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的可能性较大，而书中“推贤进士”一语可以有“求援”之意。二者相加合看，则任安来书与戾太子事件有关，而来书之“推贤进士”一语与“求援”有关，大有可能，不可径予屏弃。今据此分析任安来书之背景与司马迁《报书》的作意与隐衷如下：

一、任安来书与戾太子事件

关于戾太子事件的首尾曲折，必须参看《史记·田叔列传》末褚先生的补记，《汉书》的《公孙贺传》、《江充传》、《武五子传》、《刘屈牦传》以及荀悦《前汉纪》中的有关记载，才能明白。在此仅能简述经过。

武帝晚年，戾太子（卫太子据）生母卫后宠衰，江充用事。江充与戾太子及卫后家有隙，害怕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欲先发制人。正巧征和二年（91B.C.）巫蛊祸起，武帝年老多病，怀疑左右用蛊道诅咒他，就命江充穷治蛊道。江充乘机为奸，便说宫中有蛊气。于是武帝就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治蛊。江充进入太子宫内，掘出了几个桐木人。

这时武帝在甘泉宫（陕西淳化县西北）避暑养病，皇后和家吏请问都不得回报。太子觉得情形可疑，又恨江充跋扈，专门离异他人父子骨肉，就派人收捕江充，并且发中厩车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召集百官，告以皇上卧病甘泉，江充等谋反。

太子捕得江充，并亲自临斩，发兵入丞相府。武帝听信逃回来的章赣和苏文的报告，以为太子谋反，就令丞相刘屈牦发兵交战，自己又从甘泉力疾回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以表示太子说他卧病甘泉并非事实。

太子在发兵布署的时侯，曾经持节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命他发兵助战。可是任安“受节已，闭城门，不肯应太子”。节代表君命，不受节即违抗君命，是死罪。受节应发兵，发兵则杀丞相，丞相此时奉君命，变成与武帝对抗，还是死罪。若以丞相为代表君命，不受节而发兵杀太子，一则不受节不能发兵，发兵即违命；二则纵使发兵，太子是君嗣，此是皇家骨肉之争，一旦涉入，前后凶险难料。

太子败亡前后，武帝对事件的处置和反应，本文基本上依据程金造的分析而略有订正，[2]可以分为二个阶段说明。

第一阶段，武帝以为太子谋反，因此，武帝从甘泉回建章宫后，立即诛死放走太子的城门司直田仁，同时“切责”阻止丞相斩田仁的御史大夫暴胜之，暴胜之惶恐自杀。回到长安城后，又赏赐那些力战与系捕太子的人，征和二年七月癸己封大鸿胪商丘成为侯（距太子壬午发兵仅十二日，可见明快），同年九月又封张富昌为题（踶）侯，李寿为邘侯。将那些随从太子或为太子而战的人都治以重罪。

至于任安，武帝“以为任安为佯邪，不傅事，可也”。[3]这表示武帝对任安的权变，谅解不责怪。因为任安虽然没有助丞相（即助武帝），但也没有助太子（不傅事）；否则，情势逆转，后果难料。

第二阶段，武帝理解到太子是被迫发兵，太子是冤死的。就在太子逃亡的时候，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说：太子是受困于奸臣江充，不能自明，冤结在心，因此忿而发兵，诛杀江充，“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并劝武帝“无令太子久亡”，书奏，天子感寤。[4]接着，车千秋也上书讼太子冤。武帝经过调查后，逐渐理解到事情的真相：太子是君嗣，焉能造反？子盗父兵，并无他意。

然而太子已自经，武帝深怜太子无罪而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汉书·武五子传》），希冀能一望太子魂魄之归。田千秋有功，起用后于征和三年九月擢升为大鸿胪（征和四年六月又升为丞相）。

▲ 汉武帝石刻像

（1）令狐茂上书的时间是在太子逃亡未得之时，否则不会说“无令太子久亡”。令狐上书后，武帝只是“感悟”，尚未能完全释疑（八月辛亥捕得太子时，太子已自缢而死）；田千秋上书的时间，则在其后，是时武帝“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等到“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才确信太子非造反。

（2）巫蛊事件是大案，武帝事后必全力尽速彻查，尤其因为其中有大疑情。由于事件牵涉到的人、地、事、物都在京城或其周边，调查不会耗时经年。“久之，巫蛊事多不信”的“久之”，估计时间约为一个月左右。车千秋第一次上书的时间，应在武帝“上知”之前。若在事件查证清楚，“上知”之后才上书进谏，便无意义，更谈不上有大功了。

