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研究

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

编 者 按

本文作者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译者为卢白羽,选自 《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刘小枫编,谭立铸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中译编者按]本文根据Friedrich Schiller,Werke und Briefe in zwölf Bänden, hrsg. von Otto Dann, Bd. 6: Historische Schriften und Erzählungen I, Frankfurt a.M. 2000, S. 411-431译出。注释均侈译自此一版本。


[德文版编者注]席勒有意以原初演讲稿的形式发表本文,尽管也经过修改。本文再现了席勒于1789年5月26日作为耶拿大学哲学教授的重要就职演说。这一演说开启了席勒计划于夏季学期开设的大课“普遍历史导论”。这门课成为一个特别的学术事件。席勒此前是作为天才的剧作家而闻名,他能将极具争议的政治以及社会批判话题搬上舞台——而远在凡尔赛,自五月初起,法国的将军们聚在一起,在那几天里将事物引向革命的转折。



▲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

尊敬的先生们,将来能同你们一道悠游于普遍历史之林,实乃鄙人之荣幸。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1]这片广阔的领域能向勤于观察与思考的人提供丰富的研究题材,它也提供庄严的楷模供练达的实干者效仿,哲人也从中获取重要的启发,所有人皆能从中汲取丰富多样的最为高贵的愉悦。看见这么多青年才俊济济一堂,为着高贵的求知欲而环绕在我周围,想到在他们中间,日后定将出现能左右未来世纪的人才,念及于此,我履行的职责在我就成为一件赏心乐事,不过,这同时也让我彻底明瞭这项职责的严肃与重要。我馈赠给诸君的东西越是伟大——馈赠给别人的东西,岂有比真理还要伟大的么?——我就越是忧心忡忡,唯恐这馈赠在我手中被贬损了价值。你们的精神在最能发挥效用的幸福年月里越是生气勃勃且又纯粹地汲取知识,你们青春的热情越是迅猛地燃烧起来,而我肩负的责任就愈加重大,要确保这唯独真理才有权利激发起来的热情不会浪费在不值当的欺骗与假象之中。


历史领域硕果累累且包罗万象,整个道德世界[2]都囊括在它的范围之内。历史陪伴着人类历经他所经历过的一切状态、也历经了形态万千的看法、以及人类的愚蠢与智慧、卑劣与高贵。而最重要的是,历史必须对人类的获取与给予做出解释。诸君之中没有人不会从历史中受益匪浅。你们将来要踏上的道路千千万万,历史总会使它们交汇于某处,然而有一项使命[3]却是你们以相同的方式共有的,这使命随着诸位的降生而来到这世上——将自己培养成人[4]——而历史正是对着这样的人言说。


▲ 德国耶拿大学主楼(2013)


尊敬的先生们,我会更精确地界定你们对自己努力学习的目标应怀有的期待,并且要告诉你们它与你们学习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真正目的之间的联系。不过在这之前,与诸位就你们学业本身的目的达成一致,恐怕并不多余。在我看来,以澄清这一问题来展开今后我们之间的学术纽带,不仅十分恰当,也很有价值,并且,澄清这一问题还能让我立即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向普遍历史最有价值的一面。


