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之后，克劳塞维茨在美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复兴，似乎获得了大师级思想家的地位。《战争论》使许多理论家认识到美国在东南亚惨败的原因，也认识到了未来获胜的条件，但在最近，克劳塞维茨几乎丧失了合法性。[5]

它是唯一一场发生在西欧国家的全面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唯一一场由各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它们经常相互竞争和敌视——所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元革命……[10]

我们发现彭[德怀将军]的司令部，虽然隐藏在这种山沟里，可是军事书籍——包括苏俄的、德国的和我们陆军大学及各军种兵科学校的，一应俱全。[16]

克劳塞维茨的持续盛行很难说不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对他的信奉。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到2030年或更早，中国的国防开支就会超过美国——这种状况会发生变化吗？

那么，如果没有克劳塞维茨，还会有谁呢？同时代有许多作家，但他们都无法摆脱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至于他的前辈们，只有两个人能达到标准：孙子和修昔底德。一个是中国人，另一个又是白人男性。（科克尔，《21世纪战争论》，前揭，页208）

军事斗争本身并不是“政治借其他手段的延续”，克劳塞维茨的这句名言常常为人们不适当地引用。战争拥有自身的战略、战术以及其他规则和立场，但是，所有这一切均假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政治决断已经做出。（施米特，《政治的概念》，页42 - 43）

我们认为，政治是对国内行政的一切利益的集中和调整，同时也集中和调整人们生活的一切利益以及哲学上提起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无非是上述一切利益的代表者（对另一个国家而言）。

政治有时走向错误的方向，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个我们这里不谈。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兵法都不能认为是政治的教师，我们在这里只能把政治看成是全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

说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开始而中断，这种情形只有在战争纯粹由于敌忾心而成为决死的斗争的条件下才可以想象。如上所述，实际的战争不外乎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服从军事观点，这是荒谬的，因为政治产生战争。政治是理智，而战争仅是工具，绝不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服从政治观点。

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联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了，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30]

起初世人分散居住，没有城邦。于是，世人就被野兽给灭了，因为，世人在所有方面都比野兽孱弱。对于世人填饱肚子，艺匠技艺倒是足够，但要与动物斗，[这技艺]就贫乏喽——毕竟，世人还没有治邦的技艺嘛，战争术就是其中一部分。于是，人寻求聚居，靠建立城邦来保存自己。可是，一旦聚居在一起，他们又相互行不义，因为没有治邦技艺嘛，结果他们又散掉，逐渐灭了。（《普罗塔戈拉》322b1 – b9）[31]

欧洲对悲惨的三十年战争记忆犹新。人们说，宗教战争是最残酷的。不错，这种战争非常残酷，但仍不如因破坏宗教联系而爆发的战争残酷，因为，这种破坏将使人类重新回到原始状态，即回到战争连年不断的状态。[34]

在这个共和国内部，各个不同的民族几乎都达到了同等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权力的平衡将会继续波动，我们自己与邻国的兴旺发展，都会有升有降；但是，这些局部的事件不能从根本上损伤我们的幸福、艺术、法律和风俗的总的标准。[38]

一个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产生于一个政治状态，而且只能是由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个政治行为。（《战争论》卷一，页44 - 45）

公共事业的技艺，如修筑城堡、制造兵器与其他战争武器的技艺，由于有助于国防与战争胜利，所以便是权势。虽然产生这一切的母亲是一种学术——数学，但由于它们要通过艺人之手才见之于世，世人把接生婆当成产妇了，所以便认为这一切都是由艺人产生的。[40]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者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战争论》卷一，页25）

现代游击队员用冲锋枪、手榴弹、塑胶炸弹——说不定不久还要用战术原子弹——作战。他们已经摩托化，并通过秘密电台和雷达接通一个通讯网，通过飞机从空中得到武器和食品补给。（施米特，《游击队理论》，页213）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技术优势，21世纪美国的敌人都会有许多选择。政治限制、摩擦和战争迷雾不是历史的假象，而是战争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状况。[若有人以为]技术能把这些状况从战场上一扫而光，因而就能在世界上自由翱翔，那只是一种假设罢了。

其实，2500年的历史证明，模棱两可、失算、无能，更重要的是机遇，将始终控制着战争的进行。最终是决心、士气、作战技巧和领导艺术这些无法计算的东西而远不是技术，将决定谁赢谁输。[44]

他[普罗米修斯]偷偷进到雅典娜和赫斐斯托斯的共同居所——他们在那里热心搞技艺，偷走赫斐斯托斯的用火技艺和雅典娜的另一种技艺，然后送给世人。由此，世人才有了活命的好法子。（《普罗塔戈拉》321d9 – 322a1）

