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托尔（Katharine Toll），杨美姣译，周行校，刊于《经典与解释54：罗马的建国叙述》（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年1月）。本推文已删去原有绝大部分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原书。

较之于对奥古斯都的描述，维吉尔对罗马人的看法，对塑造了罗马民族性格的品质或信念的看法，对他的诗歌有更加重要的影响。如果局限于《埃涅阿斯纪》中维吉尔对新任统治者及其政权的态度，我们对这首诗歌的规模、范围及其追求的认识就会受到限制。为了探究《埃涅阿斯纪》关于罗马（Roman-ness）建构的观点，我将坚决不会把奥古斯都考虑在内。维吉尔谨慎地将罗马的建构看作一个开放的范畴，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这个范畴或者勾勒其范围。因此，建构罗马的意义不得不、也只能依赖于无数罗马人的前赴后继。拙文所要指出的是，想要了解建构罗马这一宏图伟业，我们可以将维吉尔的诗歌作为参考。

首先，为什么是埃涅阿斯？即，在维吉尔以及他最早的读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什么因素激发他写下这部关于祖先故事的作品，并选择特洛伊人埃涅阿斯作为主人公？是什么样的考虑让他认为，当时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能够取代罗慕路斯这个形象、为罗马的建城创作一个新故事？我认为，维吉尔可能觉得，当时古罗马人民族身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形成时期，他希望自己的诗歌够对此有所体现。因此，他的《埃涅阿斯纪》谋篇布局巧妙绝伦，以此帮助罗马人去思考，拥有一个新的民族身份所代表的责任、难题、危险和可能出现的情形。这种民族身份在哪种意义上可以上称之为“新”？为什么埃涅阿斯是处理这一问题的合适人选？

当维吉尔创作《埃涅阿斯纪》之时，罗马意大利（Roman Italy）时期民族身份之所以被视为是“新的”，一个理由就是，意大利的统一（以及意大利之外的罗马公民的统一）是新近之事，根基尚不稳固：回溯到公元前90年代，他的读者那一代、他们的父母以及祖父母那一代，都备受越发频繁的残酷内战的摧残与折磨。不管怎样，维吉尔那一代见证了大崩溃最终的结束，而今，他们正在开始谨慎而略带怀疑考虑重建问题。几乎每一种对《埃涅阿斯纪》的阅读，都会考虑到史诗创作时的社会环境这一事实。刚开始，我们会极其频繁地想要发现，维吉尔对奥古斯都重建罗马的态度中能得出什么结论，而不是关注维吉尔的读者如何把自身重建为一个民族，但无论如何，二者之间关联紧密。

维吉尔（Virgil, 70BC-19BC）

认为《埃涅阿斯纪》刻画了一个“新”开端的第二个理由是：最后一次庆祝世纪节（Ludi Saeculares，为了庆祝一个世纪的终结并预兆着下一个世纪的开启）是在公元前146年，因此，典礼和他们将会铭记的新时代的开启，会在维吉尔写作的公元前20年代如期而至。实际上在那一代人里，基督徒不久就迅速接受了千禧年的狂热，不过其来源十分驳杂。伊特鲁里亚预言家伏尔坎尼乌斯（Vulcanius）——还有一些其他人，都认为恺撒被刺之后出现的彗星是一个新的永恒世代开端的预兆。新毕德哥拉斯派哲人们一直在讨论，随着新年的到来，会出现全人类的下一个千禧年。在公元前43年，硬币成为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象征。最后，随着春秋分的变动，太阳渐渐地从白羊座向双鱼座移动，维吉尔那一代人全都期盼着划时代的变化。

此外，这里要强调一个与维吉尔本人更加相关的特征，因为在思考维吉尔如何构思创作《埃涅阿斯纪》时，这是一个重要但总被忽视的因素：我们不能确认，维吉尔是否生来就具有罗马公民资格。此外，完全肯定的是，至少就行政区划而言，他并非生来就是意大利人；在他出生之时，维吉尔的家乡——波河彼岸（Transpadane）还不是意大利的一个行政区，只是罗马的行省，名为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公元前80年代，斯特拉波（Gnaeus Pompeius Strabo）许诺给波河彼岸地区的古拉丁殖民地人民完整的罗马公民权，给予当地的城镇居民拉丁公民权。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维吉尔是出生于一个殖民地（colonia）或者是依靠他的家族获得了公民权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他是否生来就拥有公民权。如果他并非生来具有公民权，那么，随着公元前49年恺撒时期通过了一位保民官提出的法律，维吉尔也会在二十一岁获得罗马公民权。直到七年以后，即公元前42年征服腓利比之后，屋大维将意大利扩张到阿尔卑斯山脉，也许从官方对罗马人定义的角度，同时根据他对山南高卢的看法，维吉尔成了意大利人，其实他也一直觉得自己就是意大利人。

