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里庇得斯的《伊翁》是被学界低估的一部肃剧作品。一方面，由于本剧情节过于复杂，读者往往不容易把握整部悲剧的叙事意图；另一方面，由于戏剧的结局充满了谐剧色彩，其肃剧性容易遭到质疑，因此《伊翁》几乎没有在“肃剧”的核心文本中出现过，而被许多现代学者视为欧里庇得斯较为边缘性的作品。本文将要重新审视《伊翁》一剧的文本意义。本文认为，《伊翁》的情节并非拖沓，而是融贯地处理了一个对于雅典城邦而言十分重要的主题：公民身份的确立问题。在这一主题下，《伊翁》所设置的结局并不缺乏悲剧性色彩，反而，欧里庇得斯以其典型的反讽手笔向观众显明，恰恰是在那个看似完满的结局中隐藏着最为黑暗的人间悲剧。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480-406 B.C.）

《伊翁》大约是最被学者们低估的一部欧里庇得斯的肃剧作品。尽管这部戏剧因其对诸神世界浓墨重彩的反讽以及对雅典殖民伊奥尼亚的戏说而获得了西方古典研究者的一些关注，但评论家们似乎始终对《伊翁》文本本身的精妙提不起足够的研究兴致。[1]这或许一方面是因为《伊翁》的情节过于“令人眼花缭乱”[2]而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整部悲剧的叙事意图；另一方面，也或许因为本剧结局过于完满，而使《伊翁》很难被看作为典型的“古希腊悲剧”。

本文认为，《伊翁》的情节并非拖沓混乱，其肃剧性特征也绝不亚于欧里庇得斯其他的肃剧作品；相反，欧里庇得斯十分细致地安排了戏剧情节的推进，将肃剧冲突不仅呈现于戏剧行动之中，而且还暗含在了那个看似完满而成功的故事结局里。《伊翁》获得雅典观众的青睐并非偶然，整部悲剧实际上处理了一个现实雅典城邦的根基性问题——雅典民主制中的公民身份的确立。正是由于欧里庇得斯在本剧中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反思，为《伊翁》赋予了强劲的生命力，使之成为雅典观众不断回顾、不断思考的一部伟大的肃剧作品。

本文将着力理解《伊翁》各情节、各人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这些情节和人物如何一同构成了欧里庇得斯对雅典城邦政治的核心关怀，由此填补中西方学界对欧式这一重要作品研究的空白。因此，本文将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简要叙述《伊翁》一剧的戏剧情节;第二部分，将细致分析《伊翁》情节所构成的核心主题;第三部分，将深入考察本剧的悲剧性结局;第四部分，将探讨《伊翁》一剧之于雅典观众与雅典城邦的重大意义。

故事以一场生育灾难开始，最终以对这个灾难的拯救结束。故事的主人公伊翁(Ion)一出生便注定要被“铲除”，因为他是不合法的两性生育的产物。他的生母克瑞乌莎(Creusa)是雅典国王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的女儿，也是这个家族唯一的血脉，她的孩子将会继承王位，成为雅典的统治者。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身份背景。因为，在雅典流行的神话中，克瑞乌莎的父亲厄瑞克透斯是雅典的建城者，他在雅典最大的功绩便在于他建立了雅典城邦最基本的公民身份与种族制度。传说他本人是从雅典大地直接生出(autochthony)，因此，他是雅典大地母亲最纯正的孩子，而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后代也被认为都应是雅典纯正部族后代。[3]在厄瑞克透斯建立的雅典中，这个城邦对婚姻有着十分严格的把控，只有雅典承认的合法的婚姻所生育的孩子才会被雅典城邦所接纳。然而，在少女时代，克瑞乌莎还没结婚就被阿波罗强暴了，随后诞下伊翁。这对于克瑞乌莎而言当然是一个生育灾难，因为在非婚出生的“野孩子”具有破坏雅典种族纯洁性的潜在危险。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这个野孩子(即便是神秘密生育的)非但不可能得到雅典社会的承认，更遑论继承雅典的王位，成为以纯种自居的雅典城邦的统治者。于是克瑞乌莎不得不残酷地阻止这起生育灾难的蔓延：她按照雅典祖先出生时的习俗，将这个刚出生的孩子放在一个提篮中，然后将他抛弃在野外高山洞里，打算任其自生自灭，远离雅典城邦。自此以后，克瑞乌莎对这段往事闭口不提，并在适婚的年纪以王后的身份与一位救雅典于水火的外邦人克苏托斯(Xuthos)成了婚。

