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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研究

刘振 | 卡尔·波普尔与苏格拉底式理性主义

编者按

本文原题目为《卡尔·波普尔与苏格拉底式理性主义——作为理性主义危机的波普尔》，刊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后收入《哲人与历史——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历史意识》（刘振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此次推文略有修改，感谢刘振副教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转载。

一

1945年，卡尔·波普尔在英国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此书与几乎同时问世的《历史主义贫困论》（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使波普尔在政治思想界声名大噪。20世纪下半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开放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成为知识界的“常识”，受到众多知识分子追捧。据说，凭借对西方传统与政治社会的透彻洞见，波普尔足以跻身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列，甚至堪称“康德以来最伟大的哲人”。[2]

波普尔本人更进一步，将苏格拉底作为其思想位置的最终坐标，在众多场合自称为“苏格拉底的信徒”。[3]苏格拉底对于波普尔的特殊意义在于，波普尔将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看作文明生活的根基。波普尔相信自己政治哲学的实质正是对理性传统的捍卫——他将其理性主义称为“批判理性主义”，在他看来，“批判理性主义”正是“苏格拉底式理性主义”的另一个名称，他相信只有作为其思想根基的“批判理性主义”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认识到人类知识的限度，意识到人类对知识的追求必然是“无尽的探索”。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

但是，波普尔的显赫声名和自我认识的另一面，却是诸多重量级人物对波普尔的严厉批评。《历史主义贫困论》作为专书出版之后，以黑格尔研究名重学界的泰勒（Charles Taylor）发表了一篇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论，题为《历史主义贫困论的贫困》，指责波普尔思想的实质是意识形态。[4]思想史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私人通信中的批评则更为辛辣：

“

这位波普尔先生多年来并非一块绊脚石，而是必须从路上不断地把它踢出去的讨厌的小石子。老是有人向我提起他，认定他的《开放时代及其敌人》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的杰作之一，这迫使我勉为其难地拜读了这本著作，尽管本来的话我连碰也不会去碰一下的。[5]

”

沃格林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两个基本判断是：“波普尔的著作是胡扯，它没有什么情有可原的理由”；波普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的争吵者”。[6]

如果说波普尔本人将理性主义看作其思想根基，那么，沃格林的批评无疑挑明了认识波普尔的“中心问题”：如果苏格拉底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波普尔本人并未认清的重大差异，所谓“批判理性主义”究其根本可能恰恰是非理性主义，因而，以“批判理性主义”为知识论基础的“开放社会”政治构想也只是一种根基浮浅的“意识形态”。

二

就政治观念而言，波普尔延续了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波普尔政治哲学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意图：通过批判西方“集权主义”理论与实践以维护自由社会。不过，尽管波普尔无疑属于自由主义思想阵营，波普尔的自由主义与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人仍然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无论是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论述，还是康德实践理性的绝对道德律令，在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中都已经失去重要性。波普尔与启蒙自由主义传统的差异意味着，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事实上是一种“波普尔式的自由主义”。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这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差异：19世纪以来诸多“社会哲学”对启蒙自由主义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形态，波普尔的两部主要政治哲学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历史主义贫困论》——都带有明确而强烈的争辩意图，根据波普尔的说法，在对自由社会抱有敌意的众多社会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哲学”就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m），因此，与历史主义的争辩对于波普尔政治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

波普尔针对的“历史主义”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说，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历史主义”在波普尔这里特指“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向’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7]在波普尔看来，这种以历史规律为基础、以历史预言为目标的社会哲学是一种“历史形而上学”，波普尔宣称当代社会科学的状况十分令人不满，因为各种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并未致力于批判这种“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哲学”。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著

尽管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是《历史主义贫困论》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共同任务，但这两部著作的差异并非不重要。《历史主义贫困论》更为理论化，《开放社会》则“从历史主义思想史中选出了某些事件，以便说明它对于从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持久而有害的影响”。[8]