需要牢记的是，大部分半岛居民和某些行省居民也是刚获得罗马公民权；如果维吉尔刚刚成为罗马公民，那么，这正是他与其大部分早期读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在同盟者战争爆发期间及稍后不久，随着大量意大利人获得罗马公民权，更确切地说，随着公元前70年在人口普查之时将他们登记在册，并最终获得了投票权，其中一部分人还获得了竞选公职的权利，这时，罗马意大利人作为一个民族而诞生的时刻到了。那些认为自己属于罗马公民并有权参与罗马政府活动的人口大幅增长：有权竞选罗马地方法官的人数甚至可能翻了三倍。从历史角度来看，刚获得公民权的人很少或者没有理由去考虑他们自身以及相互之间成为单一民族的问题。意大利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传统其实并不存在。实际上只存在相反的情况：罗马在自己与不同的意大利民族之间建立各自不同的联系，阻碍了他们彼此之间建立关联。

此外，意大利人之间已经存在的这种联合的具体事件和趋势，更可能造就他们与罗马的分裂，而不是帮助他们和老罗马人之间就新联盟采取温和的、联合的姿态，不是帮助他们之间达成协议、建立伙伴关系以防止新的政治组织在内战中突然出现。我以为意大利没有民族主义的传统，但是这个概括有两个例外，二者都会反对而非支持意大利和罗马意大利这个新实体的顺利合并。第一，意大利人以“意大利人”（Italici）的铭文证明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出土于西西里，年代也许早在公元前193年），铭文中所有的意大利民社和人民都使用这同一个名字；但这种凝聚力仅限于半岛之外的人们。他们的贸易伙伴则不加区别，都称呼他们为Rhomaioi，这是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与非意大利人看待他们的方式之间的一个有意思的差异。但是，在他们和罗马的关系中，未获得公民权的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他们所在部族的一份子（比如Marsi，Paeligni，Vestni等等），或者认为自己是Asculans，Nolans等等，是他们所在城邦的城邦民；在异族人面前，他们是统一的，但是在罗马面前，他们仍具有多重身份。

第二个例外是，意大利同盟者战争当然证明意大利人同宗同源；但是因为意大利同盟是专门反对罗马的，而且极其强烈，所以这个联合就不会容易地发展成罗马意大利人的联合，这种联盟很难取得什么成效，也就不足为奇：“在同盟中，离心的、分离主义的军队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大量刚获得公民权的罗马人长久以来一直依附于罗马军团，但是他们与罗马的其他事务并无关联，尤其是在政治和行政事务方面，他们从没有过任何合作。在大量给予公民权和维吉尔开始创作埃涅阿斯纪的40年间，许多事情阻碍或阻止了意大利和罗马之间认同的进程。新获得公民权的人几乎感受不到他们已经是完全的罗马公民。与这种缺乏交融的传统同时发生的情形是，放逐、没收和重新安置产生的离心离德行为仍旧一触即发。罗马的精英阶层扩大自己的圈子，或者压榨能干的行政官员的意大利乡土，这些举动都延缓了意大利的一体化进程。不那么重要但可能更显著的是，在罗马和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地位差别，罗马人一直感觉很优越，也扮演着优越者的角色。意大利人在持轻蔑态度的、傲慢的罗马人面前感受到的冒犯，很明显地体现于帕特库卢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一则短语：“罗马人鄙视这些与他们同源同种的人”。意大利人长久以来一直臣服于罗马（因此无疑对罗马满怀怨恨），所以，在他们获得罗马公民权之后，仍然迟迟不愿把自己当做罗马人，也不愿意以新获得的民族身份参加什么活动。正如塞姆（Ronald Syme）所言：

也许因为维吉尔并非生而为罗马公民，甚至严格来说也不是意大利人，所以他更可能会从刚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平民——他们正式成为罗马人，但[在情感上]还不够诚挚——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他也知道，刚获得公民权的人，仍然需要足够的理由和动机，才会全身心地与罗马结合，并确认自己的罗马人身份。那些生而为罗马公民的人，虽然他们的身份长期以来已经深入内心，但是，他们也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他们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言辞和情绪，尤其是他们那种倨傲地把自己与意大利人区分开的旧习。

