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芝生 | 司马迁《报任安书》“推贤进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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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阮芝生《司马迁之心——〈报任少卿书〉析论》之第三部分，刊于《台大历史学报》第26期（2000年12月，页151-205），题目为编者所拟。
有来书才有《报书》，《报书》见在，任安（字少卿）来书却不见了。《报书》的作年与真意至今尚且有争论，则来书的年月与内容自是不明。虽是不明，但并非不能探究，其线索保留在《报书》中。
载于李善注《昭明文选》，南宋绍兴年间建阳崇化书坊刊本
窃谓“推贤进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斥少卿为天下豪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着也。——《艺舟双辑》（《安吴四种》，咸丰元年白门倦游阁刊本）
包氏此言是读书百遍、深刻老到的见解，但有不少学者会质疑：（1）《报书》内容根本只字未提救援一事；（2）任安犯了死罪，向知心朋友求援，却转弯抹角用隐语，这种滑稽嬉戏，绝非司马迁之所为；（3）退一步说，“推贤进士”是求援的隐语，那么“慎于接物”四字又从何处落实？（4）还有班固说的“责以古贤臣之义”，难道是无的放矢？[1]
（一）
事物都有阴阳、正反、虚实、显隐之两面，文章的写法也不例外。有直接、显白的陈述，也有间接、含蓄、婉转、隐约的表达。故作者的意思，有时“溢于言表”，有时“意在言外”。
贾谊《过秦论》通篇不提“汉”字，但其作意，除了“过秦”外，更重要的是在“讽汉”。[2]
史公写《货殖列传》讥“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只字未提万乘之天子，但其意实尤在天子患贫，这要参看《平准书》才明白。《河渠书》录武帝《瓠子歌》，看字面，“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武帝似乎“闵然有吁神忧民恻怛之意”，[3]以为史公录之“即所以予之”。[4]实则细研之下方知，史公录《瓠子之诗》非重其文辞，而是欲其自供；“悲”武帝有求仙之心，无恤民之意，以瓠子之决归之天事，致使久不复塞，令民长陷水深之中，而犹于《瓠子诗》中谴神罪人；史公并非“予之”，实乃讥之也。[5]
（二）
不论“推贤进士”四字是否为任安来书原文，如果任安来书只是要司马迁推贤进士，则实在讲不通。因为：
1、不论《报书》作于何年，史公写《报书》时任安已是即将执刑的死刑犯。对于一位即将被处死的老友，不去营救、安慰、鼓励他，却要赶在他死前回答解释他多时以前（不论是数月或数年）的一个建议——推贤进士。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试问任安作何感想？别人可以不懂，史公为营救李陵含冤下狱时，不也是渴望朋友的帮助吗？结果“交游莫救，（那时任安做了什么？）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是他的隐痛，他体会至深。所以他写《游侠列传》时，对那些“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6]的游侠给予相当的评价。
今故友有大难，不但不积极安慰，解救，反而努力回答跟眼前大难无直接关系的老问题，甚至通篇回信中大部分都谈自己的冤曲，这岂不是太无心肝！这个解法要能讲得通，恐怕吾人对司马迁人格的认识都要为之改观。
载于明王圻编集《三才图会》
（1）（司马迁）为李陵“游说”，在天汉二年（99B.C.），受腐在天汉三年（98B.C.）；而任安予司马迁书，照时贤说法，早则在天汉三、四年（98–97B.C.），晚则至太始四年（93B.C.）或征和二年（91B.C.）。[7]
史公为李陵“游说”，即是“推贤进士”（详下第四小节），对一个已经或不久之前（一、二年至八年）曾因“推贤进士”而受“最下”、“极矣”之腐刑的朋友，又要力劝他“推贤进士”，试问任安是什么样的朋友，而司马迁还需要就此点为自己辩解吗？任安予迁书若在天汉三、四年，当时史公新创未愈，且尚未就任或才新任中书令；若在征和二年，则岂不是令他旧创复发？
（2）任安是武帝之亲信，自己亦可推贤进士，何必非司马迁不可。任安与田仁是司马迁青年时的朋友，但二人仕进较史公略早。二人一文一武，为武帝赏识，用为腹心爪牙。故田仁敢刺举三河太守，下吏诛死。任安已知担任过之职务，以郎中起家后，先为北军护军，后为扬州刺史、益州刺史，末为监北军使者。[8]