为稻粱谋的学者(Brotgelehrte)和哲学头脑为自己规划的学习计划一定大相径庭。[5]前者勤奋刻苦的唯一目的是为履行将来的职务打下基础,以享有职位带来的利益;此人仅为了改善他的感性状态以及满足自己狭隘的功名心,才肯动用他精神的力量。这样的人在踏入学术生涯之时,最要紧的事务,便是将他称之为谋稻粱的学科与其它一切只是为了愉悦精神本身的学科最最仔细地区分开来。所有用于后面那些学科的时间,他都认为是从他将来的职业中抢来的,并且绝不会原谅自己犯下这样的抢劫行径。他的全副精力,都会按照将来主宰他命运的主子对他的要求来安排。一旦有能力不再惧怕这个权威,他就认为大功告成了。如果已经修完所有课程并如愿以偿,他就打发掉他的引路人——为什么还要在他们身上耗费精力呢?如今他的头等要务就是把自己靠死记硬背堆积起来的珍宝展示给大家,并且确保这些珍宝不会贬值。谋稻梁的学科每有扩展,就会让他心烦意乱,因为这会给他增添新工作,或是让旧知识失效。每次重大革新都会让他惊慌失措,因为革新会摧毁他辛苦学来的旧有知识模式,会让他之前的全部工作毁于一旦。还有谁会比这些为稻粱谋的学者更加厉害地冲着改革者大喊大叫?还有谁比他们更热衷于阻挠知识王国里那些有益的革命的进展?某位成功的天才点亮的每一束光,无论哪门学科,都烛照出他们的贫乏。他们带着愤恨、奸诈、绝望而战,因为他们保卫这个学派体系,同时也是在保卫他们的全部存在。因此,没有比他们更势不两立的敌人、更心怀嫉妒的官吏、更热心的异教徒捕手。知识本身越是不能犒劳他,他就越是汲汲于从外界获得报酬。无论手工匠人还是思想者取得的功绩,他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劳力(Mühe)。因此,人们总是从这类学者那里听到他们抱怨别人忘恩负义。他不在自己的思想宝藏那里,而是在别人的认可、各种名誉席位以及生活保障之中找到自己的酬劳。若不成功,还有谁比为稻粱谋的学者更沮丧呢?他空活一场,白白醒着,白白工作。若是真理不能变成黄金、报刊上的褒奖、君王的垂青,他也白白研究追寻真理。
手握最高贵的工具,手捧科学与艺术,[6]追求的却不过是小时工用最差劲的工具追求的东西,这样的人何其可悲!他身处最自由的王国,却有着一颗奴隶的灵魂!——更可悲的是,禀赋过人的青年,他天然而美好的步伐却被有害的学说和榜样误导到这条凄惨的歧路上来。他被人劝说,以可怜的精准为将来的职业而四处搜罗。不久,他的职业学科就像鸡零狗碎一样令他厌烦;他心中升起的愿望,他的职业学科无法满足;他的禀赋起来反抗他的使命。如今,他眼里的一切,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碎片。他的活动看不到目的,而他又无法忍受没有目的的状态。职业工作中的艰辛和琐碎压得他直不起腰,因为他无法朝气蓬勃地去应对它们——而唯有清醒的认识和能预期到的完满方能带来如此蓬勃朝气。他觉得自己被隔绝、从万物的相互关联中连根拔起,因为他没有将自己的行动与世界这个巨大的整体打通。一旦更高级文化的微光烛照出法学的弱点,法学家便立即褪去法袍,而不是立志奋起直追,成为法学新领域的开拓人,用内心的丰盈来改善揭露出的弊端;一旦重大挫折向医生证明他的体系并不可靠,医生会立马与他的职业分道扬镳;一旦神学家对他学术大厦之无谬性的信仰稍有动摇,他就即刻失去对自己职业的敬重。[7]
哲学头脑行事则何其不同!——为稻粱谋的学者有多细心地将自己的学科从其它学科区分开来,哲学头脑就有多细心地拓展自己的领域、重新确立(herstellen)与其它学科的盟约——我使用确立这个词,因为只有抽象的理智才会划分学科界限,才会让各门科学相互隔离。为稻粱谋的学者做区分,哲学精神则做融合。哲学精神很早就坚信,一切都如水乳般交融,理智领域的情况与感官世界并无二致,他汲汲追求统一的冲动根本无法忍受碎片。他所有的追求都是以完善知识为鹄的。直到所有概念都整合成为一个和谐整体,直到他站在所学艺术、科学的中心,可以由此出发带着满意的目光环视整个领域,哲学精神那高贵的躁动才会平息。职业范围里出现的新发现,会击倒那些为稻粱谋的学者,却令哲学精神欣欣然。或许这些新发现能弥合令他那日渐成长的概念体系蒙受损害的罅隙,或许这些新发现是筑起理念大厦所缺的最后一块砖石。即便这新发现反倒会摧毁理念大厦,即便一连串新思想、某个新的自然现象、物理世界新发现的规律推翻了哲学精神所学学科的整个构造:即便如此,他也热爱真理甚过体系,并且也希望用更新、更美的形式替换掉千疮百孔的旧形式。即便没有任何攻击从外部来撼动他的思想大厦,他本人也会在永不停歇的精进之心的驱使下,第一个站出来挑剔、拆散这栋大厦,以便把它重新建造得更加完美。通过越来越新、越来越美的思维形式,哲学精神迈向更高的卓越,而为稻粱谋的学者呢,他的精神处于静止状态,抱残守缺,护着自己那点儿呆板、贫瘠的学术概念。


席勒和他的朋友们


左起依次为:席勒、威廉·洪堡、亚历山大·洪堡、歌德


无人能比哲学头脑更加公正地评价别人的功绩。为利用每种活动(um jede Tätigkeit zu nutzen),哲学头脑目光敏锐、足智多谋。此外他也十分公正,尊重哪怕是做最微小工作的人。所有头脑都为哲学头脑工作——所有头脑都为抵制谋稻梁之学者而工作。后者知道怎样把在他周围发生、思考过的一切东西都转变成他的所有物——思考着的头脑之间则会诚心共享一切精神财富。一人在真理国度获取的东西,受益的则是所有人——而为稻粱谋学者则竖起藩篱隔开所有邻居,他甚至嫉妒到连阳光都吝惜分予他们,还忧心忡忡地看守着那摇摇欲坠的栅栏——只能勉强助他抵挡一路凯歌的理性。为稻梁谋之学者谋划任何事,都需要从外界借来激励和支持,而哲学精神在研究对象本身、在勤劳工作本身当中就找到激励和奖赏。他一摸到工作就会振奋得多,干劲也足得多,信心和耐力也要持久得多,因为对他而言,工作就是工作的兴奋剂。在他富有创造力的手里,毫末小事也有千钧份量。因为他献身大局,所以也总是着眼于大局,而为稻梁谋者在大局中却每每只看到毫末。区分出哲学精神的,并非他着力的东西,而是他如何对待他着力的东西。不管他立足何方,他总是位于全局的中心。就算他所从事的对象使他远离其他弟兄,他也与他们心意相通,并且因为有着同样和谐运作的理智,他们亲密无间。无论何处,只要清醒敏锐的头脑聚在一起,他就能找到同道。

我还需要继续描述下去吗?在我君描绘的这幅图中,要以哪位为榜样,想必在座诸君已一目了然?两者究竟选择哪位,将关系到应该建议诸君选修还是放弃普遍历史这门专业。我关切的是第二类人。因为,若要挖空心思助益第一类人,那么,恐怕科学离它更高的最终目的会太远了些,并且它极有可能花惨痛代价却获得微薄利润。


从哪一点出发才能确定一门学科的价值,我与诸君就此达成一致后,方能着手探讨普遍历史这一概念,也即今日[8]讲座之主题。


咱们欧洲航海家在遥远的海洋、偏远的海岸所获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出既富有启发又精彩绝伦的戏剧。航海家向我们展示了居住在我们周围的各个不同民族,[9]分别处于教化的各样阶段,就好像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围绕在一个成年人周围。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例子,让这个成年人回忆起他自己曾经是什么模样,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到如今。似乎有一只智慧的手,为我们存留这些野蛮种族到这一刻:此时,我们自身的文化[10]已经如此进步发达,已经可以将这些发现有益地运用到我们自身上,并从这一明鉴之中重构出我们这一种族被遗忘的开端。这些民族为我们提供的我们童年的情景,是何等令人羞赧,惨不忍睹!而且我们触目所见的,甚至还不算是童年最初的阶段,人类的起源还要更加粗鄙。我们加以研究的那些人,在我们发现他们时,那些人已经组成了民族和政治体,然而,人必定经过一番超常的挣扎才会结成政治社会。

