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又喝大了。二十杯长岛冰茶，可真是好酒。喝的时候，什么都迷迷糊糊，几天以后清醒过来，还是迷迷糊糊。不过当时的我觉得舒坦极了，还和旁边的人聊了起来。

那人告诉我，他小时候就移居去了以色列，现在时常会回来看看。我突然想起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便前言不搭后语地给他讲了起来。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八十年代末。人人皆知苏联就要垮了，可未来会是什么样，却无人知晓。真正的闪米特人【指阿拉伯人、 犹太人和马耳他人】和冒牌的闪米特人都在忙着移民。政府大概觉得，犹太人除了脑子什么都不需要带，于是限制携带任何能到那边售卖的物品出境。外币换来的是蹲监狱，所以要移民的人都想法子带些东西走，以便刚到的时候能换点必需品。这在今天听来可笑得很，但在当时可一点都不好笑。许多人离开时被迫舍弃了积累大半生的财产与声名。不过在与“上帝的选民”的斗争中，政府的狡猾总是输给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天赋异禀。他们总能想出各种办法，把所有想要的都偷偷带出去。其中最末流的，是把黑鱼子酱藏在行李箱中偷带出关。当时海关规定，每人只准带两罐鱼子酱（大概的数目。不过这也不重要），现今用来销毁食品的那种焚化炉那时还没问世，因此一旦超额就直接没收。

那些没收的“犹太人的鱼子酱”大概最后都被海关人员给卖了。我父亲的一个熟人，被抓到的时候坚决不肯上交。他看着带肩章的强盗们，心里快速计算了一下他们的利润，果断打开那些蓝色罐头，当场吃了个干净。在飞机上他难受得很，不过还是把鱼子酱带回了祖国——以不宜出售的形态。他的事在圈子里传开了，大家带鱼子酱的时候都谨慎了很多。不过还是有一个小伙子把多出来的鱼子酱卷在衣服里试图带走，被发现了。英勇的同志们找到了五盒偷带的鱼子酱，正准备按顺序销毁这些违禁食品。痛苦的走私者并不打算用自己的健康冒险，他开始请求他们允许自己多带一些鱼子酱，因为他到了那边根本不知道靠什么养活自己。他很诚恳地请求着。海关人员则回答他说，犹太人即便变成乞丐也是活该。他恳求得越发卑微，而海关人员沉浸在掌权者的幸福感中，丝毫没有心软。

最终，弱者屈服了。他忧伤地看着这些祖国的象征，作最后的告别：“拿走吧，小心别噎着。”

“快滚蛋，”鱼子酱狂热分子说道，“我还要去检查你所有的罐头，行李箱和信箱也都要查。得看看你的信都是写给谁的，这也不是件小事！”

两天之后，海关人员被打断了鼻梁，还掉了两颗牙。那个不幸的移民在彼得堡的混混堆儿里可是相当有名，他跟鱼厂商量好，特制了一批限量版的黑鱼子酱。铁皮罐一切正常，里面装的却是“进口”茄子酱。海关人员并没有打开罐头，而是和往常一样直接卖给了那些小贩。这个玩笑他们一直都没想明白。

当时那小伙子还偷带了一些宝石，在鱼子酱风波之后反倒没有被细查。

旁边那人听了我的故事后哈哈大笑，随后脸色又黯淡了下来。他问我想不想听听他的故事，一个关于移民和信件的故事，没那么有趣，却是真实发生过的。我记得，他是这么开头的……

你们大概不知道，在七十年代，人们若是离开，便是永远地走了。

这个说法，如今听来有点吓人，又有点怪异。永远地走了。想象一下，你决定了要去美国念书，和往常一样跑到奶奶家，和她聊起大洋彼岸科学研究的种种优势和前沿经验，而她的脸却没了血色。她就那么看着你，好像是要一次把你看个够，而她也一下子就老了。她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永远。而你也突然感受到了空虚和寒冷。难以忍受的空虚。难以忍受的寒冷。

你抬头看看身边的家人、朋友，就能明白了。哪怕是监狱都允许探视，而且大部分人还能熬到出狱回家的那一天。可那些从苏联移民走的人，既没有权利回家，也毫无指望。因此当时人们都竭力争取一家人一同离开。