虽然在公元前42年之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成了罗马人，但是，由于处在独特的位置，维吉尔发现，“罗马性”（Roman-ness）与“意大利性”（Italian-ness）并非必然是一回事。他也能看到“意大利”的观念仍处于初始阶段，因为如果这种观念对他和他的波河北岸同胞而言，意味着某种可察觉的、不同于生在城市的人的东西（如果在罗马城正式将他们纳入公民范畴之前，波河北岸的人们已经觉得自己是意大利人），那么，它很可能对于半岛上其它地区的居民——以及拥有自己独特文化和忠诚历史的移民、殖民者、海外行省享有公民权者——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罗马性”的建构是多种观念的集合，而不是由所有公民共享的构想，但是，随着最近罗马解放了所有的意大利人，一个新的、统一的概念形成的时刻已经到来。

维吉尔觉得，这种统一的构想应该产生于共同协商之中，而不是以威权的方式强加于身，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埃涅阿斯纪》小心谨慎地勾勒了原初的罗马意大利人的特质。在诗歌中，意大利民族天生具有外貌明丽，情感真挚，但是很少有制度上或者性格上的细节描述。人们只能读到长袍（1.282，可能还有12.825）、刚毅、忍耐和勇气， 可能还有元老院或者类似于参议院的委员会（8.105，11.234-462），也许还有对僭政的抵抗（如果关于Mezentus和Metabus的轶事具有象征意味），对于能干而有影响力的女人而言（Amata，Camilla，或许还有Sylvia），可能还有比特洛伊更伟大的机运。

罗马人有一种多多少少既已形成的认同，但他们却让自己与意大利人保持疏远，而意大利人的认同尚未形成，因此，如果说，真的存在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共同的民族认同这种东西，它必定是创造出的新事物。意大利人和罗马人以及意大利人内部之间共同根基和兄弟情谊，应该延伸并稳定下来。如果维吉尔考虑到了这些——我坚持认为，《埃涅阿斯纪》的写作方式表明，他的确考虑到了——那么，我们会很容易就会发现，他应该会反思的是：作为分别拥有罗马人身份和意大利人身份的人，并由此对这些身份进行了反思和审视的人，在他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回顾与调整的进程之中，他自己特别适合为此做出贡献，帮助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思考他们在新的联合中成为怎样的人。维吉尔抓住时机将罗马意大利人构想为一个新的实体，为新公民们创立一种关于民族的新神话，并且通过这神话，赋予后人以力量来倡导、指引并改善更进一步的新融合。

奥古斯都（Augustus, 63 BC - 14 AD）

我承认，在这里存在某种循环，也有些怪异，因为一个民族之为一个民族，在共同的过去成为构建性的相关因素之前，这个民族必须具有某种关于自身的观念，或者至少有某种朝向这种概念的意志，原因在于，很明显，并不是每一个共同的过去都能建构一个民族。但是我仍然要坚持认为，对一个民族而言，这种过去是必要的、也与其紧密相关，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它的过去，并且由于与它的过去相关，这个民族才能界定自身。

他们认同这种共同的经历，并在一定程度上因此而得到自我的身份。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共同未来的期盼是另一种同样必不可少的因素。“一起完成伟业，并意欲成就更多，这些是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条件。”人们把共享的过往看作是他们的私密之物，把它像遗产一样传递，还认为他们自身属于这个过去。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并且通过这种关系，决心和构成的力量进行双向流动。正是一个民族的过去及其身份之间深刻的联系，才使得维吉尔，这位渴望帮助他的同代人（及其子孙）思索自身身份的进程的人，创作了这部关于他们过去的诗歌。

基于三个原因，维吉尔选择埃涅阿斯作为核心和他思考民族认同的手段。第一个也是最具文学性的原因是，埃涅阿斯处于荷马时代。埃涅阿斯给维吉尔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赋予他自己的国家一个诗意的史前时期，它古老而根深蒂固，正如荷马对希腊和希腊人之所为；维吉尔要让他的史诗不只在类型和细节上，还在历史的地层（stratum）上，能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选择埃涅阿斯是将《埃涅阿斯纪》与荷马的诗歌进行比较的另一种方式。作为主人公，埃涅阿斯象征了维吉尔与荷马竞争的意图。或许《埃涅阿斯纪》能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媲美，但可以肯定，这种比较会一直持续。

