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 | 古典传统与文明国家
古典传统与文明国家
——读卡尔·理查德《古典传统在美国》[1]
美利坚国家的历史不足三百年，美利坚文明的历史却纵贯三千年。美利坚国家既是政治国家，也是文明国家。
在西方文明大传统中，北美的“发现”和殖民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对基督教传统来说，如果说欧洲宗教改革以及之后的清教革命意味着基督教内部自我蜕变、走出中世纪的艰苦努力，那么北美大陆则为新生力量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沃土。在北美，新生的基督教传统与近代启蒙精神以及文艺复兴所倡导的古典主义找到了共存共生的可能。
从“五月花”号到北美独立战争，西方文明大传统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得以浴火重生，大西洋非但未将西方文明自身的连续性斩为两截，反而使其得以返本开新，获得新生的强大动能。
从民情经验到政体架构，美利坚国家以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经验为基础，集欧洲三千年政治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之大成：古希腊哲学、罗马政治理论、基督教神学、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被创造性地转化为美利坚国家的立国实践。美利坚国家最重要的立国文献《联邦论》（《联邦党人文集》）称得上一部融汇西方古今政治史（经验）和政治思想史（理论）于一炉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其中85篇政论中有10篇直接讨论古今缔造政治秩序的正、反经验。
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基督教神正论、近代契约国家论，都在美利坚的缔造过程中得到系统总结和反思：公民德行、立法者的技艺、“新罗马”、“新以色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自然法和自然神祗、山巅之城、特选民……文明与国家相互支撑，西方文明在美利坚国家这一政治“母体”上找到了现实依托，美利坚国家的缔造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诞生，更是一个文明的新生，美利坚人也以西方文明的代言者自期自居，美国也成为一个典型的文明国家。
美利坚国家与西方文明
一
《古典传统在美国》
“复旦通识丛书”将其纳入“译介系列”第一种，不仅在于该书论题直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乃至西方文明，在更深层次上，该书可以作为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借镜”，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政治等时代性议题有着深切的启迪意义。
研究古典传统在美国的创造性转化，本书作者理查德可谓贡献良多。除了本书之外，作者在该领域的其它著述包括：《立国者与古典：希腊、罗马与美利坚启蒙》（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 Greece, Rome, and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1995）、《改变世界的十二位希腊罗马人》（The Twelve Greeks and Romans Who Changed the World，2003）、《为美国精神而战：美利坚国家思想简史》（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A Brief History of a Nation’s Thought，2006）、《希腊罗马天才：古代人如何启发了国父们》（Greeks & Romans Bearing Gifts: How Ancients Inspired the Founding Fathers, 2009）、《为什么我们都是罗马人：罗马对西方世界的贡献》（Why We’re All Romans: the Roman Contribution to the Western World，2011）以及晚近推出的《立国者与圣经》（The Founders and the Bible，2017）等等。
《古典传统在美国》原书主标题《古典在美国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the Classics in America），这里的“黄金时代”是针对迈耶·莱因霍尔德（Meyer Reinhold）《古典美利坚：合众国的希腊罗马传统》（Classica Americana: The Greek and Roman Heri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02）一书的，莱因霍尔德借用古典历史观，认为美国立国一代称得上古典传统在美国的“黄金时代”，而之后至南北战争前夕，古典传统呈现衰落之势，可称之为“白银时代”。
这一衰落论的历史时间观背后的“潜台词”便是：美国人与西方古典传统渐行渐远，立国一代用“笔杆子”代替“枪杆子”，通过源自古典传统的立法科学和立法技艺消除分歧，缔造国家，通过大妥协在美利坚人内部确立和平与秩序。然而立国之后不到百年，围绕奴隶制的存废、地区分野、党派立场，南北两大集团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战争撕裂了美国，南部沦为废墟，大量生命和财产化为灰烬。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
《古典传统在美国》在充分掌握时人言论的基础上，对古典传统在上述诸问题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讨论。
二
古典知识的传承首先得益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遍布美国各地的文法学校、文理学院以及高等院校，其模式从欧洲移植而来，并在北美得到了巩固和延续。
殖民地时期的文法学校一度坚持认为“文法”只能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法，直至独立战争后，他们才开始学习英语。1823年由约瑟夫·考斯韦尔（Joseph Cogswell）和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创办的马萨诸塞北安普顿圆山学校，以高强度的古典语言训练和高标准的古典文学课程享有盛誉。在古典教育方面享有盛名的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在佐治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寄宿制学校，古典学课程被作为学生们的必修课。许多新成立的女子学院也对学生进行古典语言训练。
