇小小说分成不同层次的话，我更愿意从家庭构建中的互动冲突和家庭危机的单方表达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于男女双方在家庭中的互动，这种互动可能是男女双方在家庭中的相互忍让、共同经营，也可能是第三者介入导致的多方互动。第二层次则是在家庭生活中，一方对另一方产生的恐惧、顺从、指责等单方面表达，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更具有主动性。这两个层次其实都是当代家庭危机表现的不同形式，产生危机的原因纷繁复杂。八篇小小说均选自卡斯蒂永的短篇小说集《对句》，所谓“对句”，原指古代诗文中字数相同﹑文意相对的句子，也可指对联。在卡斯蒂永笔下，对句却意指男女双方两者相对或反衬，从而无力挽回家庭危机的必然爆发。
美国汽车大亨李·艾科卡说：“我所知道的唯一稳固的基石，我所知道的唯一有效的机构，就是家庭。”一般来讲，家庭由双人构建，通过繁衍子孙而建立幸福生活的摇篮。但在卡斯蒂永笔下，家庭却是黑色的、阴暗的，不仅没有光明和幸福，反而充满了种种阴晦、无奈的氛围。《一套大公寓》用女性的视角去看待家庭生活，这个家庭是令人厌倦而怪异的。说它令人厌倦，是女方对二人世界的厌倦，她喜欢独自一个人躲在浴室，“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躲着他，不想让他知道他发出的声音给我造成了困扰”。同样的，虽然男方没有在小说中出现，但从“我们需要一个客厅、两间书房、一间卧室，还要多一个房间（我们向中介坚持一定要有，必须）”“我需要独处，但我们都不会提起我的物品和身影让他感到碍眼的那些日子”等描述女方感受的行文中不难看出，男方也满含着对对方的厌倦。但这种彼此的厌倦却又是怪异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过离婚或分开。“事实上，我们都期待能搬进一个更大些的公寓——各住一整层，同时又能自由地出入对方的楼层。”这种期盼自由却又不彼此分开的家庭，类似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怪异的家庭行为导致双方“厌恶留陌生人过夜”“不想要孩子”。这种所谓“悄然生产着抵御对方抗体的”“完美之爱”，是一种亚健康态的家庭生活。双方看似享受着这样的婚姻，其实只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
《他的前妻》展现的更是一种奇葩般的婚姻。虽然类似于中国的“小三”上位，但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通过“小三”的视角来审视自己丈夫对待前妻的感情，竟然没有让人产生对“小三上位”的愤懑，反而觉得丈夫“他”不明事理。一方面，他和小三在一起不到两个月就决定离婚，展现的是一个为爱而战的“勇敢斗士”；另一方面，离婚后的他对前妻却是照顾有加、甚至比离婚前有过之而不及。“他觉得自己偷走了孩子，为了减少负罪感，总是先把前妻安排妥当。”他给前妻租别墅供其旅游、不让她上班、送家庭影院以便让她孤独的周末更丰富多彩、给她报名健身俱乐部……“他已经养成了抚慰她的单身状态而宠溺她的习惯。”这种类似“扶弟魔”的畸形情感，打着“时不时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不是敌人”的旗号，一方是对前妻需求的全部满足，另一方却是对现有家庭的不管不顾。为了满足前妻的需要，自己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小，子女也对自己的现任妻子没有半点尊重。更具讽刺意义是，“他倾向于送辆车给前妻，然后让她不时借给我们用。”理由竟然是：“我们现在还没孩子，有什么开车的必要呢？”作者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了一段、不、两段奇葩的婚姻故事。一个是坐享其成、无止境索取的前妻，一个是甘当舔狗、不顾家庭的丈夫，一个是委曲求全、事事忍让的现任妻子。第一个自以为是孩子的母亲就可以任性而为，第二个经历两段婚姻却分不清轻重，第三个因“小三”身份上位不得不忍气吞声。在这段婚姻中，丈夫是不成熟的，他只沉迷对前妻的照顾而忘记了自己作为现任丈夫的责任。这种婚姻注定会惨痛结束，必然以金钱物质的消亡为代价，以情感价值的破碎为代价。