就把诗歌嵌入到深思罗马意大利人身份的超文学（extra-literary）计划而言,选定埃涅阿斯的第二个理由是，罗马已经有了一个建国之父的故事，但它并不适用于意大利人，这个理由更具有战略意义。有了埃涅阿斯，《埃涅阿斯纪》就可以具有他的价值，不是要取代罗慕路斯（Romulus），而是在接受他的同时接替他的位置。埃涅阿斯扮演的是一个比罗马更加宏大的存在实体的先祖角色，这个存在实体包括罗马，并且常常以罗马为核心，但是涵盖更广，更有同源性。通过赋予罗马和意大利人以共同的来源，维吉尔轻松地展开把他们联合起来的计划。

Dido and Aeneas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用法，是从另一个方向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仅有一个例外，在《埃涅阿斯纪》中，每次出现nepotes[后代]这个词，它都是具有前瞻性。它指埃涅阿斯许多代之后的后裔，即罗马意大利人。因此，与其他特征相比，先祖的主题与埃涅阿斯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后裔的主题与长久之后的后代之间关系也极为紧密，这种方法能够强调诗歌所勾画的历史连续性，在这个历史当中，传统的延续已经从埃涅阿斯传递到维吉尔的同时代人身上，还会通过他们继续传递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们对罗马人和将要成为罗马人（Romans-to-be）的关注，与归之于埃涅阿斯的“父亲”称谓有同样的效果——就读者更容易发现这种连续性而言。

当然，选择埃涅阿斯的第三个理由是，从他那里传下来了尤里乌斯（Julii）这个称谓，因此，埃涅阿斯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将民族认同的史诗与对奥古斯都的期望或希望的某种实现放在一起处理，毕竟这首诗与奥古斯都相关，但这并非我在此处谈论的主题。

此处确切阐述的观点是：《埃涅阿斯纪》是一部关于民族认同的诗歌，所以需要讨论一下埃涅阿斯的族属（nationality）问题。在诗歌前半部分，他和特洛伊之间的联系通过一系列事件而逐渐削弱，比如他试图以特洛伊为名的迁徙终告失败；安德洛玛刻则是一个反面例证，因为她仍旧对特洛伊怀有无望的怀恋之情；他和狄多痛苦离别，而她正是以特洛伊的身份看待他；而第六卷第508行之后，埃涅阿斯及其队伍中的任何人都不再使用特洛伊意义上的“祖国”（patria）一词。但是他就此变成了一个意大利人吗？

《埃涅阿斯纪》1876年版英译本书影

《埃涅阿斯纪》设定了一个场景，从结构上看类似于读者与前述他们的过去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个场景，史诗肯定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在意大利，埃涅阿斯既非简单地是一个异族人，也不是单纯地在家中，因为，他兼具两种身份。他既属于后来的迁移者，也本就属于此地。同样，意大利塑造了他，也被他塑造。意大利的未来塑造了他：我们从后来的视野来看，这是回溯的塑造，维吉尔将这种未来对埃涅阿斯的塑造写进诗歌情节，呈现为命中注定的未来的压力。那牵扯、驱赶、产生埃涅阿斯的命运就是意大利的命运。同时，作为 κτίστης[奠基者]，他塑造了意大利，建立意大利，为它提供了规范的起源，并以他的奋斗和忧郁给它打上印记。正是这种复杂的关系——至少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达成的协议类似——才使得厄凡德尔，在其演说的最后将埃涅阿斯称为特洛伊人和意大利人共同的领袖。

与异族人问题有关的是，关于人们广为接受的罗马观念的本质内容，《埃涅阿斯纪》做出了一个真正革命性的调整（相反的则是对这一概念的约定俗成态度的调整：下文将会详述）。怀特（A.N.Sherwin-White）认为，同盟者战争在意大利产生了“一种预设，即罗马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国家，她为所有那些准备真正服务于她和效仿她的人留有空间”。

我已经暗示了，我们一般会觉得《埃涅阿斯纪》是在认真地解决这一问题，什么是解释“真正地服务罗马并效仿罗马”这个计划的最佳方式呢？我这里想要表明的是，史诗开创了这样一个进程，即，通过这一进程会有源源不尽的异族人不断变成罗马公民。《埃涅阿斯纪》建议，罗马之为罗马，一向是、应该是且必须是对更多新来者开放的伙伴关系。