因此，对于认识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而言，《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具有从属地位，波普尔宣称，历史主义者自己从来没有提出过一门精心考虑和结构紧密的哲学，这门哲学依赖于他本人从形式上予以“构造”。这无异于提醒人们，即使有人认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在知识上相当贫乏、混乱——沃格林怀疑“波普尔是否有能力理解柏拉图的哪怕一页内容”，[9]波普尔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知识与洛维特（Karl Löwith）、卢卡奇（Georg Lukács）相比也绝对堪称匮乏——但是，重要的事情只是考虑作者以历史主义之名提出的问题本身。

虽然《历史主义贫困论》在论证上的杂乱、重复甚至自相矛盾相当引人注目，我们仍然可以呈现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在形式上的要点：

《历史主义贫困论》，波普尔著

首先，波普尔将“历史主义”与“零碎技术”对立，“历史主义的研究途径不是零碎的，而是整体论的”，“正是这种整体论才最彻底地区别开了历史主义和任何一种零碎工程，并使它和某种类型的整体论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的联盟成为可能”。[10]

其次，“历史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之间的联盟的最强因素，无疑是双方共有的整体论研究路径。历史主义感兴趣的，不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而只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而乌托邦工程也是整体性的”。[11]因此，对于波普尔而言，乌托邦主义并不等同于历史主义，但后者被波普尔看作是在当前时代对前者的最有力支撑，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必须进一步推进到其方法论前提：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体论社会哲学。

再次，波普尔提出“零碎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12]与整体论对峙。整体论基于对社会整体及其目的的考虑，对人的生活提出“道德要求”，与此相反，“不管其目的是什么”，零碎社会工程都“试图通过可以不断改进的小调整和再调整而达到目的”，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工程，苏格拉底正是一个“零碎工程师”。[13]

上述分析表明，波普尔以历史主义之名提出的问题究其根本而言指向理解政治社会的方式——整体论与零碎论，波普尔不仅相信他有力地挑起了针对整体论古老传统的争论，而且相信他已经解决了这场争论。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波普尔大胆地宣称：“其中一种是真理，另一种则是谬误”。[14]

三

波普尔相信其政治哲学优于同时代的种种社会哲学，因为，他认为自己凭借在方法论层面揭示与批判历史主义的“整体论”前提，发现了应对时代危机的理论方案。根据波普尔的理解，同时代的最重大危机是集权主义对自由社会的威胁。

波普尔得出上述结论依赖于两个推论：第一，整体论社会哲学必然导致“乌托邦社会工程”或集权主义政治；第二，整体论社会哲学——基于社会的整体理解社会——既不正当、也不可能，因而，“零碎社会学”既正当又可能。

波普尔将整体论社会哲学的源头追溯到柏拉图，声称要“坚决摧毁”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集权主义倾向。不过，正如列文森（R. Levinson）的批评表明的那样，波尔普对柏拉图的解释基于大量的错误翻译和断章取义，对于柏拉图作品中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波普尔的做法是尽量视而不见。[15]波普尔既不熟悉当时学界柏拉图研究的主要进展，对于他引用的寥寥无几的柏拉图研究者，他的理解也往往不准确。所以，波普尔几乎从一开始就错失了借助柏拉图及其重要阐释者理解政治社会的可能。

《苏格拉底之死》，雅克·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绘

如果我们跳出波普尔关于人的生活的相对主义观念，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柏拉图对政治的思考。根据柏拉图的看法，人的生活的自然目的是人的完善，就较低程度而言，人实现其自然目的至少意味着对欲望的节制（参《政制》432a），[16]这也是原初意义上的自由的基本含义。考虑到人的生活有其自然目的，所以，并非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同等优良，最好的政治共同体应该是最能实现人的自然目的的共同体。由于共同体的生活目的取决于它的政制（πολιτεία），因此，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是自然的最佳政制问题。在柏拉图这里，自然的最佳政制是贤良政制（ἀριστοκρατία），因为，作为最佳政制中的统治者，贤良之士最接近人的自然目的。[17]