据统计，1810-1870年间，美国半数以上的女子学院教授古典语言。19世纪50年代，以费城为代表的一些北方城市学校开始向黑人学生提供古典文学教育。在巴尔的摩，专门为黑人青年开办的威廉·沃特金斯学院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训练。
从殖民地时期到南北战争前夕，美国高等院校入学标准中有明确的对申请者的古典学术方面的要求，这一时期新成立的173所高校几乎都要求新生熟练掌握多门古典语言。在高等院校的课程体系中，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成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必修课，东部的诸如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卫斯理、哥伦比亚，西部的诸如阿勒根尼学院、俄亥俄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汉诺威学院、普渡大学，古典学课程在校园里享有绝对的学术上的权威，而选择非古典文学的学生往往被视为智力不足或者没啥出息。
古典教育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备受推崇，在客观上推动了古典文法书籍、读本、作品集的出版以及古典语言词典的编纂。至此，从学科建制、课程设置再到教学方法，美国初步具备了属于自己的古典教育，古典传统被真正嵌入美国的教育系统，年轻一代得以体认到古人的德行，古典精神的高贵，摆脱自身的偏见以及盲目的自负。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商业主义以及因之而起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不断增强，学院里的古典教育开始遭遇质疑，其在学科建制中的地位也遭到冲击，具体表现为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课程开始遭到挤压，有人提议压缩古典教育的份额，代之以更为实用的课程，另有人建议将原来属于必修范围的古典课程改为选修。提议者的理由倒不一定是反对古典教育本身，他们更多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古典教育占据那么多比重是否值得。
1828年，一篇题为“古典研究”、署名“一位现代人”的文章正是上述倾向的集中体现，文章作者这样写道：
1830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和哲学教授亨利·维撒克（Henry Vethake）认为，知识进步如此迅速，大多数古代知识均已进入现代语言，在大学短短的几年里，年轻人更希望尽快掌握更多有用的知识技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对他们的需求，要求年轻人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古典语言，看不出有多少价值，况且，通识性的古典教育难以帮助学生适应社会对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
平心而论，上述主张与其说是对古典教育攻击，还不如说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教养教育与技能教育之间日趋凸显的矛盾使然。
对古典教育的质疑不仅来自学院内部，美国政界也开始有动作。1827年，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牵头，要求耶鲁大学废除入学资格中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要求，代之以现代语言考核。
耶鲁大学（内景）
对此，耶鲁大学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本校课程结构改革进行可行性研究。第二年，由耶鲁大学校长、数学及自然哲学教授杰里米·戴伊（Jeremiah Day）和古典学教授埃米斯·金斯利（Ames Luce Kingsley）共同执笔的《耶鲁报告》（Yale Report）发布，报告以质问的口吻写道：
该报告最后结论指出，古典教育是保证耶鲁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放弃入学资格方面的要求，将使耶鲁的教育质量大打折扣，而耶鲁非但不会做出让步，反而会进一步强化，“这些入学条款还可以适当地逐步提高，最终将大学规章当前所规定的内容之外的更多要求作为入学条件，尤其是在古典文学领域”。[5]
《耶鲁报告》是19世纪前半叶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文件，它在客观上确保了古典教育在美国高等院校的重要地位。
《耶鲁报告》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哈佛大学大幅提高了新生招生考核中的古典文学内容，哈佛大学校长约舒亚·昆西（Josiah Quincy）认为，古典文学为学生们提供了某种普遍而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将来从事任何领域的工作都将会游刃有余。
西储学院（Western Reserve）和伊利诺伊学院（Illinois College）都宣称自己是“西部的耶鲁”，并以耶鲁的教育理念为办学典范。号称威斯康星州边陲地区第一序列的贝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甚至充满自豪地宣称自己拥有一套“完全按照耶鲁计划拟定”的古典学课程体系。杰里迈亚·戴伊的儿子是加利福尼亚学院的理事，为了确保古典语言在学院教学中的地位，他取消了该学院对西班牙语的要求，同时降低了对法语的要求。[6]
三
古典教学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溢出”为人们的精神共识，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尊重和推崇。从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大家族、社会名流，到广大中产阶级，古典教养成为人们寻求自我提升的重要资源。
著名的亚当斯家族就是古典文学传承的典范，约翰·亚当斯在自己的大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这样写道：
