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安•索蒙【法国】：他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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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说，有时我会想，应该是那些迁徙的鸟儿用尖喙和利爪啄破了亡人的胸膛，抓烂了他们的头骨。不能怪罪那些自行车手，说他们犯下了屠杀的罪行。他们大汗淋淋，肌肉都痉挛了，还在拼命翻山越岭。也不能怪罪那些养老院老人们不孝的后代。更不能怪放假回家来的表兄妹们。那个磨刀人也没有错。
安妮·索蒙作 孙圣英译
他说：我记得，那时到处都能听到这句话——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在小酒馆面包店修鞋店药店，在学校门口的烟店，在教堂的门廊下都能听到，甚至在圣水缸旁——人们常用沾着圣水的手指轻轻掠过那口圣水缸——也能听到。到处都是这顽固的低语，阴魂不散的流言：他们来了，就要到了。
他说，那时我还小。天空一望无垠。我仰着头在天空下奔跑。风的味道宣告了他们的临近。他们穿洲过海而来。一边前进，一边保持着完美的三角队形，美好得如同迁徙的鸟儿，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去形容。大家一直在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说得太多，简直把这句话哼成了一曲老调。
他又说，那时我还小，和小伙伴们一起沿着土路奔跑。我们本想到大路口去，可要不了多一会儿，母亲们就会站在家门口喊我们去井里打水，去背书，去整理书包。于是我们撒腿跑远，等她们再喊时，人已经没影了。可不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无辜的呢？书包都整理好了，我们怎么知道这时候应该把水缸灌满呢？但我们知道此时自行车手会经过。大家三五成群，聚集在一段禁止行人通行的柏油路边。母亲们经常叮嘱：别去大路上啊。于是我们就只在路边晃荡。啊，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么美好。学校的大门关了。表兄弟们明天会推来两轮车，和我们一起玩，干夏天的活儿。有活儿一起干，劳动也会变成游戏。他们的目光狡黠又温柔。我想说这是一个生活简单而宁静的村庄。我们那时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时我还小。那时我们还以为这一切永远都不会结束。然而，后来……
突然有一种类似苦涩的味道。一种疲惫。一种对别的东西的渴望。那些闲荡者、磨刀人、货郎们带来的故事很有吸引力。穷乡僻壤来了一群靠运输发财的人，全乡都能从中受益，变得更强更威风。大人们都这么说。那时我还小。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怎么老这么嚷嚷？于是，一个小孩——我或者别的小孩——承认这么野蛮地大喊大叫就是为了好玩。好玩？真的吗——母亲生气了——去跟你父亲说吧。这句话预示着我晚饭只能啃干面包，还要被锁进一个黑乎乎的房间里——一个上了大锁的杂物间——一整晚。被惹恼了的小孩又扯着嗓子说了一遍：他们来了。然后垂下眼睛，声音也低微了下来：他们会把你们统统杀掉。
穿蓝罩衣的人俯身朝向老人，声音平静地说：是的，您很快就能看到他们，别担心。蓝罩衣活力满满，语气温和。而白罩衣就严肃多了，他说。老人挤出一丝微笑。蓝罩衣把口水巾系在老人干瘪的脖颈后，拿汤勺靠向他的唇，努力把它塞进那干瘪无牙的嘴里。老人含混不清地说，不，现在不吃。他们就要来了，他们一定会来找我的，我的儿子和女儿。你们肯定想象不到他们居然想把我扔在孤老院不管。要知道，这不是孤老院，这是退休之家。也是庇护所。可老人家根本不听，也听不见，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快拿来我的裤子背心鞋，我要回家，要带着我的东西走。
他说，我们在路边等了半天，只等来一位掉队的自行车手。一定是日子搞错了。要么就是在上一个赛程碰上可怕的暴风雨，桥遭了雷击，塌了。但突然，热情又重新出现在一个大人的嗓音中，那声音逐渐变得坚定：来了来了来了！而我，他说，那时我还小。
