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研究》新刊 | 刘海超：托克维尔论“民主的专制”
编者按：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第10辑）：古典自然法再思考》（刘小枫主编，贺方婴执行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 。感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刘海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
托克维尔论“民主的专制”
刘海超
一 平等：托克维尔政治哲学思考的起点
政治民主
社会平等
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将民主分为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两方面，分别代指民主政府和公民社会。不过，他更看重民主的后一种理解。因为这涉及到托克维尔的核心关切，也就是平等何以与自由携手。只有对民主社会的影响或后果进行展示，我们才能明白托克维尔何以将民主进行社会意义上的诠释。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时代平等的普及可能会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趋势，也就是平等压过自由，专制取代独立，“但人心也存在一种对平等的堕落趣味，这种趣味让弱者奋力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宁愿让人们在奴役中平等，也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DA，59-60）托克维尔警示，平等与自由的张力是民主时代的最大的冲突，并可能导致“民主的专制”。
二 平等与自由的张力：“民主的专制”的形成
托克维尔主要将民主看作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状态和由此引发的全方位文化心理影响。托克维尔将平等概括为现代社会的一般性特征而与贵族社会对立，继而指出现代政治中平等与专制相结合的趋势，也就是“民主的专制”的形成。
个体主义
《旧制度与大革命》1866年版
享乐主义
造成“民主的专制”的第二个原因是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来源于阶层的消失。在贵族社会，阶级的差别与固化使下层老百姓看不到上升的机会。他们不仅认为等级的界限是不可打破的，而且贫困的生活也是正当的。普通老百姓不曾试图去创造另一个阶层的生活，只把希望寄托在精神和来世。当等级制消失，特权不在，财富变得日益分散，商业发展和工业革命大大扩展了人们获取财富的机会，获取更多财富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穷人也能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物质的富足，产生享乐的念头。
享乐主义导致政治冷漠的盛行。民主时代人们的享乐主义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当欲望超过其能力时，享乐主义就会走向歧路。享乐主义促使人们就会感到苦恼，就会更加专注于获取更多的财富，享受更多的物质乐趣，从而导致金钱在社会关系和行动中成为唯一动力，而履行公民义务，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实乃一种多余的障碍。最后，享乐主义产生了自由丧失的严重后果，“毫无必要使用暴力去剥夺他们已经享受的权利，他们会自愿地交出来”（DA，663）。与此同时，民主制下曾经负责政治生活的阶层——贵族——消失了，国家权力出现了真空期，就会给野心家的执政打开方便之门。当这个政权许诺给人们稳定的社会秩序以让他们安心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人们已由财富的拥有者成为财富的奴隶，政治冷漠横行无忌。
享乐主义还会激发嫉妒心理，阻碍了人民之间的政治联结。平等的发展使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抱负，然而能力的不平等又阻碍了欲望的实现，于是嫉妒之心在社会上蔓延。政治冷漠已经为“民主的专制”提供条件，而嫉妒又让人与人很难建立信任，组建政治团体。人人各自为政，社会原子化严重，根本无法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抵抗暴政，最后反而不能保卫自己拥有的财富。托克维尔不无讽刺地说道，
1
法国政治思想史学家吕西安·若姆指出，托克维尔批判享乐主义，并非因为他信仰禁欲主义，相反他观察到了现代社会商业精神的勃发，肯定个人追求财富的正当性。[14]托克维尔认为需要警惕的是享乐主义的政治后果，对个人自由造成的危害。当民主制下现代人沉醉庸俗享乐时，他们就会将公共利益、地方自治和选举立法抛之脑后。现代人祈求的不是充满活力的政治生活，而是一个能够保障他们享乐的无所不包的父爱式专制权力，因为这种专制主义从本质上支持和助长人们的享乐主义。追求享乐主义的现代人，反而失去了个人自由。
《民主在美国》手稿
