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美）欧文（Clifford Orwin）著，戴智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书。
战争第十六年，雅典表面上与斯巴达和平共处，同时又对弱小的弥罗斯岛发起了进攻。弥罗斯虽为斯巴达的殖民地，但毕竟是个岛国，易受雅典的侵害，于是她拒绝偏袒任何一方，力图避免冒犯他们。早前尝试征服弥罗斯的雅典，如今却要郑重其事地着手征服行动，派遣一支强大军队在岛上登陆。然而在蹂躏城郊前，将军们派来一些无名使者与弥罗斯人进行交涉。随即展开了《战争志》最具戏剧性的语段——这确实是唯一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戏剧性的一段。修昔底德兼以直接陈述和对话形式记述了这次谈判，每一方都就对方的上续陈词作出回应。他从而不仅展现了双方极为激烈的对碰，还相当充分地阐明了相对立的观点——雅典和弥罗斯各自的风格，后者被证明是一种纯粹或质朴的“斯巴达”式版本。读这篇对话，我们首先必须探询，对话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正当雅典使者发现自己被要求在“执政官与少数人”——而非大多数人——面前说明来意时，他们提议采用一种坦直的平等对答的形式。使者深谙弥罗斯人不许他们向公众发表演说，以免公众“不受干扰地听取他们有说服力且无可辩驳的陈述之后受到迷惑，”于是转而提出一种更为“稳妥”的办法：在座行政官“在听到任何似乎不甚满意的陈述时”立即逐一反驳雅典人的论点。“但首先请说说，你们是否欢迎我们的建议。”据此，这次会议以选择所采取的形式作为开场，亦即首先讨论关于讨论本身。弥罗斯人站在自己立场上称赞使者的提议为公平的典范。但使者声明自己弃用修辞，为的不是公平，而是弥罗斯的安全。他们在这里所指的首先是其自身设定的论辩策略所带来的的安全。然而他们立刻又宣称，弥罗斯的“获救”或“保全”就是对话的唯一目标，弥罗斯人获救的希望就在于使者说服的成功。因为如果对话形式使弥罗斯人成功不为似是而非的论辩所动，它也能让他们满怀信心地反驳似是而非的异议。有强硬理据支撑的论证无需畏惧细致的审查。在选择讨论形式方面使者显露出对其论据之说服力的高度自信。
事实很可能是，使者建议的公平性促使弥罗斯人随即发出乐观或反讽的请求。面对一场公正论辩的挑战，他们贸然下结论，认为论辩的主题将要是公正。他们抱怨说雅典的军事准备表明雅典人到这里来是想自己作这次交涉的裁判，而非依从正义的客观评判。（他们继而暗示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听从后一种评判。）为了建立良好的信誉，雅典人在未获驻军此地合乎正当的裁决之前，必须撤走自己的军队。
正义问题由此第一次在关于讨论本身的讨论语境中显现，这并不让人意外。所涉及的两个问题其实互有关联。弥罗斯人向往的世界是符合法律的，服从“国际道德秩序”。雅典对弥罗斯的远征据称是基于一定的正当性；所以雅典在正义裁决未明之际务必撤军。正义的言辞决定所有事情，高于力量之间的差异。▲ Melos (indigo), the Delian League (orange),
and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green).弥罗斯人坚持维护正义的优先地位，雅典人则强调必然是首要考虑之事。他们压倒性的力量限定了对话所处的语境，这场论辩无法抽离于这一事实，并且只能以此作为论辩的起点。弥罗斯人抱怨雅典人的军事准备是立足于当前或迫切的现状，而不只是立足于将来，在弥罗斯人看来，仿佛不可能存在关乎某个既成事实的公平论辩。雅典使者现在呼请他们戒绝对未来的臆测，并根据目前且可见的现实讨论自身城邦的安全。至于唤使他们对言辞方式作出让步以便于对话的请求，使者回应道，若要对话顺利进行，必须更改主题迎合对话自身的语境。雅典对弥罗斯所造成的威胁并没有不公地阻碍讨论。这是双方必须讨论的主题。弥罗斯人语气有所缓和，他们同意：这些讨论的主题将会是关于他们自身的保全。他们替自己开题的失利辩护，指称这是“正常且可以理解的”，处于他们这种境遇的人们都会寻求多种论据和推测。他们承认，自己关于正义的论点是由其弱势处境强加于他们。雅典人愿意原谅弥罗斯人，条件是他们不再提及正义问题。既然回避了“美好的语词”，雅典将不会断言帝国或目前远征是正当的，相应地，弥罗斯人亟须克制自己，绝不申张自己立场的正义。使者力争摒弃正义论题的诸多论据都缺乏信服力；他们禁止弥罗斯人的理由亦然。不过他们坚称，因为弥罗斯人和他们一样明白，“只有在双方服从相同的必然时，正义的声称才能在人的言辞中得到裁定，占优势的强者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弱者向强者臣服”。至于所有指向他们的骂名，使者在此既没有声称正义之不存于世，也没有鼓吹“强权就是正义”。他们对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保持一定的敬意。他们至少现在不是主张雅典和弥罗斯同等正义，而是他们强大力量绝对压制着弥罗斯高调的正义。正义只存在于拥有同等力量的对手之间——在这些所谓同等之中，是力量而非正义占得上风。在正义支配与否的地方，正义都服从于必然。使者的言说方式毫无外交策略可言，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让人难以置信。对于他们而言，就像早前派去斯巴达的使者一样，坦率态度是服务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只消说服弥罗斯人相信他们此行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可以轻易避免发动围攻的麻烦。他们无需掩饰，皆因他们无什么可隐瞒的；正如在斯巴达的前任使者，除了自身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以外，他们构想不出其余更有说服力的论据。他们大有能耐与弥罗斯人平等交谈：他们比弥罗斯优越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这一事实之所以不可辩驳，是缘于它不因演说而有所变更。即事之故，演说也就不可能不受该事实的影响。对话必须从认识对话本身的局限开始。
