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丈夫和妻子无需言语，已对彼此回忆里的画面了然于心。旅程将尽，阿尔贝托·塞雷加发出感慨，更像是自言自语：

“那是另一场战争！”

“那是另一场战争。”阿松桑喃喃低语，犹如回音。

那是另一场战争

莉利亚·蒙佩雷作 吕婷婷译

阿尔贝托·塞雷加和妻子一个多小时前就出发了。他们几乎沉默了一路，禁锢已久的风景黏住了他们的视线。

田地在大片绿意中铺展开来，散发出新雨浸润泥土的清新气。尽管数月前就已停战，战争的痕迹依旧醒目——侵占荒野的高龙爪茅、倾坍的茅草屋和房舍、焚毁的汽车和公交车，还有路上亡灵般的哨兵。

“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阿尔贝托·塞雷加打破了沉默，目光却没离开公路，“不高兴吗？像现在这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当然高兴。可是……那么多车都被烧了……真可怕！”阿松桑回答。

“那不是民主的汽车吗？”丈夫苦涩地打趣。

“多少人困在车里，无处可逃。”

阿尔贝托·塞雷加握住妻子的手，用简单的动作传达理解之情。但他不容许苦闷冲淡自由的滋味。自由让他们头一回得以驾车离开马普托【莫桑比克首都】——那座在多年战乱中囚禁他们的城市。

事实上，直到不久前，空中航线还是进出马普托唯一的安全通道。只有那些痛苦不堪、神志不清的人，或者出于职业或家庭原因有迫切需求的人，才会冒险踏上叛军出没的公路。他们随时可能掉进陷阱，或是被活活烧死在车里，冷不防地吃枪子，被砍下脑袋。即便有士兵护送，也可能中招——丧命于政府军和“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简称“莫抵运”，成立于1976年初，初期为反政府武装组织。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莫抵运”长期与政府对抗，导致长达16年的内战。1994年转为合法政党】交火的乱枪之下。

阿尔贝托·塞雷加夫妇为人谨慎本分，在马普托城外也没有要紧事务，从来不敢冒险通过陆路旅行。正因如此，阿尔贝托想尽可能享受这段时光，不去留意那些在眼前铺开的死亡与毁灭景象。

“别管什么车了。今天是庆祝的日子，该去纳玛查【莫桑比克南部城市，距马普托约80公里】吃顿丰盛的午餐。我不想你难过。”他说道，试图让妻子振作起来。

“你说得对。但一切都太不一样了！”阿松桑挤出一个微笑，声音依旧带着哽咽。

“你是说，和另一场战争相比？”丈夫回应道，点头表示赞同，记忆中那些消磨殆尽的往事也随之重新浮现。

很久很久以前，在葡萄牙布拉干萨冰冷的土地上，阿尔贝托·塞雷加出生了。他是穷苦农民家的孩子，很早就明白如果长久地留在家乡，便会落得跟家里人一样：苍老，疲惫，身无长物，食不果腹。

阿尔贝托不同于和他条件差不多的大多数同龄人。那些人认命地接受了贫穷和没有回报的艰苦劳作，安于在周日当个酒鬼，沉溺于派对和集会，几乎每次都能碰上任其索取的年轻姑娘，在牲口圈或是草仓里交媾。只有极少数人无法在酒精和性爱里找到慰藉，无法抚平沮丧、痛苦和疲惫。于是，他们铤而走险，偷偷去往法国。

然而，年轻时阿尔贝托·塞雷加对法国不感兴趣，对其他欧洲国家亦是如此。许是厌倦了北方单调而严酷的寒冬，他渴望体验非洲大陆缤纷多彩的怡人环境。他执着于这一渴望，终于有一天，梦想成真了。

经过多次交流和通信后，二十五岁那年，承蒙一位家族老友的照拂，阿尔贝托终于来到莫桑比克岛【莫桑比克北部楠普拉省的一部分】。那位老友也是出来闯荡的，如今已成为一家杂货铺的阔老板，城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杂货铺。