（3）武帝虽在九月底前已逐渐证实太子非造反，但并未为太子翻案平反（卫太子仍称“戾太子”，死后葬“戾园”），因为这是他自己造成的错误。因此，表面形式的赏罚仍须照做，山阳卒张富昌与新安令史李寿“共得卫太子”，分别封为题（踶）侯与邘侯，仅得八百五十八户与一百五十户，但真正能反应武帝心理变化的赏罚，则在此后。

（4）受重赏的主要是田千秋。征和二年（九月？）田千秋第一次上书时的身分是“故高庙寝郎”（见《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续表“富民侯”），征和三年九月继商丘成为大鸿胪，征和四年六月拜为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不到二年的时间，即从平民升到丞相。“故高庙寝郎”是平民，只是曾经做过高庙寝郎，还不是皇帝身边的郎官。从平民不能一步跃登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应为迭次超迁，一年后到达，史文简括，未能细列罢了。

田千秋体貌甚丽，武帝见而悦之，说：“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遂者，终也，竟也，即期望田千秋最后成为武帝的左右手；在此之前，中间应有一过程。故“立拜千秋为大鸿胪”的“立拜”恐怕不能如颜师古解为“当其立见而拜之”，这恐怕不是实情。

（5）武帝既知太子冤死，心态大变，意在为子报仇，故赏罚倒置，受到重罚的是后来的“夷（江）充三族”，焚苏文于横桥，腰斩刘屈牦，妻子枭首，还有就是早先的欲诛任安。

由于诛杀严厉，所以征和四年六月田千秋为丞相后，“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遂二次上书“劝上施恩惠，缓刑罚”。（以上见《汉书·田千秋传》）“连年”治太子狱，不能凭空加罪，至少也要借题发挥，钱官小吏告任安之事应属其一。

武帝心理既然转变，那么对任安的受节不应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若是任安肯受节发兵，太子岂不是可免冤死？此时适巧发生一事，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告任安受太子节时曾说：

武帝把任安看成“老吏”，认为他坐持两端，以观成败，怀有二心，且恨他不助太子，间接造成太子冤死，所以要处他极刑大辟。

可是，在任安看来，却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他以为自己受太子节而不发兵，这就等于帮助了丞相，也就帮助了武帝；即使无功，至少无过。现在入狱待刑，纯是由于小吏诬告，并非事实。为死里求生，洗刷冤情，他自然想起了现任中书令、“尊宠任职”的老友——司马迁。任安写信给他，希望司马迁能在武帝面前“推贤进士”一番，也就是设法援救。这是事态自然的演变与合理的推测。

▲ 《史记·田叔列传》褚少孙补（部分）

 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

（二）《报书》的作意

司马迁接到任安来书后，心中十分为难。他知道武帝的心理变化，知道武帝心中怨恨悲痛，意在为子报仇。平时在武帝身侧，已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现时的武帝，更是“天威莫测”。司马迁知道事已无可挽回，这时若有人强谏，必定又是捋虎须、婴逆鳞，自取灭亡；而以自己隐忍苟活的目的而言，他是决不愿意重遭李陵之祸的。这倒不是他厚李陵而薄任安。

论交情，他与李陵“素非相善”，“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而他与任安则是老朋友。司马迁心里是痛苦的。八年前，他为一个“素非相善”的李少卿（陵字少卿）仗义执言，结果落得“身残处秽”的下场；现在一位故交老友任少卿来信向他求援，而他却无法拔刀相助！

司马迁如何把任安有死无救的消息和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告诉任安，使任安知道答案并谅解自己的痛苦呢？他写了一封悲愤抑郁、荡气回肠、感人至深、流传千古的长信——《报任少卿书》。

以下分三小节分析《报书》的内容、作意与隐衷。

▲ 李陵诀别图

1.《报书》内容结构

书信长约二千三百字，今分段叙述大意，以明其主旨。全文分六节：

（1）“阙然久不报”（起讫参看本文第二节《报任少卿书》读本）。首节是答任安之词，以“推贤进士”概括对方来书之意，并说明未能实时覆信的因由。

（2）“无短长之效”。二节愤己之被刑，说明刑余之人“无短长之效”，此时不能在朝廷上“论列是非”。

（3）“少卿所亲见”。三节讲自己遭李陵之祸受腐，“重为天下观笑”，是任安所亲见，我不是不肯救人的人。

（4）隐忍苟活者。四节讲自己所以自乞腐刑，隐忍苟活，主要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惜其不成”，即为完成《史记》而苟活。