西汉京师有南北军，南军由卫尉统领，警戒宫城（宫的内层守卫则由郎中令掌管），宿卫天子；北军由中尉率领屯兵，拱卫京师，奉诏远征。北军是唯一的常备作战部队，其指挥权直接关系皇权的存亡，故皇帝都要直接控制北军，调发北军都要皇帝命将持节才可。任安先任北军“护军”，监临诸将，督察奸宄；后任监北军“使者”，为皇帝派驻北军的代表，是北军的监军，有权决定是否发兵。这都是视为亲信心腹才能担任的职务。[9]
元封五年（106B.C.），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部置刺史一人，职掌监察，以六条问事。武帝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10]任安作为益州或扬州刺史，有向朝廷“奏幽隐奇士”的职责。而且，刺史每年“岁尽诣京都奏事”述职，有面圣上达之机会。
若说要借重史公当时为中书令，“尊宠任职”，说话有力，则需考虑到：第一，史公为中书令在天汉四年或太始元年初（司马迁自请宫刑，仅能减死一等，仍系狱中；据《汉书·武帝纪》，武帝于天汉四年夏五月赦天下，司马迁方能出狱。故其任中书令之时应在天汉四年末至太始元年初。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置于太始元年），则主张任安予迁书在天汉三、四年（98–97B.C.）的说法，因当时史公尚未为中书令，便站不住。第二，若任安予迁书在太始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则参考上文新创未愈，旧创复发的顾虑，亦不合情理。若说任安热衷仕途，想引司马迁为奥援，推任安之“贤”，进任安之士，则对方目前已是即将就死之人，除非事涉援救，否则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岂不是时机不当，毫无意义，甚且滑稽？
“责以古贤臣之义”非无的放矢。
“贤臣”一词，在古籍中不时出现，但怎样才算是“贤臣”，并无明确定义。一般讲，五帝三王都有贤臣，夏之伊尹，殷之三仁，周之散宜生、南宫括以及春秋之贤大夫如楚屈原、卫蘧伯玉、晋叔向、虞百里奚、齐管仲、晏婴等都是。
司马迁在《管晏列传赞》中明白指管仲是“世所谓贤臣”，并说“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其管仲之谓乎！”借此引伸，贤臣表现出来的积极面是“将顺其美”，要成全国君的仁心德意，一定会为国举才，不嫉贤、蔽贤而进贤，此即“推贤进士”。另一表现出来的消极面是“匡救其恶”，国君是非不明，赏罚失当，贤臣一定会忠言逆耳，谏诤补过。东汉王褒（子渊）《圣主得贤臣颂》云：“及其（贤臣）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则见听。”其中所讲贤臣的两个主要工作“运筹”与“谏诤”，即与此相合（运筹是军国大事的谋画计算，包括用人任贤在内）。
“推贤进士”可以有求援之意。
假若任安来书只是劝司马迁推贤进士，试问：如何推贤？如何进士？这不外乎称扬自己心中所认定的“贤”、“士”之德、智、仁、勇等，给予正面的评价，希望获得人主的重视与任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司马迁在任安来书之前，已经做过推贤进士的事。李陵以五千步兵敌匈奴一国之师，最后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陷败”，汉廷上的“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司马迁“私心痛之”。为援救李陵，他在武帝召问时“推言陵之功”，认为李陵“自奇士”，“有国士之风”，“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当时尚未降），但“所杀过当”，“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他不是投降，而是“欲得其当而报于汉”。请问这是不是“推贤”？这是不是“进士”？
▲ 李陵
司马迁既然曾经“推贤进士”，并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则任安岂能“责”以不“推贤进士”？司马迁救援李陵时采用的方式是推贤进士，则任安若曾不止一次犯过死罪，并一度期望史公救援，帮他解释说好话，则仍然逃不脱“推贤进士”四字。故“推贤进士”四字，单独看，不会有求援的意思；放在特定时空的人事背景中去看，则可以有求援的意思。是与不是，须要个案考察。以任安的案例来讲，很有可能，而非绝无可能。
原因之一，任安可能不止一次罹犯死罪。自认冤曲，死里求生，希望亲友仗义执言，以财解困，探视安慰等，是人之常情。史公下狱时不也是为“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感到心伤吗？