弥罗斯人表示接受这些限制。在接下来的回合中，他们一边表明自己坚持立足于利益，一边又竭力抑制它成为正义的掩饰。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它只是利益——我们被迫这样说，因为你们要求我们谈论有利条件而不是正义——你们不应该破坏共同善，但随时处于危险中的任何人，总会声称公平和正义，即使他没有完全证明自己的立场，他仍然可以从该声明中得到一些好处。这个原则对于你们的影响不亚于任何人，在某种程度上，当你们倾覆之时，你们不仅会遭受最大的报复，也会成为警示别人的一个例证。敢于吁求正义，对弥罗斯人来说是有益的；而雅典人准许这一诉求同样是有利的，为了将来自己的吁求得以通过。弥罗斯人致力于教导雅典懂得从长计议。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断言，雅典会为错对弥罗斯付出倾覆的代价。但他们确实告诫他们，一旦雅典陷落，报应将降临于她身上。在这意义上，透显出一股支持正义的力量，继而变为一种共同利益。施以恶行的后果无异于忍受恶行带来的灾祸。
雅典人毫不在意这一警诫。他们曾经设想过自己帝国终究会灭亡。弥罗斯人所描绘的前景丝毫没有让他们感到不安。帝国必定覆灭，不论是败给另一个帝国式城邦，还是遭到自身被激怒的臣民攻击，彻底分崩离析。对于那些被征服者来说，帝国式城邦并不那么令人生畏。使者没有明说，但很可能怀疑，一个帝国会谴责另一个犯下帝国主义之“罪行”的帝国。不管怎样，有比解决与其他城邦的宿仇更要紧的事值得思量。使者坦承，发起叛乱的臣民无疑让人畏惧。就复仇等同正义这一点来说，正义的确是留存于世的一种力量。但倘若她控制自己不降服弥罗斯，雅典其他臣民会因此减缓对她的愤恨么？雅典不得不提防那些着意清算自身宿怨的敌人；她才不至于那么愚蠢地惊惧于弥罗斯后世的复仇者。弥罗斯人无法显明正义是两个城邦之间公共善的特性。他们于是必须直面这样的驳论：一俟弥罗斯投降，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使者只字不提某种公共善。但他们确实赞许弥罗斯屈服，因为这将对双方有利：“我们想尽量避免麻烦地统治你们，你们得以保全，对我们彼此都有益处”。弥罗斯人当面反驳：“如果我们做奴隶，你们来统治，如何说这利益对你我是一样的呢？”“因为有益的事是，你们臣服，就不会遭灭顶之灾；而我们没有毁灭你们，就可以从你们这里获利”。就像某人赠予我们生命而只索取金钱一样，雅典指出一条弥罗斯不可抗拒的出路。弥罗斯人顿时陷入缄默，只得无力地恳求对方允许他们继续保持中立。使者耐心地解释，为何弥罗斯人对她的敌意比其中立更可取：前者对雅典无伤大雅，然而在他们的臣民看来，后者正是雅典力量虚弱的明证。这一回答促使弥罗斯人提出又一间接援引正义的论点。难道这些同盟者把那些跟雅典完全没有关系的弥罗斯人，与自己——大部分是雅典的殖民者或其他被雅典制服的反叛臣民——等量齐观吗？弥罗斯人暗示，这些臣民的烦恼是自找的；他们肯定能够明白，弥罗斯不该操这个心，而且他们会相应地加深对雅典忍耐程度的理解。雅典人回答说，他们的臣民并不像弥罗斯人所说的那样天真。这些臣民清楚，在这些事情上占绝对优势，不是正义而是力量。他们绝不会把自身的臣服归结为正义；他们只会把弥罗斯所获得的自由看成雅典虚弱的结果。因此，雅典人确实不满别人说雅典帝国可能得益于正义。在5.91，雅典人承诺自己将会表明，他们冲弥罗斯而来是为了自己帝国的利益；而在95，他们宣称自己臣民对其力量的评价的重要性。他们现在揭示的这后一种考虑因素，促使他们确定当前的使命（顺带解释了他们不放弃征服弥罗斯的原因）：打败弥罗斯，他们将使那些桀骜不驯臣民的希望破灭，从而巩固他们现有的统治区域。出于自卫的考虑，雅典势必吞噬弥罗斯。这一声明激起弥罗斯作出自己在此次会谈中最长的一次发言。貌似他们只在此时才明确自己应当如何组织说辞来劝服使者——也许是因为，在被迫谈论雅典利益的情境下，他们到现在终于瞭解雅典声称行动所依傍的利益。总之，他们顺势援引雅典所声明的对安全的顾虑，展开反击。他们提醒使者们，这一吁请完全符合使者们强加于他们的论证逻辑。
但是你们觉得另一种方式就不会有安全吗？因为在这里，我们处于被动状态，正如你们迫使我们放弃正义的辩说（或基于正义的论辩，tōn dikaiōn logōn），试图劝服我们听从你们的利益，而我们也想告诉（或教诲，didaskontas）你们什么是我们的利益，并试图劝说你们选择它，如果碰巧这对你们也是有利的话。弥罗斯人反复使用“教诲”，意味着他们确信自己终于找到有力的说辞。遭遇多次回绝之后，他们如今掌控一个致胜论点。雅典进攻弥罗斯，就会使得其他持中立观点的城邦萌生戒心，从而不但增加已有敌人的数量，还危害而非捍卫自身的安全。绝非如此，使者答道：大多数身为大陆居民的中立者不会对雅典构成威胁，因为她不曾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相信雅典所把持的力量仅限于海洋。我们再次看到，弥罗斯人频频依赖“合法性”的界分，而雅典人则往往晓示他们，问题只关乎力量而已。
▲ Battle of Potidaea (432 BC): Athenians against Corinthians.
