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荷马和赫西俄德以来，古希腊诗歌就承负起教育希腊人的使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流传至今的古希腊诗歌大多是合唱诗歌，传诵这些合唱诗歌便是城邦民的教化过程。正是这一关乎民众性情的教化性质，使得古希腊诗歌具有与现代诗歌几乎截然异质的品性。从根本上讲，古希腊诗歌关涉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政制）最好，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在世欢欣和痛苦。对我们来说，研习古希腊诗歌不是出于文人雅兴，而是为了理解西方文明的根基、品质和源流。

《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中译本说明

柏拉图的《法义》是其最具政治意味的作品，而对政治生活来说，最高的衡量标准是美德在城邦中的存在（《王制》，432a）。在《法义》开篇，当雅典客人将对话从战争引到美德的话题时，首先援用了诉歌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诗句，转向勇敢这一美德（629a-b），实现话题的真正转换。其后，雅典客人层层深入，言及整体的美德，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美德，这时，他再次引用了另一位更加著名的诉歌诗人忒奥格尼斯（630b）：[1] 一个人的高尚和忠诚与否，不是与某种单一的美德有关，而是关乎这个人的整体美德（συμπάσης ἀρετῆς）。[2] 在雅典客人的思考之中，这些诉歌诗人的诗句起到了关键性的“路标”作用，这本是传统诗人及其诗歌在政治生活中本来的角色。换言之，我们在研读诉歌的时候，首先应该具有这样的阅读敏感。英国古典学家鲍勒爵士（Sir C. M. Bowra，1898-1971）这本《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Early Greek Elegists，Oxford，1938）最为人称道之处，便是呈现了诉歌与希腊政治生活之间活生生的关联。

鲍勒（Cecil Maurice Bowra，1898-1971）

讲话应公平，处事必公正，

不可生出任何欺瞒之念。

如此则必将拥有力量和胜利。（辑语3，行7-10）

柏拉图在《法义》中将提尔泰奥斯作为第一位加以引用的诗人，缘由或许就在于，他的诉歌恰恰是关乎城邦的建立，也即立法的问题。诗歌与立法是《法义》中极为关切的要点之一。提尔泰奥斯诉歌的第二类主要内容即战争美德的宣扬，尚武之德是斯巴达历来的传统（《吕库古传》，21-22），而诗歌则是美德教诲最恰切的教育方式。[6] 

一、会饮是一个教育邦民的场所，使之为参与公共生活做好准备。宴饮聚会之中或之外，人们必须学习善而避免恶。

二、节制和秩序：即将参与会饮和政治生活的人会被劝告接受中道。宴饮聚会是提醒混乱和过度之危险的理想场所，从中得到的训诫能够应用到日常生活中。[8] 

鲍勒的解释没有着力分析这种抽象观察，而是着眼于忒奥格尼斯对诉歌中言说对象居尔诺斯的美德教育，要而言之，是以一种传统贤良政制的道德要求规训这位年轻人——以及后世年轻的读者们（页154-157）。

雅典的立法者和诗人梭伦

梭伦是雅典的立法者，还是雅典的第一位诗人，因此，他的身上最能够体现诉歌的政治性。从一开始，梭伦诉歌的歌唱对象就是作为整体的城邦，“他希望唤起的并非个体意识，而是民众共同体的意识”，唤起共同体的意识，最关键就是要在城邦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建立真正的平衡，并形成一种良好的礼法秩序，也就是梭伦所谓的εὐνομία：

而良好礼法（εὐνομία）令一切协调有序，

常给不义之徒戴上脚镣，  

它抚平粗糙、遏止过度、削弱肆心，

让怒放的毁灭之花凋零，              

它纠正歪曲的审判，把骄横的行为

变得文雅，终止分裂的内讧，

让激忿和怒火告停。

人世间一切有序与明智皆源于此。（辑语3，行31-39，刘禹彤译诗）[9] 

 鲍勒以为，良好礼法（εὐνομία）作为希腊政治哲学的关键术语，正是由于梭伦才开始出现（页86）。作为诗人的梭伦，要以其诉歌达到他的立法目的，这当然不是一种机械的说教，而是让诗歌造就听众“内心的转变”（页87），让城邦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守其中道，从而形成政治的整体和谐。但是，梭伦的立法并未像吕库古的立法那样泽被城邦近500年（《吕库古传》29.6），在诗人还在世的时候，就见到自己的立法受到了颇多损伤（普鲁塔克，《梭伦传》30-31）。与提尔泰奥斯相比，梭伦的诉歌多了一些在世的生存情绪。

