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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研究

学人 | 冯达文：中年问学记忆

真的不知道时间都到哪里去了，很多书来不及看，很多想法来不及表达，竟然就来到八十有一，满满的80后。

人老了总喜欢回忆。

还记得青少年间的生活，要自己挑着米担着柴到县城读书。周六下午课后穿过山林摸黑回家，周日下午又沿路去学校求学，二十公里的路程。

又还记得青少年时的志向，几乎参加过修筑公路、建筑水库、平整土地、大炼钢铁的所有劳动，希望用青春热血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1965年大学毕业，我们还是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走上工作岗位的。

我们那一代人在信仰中长成，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光景。

▲ 冯达文老师的大学毕业照（摄于1965年）

大学毕业被留校任教，旋即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直至1977年，“文革”结束，才真正开始自己的教学生涯。已经三十有六，人到中年。

这是理性生活年代的开始。

这里所谓理性，是说的面对现实。已经有了老婆孩子，得去养家糊口，计算着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每天可开支几元几角几分。国家已经开始打破计划经济，每个家庭还得坚守计划经济。

诚然，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国家虽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活的改善却还有待时日。物资匮乏，我们只得自己养鸡取卵。1982年前，我住16平方，灶台下面就用来养鸡。82年搬去28平方，86年搬去36平方，厨房都得养鸡。有一天，竟然在鸡笼里发现一窝幼鼠。

学术交流也没有钱。1979年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我陪李锦全老师坐三十多小时火车抵石家庄已为凌晨四时，待到早上八时再坐火车前往太原。散会后北上云岗石窟，从云岗坐车往北京，我们都只能躺在硬座椅子下度过几十个小时。到北京住煤矿学校招待所，一个晚上5块钱，很是便宜，但条件可想而知。直至1992年，陪李锦全老师去开封参加会议，火车晚点十一个小时，我们就在广州火车站从白天眼巴巴呆到晚上。

▲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锦全

1992年上半年，我家乡一个副市长来家探访，问我一个月工资多少？我把工资单拿出来让他一看，他惊呆了：怎么才二百多元？

幸好有孔子提点：“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只要有书读，有学教，即便满心喜欢。

1977年我被划归中国哲学教研室，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1965年毕业，至此已荒芜十二年，什么是哲学？又从何切入中国的哲学？空空如也。慌忙中先找包括艾思奇、李达等人的一批哲学著述，和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讨论哲学概念和基本问题的若干论作开读，唤醒与增强哲学的原先记忆。尔后拜读尹达、林甘泉、侯外庐等老一辈大家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研究著作，期望可以找到中国哲学的原生点。历经半年，有点失望。只好往后推移，来到“有册有典”的殷商西周年间。中文系古文字学的名家张振林、孙稚雏几位纷纷借阅甲骨文、金文资料。王国维、郭沫若、于省吾、陈梦家等大家的研究成果得以有所涉猎。但我没有能力去作识字功夫。我只想了解一些重要概念如“帝”、“天”的指涉对象，和概念之间的连接方式，以为正是概念的指涉和特定的连接方式（判断与推理）体现着思想的营造与开展过程。

我这算是不经意对古文献作了一种“语言分析”。这一研究成果构成为我讲授与研究中国哲学的起点。以往的中国哲学论说受前苏联的影响，以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四大块切割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显得破碎而且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不清晰。我的意图是要使思想家原有的与潜在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家之间思想交流与演变的逻辑进路还原出来，使中国哲学获得知识形式的意义。

1980年从向77级、78级同学授课开始，这样一个研究与讲课理路，让同学们感到有所收获。1989年，讲课内容作为研究成果，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以《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周—魏晋》为题出版成书。

上个世纪90年代，对高校老师的评价还算不太刻薄。我只有一本书和几篇二、三流杂志的作业，于1992年便被评为教授，93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生导师名号，同时也成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那期间特殊津贴其实每月只有人民币100元，算不上丰厚，不过也增加了收入。直至90年代末，教授们的月收入也没有超过1千元。经受不住商业大潮的冲涮，个别年轻老师便下海去了。我所在的哲学系，则通过办起MBA班，总算让老师们有了一点额外收入。人心浮动，但“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心态，仍为大家所共许。