行政集权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平等对于现代人的两种影响，接下来将考虑它对政制的作用。在贵族制下，贵族不仅是其封地的最高掌权者，而且作为君主和人民之间的次级权力（或中间权力）而存在，发挥着制约平衡君主权力的作用。也就是说，贵族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起到了保证地方自治和公民自由的重大作用。当民主革命将平等观念普及后，以特权和封闭性为基础的贵族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贵族制也就走进了历史的坟墓。在一个一切人平等和孤立的社会中，人们不再认为中间权力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转而特别主张统一的权力、统一的立法和统一的管理，赋予国家无上的权威和力量。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国家的人们对平等怀有特别的喜好。因为人人平等，民主人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们不认为别人比自己拥有更高的智识和更优秀的道德，从而产生既自卑又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特别有利于将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和国家元首，因此只有这样，现代人才会觉得他们都被同一个主人管理，才会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托克维尔不无悲观地预测，在即将到来的民主时代，“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会是人工设计的产物，而中央集权则是政府的自然形式”（DA，837）。
需要说明的是，在托克维尔看来，问题不在于中央集权就一定有害，而在于它是哪种类型的中央集权。在《民主在美国》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五章“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中，托克维尔便认识到实际上存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中央集权类型。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和英国的中央集权与法国的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前者是一种政府集权，而后者则是行政集权。二者看似大同小异，实际上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权力。政府集权是指中央政府只对涉及全国性的事务掌握决定权，地方事务由地方处理；而行政集权是指中央政府不仅掌握处理全国性事务的权力，还将地方事物的处理权力掌握到自己手中。托克维尔认为只有政府集权才是必要的，而行政集权则是多余的且有害的。在政府集权下，“国家就像人一样拥有激情，通过单独行动投入巨大力量，也能运用和聚集它的政治权威”，而“通过消磨公共精神，行政集权会使其治下的国民失去活力”（DA，97）。托克维尔真正反对的是以行政集权为主要特点，失去地方自治活力的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为何会导致奴役？可以说托克维尔的分析较为粗糙和感性。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弗洛姆指出，中世纪封建制的崩溃使得赋予个人安全感的纽带被斩断，个人的归属感被剥夺，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变得松散了，现代人感到孤独、焦虑和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在不放弃自我独立和完整性的前提下，通过爱与劳动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发展自己的个性。另一种是通过消除个人与社会的鸿沟，消灭个性，将自己与社会上有同样情感的大众连为一体来摆脱不安与孤独，而这正是纳粹主义的起源。[15]托克维尔警惕的就是第二种应对自由的方式，当现代人逃避了自由的责任后，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某种不受制约的高度集权化的权力。
总之，在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时，旧的等级和纽带被打破，现代人重新被丢入平等、孤立和无援的某种“自然状态”之中，个人的政治身份被剥离，享乐主义使现代人沦为单纯的经济理性动物。当社会上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成为主导力量时，广泛的政治冷漠为专制主义的滋生提供沃土。因此，“民主的专制”指的是在以平等为最主要特点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个体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双重作用下，沦为只关心私人生活的经济理性动物，忽视政治生活，丧失公共行动能力，从而投入到能满足其物质欲望的不受制约的全能型权力，这种统治类型有三个特点：无所不及的中央权力、荒漠化的社会与物化堕落的人。[16]“民主的专制”实质上反映的是现代性浪潮下原子化倾向的加深、共同体和政治生活的失落可能造成的后果。
三 以自由规范平等：克服“民主的专制”
托克维尔站在现代政治形成之初，根据对早期美国政治实践的观察提出了“民主的专制”的解决方案，包括地方自治、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重建宗教信仰。在托克维尔看来，以自由规范平等是克服“民主的专制”的根本途径。
地方自治
形成“民主的专制”的原因之一是个体主义。个体主义之所以有害，在于它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冷漠。托克维尔认为，地方自治既能锻炼人们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又平衡了中央集权的力量。