在西方文学中，情人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小说中，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红与黑》中的德·雷纳尔夫人等。与这些明显以情人身份出场的人物不同，卡斯蒂永笔下的情人总是隐匿的、躲在别人背后，最终通过别人的讲述出现。如《嫉妒》中，情人的存在，是女主人公感受到的：“她在他们做爱时拨通我的电话”。不仅如此，她“常常故意把狗屎粘在我们车后座的地毯上”“把扎发髻的簪子插在车座的头枕上”“故意在车门放了一封他写给她的信”。这种公然的挑衅，不仅没让身为妻子的主人公发怒，反而让她更加惶恐和嫉妒。作为妻子，面对经常出差、每天很晚回家的丈夫，她明知她有了一个叫莉丝·当德兰的情人却假装不知；丈夫以为两个十七岁的双胞胎儿子已经熟睡，进到儿子屋里偷打情人电话并自慰被儿子发现，颇感尴尬、进退两难。前者看破不说破，后者想瞒天过海。但他们的孩子更是“通透”：“所有男人都会时不时给一个令人作呕的语音信箱致电，他们会从中得到慰藉。孩子让我与时俱进，不要为一个很经典的喜剧场景上吊自杀。”在现实生活中，嫉妒背后，更多是一种爱而不得的眷恋，是一种维持生活平衡的妥协，是一种随时准备分离的等待。“如果是我外面有了人要离开，他求我才值得。”“每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时，他就会想到我，我会成为他失去的女人，他今后永远梦寐以求的女人。”因为，他和情人在一起也终将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同样有别的烦恼。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写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同样的，面对重组家庭生活的无奈与痛苦，《重建的家庭》将家庭重组中的矛盾与冲突讲述得淋漓尽致：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男人，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准备营造一个爱的暖巢。出发点是善意的，但过程肯定是艰难的。一开始，“我们准备搬进公寓合住，说实话，我毫无信心。”这为后来的共同生活打下了危机的伏笔。当大家一起生活时，不可避免的矛盾发生了。“现在，我则见证了七个人共同生活之苦。连我自己的孩子都失去了分寸感和礼貌。”而更让“我”生气的是，那个温柔性感的、当初“谈起孩子时的口吻让我立刻对未来有了信心”的艾芙琳——我的现任妻子，面对孩子的吵闹却显得若无其事：“耐心一点，对他们来说不容易。”这种放纵的结果，以“小胖（艾芙琳的儿子）对卡黛尔（男主人公的女儿）的谋杀企图让我们不得不调转船头”。这种原本可以分开生活的重建家庭，却因共同孕育了新的生命不得不折中处理：双方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生活，“每周工作日中的一个晚上和隔周的一个周末，所有人聚一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小‘拳球’的到来，期待他不久后成为连接两个敌区的桥梁或者火箭。”新生命的出生，到底是往返其间的桥梁还是飞来飞去的火箭，谁知道呢？这种因新的生命而勉强在一起的家庭，注定是不幸福的、疲惫的，因为，它早已陷入重重危机。
因婚姻而组成的家庭，是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在新的家庭中，一旦出现单方面过多的情感付出，必然导致情感天平的倾斜，导致家庭危机的产生。法国小说家莫泊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家庭不过是一种互助的组织形式。”其实，家，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爱情与日常生活的完美结合。在卡斯蒂永笔下，家庭危机很多时候表现为单方面感受到的危机。《升迁》就表现为单方面对婚姻的恐惧。这篇小小说一开头就告诉大家：“我选择他做丈夫主要是因为他是个存在感不强的人。我向往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和一个平淡无奇的男人一起。”这是女主人公的生活态度，也是后面矛盾发生的根本原因。男人被老板看好、得到晋升，这原本是很多女人最喜欢看到的事情，但在女主人公眼里却是生活的失败和挑战。因为——“我是那种黯淡无光的妻子”“那种不会感到冷的女人”“是一个不成功男人的妻子”“不是能当一把手妻子的那种人。顶多可以做这种人的厨娘、做家务的胖大嫂，但不是妻子”，这种自我定位，让女主人公“痛恨他的成功，这成功会将我们分离”。这种恐惧心理，让她讨厌丈夫的夸夸其谈却又不愿意告诉他。这种隐藏的危机，虽然带有偏执感和神经质，但也反映了当代社会一种后发病症的前兆：恐惧症。这种由生活引发的恐惧若得不到抑制或改变，家庭的危机会因一方的过度恐惧而越发严重，最终促成家庭的分崩离析。
