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周春健：《大学衍义》在元代的流传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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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古典学研究（第十一辑）：重读阿里斯托芬》（刘小枫主编，贺方婴执行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6月），注释从略。感谢周春健教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
一、《大学衍义》的编撰及其经筵特色
▲ 《大学衍义》书影，明崇祯五年刻本
谈及《大学衍义》的编撰动机，真西山云：
臣尝妄谓：“《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近世大儒朱熹，尝成《章句》《或问》以析其义。宁皇之初，入侍经帷，又尝以此书进讲。愿治之君，倘取其书玩而绎之，则凡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洞然于胸次矣。臣不佞，窃思所以羽翼是书者，故剟取经文二百有五字，载于是编，而先之以《尧典》《皋谟》《伊训》与《思齐》之诗、《家人》之卦者，见前圣之规模，不异乎此也；继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之说者，见后贤之议论，不能外乎此也。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然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晩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所谓“伪学”，即指被时任丞相的韩侂胄（1152－1207）打压的以朱子之学为代表的“道学”，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诸书，便是“庆元党禁”中首当其冲的禁书。真德秀竭力讲习并服行之的，正主要是朱子四书之学。真德秀在《大学衍义》序文中，还特意强调撰作《大学衍义》以“羽翼”朱子《大学章句》《或问》的意愿，更可见受到朱子四书学的直接影响。
《大学衍义》一书，无论从编撰动机还是其实际应用看，都具有明显的经筵特色。首先，真德秀本人即拥有经筵讲臣的身份。理宗即位之初，召西山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曾入见而奏启理宗“惟愿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讲学进德”。理宗初御清暑殿，西山以经筵讲臣身份侍上，曾劝理宗“惟学可见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亲君子可以维持此心”。其间，真德秀曾因得罪权相史弥远（1164－1233）而遭弹劾落职。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去世，理宗亲政，遂于次年召回真德秀，西山“乃以《大学衍义》进，复陈祈天永命之说，谓‘敬’者德之聚”。此时距其落职，已经整整十年。
其次，真德秀撰著《大学衍义》，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述，其目的正在于为帝王提供为治之方。当年赋闲归家时，西山专心修撰《西山读书记》，曾对门人说：“此人君为治之门，如有用我者，执此以往。”《大学衍义》便是从《西山读书记》中抽出单行之本。这里的人君亦非泛指，确切说便指当朝皇帝宋理宗。真德秀在《大学衍义札子》中曾言：
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逊志时敏，有成王之缉熙光明。即位以来，无一日不亲近儒生，无一日不讲劘道义。自昔好学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龙飞之初，获陪讲读之末，尝欲因《大学》之条目附之以经史，纂集为书，以备清燕之览。匆匆去国，志弗之遂。而臣区区爱君忧国之念，虽在畎亩，未尝少忘。居闲无事，则取前所为而未遂者，朝夕编摩，名之曰《大学衍义》。
可见，西山《大学衍义》之撰，乃专为理宗而发。正缘于此，朱鸿林先生称：
《衍义》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从《衍义》的序和进书时所上的表、状，以及尚书省札子等文件看，《衍义》正是真氏直上理宗的谏诤。
又次，与这一“直上理宗”的用意相关，《大学衍义》在体例和内容上，也都体现出明显的经筵特色。比如对于《大学》一书的定位，便强调此书为君臣之所用之政治价值，称：
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
全书在体例设置及内容编排上，也有意将与帝王为治有关的内容贯穿进去。《大学衍义札子》阐说全书体例称：
