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题推荐（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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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什么是史学？对古人而言，可读性代表的不是通俗、普及，而是对历史灵魂的把握。杨立华兄曾谈到，现在人文学科的论文都像理工科的实验报告，说的就是缺少灵魂。规范的学术语言注定了无法传达历史最本质的真相。

推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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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商》，以考古发掘报告为主，结合传统文献，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勾勒商代历史以及周人灭商的革命史。阅读考古报告是非常繁琐枯燥的工作，但《翦商》把考古的东西写得详实又生动。通过分析与考察商代墓葬，结合甲骨卜辞，尝试去还原商代王朝当时的物质文化水平，包括由此展现出来的精神文化框架，以及商代文明影响和传播的路线和范围。

这本书与众不同的地方，或者浓墨重彩的地方，是在对地下文物的梳理中，尤其重视“人牲”这一现象，形象地还原商代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极其残酷和血腥的人祭宗教，读来触目惊心。让人以近乎“直观”的视野，去立体的，甚至身临其境的感受商代文化，逐渐理解商代政治秩序的逻辑。正是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地体会商周革命的关键到底是什么，统治逻辑为什么要转换，以及如何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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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以现场记者手笔冷静刻画的人祭血腥场面，在这部厚实好读的书中占据极为突出的位置。殷商治下的普遍暴力令人惊悚，毛尖老师，虽然平日里热爱《权力的游戏》呼唤狂欢嗜杀的影视气质，读此书还是被震得一愣一愣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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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著作（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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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李怀印教授继《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一书之后撰写的另一部挑战既有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普遍认知方式之作。作者的叙述跨越了清朝前期、中期和晚期，民国和共和国长达四百余年的历史，从疆域保全、王朝治理与国家重建多个方面，系统性地质疑了这段历史乃所谓“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结论，并提出这一转变过程的本质是“地方化集中主义”和“集中化地方主义”。因此，现代中国并非17世纪以降依靠殖民战争和殖民贸易建立起来的西方殖民地国，而是在欧亚大陆上唯一一个建立在帝国疆域范围之内的现代多民族国家。由此反观清王朝两百余年的历史，作者强调清帝国并非一个通过对境内其他民族的征服和殖民活动建立的帝国，这一认识和阐释近代中国的方式同时有力地颠覆了美国新清史仿效西方殖民帝国的模式对清帝国做出的错误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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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为祥龙老师留给哲学界的最后告白，呈现出这一系列思考的最终形态，不仅是以时机化和情境化来理解边缘问题，更是将其贯穿在全书三大体系最根本哲学问题的展开中。相对于希腊人为西方确立的、以追求不变为最根本特征的终极实在观，祥龙老师以《周易》中的易、阴阳和卦变时几为中心，阐释中国古代的终极实在观。如果与张祥龙老师起步之时的早期著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相较，此书仍然包含了中西印三大体系的基本视野，仍然以印度哲学为媒介，旨在对比中西哲学，且其中的主要观念在早期著作中已见其几。但将其一头一尾两部书对比，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

早期那本书，通过从海德格尔哲学中学到的哲学观念，来考察中国天道，并进而对比中西，同时展现出中西两大哲学体系的广阔与纵深。现在这本书，虽然每部分仍然是以西学开篇，但以作者已经相当成形的中国哲学视角来评判各大哲学体系，虽不乏对中国和印度哲学的揄扬，对西方哲学却并非批判，而是仍能充分展现出其精妙、伟大与丰富。三大哲学体系在面对边缘问题时相互激荡与对话，各自呈现出自己的魅力，是这本书一个重要特点。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早期那本书对中国天道的阐发是以老庄为主的，但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之后，这本书已经将孔子和易学作为理解中国哲学的主线，对老庄和其他相关各家虽亦尽可能展现出其丰富体系，却使之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因而形成一个以易学为主线的中国思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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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幻中的论语》是一本影评，是一套课堂讲稿，也可以被视为一部零碎的自传。作者用口语化的写作，将诸多“十七年”时期的革命经典电影，再度引入到日常，从电影从业者和教学者的角度，剖析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电影制作细节，更将这些影片视为他“人生的起点”，通过重温“露天放映的年代”，将“个人见闻”融入对电影，对艺术，以至对世风人心的探究之中。

此书将《论语》等诸多古代经典，作为贯穿于解读“十七年”电影的一种注脚，从而引渡或剪辑出各类奇思妙想的观影见解。譬如从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中的“儿子”视角，联系到《革命家庭》中的“父亲”形象；从当下文艺青年们津津乐道的塔可夫斯基电影，挖掘《小兵张嘎》中的“成长”与《武训传》中的“悟道”；还有巴尔扎克与香港黑帮电影的关系；甚至会突然发问“张嘎长大后会怎样？”……在这些奔涌而缭乱的思绪中，作者不断尝试激活古代传统和革命经典，而揭示一种“为仁由己”的当代实践：“看电影，不是看银幕，是看自己的遐想。”