这位克苏托斯虽然是外邦人，但由于他是雅典城邦的救命恩人，因此他受到了雅典的欢迎与承认，成为雅典的公民，并作为国王统治雅典。至此，克瑞乌莎拥有了雅典所承认的合法的婚姻，她与克苏托斯的孩子也将成为纯正的雅典国王的继承人。克瑞乌莎的生育危机看似在此终于告一段落。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小孩的生父阿波罗出于怜悯，在克瑞乌莎抛弃孩子时便派赫耳墨斯救起了他，把他带回德尔菲作为神庙的仆人养大成人。克瑞乌莎对此全不知情。阿波罗希望寻找时机将这个私生子送回雅典，回归克瑞乌莎的家族，使他获得雅典人的正当身份，继而成为雅典的国王。

到目前为止，阿波罗的计划一切进展顺利。然而，就在伊翁正要通过新父亲进入雅典社会成为厄瑞克透斯家族的继承人时，意外却发生了。得知克苏托斯要悄悄将一个野孩子带回雅典并继承雅典的王位，克瑞乌莎既愤怒又绝望。她认为这个新认的外邦小孩不仅威胁到了厄瑞克透斯家族的统治，而且对雅典这个纯洁的部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此，为了保护家族与城邦，克瑞乌莎计划在伊翁的认亲酒宴中用毒药杀死伊翁——这位母亲当然不知道，她要杀死的正是自己的孩子。

眼看危局发生，阿波罗试图挽救他失败的计划，于是他向宴会送去飞鸟，飞鸟饮下毒酒而亡，暴露了克瑞乌莎的计划，伊翁获救。但阿波罗的挽救立即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伊翁知晓克瑞乌莎的仇杀后决意复仇。克瑞乌莎反被伊翁逼入绝境。此时，阿波罗再次出手挽救危局。神的祭司带着伊翁被丢弃时的篮子出现在两人面前，阻止了这场复仇。母亲克瑞乌莎通过篮子认出伊翁就是她多年前与阿波罗所生的孩子。在她与伊翁的对答中，克瑞乌莎当年想要掩盖的一切被她自己揭露了出来。当真相大白之后，雅典的城邦神雅典娜降临了。雅典娜确认克瑞乌莎就是伊翁的生母，化解了克瑞乌莎与伊翁的冲突，并认可了伊翁作为雅典人的身份。伊翁与克瑞乌莎终于相认，由此，伊翁终于同时拥有了一个的父亲(克苏托斯)与一个母亲(克瑞乌莎)，他获得了雅典人的身份。女神预言伊翁将继承祖先厄瑞克透斯家族的力量，统治雅典的一方领土。伊翁后来去往了伊奥尼亚，在那里成为了建城之王。

诚然，正如前文所提到，《伊翁》的情节有着欧式典型的(甚至过度的)复杂风格，与另两位肃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显得十分不同。借助故事中的几个悲剧转折点，我们仍然可以厘清这部作品内在的演绎逻辑。就叙事线索而言，大部分学者们都同意，《伊翁》的叙事集中在几次生死“转换”上：伊翁经历了多次“死亡”与“再生”——他生下来作为克瑞乌莎的私生子原本命定要死，是阿波罗救回了他，让他在远离城邦的神庙中获得第一次再生的机会；而后他成为克苏托斯之子获得了第二次“再生”，他有了名字，成为一个即将进入社会的人，不过这次新生却又几乎要了他的命；最终当他第三次“再生”，亦即成为克瑞乌莎所代表的厄瑞克透斯家族的一员时，伊翁才获得了作为雅典人的生命。[4]换言之，正是这三次以伊翁为中心的突转构成了本剧的叙事结构，一步步引领伊翁在最后成为了雅典英雄。