原因之二，《报书》不仅两次讲到“推贤进士”，也两次讲到“是非”短长的问题。“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又于书信末尾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可见任安来书所言之事，是有“是非”的。“论列是非”就要说长道短，而史公已自认“无短长之效”了。
“慎于接物”四字在“推贤进士”之前，但八字中应以“推贤进士”为主，“慎于接物”是次要的引句。“慎于接物”是指在人事的应接处理上要谨慎小心，以免出错惹祸。谨慎小心什么？言行是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12]处乱世、涉艰危时，尤其如此。多言贾祸，一言丧邦；一棋失着，满盘皆输。司马迁见义勇为，打抱不平，帮李陵讲话，结果落得下吏受腐的下场，此即祸从口出，多言贾祸，未能“慎于接物”。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一言一行均当谨慎小心，临深履薄，戒慎恐惧，否则后果难料。
戾太子事件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掌握京城军队。戾太子召任安，以节令与任安欲其发兵助己，但任安却“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既不助太子，亦不助丞相。此其处大事，应巨变，不可谓不知谨慎、不能达变，故太子败逃之后，武帝认为“详（佯）邪”而原谅他；但他最后仍因笞辱钱官小吏，被小吏诬告太子反时曾言“幸与我鲜好者”（《史记·田叔列传》），因而下吏诛死。这可说是未能“慎于接物”。
此次任安来书或许不必是求援，但此四字或八字若出现在任安下吏待死之后的书信文字中，便很可能是求援的意思，而不能看成只有“推贤进士”一种意思。因此，“慎于接物”可说是任安与司马迁的共同经验，可以说是一种相互提醒、自我辩解与求援的话语。高等人说话文雅含蓄，间接婉转，给人留情面，自己也站稳了脚步。
注 释
[1]参张大可，《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辨》，见张大可著，《史记研究》（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01–102。
[2]过商侯评语，见〔清〕过珙评选、汤寿铭校订，《过秦论》篇首总评，《言文对照古文评诠全集》（上海：会文堂，1926）。
[3]归来子评语，见增补《史记评林》卷29（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影本），页4。
[4]牛运震语，见《史记评注》卷4，收入《空山堂文集》（乾隆56年空山堂刊本），页49。
[5]详见阮芝生，《史记河渠书析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5期（1990年12月，台北），73–78。
[6]《游侠列传》卷124，页3。（本文《史记》卷页，均依泷川《史记会注考证》本。）
[7]施丁主张“任安予迁书当在天汉三、四年（98–97B.C.）之交”（见《司马迁行年新考》，95），自创一说，年代最早。王国维主太始四年（93B.C.）（见《太史公行年考》），袁传璋等人从之。包世臣、赵翼主征和二年，程金造等人从。程文，《论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的时代与内容》，见氏著《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8]任安任职，以袁传璋考证为详，多一扬州刺史。见《从任安的行迹考定〈报任安书〉的作年》，《淮北煤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9]参看袁传璋上文；劳干，《论汉代的卫尉与中尉兼论南北军制度》，收在《劳干学术论文集》（台北：艺文，1976）；廖伯源，《汉代监军制度试释》第二节，收在《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
[10]见《汉官旧仪》卷上，收在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史记·田叔列传》，后褚补。
[12]见《易经·系辞上传》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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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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