他又说，对一个小孩——一个不太聪明的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比关在小黑屋里一个小时更恐怖的了。这个小囚犯最终仰躺到了石头地上，在黑暗里慢慢分辨出了哪里是天花板。他管天花板叫天空，看到天空中满是鸟儿。
囚犯从禁闭室出来时，满眼泪水，也满心梦想。没人在乎他刚才干了什么，甚至忘了他犯了错，连惩罚过他这件事都不记得，他说。但母亲还是咕哝着，等他们来的时候，你得当心。他缓过劲儿来，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还会来。父亲嘲笑母亲说，可怜的疯婆娘，在村子里到处跟人说这事儿，没看到灶上的肉汤都快溢出来了吗？
就是这样。大家让自己相信在山的另一边——那里的人也曾经翘首以盼的地方——在他们经过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大家很想向过路的自行车手打听一些细节，但是他再没来过，不知道什么原因。而且怎么能拦下一个脚恨不得钉在脚蹬上、握住车把的双手都快痉挛了的骑行者呢？那简直无异于拦下一只迁徙的鸟儿。
那天，空气都要停滞了。那个礼拜日。停滞的空气中有一种节日的味道。火炉上煮着的水果派的味道。女人们躲在屋子里精心打扮。男人们围坐在咖啡馆前的桌子旁，大呼小叫地打纸牌。他们在忙着打牌，切牌，发牌。几只拳头快活地捶在上漆的桌子上。还能听到粗话和下注时的叫闹声。
而我，他说，被关在小黑屋里。在一个主日礼拜日。因为我不听话了。人们会对有反骨的小孩更加严厉，因为哪怕出一点错，都会导致他们到来这件事出问题。究竟谁来了？他们来了……
啊，这一次可是真来了。我从壁柜里都听到了，他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嘭嘭地捶着门，母亲打开门，脱掉围裙，喊道：出来吧，原谅你了，他们到了。
老头仍然躁动不已。蓝罩衣说要给他打一针，再吃点镇静药。另一位蓝罩衣不同意，说只有白罩衣知道怎么管理这些人。不会有危险的，第一位蓝罩衣说，就是让他睡上一会儿。当人们撸起他的袖子，把止血带系到他的胳膊上时，老头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您能不能闭上嘴。片刻之后，一个身影落到床单上，他的天空在鸟群掠过之后，逐渐暗淡下来。
母亲又发号施令了，他说。别磨蹭，快穿衣服。不用想，肯定是因为我拒绝穿那套节日的服装才被关进小黑屋。那是一个礼拜日的早上。做弥撒的时间快到了。母亲不再想弥撒的事。她下定决心去欢迎他们。至少要到大路边欢迎。那时候，还有一些小村庄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那里的生活平静祥和，所有人都过着平淡的日子——除了把几个孩子关小黑屋，将一些老人送到养老院之外。最后，我还是穿上了平时穿的那条带补丁的裤子。
他说。
天气变得炎热难耐，人们欢呼起来，他们真的来了，就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大家太高兴了。孩子们在马路边嬉闹，母亲们的注意力完全转移了，都在开心地笑着，忘记了她们天天挂在嘴边的那句“别说话！”。当父亲们亲眼目睹那些士兵站在高高的汽车上向前进发时，也忍不住鼓起掌来。这些士兵就是我们听过的故事里的善良魔鬼。那些故事的结局都不错。
将看客们集合到牌桌——上面的纸牌都已经整整齐齐地翻过来放好，五颜六色的背面朝上——之间的空地之后，一个头领模样的人——在一片鸦雀无声中——用平静的声音说：男人站这边，女人和孩子站那边。如果你们都想在纪念照上留影的话，就要立正站好，这些照片将来可是要挂到市政厅里的。
而我不愿意，他说。我小时候从来都对命令尤其是威胁说不，他说。哦，够了，别胡闹了，有人不满地说，这个坏小子就会破坏节日气氛。这时，一只手举了起来，准备给我一巴掌，我跑了。
没人知道我跑到喷泉那儿躲起来了。从那儿，我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他们，他们却看不到我。我觉得这些士兵好帅。他们不停地说：往里站往里站。然后，他们扔出了榴弹。
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说，有时我会想，应该是那些迁徙的鸟儿用尖喙和利爪啄破了亡人的胸膛，抓烂了他们的头骨。不能怪罪那些自行车手，说他们犯下了屠杀的罪行。他们大汗淋淋，肌肉都痉挛了，还在拼命翻山越岭。也不能怪罪那些养老院老人们不孝的后代。更不能怪放假回家来的表兄妹们。那个磨刀人也没有错。
他说，有时，我会听人说起那个老人。他们说他挺过来了，打了针后，终于睡了会儿。后来，他大概是老死了。