照目前来看，对话所蕴含的戏剧讲述到，弥罗斯竭力要规避由使者强行要求他们使用的论辩语词。鉴于被迫讨论利益而不是正义，他们奋力从利益的角度为正义辩护。遇挫后，他们同样也耗尽了他们诉诸雅典利益的诸种论说。对于这场并不产生于其不正义之事实的对外征服，弥罗斯人已无法构想任何驳论了。在5.100处，他们改变了立场。问题不再是，雅典是否能够合理地发动进攻。毋宁说是弥罗斯能否理直气壮地作出反抗。
雅典人已经表明自己愿意为了帝国而甘冒风险。他们描述自己的臣民“被帝国之必然激怒”，并为求自由而倾向于投身鲁莽的冒险中。弥罗斯人接续话头：“至于我们，仍然享有自由，在受奴役之前没有不惜一切去抗争，那就肯定显得无比卑贱和懦弱。”“假若你们的考虑是审慎的，就不懦弱了。因为这不是一场基于男子汉荣誉所决定的平等竞赛，不会让你们招致羞耻；而是一个你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要抵抗那些远比你们强大的人。”雅典使者尚不认为屈服会带来羞耻。但他们反对弥罗斯人考虑荣誉。他们预见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高贵与必然，德性与其“实现活动”的区分。他们声称，在获胜机率相当且不危及任何重要利益的前提下，男子汉德性及由此带来的荣誉——他们使用andragathia这一语词试图模糊两者的区分——是值得追求的奖赏；它本身并非一种至关重要的利益。对于那些有幸享受安全和闲暇的人来说，它是一种有价值的消遣。但这些实力差距甚远且受严格意义上的必然所制约的弥罗斯人不配得到它。倘若他们执意奢求它，他们就没有“审慎地”考虑。使者并未请求弥罗斯人摒弃德性本身。他们暗示，审慎才是基准点，即所有其他德性之相关性的标准。审慎意味着懂得向“必然”屈身颔首的德性。这一论说同样给弥罗斯人留下深刻烙印。他们试探性地提出，命运远未达到无法抵抗的地步，而非一味坚持要抵抗掌控一切的命运。对机运的寄想给予他们希望；战争胜利并不总是与双方人数的差异相契合。现在的问题不是弥罗斯抵抗的高贵性，而是其可行性；弥罗斯人暗中承认，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雅典人谴责将冒险事业托付于希望这种愚蠢行为。如同荣誉，希望只是为那些具有其他雄厚资源的人而设，“它可能引起伤害，但不会毁灭他们。”鉴于自身力量极其薄弱，弥罗斯人会承担一切风险却甘愿冒险。相较于机运，雅典人更轻视虚幻的东西。
也不要像那些普通大众，当通过人的手段拯救他们仍然是可能的时候，一旦他们身处不幸而且切实的希望也逃离了他们，就转而求助虚幻的东西——诸如预言、神谕等等，它们激起的希望会把[毫无防备的人们]带向了毁灭。(5.103)雅典使者，而非弥罗斯人，率先点出了“神”。不过在使者看来，弥罗斯人顽执的希望诉求似乎逼迫“神意”问题的提出。使者并没有说错。弥罗斯坦承，同时抵抗命运和雅典的力量是何其困难。但是，他们相信，“作为对抗不正义之人的公正清白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诸神的保佑将不会处于不利的位置”。正如他们凭靠诸神抹去机运的不公，他们也还指望斯巴达——“在必然之下，即使不是为了其他原因，也会鉴于我们的同族关系和出于羞耻”——来援助他们，以弥补其力量上的不足。“我们的信心毕竟不是完全不理智的。”
▲ Fragment of 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 425 BC–424 BC
弥罗斯人在此提醒我们，问题依然是，他们满怀的信心是否明智。他们指称，若要对抗雅典，力量和机运方面的缺陷都必须得以弥补。表面看来，只要斯巴达敢于出手相助，诸神也就能挽救弥罗斯免遭厄运。当弥罗斯人说斯巴达是迫于必然才伸出援手，他们并没有对神的眷顾作出类似的声称。他们所犯错误的最突出之处，不是他们对神意的误判。雅典人接着分别论及神的眷佑和斯巴达人。
现在，至于神的保佑，我们不认为你们能否认我们也享有它。因为不论在我们所主张的或正在做的事情中，决没有偏离人们对于诸神的信念和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意愿。根据神的声誉，人的显证，我们认为他们总是按照自然的必然去统治权力所及之处。我们既不是制定这个法律的人，也不是在它制定出来后第一个实施它的人；我们发现它本就存在，并打算让它永远存在下去。我们知道，你们或者别人拥有像我们一样的力量，将会一样地行事。那么就诸神而言，我们不必害怕处于不利地位的可能性。正如沃尔泽（Walzer）的简练评述：“不止弥罗斯人在此承担必然的重负。”使者不曾宣称强者具有一种正义，假如这意味着它只为强者所享有，弱者则被排除在外。相对突出的力量并不直接赋予正义；雅典未曾享有超越弥罗斯的正义（同样地，诸神的正义也不一定高于人的正义）。倘若各方的正义都源于对彼此而言平等的必然，情况该当如何？每一方力量都能够声称根据自身力量所及范围行事的正义；谁都不可抱怨享有的仅仅是自身的力量（或机运）所能提供的限度。