阿尔贝托·塞雷加给这位精力充沛、体态丰盈的老板当了将近三年的店员，时时刻刻都守在柜台后面。他年轻又和善，受到众多女顾客的青睐。然而，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回馈那些美意，因为他必须麻利地接待每一位客人。晚上，在经历了十二个多小时的辛劳后，阿尔贝托筋疲力尽，昏昏欲睡。

唯有周日晚上，他才能换上“外出的行头”，去凉亭【广场或公园中用于举行音乐会的场所】附近逛一逛，看女孩们在艺术与工艺学院乐团演奏的乐声中旋转，展示她们周日的裙衫，向潜在的爱慕者抛出斜睨的媚眼。刚来莫桑比克岛的时候，这是阿尔贝托·塞雷加唯一的消遣。直到结识了一些年轻人，他才鼓起勇气，去“体育俱乐部”和“葡国俱乐部”参加舞会或茶会。在其中一场舞会上，他结识了那个腼腆的女孩，也就是如今已与他相伴三十年的妻子。

那时的阿松桑是个脆弱而内向的姑娘。她高挺的鼻子在瘦削的面庞上十分醒目，不可避免地掩去了天鹅绒般柔美的眼波与丰盈的唇线。因此，她在派对上总是坐在面色红润的母亲身边，看着其他姑娘在舞伴怀里欢快地旋转。

年轻的阿松桑无人问津。她不在场的时候，人们甚至都不用名字称呼她，只说“鞋匠的女儿”——她父亲是城里唯一的白人鞋匠。男孩们对她兴致缺缺，阿松桑也不再憧憬爱情美梦。她已经预料到孤单的命运——只是个旁观者，直到生命尽头。

然而，谁也无法洞悉自己的命运。在那场舞会上，阿尔贝托·塞雷加——从葡萄牙北部山区远道而来的人——决定了忧郁的阿松桑的未来。当他看见坐在母亲身旁的阿松桑时，奇迹般地捕捉到了女孩充满柔情的深邃眼眸，细腻的皮肤以及没涂口红却依旧性感的唇线。他看向阿松桑的目光无比炽热，以至于自己很快也被对方注意到了，从在俱乐部门口排队的一众男孩中脱颖而出，尽管这并非他所愿。刹那间，两人一见如故。她率先移开视线，一种夹杂着惊喜和恐惧的怪异感觉涌上心头。当乐团重新开始演奏时，年轻女孩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阿尔贝托·塞雷加在她面前略微屈身，邀她共舞。由于害怕美梦终将破灭，她下意识地几乎要拒绝邀请，偏过头去，拖延时间。母亲用手肘使劲拱了她一下，差点把她从椅子上推下去，接着又扶她机械地起身。若非如此，阿松桑会一直坐着不动。阿尔贝托·塞雷加始终镇定自若，等待女孩的回应，因为他感觉到对方也想和他跳舞。阿松桑刚起身，阿尔贝托就坚定地搂住她，动作小心翼翼，仿佛在守护一件珍贵而脆弱的宝物。年轻女孩惊恐地瘫倒在他怀里，这是阿松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男人灼热的渴望。

他们整晚都在跳舞。这让阿松桑面色红润的母亲打从心里感到高兴，也让带有恶意的旁人陷入惊愕之中。“看样子，鞋匠的女儿找到下半辈子的舞伴了。”人们调笑地议论道。然而，阿松桑和阿尔贝托看不见别人的身影，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仿佛过往的一切都是为了促成这次相遇。两人都有预感，这将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年轻姑娘算不上是个出色的舞者，却惊讶地发现自己能猜到舞伴的节奏，与之完美契合。自从那一晚起，两人就在心中互定终身。于是，几个月后，阿松桑顺理成章地答应了阿尔贝托·塞雷加的求婚。