首之以帝王为治之序者，见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为学之本者，见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学，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谓纲也。首之以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诚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谨言行、正威仪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者，齐家之要也。此所谓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细目焉。每条之中，首之以圣贤之典训，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诸儒之释经论史有所发明者录之，臣愚一得之见，亦窃附焉。
《大学衍义》以“帝王为治之序”和“帝王为学之本”二者为纲，以“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四者为目。与《大学》经传文本相比，一方面，缺少《大学》八目中的“治国、平天下”二目；另一方面，《大学衍义》在体例内容上与朱子围绕《大学》文本的章句释经体例不同，更带有鲜明的作为政治教本的经筵讲义性质。
二、《大学衍义》与元代经筵
《大学衍义》甫一进献，便得到理宗的高度赞赏，理宗对该书及真德秀之进言表示“欣然嘉纳”。后世更是将其作为经筵进讲频率极高的读本，为历代君臣所推崇。明人即曾有这样的评价：“西山《衍义》一书，万世人君之轨范，为政之准绳。”《大学衍义》在元代经筵进讲中，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张帆先生认为，元代经筵的发展，以泰定元年（1324）为界，大体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胚胎阶段，这一阶段中，具体的经筵进讲事例并不罕见，但无论进讲时间、进讲地点、进讲形式等，都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自泰定帝开始进入后期定型阶段，元代经筵才有了制度上的具体规定。有元一代，无论帝王还是儒臣，对《大学衍义》均较为看重，在帝王经筵以至太子教育方面，都曾有所推重。元代由于特殊的政治情形，还推出了一些配套措施，以保证《大学衍义》在经筵领域的顺利推行。
自南儒赵复（约1215－1306）在德安之战（1235年）中被俘北上传学，尤其是在位于燕京的太极书院大力弘扬程朱之学，“北方经学，实赖鸣之。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材”，带来北方学风的四书学转向。由此，无论帝王还是学者，都受到四书之学的深刻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皇帝的经筵进讲也加入四书学的内容。
比如元世祖忽必烈尚在潜邸时，就曾向儒臣窦默（1196－1280）问以治道，窦默答以：“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又曾“访求遗逸之士，遣使聘（王）鹗。及至，使者数辈迎劳，召对。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每夜分，乃罢。世祖曰：‘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诚意正心”“齐家治国”之学，便是《大学》八目之主要内容。“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的表态，也表明忽必烈此时对于四书之学的充分肯定。
忽必烈早在为亲王时，即曾与许国祯、赵璧（1220－1276）等金末儒士有所接触，并对儒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元史·赵璧传》载：
赵璧，字宝臣，云中怀仁人。世祖为亲王，闻其名，召见。呼秀才而不名，赐三僮，给薪水。命后亲制衣赐之，视其试服不称，辄为损益，宠遇无与为比。命驰驿四方，聘名士王鹗等。又令蒙古生十人，从璧授儒书。敕璧习国语，译《大学衍义》，时从马上听璧陈说，辞旨明贯，世祖嘉之。
继世祖之后的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前曾从真定名儒董文用学习经书，有一定的儒学素养。在位前期屡开经筵，曾召张文谦（1215－1283）、焦养直（1238–1310）等人进讲经史。对于《大学衍义》，成宗也曾表现出浓厚兴趣。元人苏天爵（1294－1352）称：
元贞、大德之初，天下号为无事。退朝之暇，优游燕闲，召公（按：韩公麟）读《资治通鉴》《大学衍义》。公开陈其言，缓而不迫，凡正心修身之要、用人出治之方、君臣善恶之迹、兴坏治忽之由，皆烂然可睹。帝从容咨询，朝夕无倦。