为了实现和维持最佳政制，共同体必然对其成员提出政治的要求，正如苏格拉底在《政制》卷四开头所说，“我们建立这个城邦，不是着眼于让某一群人特别幸福，而是着眼于让整个城邦（ὅλη ἡ πόλις）尽可能幸福”（《政制》420b5-8）。但是，一个容易受到误解的事实是，柏拉图政治学的出发点是个人的自然目的，城邦或政治究其根本是为实现人的自然目的而立。因此，柏拉图的政治学更具有个人性，反倒是现代政治哲学更具有政治性，在奠定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之时，霍布斯已经将自然德性看作共同体的威胁，从而仅仅保留了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德性。政治哲学在霍布斯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霍布斯最初有意识地确立的政治德性成为了自然德性，人们遗忘了它最初的高度政治性。

如果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集权主义指控源于波普尔在知识上的贫乏、武断以及对待思想史的轻率态度，那么，波普尔的“乌托邦”指控同样如此。正如克莱（D. Clay）所言，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缺乏对柏拉图写作性质的反思”。[18]在波普尔所攻击的《政制》中，苏格拉底反复强调，言辞的城邦与现实的城邦不是一回事。在卷五的一个重要段落中，苏格拉底对阿德曼图斯说：“我们在言辞中考察的事，你不要强迫我必须展示这些事完全在行动中如此发生（τοῦτομὲν δὴ μὴ ἀνάγκαζέ με, οἷα τῷ λόγῳ διήλθομεν, τοιαῦτα παντάπασι καὶ τῷ ἔργῳ δεῖνγιγνόμενα ἂν ἀποφαίνειν）”（《政制》473a5-7）。因此，苏格拉底十分清楚言辞与行动的张力，波普尔对苏格拉底在《政制》中的犹豫、警告和反讽几乎完全视而不见，甚至未能严肃对待苏格拉底的明确结论。波普尔对待《政制》的方式使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柏拉图《政制》的中心论题恰恰是言辞与行动的关系——确切地说，柏拉图更应该被看作一个反乌托邦作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巧妙地让格劳孔看到了政治的自然限度，从而让格劳孔看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乌托邦》插图（1516年版）

柏拉图这里不存在波普尔所说的基于历史形而上学的“整体论”，毋宁说，在柏拉图这里，认识共同体生活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人的诸目的及其秩序，用当代哲学的话说，共同体生活取决于价值的秩序。脱离对人类生活诸价值及其秩序的认识，共同体生活将失去其理性基础。

让我们回到波普尔本人的社会哲学方法。根据波普尔的说法，方法问题是社会哲学的根本问题，波普尔认为，社会哲学的正确方法应该是“零碎（piecemeal）方法”。所谓零碎方法的含义是，放弃对社会的整体理解，仅仅就社会的局部进行认识。在波普尔看来，零碎方法是“开放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它将保证“开放社会”的现实性。然而，学界对波普尔的批评表明，在零碎方法与“开放社会”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根据波普尔的说法，“开放社会”的基础是一个“观念的市场”，由于这个“观念的市场”向所有观念开放，所以，“开放社会”将是一个真正理性的社会。可是，“零碎方法”本身仅仅意味着对社会之某些局部的认识，认识的零碎性、局部性并不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偏狭、盲目和狂热，也不意味着人们愿意向所有观念开放，从而造成一个开放的观念市场。更进一步说，即使存在一个由诸多零碎认识构成的观念市场，这也并不意味着一个理性社会，因为，理性认识既不是各种观念的总和，也不是对立观念的自然结果，而是关于整全事物的尽可能彻底的认识。

波普尔（左）与哈耶克（右）在交谈

事实上，一种与整全事物和理性认识决裂的“零碎方法”本身就既无可能，也不正当。对社会的零碎认识，本身就无力划定一个暂时作为认识对象的边界清晰的“局部”，无力判断究竟哪些或何种局部真正值得认识，无力区分高贵事物与低俗事物，更无力在社会的诸多恶中辨认何为“紧迫的恶”——根据波普尔自己的说法，改善这类恶几乎是“开放社会”全部道德性之所系，在这个将所有观念和意见等而视之的社会中，社会的道德性仅仅在于改善紧迫的恶。完全可以说，波普尔对社会哲学传统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他自己：波普尔式“开放社会”是一个贫乏的乌托邦。这一结论绝非源自对波普尔的敌意，事实上，即使对于同情波普尔甚至与波普尔私交甚厚的人来说，这一社会构想的“乌托邦性质也令人吃惊”。[19]