《让步》是一种对婚姻的顺从。这种让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卡斯蒂永讲起来却有不同的感觉。主人公“我”的让步，是对丈夫罗多尔夫的全面让步。因为，“罗多尔夫是我的人生挚爱，如果他离开我，我就绝食，在十天内死去。”这种完全让步式的爱情，必然导致一方的羸弱，另一方的强大乃至任性而为。“罗多尔夫逐渐掌控了一切，我们的住处、朋友、休闲活动和家具都由他来选定。回想往昔，我从欣赏他的爱好到一步步失去了自己的爱好。”在“我”眼里，罗多尔夫就是上帝，就是自己生活的意义。“我任由他追逐艳遇”。即使面对提防了七十三年的女人狄安娜，虽然“从不转告罗多尔夫她的邀请”，却言不由衷地对她的发饰叫好。这篇小说是以八十八岁的“我”的口吻来讲述的，语调没有清新愉快，没有因自己的让步而焦虑、烦恼，反而因自己的“退一步”而能与最爱的丈夫在一起而感到幸福，哪怕“因为让步而没能成为母亲”。这种将注意力全部关注于爱人的感觉，其实是一种害怕面对现实的病症。为此，“我不再睡觉，不再吃饭”，有些“土耳其蓝”的忧郁，“开始了自己的精神性妊娠”。种种迹象显示，在“土耳其蓝”狄安娜面前，“我”依然保持着天然的提防丈夫被夺走的情感防卫。于是，她选择了另一条路：既然如此，自己何不先走一步？这样一来，罗多尔夫始终是我的。
与《让步》完全不同的是，《指责》中的女主人公却是十分强势的。这是一个在家庭中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又喜欢指责他人的女人。她不喜欢和丈夫聊天，认为谈论政治、体育、电影都是很无聊的；丈夫向她诉说工作烦恼，她一句话怼回去：“如果心还在办公室，就赶快回去吧。”即使面对被自己称为“自私鬼”的三个孩子回家时，“她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因为忍受不了我们之间那些令她插不进嘴的谈话”。这个女人是可怜的，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她“总感觉很孤独”“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你人虽然在，但和你不在也没什么两样”。因为她总是一意孤行、自以为是，从来不去倾听丈夫和孩子的心声。她不会去感受这世界的美好，不会将自己那颗心去感受聆听别人的心。她是一个有着强烈压迫感却又脆弱的女人，她认为朋友的孩子比自己的子女更优秀，就说“我们生了一群白眼狼”；“我们只要没把她做的菜吃完，就是在朝她吐痰”，她甚至会想：“如果是和别的男人一起做的蛋糕，孩子们会吃得更多。”这种神经质的女人，只会指责他人却从不检讨自己。
男女之间的分手，本是一件寻常普通的事情。但卡斯蒂永用女性视角讲述分手时的种种顾虑，让原本平淡无奇的分手变得别有一番风味。在时间的选择上，“我”选择了我们初吻纪念日的头一天，因为害怕当天说分手给对方以过于强烈的刺激，“每次听到十二点的钟声，他会哭”；推后一天告诉他，又会让自己显得怯懦，因为“我肯定会想，干脆什么都别说，直接甩了他吧”；如果选择周末，“我”会有负罪感，因为“我没法想象他在周末的两天里一个人面对绝望”。在分手方式的选择上，“如果在电话里和他提分手，我担心发生交通事故”；如果给他写一封信，今天给他，“他可能通宵都会为自己洗罪”，明早给他，“他有广场恐惧症的倾向”，害怕他出意外；最后只能选择对他慢慢说，但要千方百计考虑他的感受，言不由衷地“向他承诺，以后我爱别的男人，绝不会比从前爱他更多”。这篇沉迷于自言自语的小小说，将女性不喜欢对方而提出分手的各种考虑讲述得栩栩如生，也将分手的原因讲述得很清楚：“他的善良，实在叫人无法忍受！优柔！迟钝！温顺！软弱！一个怂包。”一句话，他不像一个男人！在爱情中，为了对方而失去自我，会让爱情变成一个负担。如果再缺少雄性的味道和气概，那就让爱情更加沉闷。尽管小说的最后也透露了女主人公爱上了其他人——“他”的兄弟，但分手的原因还是“他没有留住我”。因为他从来不会寻找自己在爱情当中失去对方的真正原因。
在当前高节奏、重压力的大环境下，卡斯蒂永通过《对句（八篇）》讲述了家庭危机的种种表现，并将产生的原因留给了读者去品读。卡斯蒂永的小说是真实的，情感是细腻的，语言是清新的，现象和道理值得世人去观察和审视。加拿大影星迈克尔·J·福克斯说：“家人不仅仅重要，它是所有的一切。”读完《对句（八篇）》，我更深刻体会了这句话的意义。
——2025年1月27日于资阳静雨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