弥罗斯人提出的正派观点认为，诸神眷顾那些敬畏他们的人，惩罚那些不正义的人；换言之，对人不义，亦即侵犯他人的行径，也会招致诸神的责难。雅典人拒绝承认这点，始终否认他们是创立应对诸神之方式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像就人事所声明的那样声明拥有关于诸神的确切认识，但他们对诸神的了解其实源自习传的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他们认为诸神同样习惯于就其所能地统治。这个结论无疑颇为可信。一般公认对神的描述是由诗人提供并广泛受到各城邦的认可，它们把诸神描绘成永久争斗的形象。奥林匹斯诸神对抗提坦神，乌兰诺斯被其子克洛诺斯废黜，其后又被克洛诺斯之子宙斯篡位，奥林匹亚诸神内部的不和——煽动人类争执且受其诱发——所有这一切都支持了雅典的立场。宙斯自己身为正义之神和严惩伪誓者的神，到头来不过是最为成功的僭主，或许还是一个僭主们的守护神。无论这些故事听起来多么高贵，使者从中得出的结论却不然。另外还留存一个关乎诸神对人类之要求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弥罗斯人在此显然凭信着更为坚实的根基。毕竟虔敬一直承认无差别地对诸神和人使用同一种法是不可能的：神作为法的来源，就不能接受法的判决承担其后果。对诸神的模仿就是肆心的表现，最终将造成对神的亵渎。雅典人隐晦地为自己辩护，否认关于肆心的指控，正是这样的辩护显露出他们有关神圣的真正革新思想。这一创新源自他们对人的理解——他们声称对此了如指掌，远非道听途说。如果他们拒绝让人类服从神圣之法，那么这不是由于他们傲慢地将神样的自由转嫁到人类身上。事实上，他们剥夺人类享有这种传统赋予人持有的自由——是否做僭越之事的自由和选择“无罪”而非“不义”的自由。“[他们的]声明中毫无傲气；因为他们宣称只依循必然行事……”一言以蔽之，他们援引了雅典论说：人被迫根据其自然之必然来显证自身。于是，一如弥罗斯人所愿地执行神法的诸神将要予以严惩的，不仅是模仿诸神行事的人，还甚至包括无法像人之为人那样行事的人。偏袒弥罗斯的话，诸神会惩罚雅典，原因是她做了换作弥罗斯在相同处境也会做的事情。我相信这就是雅典立场的关键。可以肯定的是，诸神必定认识到，凡人与诸神一样能够克制自己，他们绝不会如此自相矛盾地为此惩罚人们。
▲ The Lady of Phylakopi (14th-century BC)
in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Milos
当然，诸神也同样不会给予人以奖赏。弥罗斯说他们不畏惧迎受由神降临的机运，意思是期望神意眷顾他们。而雅典人的相同说辞却很可能仅仅意指他们希望自己的运道不比弥罗斯人差多少，神对他们一视同仁。在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使者尚能接受他们所被告知关于神的说法。但在这两方面——神对待人类享有声誉的正义以及神们内部普遍争斗的事实——他们根据自己对人的全新理解，重新诠释关于神的各种描述。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使者的“人性论”思想歪曲了他们的“神义论。”他们所了解的具备人类特性的诸神恰好符合他们对人的理解。
使者对人性的优先考虑，说明了他们在描述诸神时极其大胆的创新：意欲把诸神置于自然之下。他们甚至唯独在这点上预示了柏拉图，虽然将我们描述为传统虔敬观念中的薄弱之处激进化了。诸神并非决定所有事物的第一存在；他们与其他事物一样听命于自然。在这方面，使者所持有的神义论是“哲学性的”，是从他们的人性论延伸而来的。雅典使者鼓吹一种有所革新的神义论。古老的诸神不义且虚伪，挟迫我们遵循连神与人的自然都难以承受的严酷标准。使者一边否认诸神并未臻至严格意义上的完美，一边又期望诸神适当顾及人性的自然不完美。吊诡的是，他们赞同诗人的说法，认为诸神是贫乏的（因为欠然普遍存在于自然之中），却又隐晦地否定诸神反复无常地对待人类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道出使者对诸神最深层的思虑。他们的言辞反映出其实际意图：他们仅仅看在弥罗斯人率先提出的份上才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必须以便于弥罗斯人理解的方式进行论述。他们否认神的惩罚降之于帝国的可能性，这与他们其他否弃诸神正义的臆断相吻合。若说使者质疑弥罗斯对诸神的希望，那么他们还更苛刻地拷问他们寄予斯巴达人的信任，这种信任印证了弥罗斯人的天真（apeirokakon，直译为“对种种恶行缺乏经验”）以及愚蠢。他们越强烈地依赖斯巴达人，使者就越坚定地宣扬自己所信奉的人性。我们之前讨论过他们对斯巴达人的描述及其明显矛盾的解决。身为公民且代表整个城邦的斯巴达人，单单依循一个衡量标准：斯巴达的利益。其他一切利益都得遵循这一标准，无论是他们个人自身的，还是别的城邦的利益。弥罗斯人并不怀疑斯巴达这种观念：他们甚至用其确证自己所抱有的希望。斯巴达的利益必定会驱使他们挽救弥罗斯：因为他们怎么会背叛自己的朋友，从而扶助敌人呢？非也，使者答道，皆因自私自利关联着安全；高贵和正义恰恰包含着危险。斯巴达人是极不愿意冒险的人。弥罗斯人也承认这一点；却似乎仅仅增强了他们自己的信心。他们对即将面临的危险作最低的估计，甚至不曾考虑斯巴达人不愿意满足他们请求的可能性。使者针对这一评估的方方面面展开辩驳。他们尤其不认为斯巴达会下决心发动一场海上远征，鉴于他们不相信自己的陆军力量，总是联合众多同盟者进攻他们的邻邦。弥罗斯人显现出某种折服于使者论点的迹象：自此之后，他们仅仅以祈愿的语气谈及斯巴达的介入。但他们对此的憧憬越发受到鼓舞，变得荒谬且不切实际。假如（斯巴达或其同盟者）难以渡洋而来，何不取陆路？他们提及入侵阿提卡，重演当年伯拉西达通过陆路进攻雅典盟邦的大胆壮举。他们进而表明全面恢复敌对态势。他们必定未能洞察迫使斯巴达参战的必要条件，以及伯拉西达发动那次战事所需的特殊局势。提到伯拉西达的名字——整篇对话唯一一次出现具体人名——不禁令人联想起修昔底德对那些受伯拉西达怂恿叛离雅典的城邦的评价。这些城邦也聪明不了多少，鉴于伯拉西达是目能所及的可信赖者，而雅典人似乎遥不可及。现在的情形是，雅典人近在咫尺，而斯巴达却远在天边。弥罗斯依然故我地坚持，即使雅典使者一再剥去他们的希望，他们仍旧誓不妥协。到最后，使者厌倦这样折腾下去，于是郑重其事地责备弥罗斯人。他们留意到，尽管弥罗斯人说要商议有关自身城邦的安全存活，但至今没有提出一个证据使人们相信他们将会得救。再次重申目前现实状况和未来希望的对比后，雅典使者警告，如果他们退出会议之时弥罗斯人还不能“作出比当前更为审慎的决定”，那么表现出来的态度就非常不理智了。使者再次预示着不祥的前景。