首先，地方自治是克服个体主义的有力武器。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仅有代议制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方上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以赞赏的语气写道，
1
这里的自由，显然指的是古代式的政治自由，也即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或资格，正如美国学者保罗·海纳指出的那样，“当托克维尔写到自由时，他并不总是指现代自由。上下文常常表明他想到的是古代民主”。[17]在托克维尔看来，发掘自由的古典含义，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锻炼政治表达能力，对于走出现代社会原子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地方自治成为公民们接受政治教育、践行自由精神的舞台。托克维尔通过考察发现，19世纪30年代的新英格兰乡镇采用的是古希腊雅典时期的直接民主，乡镇居民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召开乡镇居民大会，自主管理自身事务，不受外界干涉，“享受真正的民主和共和的政治生活”（DA，44）。通过积极广泛地参与乡镇管理，新英格兰居民养成了热爱乡镇、遵守秩序、保卫自由的习惯，避免了以激进的暴力革命实现个人诉求的发生。
再次，地方自治还起到了制约中央政府权力的威胁。托克维尔发现，美国实质上是一个由二十四个小主权国家组成的共和国（在当时，美国只有二十四个州）。州的基础在于乡镇。只要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能组成某种共同体，也就是说政治生活始于乡镇。活跃的乡镇政治生活不但能够克服平等产生的集权主义倾向，而且还增强了地方团结一致反对当局侵犯的力量。
托克维尔画像
托克维尔对地方自治的强调，实质是对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的强调。与马克思不同，托克维尔赋予政治高度的地位，拒绝将其从属于经济。[18]同时，这也与受自由主义支配的现代政治秩序存在明显分歧。后者的一个基本预设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契约和理性计算原则，将独立的个体组织起来，以此构建现代政治秩序。这种观点似乎认为，只要界定出明晰的权力/权利界限，共同体就能实现善治。然而这种主张忽视了公民政治生活的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的贬低，加剧了平等带来的政治冷漠。政治在个体主义的支配下面临消失的风险。正是出于对这一趋势的警惕，托克维尔才尤其重视地方自治对现代民主人起到的政治教育的作用。
结社自由
克服“民主的专制”的第二种方式是结社自由。在托克维尔看来，贵族制度作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集合起到了制约王权、维护自由的重大作用。平等的发展使人变得独立，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去完成一些重大事业。托克维尔相信，恢复贵族制度和贵族社会已无可能，必须要在民主社会中挖掘有利于维护自由的因素，发挥相当于贵族制的作用。在托克维尔看来，结社正是贵族权力的可靠且可行的替代物。在考察美国时，托克维尔发现公民联合起来组成的社团实际上是带有贵族性质的法人——既能给予人们完成共同事业的巨大力量，又能避免贵族制的不公正。
相比全能型政府，结社自由更能维护个人自由。托克维尔将民主社会描述为原子式个人和全能型政府的结合。当现代人在遭遇个人无法克服的困难时，孤立的个人不想方设法与他人建立联系，组成一定团体，形成共同的力量，恰恰相反，他们却求助于公权力，这样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公民越是无力，就越希求国家应该强大，甚至无所不能，包办一切。托克维尔对这种趋势表达了忧虑，
1
如果政府使私人联合完全消失，那么这个国家在道德和智识领域出现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在工商业领域发生的危险。（DA，631）
可见，托克维尔非常珍视结社的重要性，并认为在全能型政府和社团之间，只有后者才能维护个人真正的利益和自由。
结社自由能使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民主社会是一个万人同面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孤立无力的社会，人们对权力产生了依附性。结社自由正是要打破这种依附性，使公民获得主体性和意义。托克维尔发现，社团使美国人养成了自治的习惯：
1
美国居民打小就被教育要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艰难困厄。他们对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向当局求援。孩子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他们在做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认定的犯规行为。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也都有这种精神。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交通发生阻塞，附近的人就会立即聚集在一起，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已经解决困难了。（DA，219-220）