而在这种冷酷的体制下，悲剧自然是无法避免的。

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决定留下来。她的儿子米沙和儿媳塔尼娅则决定离开。没人想要去征求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十五岁的廖涅奇卡的意见——既然是有更好的去处，怎么能让孩子来做这种选择呢。

他会受不了的。

奶奶留下来，是为了爷爷科里亚。她很爱他，而他并不想离开。他把米沙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抚养长大，就算他没被同化成犹太人，也多次因为旁人称他的新家人为“犹太佬”而大动肝火。

科里亚爷爷并不是个死心塌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米沙和塔尼娅的离开，他也并不气愤，只是十分难过。他自己还有两个孩子，不过通常来说，如果一个男人用自己全部的精神世界爱着一个女人，那么也会全副身心、毫无保留地去爱这个女人的孩子，甚至比对不爱的女人所生的亲生子女还要爱得多一些。至于廖涅奇卡，就更是与他的亲孙子无异。

当周围人开始陆续离开的时候，科里亚爷爷想起当年在战场上遭遇的一次炮击。全排只剩下他一个人，每一颗炮弹飞过，他都祈祷这是最后一颗。每次米沙和塔尼娅去看他的时候，他都特别害怕，怕他们突然说“我们也要走了”。因为害怕，他甚至几次称病不让他们来。不过炮弹躲得过，命运却是躲不过的。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哭了，除了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她的眼泪流在心里，谁也看不见。

其他人还在拼命地安慰自己，绝望地欺骗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总有法子再相见。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能直视真相的瞳孔。他们就这么一直看到最后一刻，不会轻易移开自己的目光。

米沙，塔尼娅和廖涅奇卡走了。科里亚爷爷久久地望着飞机的轨迹，好像期待他们还会掉头回来。廖涅奇卡也一直看着舷窗，他跟父母说，以后要叫他廖尼亚【“廖尼亚”和“廖涅奇卡”都是“阿列克谢”的爱称，“廖涅奇卡”多用于称呼孩子，“廖尼亚” 是成人用的小名】了。

他们开始用书信联系。当时政府为了切断人们之间的联系，采取了各种措施，甚至打跨国电话都成了一个大麻烦。家里的电话是打不到特拉维夫的。

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说打电话都是个难题，更何况是两位老人呢。因此只能写信了。这些信时长时短，时冷时暖，时频时疏。有多少人的一生就分隔在这些纸页的两边，它们从一个终身监禁的犯人手中辗转到了另一个犯人的手上。

心里的眼泪是世上最烈的毒药。三年之后，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病倒了。黄昏的夕阳总是落得格外快。恰好这时候米沙摔断了胳膊，只能用打字机打出信件。

他每次都在信里道歉：因为在郊外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偶尔回家，所以总是没法打电话过去。这个时候的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已经没有力气自己读信了，更多时候是以色列情报官科里亚爷爷读给她听。索菲娅奶奶把信都收在床头柜里，有时候抱着这些信睡去。她去世的时候，枯瘦的手里还攥着这些信。

科里亚爷爷那个时候还能去电话站打电话。廖涅奇卡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他说不出口。

他的爸爸并非摔断了胳膊，而是在六个月之前，不小心掉进一月冰冷的海里淹死了。正巧那时奶奶突然病了，谁也不忍心把真相告诉她。廖涅奇卡得知奶奶恐怕时日无多，便和妈妈商量着，一起编了骨折和郊外工作的故事。当然，他们也没有把真相告诉科里亚爷爷。于是从那时开始，廖涅奇卡一边以自己的名义写信，一边以父亲的口吻打印出信来寄给奶奶。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去世几周之后，她的最后一封信才辗转寄到。

邮局有时也是这般无情。

信是写给廖涅奇卡的。寄到的时候他已经进了部队。信中只有四句话，字迹歪歪扭扭，虚飘无力。

“我亲爱的廖涅奇卡，谢谢你替父亲写的信。我以前总是跟米沙说，叫他好好教你语文，不要总是出错。不要忘了爷爷。他是那么爱你们。奶奶。”

廖涅奇卡哭了。在心里。这之后，无休无止的阿以战争开始了，他们却再也没有哭过。

科里亚爷爷终于还是等到了他的廖涅奇卡。整整十五年。他俩终于服满了刑期。

廖涅奇卡为这个沉重的故事向我道了歉，而后不知怎么就不见了。大概是我喝的长岛冰茶太烈了些。

我当时就想着，不要回到苏联时代。永远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