我从9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2015年最后一届，二十年间，含港台生，入读的有69人，毕业的54人，获得学位的51人。其实，在我名下能够毕业并拿到学位的学子，并不需要太多的指导。上世纪初撰写《淮南鸿烈集解》的名家刘文典曾对学生说：“我将来出名全靠你。”刘文典说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我们这一辈。

90年代本想续写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哲学流变，但因佛学部分难以把握，只好跳至宋明，撰写《宋明新儒学略论》。但是，这段时期做的最值得记挂的事，是于1999年把中山大学近现代哲学研究室扩建为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另创建宗教学硕士点（2003年通过为博士点），并于2000年建立起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一度任两所所长。

宗教学科点的创立与宗教所的建立，还曾有过歧见：这是要传教吗？其实，我自己不信教，长期浸润于思想史，深知过份盲目的宗教信仰甚有危害，但是平情地说也不无独特的价值。人类无疑要生存在物质的空间里，然而人类如果只有一重物质生活空间，便不得不面对残酷的争夺与搏杀。幸好有人文学的营造，为人类拓开了另一重人文的空间，在这重空间里，写诗作画还可能争得更多快乐。只是，这重空间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唯宗教信仰开出的空间，才能为成功者失败者共同地接纳，使快乐的心灵知道感恩，苦难的心灵获得慰藉。显然，在生存空间拓宽的意义上，我们无法抹去宗教信仰的作用。因之，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在人类心灵结构中的影响，便有重要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至今大多数人仍然信奉着种种不同的宗教。如果我们不予了解，如何走得出去？

宗教学科点作为一个平台，我曾经设想培养若干学人，将来有可能会在世界宗教研究论坛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因此，从1999年起便分别开设有巴利文、梵文、希伯来文、拉丁文课程。只可惜无法圆梦。

来到21世纪。由于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得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我们的收入才真正有较大增幅，坐下来做学问的心态也得以更加地稳定。

这个世纪的前十年，外人评议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学术发展的鼎盛期。上个世纪五十年出生，这个世纪在学术界已很有影响的学者如刘小枫、甘阳、倪梁康纷纷来系加盟。我已过“耳顺”之年，便请小枫接任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陈少明接任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甘阳创办博雅学院，梁康创建现象学研究所和西学东渐博物馆，张志林创设分析哲学研究所，鞠实儿更独立建构一个逻辑学基地，整个哲学系学术成果丰厚。后来虽然出于各种原因，小枫、甘阳、梁康调离，宗教研究式微，但梁康组建的西学团队仍然强劲发展，中国哲学学科点则有学兼中外的陈少明、陈立胜、张永义诸君经营，在海内外同行亦有不凡影响。

我个人无法逐浪，便以编撰教材为生计。2004年，获教育部下达，与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共同主编的统编教材《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出版，2007年经中宣部、教育部委任，我和郭齐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又再度编写《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教材也已于2012年出版。

统编教材篇幅太大，多达60-70万字，而且难以表达个人偏好。因之，我自己也编撰了一本《中国古典哲学略述》，二十多万字，比较简要，已先后被译为英文、越南文、韩文出版。

想起这些年间学术上的创获，可是要回顾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道家研究，和这个世纪前十年，从道家转出的黄老思潮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宇宙论探索。

由老子和庄子建构的道家，我一直把它拟定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的奠基者。学界多关注它对欲望及由欲望追逐带来的社会动乱的价值观反省，我自己却更看好它对人类的认知及认知的语言表述的检讨。价值观往往被认为是个人的、主观的、缺失客观普遍性；知识则可以被看作具客观普遍意义。因之，从认知切入，才有颠覆性。于是，问题便得以归结为：一切的制度施设、种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指引，都是立足于认知基础上的。可是，认知可靠吗？认知只是在把事物看作静止的，且只触及事物的某些方面才成立的，认知的语言表述更只是“约定俗成”而已，认知怎么会是可靠的呢？认知既不可靠，制度施设、生活方式、价值指引，便亦是靠不住的、虚拟的，有理由予以置疑的。