结社的这种作用在政治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当一些共同支持某一主张或学说的人组成社团，他们就会形成组织化力量，传播这种观点以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支持。集会权是结社权的延伸，政治社团利用集会权利在某个重要地方举办政治宣传活动，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结社权的最高形式是组建选举团，持有相同或相似观点的公民组建选举团，选出代表，直接在立法机构表达诉求、行使权力。
和地方自治一样，结社自由的真正要义在于使现代人恢复为公民。当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能够自主地决定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物时，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公民能力、素养和精神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相反，越是沉浸于个人和经济生活，个体的权益越是难以保证。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在高度肯定自我的民主时代，托克维尔提醒民主人，提升和肯定的力量往往来自于自我之外”。[19]显然，充分运用结社自由能够克服民主时代个体主义倾向，能够防止“民主的专制”的产生。
出版自由
可能出于对“多数人暴政”的警惕，已有的研究过多着眼在出版自由可能带来的舆论暴力，忽视其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事实上，托克维尔认为报刊不仅是“最无力和最孤独的人利用的强大武器”，而且还是“保护自由的最主要的民主手段”（DA，869）。出版自由之所以能起到保障自由，克服“民主的专制”的效果，在于它可以放大个体声音，寻求他人支援；统一意志，开展共同行动，完成伟大事业；扩大地方自治，抑制中央集权的过度发展。
出版自由能打破孤立状态，寻求他人援助。托克维尔声称，现代社会人们既没有帮助他人的义务，也不存在要求他人帮助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法忍受孤独，现代人就可能转而寻求“强大的存在”的援助，进而形成对理性控制的依附。出版自由的存在使得这一逻辑链条出现断裂。民主人可以在不寄希望于公共权力的前提下，通过寻求他人和社会的支援的手段实现自由，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当个人受到不当侵害无力反击时，他就可以利用报刊媒介表达自己的心声和意见，让更多地区的更多的人知晓，舆论的压力可以缓解乃至解除权力对个人的奴役和压迫。因此，托克维尔格外注重现代社会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坦白来讲，我认为生活在贵族制国家的人们实际上不需要出版自由，但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如此”（DA，869）。
出版自由能扩大地方自治，抑制行政集权的发展。托克维尔还发现，报刊的数量与国家行政集权的程度存在负相关：行政集权越严重，报刊数量就越少；相反，行政集权越低，报刊数量就越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简单。当一个国家存在众多地方自由时，人们为了参与地方自治、管理地方事务的方便，就客观上需要报刊来获取信息、表达诉求、形成舆论。当行政集权加强时，地方权力不断上收，人们就失去参与地方治理的机会，报刊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美国报刊之多与它实行的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存在直接关系，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乃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自主性不断被破坏的历史，故而报刊自然不可能像前者那样种类繁多。基于在美国考察的见闻，托克维尔特别指出在人民享有主权的国家，设立出版审查制度“不但危险，而且荒谬”（DA，210）。托克维尔说，在人民拥有了政治自由后，国家就必须承认公民有足够的能力在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之间做出恰当选择，能够遇见这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并有能力承担之。以美国为例，报刊虽然存在滥用自由的倾向，例如攻击法律、干预私人生活、破坏秩序等，只要不是暴力违法，政府并不会加以指责，更不会查封。降低报刊影响力的手段，就是增加报刊的数量。托克维尔感慨道：
1
1
为了能够享有出版自由的极大益处，就必须忍受它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罪恶。想得到益处而又要远离罪恶，这是国家虚弱时期常有的幻想（DA，212）。
宗教信仰