这里所谓“正心修身之要、用人出治之方、君臣善恶之迹、兴坏治忽之由”等，也正是《大学衍义》的主要内容。“帝从容咨询，朝夕无倦”，表明成宗对《大学衍义》思想的接受。惜乎成宗在位后期因多病不理朝政，经筵进讲渐趋荒废，也失去更多接触了解四书学的机会。至于后继的武宗海山，因长期抚军漠北，对汉文化较为隔膜。武宗曾对《孝经》表示过推崇，但未见其对其他经书及四书学产生过兴趣，《大学衍义》或许未能进讲。
1311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因在其任上恢复元代科举，并规定首考《四书》，且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基本依据，实现了四书学与国家制度的有效链接，从而给元代四书学带来革命性变化，大大加速了《四书》在元代的流行与传播。仁宗自幼生活在汉地，早年师事汉中名儒李孟（1255－1321），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较深。仁宗任皇太子时，即对《大学衍义》表示了强烈好感，《元史·仁宗纪》载：
（大德十一年五月）甲申，武宗即位。六月癸巳朔，诏立帝为皇太子，受金宝。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
身为皇太子的元仁宗，不但命儒臣王约（1252－1333）等翻译出《大学衍义》的蒙文节本，还真正在经筵中习学此书，并给予其至高评价“治天下，此一书足矣”，且将其作为重要赏赐，颁赐臣下，足见《大学衍义》在元代帝王及经筵中的崇高地位。
仁宗即位后，经筵进讲中亦有《大学衍义》，并曾令人将全本译为蒙文。《元史·仁宗纪》载，延祐四年（1317）夏四月，
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等译《大学衍义》以进，帝览之，谓群臣曰：“《大学衍义》议论甚嘉。”其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以国语。
“《大学衍义》议论甚嘉”的看法，对仁宗而言实一以贯之。讲说此语并命人将《大学衍义》译为蒙文的时间为延祐四年，距元朝恢复科举后的正式开科取士（延祐元年）已有四年，四书学的观念在元代君臣心目当中已较稳固。延祐五年（1318），元仁宗又曾将《大学衍义》颁赐给河北易州人敬俨以及诸朝臣，以示礼遇，这与《大学衍义》在经筵受到重视直接相关。
继任的元英宗硕德八剌，亦将《大学衍义》列为经筵进讲书目当中，《元史·英宗纪》载：
（延祐七年十二月乙卯）翰林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译进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帝曰：“修身治国，无逾此书。”……以《大学衍义》印本颁赐群臣。
元英宗对待《大学衍义》的这一态度，与他自幼受到的儒学教育直接相关。英宗尚为皇太子时，其父仁宗即曾吩咐将“前代帝王治天下的文书”交予英宗习读，这其中就包括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唐太宗的《帝范》等。
至于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期，元代的经筵制度渐趋完备，比如泰定元年（1324）二月，“开经筵。壬午，会议进讲事宜条奏，勅讲官赐坐。三月壬寅，上御明仁殿听讲”。这表明，元代经筵开始初步形成一系列严整制度。泰定帝时期的经筵进讲中，《大学衍义》依然是重要内容之一，《元史·泰定帝纪》载：
（泰定元年二月）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之。
谈到元代的经筵进讲时，张帆先生认为：
元代经书进讲较多者首推《尚书》，另外《易》《诗》等也曾进讲。真德秀《大学衍义》在元代影响很大，成为经筵的一部主要教材。……值得注意的是，《四书》在元代经筵进讲中尚未显示出特殊地位。这一点与明、清有很大差别。
此话诚然！至于明、清时期，尤其随着明朝永乐年间推出《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无论在科考领域还是在经筵领域，《四书》居先的地位更加稳固。作为四书学重要著述的《大学衍义》，也伴随这一学术大势，在经筵进讲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至于《大学衍义》等儒学著述通过经筵进讲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固然会加强元代蒙古统治者的汉化程度和儒学修养，促进其以儒治国政策的推行，使其统治更为稳固；但另一方面，元朝毕竟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包括对待整个儒家文化，都是在一个较低的起点和严格的限度上展开的。
三、《大学衍义》与元代教育
蒙元统治者素来重视太子教育，元朝初年，儒臣王恽（1227－1304）曾对元世祖进言，强调太子教育的重要性，称：
孟轲氏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君者，天下之表则，故以一身为天下之本；太子者，国之储副，天命所系属，人心所归向。是本正则国正，国正则百官正，百官正则远迩莫敢不一于正。故伊尹之训太甲，正谓此也。