可见，立足于认知检讨，我们才可以把一切执着放下，回归到无执的状态，过着顺其自然-本然的生活。这是老庄的批判精神给出的价值指引。

然而，人毕竟生存与活动于天地宇宙间，顺其自然-本然，如何可能呢？以黄帝与老子的名义建构起来的黄老思潮以为，只有依从天地宇宙变迁的节律行事与生活，才能做到顺其自然，于是建构起一套影响中国深远的宇宙论。这个世纪的前十年，我更多地关注到了宇宙论的评价问题。

宇宙论从元气（太极）、阴阳、四时、五行交变论万物化生，近代以来国内学者多指为不科学甚至属神学信仰，评价甚低。西方部分人类学-社会学家则认为宇宙论讲的“天人合一”，无非是追求神力而成神，不具认知意义。甚至以为西方因为强调神人分立和人的抗争，才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勃兴，而中国宇宙论，却让人听命于自然，无法营造近代精神。诸如此类。

但是，如果汉唐思想信仰那么糟糕，何以能够带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两期的盛世气象呢？

我致力于为汉唐宇宙论翻案，觉得其中关键之一是如何看待宇宙论的认知方式？我们知道，西方近代时兴的是分解-分析的研究方法：把对象分拆开来，抽取若干构件予以量化，很是精确，但是对象是被看作没有生命的。中国古典宇宙论却立足于从生命看天地万物，那些即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因为参与到生命的生息变迁而获得生命性。而生命是如何生息变迁的呢？是依阴阳、四时、五方（五行）的交替节律变迁的。天地宇宙中凡适应这种变迁节律的物类才得以生存与繁衍，不适应的都会被淘汰。阴阳、四时、五行的变迁节律，已内化为生物品类的生物钟，宇宙论以阴阳、四时、五行对万物做类的区分，即是以这种生物节律-生物种为依据，而体现出一种客观认知的意义。中医取阴阳、四时、五方论生理、病理、药理、治理，它的有效性正表明了这种认知方式的正当性。

可见，宇宙论有认知价值。

及从宇宙论也可能引申出神学信仰，那是出于对天地宇宙生生之德的敬畏与感恩：没有天地宇宙的生化，就不会有我们人类，难道不应该敬畏？天地宇宙生化不仅让人类成为最优秀的一族，而且年复一年生成百物供养不断，难道不应当感恩？从敬畏出发，必定有所禁忌，有些东西不能去碰；从感恩出发，又得有所承担，借承担使天地宇宙生化得以永不止息。

敬畏、感恩、禁忌、承担，都体现为一种宗教性情感，可以引向宗教。

然而，即便如此，从宇宙论引出的宗教性信仰，与西方和中东地区推崇的宗教，仍有巨大差别。西方和中东的宗教，原出于对社会不公的抗争，往往取一神教的形式以强化抗争的力度。中国传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人格神，“天”“太一”都不具偶象品格，及各种散殊（互不隶属）的节日敬祭，又多与四时五方（五行）的时空交替有关。这样一种祭拜，实出于对天地宇宙变迁节律的敬祀，起着强化信守时节更替从事劳作与安排生活的作用。

其实，中国古典宇宙论，不着意去鼓动人与天地宇宙（神）的抗争，这种抗争至今已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古典宇宙论讲求人与天地宇宙的一体情怀，这种情怀才能使人类的繁衍与福祉得以永续。

我为古典宇宙论在认知和信仰上的这种辩护，或可说体现了我个人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一颗守护心。

来到本世纪最近十年，已踏入70后。有一种年龄划分的新说法，确认79岁还属中年，心里窃喜。

回想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从1977年算起，也有三十多年了。

我和我的同事和学生，在此期间获得社会各界的多方支持：

港台地区，如香港道教学院、台湾中华儒道研究协会等等机构，都曾为我们把中国文化向当地的传播，提供了许多帮助。

更值得感恩的是：云浮市政协在前主席黄达辉先生主导下，支持我们从事六祖慧能禅学研究长达十年；又得中山大学原主管校友会的领导李萍、陈绍彬诸君牵引下，香港旭日集团杨釗董事长支持我们成立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由是，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向社会学习，为社会服务。