宗教思想在托克维尔政治哲学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托克维尔主要论述的是宗教与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之关系，故有学者将托克维尔视为现代性研究领域内“首要值得讨论的社会思想家”。[20]托克维尔并未遵循以个体个共同体的自治来彻底否定宗教神学的他治的现代性道路。他的处理方式是二元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托克维尔进一步提出，建制性宗教非但不与现代政治秩序存在互斥，而且还可以通过调节和抑制精神思想领域的过度世俗化倾向，即限制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来保持政治领域内平等与自由的结合。
作为教条性信仰之一种的基督教，能够起到纠正个体主义的作用。所谓教条性信仰，就是人们不需论证就持有的某种观念。基督教就是这样一种教条性信仰，它通过提供某种共享的思想价值观念来实现现代社会原子化的整合，促使人们共同行动，从而实现社会繁荣：
1
但是很明显，一个社会没有这样共同的信仰就无法繁荣，不如说这样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即便还有人，但不存在社会机体。（DA，517）
在这里，基督教其实起到了社会粘合剂的作用。
基督教通过“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节制人的物欲追求。托克维尔赋予了“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很高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平衡现代人经济理性和公民德行、私人生活和公共行动的重要方式。托克维尔尊重现代人对谋求功利的热情，将其视为一项基本事实予以接受。但是现代人的经济理性会导致享乐主义的盛行，所以托克维尔在肯定了个人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正确理解”之上。“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扩大了自利的范围，使之不仅包括经济方面，同时也包含精神的、来世的价值。换句话说，“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其实就是个体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现世利益与来世利益的关系，甚至为了公共和来世利益而不惜牺牲一部分个人与现世利益的精神。“正确理解的利益” 的目标并非德性，却会在实践中发生潜移默化的趋向于德行的转化：
1
人们首先出于必要性关心普遍利益，然而是出于选择；出于计算的事情变成了本能；由于不断为其同胞公民的福祉工作，他最终获得了为他们服务的习惯和爱好。[21]
出于经济利益计算的行为最终摆脱了其最初的自我动机，发展成为公民行动的逻辑。可见，在“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的指导下，现代人人超越了现世利益的福祉，不再成为“温情的唯物主义”的奴隶。
托克维尔之所以不反对基督教，乃是因为他认识到欧洲的反宗教情绪其实是混淆了政治上的基督教与宗教上的基督教。欧洲人反对基督教，“是把基督教当做政治敌人，而非宗教对手”（DA，364）。也就是说，正是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得基督教丧失了民心，树立了敌人。这也就是间接回答了基督教要想在民主社会存在下去、保持影响力的必须遵守的第一个原则：政教分离。在托克维尔看来，教职人员应该仅限在教堂之内传道布施，不能越出自己固有范围，更不能妄图与政权结合，形成国教。第二个原则涉及宗教仪式。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时代人们对表面的形式并不关心，一旦形式大于实质就会产生厌倦之情。因此，宗教必须简约礼拜和仪式，不拘泥于细节，最大程度减轻与平等精神的抵牾。最后需要遵守的原则是教义方面。爱好安乐，追求享乐是民主社会里不可更改的本质特点，宗教决不可以来世的幸福来劝导人们放弃此生的福利，过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因此，宗教虽不应当劝导人们放弃享乐，但它可以教育人们以正当的方式获取财富。
四 “民主的专制”和“多数人暴政”比较
《民主在美国》上、下卷展示了托克维尔不同的关切，托克维尔在上卷担心的是“多数人暴政”，在下卷担忧的则是“民主的专制”[22]。一些学者误将“多数人暴政”等同于“民主的专制”，通过对比，二者无论是发生机制、特点、结果及克服手段都存在很大不同，“民主的专制”实为比“多数人暴政”更残酷的奴役类型——直接消解政治和公共生活。
“多数人暴政”是民主选举制度的产物，是指建立在一人一票基础上，居于多数一方的选民利用选举规则左右权力机构，以人民的名义滥用权力，危害少数人自由和权利的专制形式。“民主的专制”和“多数人暴政”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专制类型。一些学者错误地将二者等同起来，或认为“民主的专制”是“多数人暴政”的新形式或高级阶段。[23]当然，不可否认，二者存在某些共同点。它们都可以与人们主权原则结合，都是某种形式的多数人统治的畸形，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纠正，都会对国家和公民的利益造成伤害。通过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就会知道二者的区别要远远多于相似之处，如表1所示，“民主的专制”实际上是比“多数人暴政”更为恐怖的奴役类型。
发生机制 |
特点 |
结果 |
纠正手段 |
|
“多数人暴政” |
对公共权力的不正当支配 |
暴力的统治、存在活跃的社会关系 |
损害少数人自由和利益 |