不难看出，王恽用来劝说世祖重视太子教育的理论依据，正来自四书之学。有元一代，自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开始设立东宫，后又延请设置太子太师、太傅、太保等职位。至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正式定名为“端本堂”，让皇太子学于其中，以右丞相脱脱、大司徒雅不花等主其事。王风雷先生认为：
元代的皇太子教育机构的名称也有一个演变过程，最终命名为端本堂。所有这些，无论是机构的规模，还是所设官员数，都已远远超过了金代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儒士李好文，好文字惟中，大名府东明县人，曾参与《宋史》《辽史》《金史》的编纂。顺帝开设端本堂时，李好文正任太常礼仪院使。顺帝曾命好文以翰林学士兼谕德，遭好文极力拒绝，
（好文）上书宰相曰：“三代圣王，莫不以教世子为先务，盖帝王之治本于道，圣贤之道存于经，而传经期于明道，出治在于为学，关系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范模，则不足以辅成德性。自非学臻阃奥，则不足以启迪聪明。宜求道德之鸿儒，仰成国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资本下，人望素轻，草野之习，而久与性成，章句之学，而寖以事废，骤膺重托，负荷诚难。必别加选抡，庶几国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贤之讥。”
好文的谦逊以及对待太子教育的敬畏，得到顺帝的称赞，“丞相以其书闻，帝嘉叹之，而不允其辞”。于是好文进言道：
“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于孔氏，其书则《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释以经义，又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加以所见，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为书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经训要义》，奉表以进，诏付端本堂，令太子习焉。
《端本堂经训要义》十一卷，清人朱彝尊《经义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等目录书，均有著录。这部在元代端本堂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著述，即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而来，由之亦可见《大学衍义》在元代太子教育领域的重要影响。
《大学衍义》与元代学校、书院教育的关联，则可以通过一部儒学教材来考察，这部教材便是由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学者程端礼（1271－1345）编纂的《读书分年日程》三卷。
程端礼撰，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本
在正文中，程端礼将青少年的读书学习分为三个阶段：“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自十五志学之年”。于每一阶段，《分年日程》皆详细规定当读之书之目录、读法及日程安排。“八岁未入学之前”，主张读程逢原增广之《性理字训》。“自八岁入学之后”，则先读《小学书》正文，次读《大学》经传正文，次读《论语》正文，次读《孟子》正文，次读《中庸》正文，次读《孝经刊误》，次读《易》正文，次读《书》正文，次读《诗》正文，次读《仪礼》并《礼记》正文，次读《周礼》正文，次读《春秋》经并《三传》正文。待“自十五志学之年”，则专心读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或问》等书。
在“自八岁入学之后”的第二个阶段，程端礼述列读书书目及读书之法曰：
《小学书》毕，读程氏《增广字训纲》，次看《北溪字义》《续字义》，次读《太极图》《通书》《西铭》，并看朱子解及何北山发挥，次读《近思录》《续近思录》，次看《读书记》《大学衍义》《程子遗书》《外书》《经说》《文集》、周子《文集》、张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语类》等书。或看或读，必详玩潜思，以求透彻融会；切己体察，以求自得性理。紧切书目通载于此，读看者自循轻重先后之序，有合记者仍分类节钞。若治道，亦见西山《读书记》《大学衍义》。
这其中，有两处提到真德秀的《读书记》和《大学衍义》。对于二书作用的认识，端礼认为读之一可“自得性理”，更重要的则是，《读书记》《大学衍义》是研究“治道”之首选，这也正是《大学衍义》所以受到历代经筵重视的真正缘由。