处于可耻而又显著的危险时，你们当然不必诉诸那种时常把人带向毁灭的羞耻感。在许多事例中，所谓羞耻，通过魅惑的语词力量，诱使那些本来有能力预见必将发生的事情的人们，屈从于某个语词，并平白无故地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之中，在比糟糕的命运更为可耻的愚蠢中为他们自己招致羞耻。如果你们采取明智的思考，就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屈服于最强大的城邦是不光彩的，而这个城邦给你们提供审慎的条件：成为她的同盟，保持你们自己的领土但要缴纳贡赋。当你们可以选择战争或安全时，不要为更坏的选择固执地坚持。那些拒绝屈从平辈、有尊严地地顺从优势者、审慎地对待劣势者的城邦，我们说，这些城邦最有可能繁荣昌盛。弥罗斯人虽然毫无任何实际可见的资源，但还似乎决心一意孤行。任凭他们如何不妥协，或说正因他们这种强硬态度，雅典使者撤回之前不予考虑荣誉的言辞。他们如今不是主张城邦陷入危险并非羞耻之事，而是不去避免这些危险反倒是可耻的，他们由此区分了“所谓羞耻之事”与“在比糟糕的命运更加可耻的愚蠢中为自己招致羞耻。”他们并不过分宣称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羞耻，而前者不算；或许羞耻不可完全脱离其名声而存在。无论如何，绝不可将常人一般认定为具有决定性质的羞耻程度，与该决定性质可能致使人们陷入的深度混为一谈。弥罗斯人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屈从于某个语词”，要么“屈服于某些强大的城邦。”只有一个愚人才会主动招致毁灭，只求（可耻地）追随某个幻觉，而不愿顺从强势者的力量。
雅典使者于此并非责难弥罗斯人对于耻辱的厌恶，而是力图对其施以教诲。弥罗斯的困境不是显现为高贵与理智两种诉求之间难以解决的冲突。为了在客观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能保存城邦的完整性，弥罗斯人将会因其荣誉之故作出相同的抉择。
不过虽然勉强承认弥罗斯所处情形关涉荣誉，雅典使者必定预先设想好一种反驳。不惜一切代价地与机运抗争，难道这样的命运就不那么羞耻？即若如此，雅典请求弥罗斯选择的也绝不是这种命运。虽说作为“最强大的城邦”，雅典向弱者提出的条件是审慎的。雅典使者力劝弥罗斯接受这样的安排：好好顺从优势者，拒绝屈从平辈，使唤那些屈从于你的劣势者，这些举措都响应了同一伟大政策。尽管使者称赞这些政策是出于审慎，他们同样尊之有加——他们用以指称劣势者顺从优势者的字眼就是kalōs[好好地]。弱者的尊严就像其安全一样始于承认他们的弱小。而强者的尊严则包括尊重弱者的尊严。
弥罗斯人经过单独商议之后，重申坚持抗争的意愿，正如他们所宣称，他们相信神灵保佑他们的命运，也相信在人事方面斯巴达会伸出援手。雅典使者带着明显愤激的语气回应道，弥罗斯人似乎认为未来比目前更为可靠。他们冒险对“斯巴达人，命运和希望”寄予信任，注定走向毁灭的厄运；况且没有任何迹象指明所谓的命运源自神意。这篇对话后半部分的戏剧性就体现在无力的弥罗斯的固执与往昔教育他们的人的无能为力两者的鲜明对比。雅典使者在对话中所施展的策略终究流产，留予弥罗斯的，则是灾难性的后果。
四 斯巴达人袖手旁观
雅典人残酷诛杀与西西里战役惨败
接下里的叙事就其不动声色的信服力而言，在《战争志》中甚至无法超越。以朴实无华的笔法，一方面交替旁述雅典人和弥罗斯人的情况，另一方面交代斯巴达人的动静。显然他们都没被诸神忽视。
雅典人开始着手围攻弥罗斯岛：与此同时，在诸多被简略提及的事件之中，伯罗奔半岛上的斯巴达人始终没有对雅典宣战，即使后者多次侵袭斯巴达领地。弥罗斯人曾参与在夜间进攻雅典人，倏而撤退，警示雅典人往后更加小心谨慎。是年冬季，斯巴达人试图侵略阿尔戈利斯领土，但祭祀征兆不利，故又折头返回。其间，弥罗斯人再度延续此前的进攻得手。雅典援军随后抵达，弥罗斯人遭到猛烈围攻——弥罗斯内部一些人发起叛变——结果，弥罗斯向雅典人投降了，并任由雅典人处置他们的命运。雅典人决议杀死所有弥罗斯成年男子，把儿童和妇女卖为奴隶，随后在此地殖民。叙事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弥罗斯人进攻得力使其滋生虚幻的希望。倘若诸神明示自身等同机运，且倘若人能够信任机运，同时忽视自己的敌人，那么诸神确实给予弥罗斯非同其围攻者雅典一般的眷顾。到头来，这并未给她的厄运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转变，鉴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弥罗斯把自己的运气，即雅典人自满的结果，归因于此）。但后来弥罗斯甚至不再奢望诸神帮忙弥补力量上的差距：因为他们信赖斯巴达会在这方面有所贡献。这一叙事的另一线索就在于斯巴达的无动于衷，她既无法介入，又未曾考虑过出兵救援。斯巴达不愿挑起雅典的敌意——尽管理由正大光明——或者触犯阿尔哥斯这个邻邦、陆上的一支劲旅和有明显弱点的敌人，由此看来，斯巴达人完全印证了使者对他们的评价。
若说对话的目标在于达成共识，弥罗斯对话显然最终以失败收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话无果而终，也就是说并非无助促成共识的基础。一方可以在另一方未被说服的情况下持有正义。雅典使者的论辩虽说不甚招人好感，但可谓极具说服力，至少就辩说弥罗斯人所抱希望的合理性时如此。雅典使者无力劝服弥罗斯一事，暗示出使者自身所谓“启蒙”的计划也是基于不合理的希望。