（5）“诚已著此书”。五节讲自己发愤著书留名，一旦《史记》完成，就是自己赴死之日，万死不辞。

（6）与私旨剌谬。末节讲因此你要我“推贤进士”，实在与我的私旨（苟活著史）相违背。此事已定，多言无益，一切是非都只有死后留待后人去评定。

以上从《报书》的内容结构来看，明显是拒绝对方的请求，说明自己隐忍苟活是为了要完成《史记》，不是不想救任安，而是救不了，也不能救。

2.为何不就死，也不自裁

隐忍苟活，生不如死。但为何不就死或自裁，一死了之，以免此苦此辱呢？司马迁说自己并非怕死，知道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像西伯、李斯、淮阴、彭越、张敖、绛侯、魏其、季布、灌夫等人，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可是等到“罪至罔加”的时候，他们“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连“臧获婢妾”这等微贱之人，在必要的时候都懂得引决自裁，义不受辱，更何况以“慨之士”自许，“颇识去就之分”的司马迁？

但是，司马迁不能在这时候死去，原因可分三层意思来说：

第一，如果现在死去，别人还以为自己是罪有应得，这样死得不明不白，毫无意义。所以他说：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第二，如果现在死去，有何面目去见父母？司马谈遗命著史，现在《史记》未成，更有何面目去向父亲复命？所以他说：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第三，如果现在死去，不但对父亲没有交代，对历史文化也无法交代。《史记》的成否，不仅关系到父亲的遗命，也关系到“天下之史文”。司马迁自觉对历史文化负有责任，他不能“废天下之史文”，这一点要参看才能明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由以上三点来看，现在不能去死，要把死看得很重，“重于泰山”，不能轻易赴死；否则，这样死去的价值，真要“轻如鸿毛”了。[7]

▲ 《史记·太史公自序》（部分）

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

3.惜其不成

征和二年，距司马迁为太史令（元封三年）已经有十八年，《史记》已经成形，但尚未成书。何以知之？司马迁自言：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从这段文字看，全书分五体，百三十篇，结构宗旨已完整；但先列“表”后列“本纪”，与成书后的“本纪”先于“表”不同。故知此时《史记》尚未完成，但规模已具。司马迁因为“惜其不成”，所以才自请宫刑（天汉三年）。

等到征和二年写《报书》时，《史记》的写作当近尾声，但还是没有完成；否则不会说“仆诚已著此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诚”是果真，是假设之辞；真要能够让我完成《史记》，虽万死不辞。

司马迁同样是因为“惜其不成”而拒绝任安的请求。不是不想救你，而是救不了你，也不能救你；你有是非冤曲，难道李陵没有是非冤曲，我司马迁没有是非冤曲，历史上多少人物没有是非冤曲要论吗？这些都留待后人去论吧！请你谅解我。这就是《报书》全文的主意。“惜其不成”是通篇眼目。

▲ 《汉书·司马迁传》（部分）

南宋绍兴湖北提举茶盐司刊、庆元四年递修本

三、司马迁的隐衷

《报书》的作意是回绝任安“推贤进士”的请求，表示自己本来应死却为完成《史记》而自请宫刑，所以《史记》及司马迁不能再为任何人而牺牲。但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走自请宫刑这条路，则司马迁还有他的隐衷。试分析如下：

1.诬罔罪与自请宫刑

征司马迁因李陵案获罪，被判的是诬罔罪，而不是腐刑。《报书》云：“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因为诬上”是指被告犯了“诬上”，即“诬罔”、“罔上”之罪；“卒从吏议”是指被定为此罪。“诬罔”罪在汉代是死罪。[8]方士栾大即是坐诬罔罪腰斩（元鼎五年）。今既已被判死罪，欲求生路，只有两种可能：

（1）赎钱减死一等。依汉代法律，只有死罪才能赎减，需要入钱多少，前后不等。[9]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汉书·武帝纪》）从这条法令来看，约需五十万钱左右。

（2）改受腐刑减死一等。景帝中四年有诏：“死罪欲腐者许之。”以后武帝及东汉诸帝都沿用此诏。但司马迁只是俸秩六百石的官，“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则剩下的便只有自请受腐一条路了。这一点极重要，前人姚鼐、赵铭、钱穆等都已讲到，但有些人还是疏忽了，故须特别强调。

▲ 司马迁

载于清人绘《历代名人像册》

2.“最下腐刑极矣”

受腐则生，但生不如死，司马迁把腐刑看成最大的耻辱。他说：

他将辱分为十等，而认为最下极耻的就是腐刑，所以又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真是一切的耻辱没有比宫刑更甚的了！所以又引自古以来受宫刑的人被人贱视的例子说：