那么,旅行家又是怎样向我们描述这些野蛮人的呢?我们发现他们还不知道那些最不可或缺的技艺,没有铁、没有犁,有的甚至没有火。有的还和野兽争夺食物与住处,许多野蛮人的语言还没有从动物的声音上升成为可以听懂的符号。有的地方连婚姻这一最基础的纽带都付之阙如,有的地方还从未听闻所有权这回事;在有的地方,昏聩的灵魂甚至还不能记录下它天天重复的经验:我们看到野蛮人草率地丢弃了今天过夜的营地,因为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明天又要睡觉……然而,战争却随处可见,并且胜利的代价,往往是被征服的敌人的血肉。其他民族生活更为舒适惬意,已经爬升到教化的较高等级,而他们展现给我们的,则是奴役和暴政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一个非洲暴君会为了一口烧酒拿自己的奴才做买卖。在有的地方,奴才被屠杀在暴君的墓前,以便在冥府继续服侍他。虔诚而单纯的野蛮人或是跪倒在可笑的偶像面前,或是匍匐在可怕的怪物前面。人把自己画进他的诸神之中。[11]他们一方面屈从于奴役、愚蠢、迷信,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无法无天的自由而处境凄惨。因为每时每刻都全副武装准备进攻或是防御,野蛮人易受惊吓,在荒漠中支棱起耳朵,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是他的敌人,那些被风暴抛上他们海岸的异乡人真是可怜!不会为这异乡人升起好客的炊烟,没有殷勤的待客之道让他宾至如归。就算是人已经从怀有敌意的孤独上升到社会,从匮乏上升到富足,从恐惧上升到欢愉——在我们眼里他又是怎样一副荒诞与奇特的嘴脸!他品味粗俗,在迷醉中寻快活,在扭曲中寻找美,在夸诩中求名声。即便他的美德,在我们心中也只会唤起惊骇;而他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却只能激起我们的厌恶和同情。



▲  1492年哥伦布船队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


这就是我们曾经的样子。八百年前,凯撒和塔西佗眼中的我们与这并无二致。

我们如今怎样呢?——请诸君容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12]、在我们所居住世界现今的形态里稍事停留。


人勤劳地在这世界上耕耘不辍,以不懈努力和灵巧技艺征服了那一再抗拒的土地。有的围海造田,有的引流灌溉贫瘠的土地。人把地域搅合,季节打乱,将东方柔嫩的植物移植到更为阴冷的天空下加以磨砺。正如他把欧洲带往西印度群岛和南半球大洋,他也让亚洲在欧洲复活。如今,晴朗的天空在日耳曼森林之上欢笑:是人类强有力的双手撕开这片森林,让阳光照耀进来。而在莱茵河的波光中倒影着亚洲的葡萄藤。沿河两岸屹立着人口稠密的城市,在享受与劳作中欣欣向荣。在这里我们发现,人在与百万同类共处中,可以和平地占有自己的收益,而在其它情况下,甚至一个邻居都会让他无法安眠。因为加入社会而失去的平等,人又通过智慧的律法重新获得。为躲避偶然以及匮乏的盲目压迫,他逃到契约那更加温和的统治之下,并为了拯救人更高贵的自由而放弃野兽的自由。他的忧虑被分割,工作被分配,惬意自得。他借用同胞的臂膀来填充草料棚,用战士的武器来保卫疆土。法律看护着他的财产——而他则享有那无价的权利,即为自己拣选义务。


自从人不再可悲地将自己的力量徒劳消耗在自我防御之中,自从与那本无法彻底逃脱的匮乏达成妥协,是取决于人的意志之后,自从他赢得了宝贵的特权,可以自由掌管自己的才干,追随自己天资的召唤,从那以来,涌现出多少艺术创作、汗水凝结的奇迹,又有多少光芒普照知识的所有领域!自从日益增长的欲求为创造才能添翼、为勤勉开疆拓土以来,各地都在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一道藩篱隔离了国家与民族,使其陷入敌对的利己主义,如今,这道藩篱被冲破,一条世界公民的纽带[13]将所有思考的头脑联结起来。从今往后,这个世纪的万丈光芒将照耀下一个伽利略或是伊拉斯谟的精神。


自从法律俯就人的软弱以来,人也适应着法律。人因为法律而变得更加温柔,正如他也会因为法律而变得野蛮。野蛮的罪行与野蛮的刑法一道,逐渐遁入遗忘。法律向着高贵迈出了一大步,变得更有道德,尽管人并未因此而变得更有美德。强加于人身上的义务开始松动之时,道德习俗(Sitten)便会接手。不惧刑法、不受良心约束的人,体面和荣誉这一律法会让他乖乖就范。


的确,某些过去的野蛮残余仍然侵入我们这个世纪。这些偶然和强力的产物,理性的时代不应让它们再持续下去。然而,人类的理智却赋予这些上古和中世纪的野蛮遗产多少合理性!有些东西人类理智尚不敢颠覆,却常常将它们变得多么无害甚或有用!德意志[14]在封建割据的粗粝根基之上施行政治和宗教自由。罗马皇帝的影子还残存于亚平宁以北,它带给这世界的福祉要远甚于古罗马它那可怕的原型——因为它通过团结(Eintracht)而维系住一个有用的国家体制:而原型则将人类最活跃的力量打压成奴隶式的整齐划一。即便是我们的宗教——将宗教传承给我们的手并不忠诚,对它进行了扭曲——有谁从中认不出更好的哲学施加的影响——对宗教进行的提纯?我们的莱布尼茨和洛克对基督教教义和伦理所做的贡献,不亚于拉斐尔和科雷乔对神圣历史所做的贡献。