要理解欧里庇得斯再三设置戏剧转折点的意图，我们就首先需要了解这些转换究竟是什么。上文提到，文本评论家们倾向于将这些转折理解为“死亡与再生”。的确，戏剧中伊翁每一次转折都伴随着象征性的死亡与再生，但这一说法并没有清楚解释伊翁“死亡”后的“再生”真正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伊翁所经历的几次身份改变才是“死亡与再生”背后所隐含的更为根本的意义。伴随着每一次的死亡与再生，伊翁其实都获得了不同的身份：首先是阿波罗与克瑞乌莎的私生子，然后是克苏托斯个人的私生子，最后到克瑞乌莎与克苏托斯的共同的孩子，也同时是雅典光荣的城邦英雄。可以说，正是伊翁身份的不断界定勾连起了所有伊翁所经历的“死亡与再生”。

伊翁身份的转换在本剧中十分关键，因为，从整部肃剧来看，主人公伊翁最大的改变正是从一个为社会所摈弃的私生子最终变成了为社会所景仰的城邦奠基人。[5]在这个意义上，上文提及的伊翁所有“死亡与再生”的“转换”都指向了这个最后的目的：对私生子的拯救。非婚生育的私生子要获得一个合法的社会身份自然相当不易，何况这个私生子要成为的是一个合法社会的统治者。伊翁所需要的反转如此剧烈，其新生要求一种断裂式的蜕变。那么，我们可以问，是否正是这一断裂式的蜕变使伊翁的“再生”遭遇了重重阻碍，非再三经历“死亡”与“拯救”不可?换言之，是否正是伊翁身份转换的困难为欧里庇得斯复杂的情节书写提供了必要的理由?下面，我们就围绕伊翁身份转变为线索来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

关于伊翁身份的获得，戏剧的一开始就至少提供了两种方案：从阿波罗与克瑞乌莎处获得；或者从克苏托斯与克瑞乌莎处获得。然而戏剧却表明，这两对父母都难以为伊翁提供有效的身份合法性。

那么人间夫妻克苏托斯与克瑞乌莎呢?他们在人类社会组成了正常的家庭，这似乎至少可以为伊翁提供一个完整的社会身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伊翁毕竟不是这对合法夫妻的亲生孩子，他们很难同时给予一个私生子真正的亲缘关系。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过，在雅典这个注重婚姻生育的社会中，私生子，尤其女人的婚外私通，都是不被接受的。这是为何在克瑞乌莎生下伊翁后，她无法将其留在城邦中抚养。如今克瑞乌莎结婚，有了丈夫克苏托斯，此时要通过克瑞乌莎来带回她的私生子并让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克苏托斯认其作子更是难上加难。

从而，生父阿波罗神不可能成为凡人伊翁的父亲，而拥有城邦社会身份的克苏托斯不可能接受克瑞乌莎的私生子而成为他的父亲。在这两个分裂的家庭关系下，伊翁的身份根本无处安放。阿波罗如果真要拯救私生子，他就必须为他寻找新的身份基础。于是，我们看到，在戏剧中，阿波罗另辟蹊径尝试了第三种方案：他计划让克苏托斯直接认伊翁为子——既然克苏托斯不会承认一个与他无关的私生子，那么，至少他会接纳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私生子。阿波罗希望伊翁通过拥有一位名正言顺的“父亲”而由此获得进入社会的许可证。

阿波罗的计划一开始看似推行得很顺利，因为克苏托斯在狂喜之中立即与伊翁相认了，并在回忆不起伊翁生母的情况下就确定他就是他的私生子。但我们已经知道随之立即发生的动乱：当这个父亲企图在未经家中女主人许可的情况下携新儿子入主城邦时，克瑞乌莎不仅拒绝伊翁闯入她的婚姻，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驱逐甚至杀死他。尽管阿波罗希望将伊翁送回雅典城邦完全是出于善意，然而他计划的失败却表明了这位男神在此安排上有某种欠妥的考虑。

细究起来，阿波罗的确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的计划中不应该只针对克苏托斯而忽略克瑞乌莎——不应该只注重两性生育中的一方而忽略另一方。戏剧表明，正是因为克苏托斯自作主张偷偷认子，才导致了克瑞乌莎的愤怒。正如克瑞乌莎的老仆所言：