要不是男孩意志坚定，恐怕早就放弃这桩婚事了。“你到底看上鞋匠那个大鼻子女儿什么了？”亲朋好友们刨根问底，其中就包括杂货铺的老板。还有些人，尤其是女人，会在他挽着未婚妻经过时毫不掩饰地笑出声来。他满脸陶醉，几乎带着敬仰的神情与未婚妻交谈，仿佛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女王。

实际上，阿松桑也觉得未婚夫的爱慕把她捧成了女王。她甚至开始透过对方的眼睛欣赏自己。这时，神奇的现象发生了：当那道隐秘的光芒照亮她的面庞时，高耸的鼻子似乎略微后缩，露出她温柔的眼神、细腻的褐色皮肤和丰满的朱唇。就连她走路的姿态都流露出优雅和从容，一如那些被爱滋养的女人。

“爱情创造奇迹。”人们目瞪口呆地感叹道。就是这群人先前嘲弄鞋匠的女儿，对她真正的样貌一无所知。爱情的确能创造奇迹。正是出于爱，阿尔贝托·塞雷加和阿松桑度过了三十余年的婚姻生活。

婚后不久，阿尔贝托攒下一笔本金，决定自立门户。他得知有位开杂货铺的葡萄牙老板因家庭缘故必须返回“宗主国”，愿意以合适的价格转让自己在奇乌雷【莫桑比克北部城镇，属于德尔加杜角省】的店铺。对于年轻夫妇而言，这是个绝妙的机会。就连阿尔贝托·塞雷加的老板——虽痛失一个值得信赖的伙计——也不反对，甚至还资助了一些钱财和货物。就这样，阿尔贝托·塞雷加和阿松桑成了杂货铺的主人，在丛林里一住就是好几年。他们之间保持着完美的和谐，和大自然还有当地的居民也相处融洽。夫妇俩生下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现在都已为人父，却仍旧怀念在奇乌雷度过的时光。

如今，政府和“莫抵运”签署了《全面和平协定》，内战结束。塞雷加夫妇首次踏上陆路旅行。他们记起的“另一场战争”就发生在奇乌雷。那时候，即便他们生活在德尔加杜角和楠普拉交界处的广袤丛林里，依旧过得很幸福。阿尔贝托不断发现阿松桑性格的新侧面，愈发觉得这姑娘就像是他生命中一份无价的馈赠。鞋匠和妻子不时来探望他们，尤其是在外孙出生后。两位老人时常因为女儿女婿对待“那些黑人”的亲切态度而恼火。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我告诉你们，有些黑人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阿松桑说。

“还朋友呢，就那些个卡菲尔人【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原住民的歧视性称呼，具有强烈的侮辱性】。你这孩子总是犯傻！”两位老人快要气炸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样令他们感到气愤的还有一件事：小夫妻俩卖东西从不缺斤少两。在一向以使用“鬼秤”为荣的店主中间，这种做法闻所未闻。

“我们绝对不会那样做！没必要去压榨那些已经被剥削得够惨的人。”阿松桑一副叛逆的姿态，斩钉截铁地说。

阿尔贝托·塞雷加从不参与这类争论，但从他和妻子默契对视的眼神中不难看出，他也认同这些“离经叛道”的想法。最终，两位老人不再出谋划策。毕竟，虽然小夫妻俩把“那些黑人”视为平等之人且在生意上童叟无欺，但是他们过得很富足，幸福得像一束闪耀的光。

有关“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简称“莫解阵”，1975年领导莫桑比克人民获得独立，1977年更名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是该国的执政党】和殖民政权开战的消息最初是从广播里传来的。广播模糊地提到了一群“恐怖分子”，声称他们将被迅速歼灭。那之后，夫妻俩在奇乌雷也开始察觉到了异动——发生在夜间。此外，他们还注意到，一些黑人的眼神和举止流露出一种羞怯的喜悦。

然而，异动的确凿证据来自一位白人女教师。她带着儿子从楠普拉去往波尔图-阿梅利亚（如今的彭巴【莫桑比克北部城市，德尔加杜角省的首府】）的途中，被一伙人拦下。他们毫不避讳地表明身份——“莫解阵”的部队，礼貌地请她出示身份证件，并仔细核查。而她则努力平复在全身流窜的恐惧。他们把证件还给她，其中一人微笑着问：“您是老师吗？”