最后是我们的各个国家——它们是何等亲密、运用何等技巧相互纠缠在一起!它们迫于情势而团结在一起,甚过之前被最为庄严的盟约捆绑在一起!如今,一场随时准备发动的永恒战争却守护着和平,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反倒使它看护别国的福祉。欧洲诸国群体[15]似乎成为一个大家族,各个成员虽然还抱有敌意,但恐怕已经不会相互撕咬了。

▲  《明斯特条约》签字仪式


(该条约是导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条约之一)


这是何等对立的画面!谁会在十八世纪精致的欧洲人身上仅仅捕捉到现代加拿大人或是古凯尔特人的更为进步的弟兄的身影?所有这些技能、艺术冲动(Kunsttrieb)、经验,所有这些理性的作品,不过短短几千年便在人类之中生根、发育。所有这些艺术的奇迹、勤勉铸就的伟业,都是从人类胸中唤起。是什么促成了艺术奇迹的诞生?又是什么引诱出丰功伟绩?人类从一个极端攀升到另一个极端,从离群索居的洞穴人攀升到才艺双全的思想者、世事洞明的练达人,这期间他都经历过哪些状态?——世界通史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如果纵观不同时代,就会发现,同一个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呈现出何等不同的模样!而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人类呈现给我们的差异也同样引人注目。风俗、政制、规矩是何等多样!即便看看欧洲这一小片大陆,我们也会发现,从昏暗到光明、无序到有序、幸福到悲惨,转变是何等迅速!泰晤士两岸享有自由,而为了这自由,人类欠下自己的债;居于阿尔卑斯山间的人不可征服,住在人造河道与沼泽之间的人不可战胜。维斯瓦河畔的人因内讧而虚弱悲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的人因安宁而羸弱悲惨。阿姆斯特丹颗粒无收却依旧富饶有福,埃布罗河畔未开垦的天堂却贫穷而不幸。有的地方,两个民族尽管被大洋阻隔天各一方,却出于必需、手艺和政治联系而成为近邻;而在有的地方,共饮一江水的居民则因为礼拜仪式的差异而老死不相往来!是什么使得西班牙的势力越过大西洋,直捣美洲心脏,甚至都不用跨过塔霍河与瓜迪亚纳河?又是什么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保留下如此多的王座,而在法国却让所有王座都消失,独独留下一座?普遍历史会解答这些问题。




席勒《三十年战争史》,2014年德文版


就连我们此刻济济一堂,共有这样程度的民族文化、这样的语言、这样的习俗、共享这样的市民利益、这样程度的良心自由,或许都是世界上之前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结果:要解释这一刻,至少需要动用整部普遍历史。


我们身为基督徒汇聚一堂,那么基督教就必须在无数次革命的准备下,从犹太教中脱胎而出,而罗马帝国必需刚好是基督教遇见它时的那个状态,这样基督教才能以迅捷的胜利步伐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最终自己也登上凯撒的宝座。我们在图林根森林里粗野的先祖必须要臣服于法兰克人的优势,方能接受法兰克人的信仰。由于财富渐增,人民蒙昧,统治者羸弱,僧侣必定经不住如此有利条件的诱惑,滥用自己的威望,将自己良心那沉默的力量转换成世俗的宝剑。僧侣统治制度必定要通过格里高利或英诺森,将它所有的暴行都倾泄到人类头上,使得那频频发生的道德沦丧、思想专制下那些臭名昭著的丑闻激怒一位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16],他给出背离信仰的信号,并从罗马僧侣统治者手中夺去半个欧洲——而我们才得以以抗罗宗基督徒的身份聚在一起。若要此事发生,我们的诸侯就必须迫使查理五世缔结宗教和约,而要破坏和约,又必得有个古斯塔夫·阿道夫出马报仇,并确立一个长达几百年的新的普遍和约。[17]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城市必得拔地而起,向勤劳敞开大门,粉碎农奴制的锁链,夺过昏君手中的权杖,以军事汉莎同盟赢得赫赫威名,而后工商业与贸易才能欣欣向荣,丰衣足食才能唤起带来欢乐的艺术,国家才能表彰有益的农夫,而从乐善好施的中等阶层[18]——我们整个文化的缔造者之中,全人类永固的幸福才能渐渐成熟。德意志的皇帝必得在长达数世纪与教皇及其走狗、与妒忌的邻国的征战中损耗殆尽——欧洲必得在亚洲的坟茔里摆脱掉自己那危险的富足,而执拗的封建贵族因为杀气腾腾的弱肉强食法则、屡次南下罗马和十字军东征,滴尽了最后一滴犯上作乱的血——而后,这乌烟瘴气的混沌方得拨云见日,而国家内部相互斗争的势力才能幸运地达到均势,这正是我们得有今日闲暇而需付出的代价。

我们的精神若想挣脱教会和世俗捆绑它的束缚,若想从无知中解脱出来,那么之前在激愤的迫害者手中被扼杀的学术幼苗,就要重新破土而出,而哈里发马蒙(Al Ma’mun)则必会替科学要回奥马尔(Omar)[19]从它那里掠夺走的东西。蛮荒状态那难以忍受的凄苦必要将我们的先祖从上帝血腥的审判驱赶至人性的审判席;带来毁灭的瘟疫则会呼唤走入歧途的医术重新回到观察自然的正途;僧侣的闲暇要为他们的事工作下的孽恶储备好很久以后方能兑现的补偿;而修道院里的俗世勤劳则让奥古斯丁时代的残篇断简保留至印刷术时代。学问若是想要找到通向心灵的道路,并期望配得上人类雕塑家这个名号,那么北方野蛮人的精神就要依照古希腊、古罗马的榜样而鼓舞起来,而学术也应该与缪斯与美惠女神结盟。——然而,古希腊、古罗马若没有奋力向上达到政清人和的那般高度(事实上他们也攀升到了那一高度)——一句话,如果没有它们之前的整部历史,那么古希腊焉能诞生出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焉能诞生出贺拉斯、西塞罗、维吉尔、李维这样的人杰?科学与艺术这株新生的嫩芽能够成长、扩散,得有多少发明、发现、国家与教会的革命要同时发生!唯有和平才能让国家和市民专注于自身,将他们的力量集中到明智的目标上去。而为了最终夯实欧洲和平的根基,又要发起多少战争、又有多少盟约要缔结、撕毁、再重新缔结!