老仆的意思是，如果克苏托斯能与克瑞乌莎商量接纳伊翁，那么，事情或许不会那么糟糕；但恰恰由于克瑞乌莎在此事上完全被忽略了，克苏托斯的冒犯才如此不可原谅。母亲，或平等的两性力量，远远超出阿波罗与克苏托斯的想象。对母亲身份的轻视导致了母亲的复仇：克瑞乌莎对伊翁——她丈夫私生子——的追杀恰恰源于她对伊翁不清不楚的母系来源的抵制。单方面确立的父子关系并不能自然建立母子关系，反之，父子关系的私下建立恰恰成为了母子关系的最大阻碍。我们看到，阿波罗计划中女人的缺席，为双亲认子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阿波罗的计划必然失败。[8]

于是，我们看到，被两个父亲和一个私生子共同逼入绝境的女人作出了反击：她宣称她要“做女人该做的事情”(843)。此时，她将阿波罗与克苏托斯一致企图回避的两性问题推向了前台。对于观众而言，克瑞乌莎的毒杀行动实际是她对作为私生子的伊翁的第二次杀戮——第一次是伊翁作为她的私生子刚出生的时候。这两次行动的起因是如此相像，都是不合法的生育对稳定的两性关系的破坏。克瑞乌莎的婚姻受到污染，[9]这对捍卫纯粹部族的雅典而言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两次，克瑞乌莎都选择清除污染者，无论这个孩子是为她所生还是为别的女人所生。克瑞乌莎对雅典社会秩序的捍卫是一如既往的，她不可能允许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继承将来雅典的王位，一如她不允许自己没有合法身份的亲生骨肉留在雅典社会。

这样一来，情形变得更为棘手。目前所有关于拯救私生子伊翁的方案全都失败。从雅典到德尔菲，再从德尔菲回到雅典，伊翁并没有走出的他作为私生子的悲剧性循环。那么，究竟还有没有另一条道路可供选择?——让我们来看看戏剧的第四次尝试。

《伊翁》的浪漫主义结局表明，最终是克瑞乌莎带领伊翁回到了雅典社会(1616)。主人公克瑞乌莎毕竟是幸运的，克苏托斯的这个“私生子”原来恰好就是克瑞乌莎的亲生儿子，这给予克瑞乌莎充分的理由接纳伊翁，悲剧冲突因此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但即便如此，问题仍是，伊翁毕竟是克瑞乌莎的私生子，既然在戏剧开始时伊翁就不能留养在雅典，那么为何这一次，作为克瑞乌莎的私生子，他最终得以进入雅典，并且还获得了正当的雅典身份呢?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第二次的母子相会与第一次的母子关系究竟有何不同?

在此，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克瑞乌莎与伊翁的相认(1320-1500)，因为正是这一戏剧行动直接导致了两人最终的重聚以及随后的伊翁的真正回归。克瑞乌莎毒杀伊翁的计划暴露之后，伊翁反过来向克瑞乌莎复仇。就在两人争执不下冲突即将爆发之际，阿波罗的女祭司出现了，与她一同出场的还有那个古老的篮子，它正是当时克瑞乌莎抛弃伊翁时所用的竹篮(1351)。克瑞乌莎认出了篮子，并与篮中的信物一一比对，最终确认了伊翁就是那个她多年前的弃子，于是克瑞乌莎向伊翁陈述了她被阿波罗强奸并生下他的往事，两人最终相认。在母子关系确定之后，伊翁受到了雅典社会的接纳。

Apollo and the Nine Muses，Panel，ca. 1580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它建立了唯一一次成功而且真实的亲子关系。所有原委都在克瑞乌莎与伊翁的坦白中得到了澄清，伊翁不仅知道了他的生母是克瑞乌莎，也明确知道了他的生父就是阿波罗，伊翁这才完全确认了他的身世，通过母亲成为了雅典人。尽管危机与悲剧冲突近在咫尺，但最终正是母子的相认化解了危机，为整个事件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