他说，有时，我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个敏感的孩子做的一场噩梦。因为总是被关黑屋，他做了这样的梦。孩子的父母是谁，人们无从知晓。他在一家孤儿院长大，那里由蓝罩衣和白罩衣们掌管着一切。
他又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我从没有真正长大。
快来了。等着吧。马上开战了。
我来买糖。
在“不二价”超市。从那些售货员身边经过时，她们歪头打量着我。我穿得很糟糕。变形的套头衫破旧的裤子。小推车里放着成包的贝格·赛【法国最著名的糖类品牌。下文提到了其他几种糖类品牌】牌糖（在普里苏超市买的是爸爸牌。在欧尚超市买的是奥里尼牌，在奥克莱尔超市买的是索勒牌——淡紫色包装那款）。女顾客们（但不是全部，只是那些买糖的女顾客）动作拘谨，眼皮低垂——假装没看到别人也在买糖。女顾客，有时也有男顾客。还有收银员，她们一脸阴郁，甚至可以说看起来很不好惹。她们要求我把商品放到收银台的传送带上。蠢女人。我解释说：刚好是一整包——六盒乘六盒等于三十六盒。根本没用。把购物车里的东西全都拿上来，她们重复道。有点权力可了不起了，可怜的蠢货。好吧。她们用那根印着“下一位”（黑底白字）的棍子点了点台面，于是，我把一整包都摆了上去。好了，再下一位：看上去是一位活力满满的年轻官员。他轻轻推了推整排的有机酸奶。没有糖。但可以订购，甚至不用离开设计感十足的办公室（有转椅，有可以解放双手的无绳电话），只要在两次商务会谈之间打个电话就可以。二十公斤。三十、四十或五十公斤都没问题。潇洒从容。他毫不在意地把酸奶放到塑料袋里。对人间食粮和普通人日常的忧虑充满鄙视。
袋装的商品从扫码机前经过，一个一个又一个。身穿玫红色工作服的女人在操作。主管突然出现在她身后（主管也是个女人，但没有穿玫红色工作服，而是穿着黑色衬衫灰色套裙）。马莱娜，我早就跟您说过，计算多件相同商品时，只需——我整理着自己购买的商品，马莱娜依然在漫不经心地敲着键盘。最后，她宣布：一百七十六法郎八十生丁。
糖。便宜的商品。可以成为稀缺的商品，成为交换的货币。容易存储的食品。糖都是成盒装的，可以把它们像砖头一样摞起来。能立得住。不需要水泥也不需要砂浆。前提是把下面的基础摞得足够牢靠足够平整。
她轻轻叫醒了他，说，我知道，你没睡好，警报太多了。到处都在噼啪乱响，让人觉得天崩地裂，很难入睡。睡着了就做噩梦，也不是真的休息。可是该起床了亲爱的。我存了一些香烟，几公斤的糖。可以用来换些鸡蛋和熏肥肉。我准备好了袋子，你帮我背着。要知道，早去的人什么都不会给晚到的人剩下，你麻利点，加快速度，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一碗烤燕麦，一小片面包——浸透了她叫做“果泥”的东西。这脏兮兮的褐色东西其实是一种酸不拉几的糊糊——她不知从哪儿捡来一些生了虫的苹果，削皮，挖掉坏了的部分，再煮熟做成“果泥”。她自己也承认，如果再甜一点的话，味道会更好。可是她不想破坏每个月那点可怜的定量供给，她说。毕竟还能填饱肚子，她又说。
那天是星期四。
他饿了。
我买东西。在动荡时期，总有一些有远见的滑头搜罗和囤积物品。有人害怕短缺，有人想居奇。富人们乘机收集珍贵的首饰、古董家具、字画。钱不多的人就用更小的成本来投机，比如咖啡茶巧克力。芥末。糖。
我买糖。
我一点不觉得丢脸。这和丢脸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些躲在地下偷偷摸摸的人才会丢脸。有糖。那边有大包装的。根据游戏规则，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摧毁军事目标的命令已经下达，但不摧毁仓库、商店，不破坏房屋和在屋内围坐吃饭的一家人——那些喝着咖啡茶草本茶，把小匙在杯子里转来转去的人。他们转动小匙是为了让糖融化。来一块吗？来半块。
会好起来的，大家都这么说。战争是遥远的，我们无能为力。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吧。看看找回的零钱对不对。把一整包放回小推车上，上路。我走向停在地下停车场三层的那辆老破车。这里适合老光棍每周来采购一次。
她用一种近乎快乐的声音说，今早天气温暖，好像闻到了春天的味道。他没有回答，只是弓着背，拖着脚走路。他的鞋子穿着不舒服。一天晚上，她收工后回到家里，兴高采烈地从破布包里拿出一双系带皮鞋，说：看，这是老板娘给的礼物，鞋底简直跟新的一样。老板娘的儿子拒绝穿过时的皮鞋。于是这个贫民区的小孩艰难地把自己的无产阶级脚丫塞进那双为上流社会子弟设计的粒面小牛皮鞋里。鞋子两边挤脚，脚趾顶着鞋尖，后鞋帮也磨脚。他没有抱怨。什么都没说。