关于波普尔何以坚持其方法论和社会构想，我们仍然值得继续考虑，从而尽可能严肃对待波普尔的政治哲学。在批判整体论的历史主义形式之时，波普尔的主要根据在于“知识社会学”问题。波普尔相信，人的正确生活应该以理性为基础，这意味着关于社会的知识对人的生活具有最根本意义，因此，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应该追溯到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但是，恰恰是作为社会之基础的“知识”，构成了历史主义的困难。根据波普尔的理解，人类知识的增长不可预测，由于“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因此，历史的进程必定是偶然的、不可预见的。

在波普尔看来，这一推论不仅适用于对整体论历史主义形式的批判，而且适用于任何复杂事物预测的“纯逻辑”论证。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疑问重重的论证面临的困难是：对人类社会来说，何以认为社会或历史即使在一定范围内也并无基本结构可言？倘若“知识的增长”终究以某种社会状态为前提，则波普尔对知识必然增长的信念其中已然有某种社会状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状态的预设。那么，社会的任何局部何以并非复杂事物？所谓“零碎”的界限与依据又是什么呢？如果“零碎”概念的标准是所谓可实验性，实验的可能何以能够脱离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合理而明智的局部改造与社会整体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波普尔

“零碎方法”自身的困难表明，波普尔割裂社会科学完整方法并彻底倒向“零碎方法”的理由，仍然有待揭示。波普尔此后将社会科学建基于一种统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批判理性主义”，并以此作为其知识社会学的最终根基，但是，“批判理性主义”同样不足以支撑波普尔对零碎方法和零碎社会工程的强烈倾向。根据波普尔的看法，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可能获得关于事实的知识，因为人的理性本身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它只能获得关于事实的诸多“假设（postulates）”，人类的知识应该被看作假设替代假设的过程。因此，波普尔实质上相信并不存在关于社会事实的真正知识，遑论关于价值及其秩序的真正知识，就知识社会学而言，这必然意味着知识的相对主义性质。波普尔因而宣称，政治社会中的所有价值选择都是主观的（subjective），唯一正当的社会是对所有意见开放的社会。

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本质上不再是一个“理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再可能区分高贵的意见与低劣的意见，所有意见从根本上说都是相对的“假设”，理性在这里脱离了它与知识、健全的善恶判断甚至诸自然权利的联系。波普尔“开放社会”的最终根据是他对个人自由的道德前见，波普尔自己承认，这一前见说到底是一个“非理性的决断”。[20]由此人们也得以看到，波普尔的非理性决断才是其社会构想的真正基础，社会哲学的方法对于波普尔而言并非纯粹的方法论问题，而是对一种社会构想的表达……

启蒙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面临的危机，使波普尔不再可能凭借传统方式为十七世纪以来的道德前见辩护。但是，在诉诸相对主义支撑启蒙的道德前见之时，波普尔进一步加深了自由社会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波普尔的虚无主义知识论与启蒙理性主义的最重要差异在于，他取消了人凭靠理性认识人的自然与社会的自然的可能。这一差异是认识波普尔思想位置的坐标——波普尔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遭遇危机的表征。

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柏拉图“洞喻”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仅仅在表面上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相似。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起点是人的正确生活，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起点则是启蒙时代以来的道德前见，“开放社会”的相对主义性质和乌托邦性质使波普尔更像柏拉图笔下的普罗塔戈拉和忒拉绪马科斯。波普尔并未严肃对待其贫乏政治构想的可能性，支撑“开放社会”的根据实质上是波普尔对其正当性的“非理性决断”，同样，正是这一决断最终支撑了波普尔对零碎方法和零碎社会工程的强烈倾向，甚至波普尔的方法论本身。