伊翁与克瑞乌莎的相认和他与两个父亲的关系有何本质上的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是：克瑞乌莎是唯一一个正面揭露了所有真相并直面所有问题的人。不同于阿波罗，克瑞乌莎不再回避自己的过去，而是坦诚交代了她与阿波罗的结合以及她与伊翁的血亲关系。当然，这也就不同于克苏托斯对母子血亲问题模棱两可的悬置，而是明确地追溯并解释了双亲的来源。克瑞乌莎的行动解决了之前一直困扰伊翁的母亲身份以及双亲的问题。克瑞乌莎主动接纳了伊翁，尽管此刻他仍是私生子，但他的身世终于厘清，两性结合的双亲都被最终确认下来。此刻伊翁不再是没有父亲或母亲的孩子，而是一个拥有确切身份来源的人。这是伊翁得以重归社会的重要基础，他终于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有所根基的双亲世界。在克瑞乌莎的确认下，伊翁不仅回到了人类社会，而且他的身份之根得以安顿。恰恰因为伊翁在此重新确立了他与克瑞乌莎的亲子关系，他才在之后得到了雅典娜的承认，并受到社会的接纳。

事实上，克瑞乌莎并非天然要坦白一切过往，重新接纳伊翁这个私生子。她也是在遭遇了两次私生子的冲击之后，才作出了重大的转变。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克瑞乌莎生下伊翁时她是如何坚定地抛弃这个私生子想要隐瞒一切，那么我们不会吃惊阿波罗与克苏托斯的策略与当初克瑞乌莎的行动其实是多么相像。他们都在回避一段不齿的历史，都试图通过忽视女人以及女人问题而悬置那段历史带来的潜在的危险与不安——他们觉得这样行事“问题变好解决一些”(869)。然而，阿波罗的多次尝试均告失败，克苏托斯的侥幸不得善终，克瑞乌莎最终也落得深受克苏托斯这个外邦人的私生子的威胁。剧中人最终发现，女人不可被忽略，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与女人、母亲、两性相勾连的婚姻、乃至私通与私生子也同样根本不可回避——他们本就是两性社会的一部分。在两性生育的关系中，女人甚至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只有母亲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10]当克瑞乌莎得知克苏托斯接回了他的私生子时，她明显地感觉到了“另一个女人”的存在(779)。因此，克瑞乌莎在她开始毒杀伊翁的行动前不再隐瞒她自己的过往，她向老仆坦白了她隐瞒已久的往事，因为她最终明白，所有的悬置、后退与看似完满的隐瞒最终都无济于事。克瑞乌莎在此刻比阿波罗与克苏托斯都要勇敢，她直面了两性关系中不可回避的阴暗面。

因此，克瑞乌莎所谓的“做女人该做的事情”(843)不仅意味着一次希腊神话中典型的女性复仇，而且更表明她从此不再回避女性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整个两性问题——现在，她将其置于严肃的审视之下。她在试图接受女人、两性、私通与私生子存在的某种合理性，也在试图使以老仆为代表的雅典社会接受这个现实。尽管克瑞乌莎的坦白并没有使伊翁从“私生子”的身份中走出，但她却带领伊翁走出了私生子不见天日的悲剧性命运——至少，他不再受到双亲的抛弃，也不再在父亲或母亲的回避中继续充当一个外来者的角色——他成为了母亲和父亲“亲爱的孩子”(1409)，他被母亲所接纳。当克瑞乌莎直面问题根源时，似乎一直困扰伊翁的困局终于有了获解的可能性。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克瑞乌莎与伊翁相认，伊翁获得合法的雅典继承人的身份仍是困难重重。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克瑞乌莎与伊翁的母子关系并不直接消除伊翁的私生子身份。他仍是克瑞乌莎与阿波罗私通的产物，仍然在雅典这个双亲身份制的城邦中没有合法的出身。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境，伊翁的出生方式本身就注定了克瑞乌莎与阿波罗这对父母不可能赋予他完整的雅典身份。

The Complete Euripides Volume I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10