弥罗斯人在5.112宣示自己依然全心寄信于神。这可以看作他们对105处的回应：当时他们的缄默并不表示赞同。必然的是，缄默传达出他们的震惊，表明了他们确信再多的争辩是无望的——也就是说，雅典使者已无药可救地不虔敬。这一确信只会同等程度地激化他们的怒恼和对诸神及斯巴达的希望。雅典越是不虔诚和不正义，弥罗斯越是觉得屈从于她显得羞耻不堪，就更炽热地假定自己会受到诸神的眷佑，更急切地臆想斯巴达会毋庸置疑地拯救其无辜殖民者。只有在5.105之后，弥罗斯才开始拒不让步：他们决不放弃的，只有自己最不可靠的希望。人们往往对此次事件倾注过多同情，以致把弥罗斯人视为该事件的中心人物。可是我们也必须从作品的整体考虑它所处的位置，就整全而言，雅典，而非弥罗斯，才称得上是类似悲剧性的主角。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到弥罗斯对话/西西里惨败这样的重大“悲剧性”系列事件。弥罗斯所上演的情节只有在更宏大的戏剧中才能达致完整。但这表明了什么？弥罗斯事件又何以导致或预示后起的灾祸？一个直接的暗示是，雅典沦为神降惩罚的遭难者，若弥罗斯得以保全自身，那就可以说，这种报应在惩罚雅典肆心的意义上显证了弥罗斯的祈望。然而，修昔底德不仅给出西西里战役溃败的人为原因，还强调了这些原因的决定性。雅典在弥罗斯“僭越神圣”而后又在西西里遭受“报应”，这难道仅仅是偶然？弥罗斯/西西里系列事件的结局是诗性的，亦即比真实更美。但正因修昔底德不只是位诗人，我们可以假定，这里指向某种重要的真理。是否可以说，雅典兵败西西里，也就是他们在西西里所犯下的致命错误，以某种方式追溯到雅典使者所倡导的理智？或者说，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弥罗斯式的错误，即重蹈弥罗斯人所犯的错误？无论哪种情况，弥罗斯都能从中雪耻；就后一种情况而言，不啻为一种反讽。这后一种结果或许能证实雅典使者过人的智慧——当然，前提是他们的理智本身就是“弥罗斯式的”。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阐释这种理智开始。
我们时常读到，弥罗斯人的遇害反映出雅典在战争影响下的衰落迹象。既然我们还获知，使者的述说显现了这种衰败，那么这种明确性要求我们察觉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不言自明。再者，就这些使者拒不承认正义高于利益这一基本立场来看，他们只是重述了在斯巴达的雅典使者所持有的论点，以及（正如我们所主张的）伯利克勒斯自己的含蓄观点。因此，“衰败”与否实在是个难以琢磨的问题。
弥罗斯的毁灭确实令人震惊。当然，其他城邦亦秉持残酷制裁的惯例，这不惟雅典独有，另外，弥罗斯事件甚至也不是她施行残酷的唯一例证。不过，《战争志》的读者在这一点上，自然会联想起米提列涅论辩，雅典人在其中显证自己比修昔底德所志之战中的任何人都更愿意接受的善待被征服的敌人的观点。此外，狄奥多图斯彼时倡导的论点之所以凭借微弱优势取胜，一方面归因于精明实际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由于他回避正义而强调有利与否的问题。他的对手，力图严厉处置米提列涅的克里昂，则言辞激烈地引证正义和利益。正因雅典对米提列涅手下留情并非因为偏爱关于正义的论点甚于关于利益的论，而是基于利益的考量，所以她严酷对待弥罗斯的事实也不是简单的摒弃前者偏好后者之故。事实上，狄奥多图斯的论点似乎也指涉当前这一事件中的仁慈问题。弥罗斯的例子与米提列涅无异，一个演说者可能找到足够关乎利益的理由，而这些理由恰恰根据的是雅典论说，即“让尽可能少的人承负罪责”。狄奥多图斯反对屠杀米提列涅时所提及的诸多理据之一，就是合乎分寸的惩罚对于抑制未来叛变所起的效用。严厉惩罚一个本可抵抗多时却选择投降的城邦，就等于迫使将来的叛变者誓死顽抗；对大多数人施加与少数真正唆使叛变的人同等的惩罚，也就驱使其他城邦的大多数人加入少数人的行列之中。狄奥多图斯以可疑的理由断言，米提列涅其实有可能再坚持下去，而且很多人曾把握先机，想将城邦拱手相让给雅典。这一看法显然至少同样适用于弥罗斯的情况。我们知道，普通民众无从参与关于抵抗与否的决定；况且我们还获悉，某些零星的叛变——由民众发起？——进一步促使城邦弃械投降。就米提列涅事件而言，雅典人最终并没有决议执行杀戮，反而基于狄奥多图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使者所共通的论说，急切撤回早前达成的屠杀决定。我们务必谨记，主宰弥罗斯命运的不是我们所听闻的使者，也不是召遣他们而来的指挥官，更不是后继的使者。这一决定由雅典的公民大会作出。埃乌本（Euben）认为民众的态度与声称雅典人出于“冷峻算计”毁灭弥罗斯的使者的态度并无二致。事实上，修昔底德没有描述这些雅典人的审议过程。他们或许在盛怒激愤中进行，因为当时他们通过了最初关于米提列涅生死的判议。至于使者自身的“冷峻算计”，我们绝不可假定它能为屠杀正名。他们尤其提倡避免过分伤害不如己者——这是雅典可能遵行过的守则，它包含于雅典给予弥罗斯的提议之中，但并未表明弥罗斯拒绝接受这些就会招致毁灭。再说，使者所提出的这一准则，貌似紧随前文某种“现实主义”政策，他们意欲借此对弥罗斯做一番疏导。虽然他们所展现的审慎并不依从正义，但也不倾向于暴戾，因为审慎和暴行互不相容。简单来说，雅典摧毁弥罗斯之举看似惩罚性的。但使者所阐述的论说中并不存在任何关乎某种惩罚性意向的根据。他们自己责备弥罗斯人的愚蠢，而不是罪恶。而愚蠢应当唤起怜悯，而非怨怼。