她后来又带回来一件粗毛线衫，他还是什么都没说。毛线衫的袖孔处已经起毛，领子也松了，但她再三保证说一定能打理好，会弄得跟新的一样，这可是纯羊毛的。“1码，可水洗”——衣服下面一条窄窄的白色布条上依然能看到标注。
当她说今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夫人家帮厨时，他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星期天是夫人家按照菜单上菜隆重待客的日子，吃不完的剩菜他们还可以带回家。
成盒的糖都放在最上面那层。一盒五公斤。对我这个年龄而言，真是太重了。要冒着四肢酸痛的风险才能拿下来。剩下的那点空间也会用来放盒装糖。壁橱里、置物架上、放扫帚的架子下都堆满了。杂物间里也是。两屉柜的一个抽屉里装的也是糖盒。另一个抽屉用来放袜子和纤维内衣。糖侵占了客房（没有客人），一个个糖盒沿着地毯整齐地码放在墙边，加固了墙体。（糖堆形成的）平台增加了墙角长沙发的体积。窗户下面，形成了一道（糖制的）墙垛。摇摆椅上也堆满了成包的糖。
我清空了衣柜，用来放糖。短裤和衬衣后面发现了一本童话书。红色的硬皮书。书脊是烫金的，里面有《小拇指历险记》《发怒的女巫》等故事。善良的仙女送给教子——作为生日礼物——一座糖做的房子。墙可以直接舔着吃。屋顶可以啃着吃，咀嚼时还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还有一段棒棒糖烟囱。
她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赶着来还是值得的，你看人家都带什么回家了？她还是有点焦虑，希望黄油不会变质，鸡蛋也还新鲜，面粉里的象虫不会被发现。一定要打起精神，会有很多人想骗人，想偷东西。我已经跟你说了上百次了，亲爱的，一定要警惕，要保证一切都在你关注的范围之内。我们常常指天发誓说这个男的或者那个女的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突然间，这个男的或者那个女的就像其他人一样撒谎骗人。我来拿包吧，太重了。
糖。我有。可以转卖给别人。
我会转卖的。
我想卖就卖，想什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走着瞧。至少得卖……整盒卖还是拆开一块一块地卖呢？还要讲讲价。
那些和我一样老迈的人依然在回忆过去。还有作家，历史学家。他们在讲述过去。从前是怎样的。战争期间如何如何。有钱人的天下。定量配给。食品都分成了小份，天价卖给那些运气没那么好的人。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我年纪太小。母亲在临死前还在固执地说个不停（其实战争早结束八辈子了）：你要好好记着那段时间的事情。你知道的。我吼起来：你是想烦死我吗？非要说这些事。别说啦。都是偏见。不讨喜的性格。我可不这样。
在办公室里也是如此。同事们一再说重复说反复说，你们记得吗，你记得吗？而我，不说。再问还是不说。我再也不会说。在我的头脑中，这场战争，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都免谈。什么都不说：这是什么战争，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哪里开始的，为什么要打仗。
他们依然说个不停。脑筋灵光的人个个口袋里满满的，向那些穷得叮当响的老百姓兜售五花八门的东西。肥皂有色金属蜡烛煤炭各种碎布头白布针线吸水纸拖把头碎皮料切纸毛毡。罐头。
还有糖。
她拉着他，说快跟上我，别多嘴，不能这么慢了。他跟着她，走啊走，走啊走，走到膝盖都开始发抖——要么是因为饿，要么是因为着急。她把他一直带到中产阶级社区，带到她每周去精心打扫三天的漂亮公寓里。夫人会检查她的活儿干得好不好。夫人很严厉，她说。他给夫人取了个名字，叫坏女王。这个名字来源于从小伙伴手里借的一本红色金边的书，书又是他从别的小伙伴那里借来的（千万别弄丢了，也别给弄破了，不能用手指蘸着唾沫翻页）。坏女王住在四层，他很想坐电梯。坐电梯一定很好玩，她说不行。接着又说，过来。他们走了服务楼梯。
到了四层，她开始敲门。敲了至少三次后，总算有人来开了门，一个胖女人，胸部巨大，白色的围裙刚刚能裹住她肥胖的肚子。他想笑，想冲进这个散发着烤肉香的宽敞厨房。墙上挂着几个黄铜制的大盆，火炉上放着一把平底锅，锅里升腾起淡蓝色的水蒸气，一切都跟书上描写的一样。她抓住他的胳膊，他本来已经站到门槛上了。那个老肥婆一边表情严厉地打量着他，一边捋着围裙上的褶皱。
她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把他推到自己身前（还能闻到薯条的味道），说：他饿了，他是我儿子，您不会……