之所以将《读书分年日程》作为考察《大学衍义》与元代学校、书院教育关联的一个文本，是因为这部书曾经在元代各种不同层级的学校间广为流传，且曾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元史》本传载：“（端礼）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清人陆陇其（1630－1692）亦称：
当时曾颁行学校，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故一时人才，虽未及汉宋之隆，而经明行修，彬彬盛焉。
需要说明，程端礼本人一生以讲学为主，“初用举者，为建平、建德两县教谕。历稼轩、江东两书院山长，累考授铅山州学教谕，以台州教授致仕”。《读书分年日程》正是他在州学、县学及书院的讲学过程中总结而成的。正基于此，李兵先生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虽然是为家塾子弟所作，但实际上成为了指导书院和官学教学的课程教学计划。”真德秀《大学衍义》也随着《读书分年日程》的受到重视，在元代学校、书院等教育领域得到更广泛的流传。
四、《大学衍义》与元代学术
从学术的角度讲，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对后世的影响，首先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经典诠释体例——衍义体。对于这一体例，朱人求先生曾下过一个较为详细的定义：
所谓“衍义体”，就是以真德秀《大学衍义》诠释体例作为典范的经典诠释方式。《大学衍义》开创了一种遵循“确立纲目，先经后史，诸子议论，自己按语”的原则和次序的经典诠释体例，它遵从“以义求经”的诠释原则，根据自己的诠释目的和诠释框架来推衍、发挥经义，重视经史互证、理事合一，以经世致用为基本价值取向，以服务帝王为根本目的，带有鲜明的时代性。
这一新的经典诠释体例，在《大学衍义》的结构安排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全书分二纲四目，其下又分四十四细目，每一细目“皆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发明之，大旨在于正君心、肃宫闱、抑权幸”。朱人求认为，从经典注疏到经典衍义是我国经典诠释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与传统的经典注疏体式相比，“‘衍义体’的突破在于完成了诠释中心、对话客体、诠释的时间性、诠释方法、内容和形式等的根本转变”。虽然“根本转变”一说过于绝对——因为毕竟面对的还是经典本身，是“衍义”而非完全另起炉灶，但《大学衍义》的问世及其流传，确实给学界带来一股新风。
▲ 《大学衍义》书影，真德秀撰，朱人求校点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南宋金华儒者王柏（1197－1274），亦著有《大学衍义》一卷。到元代，以“衍义”命名的著作亦有多种，比如吉州吉水人周焱，著有《四书衍义》；安徽旌德人汪注，著有《大易衍义》；新安婺源人程松谷，著有《孝经衍义》；福建福安人谢翱，著有《春秋衍义》十卷；胡震著有《周易衍义》十六卷等。虽然后面几种书，尚无直接文献证据表明受到《大学衍义》的直接影响，而周焱之《四书衍义》却应当与《大学衍义》有直接关联。时人王义山（1214－1287）为该书作序，即曾将二书作比较：
衡斋薄蓬莱弗即，老于著书，有《通鉴论断》行于世。今又有《四书衍义》，不特史学精，于理学尤精也。近世真西山作《中庸大学衍义》而不及《论》《孟》，非若衡斋所衍为全书也。
义山在序中，固然是为推崇周焱而标举《四书衍义》为“全书”，却也同时点明此书乃顺承真西山《中庸大学衍义》而来。应当说，无论从体例还是内容上，周氏之作都受到西山之作的直接影响。
至于明、清，这一“衍义体”著述更为风行，比如清代康熙时编撰的《御定孝经衍义》一百卷，康熙帝在序言中明确表示，体例即仿西山《大学衍义》：
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纪，特命纂修《孝经衍义》，未及成书。朕缵承先志，诏儒臣搜讨编辑，仿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体例，征引经史诸书，以旁通其说。
当然，作为“衍义体”，最有名的仿作或续作，无疑要数明代海南琼台人丘浚（1421－1495）所撰《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丘浚
以宋真德秀《大学衍义》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阙治国、平天下之事。虽所著《读书乙记》采录史事，称为此书之下编，然多录名臣事迹，无与政典，又草创未完，乃采经传子史，辑成是书，附以己见，分为十有二目，于孝宗初奏上之。
虽然丘浚本人并不完全认同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的观点，甚至持一种批判态度，但《大学衍义补》确乎是受了《大学衍义》的影响而撰。四库馆臣也认为《大学衍义补》在思想层面，可以补《大学衍义》“所未备，兼资体用，实足以羽翼而行”。
此外，如新安陈栎（1253－1335）在《尚书集传纂疏》、董鼎在《书传辑录纂注》等著述中，多次引用真德秀《大学衍义》之说以解释经典，则表明西山“衍义体”之解说，又与传统的“经典注疏”体式合二为一了。
