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哲人，他复兴了古典政治哲学传统，重新挑起思想史上极为重大的古今之争问题，并在写作技艺上重新发掘出古今哲人的隐微写作传统。在他身后，形成了一个哲学流派，并且他的思想也进入中国，影响了许多中国学人的思维方式和治学路径。施特劳斯于1973年离世，今年正好五十年整，为了纪念他在思想和学术上的非凡成就和卓越贡献，我们以施特劳斯的思想研究为专题策划了这期辑刊，收集国内外学者对他的研究和评述，以期再次与这位大思想家进行精神和思想交流。所选文章有来自施派代表人物的，有来自接近施特劳斯学说之学者的，还有的甚至来自反对施特劳斯的学者。要在扩大视野，开广言路。
▲ 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
姆希尔 苏格拉底转向中被遗忘的谐剧
沙孔 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解释对施特劳斯的启示
王钦 在僭主与哲人之间
古典作品研究
张霄 亚里士多德“城邦形质论”的难题
陈文洁 《阅微草堂笔记》的道德教育及相关问题
思想史发微
徐健 廊下派如何缔造“世界主义”？
真蒂利 科学和“上帝的影子”
旧文新刊
汪挹南 《莊子·齊物論》解
评论
克劳特 评《亚里士多德和其他柏拉图主义者》
▲ 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前355或前354年）
施特劳斯将色诺芬鲜被人研究的短篇对话，《希耶罗》或称《僭主》，作为他的第一本古典政治哲学专著的主题。在解读这篇简短对话的过程中，施特劳斯在他的《论僭政》里对政治人和哲人各自特有的激情、目标以及两者区别作了一系列大胆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又将施特劳斯引向古典政治哲学的两个最重大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最佳政制？
在此基础上，施特劳斯着重考察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之间的根本分歧。施特劳斯的解读，成了他与科耶夫（Alexander Kojeve）之间一场引人入胜的长期论争的基点，论争的内容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尤其是它们在现代世界中的关系，且尤其关系到苏格拉底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分歧。不过，本文还是着眼于施特劳斯对《希耶罗》的分析，以及他以此为基础代表智慧那不受约束的统治提出的激进主张。在色诺芬的对话《希耶罗》中，智慧的诗人西蒙尼德（Simonides）拜访了叙拉古僭主希耶罗（Hiero），他请希耶罗就一件他可能更为了解的事情点拨自己：“在属人的快乐与痛苦方面，僭主的生活与平民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接下来，是希耶罗显然有些夸张地贬低僭主生活，但他也明显真诚地表达了一些遗憾，他尤其遗憾于在他的生活中缺乏爱和信任。事实上，希耶罗用猛烈的火力反驳了西蒙尼德关于他本人生活幸福的揣测，以至于他变得非常沮丧。此时，西蒙尼德提出了一系列对希耶罗及其臣民都有益的改革举措：希耶罗应该通过颁奖来刺激竞争，尤其应该刺激有益的事业中的竞争；应鼓励有益的创新；不应装饰自己的宫殿，而应装饰城邦公共建筑和庙宇；不仅应指派雇佣军保护他本人，还应令其保卫邦民及其财产；应指派别人去执行惩罚等脏活儿，而由他本人行赏；不应让自己的队伍参加泛希腊运动会上的战车比赛，相反，他的目标应是让作为一个整体的叙拉古涌现出成功的竞技者。西蒙尼德承诺，靠着这些举措，希耶罗将获得臣民的爱和“人间最高贵也最蒙福的所有物”：他将幸福而且不受人嫉妒（《希耶罗》，11.15）。施特劳斯以一种对他而言既异常大胆又特别微妙的方式进行写作。激发他写这部作品的，或许是西蒙尼德的大胆承诺，即幸福可以通过僭政来获得；也可能来自一个谜团，即色诺芬本人在这个激进问题上保持沉默。施特劳斯的解读的确是一系列诱人的主张，我得说，这些主张往往言过其实。▲ 《雅典卫城》 ，利奥·冯·克伦泽 绘，1846年其中一些主张，最终在施特劳斯零散的评论中被加上了限定条件；另一些则被他公开撤回。这些主张包括：僭主本身的特点是渴望爱，而哲人本身的特点是渴望荣誉；一个智慧者可以在谈话中对交谈对象为所欲为；西蒙尼德几乎使希耶罗自杀；智慧是担任政治职务的唯一且充分的资格；以及，智慧者的绝对统治就是最佳政制。评估和追溯施特劳斯这些引人深思的主张之间的联系，就能够理解他的诸多解读，理解他关于现代政治必须向古典政治哲学学习什么的建议。那么首先，谁是僭主？在其关于僭政的短篇作品中，色诺芬认为并没有必要提供一个关于僭主的定义，但施特劳斯注意到，这在古代世界中如此容易辨识的现象，在我们的世界中却为道德相对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所遮蔽。通过观察支配着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僭政，施特劳斯清楚地区分了现代僭政与它的传统形式；可是，就施特劳斯视为原始、仍有意义和根本的含义而言，他又如何定义僭政呢？