至此，伊翁在雅典这个人类社会中终于拥有了合法的人间父母关系，从而获得了完整的社会身份。伊翁在雅典娜的指引下回到雅典社会，在母亲克瑞乌莎雅典家族中成长起来，并将最终成为这个雅典家族名正言顺的合法继承人。如果说欧里庇得斯冗长而复杂的戏剧情节为的是探讨雅典城邦公民身份确立的本质，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探讨是有意义的：戏剧在经过多番调试之后，最终，才找到了一个可称“美满”的解决方案，即，一个雅典的“亲生”父亲，加上一个雅典亲生的母亲。我们看到，在戏剧的结尾，似乎所有矛盾都最终得到了消解，所有人也都得到了希望的结局：阿波罗最终完成了他的计划，克瑞乌莎和克苏托斯拥有了后代，伊翁得到了社会身份并回到了雅典——私生子获得了拯救。那么如此的结局意味着什么呢?是否这样完满的结果，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是一个美好的大团圆而缺乏悲剧性色彩呢?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将重点分析《伊翁》的结局。读者将看到，这一结局其实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完满，恰恰相反，它有着欧里庇得斯一贯悲剧性的思考，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为雅典社会敲响了警钟。

持完满结局论的评论家认为，由于本剧最终呈现的是伊翁“再生”为雅典英雄的胜利图景，因此他这个雅典后代的回归就是对雅典已有的社会秩序与意识形态正面的肯定与确认。[11]然而，笔者要指出的是，《伊翁》悲剧中的结局实际上非但没有肯定雅典已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反而是对雅典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质疑，甚至颠覆。[12]我们不能忘记，克瑞乌莎与伊翁的相认以及伊翁获得身份回到雅典，都是基于克瑞乌莎不再掩盖她被阿波罗强奸的历史，而是承认并揭露了伊翁正是她的私生子这一事实。换言之，戏剧转折最关键之处恰恰在于雅典秩序最忠实的捍卫者在最大程度上冒犯了雅典的社会道德原则。伊翁身份的获取恰恰是以违背雅典社会秩序为代价的。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伊翁与克瑞乌莎的相认时刻，这也是标志着伊翁最后一次“再生”为雅典人的场景。篮子以及篮子中的信物是伊翁与克瑞乌莎母子关系的唯一凭证，克瑞乌莎凭借追溯篮子的历史揭开了伊翁的身世之谜。对于完满结局论的解读者而言，盛放伊翁的篮子正是伊翁得以与雅典价值相关联的最直接的证据——伊翁之所以能够证明他是雅典人的后代，就是因为他被弃置于根据雅典传统来装饰的篮子中，从而重现了城邦建城祖先的出生片段(1429)。这是一种nomonsoizousa[保持习俗]的模仿。通过前面的“死亡”与此次的“再生”，伊翁成为了克瑞乌莎新的子嗣，由此，他又成为了雅典传统的继承者和复活者。[13]

然而，尽管欧里庇得斯的确明显地将伊翁的出生时刻与雅典先祖的出生时刻相关联，但完满结局论的读者却忽略了以下一个重要的事实：尽管克瑞乌莎保持了祖先的习俗，将伊翁放置在篮中(20)，但是与祖先所用篮子的功能不同的是，克瑞乌莎的篮子并不是为了迎接新的生命，反而是要那个刚出生的生命立即死去。[14]因此，克瑞乌莎对祖先出生片段的模仿并非存有“生”的希望，恰恰相反，这里充满了死亡的阴霾。因而，尽管克瑞乌莎的篮子中承载着诸多雅典起源的象征因素，她却实质上在一开始就改变了这些象征因素的意涵，它们非但不是雅典记忆的传承者与激活者，反而是这一记忆变形的标志。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克瑞乌莎用祖先习俗的篮子弃置伊翁，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伊翁是阿波罗神强行与她乱伦的产物。奠定部族纯洁性的雅典之篮在此承载的是污染、乱伦与私生子。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如果说克瑞乌莎将伊翁抛弃乃至于阿波罗将伊翁安置在神庙中都是对混乱秩序潜在危险的某种回避，从而这个篮子的出现以及克瑞乌莎对过往的揭露反而表明这种污染与乱伦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城邦如今无法再像“模仿”先祖一样维持种族或生育的秩序，女人、两性的问题决定了神话只能停留在神话时代。