埃涅阿斯新盾牌上的奥古斯都图案除了其他内容，主要包含两个场景，一个讲述了伏尔坎对亚克兴海战的描述，另一个场景则来自于三日庆祝节（the triple triumph）中的精彩瞬间。每一个片段都含有异族人的大集合——在亚克兴海战部分，是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联盟的外国部队；在凯旋部分的图案中，则是参加祝胜典礼的异族代表。引人入胜的是，在这两组画面中，维吉尔都使尽浑身解数，整体性地歪曲他们的异族特征，使得他们比亚克兴的同盟者或者庆祝凯旋的民族实际情形都更具异族情调。许多最初的读者应该一眼就能看出这种错误，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些令人吃惊的篡改呢？虽然可以想象，当时不少读者会忽略亚克兴到底有哪些军队，但是，很多人都见证了这场凯旋，那么，他们在读到维吉尔关于凯旋队列中有勒勒格人（Leleges）和勒隆尼人（Geloni）的说法时，不可能不感到惊讶和困惑，甚至目瞪口呆。

请让我详细说明这些特异之处。首先，在亚克兴的六万罗马军团士兵、三分之一元老院、两个执政官以及安东尼，都完全没有提及。安东尼本人的罗马属性仅有只言片语略微提及，即第688行附加说明的“可耻”（nefas!）一词：“还有他的埃及妻子（可耻啊！）紧随着他”（sequiturque [nefas!]Aegyptia coniunx)。正因为他是罗马人，所以一般认为他与克利奥帕特拉结婚这件事令人愤慨。然而，诗中关于安东尼的其他说法，都为给他涂上了东方人而非罗马人的色彩。他“身边尽是富有的异族和各种各样的武器”（8.685）。

The Meeting of Antony and Cleopatra

如果说，各种各样的武器（variis armis）在一开始并不必然意味着安东尼的军队来自许多非拉丁语国家，那么，在读了第723行关于凯旋队列中的各个民族之后，回过头来看“他们的语言如他们的体格、衣着和武器一样混杂”，人们就会发现，第685行“各种各样的武器”可能意味着异族的压迫。安东尼被称为“来自于东方的民族和红色海岸的胜利者”（行686），如果红色海岸（litore rubro）被理解为印度洋，那么这后一个词组就是那一段落的一处失实叙述。因为安东尼从未像靠近米底亚一样接近印度洋：他的对外联系被夸大了，甚至超出了任何真实的地理关系。根据描述，安东尼还将最遥远的巴克特拉的士兵带到亚克兴（Ultima Secum/Bactra vehit，行687-688），这又是一个空想，对抗屋大维与阿格里帕的军队，在维吉尔笔下比他们的实际情形更具异族的特征。在从战斗画面转向溃退的线路中，同样的夸张描述达到了极致。当亚克兴的阿波罗开弓时，“因为害怕，所以每个埃及人和印度人，每个阿拉伯人和所有的赛伯伊人都逃走了”（行705-706），有一半提及的民族其实都不在此处。

必定由于某些意图，而不单单是强调跟随安东尼的队伍的异族特征，才会让维吉尔如此歪曲。如果这是维吉尔的意图，他就会满足于下面这个事实：普鲁塔克列出一个名单，列举了带领或派出军队协助安东尼的附庸国王；如果维吉尔的意图只在于大量非意大利的军队，以及非拉丁语音节的混合，普鲁塔克列举的事实可以实现他的意图。但维吉尔笔下的细微痕迹表明，在亚克兴的画面中，他不是简单地（tout court）想要成型异族的特征，而是歪曲这一特征，并夸张其辞。

这一对亚克兴的被征服者异族特征的歪曲自有其整体性，结束伏尔坎盾牌上刻画的三日庆祝节的那几行诗里，这种歪曲更是流露殆尽：这五行充满外来民族和地区的名称，但只有两行的内容可能是真的。这场凯旋是为了纪念达尔马提亚的胜利、亚克兴战役和埃及的征服。但是，看一看伏尔坎所列举的民族的范围：

亚克兴海战

而今，读者们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种表示庆祝的夸张笔法，这种笔法的出现可能源于一种冲动，同样的冲动会让他们说，亚克兴的船只看上去大如连根拔起的岛屿或山脉（行691-692），或者让他们说，屋大维奉献了三百座神殿，作为三日庆祝节的胜利祭品（行716）。事实上，或许很多人认为，假造异族人仅仅是为了增加色彩而已，因此，在古瓦尔（Robert Gurval）之前，没有评论家特别关注过这些描述之虚假。尽管如此，就并未真正在场的异族人而言，在战斗场景和胜利场景中，在其他夸张和扩散之间存在差异。