我们是自以为是的凡人，不论好坏，

固守着自己可笑的意见，直到

灾祸让我们追悔莫及。而之前

我们仍在徒劳的愿望中无法自拔。（辑语1，行33-36）

随着诉歌作为一种体裁越来越成熟，这种在世情绪就越加强烈。鲍勒发现诉歌体碑铭诗的一个关键特征：碑铭所纪念的死者在碑文中的发言。比如这两行简单的诗句，“朋友，也许你路过这里是怀着自己的心事，/也请稍作停留并报以同情：这是忒拉松（Thrason）的坟墓。”(页177-178)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忒拉松究竟是谁，但这里明显有两重对立：生与死的对立；生者的心事与死者的心事。这两行诗似乎在告诉路过的人，“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鲍勒对希腊早期诉歌的分析最后以这些碑铭诗作为的结语，除了一种天然的诗歌直觉，更蕴含了他对生命尊严的感触：当死亡降临为永恒之后，对一个人的评判最终依赖于他这短促一生中所具有的美德（ἀρετή）（页180）。

美德（ἀρετή）贯穿了鲍勒对这些早期诉歌诗人分析的始终。从其政治意义来看，当然是从提尔泰奥斯就开始的美德教育。但是，鲍勒洞察到这个词语在诉歌中所蕴含的思想发展。在荷马笔下，美德是指各种具体的行为，但是，提尔泰奥斯几乎在抽象意义上探讨什么是美德（页62-63），将美德等同于城邦所需要的普遍的政治卓越（页65）。到了梭伦的诉歌里，他有了更加清明的理性分析，梭伦“一直坚持将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可以用理智完美解释的世界”（页103）——这或许是柏拉图在《蒂迈欧》中提到梭伦的原因。正是在这个理智的完整世界里，人的美德才有了更艰深的思想根基。而这种人类理智的运用，在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位哲人的克塞诺芬尼的诉歌里达到了顶峰。[11] 

克塞诺芬尼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记载：“克塞诺芬尼是第一个提出‘一’的人……他凝视整个（ὅλον）苍穹，说‘一’就是神。”[12] 在《智术师》里，柏拉图让埃利亚的异乡人明白地说：“我们埃利亚这族人，从克塞诺芬尼，甚至更早，就以神话的方式（τοῖς μύθοις）讲述‘一切’，如他们所言，一切其实就是‘一’”（242d）。因此，克塞诺芬尼的诉歌代表了一种哲人个体的思索（页109），克塞诺芬尼也谈诉歌常见的内容，但多了许多关于自然世界和诸神本性的诗句。在鲍勒看来，克塞诺芬尼在真正哲学层面上思考了美德的本质。竞技胜利者是当时美德的最高代表，克塞诺芬尼却批评说，竞技胜利者固然获得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城邦会因此而更有秩序/就像它从胜利中得到的欢乐一样。”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秩序与快乐？如果从哲学的角度，当然就是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视，也就是說，一切其实就是“一”，换成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此即沉思生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1178a）。但是，这种最高程度的沉思是属于哲人个体的秩序与欢乐，与城邦的秩序与幸福显然并不相同。鲍勒对这一点观察得极为敏锐：

作为一个思想家，克塞诺芬尼的观点显然比梭伦更具革命性；只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思想锋芒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至少努力使自己的结论符合当时普遍的道德准则。（页135）

克塞诺芬尼的保守，首先见之于他采取诉歌这种极为讲究政治美德的体裁。而借助鲍勒对这些诉歌引人入胜的解读，我们除了欣赏古代希腊诗歌的韵味，更能够在其中瞥见希腊思想瞬息光华。芬利（John H. Finley, Jr.）在《希腊思想的四个阶段》（Four Stages of Greek Thought，Stanford，1966）里将史诗和诗歌所呈现的思想形态称之为前两个阶段：英雄时代和理想时代。他的分类或许有发展式的现代特征，但是至少提醒我们注意，要理解作为西方思想源头的希腊，我们必须进入更为丰富的诗歌世界，这里既是起源，也具有未被后世哲学遮蔽的根本的政治本性。

关于译本，有两点需略作说明：其一，原书中的诉歌都附有希腊语原文，这是博拉写作的习惯之一，但我们有希腊诗歌的系列翻译计划，所以这些希腊语就显得用处不大；诗歌译文主要由译者依鲍勒的英译文译出。其次，鲍勒原书中的书目信息经常不全，编者尽力搜补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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