到了17世纪，欧洲军队已经达到了新的精确程度，同时也更难以改变，但是欧洲在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管理方面，其技术和组织改良并没有永久停顿。相反，技术和组织革新还在不断推进，使欧洲人得以越来越明显地超越地球上的其他民族。[46]

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7万人的军队，并不断补给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页97 - 98）

1800年之前，欧洲的所有军队都极为频繁地将骑兵分配到各个师当中。计划展开合同进攻的军队，在师级层面会将师里的步兵集群作为枢轴，让师属炮兵和骑兵围绕步兵运转。[53]

克劳塞维茨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出生在一个革命时代，无论好坏，这一时代都有可能会改变整个欧洲社会的政治结构。（霍华德，《牛津通识课》，页5）

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因为它的本性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有所变化），而且就其全部现象来看，在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方面，它还是一个奇特的三位一体，即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战争要素固有的暴力性，包括仇恨和敌视，这些可看作是盲目的本能；二是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游戏，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是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从属本性，使战争归于纯粹的理智。（《战争论》卷一，页49 - 50）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主要与人民有关，第二个主要与统帅及其军队有关，第三个主要与政府有关。在战争中应迸发的激情此前就已经应该存在于人民之中；在偶然性的盖然性王国里，勇气和才干的活动范围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政治目的则只是政府的事。（《战争论》卷一，页50）

在15周不到的时间里，拿破仑有力地完成了下列事务：他结束法国革命，送走西哀士教士；他颁行法国新宪法，为法国财政打下坚实基础；他钳制反对派媒体言论，开始了结乡间盗匪与旷日持久的旺代战争；他设立元老院、保民院、立法院、参政院，不拘以往政治关系任命人才为官；他拒绝波旁王朝，向英奥求和（遭拒）；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全民公决（哪怕我们考虑造假的因素），重组法国地方政府，并开办法兰西银行。[55]

随着实施普通兵役制，所有战争从理念上看都变成了人民战争（Volkskriege），从而很快便产生出种种古典战争法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情况。（施米特，《游击队理论》，页151）

第一次军事革命用大规模的常备军代替了封建军队的主体；第二次军事革命则用发挥了整个国家活力的更大规模的常备军替代了前者。革命军队在1794年的数量为70万，无法像马丁内（Martinet）所坚持的那样进行系统训练。相反，军队仰赖于政治教条，希望能够激起士兵们的政治觉悟，并说服他们自己，身为新共和国的公民，战争胜败与自己利害攸关，以此来替代训练的缺失。（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页161）

1787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以“我们人民”作为其宪法草案的开篇词，并非随意为之：正是武装了的人民，而非拿薪饷的职业军人或雇佣兵在独立战争中站出来反对英国人。美国的革命者们缺少资金和组织，无力为军队支付薪饷，只能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征召军队，而非率领他们围着死板而缓慢的职业军队绕圈子。在开放的市场和政治之外，开放的秩序现在又带来了有人民的力量参与其中的开放的战争。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开始了。[56]

在战争艺术中存在一些重要事物，如同大厦的根基。这就是政府用以教育公民、士兵和将帅的永恒手段。在这方面，希腊人和罗马人要优于我们。他们民兵组织的优越、纪律的严明、青年的尚武教育、赏罚的方式，这些内容之间的重要关联决定了他们的军事结构与政治宪法之间的确切关系。[60]

1793年，雅各宾党人根据民族[国家] - 革命正当性审判了法国的王朝 - 世袭正统君主。自那时算起仅仅十年后，也即1804年，一个新的、此间与最为古老的正统世袭王朝联姻的波拿巴家族就横空出世了。通过国际法条约、结盟和联姻，它获得了整个欧洲的承认。（施米特，《评论与提示》，页12）

在大革命中，残酷的征兵制变得极其完善，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它给了所有阶层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在法国军队里激起了无穷的进取之心。正是在这些自由的原则中，波拿巴攫取了一股后来他用来反对自由的势力。在拿破仑统治下，军队几乎很快就丢失了身上大部分[旧]德性，只保持着它可贵的勇武和高尚的民族自尊心。[62]

随着拿破仑的崛起，历史绕了个圈，法国最后又回到了专制政体。拿破仑是一位独裁者和军事天才，他是那个时代开明专制的象征，同时也昭示了现代独裁统治的诞生。最重要的是，他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63]

把一切情况放在一起，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惊异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最荒谬可笑的方法，以最滑稽的方式，而且明显运用了最卑鄙的手段，最奇异的事情被制造出来。在这场轻率、凶恶、奇怪的混乱之中，种种犯罪和种种蠢事混杂在一起，一切事物好像都失去了本性。在观察这场怪异的悲喜剧时，极其相反的感情必然接踵而至，鄙夷和愤怒，欢笑和眼泪，蔑视和恐惧，有时候在心中掺杂在一起。[64]