我认为，下面这种对诗中过度的异族特征的解释并不充分：屋大维本人象征着亚克兴之战是外战而非内战，而维吉尔只是盲从新政权所接受的观点。相反，过多的错误使得此处对战败者的描述颇成问题，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这不会意味着对某个计划志得意满的付出，相反，对于探寻和思考，这是一种挑战、一个难题、一份刺激。令人完全不能满意的是，诗歌也没有反映出，对帝国来说，凯旋场景中的异族具有某些代表意义，虽然他们确实也代表了一些内容，比如，非洲民族和游牧民代表帝国向南方的扩展，摩利尼人代表帝国的西北边界，莱茵河、斯库提亚人、卡列人和勒勒格人代表的是北方和东北边界，幼发拉底河和阿拉塞斯河代表东部边界。但是，我们最好更深入地解释这些段落，因为这些段落尝试说明奥古斯丁亚克兴海战图案和三日庆祝节图案中的异族时，是将二者放在一起考虑，而不是分别考虑，这意味着维吉尔对二者有某种共同的关注。

我们需要注意，在每个图案中，还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虚构：每一幅图案都包含一个时代错误。在描述亚克兴行动时，屋大维被称为奥古斯都（行678），但他直到公元前27年——战役之后第四年才采用这个称号，人们还看到阿格里帕戴着海军王冠，这也是战争后才授予的。在三日庆祝节（举行于公元前29年8月13-15日）部分，人们看到屋大维端坐门廊，将战利品献给帕拉丁山的阿波罗神庙，可是，直到15个月后，即公元前28年10月9日，人们才把这个神庙奉为神圣。因为此处窜改的事件与大多数读者的生活处于同一个时代，这些时代错误将可就会令人困惑，因此也就会与假想的异族具有相同的效果。能否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维吉尔为什么歪曲异族的真相呢？他为什么为了强调那些与时代有某种关系的细小变动而故意制造年代的错误？

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

  在凯旋仪式中，安东尼的队伍和被击败的对手作为伪造的异族人而出现，为了理解这种塑造，读者们必须记住朱庇特在开篇言辞中的许诺：“我将无边的统治权传给[埃涅阿斯的后代]”(imperium sine fine dedi，1.279）。如果这个许诺不只是一种夸张，而是一种现实的、罗马意大利可能恰当地追求并适应的目标，那么，意大利的异族人将只是短暂地保有其异族身份。像叙事中的拉丁人和特洛伊人那样，他们和罗马人将会变成“永享和平的民族”（aeterna gentis in pace futuras）。换句话说，《埃涅阿斯纪》并没有把罗马的扩张设想成针对异族领土的扩张，而是当做他们不断融合的过程——因为真正的读者（the reader）肯定也会考虑到安奇塞斯著名的指点：

并非所有的异族人，只有那些仍旧“傲慢”（superbi）之人，会继续这场公平的较量。但即便对于这些人，一旦他们停止对抗，罗马人的技艺和责任就是把他们囊括进和平与风俗中，去考虑并商议他们的利益。这表明，罗马人有必要抱有一种尽其所能可以达到的普遍的善的概念。如果这种概念能够被阐发或者界定，所有相对于罗马的异质性（alienness），迟早会在回想中变成如同盾牌上的异族的异质性那样的伪造品，变得像埃涅阿斯在意大利的异族性那样矛盾而可疑。

盾上的仇敌被歪曲和夸大了——但这至多让人生疑，至多是种虚假。要害在于，从长远来看，朱庇特预言的准确性在这件事上并不重要。夸张并不是一种出于诗意理由的结果；它们是对历史思想一种特定成就的挑战。为了弄懂埃涅阿斯之盾的偏误，那个真正的（the）读者必须尽可能长远地想象朱庇特的想法。对于《埃涅阿斯纪》而言，这是一种练习，也就是让读者从遥远的未来开始判断，罗马人和异族人的区别将变得无关紧要，这种练习才是重要的。根据朱庇特的神谕，帝国的扩张将一直持续，对于罗马而言，异族人将会不那么陌生，而是变成包含罗马在内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正如维吉尔和一些最初的读者所见。罗马和她的异族的关系类似于特洛伊人和鲁图利族人（Rutulians）的关系，他们共有同一个长久的神谕，这使得他们之间的争斗残酷和凄惨。诗歌对内战的憎恶，一般表现为对蹂躏与靡费之悲痛。从长久的神谕角度来看，最终，所有的战争都是同胞之间的战争，不论是已经发生还是可能发生。