事实上，相比雅典使者对弥罗斯的评价，弥罗斯对雅典的看法更能表明后者遭受严酷报应的理所当然；然而使者断定弥罗斯是不明智的，弥罗斯则控诉雅典的不义，声称她应得人与神的双重惩罚。那么在此稍作总结：使者对雅典政治论说的持守，也就是说坚信利益优先于正义，并未标示出他们自身的衰落迹象，更不用说背负唆使屠杀的恶名。既然如此，这些使者跟先前该论说的倡导者比较起来如何？倘若他们的自述比前人更坦率直接，那很可能是由于事态之特殊，或者因为他们经历多年战争压力后发现自己正置身于这种情状之中。正如所有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者，他们一贯强调自己的特殊处境。在斯巴达的雅典使者就像面对同等地位和生活世界相似的人们言说时，身处弥罗斯的雅典使者则向实力和经验都远不如己者致辞——力量悬殊的事实不言而喻。还需注意的一点是，雅典之前曾试图征服弥罗斯，但未付出全力。使者这次势必让弥罗斯人确信，雅典将不会半途而废，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她攻取弥罗斯，甭提什么正义了。而且鉴于弥罗斯拒绝以雅典的方式看待周遭世界，使者必须毫无掩饰地坚定阐明自己的立场。
问题是，这种立场实际上果真有别于身处斯巴达的使者所宣扬的那一套吗？两位使者都坚称强者必定胜过弱者，甚至统治弱者，但前者应当审慎地施行统治后者，而非对其诉诸暴力。我们现在这位使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把这种审慎看作正义（他们在5.89声明只有双方实力相当才适用这一正义）而只当成政策：采取这种政策的强大城邦“最有可能繁荣昌盛”。或许还能看出，这些被一种更理性或精明的新精神所攫住的使者不同于在斯巴达的那批使者的地方，就是把一切归结到利益的考虑，其中利益更倾向于安全和获利，而非荣誉，最后甚至摒弃关乎正义或高贵的思虑。
然而，即便是这样对利益的强调，也是出于修辞的考虑。既然回避一切正义的诉求，使者也就不能将其温和措辞说成正义使然。如果谈判的唯一议题是利益，那么他们必须陈述与其相应的政策。即使这样，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他们在5.111.4经已强调过，对弥罗斯有利的政策对她来说同样高贵或光彩。 使者选取这种言说方式，有可能隐瞒着他们所在乎的高贵，乃至承认他们无力劝说弥罗斯人放弃对高贵的诉求。不过有进一步证据显示，使者一直无法洗尽自身灵魂中的正义和高贵。接着他们断言斯巴达人把高贵看成乐意做的事、合乎利益就是正义，而弥罗斯人回应道，他们正是基于这些动机而取得斯巴达的援助。使者对此的回答如下：“那么，你们难道不相信，自私自利关联着安全，而正义和高贵包含着危险吗？一般来说，斯巴达人是极不愿意去冒这个险的”。奇怪的是，这一反驳奇怪地自相矛盾。我们显然看到，使者向弥罗斯人多次强调，设想得到像斯巴达这样谨慎的政权力量的援助是愚蠢的。使者可能还寄望，作为斯巴达的忠诚殖民者，弥罗斯人将以斯巴达为榜样，处事谨慎有加，在明朗且可感知的范围内寻求自身利益。不管怎样，使者依然不得不暗中拿雅典和斯巴达作对比，并有意歧视后者。恰如在斯巴达的那些使者，他们也以必然性为藉口，但否认对必然的屈服意味着不幸。这些雅典使者比他们的前任者更着重把雅典描述为受帝国之必然驱使的囚徒。必然性无情地压制着她；她可支配的自由领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狭隘。即便如此，使者仍然渴望为他们的雅典德性而自豪。与斯巴达的暗中对比暗示着雅典并不把乐意做的事看作高贵光荣，把合乎利益当成正义；她也不缺乏作为正义和高贵行为之必要条件的勇气。雅典超出了谨慎的权宜之计——即高于使者声称她当前所依循的那种政策，和他们希望弥罗斯就范的政策。弥罗斯人会接受这个建议吗？或者说，他们会仿效提议者高贵的坚定态度么？——鉴于提议者就是一座自鸣得意地坦言从未因为“畏惧他人”而放弃冒险的城邦。虽然使者接下来将重新解释他们甚至正要再度恢复的荣誉（尽可能地将它和私利混为一谈），但他们对雅典人之大胆的残存自信以及对斯巴达人之优柔寡断的蔑视，都不得不削弱这种言辞策略。雅典使者简略提及斯巴达的表现时，会否随之回想起自身某些方面，而这些思绪是否反映在他们随后复原高贵品质的尝试之中？因为我们看到，在5.111处他们一边再次责难弥罗斯关于羞耻的错误观念，一边撤消他们早前对这个议题的弃置。这次他们反而区分出羞耻的不同层次，指出最低的一种就是缺乏智虑的愚蠢；他们尚不拒绝考虑与理性互不相容的高贵问题，反而尝试调和这两者。这证明了返回问题本身的倾向。不过即便在5.111，雅典人也并未言明羞耻等同愚蠢，或者暗示理智的事就永不会是羞耻的。但他们的论证似乎有意作出这样的暗示。他们断言，所谓招致羞耻就是说在现有情况下选择做更为可耻，同时又更显愚蠢的事：明智地行动意味着在条件允许下表现得光荣体面。我们不禁疑惑，更显愚蠢跟更为可耻总是一回事么？如果说行动的标尺是安全，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最体面的——即使按照任何普通标准来说是可耻的？可以说，使者不经意间让我们联想到阿奇达慕斯，作为一名指挥官所作的简短有力的演说，其中的主题就是谨慎安全，他宣称“最高贵而又最安全的莫过于众多[军队]服从一致纪律的景象”。最高贵和最安全：这些观念必定集中在斯巴达最受人敬重的演说者的思想中，这一点也证实了使者在5.105的声明。但是他们自身论点背后有种强力潜流正归于这一方向——即使他们在稍带提及斯巴达时貌似对此不以为然。