尽管波普尔的知识社会学或“批判理性主义”同样指向苏格拉底问题——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得出了与苏格拉底截然相反的结论。在他这里，美好社会的最终保证是一个他从未细致探讨的“开放”的观念市场，一个无视政治事物之自然的乌托邦。对于这一乌托邦构想的现实性，波普尔的最终论证是知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根本一致性，在他看来，政治共同体应该是而且可以是一个科学家或哲学家共同体，倘若后者的基础必然是批判的言辞，前者同样如此。

波普尔对知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同构关系的信念表明，他最终选择彻底忽略柏拉图严肃对待的问题。关于政治社会的自然，关于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波普尔几乎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与柏拉图和西方大传统共同思考的可能，仅仅这一点似乎已然提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位如今仍然在人们耳边“吹口哨”的当代智术师。

注释

[1]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Anthony O’Hear ed., Karl Popper:Philosophy and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283.

[3]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邱仁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参Jeremy Shearmur, The PoliticalThought of Karl Popp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6,p.183.

[5]这一评价见于沃格林1950年4月18日致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信，沃格林随后说：“波普尔用这本书妨碍了我们最基本的职责，浪费了我们一生中本可以全神贯注地实现我们的天职的好几个宝贵的小时，我感到完全可以这样毫无保留地说：这本书是厚颜无耻的、一知半解的废物。每一句话都是胡扯”。见恩伯来，寇普，《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谢华育、张新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95。沃格林“勉为其难”浪费好几个小时，是因为施特劳斯在4月10日写信告诉沃格林，波普尔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施特劳斯在信中评价道：“这是最过时、毫无生命的实证主义试图在黑暗中吹口哨，尽管冒充‘理性主义’，却完全没有‘理性地’思考的能力”。见《信仰与政治哲学》，页94。

[6]《信仰与政治哲学》，页96、97。

[7]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3。

[8]同上。

[9]《信仰与政治哲学》，页96。

[10]《历史主义贫困论》，页61-62。

[11]《历史主义贫困论》，页62-63。

[12]《历史主义贫困论》，页54。

[13]《历史主义贫困论》，页56。

[14]《历史主义贫困论》，页58。

[15]参R. Brumbaugh, “Review: In Defense ofPlato by Ronald B. Levinso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49, No. 2, 1954,p.105.

[16]《政制》即《理想国》，以下引文据Burnet考订本译出，Plato,Platonis Opera, John Burnet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3。

[17]根据波普尔的另一个“指控”对象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看法，城邦政制是“统治一切的权力（τῆς
κυρίας
πάντων）”（《政治学》1278b10），最佳政制取决于城邦存在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城邦生活的目的是“生活得幸福美好（τὸ
ζῆν εὐδαιμόνως καὶ καλῶς）”（1281a2），由于这种生活必须是“为了完善和自主的生活（ζωῆς τελείας
χάριν καὶ
αὐτάρκους）”（1280b34），因此，城邦政制必须寄托于追求上述生活的最优良之人（ἄριστος），这意味着自然的最佳政制是贤良政制（ἀριστοκρατία）。引文据Ross考订本译出，W.D. Ross, Aristotelis Polit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18] C. Griswold, “PlatonicWritings/Platonic Readings”, 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269.

[19]
Anthony O’Hear，“TheOpen Society Revisited”, P. Catton, G. Macdonald,
ed., Karl Popper: CriticalAppraisal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89. O’Hear曾经担任过波普尔的助手。

[20] H Marcuse，KPopper, Revolution or Reform? A Confrontation, A.T. Ferguson ed., M. Aylwardtrans., Chicago：Precedent Publishing Inc., 1985,p.99.

作者简介

刘振，哲学博士，扬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柏拉图哲学、施特劳斯思想和西方早期现代思想史，曾在伦敦大学学院（UCL）做访问研究。编译学术文献约百万字，在A&HCI、CSSCI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两项，出版专著《哲人与历史——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