她点头确认，感觉自己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请安心上路吧，也许有一天您会教导我们的接班人！”

“就只是这样？”阿松桑焦急地问。

“他们没有伤害你？”阿尔贝托·塞雷加难以置信地问。殖民电台的宣传仍在荼毒他的思想。

“一切就像我跟你们说的那样。”女教师回答道。她仍未从惊吓中完全回过神来，用颤抖的手握住阿松桑递给她的水杯。

塞雷加夫妇早就认识这位女教师了。她是寡妇，在楠普拉城里教书，家人住在波尔图-阿梅利亚。在两个城市间往返时，她习惯到塞雷加的店里吃个便饭，稍作休息。但这次，她一口都吃不下。就连她儿子——一向胃口很好的十四岁小伙子——也没能吃完阿松桑准备的饭菜。

这件事过后，阿尔贝托·塞雷加和妻子意识到战争真的存在，那是一场奇特的战争，与广播和报纸宣传的情况大相径庭。所谓的“恐怖分子”会对路上遇见的白人微笑，让他们平安上路。如果遇到教师，“恐怖分子”还会请教师们教导自己的“接班人”。

或许是因为这一发现，又或许是因为当地民众始终对他们十分友好，塞雷加夫妇决定留下来，继续经营店铺，享受当地让他们早已心生眷恋的壮丽风光。他们不愿再冒险去别处重新开始生活，花掉多年工作攒下的积蓄。

“我们不走。这里没人会伤害我们！”阿尔贝托·塞雷加说。妻子全然赞同。

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动摇了，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听从了“莫解阵”游击队员的劝告。

游击队员们到达的时候是晚上，夫妻二人和孩子们都已睡下。孩子们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才察觉昨夜的变故。三名男子轻轻敲门，低声喊出屋主的姓名。

阿尔贝托·塞雷加和妻子同时起身，克服了最初的迟疑，打开了房门。眼前出现三位年轻人。打过招呼后，他们表明自己是“莫解阵”的士兵。不同于殖民媒体宣传的那样，他们表现得十分得体。阿尔贝托·塞雷加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并不令他感到恐惧，于是邀请他们进门，与自己和妻子在餐桌旁落座。

煤油灯的光晕下，阿松桑仔细端详着几位游击队员，惊讶于他们不仅和善，还颇为英俊。尤其是那个领头的青年，身材修长，一双杏眼流露出温柔而梦幻的神情，与他浑身上下散发出的坚毅气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率先开口，用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简明清晰地说出“莫解阵”的目标——将莫桑比克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

“我们来是为了通知您，很快我们就会攻占这片地区。很遗憾，您和您的家人必须离开。”他专门对着屋主说道。

“我能先问一下吗？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杂货铺老板问。

“我们对您和您的妻儿了如指掌。您尊重这里的居民，不剥削他们，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你们不是种族主义者，所以我们才来通知您尽快撤离。不希望你们遭遇任何不测。”游击队员解释道。

“既然你说这里的人都喜欢我们，又能有什么危险呢？”

“先生，您还是没明白。等我们占领这片区域后，会来找你们麻烦的不是这里的居民，除了那几个总会出现的投机分子。殖民政府才是问题。”

“怎么会呢？我不太懂。”阿尔贝托·塞雷加问。

“我也不懂。”阿松桑说。

“你们难道没意识到吗？殖民政府永远都不会理解为什么你们愿意留在‘莫解阵’的统治区。你们留下来会遭到轰炸、迫害，甚至会被当成叛徒抓起来。一切都会变得相当困难。”

“可是……我们全部的人生都在这里啊。”阿尔贝托·塞雷加犹豫地说。

“那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即便没有遇害或被捕，你们准备好在我们取得独立前的许多年里和亲友们分离吗？”