Virgil reading the Aeneid to Augustus, Octavia, and Livia

考察从父亲埃涅阿斯传到其后裔的遗产的真正内容，也许首先应该强调，埃涅阿斯是父亲，而罗马意大利人则是他的后嗣，这种强调看似比例失调，因为《埃涅阿斯纪》呈现的宏图和价值观，是要从埃涅阿斯的世纪传至子孙，但后来变成陈腐的观点，平平无奇，毫无争议。如果在埃涅阿斯的世纪和第一批听众的世纪之间的突触式联系（synaptic connections）极其重要的话，那也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是通过它们而传递。《埃涅阿斯纪》勾勒的价值观是罗马的日常价值，而且，史诗对罗马政治规划的构想也不是直接针对罗马所特有的东西，而是一个相当广泛和普遍的安排，对任何文明社会而言都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史诗提供了标准的罗马式三位一体美德：德性（virtus,勇气和力量）、虔诚（pietas，对诸神、家族和同伴的正确态度和举止）以及忠诚（fides，诚实与恒久），再加上恺撒的第四个优点，仁慈（clementia）。在此之上，维吉尔又增加了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即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美好的生活才能追求到卓越；他还增加一个女子的特殊德性——羞怯（pudor）。这是一个传统的、老掉牙的 [道德]光谱；大多数维吉尔的早期读者在这一光谱中肯定不会发现什么令人惊讶或有争议的东西。这种列举符合基本美德的标准，因此，维吉尔的道德计划乍看之下并没有对习传思想产生挑战。

这样，他几乎没有试图修改罗马美德观念标准的尝试，但是，与这些价值观有关的是，还是有一种重要的修改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效果取决于年代错乱的写作策略。《埃涅阿斯纪》将罗马的美德放在英雄时代，这种年代错乱的写法表明，这些美德远非罗马所特有，或只对罗马人有效，因为早在罗马遵循这些美德之前，它们就以某种形态存在，这种形态是罗马从意大利文化那里借鉴而来，并得以维持、延展，这正是朱庇特向朱诺最后妥协的成果（12.791-842）。这是史诗的策略中一个很少有人注意但令人印象深刻且突出的部分，它使生来就是罗马人的人们变得更加包容，更加尊重他们的新公民。《埃涅阿斯》构造的罗马特征，远在罗马建城之前，由于埃涅阿斯进入意大利就已经得到了强化，所以，史诗使得罗马之为罗马的特征不再是罗马独有的属性和特性，而是罗马最初从意大利那里得来的东西。朱庇特和朱诺最后的对话（12.791-842）强调了这一点，他们允诺，埃涅阿斯获得胜利之后，特洛伊人什么都不应该献给这个民族，除了他们的血统和虔诚。除了重申父亲埃涅阿斯这一主旨之外，这种变成罗马人的文化大部分都是从意大利人那里继承而来。

生来就是罗马人的人，有一种优越和排外的倾向，对这种倾向的改变有一个类似做法，出现在前引安奇塞斯所概述的基本的罗马宏图当中：

伊利翁纽斯（Ilioneus）将完全相同的计划归之于狄多和迦太基人：“女王啊，朱庇特授权给你建设新城邦，并用法律制服傲慢的民族……”(1.522-523)。这就意味着安奇塞斯所嘱咐的“罗马人啊”（tu，Romane）的计划是一项使命，它适于每个天生具有统治（imperium）资质并自称文明开化的民族，他们的目的不是superbus[倨傲]。很显然，这也不是罗马所特有的使命，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而言，这也是一项通常义不容辞且无可争议的使命。然而，为了有更多的方式完成使命，这确实要求某种谦逊和尊敬，因为针对不同的民族，就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维吉尔并不认为，关于这个主题，采取和谐的方式是理所应当的。相反，他通常强加给读者的角色和事件，都与同时代的观点观点相反，但维吉尔确信，读者们能够领会，这个根本规划还有一个同样充满争议的根本属性，即对如何解释和运用这一规划充满了争议，但读者们同时也能够领会，这种情形本身既恰当又不可避免，还颇有助益。