使者意欲兼顾两者，标榜自己既明智谨慎，又具有高贵的勇气。一方面，他们暗示政治行为唯一正当有理的标准就是理性的自私自利，其中重点落在安全上。他们声称，针对弥罗斯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恰恰出于他们对冒险的厌恶：他们不能对弥罗斯坐视不理，任由他们危及他们帝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在略为提及斯巴达之时，他们表明大胆无畏（连接高贵和正义的一环）就是值得骄傲之事。实情会否是，他们为自己拥有免于考虑利益的自由而沾沾自喜，这里的利益考虑既是他们当前的行动依据，又是他们对弥罗斯的要求，即便他们在斯巴达时有意蔑视利益。到最后，他们似乎在两种不同立场之间作出折中，向弥罗斯人推重谨慎，作为对他们而言最不羞耻的选择。
我们记得伯利克勒斯曾称赞雅典是赋有无法超越的勇气和无与伦比的理性的家园。他并没有否认这两者处于紧张状态；他断言所有城邦之中，仅有雅典能成功融合它们。可是如果（正如伯利克勒斯所声称的）雅典所冒的一切风险全都经过理性的充分权衡，难道他们的果敢不会从属于某种关乎利益的理性原则？理性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算计即将面临的风险，绝不放弃考虑冒险是否明智的问题。如果雅典除了受自身利益引导外从不冒险，那么我们可以为赞许她的审慎和坚定，但不会赞扬她高贵。因为可以设想，从属于安全和利益的高贵还能称之为高贵么？弥罗斯人回绝使者在5.111着重提出的牵强或“开明的”高贵观念，这并不令人意外。使者低估了弥罗斯对理性的抗拒程度，一种更为合理的策略本应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之前就应该考虑一种更为合理的策略。弥罗斯人自己一致赞成，当前商榷的问题就是抵抗合理与否：他们承认，一种希望渺茫的负隅顽抗未必明智之举，而且这样做的高贵性也会引人非议。但任由使者怎样作出一番论说，弥罗斯人就是不愿承认他们实际上已陷入无望境地。凭着一种怪异但太人性的思维转向，他们想必假定某个神（或斯巴达）将拯救他们，看在他们优先考虑高贵而非安全的份上，也由于他们明确表明身为无可责备的一方反对不正义一方的立场。高贵性要求对成功或幸福处之泰然，这显然激起了弥罗斯上述超越一切理性的奢望。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希望并不独为弥罗斯人所有。在没有明确把雅典描述成正义或高贵的情况下，这些使者拒绝切断雅典自身与这些德性的生命关联。尽管屈从于普遍的必然性，雅典并不是个普通的城邦：就其明晰、直率和胆识而言，她依然是唯一配得起盛誉的城邦。如若雅典人继续坚持视其政策为所谓高贵，那么他们能克制不滥用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成就吗？我们能够信任他们所声称的，只依据明朗的情况行事么？理性/明晰和高贵/非明晰之间的张力并非使者演说所呈现的唯一张力。还包括这两对张力与严格意义上的强制性之间的紧张。这些使者比身在斯巴达的使者更进一步，把雅典置于必然的羁轭之下。如今，迫使强有力者（像其他人一样）行动的并非只有某些动机：单单拥有力量这一事实就驱使一个人统治自身能力所及之处。这点并不取决于强者的抉择，反倒阻碍了后者。我们能够推断出所有适应当时远征[弥罗斯]的各种理由；尽管如此，根据5.105的说法，这点与具体的动机无关。正因为弥罗斯存在，雅典就必须征服她。但是，对这种如此铁定不变的必然的依从，果真贴合冷酷、慎重的一种政策，甚于高贵无私的另一种政策？可以说，三种关于雅典的说法在使者话语中针锋相对：既有自由因而高贵地选择践行大胆之事的雅典；又有避免一切出格行为，并自由熟稔地选取最明智的政策以便提升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雅典；还有深受一种残忍、顽执的扩张主义影响，敌视上述任何一类选择的雅典。演说者的发言不甚明晰，造成了解读对话的最后困难。在论辩最后，眼看劝服弥罗斯人的希望渺茫，倍感失落的使者说起话来，就像被弥罗斯人自虐性的愚钝所刺伤。正如我们提过的，愚蠢本身应当引来怜悯，而非忿怒。然而，启蒙弥罗斯人时遭逢困难的使者抱怨说，他们的愚笨并非无知（若然则尚可原谅），而是有意的明知故犯。尤其在发出最后警告时，鉴于弥罗斯人公开声称单方拒绝向现实妥协，使者决定放弃劝说，这一警告听起来似乎说明他们坚信敌己者应该遭受灾祸。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他们随后在关乎弥罗斯命运的决议中发挥什么作用，他们上述反应早已作出预示，而在这里，读者或许感觉到整个论证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使者声称禁除对话中所有关于正义的内容，但他们思想上并没有摒弃它们。他们在愤怒中显现出一种特殊的报复心理，一类揭示正义（从而揭示报复事件）的人必定因为自身的揭示被拒而怒火中烧。如果这一解读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在认识自我和理解弥罗斯人方面都存在着缺陷。
我们不妨复述一遍，必须强调的一点是，问题不在于雅典论说本身，而在于甚至这些“精于算计的”雅典人也没能完全直面这一论说的深意。（当然，我们必须在对该论说的总体评价中考虑这一失败。）这批使者与雅典其他匿名的发言者——在斯巴达和在狄里昂的使者——有个共同之处，他们惊人的胆量盖过了言辞的清晰度，由此造成真正勇气的缺失。为了更好说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七章考察其他演说者——狄奥多图斯和赫墨克拉底斯。
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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