2015年至2018年，我们以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为主体，先后在云浮、珠海等地，办了五期公益性质的“国学研修班”，听课人员广及党政领导干部、中小学教师、国学爱好者和部分宗教人士。稍后，我们又应邀在广州文化馆开设系列国学讲座。我们系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的老师们纷纷前去开课。我负责讲授中国哲学概论，连续三天的课程不感疲劳。授课者与许多听课者由此成为好朋友。

2019年，更获清远市委宣传部和一默智库邀请，研究院在清远江心岛开设高端国学公益讲座。2020年，清远市领导进而在江心岛建立岭南书院·江心岛书院，并赠与我“山长”的一项殊荣。从此，美丽的小岛成为我们长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那么多的好学者冒着风雨前来听课，与我们讨论问题、交流心得，给了我们许多激励，让我们更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守护好自己的优秀传统，建设好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们诚然知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精神血脉。2016年我们访问以色列，撇开政治问题不谈，对犹太人通过“苦难教育”强化族群认同意识的做法就不能不令人感叹。次年访问伊朗，漂亮的女导游每到一个教堂都虔诚地跪拜的那种对神的敬畏与感恩意识也很让人感动。2018年访问埃及，守护埃及文明的族群已经不是创造埃及古文明的族群，但是他们仍然以此为荣的精神心态也很值得赞赏。

显然，不同文明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都应该受到尊重。

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从中华文明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自然会更加珍惜与热爱自己的文明，并深感自家的文明有别的文明不同的长处与优势。我常常与学生们谈到这样一点感知：西方古圣贤，大多以为在杂乱的现象界里不可能找到普遍永恒的东西。他们意图通过抽离现象，在纯形式的层面上建构哲学体系。及西方宗教，则认定世间是丑恶的，真善美的东西，只有在神那里才能见着。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古典哲学与宗教，都不看好现实世间，追求远离现实世间。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典型地表达了西方古典哲学与宗教对现实世间的贬斥态度。这似乎也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追求。

可是，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世间中，好利恶害、趋乐避苦，既然被认为是生活于世间的众人的本性，也应该获得正当性。于是有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勃兴，以便为这种正当性提供理论说明。及后来觉得“上帝”存在只会阻碍人的这种本性的“自由”张扬，干脆宣称“上帝已死”，于是便出现我们今天看到与面对的，现实世间为利益谋取或“连横”或“合纵”去作永不停息的争夺与搏杀的状况。

显然，在西方哲学与宗教那里，由信仰营造的理想世界，和由权谋操控的现实世间，是分离的，对置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传统。由孔子缔造的儒家，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却是始终立足于世间，从世间出发的。孔子并不是不知道世间有丑陋的乃至罪恶的东西，但他坚信世间更有善良的美好的东西，致力于在世间寻找善良的美好的东西，守护与弘扬善良的美好的东西。世间善良的美好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人人都有亲亲之情，仁民爱物之心。只要我们守护住我们的这份真情与本心，激发与推达这份真情与本心，我们每个人便都会成为圣贤，人世间就都会成为善良美好的世间。绝对纯粹的追求，真善美的世界，或如哲学家所许诺的具有普遍永恒意义的东西，不是现成地摆放在那里，不是诉诸祈祷借由恩典得来的，也不是离弃具体有限的事物虚拟的，它是通过我们人自己的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乃至献身，去求取，去创造的。

这里所谓人自己的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乃至献身，一方面自当是指的人-主体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是指的每一代人-主体都不免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包括外在的条件和个人的“命限”，由之便意味着，美好生活的普遍与终极的营造不是靠某一代人可以完成的，需要人类永续的努力与不断地付出。前一代人的付出，为下一代人开拓了更好的前景；下一代承接上一代人以至数代人的努力，又将会把美好生活的前景不断向前推进；而每一代人有限的努力即此得以汇入人类美好生活无限发展的长河，而获得终极意义。神圣的美好的理想追求与人在世一点一滴的努力，有限的自我与无限的世界不是分离的、对置的，而是是连续与统一的，这构成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