Athena wearing her helmet

由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结局远没有许多评论者所认为的那么完美。伊翁的回归与雅典城邦的辉煌建立在诸多代价之上。是诸多隐瞒与妥协共同构建了表面的大团圆：克苏托斯并不知道克瑞乌莎与阿波罗的历史，他更不知道伊翁就是克瑞乌莎亲生；克瑞乌莎永远不能承认伊翁与她的真实关系，她的那段过往仍需要被隐藏；伊翁虽然找回了生母，被雅典社会所接纳，但他最终却永远不得与生父团聚。因此，虽然最初阿波罗、克苏托斯与克瑞乌莎三人之间相互分裂的关系在最终时刻看似以伊翁为中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弥合，但是这一结合仍是充满着黑暗的色彩。[15]观众直到戏剧终结的一刻，或许仍会对这一结局感到焦虑：毕竟，阿波罗与克瑞乌莎的孩子终究是私生子，所有的宁静都建立在一个极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被揭露的欺骗之上。这一切来之不易的安定都有赖于女人——克瑞乌莎——对秘密的保守，有赖于女人对以男人为主的城邦秩序的或明或暗的维护。

《伊翁》上演于公元前412年。对雅典人而言，这是一个倍加艰难的年份。就在前一年(公元前413年)，西西里战役刚刚结束，雅典帝国因惨败斯巴达而元气大伤。雅典在爱琴海的同盟们纷纷背离雅典，背离民主制，海外军事形势不断恶化。与此同时，国内政治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失控的民主政治不断受到攻击与讨伐，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我们知道，紧接着《伊翁》上演的后一年(公元前411年)，雅典就发生了颠覆性的政变，城邦的民主政体被推翻，民主派的政敌们建立了以四百人会议为首的寡头政治，尽管在次年(公元前410年)，雅典民主体制得到了重建。在这个动荡的岁月里，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就算雅典的民主制苟延残喘，伯里克利曾经所赞美的帝国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似乎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欧里庇得斯创作《伊翁》时的复杂心情。面对受到重创的雅典帝国，欧里庇得斯自然是十分悲痛的。在此时选择创作一个关于建城神话、关于雅典光辉的殖民史的戏剧作品已经充分透露出这位悲剧作家对雅典帝国命运的关切。而在肃剧的体裁下为戏剧赋予一个喜悦的结尾，对于欧式而言，或许足够冒险，但也绝对值得一试：至少，雅典低靡的观众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鼓舞，重拾对自己母邦的些许信心。不过，如前文所言，这一看似完满的结局毕竟出自欧里庇得斯之手，这位以思辨著称的肃剧家并没有单纯地赞美雅典的过去——或单纯地希冀雅典的未来——而是，在看似美好的结局里，为观众们敲响了警钟：伊翁的回归并不像所有人——无论是剧中人还是剧外人——所想象的那么完美，它问题重重，并始终伴随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阴影，具体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反讽：雅典城邦如此看重部族的纯洁性，然而，她的英雄却是一个私生子，是一个破坏了所有种族纯洁性的人。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欧里庇得斯的戏说。但这个戏说却有着肃剧作家极为严肃的政治思考。而这个思考，我们要说，与当时那个岌岌可危的雅典民主制性命攸关。

没有人会否认，在伯里克利时代，也就是雅典帝国的鼎盛时期，雅典因其民主制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中大放异彩。雅典民主制力量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用伯里克利的话来说——雅典有着生死捍卫城邦的公民们，而这些公民，高贵且纯粹，因为他们与他们的祖先都出生在雅典这片土地上，这与其他部族的人都截然不同。[16]换言之，正是因为民主雅典内部高度的同一性，使得雅典可以集结所有力量一致对外，而雅典的同一性，恰恰依赖于雅典引以为傲的部族的纯洁性。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很能理解为何是伯里克利(而不是其他人)在公元前450年提出了关于雅典公民身份的政治改革：要成为雅典公民，一个人不仅需要有一个雅典的父亲，而且需要有一个雅典的母亲——而这个雅典的母亲还必须生于一个雅典的父亲。相比之前只要一个人的父亲是雅典人这个人就可以被认作是雅典公民，伯里克利改革之后的公民身份制度可谓是非常的控制与紧缩。将母亲(亦即两性生育)纳入雅典公民的出身认定范畴，是在最大程度上控制了雅典的纯洁性：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还是母亲的父亲，或父亲的父亲，一个雅典祖祖辈辈都被系于雅典内部这个封闭的社会之中。[17]