古罗马景观画廊


即便在市民生活最寻常的事务中,我们也无法避免成为过去几个世纪的债务人。人类千差万别的时代为我们的文化做出了贡献,正如这世上的天涯海角都推动了我们的富饶繁华。我们身上的衣裳、盘中的调料、我们购买它们的花费、我们最有效的医药以及极具杀伤力的许多新工具——它们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先有了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和绕过非洲好望角的达·伽马?

相互纠缠为原因和结果[20]的事件,可以从眼下一直延伸到人类开初这一漫长的链条。能完整而全面地纵观这些事件的,只有无限的理智,而人则被设置了更为狭窄的界限。一、许多事件要么没有目击者或是观察者,要么没有通过符号记录下来。那些发生在人类诞生以及符号发明之前的事件,均属此列。一切历史均来源于传统,[21]而传统的喉舌是语言。语言之前的整个时代,不管它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多么重大,对于普遍历史而言都已无迹可寻。二、然而,即便语言被发明出来,因此而有可能将发生过的事表达出来,并向外传播,但在开始,这种传播是通过传说这一不安全、不稳定的途径。这样的事件由一代代人口口流传,兼之其媒介或人为改变或自身嬗变,所以它必定也要遭受同样的蜕变。因此,现有的传统或口传传说是十分不可靠的历史来源。所以,对普遍历史而言,在文字使用之前的所有事件几乎也可算是无迹可寻。三、然而文字本身并非永固不朽。无数古代遗迹都被时间或意外事件摧毁,只有少数来自远古的碎片废墟得以拯救下来直到印刷术的时代。绝大多数遗迹在普遍历史中都荡然无存,随之消散的还有这些遗迹本可以透露给我们的讯息。四、最后,被时间饶过的少数残留,大多数又被激情、无知、甚至时常被书写者的天赋而毁坏得面目不清。我们对最古老的历史遗迹心存疑虑,就连当今的编年史也难以信任。如果一桩事件就发生在今日,发生在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中间,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我们聆听了各方证人证言,尚且还要绞尽脑汁从这些相互矛盾的陈述中揭开真相:那么对于那些年代久远,风俗与我们更是相差岂止万里的国家与民族,我们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呢?——扣除这一切之后剩下的零星半点就是广义上的历史素材。那么,这些历史素材之中又有哪些、有多少是属于普遍历史的呢?


普遍历史学者从这些事件的总和中挑选出的事件,对当今世界的形态、对现在生活着的这一代,有着无可辩驳、有迹可循的本质影响。为搜集普遍历史的材料,就必须关注某一历史日期与当今世界状态的关系。普遍历史出发的原则[22],与世界开初完全相逆。事件发生的真实顺序,是从事态的源头往下至最新的秩序,普遍历史学者则是从最新世界局势回溯至事态的源头。他的思想从今年或本世纪向上攀升至去年或前一个世纪,并且在呈献给他的事件中察觉出那些包含着能够说明下一年或下一世纪的事件——他就这样一步步向前推进直至开端——并不是世界开端,因为没有任何路标可以把他引向那里——而是直至遗迹这一开端,然后在那里停留,沿原路折返,以标记出来的这些事实为引导,一路畅通无阻步履轻松地从遗迹这一开端下行到当前的时代。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普遍历史[23],也是将要向你们讲授的普遍历史。


因为普遍历史依赖于原始资料的丰富或匮乏,因此,正如流传下来的典籍中会出现散佚,普遍历史必定也会产生许多空白。世界上的变化都是相互发展而来的,然而,不管这发展是多么均匀(gleichförmig)、必然、确定,在普遍历史里,变化之间却并不连续,其联系也很偶然。因此,能明显看出,世界的进程和普遍历史的进程之间并不对称。前者可以被比作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然而后者却好比河面一两处粼粼的波光。此外,时常还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早在我们发现今年某一情况与它之前或同时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之前,我们就已经发现它与某一久远的世界大事之间的关联。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某些与当今时代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在它所属的那个时代却常常显得十分孤立。比如,基督教的诞生,尤其是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就属于此类事实。基督宗教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参与塑造了当今世界的形态,因此,它的出现是普遍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无论是从它出现的时代,抑或是产生了它的民族当中,都(因为缺乏原始资料)找不到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基督教出现的原因。