时代在变，人的语言和观念也在变，如何用当代话语理解先贤或长辈的传统，或许，这本从革命电影中阐发的《论语》新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考。在此书的结尾，徐皓峰将他理解“十七年”电影的方法视为一种对长辈的观察。在这个长辈纷纷离世的时刻，重温长辈的电影，也许是一种再度亲近长辈的途径——这些浸染着长辈生活方式的光幻故事，让我们片刻感受到那些闪烁在银幕上的理想世界，照进现实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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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该书还揭示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中一些格外具有创造性的部分，如苏联“新浪潮”电影中的战争观念、伊萨科夫斯基的“生活抒情诗”、王佐良的莎士比亚评论等，有助于读者理解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丰富面貌，并提供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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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译作（1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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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是西方国家眼中的“黑五类分子”。二战结束后，为了与军国主义彻底撇清关系，甚至连“地缘政治学”在德国国内都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直至冷战结束后，联邦德国政府仍然采取“自我牵制”的策略，主动把防卫事务交给美国和北约，自身则专心致力于经济建设。德国的国家定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过去，欧盟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民事力量”和“规范力量”，即经济和价值观，至于军事和地缘政治，则非欧盟所长。这种情况在近十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地缘政治学派在德国复兴，明克勒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按照麦金德、斯皮克曼等著名地缘政治理论家的说法，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的斗争结果，将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然而德国是夹在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国家，中间地带国家将如何在陆权、海权的夹缝中谋求振兴呢？当代世界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明克勒代表作《执中之权》尝试以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的眼光，而非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眼光，重新构想欧盟未来的道路取舍。

坦诚地说，这本书的视野和水平比比麦金德、豪斯霍弗等老牌地缘政治学家，有着不小的差距。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原因在于，明克勒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政界要员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德国重要的智库学者。《执中之权》这本书曾长期出现在默克尔的办公桌上。然而，似乎冯德莱恩迄今没有展现出任何地缘政治的视野；受绿党影响的德国政坛，更显得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一无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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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很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畅怀抒臆的诗人与宣扬理性的圣哲，究竞何者更胜一筹？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萦绕于现代人心中的“关于人本身的问题”。自古希腊至近现代，理性与非理性的交错、搏击几经跌宕，总体上，人们对于非理性的关注不断增强，叔本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更为其中翘楚。

只有在这一思想脉络里理解《希腊人与非理性》，才能明白作者多兹关心这一问题的旨趣何在。多兹开诚布公，他在写作中“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们自己时代的状况”（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社会为何会变得如此疯狂？希特勒的德国和古希腊之间或许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间接的关联——关于非理性因素在任何文化中的位置，它们如何工作，如何理解它们，以及这些理解会带来什么结果——仍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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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英国的奥匈帝国人赖希，在探索欧洲政治和文明现状的形成时，以美国独立战争作为开篇，并为法国人拿破仑赋予了最长的篇幅。在他笔下，历史事件与人一样具备“灵魂和意义”。出于对法国在欧洲地理上中心位置的回应，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章节被安排在了文本的核心位置；出于对可能愤慨的美国人的安抚，以免他们难以接受拯救他们的并非“它们自身的自由和独立之父”，美国独立战争被安排作为文本的起点。事实上，在赖希眼中，欧洲是“希腊非凡才智和罗马军事力量”的继承者，美国的崛起恰是因为英国在18世纪愚蠢地去挑战欧洲，一如波斯帝国之于古希腊、迦太基之于罗马。他目光如炬地指出，19世纪以来欧洲正在进行的进程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进程恰好相反，美国人民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上表现出最惊人的同质性，欧洲民族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却日益严重。

