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吉努斯（Langinus）称希罗多德“最像荷马”（Ὁμηρικώτατος，《论崇高》13.3），[1](P292) 但并未明言希罗多德到底在哪些方面“最像荷马”。发现于希罗多德的家乡哈利卡尔纳索斯（Halicarnassus）的一处希腊化时期的铭文称希罗多德为“散文荷马”（prose Homer），也表明两者的相似。[2](P8) 希罗多德的同乡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盛年在公元前20年左右），也说希罗多德是“荷马的效仿者”（Ὁμήρου ζηλωτὴς γενόμενος，Letter to Pompeius Geminus，3.11）。甚至，还有人托名希罗多德写过一部《荷马传》（On Homer’s Origins, Date, and Life）。[3](P354-403) 任何读过荷马的人，只需翻开《原史》（Inquiries），① 便能看到荷马的身影：事功和荣光是《伊利昂纪》（Iliad）的主题，大大小小的城邦则是《奥德修斯纪》（Odyssey）的主题。

一般认为，希罗多德在风格和内容两方面都像荷马，而且两者都以人的荣耀为主题，都求索原因，把战争视为对一场原初不义的报复。[4](P1-5) 学者们已经在希罗多德的整部作品中找到大量荷马的回声，尤其在战斗叙述中。约翰·马林科拉（John Marincola）的文章《最像荷马？希罗多德的战斗叙述》（Ὁμηρικώτατος? Battle Narratives in Herodotus）通过分析《原史》中的四次战役，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指出希罗多德跟荷马一样，描写战役有某种模式，六大要素重复出现：预先的征兆和迹象、战略情报、强调战役的重要性、实际的战斗本身、战斗期间发生的重要或不寻常的事件、对战斗之后的重要或不寻常事件的详述。不同于荷马对战役和死亡的详细描述，希罗多德对战斗本身的描述不多，而花更多笔墨在战斗前后发生的事情上。文章指出希罗多德与荷马的四点异同（同中有异）：在荷马那里，神直接干预战事，而在希罗多德这里，神在幕后起作用；希罗多德和荷马那里都有类似的战前鼓舞；希罗多德跟荷马一样，来来回回在对个人与对群体的叙述之间变焦；希罗多德主要聚焦于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对希腊联军中的其他人着墨不多，就像荷马主要聚焦于promachoi[先锋战士]，而把其他人丢在一旁。但说到底，希罗多德或许确实“最像荷马”，但首先还是最像自己。[5](P3-24)

尽管荷马的痕迹在《原史》中无处不见，尽管希罗多德与荷马的“互动”（interaction）比表面所见要复杂得多，[6](P75-104) 但对本文来说，更重要的乃是两者的差异，尤其是希罗多德本人如何看待荷马。

▲ 奥地利国会大厦前的希罗多德雕像

希罗多德的整个第二卷，可称为“埃及故事”（λόγους，2.99）。② 讲到埃及国王普罗透斯（Proteus）时，希罗多德曾转述埃及祭司所说的海伦故事（2.112-120），这个故事与荷马的版本相当不同。《伊利昂纪》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帕里斯拐走海伦后，希腊联军为帮助墨涅拉奥斯（Μενέλαος）夺回妻子，陈兵特洛伊城下，苦战十年为红颜。但是，希罗多德听埃及祭司们讲，海伦根本没有到过特洛伊！③

希罗多德的推断始于普罗透斯的圣域里的一座神庙，即异乡阿佛罗狄忒的（ξείνης Ἀφροδίτης）神庙：

希罗多德推断这是海伦的神庙，出于两个理由：首先，他听说过海伦曾在普罗透斯那里逗留这样的说法；其次，阿弗洛狄特的其他神庙都不以“异乡”命名。第二个理由不太充分，也可能是错的。[7](P322) 不过，希罗多德的意图不在于证明这就是海伦的神庙，而在于重述海伦的故事。

根据这座神庙里的埃及祭司的说法，亚历山大（即帕里斯）从斯巴达劫走海伦后，被风刮到埃及叫作卡诺波斯（Κάνωβος）的那个尼罗河口；他们上岸的地方有座赫拉克勒斯（Ηρακλής）的神庙，“如果任何人的家奴逃到里面，打上神圣的印记，把自己献给这位神，就不可动他”；亚历山大的仆从们一听说这条礼法，就把自己当作乞援人交给这位神，在祭司们和尼罗河口的守卫面前控诉亚历山大对墨涅拉奥斯所行的“不义”（2.113）。守卫名叫托尼斯（Θῶνις），他马上把这个消息送到孟菲斯的普罗透斯那里，报告亚历山大所行的“不为神所许之事”（ἔργον δὲ ἀνόσιον）并请示该如何处理：

“不为神所许之事”比“不义”更加严重，因为亚历山大冒犯的是好客之神宙斯。⑤ 具体而言，这一“不为神所许之事”包含两点：第一，欺骗自己的东道主；第二，偷盗钱财，包括东道主的妻子。两者都是对“客谊”（ξεινίη）因而也是对宙斯的冒犯。[7](P323) 托尼斯指出的这两点与《伊利昂纪》中墨涅拉奥斯本人对特洛伊人的指控不谋而合：