《席勒文集》,1967年德文版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普遍历史就只不过是零散碎片的聚合体[24],也绝对配不上科学这一名号。这时,哲学理智伸出援手,它用人造的搭扣将这些碎片串联起来,将聚合体擢升为体系、合乎理性且前后关联的整体。它之所能这样做,是因为自然法则以及人的心绪都具有均质性(Gleichförmigkeit)以及不会改变的统一性。这种统一使得如果相似的外部状况聚集发生,那么在最为久远的古代发生的事件会再次出现在最近的时代;这种统一也使得那些处于我们观察范围内的最近事件可以往前为那些已经遗失在史前时代的事件得出某些结论,或是有所澄清。类比[25]推断这个方法随处可见,在历史领域里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和帮手,不过必须要有一个重大的目的才能证明其合理性,并且在运用时要像下判断那样小心谨慎。
哲学精神在普遍历史素材上逗留不久之后,一种向往和谐的新冲动就会在它之中兴起,令它无法抗拒,诱使它将周遭一切都同化为它自己的理性性质,将遇见的一切现象都提升至它所认识到的最高结果,即思想(Gedanken)。哲学精神越是经常成功地尝试将过去与当下联系起来,它就越是倾向于将它看到的作为原因和结果而相互隼接起来的东西,作为手段与意图而联系起来。渐渐的,一个现象接着另一个现象挣脱了盲目的偶然以及漫无章法的自由,成为构成一个和谐整体(当然只存在于哲学精神的头脑之中)的恰当部分而依次排列起来。这一连串的现象在哲学精神的想象中既合规律、又合目的,它马上就难以说服自己,其实这些特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些借理智的光芒而开始具有如此明朗轮廓的东西,哲学精神很难重新再将它们置于必然性的盲目统治之下。它从自身之中祭出这种和谐,将它培植在自身之外、栽培进事物的秩序里,即,哲学精神将一个合乎理性的目的引入世界的运转,向普遍历史引入一个目的论原则[26]。带着这一原则,哲学精神再次畅游普遍历史,用目的论原则来比照普遍历史这一宏大舞台提供给它的每个现象。它发现,成千赞同的事实证实了这一原则,但也有同样多的事实驳斥了这一原则。然而,只要世界变迁的序列中还缺少重要的关联部分,只要如此之多的事件的命运还没有最后揭晓,哲学精神就宣告这一问题尚无定论,而获胜的是那些更能满足理智、带给心灵更多幸福的意见。
或许毋庸提醒,只有到晚近的世代才出现依照第二种想法规划的普遍历史。历史研究者[27]冒失地使用这一宏大尺度,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诱惑:对历史事件施加暴力,并且越想加速普遍历史幸福时代的来临,最终却距离幸福时代越加遥远。不过,普遍历史的这一面虽光辉灿烂,却饱受忽视。我们关注这一面,普遍历史便与一切人类奋斗的最高对象挂上了钩,因此,再怎么早地开始关注它也不为过。哪怕只是默默往这一尽管只是可能会实现的目标瞧上一眼,也会鼓舞鞭策研究者,或是让他恢复元气、重整旗鼓。当他看见自己走在路上,或者引导晚辈走上解决世界秩序这一问题的道路、走上遇见最高精神结出的最美成果的道路,那么,哪怕再微小的努力,在他眼中都是重要的。
诸君,照着这样的处理方式,普遍历史专业将为诸位提供既诱人又有益的研究。普遍历史将会点燃您理智的光亮,在您心中激发出乐善好施的热忱。在看待道德事物时,它使您的精神戒除狭隘的寻常观点。它在您眼前展开各时代、各民族的壮丽画卷,由此来纠正因为一时匆忙而做出的抉择以及出于自私利己而下的鼠目寸光的判断。它使人惯于将自身与整个过去联系起来,并带着相应的结论向着遥远的未来冲刺,因此而掩盖了生与死的界限——这界限环抱人的生命,使它狭窄而压抑——也因而从视觉上欺骗了人,将他短暂的此生扩散到无限的空间之中,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将个体引向人类[28]

人会变样,会从舞台上逃开。他的看法也随他而远遁、变样:唯有历史一直停留在舞台上,毫不间断,是一切民族与时代的不死公民。如同荷马笔下的宙斯,历史带着同样快活的眼光俯瞰战争的血腥与吮吸牧群乳汁的无辜而和平的诸民。不管人类无法无天的自由如何支配世事运转,普遍历史只是冷眼静观这场混乱的游戏:因为它的高瞻远瞩已经遥望到,今后这一无法无天的自由散漫终归会被必然性束缚、引导。普遍历史对格里高利或克伦威尔惩罚的良心隐藏起来的东西,它急切地向人类展示:“虽然自私自利的人追逐卑下的目标,但却无意识地促成了辉煌的目的”[29]


虚假的闪耀不会让普遍历史眼花,它也不会被时代的判断裹挟,因为它经历过万物最终的命运。一切止歇的东西对它而言持续的时间都一样长。它让名至实归的橄榄叶冠长青,摧毁由虚荣浮华堆积起来的方尖石碑。它解剖自然操控的精细装置,自然那无言的双手自开天辟地起就按部就班地用这套装置发展人类的力量;另外,它精确地指明,自然这一宏伟的规划在每个时期都获得了什么:这样,普遍历史重新确立了幸福与功业的真正尺度——而每个世纪盛行的谬见总会伪造不同的尺度。它医治我们对古人的夸大惊叹,或是对过去孩童般的追慕。而且它还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财富,这样,我们就不会渴望回到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那备受称颂的黄金时代。


以前所有的时代——它们本身并不知情也并未有此打算——都努力在促成我们这个人性的世纪。一切珍宝,一切汗水与天才、理性与经验在世界漫长的年岁中终于带回家的珍宝,都归我们所有。只有从历史之中诸位才能学会珍惜这些财富,因为,习以为常和不假思索的占有轻易夺取了我们的感激:珍贵的财富,上面洒满最优秀、最高贵者的鲜血,必须经过好几代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获得!在座诸君思想敏锐,兼之心地柔善,试问诸位,在挂念着这一崇高职责的同时,谁的心中不会默默腾起这样的希望?这就是:欠下过去一代的债务已无法清偿,那么就还清对来临一代欠下的债务。我们胸中燃烧着高贵的热望,前人遗留给我们的这笔真理、道德、自由的丰厚遗产,定要在我们手里极大地增值,再传给下一代,我们要用我们的财富为这笔遗产添砖加瓦,并将我们的蜉蝣一生牢牢稳固在这编织起全人类的不朽链条之上。不管将来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职业在期待着您——诸位都可以为这项事业效力!我认为,通向不朽、通向真正的不朽的道路向着任何成就开放,只要业绩不死并继续向前挺进,哪怕建功立业的人之英名却要留在这功绩背后。


▲ 耶拿大学主楼前的席勒半身像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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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世纪,传统上Universalgeschichtehistoria universalis[普遍历史])仍然处理已知历史的整体经过。这样的普遍历史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学处理的热门话题。即便对于席勒而言,普遍历史也仍然打上了圣经、神学历史观所规定框架的烙印。这一历史观在启蒙时代越来越受到质疑,人们尝试着以新的方式——哲学的,而不再是神学的方式——来定义普遍历史的框架、内容和目标。