扎实的古典学素养让他意识到，欧洲就仿若一个更大的希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让欧洲在宗教、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拒绝同化，无论同化来自何方。注定在差异中前行，无法在统一中崛起，清楚的现实没有让作者放弃对欧洲的希望。尽管在著作出版（1904）十年后、作者逝世（1910）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作者对“欧洲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的判断看起来落入了“历史的局限”。但在更高的眼光下，赖希真正看到的是，历史来自各民族的精神活力和道德勇气，真正的文明会在其中得以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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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百年国际争夺》这部地缘政治学文集中，首篇《英国入侵中国》（1940）尤为重要，文章细致勾勒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实质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道义状况。鸦片战争“提供了世界史上强权先于公理最明显的例证之一”，清楚地说明了英帝国主义的行径何以“对其后东亚文化圈所有内部和外部的巨变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豪斯霍弗目光如炬，以35页篇幅栩栩如生地揭示了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伪善的政治品性。其余几篇英美论充分表明，英美的东亚战略都不过是鸦片战争开启的百年入侵的余绪而已。福赫勒-豪克的《中国复兴的途径与可能性》与小豪斯霍弗的英美论遥相呼应，同样值得深思。鸦片战争是“东亚现代性”的开端，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的史观，绝非无的放矢或可以轻言“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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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作者的《美国的反智主义》顿时间出现了好几种中译本，与其说是作者在书中透露出来的左翼进步主义立场，不如说是书名比较“耸人听闻”。其实，作者的这本《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界或许更有启示意义。在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19世纪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学说如何备受美国新富阶层的喜爱，后者认为斯宾塞的理论正好论证了他们为何能够坐拥巨富，穷人为何活该受穷。在《美国的反智主义》一书里，作者批判19世纪的美国新富阶层认为钱能通神，因此不爱读书。但其实这群人对于哪一种学说对自己最为有利，最易于为自己唱赞歌，其实是蛮清楚的。此外，作者分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与19世纪末美国的对外扩张冲动相结合，成为论证美国海外殖民的工具。曾几何时，“社达”同样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里日常可见的行为逻辑，不少人一面深受其苦，一面却依样画瓢。从“社达”到嫌贫爱富，再到慕强，再到“精致利己主义”，期间思想脉络，一以贯之。虽然不同群体用来自我表达的名词与概念各有差异，但根本逻辑却并无二致。就此而言，本书如同一面镜子，可以照清不少当前随处可见的诡异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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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公开诉诸生殖器、性行为、屎尿屁这些人人皆知的梗，这一点各个文化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如260行以下普拉克萨戈拉说“决不让他们把我拦腰抱住”一句，因为上下文都在“开车”，如“顶撞”、“举腿”之类，这里拦腰抱住也殊不可解。Robert Mayhew的英译本译为“ I’ll never be seized in the middle ”，并加注说，“抓住中间”在希腊文中既指拦腰抱住这个摔跤动作，也指抓住对手的生殖器——普拉克萨戈拉果然在“开车”。又如1060行以下，男青年说他要先上个茅房，怕等会儿因为恐惧而窜稀，张竹明先生译为“要不然灾难会因为恐惧而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你我头上”，实在过于文雅悲壮，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黄薇薇径直按字面意思译出，又加注说明，这就好理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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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打破了卢梭研究学界的长期成见，把卢梭从“乖戾疯子”和“危险的启蒙分子”的两种极端评价中打捞出来，“重新恢复了一种对卢梭政治思想的严肃兴趣”（页16）。此外，他在面对卢梭时的谨慎与克制令人难忘。

施特劳斯对卢梭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过程。1962年，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开设卢梭专题课之前，他已发表过《论卢梭的意图》（1947年），在著名的《自然正当与历史》中也有“卢梭”一节（1953年）。这两部发表时间相近的作品却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卢梭面相：卢梭到底是谨慎的苏格拉底信徒，还是霍布斯核心观点的推进者？施特劳斯的学生们对此莫衷一是。1940年代，雅法在纽约新学院念书时跟施特劳斯上的第一门课就是卢梭，他后来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抱怨”说，施特劳斯对卢梭的看法前后不一，曾影响了自己对卢梭的理解。但施特劳斯自己并不这样看，他在1960年回应肯德尔的类似质疑时明确说过：《自然正当与权利》中的卢梭“是对同一个主题更加成熟与清晰的表达”（页23）。德国卢梭专家迈尔应该对这个表态感到很头疼，而我们则应该认真细看施特劳斯这部《卢梭导读》。

施特劳斯身前自己发表的文字极为精深，意义太过稠密，往往要再三咀嚼才能勉强撑开作者编织的累层意义空间。而在这本讲课录中，我们兴许能跟60前年那群围坐在一张小桌上听施特劳斯讲课的学生们一起，随时接受这位思想者的降维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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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版新读（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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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岛从1588年到1688年的一百年间，转变成了一个海洋国家。就在伊丽莎白1603年去世的同年，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获得巨大成功，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哈姆雷特形象已经成了神话。如今可以说，哈姆雷特和利维坦并称17世纪或者早期现代性的两个伟大神话。在《哈姆雷特抑或赫库帕》中，施米特表面上在处理哈姆雷特神话的美学问题，实际上暗中指向霍布斯的利维坦神话。他透过悲剧不仅批判了自由派的浪漫化的主体主义，而且重拾公共领域和代表制的政治哲学问题。