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恨她，声音很小，只有自己听得见。
他恨她，恨那个漂亮厨房和那个系着白色围裙、递给他一片面包的女人。快给我吃了，赶紧的。他恨她发号施令时的样子。说谢谢。
他边嚼边吞，还说着——说得含混不清——他恨，他恨，他恨。他大口地吞着，产生了更深的恨意，忍不住想呕吐。这个，是果酱，也是侮辱。
远离人群。没有家庭的话，离群索居比较容易。没有工作。退休了。一个人。一直都是这样。再次开战之前就是这样。现在更独了。总是独自待在我的地堡里。糖。坚实得超出想象。安心的保护。避风港。这里看不到一个人。或者只是偶尔能看到人。有个小男孩。是门房的儿子。他上楼来送信。信？没有给老家伙的信。但是有膳宿费单子、电费发票、支票通知、邮政信件、报纸。他很招人喜欢（这个小娃娃），头发乱蓬蓬的，大眼睛，无辜的嘴巴，总是一副很谨慎的样子——尽管笑起来显得很亲近。我说，稍等。又说，等你发完信再来，我会给你——这个许诺说得太随便了。给什么？
他干了什么？偷了糖。但他不会挨打，不会受罚，甚至不会被骂。母亲充满悲哀的目光足以让他窘迫不已，在物资匮乏时期，每个月的配给券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光了。
当农妇发现那个一公斤装的盒子里少了两块糖时，马上跑去追赶那些拎着包走开的来客。她说，你们应该感到羞耻。我再也不会见你们了。这是很好的一课，可以教你们学会做个诚实的人。
母亲竭力为他开脱：他饿了，他总是觉得饿。两颊深陷，手腕太过纤细。他又饿又怕，街上有巡逻的士兵，有枪战，还有炸弹。有一天，他说，死当然不好玩，但至少死能让我们不再遭受这种空虚感的折磨——这种怎么也填不满肚子的巨大空虚感。他在作业本上画画，挨挨挤挤地画了一整页长方形。他说那是个巨大的坟场。
他说原谅我，他很后悔，以后不会再犯了。母亲重复道，一个小孩永远不可以不告而取。她还说吃糖对小孩的牙齿非常不好。
我让他进来。让他坐在桌旁。可爱的小朋友。微笑着。他说，今天是星期三，是放假的日子，我帮妈妈送信。我问，你妈妈还好吗？谈话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进行着。得表现出兴趣。他说她大喊大叫，生气了。她买了苹果想做果酱，却发现没糖了。他说超市里的糖都卖光了。因为战争的原因。很远的地方发生了战争。那这里也得先买上存着。
我说，糖嘛，我提前买了几盒。你拿去一盒，给你妈妈。
这种慷慨的冲动立刻让我吃了一惊，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我从壁橱里拿出一盒。放在桌子上。然后，让我们想想。他说不要糖。我很肯定，昨天在那个阿拉伯人开的菲利克斯·波丹店里看到还有糖。在最里面的货架上。是贝格·赛牌糖。比普里苏超市卖得贵。好吧，认了吧。还是不够有远见。于是我说，你乖乖待着，我五分钟后就回来。我这个糟老头子连滚带爬地下了楼梯，腿都抖了。
阿拉伯人的店关着门。混蛋。这个北非混蛋。居然在星期三上午就拉着帘子不营业。算我倒霉。还好，我已经囤积了足够用上数周数月数年的糖。明天我一定要跟那些顾客（来自北非的老土鳖们）讲讲他以前的糗事，败坏一下拖他后腿的家庭——那个不打一声招呼就从非洲跑来法国的大家庭。现在，除了掉过头去爬五层楼回家，我别无选择。不能爬太快，不然会呼哧带喘，头晕脑涨。
小男孩还是坐在老地方。他已经打开了糖盒的包装，把里面的糖块堆到桌上，就像玩积木游戏那样。他说，你看。他说，这是一座城市。还有城楼和防护墙。
他一边说一边喊，轰轰轰，要倒了，要塌了。
随着他胳膊的一个动作，整个场地都动了。堆叠的糖块开始坍塌。
他把糖块摆成平行的几列。我说，别这样。他还是继续摆，但是动作很小心。他一直说，你看。
而我是个粗心大意的老家伙。这是什么？
他用戏弄的口气说，很简单。你猜。
我一言不发。
他说，我吃掉了两块糖。你不会很生气吧？这样就少了两座战死士兵的坟墓。
这是什么战争，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哪里开始的，为什么开始，怎么就打起来了
什么
战争
何时 何地 如何开始
为何开始
什么战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5期，策划及责任编辑：赵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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