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慨之士乎！

司马迁心中是以“慨之士”自许的，他怎么能够忍受这种自古而耻、“莫不伤气”的奇耻大辱呢？

司马迁最后还是自请宫刑了。受腐之后他所感受到的耻辱，可分三层意思讲：

第一，《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般人尚且以毁伤发肤为不孝，何况是去势绝后的腐刑？所以说“诟莫大于宫刑”。受刑之后，司马迁虽然是“尊宠任职”，但他却用“刑余之人”、“闺阁之臣”、“扫除之隶”来自称，说自己是“大质已亏缺”，“身残处秽”、“在阘茸之中”。

第二，古者“刑不上大夫”，为的是鼓励和培养士节，所以说：“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借为先字）也。”太史令是下大夫，受腐不但是“刑上大夫”，而且是“最下”、“极矣”之刑，这是何等耻辱。

第三，除了上述二层耻辱外，司马迁还有一种愤慨，以为自己为李陵仗义执言，忠而被刑，为善无报，有如他在《伯夷列传》中所说的公正发愤每遇祸的情形。

▲ 苏李别意图

3.自救的唯一生路

即使是这样子的耻辱，司马迁还是选择生不如死的腐刑。这不是贪生，而是

所以隐忍苟活，函（函—陷，或作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私心未尽，文采不表，这都是为了《史记》，他想到历史上的故事，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他以这些例子自镜自励，而悟到必须隐忍苟活，完成《史记》。

完成《史记》的目的有三：

第一，以《史记》报命。下狱受辱，已是辱了父母的遗体，不能再辱父母的遗志、遗命；所以必须完成《史记》，才能复上父母的丘墓。

第二，以《史记》立名，并借以雪耻扬先。古人将名看得很重，烈士要“徇名”，闾巷之人要“砥行立名”，[10]司马迁也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并屡次引孔子的话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1]可见君子也是重名的。又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12]“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可见立名是很难的。

司马迁自信，若能完成《史记》的论著，《史记》必能传诸后世，自己也必可因《史记》而立名。司马迁能够立名，做到“行之极也”，才能一洗所受宫刑之耻辱；司马迁能够立名，做到司马谈所说的“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才能光扬祖先，稍赎自己毁伤父母遗体的罪过。

第三，司马迁出身太史世家，为董仲舒、孔安国弟子，复以接周孔、继《春秋》自期，故唯有完成《史记》，才能不“废天下之史文”，对历史文化作出交代。这样说来，司马迁的“隐忍苟活”，续成《史记》，竟是他自救的唯一生路和寄望。试想，在当时，司马迁除了自请宫刑，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1]上引文分别见《汉书》卷66，页3、4。（《汉书补注》，台北：艺文书局景本印光绪庚子王氏校刊本）。

[2]见程金造，《论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的时代与内容》，收在氏著，《史记管窥》（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28–132。

[3]见《史记·183;田叔列传》后褚补。“不傅事何也”，《索隐》本“何”作“可”，故《索隐》解作“谓诈受节不发兵，不傅会太子也”。此时，武帝认为太子反乱，任安未助成太子反乱，原谅他故说“可也”。若作“何也”解，则是怪罪，不必待钱官小吏上书即可定他死罪。田仁纵放太子，腰斩在先，任安则是在钱官小吏上告后，下吏诛死。二人死非一时，并非在征和二年七八月同时被腰斩。弄错了会节外生枝。

[4]《汉书》卷63，页3。

[5]《汉书》卷45，页14。

[6]见《史记·183;田叔列传》，后褚补。

[7]泰山鸿毛古义，参王同策，《“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究何所指》，《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

[8]栾大因“诬罔”腰斩，见《汉书》卷6，页22。“诬罔”应得死罪，可参看：1.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卷四，“律杂考·诬罔”条；2.大庭修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篇第三章第二节“诬罔与罔上”。

[9]西汉赎钱减死，其数目可知者有四：一、《汉书·惠帝纪》元年（194B.C.）“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注一级直钱三千，是须纳钱六万才能免死。二、《汉书·淮南王安传》，载安赐死后，“其非吏它（者），赎死金二斤八两。”此为元狩元年（122B.C.）事。三、六臣注《文选·报任安书》“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下引向曰：“法百金赎死罪，而迁金无之。”此是古注，不知何据。据此，赎死当须百金。四、《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97B.C.）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据《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万钱”，则前四说出入甚大，本文暂依天汉四年令。亦可参看程树德，《汉律考》卷二，“刑名考·赎刑”条。

[10]见《史记·伯夷列传》。

[11]同上。

[12]《史记·孔子世家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