政制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联邦制度等） |
“民主的专制” |
政治的消解 |
温和的统治、荒漠化的社会、物化堕落的人 |
父爱式专制权力 |
政治的（地方自治、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 |
表1：“多数人暴政”与“民主的专制”比较
发生机制
造成“民主的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人从公域的退出，而“多数人暴政”是选民的大多数意见对公共权力的不正当支配和影响。也就是说，在“多数人暴政”人们并未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持冷漠态度，而是确确实实地行使了政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只不过选民意见的表达违背了某些宪法法律原则，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特 点
“民主的专制”是温和的，它不控制身体，它只会消磨精神和灵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靠物质利益维系，金钱成了社会交往的唯一支配法则；社会一盘散沙，不存在社团和次级权力。而“多数人暴政”则是暴力的，是旧专制主义的现代版本。[24]它直接诉诸国家强制力，主要对身体或物质利益造成损害，往往不会考虑对精神进行渗透；存在相当活跃的社团和社会关系，友善与物质关系共同决定人们的交往行为。
结 果
“民主的专制”的最终结果是造成某种形式的监护型权力；“多数人暴政”只是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的一种例外情况、扭曲状态，会使少数人利益受损，不至于危及到社会和国家的存在基础。
纠正手段
克服“民主的专制”，主要靠“政治”，即引导人们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组建社团，行使政治权利，以此抵抗全能型的国家政权的奴役；纠正“多数人暴政”，主要靠“政制”，即以《联邦党人文集》所主张的宪政制度设计以抑制多数的激情。
对“多数人暴政”的讨论集中在《民主在美国》上卷第二部分第七章和第八章。在高度赞扬了美国乡镇自治和政治制度后，托克维尔十分突兀地将“多数人暴政”摆在读者面前，似乎颠覆了已有的观点。托克维尔为何会认为在一个“没有危险需忧虑，没有损害需报复”（DA，229）的国家竟会不可思议地出现暴政，而且还是人民的大多数主动实施的？
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解读。[25]一种观点认为，托克维尔的这种跳跃也许能从他的修辞中窥得原因。众所周知，托克维尔从不引述霍布斯、洛克等自然状态论者的观点，也极少涉及《独立宣言》和立宪国父的思想。这种情况在描绘“多数人暴政”时出现了罕见的例外。在第二部分第七章最后一节“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多数的无限权威”（DA，312-314）中，托克维尔几乎全文都在原封不动地引述麦迪逊和杰斐逊对于“多数人暴政”的预言。如此大篇幅的引用别人的观点，不仅在《民主在美国》（上、下卷），也在托克维尔的其他作品都是极为少见的。[26]因此，托克维尔在美国可能并非真切地观察到了“多数人暴政”或潜在的可能性，而是不加批判地继承了美国立宪先贤们对“多数人暴政”的担忧。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多数人暴政”这一问题上，托克维尔错误地使用了法国视角。从1789年到托克维尔考察北美大陆的1832年，美国并没有出现“多数人暴政”，托克维尔在北美大陆也没有真的见过这种暴政。托克维尔“多数人暴政”的思想灵感来源于法国。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暴力、血腥的革命，产生诸多消极的后果。法国大革命正是人民主权演变成为“多数人暴政”的过程。这种“多数人暴政”曾给托克维尔留下深刻印象，而他的亲人就亲身遭到了革命的冲击。[27]因此，托克维尔不知不觉地错误地混淆了美国和法国的社会事实，将法国的历史错误性地应用在美国考察上，“多数人暴政”实际上就是“分离理论性视野的产物”[28]。无论是哪一种观点，托克维尔对“多数人暴政”的着墨事实上只占到全书93章的2章，无论如何都无法涵盖托克维尔对平等与自由紧张关系的表达。
结 语
“民主的专制”，实质是对以高度集权和官僚制为特征的现代政治中可能发生的公民对公共领域的疏离并由此导致的对政治控制的丧失的警告。“民主的专制”的真正指向是现代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实际上暴露出了以现代自然权利和契约论为建构核心的现代政治的内在紧张和深刻矛盾，即原子化的泛滥、政治冷漠的盛行以及公共性和共同体的失落。要想克服这种危机，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重建个体与政治的联系。托克维尔所指出的解决办法，都是为了促使人们从封闭的个人生活领域中走出来，重新重视公共领域和政治事务，积极参与公共生活，采取政治行动。纵观托克维尔的一生，无论是他的著书立作，还是参政经历，都是对这一观点的实践。
注 释
作者简介
刘海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见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国社会科学论丛》等期刊，并参与编写《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
延伸阅读
关注我们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