美国和法国的两场革命为英国和整个欧洲提供的伟大机会无与伦比。通过前者，自由在西方世界拥有了一种民族[国家]性的支持；通过后者，自由则在欧洲取得了一种民族[国家]性的支持。当另外一个国家又与法国结盟时，专制和坏政府就不再敢冒头了。老话说得好，欧洲现在可以趁热打铁。受欺辱的德意志人、被奴役的西班牙人、俄国人以及波兰人开始思考了。现在的时代堪称“理性时代”，现在这一代人则将展示出新世界的亚当的前景。[65]

对出身寒微、经公民表决产生的当权者而言，革命正当性的庄严来自相反的一面，它发端于启蒙哲学与自由、进步及理性的启蒙观念。拿破仑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正建基于此，他自以为站立在这种革命观念的巅峰之上。（施米特，《评论与提示》，页27）

全部欧洲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共和国，每个人对于整体而言都是自由的。（潘恩《人的权利》，页163）

难道你们一点也没有听到革命的风暴，难道你们不知道，民主主义的保护者、名副其实的革命之子拿破仑用胜利的手把消灭差异的革命原则传遍全欧洲吗？也许，你们没有听说过什么关于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事情，但难道你们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在精神世界中提出了消灭差异的革命原则和精神自治原则的哲学吗？[69]

[1] 迈克尔·霍华德，《牛津通识课：战争论》，马百亮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以下简称《牛津通识课》，并随文注页码）。

[2]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21世纪战争论：重读克劳塞维茨》，闫晓峰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9，页20（以下随文注页码）。

[3] 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见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增订本），刘小枫编，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149（以下随文注页码）。

[4]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全集（第一卷）：战争论》（上），陈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页49（以下简称《战争论》卷一，随文注页码）。

[5] 赫伯格-罗特，《克劳塞维茨之谜：战争的政治理论》，韩科研、黄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页10。

[6]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2016，页190。

[7] 格哈特·格罗斯，《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孙希琨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页27。

[8] 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296。

[9] 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刘树才、汪清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918（以下随文注页码）。

[10] 伯内特·博洛滕，《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戴大洪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序言”页1。

[11] 杰里米•布莱克，《重新发现欧洲：西班牙何以成为西班牙》，高银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页216。

[12] 冯学荣，《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 - 1928）》，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页72 - 73。

[13]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页66 - 121。

[14] 倪慧如、邹宁远，《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 -193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亚当·霍赫希尔德，《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 – 1939）》，林春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王薛红，《西班牙内战期间法英外交政策：1936-1939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15] 参见涂思宗，《延安行脚——西安事变后延安视察记》，载于《中外杂志》（台北），总第256期（1988）。

[16] 退思，《当年点验延安共军印象记：这一段的亲身经历此生永难忘怀！》，载于《春秋杂志》（香港），第714期（1987年4月），页10。此文内容与涂思宗的《延安行脚——西安事变后延安视察记》多有重复。

[17] 任力，《<战争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见吴琼、夏征难编，《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338 - 339。

[18] 吴琼，《统帅的艺术：战略——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十五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页8。

[19] 卡尔•施米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评论与提示》（李柯译），见吴彦、黄涛主编，《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35（以下简称《评论与提示》，随文注页码）。

[20] 威廉·冯·施拉姆，《克劳塞维茨传》，王庆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16、433、467；佛兰茨·法比安：《克劳塞维茨传》，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页215。

[21]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页244。

[22] 比较李世祥编译，《凯撒的剑和笔》，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西奥多·道奇，《恺撒战记：历史上伟大军事统帅的战例、思想和方法》，无形大象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莫里斯一世，《战略：拜占庭时代的战术、战法和将道》，王子午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

[23] 施泰因迈茨，《歌德、吉伯特与奥地利的卡尔大公》（史敏岳译），见谷裕主编，《<浮士德>发微》，谷裕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451；比较帕尔默，《腓特烈大帝、吉伯特、比洛：从王朝战争到民族战争》，见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页99 –100；Beatrice Heuser，The Strategy Makers: Thoughts on War and Society from Machiavelli to Clausewitz，Santa Monica，2010，pp. 147–170。详参Ethel Groffier，Le Stratège des Lumières：Le comte de Guibert（1743 – 1790），Paris，2005。