除了“普遍历史”,席勒还使用“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人类史”(Menschengeschichte)等概念。早在席勒的第二篇医学博士论文《试论人之动物天性与精神天性之间的关联》(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tierischen Natur des Menschen mit seiner geistigen)中,他就详细阐发了普遍历史。
[2] “道德世界”指的是通过人的道德和文化行为而产生的世界。从道德意味上将历史世界理解为负责任的行为所处的领域——正如汉娜·阿伦特清楚明白的表述——也可参看席勒《断念》(Resignation)一诗的句子:“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审判”(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这种对历史的主观化理解在就职演说中随处可见。
留意此处表露出的从人出发的这种世俗化转变:能够告诉人如何评判自己的生活、如何为自己的生活定位的机制,已不再是神明启示,而是人自己能够认知的历史。
[3] “使命”(Bestimmung):晚期启蒙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人的使命”这一人类学和道德上的根本问题。在席勒早期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参看国家版NA,第20卷,第10-12页)。
[4] 人天生并不为人,他的本质、他的“人道”是后天培育而成,这是德国十八世纪后期的一个核心观念。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赫尔德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之哲学的观念》,此书写成于1780年代,席勒也共同经历过。普遍历史的内容和目的是教养(Bildung),这也是席勒的核心议题。他从发展史角度出发,指出了“教养的不同阶段”,从“离群索居的洞穴人”到“才艺双全的练达之人”。这些不同阶段也同时存在于现存各民族所处的不同文化水平之中。将人道、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这是十八世纪末期出现的现代教养观念的本质特征。
[5] 参看1789528日席勒写给科尔纳的信以及178552日表白信念的信(国家版,第33卷上册,第67页)。从斯图加特读书时期起,席勒就经常区分“为稻粱谋的学者”和“哲学头脑”(参看国家版,第20卷,第3888页)。他通常将“天才”和“哲学头脑”这两个概念同等起来使用。席勒认为能够证明康德也是用“哲学头脑”在进行历史书写。
[6] “科学与艺术”:当时的有教养阶层使用这两个概念来指称两个“最高贵的”文化形式与机制,负责认知和传达真理——这在之前本是只有教会和神学才能胜任的事。席勒认为艺术和科学是他自己的创作领域(参看诗歌《艺术家》)。他特别尝试在历史书写中将“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
[7] 席勒在这里提到旧的大学体系里的三门“高等”学科:法学、医学、神学,他称之为“职业学科”。传统的“低等”基础人文学科在当时受到重视,提升为哲学学科,以“科学与艺术”为研究对象,吸引着哲学头脑。可参看康德著名的论文“科系之争”。
[8] “今日”这一表述表明,从本段开始可能是席勒527日作的第二次演讲的讲稿。参看席勒在528日写给科尔纳的信中对两次演讲题目的陈述。为了出版,席勒似乎将两次演讲的讲稿合为一篇。结尾处(从“诸君,照着这样的处理方式”)从内容上看,应该是又属于原来的就职演说。
[9] 下文的背景是当时对于人类社会、各民族和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热烈讨论。席勒阅读过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赫尔德、康德等人的著作,从中了解了这场讨论。他认为历史就是各个民族在文化、政治上发展的过程。
[10] “文化”:文化是前进的、发展的,从本质上区别于“自然”,自然的运动形式是循环。人在原初的自然状态里像动物那样依靠本能过活,与此不同,文化是自由与理性的领域。
在他的第一个“普遍历史纵览”(Universalhistorische Übersicht)里,席勒也反思了如下历史状况:在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与自由很少能够统一起来。“纵览”里,席勒认为,随着近代欧洲的诞生,“晚熟的理性还能遇见早熟的自由”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认为“乐善好施的中等阶层”是“我们整个文化的缔造者”。
然而,自从1792年起,席勒所经验到的法国大革命使得他开始批判迄今为止的文化发展。席勒批判一种仅仅启蒙智识的文化,并认为这种文化是造成革命突变成恐怖、以及在他那个时代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等的根本原因(特别参看1793713日致Friedrich Christian von Augustenburg的信以及《审美教育书简》第五至八封信)。
[11] 参看席勒的诗歌《希腊诸神》,尤其第65-66行和185-192行。
[12] 下文参看施勒策尔,Vorstellung§ 6。席勒在大量作品中表达了他反思的时代意识,比如《艺术家》和《散步》等诗歌。
[13] 世界公民、大同政治意识,体现在启蒙世纪的那些从自己的界限解脱出来的智识人身上。席勒也多次表达过这种意识(参看他为自己担纲主编的杂志《莱茵塔利亚》撰写的发刊词)。作为历史学家,席勒的普遍历史倾向也表明这一世界公民、大同政治的意识。
[14] 席勒对当时的德国,即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及其政治体制的评价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批判其“封建割据”、封建专制状态,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帝国内部国家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团结”以及植根于欧洲诸国群体的帝国“政治与教会自由”这一体系。