部族纯洁性的确为雅典帝国的初期助力良多。正如上文所言，由于雅典公民们(亦即有着雅典双亲血统的成年男性)，就其出身而言，都属于一个极为同质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确能够建立起一种精诚团结的力量，支持城邦的对外战争。然而，随着帝国的扩张，这样一个紧密的、依赖于极高稳定性的公民政治团体却显得越来越不能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面，在最后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伯里克利（Pericles，459-429B.C.）

当然，导致雅典帝国衰亡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在欧里庇得斯看来，对部族纯洁性的执着可以算得上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正是他在《伊翁》一剧中对动荡的雅典民主政治作出的深刻反思。我们已经看到，戏剧如何通过一个极具悲剧性的结尾向观众表明，雅典所追求的“纯粹性”必然与现实的“混杂”充满张力。因为，在一个两性社会中，两性中的任意一方都不可能被完全地控制。雅典所希冀的“部族的纯洁性”很容易就会受到不可控的两性关系所导致的污染：突如其来的强奸、性欲与私生子实在防不胜防。期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为地建立一个收缩而稳定的共同体，这几乎是不可达成的事情。由此看来，伯里克利公民身份的改革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他俨然已经注意到两性生育对于部族纯洁性的根本挑战(因而将其目光从父亲转向了父母双方)，但他却无法彻底应对这挑战，最终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严格地控制两性(女性)来实现雅典的“纯粹”。但正如《伊翁》所显示的，现实城邦中时时刻刻都有意外的发生：他人的闯入、秘密的留存，纯粹的城邦只可能存在于神话之中。伯里克利的理想最终只可能是高傲的妄想。

如果说伯里克利的公民身份改革仅停留在城邦内部的两性层面，那么或许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问题恰恰在于，民主雅典对部族纯洁性的执着不仅在城邦社会内部引起回响，同时，它还影响到了雅典对外邦以及外邦人的态度。可以想见，建立在纯粹性上的雅典帝国在本质上讲是相当排外的：虽然开放的雅典欢迎外邦人随时来访，但这些外邦人却绝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获得雅典公民的身份，他们始终只能客居在城邦的一隅。然而，尽管这一做法极大地满足了雅典的自尊心，但自我封闭的雅典公民团体却也必然越来越遭遇现实的困难。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雅典帝国越是扩张，她就必然越需要吸纳外界的力量，扩大城邦的政治基础；但另一方面，以部族纯洁性为根基的民主政治却因为愈加需要城邦内部的政治力量，从而在根源上越发要求与外界保持距离。雅典公民政治中这一无法消解的困境最终导致，恰恰在扩张中，雅典公民团体越来越紧缩，雅典城邦越来越走向孤立的道路。而孤立的雅典根本无法应对日趋复杂的外部世界。随着现实政治中一次次的计谋、盘算、离间与背叛，追求“纯洁性”与“一致性”的雅典民主制越来越失控、瓦解，于是，雅典内部的统一被打破，外部的团结也荡然无存。公元前412年，内外交困的雅典无疑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局面。

那么，是否有什么良方来拯救这个行将衰落的民主城邦?欧里庇得斯应会给出这样的建议：雅典需要变得不那么纯粹——既然雅典不能固步自封，那么就应该真正尊重并重视所有民主雅典公民群体之外的人。正如雅典娜启示伊翁与克瑞乌莎，要他们带着私生子的秘密回到雅典，让一个外邦人克苏托斯帮助伊翁获得身份，雅典也需要接受污染、忍受欺骗、变得包容，需要真诚地面对所有的他者：女人、外邦人、甚至敌人。唯有如此，雅典城邦愈加狭窄的道路才有可能再度走向广阔的天地。这正是欧里庇得斯通过复杂的情节不断向观众提出的一个颠覆性的启示。

《伊翁》说到底，讲述的还是一个建城神话，是雅典最初的建城者的后代再度出发去建立城邦的故事。不过，与先前的建城神话不同，在这个建城神话中，身负秘密的伊翁已经完全不再是他的先祖。这个私生子作为城邦新的建立者，为城邦的开端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伊翁的城邦，必然是一个能够接受污染、能够忍受欺骗、能够容纳异种、能够直面阴暗现实的城邦。如果说，在民主雅典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重新书写一个结局光明的建城故事有何意义，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说，欧里庇得斯终究不忍心雅典就此败落，这位雅典的公民还在为着雅典的命运做着最后的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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