五、真德秀从礼孔庙及《大学衍义》在元代的影响
作为朱学后传，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及《读书记》等著述，在治道、性理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大学衍义》，更成为南宋以至元、明、清各朝经筵进讲的主要教材，成为各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理论指导。四库馆臣也给予真氏以很高评价：
德秀《大学衍义》羽翼圣经，此书（按：指《读书记》）又分类铨录，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无不胪析。名言绪论，征引极多，皆有禆于研究。至于致治之法，《衍义》所未及详者，则于《乙记》中备著其事。古今兴衰治忽之故，亦犁然可睹。在宋儒诸书之中，可谓有实际者矣。
不惟清代人如此认识，元代人对真德秀及其《大学衍义》也颇为推崇。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十一月，江浙行省据杭州路申备本路经历司呈，准许胡瑜上牒。胡瑜称：
文治兴隆，宜举行于旷典。儒先褒美，期激励于将来。凡在闻知，讵容缄默。盖国家化民成俗，莫先于学校。而学校之设，必崇先圣先师之祀者，所以报功而示劝也。
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既已加封先圣大成之号，又追崇宋儒周敦颐等封爵，俾从祀庙庭，报功示劝之道，可谓至矣。然有司讨论未尽，尚遗先儒杨时等五人未列从祀，遂使盛明之世，犹有阙典。
胡瑜在这里提到的尚有遗阙未能从祀的五位先儒，分别是杨时（1053－1135）、李侗（1093－1163）、胡安国（1074－1138）、蔡沈（1167－1230）和真德秀。此五人皆为两宋大儒，胡瑜认为：
此五人者，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况科举取士，已将胡安国《春秋》、蔡沈《尚书集传》表章而尊用之，真德秀《大学衍义》亦备经筵讲读，是皆有补于国家之治道者矣。各人出处，详见《宋史》本传，俱应追锡名爵，从祀先圣庙庭，可以敦厚儒风，激劝后学。如蒙备呈上司，申达朝省，命礼官讨论典礼，如周敦颐等例，闻奏施行，以补阙典，吾道幸甚。
在这里，胡瑜特意表彰真德秀《大学衍义》在元代经筵中的重要地位，以为其“有补于国家之治道”，这也是他将真氏与其他四位大儒并列的主要原因。胡瑜提出，五人“俱应追锡名爵，从祀先圣庙庭”，如此做法的目的是“可以敦厚儒风，激劝后学”。这既表明时人对于真德秀《大学衍义》有补治道的充分肯定，也可见出元人对于理学四书学的推崇与表彰。
此次进言的结果是：
至正二十二年（1362）八月，奏准送礼部定拟五先生封爵谥号，俱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各给词头宣命，遣官赍往福建行省，访问各人子孙给付。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
应当说，真德秀虽然最终未能在元代真正从祀孔庙，但朝廷如此态度，亦是对真氏莫大的认肯。
到了明、清两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皆有学者再次提出建议真德秀从祀孔庙，这与朱子其人其学地位愈来愈高直接相关。比如浙江义乌人王袆（1321－1373），即曾提出将范仲淹（989－1052）、欧阳修（1007－1072）、真德秀、魏了翁（1178－1237）四人从礼孔庙，理由在于：
真德秀、魏了翁并作，力以尊崇朱学为己任，而圣贤之学乃复明。真氏所著有《大学衍义》《读书记》，魏氏所著有《九经要义》，大抵皆黜异端，崇正理，质诸圣人而不谬，其于圣人之道可谓有功，而足以缵朱氏所传之绪矣。是则此二人者，固又当继朱氏而列于从祀者也。
在这里，王祎更强调真德秀、魏了翁在“尊崇朱学”方面的功绩，这是从道统传承角度对真、魏二人做出的肯定。
清朝顺治二年（1645），“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春秋上丁，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翰林官二人分献，祭酒祭启圣祠，以先贤先儒配飨从祀”，其中“西庑从祀”者，先有“先贤”澹台灭明、宓不齐等六十九人，又有“先儒”公羊高、穀梁赤等二十八人，其中即有“真德秀”。这表明，真西山以其所撰《大学衍义》等有裨于修身治国，而赢得儒学史上尊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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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乐铮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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