这一概念在1790年代经历了变化。特别参看《三十年战争史》以及1801年题为“壮哉德意志”(Deutsche Größe)的残篇。


[15] Europäische Staatengesellschaft:德国启蒙群体的文化与政治想象框架是欧洲层面的。席勒自学生时代起就受此影响。作为作家,他表达这一意识的分量十分特别。席勒的历史散文以及历史戏剧选取的素材和主题都源于欧洲历史这一宏大框架,并且也是从欧洲以及世界公民的视角来加以处理。参看席勒在此处用来形容欧洲共同点而使用“家庭”以及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的比喻。然而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席勒及其同时代人笔下的“欧洲”并不等同于地理上的欧洲,也不等同于今日的欧洲。
[16] 指马丁·路德,自1505年起是奥古斯丁隐修会成员。
[17] 席勒说的是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因为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归还教产”敕令(1629)以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被“破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因其具有国际性而被席勒称之为“普遍和约”。参看他在《三十年战争史》对这些事件的描述。
[18] Mittelstand:席勒使用了他那个时代的新词汇,它体现出有教养市民阶层日渐增长的重要性以及这一阶层新的自我意识。
[19] 马蒙是810-833年执政的哈伦·拉希德(Harun Al Raschid)之子。他于830年在巴格达兴建“智慧宫”,这一书籍文化中心集图书管理、科研、翻译和教育的功能于一体。在哈里发奥马尔一世(634-644)执政期间,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其侵略过程中毁于一旦(641年)。
[20] 欧洲启蒙运动自18世纪中期以来就历史学写的任务、可能性以及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席勒以下的论述要与这场讨论联系起来看。在德国,年轻的哥廷根大学是这场讨论的中心。席勒了解这场讨论的重要论文(有Schlözer, Gatterer, Kant, Herder)。
[21] 对于原始文献的价值、以及研究原始文献对于一种要求真理与学术性的历史书写的价值,席勒具有反思意识。
[22] 席勒在下文中勾勒出的这种操作方法也见于施勒策的《普遍历史》(WeltGeschichte)。施勒策断定,当今的独特形态,其肇因是过去的变化。他继续道:“这些变化的原因又在其它地方;循此下去,最终会追溯至万物开初,或是至所有记述之初:由此而生发出一长串相互关联的事件,称之为普遍历史”(《普遍历史》,卷一)。
[23] 在席勒的作品中能找到对人类史的各种分段模式:有基督教传统的三段式、可追溯至赫西俄德的逐代递衰模式,以及类似有机生命各阶段的人物生平模式(das organisch-biographische Modell der Lebensstufen)。
[24] 将历史提升为“体系”,是启蒙晚期实用主义(pragmatisch)历史书写的重要关切点。

“聚合体”和“体系”这对概念也见于施勒策和康德的作品。席勒读过他们的历史理论著作:“可以从两种视角来构想普遍历史:或是想象成所有特殊事实的聚合体,这些事实的汇集(仅当它们是完整的时候)、纯粹的罗列,也可以构成某种整体;或是想象成体系,其中世界和人类使统一的,并且按照这一目标,从聚合体的所有部分中特别拣选出一些,按目的归整起来”(Schlözer, 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 Göttingen und Gotha 1772,第14页)。


[25] 类比这一方法,以及运用“人造搭扣”来填补残破不全的历史传承的漏洞,依据的是“自然法则以及人的心绪都具有均质性以及不会改变的统一性”。施勒策认为,论到人类的行为,历史总是能随处发现“令人惊异的一致与类似。它发现,人再怎么样也是人,在相同的环境下会做出相同的行为。”然而施勒策反对那种填补历史传承的漏洞的历史书写:“没有记载的地方,普遍历史也就不要叙述……将事件关联起来就一定会出现空缺,普遍历史不是要用假设和幻象去填补它,而是指出有空缺就好了”(Vorstellung,第36页以及第41页)。康德也讨论过流传下来的记载中出现空缺的问题,并用类比原则来应对(Mutmaßlicher Anfang der Menschengeschichte)。康德严格区分了自己对类比原则的评价以及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之哲学的想法》对类比原则全面使用。席勒完全在康德意义上要求“谨慎”使用类比推断。然而他在文章Etwas über die erste Menschengesellschaft里面对类比推断原则的明确使用,则偏离了以康德为模本的论证,重新回到赫尔德的《想法》。
[26] “目的论原则”(teleologisches Prinzip),是一种基本观念,认为人类历史是线性走向,向着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希腊语telos, logos)、向着“终极目标”前进。席勒早年的历史图景受循环走向模式的影响更深,在本文中,席勒第一次表明拥护目的论走向模式,或许是受到康德的影响。康德在“关于在世界公民视角下的通史的一些想法”(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n Absicht)一文中,从“目的论的自然科学”的进化原则中推导出政制史的“先验主导思想”,即“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有朝一日必将来临”。在“目的论原则”的帮助下,就有可能将历史“这个向来是人类行为毫无规划的聚合体至少大部分表述为一个体系”。康德在“论哲学中使用目的论原则”(Über den Gebrauch teleologischer Prinzipien in der Philosophie)一文中阐明了“目的”这一概念的意义。席勒应该也度过这篇文章,因为此文与席勒的《尼德兰合众国衰亡史》的节选均发表在1788Teuscher Merkur杂志的同一期上。
[27] Geschichtsforscher:席勒使用了这个当时还是新生词汇的概念,非常值得注意。他把历史学家称之为研究者。参看“艺术家”一诗第384行。尽管席勒偶尔把“历史研究者”和“历史书写者”进行对照,前者主要发掘原始材料,后者则将出处确凿的数据串联成可读的历史,然而他并没有一贯地区分这两个概念。研究与哲学运思对于历史学家都具有根本意义:席勒也会把历史学家称之为“人类历史的哲学研究者”。
[28] 参看1788713日写给Caroline von Beulwitz的信以及17931210日写给Augustenberg大公的信。这里的意思是:人应该有能力“将他自己的想象方式普遍化,将他的个体延展到人类的层面”。
[29] 可能并非引用,而是强调。席勒经常用引号来表示强调。这里表达出的“理性的狡计”思想,由黑格尔上升成为历史的原则,我们在《尼德兰合众国衰亡史》就已经可以找到。提及格里高利七世和克伦威尔,可以猜想席勒是受到Spittler的《基督教会史概要》(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Kirche)的启发。Spittler将格里高利称之为“十一世纪的克伦威尔”,并对格里高利发起的十字军东征的“偶然益处”的评价要高于其真正的意图。Spittler认为,没有人能够预见,这场运动最终促成了启蒙,削弱了教皇。对十字军东征的这一评价也见于席勒的《普遍历史梗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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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启达  配图:cqce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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