施米特指出，现代的主权国家完全是陆地性国家的产物。在他看来，现代主权国家是陆地国家的成就，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仍处于“野蛮的前国家的状态”——亦即仍未摆脱中世纪封建社会影响的前主权国家状态。英格兰通过工业革命以及海洋占取后来居上，剥夺了陆地性主权国家的文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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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喜谈“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固然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但与其将此议题大而化之，形成某种去历史的、本质主义的“结论”，不如深入考察那些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之全貌，分析其来龙去脉、因缘流变，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进行周全而自洽的解释。就此而言，老一辈学者的不少经典论著值得反复重温，仔细研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对唐代高官子弟如何运用科举制来延续其地位与特权、中下层地主阶级子弟如何希望通过科举制来进入统治集团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虽然终唐之世，世家子弟在出仕任官上有各种便利，并且一度形成强调朝廷高官只能由世家子弟担任的政治氛围，但毕竟给“贫寒之家”的子弟一些实现“阶层跨越”的空间。这与其说是所谓“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不如说是古代王朝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扩大统治基础的手段。而在科举考试内容上，作者指出天宝年间进士科尚以文辞取士，导致“进士出身的官员不仅比较普遍地缺乏经史知识，只会写诗或起草诏敕，而且缺乏实际政治才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去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学风影响政风，斯为一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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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作而在1990年初版于香港的《体国经野之道》也纳入视野，就可以看出，周振鹤先生对政治地理学的关注，与晚近中国三十年的巨变紧密贴合，也体现出他承继乃师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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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国产电影（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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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国产电视剧集（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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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播出后夸奖与质疑都不少，缺点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在哪里？这引起我的一些思索。记得近半个世纪前，1974年前后，我在老导演谢铁骊的摄制组《杜鹃山》、《海霞》剧组里做场记和副导演，我曾经很正经地请教老谢导演：“导演的职责是什么？”谢铁骊导演简要、明确地回答我：“情理与描绘。” ——从此，在我的创作与教学中，一直牢记这四个字。把握“情理”是导演的第一责任。它包括要宏观、整体地选择和加工剧本剧情、人物的情理逻辑，也要在拍摄中把握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台词、动作，以及服装、道具中的细微情理处理；未来完成的影剧中不能留有任何的不合情理的地方，也就是现代观众常说的Bug，即逻辑、情理上的漏洞或失误。导演从接受、加工剧本起，就要和编剧、演员、摄美录等主创们，从筹备到拍摄及后期阶段，一刻也离不开对这个“情理”的把控，做着防止各种Bug的努力。作为带有悬疑、案件类故事的《开端》，对这个情理问题就更不能放松。现在完成的网剧《开端》（该剧英文片名Reset, “重启”的意思，这个名字似乎更准确于剧情）在编导上，特别是编剧中，主要的缺欠，即还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正是在“情理”把握的深度上。

推荐人：北京电影学院 谢飞

[点击查看谢飞导演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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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我们熟悉全部人物性情与品德，《开端》主人公李诗情和肖鹤云的探究并没有止于确认真正的作案人并加以制止，而是不断明确整个事件中全部相关人员的行动动机，这也就等同于要在我们观剧者面前明确全车人作为人赖以生存或选择毁灭的根本理由，亦即他们作为人的基本品性。唯有认识每一个人的性情，才能真正做到与众人“打成一片”，并切实处理他们当中发生的矛盾和斗争。在审慎且周全的政治实践当中，不容许半点关于“人”的极端乐观或悲观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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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关键点有二：第一，恢复了传统作为生活技艺的意义。近年来的不少古装剧似乎走上了“因礼废人”的邪路，虽然服化道往往号称“充分还原”，真真假假的古代礼仪充斥其间，甚至台词都改得半文半白，但实际上，剧中人反而成了礼仪的傀儡、制度下的木偶，其心灵光彩反而不如早年古装剧中那些穿着现代蕾丝装、头顶蝴蝶结的人物。相比之下，《梦华录》中的传统是平民百姓的自立之本，而不是高门贵女的风雅点缀，是由巧匠妙心所造就的手艺，而不是“正妻穿红、小妾穿粉”之类的封建糟粕。赵盼儿的点茶和孙三娘的厨艺自不必说，就连教坊中人宋引章的琵琶，也并非单纯的娱人之道，而被她视为一种值得终身追求的职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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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长河》热播时，一位向来尊敬的长辈微信留言向我推荐，他的推荐语素朴清朗，非惯于写作陈朽论文的我所能及，故而摘录其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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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中国人民大学 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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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通识阅读 ”召集人：舒炜  贺方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