Aeneas Fleeing with Anchises from the Ruins of Troy

现代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通常认为，意识形态规划往往是过于简单化和具有压制性的选择。人们会把《埃涅阿斯纪》看成是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诗歌，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诗歌与这种现代看法并不相同。诗中预想的新民族，其目标是团结与和谐，而不是过分简化的党派关系或或对其价值的独断坚持。《埃涅阿斯纪》对罗马价值和罗马使命的描述中，具有革命性和修正特征的是这首诗歌向其读者建议的方式，他的规划，无论看起来多么直截了当、无可挑剔，其实都充满了困难和陷阱。《埃涅阿斯纪》远非描绘出一种让读者可以引以为豪并投入信心的传统，它将平淡无奇的罗马习俗放进一个使其远离平淡的背景之中，转而呼唤剧烈、充满警惕的细致考察。史诗要求读者，要深思诗中所有的主要人物，不要只做出某种单一的判断，因此，诗中关于各种价值的规划所塑造的观点就多了一倍，同时也在尊敬与劝诫之间做出某种平衡。

维吉尔迫使他的诸种罗马价值成为化学实验一样的东西，这种实验的结果是灌输了一种谨慎的观念，提醒人们小心留意抽象观念如何从实践中产生，留意勾勒的轮廓如何得以实现。比如说，他欣赏勇气并颂扬它，但是，他视德性为一种品质，它可能恶化为furor[狂怒]，在尼索斯（Nisus）、欧律阿勒斯（Euryalus）、图尔努斯（Turnus）、赫拉克勒斯（Hercules）身上，最后在埃涅阿斯身上，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他似乎有意支持某种形式的女性的羞怯（pudor）之德，但他又努力想让我们承认，女人因羞怯之德而对自己持有的期待，可能导致困境与毁灭，比如狄多，正是以羞怯为标准，她才在评价自己时充满悔恨。维吉尔尊尚“虔诚”，但他似乎也恳求罗马人注意，在虔诚所引导的关系体系中，要把友谊与礼仪并列，甚至放于礼仪之前，比如，他们应从这些事例中得到警告：埃涅阿斯和阿斯卡尼乌斯（Ascanius）的分离、维纳斯用她的亲属作为工具、安奇塞斯在第六卷中对儿子绝望的痛苦的不理解或漠不关心。

维吉尔也看重忠诚（fides），但是似乎竭力主张，忠诚是一种需要用同情或敏锐来调节的价值，就此而言，忠诚可以形成一种严格的建构主义者的（strict-constructionist）冷漠，埃涅阿斯正因此而背离狄多，但忠诚可能导致天真的粗心大意，特洛伊因此而在西侬（Sinon）手中化为丘墟。维吉尔崇尚仁慈，但是令人不安的最后一幕中，埃涅阿斯对图尔努斯的求饶——“带着仇恨无法远行”（12.938）——无动于衷，他不能克服激愤的悲伤中产生的仇恨，这就表明，在充满敌意的剧痛中，仁慈失却了位置。

换言之，《埃涅阿斯纪》推进的价值宏图，既无可争议地重现了传统的罗马构想，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如果实现这一宏图规划，就不能采取不加批评的常轨，而是必须通过有力的、充满警惕的质询和反思性的细心考察。史诗并不建议修改“祖传习俗”（mos maiorum）的内容，但它确实要求重新考虑传统道德的起源方式，正如林德（L.R.Lind）所言，来源于“少数人——他们把生活看作对与错之间不可妥协的冲突——的高贵、爱国的壮举”。《埃涅阿斯纪》竭尽所能地打消这一未经审视的念头，即对与错的区别显而易见。使埃涅阿斯的世纪和读者（及其后代）的时代之间的突触（synapses）值得强调的，不是价值观传递过程中的新颖，而是在于这两个方面：首先，就这些理想事物而言，他们的罗马特征和意大利特征之间（实际上，在他们的罗马特征和人类的特征之间）产生的任何明显区别都会消失；另一方面，史诗的写作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警惕的训诫性例证，而这些例证对这些价值的解释和运用，其实既不明显，也不容易。《埃涅阿斯纪》非常传统，但并非教条。

新民族将要继承这些价值，而对这些价值的探究所具有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使我认为，《埃涅阿斯纪》所致力的事业，比提供某种奥古斯都的观点、庆祝或者批评这个新的政制要更加伟大，因为看起来，史诗设想的宏图非常重要，它不仅是第一公民[奥古斯都]的事情，还是所有公民的事情；现实地看，他的宏图只能延续许多世代——如果不能永远的话。历史之箭可能会着火，变成其他的事物，比如正义和简单美德的编年史，或者朱庇特钳制和束缚furor[狂怒]的神谕的实现——但是，在《埃涅阿斯纪》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维吉尔认为这种考察已经结束。他认为这一努力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开端，并努力使自己的诗歌推进这一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