夫妻俩沉默了。他们对视良久，努力消化这一突如其来的现实。

游击队长用激动到哽咽的声音继续说：“我们知道离开这里对二位来说实属不易。但正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才劝你们离开。可以带走所有财产，钱财、货物、家具，什么都行。如果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搭把手。你们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可是……这太突然了。”阿松桑说，试图为留下来找最后一个理由。

“我们在打仗，夫人。很遗憾，不得不殃及像你们这样受人爱戴的人。这里的居民会想念你们的。”游击队长说。他沉默了片刻，继续说：“我们知道二位在莫桑比克岛有亲人。在有更好的出路之前，你们想去那里吗？”

“是啊。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一周的时间够你们离开吗？”

“够。”阿尔贝托·塞雷加机械地回答。

“你们难以想象我们有多不愿意来打扰二位的生活。我们无意与你们为敌，只是想解放我们的土地。希望你们能理解。”

“我们明白了。”阿尔贝托·塞雷加和阿松桑异口同声地说。两人惊讶地对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能够理解游击队员们给出的理由，尽管那与他们的想法相悖。

在那个难忘的夜晚过去八天后，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抵达了莫桑比克岛。正如游击队员所保证的那样，他们带上了全部家当。后来他们听说，在全家人离开奇乌雷的第二周，“莫解阵”占领了那一地区，随后那里多次遭到殖民军队的持续性轰炸。

在莫桑比克岛上，夫妻二人对战争闭口不谈，就像之前在奇乌雷时那样，因为知道那些和他们有来往的人是不会理解的，那些人早已被殖民宣传异化了。

莫桑比克独立那年，他们已经搬到洛伦索-马贵斯（如今的马普托），为了让孩子们继续学业。和大多数逃回祖国或是前往南非的葡萄牙人不同，塞雷加夫妇决定留在莫桑比克工作，甘于忍受接下来的内战所带来的种种困苦——那是由罗得西亚【如今的津巴布韦，资助“莫抵运”在莫桑比克发动内战】、种族隔离制度和“莫抵运”强加给这个年轻国家的。

刚结束的这场由“莫抵运”引发的战争导致他们被困马普托多年，成了城市的囚徒。城外，道路危险重重，死亡随时可能以最残暴的方式降临在无辜民众的身上。

如今，在《全面和平协议》签署几个月后，他们终于第一次鼓起勇气，通过陆路前往纳玛查的边境村镇。面对无数残暴和毁灭的景象，夫妻俩不禁回忆起那另一场战争。在那个遥远的夜晚，一名“莫解阵”的游击队员神态坚定，眼里满是憧憬，在煤油灯的光晕下动情地对他们说：“我们知道离开这里对二位来说实属不易。但正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才劝你们离开。可以带走所有财产，钱财、货物、家具，什么都行。如果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搭把手。你们不能再留在这里了。”作为定居在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塞雷加夫妇最终理解了游击队员想保护他们免受葡萄牙殖民军队迫害的理由。他们听从劝说，一周后带着全副家当平安无恙地抵达了莫桑比克岛。

此时，丈夫和妻子无需言语，已对彼此回忆里的画面了然于心。旅程将尽，阿尔贝托·塞雷加发出感慨，更像是自言自语：

“那是另一场战争！”

“那是另一场战争。”阿松桑喃喃低语，犹如回音。

END

作者简介

莉利亚·蒙佩雷（Lília Momplé，1935—），莫桑比克知名作家，毕业于葡萄牙里斯本社会服务高等学院，1995年至2001年间担任莫桑比克作家协会秘书长，曾多次代表莫桑比克作家群体出席国际会议。蒙佩雷的文学创作深受葡萄牙著名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和重要作家埃萨·德·盖洛斯的影响。1995年，蒙佩雷出版首部长篇小说《邻居》，1997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绿蛇之眼》（Os Olhos da Cobra Verde，莫桑比克作家协会出版社）。莉利亚·蒙佩雷的小说侧重于探讨种族、阶级、性别等问题，与莫桑比克历史及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5期，策划及责任编辑：马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