像他拥有如此丰富知识的年轻人很少见。他已经翻译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苏埃托尼乌斯的著作、萨路斯特的全部作品、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以及《编年史》中的好几卷、贺拉斯的大部分诗作、奥维德的部分作品、恺撒的部分战纪等等，此外还有西塞罗演讲辞数种……他在希腊语方面的长进非比寻常。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卢奇安的《对话录》、色诺芬的《赫拉克勒斯》等也有所涉猎，近来又阅读了荷马的《伊利亚特》数卷。[7]
1809年，在赴任美国驻俄罗斯首任公使途中，约翰·昆西·亚当斯随身携带的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曾写道，柏拉图《克里同篇》为“崇高的德行”做了注脚。关于《苏格拉底申辩篇》，亚当斯这样写道：“苏格拉底温和的言谈举止、对原则始终不渝的坚持、他的嬉笑怒骂、他意气风发而纯洁的学说，全都透着一股神性。”
在1819年就任美国国务卿前夕，约翰·昆西·亚当斯购买了西塞罗与塔西佗的作品。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于我而言，每天抽两小时来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实在是太奢侈了，但若手头没有西塞罗或塔西佗的书，无异于砍掉了我的一条臂膀。”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眼里，维吉尔的《农事诗》称得上“人类思想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篇章”，他的作品可谓超凡脱俗，其中的某些段落始终是“2000年来一份别样的愉悦”，能“使人始终沐浴着和谐氛围，感受到心灵的美好”。[8]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
此外，诸如政坛要人约翰·卡尔霍恩、亨利·克莱，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等等，在他们眼里，古典文教完全可以作为反思当下的“借镜”。
随着古典文教的普及，古典知识的广泛传播，政治家的公开演说中往往渗透着古典传统的意像。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与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遥相呼应，内战期间的美利坚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的巨变形成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共振”。
从修昔底德柏拉图以降直至美利坚立国者，雅典民主屡遭诟病，该体制往往被等同于暴民统治，被认为是导致雅典帝国覆灭的罪魁。但在杰克逊时代，雅典式民主开始受到推崇，甚至有人将其与美国式民主联系起来，认为民主政府是激发所有人才干、孕育宏图伟业的基石，雅典社会开放包容、平等待人，帝国事业虽然中途折戟沉沙，雅典民主却是生机活力的典范，雅典因此一度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人的脑海里，如果说希腊是自由的沃土，那么罗马则是秩序的典范，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是以一部充满德行和荣耀的历史，共和国成为英雄们展示其男子气概的舞台。乔治·华盛顿被称为“美国的辛辛纳图斯”，约翰·卡尔霍恩被人们比作西塞罗、加图、狄摩西尼……
内战前夕，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联邦，卡尔霍恩在罗马史家波利比阿混合政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国版的混合政体主张，借以防止北方多数派的“暴政”，保护南方少数派的权利。他将早期罗马共和国作为混合政体的最杰出范例，赞扬贵族与平民的妥协消弭了撤离运动可能导致的共和国的分裂：
罗马平民的撤离运动与当时南方威胁退出联邦有着惊人的相似，为此，卡尔霍恩建议美国模仿罗马共和国设立两名执政官的做法，通过普选产生两名民众领袖即总统。
四
通过古典文教涵养现代公民，在内战前的美国人看来，古典传统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是现代社会维护其健康肌体免受腐蚀所不可或缺的“解毒剂”，传统与现代，在美利坚人那里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平衡，相得益彰。
对传统保持敬畏，对现代保持审慎，他们既务实，又充满理想，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
从古典传统到基督教，美利坚民族在赓续传统的同时，从不固守传统，而是力图超越传统，而超越的前提在于对古典文教的持守和创造性转化。
在立国之初至内战前夕几代美利坚人眼里，作为文明国家的美利坚国家的事业既是“美利坚人的”事业，更是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新篇章，“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扩张式的共和国，它曾经是雅典人和罗马人的事业，这一政治和文化使命如今顺理成章地落在美利坚人的肩上，必将以全新的精神气质呈现在世人面前。
“五月花号”（The May Flower）
将基督教的虔敬与古典共和主义结合起来，在美利坚人的心目中，美国就是基督教版的斯巴达，基督教化的雅典，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联邦，共和原则与基督教信仰同样不可或缺，摆脱古代共和国的盛衰循环，需要将二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而在大卫·梭罗和沃尔特·惠特曼等人看来，美国称得上古典文明的唯一传承者，他们在演绎一个更大的希腊，古代希腊世界，城邦之间虎视眈眈，人人自危，美利坚人通过宪法创制实现了内部的和平秩序。美国人比欧洲人更接近古人，许多在欧洲业已被抛弃的传统，在美利坚人那里得到传承和发扬。
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文明国家，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自己丰厚却千疮百孔的古典传统？我们该通过怎样切实可行的途径赓续中华文明的古典传统？或许正是我们引介《古典传统在美国》一书的命意所在吧！
（编辑：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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