[24] 比较斯塔特，《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王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陈玉聃，《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欧文，《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戴智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任军锋，《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5] 特雷弗·迪普伊，《把握战争：军事历史与作战理论》，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2001，页11 – 13（以下随文注页码）；亦参钮先钟，《约米尼与克劳塞维茨比较研究》，见约米尼，《战争艺术》，钮先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附录一”，页190 – 202。

[26] 约翰·夏伊，《约米尼》，见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前揭，页151。

[27]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14；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任辉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页90。

[28] 布鲁斯•巴塞特-珀威尔，《俾斯麦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1860-1867》，王骏恺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页155–156。

[29] 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页1、5（以下简称《摘录和批注》，随文注页码）。

[30] 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褚律元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页104。

[31]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施特劳斯疏，刘小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63 – 65；比较柏拉图，《理想国》373e1 – 374a2，王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65。

[32] 西蒙·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赵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页82；比较页302 – 306。

[33] 大卫·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邬娟、伍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页106。

[34] 圣西门，《论万有引力》，《圣西门全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商务，2011，页142。比较塞缪尔·加德纳，《三十年战争》，王晋瑞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彼得·威尔逊，《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宁凡、史文轩，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35] 比较史蒂芬·特恩布尔，《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艺术》，李达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36] 参见琳达·德莱尔，《查理一世：内战之火与英国王权变革（1625–1649）》，邝明艳译，北京：天地出版社，2021；安东·范德伦，《海洋帝国的崛起：尼德兰八十年战争，1568 - 1648》，杜原译，天地出版社，2021；詹姆斯·福克纳，《英法战争的序幕：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 – 1714）》，无形大象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37] 比较罗伯特·霍马茨，《自由的代价：美国筹集从革命到反恐时代的所有战争款项之实录》，张关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8] 转引自富勒，《战争指导》，绽旭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2014，页16。

[39] 参见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全集：对有关战局的战略评析及相关战略史料》（上下），陈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40]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017，页64。

[41] 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主与专制之起源》，赵信敏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页74。

[42]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严瑞池、李志兴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页234；奥兰多·费吉斯，《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吕品、朱珠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页4。

[43] 小山内宏，《现代战略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页77；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前揭，页25 - 26。

[44] 罗伯特·斯格尔思，《未来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最新理论》，薛国安、张金度译，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页40。

[45] 参见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前揭，页61注释。

[46] 威廉·麦克尼尔，《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页127。

[47] 阿彻 •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刘卫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157 - 162。

[48] 参见Jānis Langins，Conserving the Enlightenment：French Military Engineering from Vauban to the Revolution，MIT Press，2004；Guillaume Monsaingeon，Vauban un militaire très civil，Paris，2007。

[49] 杰里米·布莱克，《军事革命？1550 - 1800年的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李海峰、梁本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页72 - 74。

[50]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前揭，页242。

[51] Roland Mousnier，The Institutions of Fr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 1598-1789，Volume II：The Organs of State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p. 105 - 108。

[52] 彼得·帕雷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前揭，页99。

[53] 乔治·纳夫齐格，《皇帝的刺刀：拿破仑战争条令中的连、营、旅级战术》，吴畋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页324。

[54] 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前揭，页81；比较阿彻 •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刘卫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157 - 162；杰里米·布莱克，《军事革命？1550 - 1800年的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李海峰、梁本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页72 - 74。

[55] 安德鲁·罗伯茨，《拿破仑大帝》，苏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302-303。

[56] 伊恩·莫里斯，《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栾力夫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页167。

[57] 约瑟夫·埃利斯，《革命之夏：美国独立的起源》，熊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24；杰克•格林，《边缘与中心——帝国宪制的延伸：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1607-1788》，刘天娇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页127-148。

[58] 郑非，《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页1 – 43。

[59] 彼得·帕雷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前揭，页100–101。

[60] 转引自施泰因迈茨，《歌德、吉伯特与奥地利的卡尔大公》，前揭，页452。

[61] Beatrice Heuser，“Guibert（1744 – 1790）：Prophet of Total War？”，in Stig Förster / Roger Chickering（eds.），War in an Age of Revolution：The Wars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French Revolution，1775 - 18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 49 – 67。

[62] 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李筱希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4，下册，页428。

[63] 罗伊·马修斯等，《从法国大革命到全球化时代》，卢明华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页10。

[64] 埃德蒙·伯克，《法国大革命感想录》，见《埃德蒙·伯克读本》，陈志瑞、石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页140。

[65] 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驳柏克并论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田飞龙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页218。

[66] 利奥·顾尔柯，《潘恩：自由的使者》，彭金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81 – 82、115 - 116。

[67]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89。

[68] 帕斯卡尔·富迪埃，《拿破仑传》，钱培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页72。

[69] 巴枯宁，《德国的反动》，见《巴枯宁言论》，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页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