实际上，施特劳斯任由僭政的恰当定义这一问题成为未解之谜，他转述了许多其他人给出的定义，并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而这些建议看起来有些矛盾。▲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施特劳斯转述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即僭政与君主政体唯一的不同在于，僭政是贬义词（《论僭政》，页23）；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表述，即僭政的目标是快乐，而王政的目标是高贵（《论僭政》，页37、92；《政治学》1311a4-5）；以及“俗常”的观点，即僭政是对统治者有利而对其臣民不利的统治；以及贤人式的观点，即僭政实际上是对两者都不利的统治（《论僭政》，页40，但参《政治学》1295a17-22）；还有在《希腊志》中色诺芬认可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即僭主是为了自己而以暴力夺取所有权力的人（《论僭政》,页118n5和《希腊志》7.1.46）；卢梭的观点，即僭主是篡夺王室权威的人，无关乎其统治的水平如何（《论僭政》，页119n7）；伯克（Burke）的观点，即僭政是对哪怕合法权力的不明智或不正当的使用（《论僭政》，页120n47）；最后还有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观点，即与统治自愿服从的臣民且合法的王政相反，僭政是统治不情愿服从的臣民并且不合法，但它符合统治者的意愿（《论僭政》，页68；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4.6.12；《政治学》1295al5-17）。跟随色诺芬笔下的西蒙尼德的带领，施特劳斯修正了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给出的定义：无疑，普通的僭政指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统治不情愿的臣民；但“作为本质上是……没有法的君主统治”，最好状态下的僭政是对自愿的臣民的统治（《论僭政》，页69）。与这种僭政定义一致，施特劳斯认同色诺芬笔下的曼达妮（Mandane）称米底人的统治者阿斯图亚格（Astyages）为僭主，因为后者的统治没有法律——即使他是合法继承王位的且在统治时没有遭到明显反对；而事实上，色诺芬本人则称阿斯图亚格为王（《论僭政》，页46；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3.18、1.2.1）。如此理解的僭政成了施特劳斯最严肃探究的主题，因为他所考虑的是，最好的僭政形式是否有可能并不是最佳政制。然而，我们注意到，施特劳斯从来没有称老居鲁士（Cyrus the elder）为僭主，而后者与《居鲁士的教育》中的阿斯图亚格相似，也合法继承了王位并且同样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此外，在现实中确立施特劳斯所认为的僭政的好形式是个困难，即智慧不必受法律统治的那种僭政，而施特劳斯在处理这一困难时暗中撤回了他对僭政的定义，即虽然没有法律但未必没有同意的统治：作为一位僭主，即被人称作僭主而不是王，意味着没有能力把僭政转变为王政，或者说把普遍被认为有缺陷的资格转变为普遍被认为正当的资格。（《论僭政》，页75）
毕竟，出现僭主的原因在于缺乏同意或公认的合法性，而不是缺乏法律。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即僭主就是王者，但这么说的人讨厌他，而这种憎厌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乃至决定这个政权的性质。持续的反对使统治变得暴虐，这表明统治者身上存在缺陷，他需要一位老师。施特劳斯说，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和居鲁士的统治本质上都是绝对统治，但他们并不是僭主，由此，阿斯图亚格也不是僭主了——施特劳斯现在引用阿斯图亚格，正是把他当成一个成功实现了其统治主张的人（《论僭政》，页121，nn50-51）。施特劳斯对僭政的定义从没有法律的统治转变为没有同意的统治，这是什么意思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施特劳斯向我们展示的僭主和智慧者（或哲人）的本质特征。
娄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作品研究，翻译有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朗佩特《尼采的教诲》、汉密尔顿《幽暗的诱惑》等，著有《必歌九德——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释义》《向明而治》，一直是《经典与解释》辑刊的主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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