普罗透斯对此的回复是，不管谁“对自己的东道主做了不为神所许之事”，把这个人抓住带到他本人面前，他要亲自审问（2.114.3）。托尼斯便把亚历山大本人，还有海伦、那些钱财以及那些乞援人，全都带到孟菲斯（2.115.1）。普罗透斯首先问亚历山大他是谁以及从哪里来，后者如实相告；但当普罗透斯问及海伦的来历，亚历山大便“东拉西扯，不说真相（ἀληθείην）”，直到那些乞援人“加以驳斥，讲出那不义之举的整个故事”（2.115.3）。在亚历山大的仆从们眼中，亚历山大的所为只是不正义；但在托尼斯和普罗透斯这两个埃及人眼中，这种行为“不为神所许”，即不虔敬。埃及人从来不用“不正义”一词，希腊人则没说过“不为神所许”。[9](P48) 希罗多德之前说过，埃及人在所有人中最“敬神”（θεοσεβέες，2.37.1）。至于希腊人，在海伦故事的最后，受惠于埃及人的墨涅拉奥斯恩将仇报，也在埃及行了不为神所许之事（2.119.2-3）。

普罗透斯的虔敬也体现在他对亚历山大的“判决”中：

与亚历山大相反，普罗透斯极为重视客谊，把“不可杀死异乡人”这一信条放在“报仇”之上，即把虔敬放在正义前面。即便如此，普罗透斯仍想尽可能做到正义，因而把海伦和那些钱财留下，好物归原主，同时把亚历山大及其同伴驱除出境。可以说，普罗透斯的做法既虔敬又正义。

以上是埃及祭司的前一半说法，在转述后一半说法之前，希罗多德先插入荷马的说法。在此，我们有必要跟随希罗多德的脚步，先进入荷马的说法。这恐怕是最早的荷马阐释。

希罗多德说：

这是希罗多德对荷马的总体评价。荷马同时了解两个版本的故事，“海伦在特洛伊”与“海伦在埃及”。但是，由于“海伦在特洛伊”的故事更适合他的叙事诗，他便没有采用“海伦在埃及”的故事，但同时，他又表明自己知道后一个故事。荷马的“既泄露又不曾泄露真相”[10](P169) 的笔法没有逃过希罗多德这位细心读者的眼睛。在普通读者看来，荷马的叙事诗讲的就是“海伦在特洛伊”这个版本。希罗多德是怎么发现荷马也知道另一个版本的呢？

希罗多德引用《伊利昂纪》中的4行诗（6.289-292），表明亚历山大带着海伦到过腓尼基的西顿（Σιδών）：

希罗多德说荷马提到此事是“在狄奥墨得斯的战功（Διομήδεος ἀριστείῃ）那里”（2.116.3）。但如今只有《伊利昂纪》第5卷称作“狄奥墨得斯的战功”，因此，希罗多德显然不知道后来分为24卷的做法。[11](P224) 不过这一点无伤大雅。这几行诗在《伊利昂纪》中的语境是，特洛伊人在战场上处于下风，赫克托尔（Ἕκτωρ）听从鸟卜师赫勒诺斯的话，回城让母亲拿出那件最美丽、最宽大的袍子，盖在雅典娜的膝头上，向她许愿，请她把狄奥墨得斯挡回去；赫卡柏（Hecuba）便下到那拱形的储藏室，“内有精编细织的袍子……”她从中取出一件最漂亮、最宽大的绣花袍子，作为献给雅典娜的礼物。

▲ 柏林市中心的雅典娜和狄奥墨得斯雕像

这几行诗属于插叙，在荷马那里是为了说明那些袍子的来历，希罗多德则引以表明荷马知道亚历山大到过西顿。希罗多德十分熟悉古希腊的诗歌传统（见2.156.6、6.52.1），这里又是一个例子：希罗多德能在将近16000行的《伊利昂纪》中，找出这4行来支持自己的看法。实际上，荷马在《伊利昂纪》中仅三次提到西顿，除了希罗多德引诗中的这两次，另一次在23.743；一次提到埃及，在9.382。[12](P3-12) 唯有这4行诗与希罗多德此处的论述相关，他的结论似乎也据此得出：

大前提：西顿是腓尼基人的城市，腓尼基人住在叙利亚，叙利亚与埃及接壤；小前提：亚历山大到过西顿；结论：亚历山大到过埃及。这个推理似乎并不严谨：西顿尽管离埃及不远，但毕竟不是埃及。但是，在传世的《原史》文本中，希罗多德在得出结论前还引过两处《奥德修斯纪》。只不过，由于这两处引文似乎与结论关系不大，校勘家和注释家倾向于认为这两节（2.116.4-5）是后人窜入。[7](P325) 现代学者一方面以自己的先入之见怀疑乃至删削希罗多德的文本，另一方面又指责希罗多德的推理不够严密。实际上，只有把两处引自《奥德修斯纪》的诗句考虑在内，才能顺理成章地得出上述结论。

一处是《奥德修斯纪》4.227-230：

宙斯的女儿即指海伦。奥德修斯之子特勒马科斯（Τηλέμαχος）听从涅斯托尔（Νέστωρ）的建议，与涅斯托尔之子佩西斯特剌托斯（Πεισιστράτος）同来探访墨涅拉奥斯。宾主相见，谈起往事不免叹息哭泣。这时海伦心生一计，把一种可以使人忘忧的药滴到他们的酒里。上引的4行诗即用以解释这种药的来历：此药乃托昂的妻子、埃及女子波吕达姆娜所赠。这说明海伦到过埃及。熟悉荷马的读者马上会想到，在这4行诗之前不久，墨涅拉奥斯曾告诉来客，自己历经艰辛和漂泊，在第八年始得返回家乡，到过的地方包括腓尼基、埃及和西顿（4.81-84）。因此，希罗多德引用的这4行诗也间接表明墨涅拉奥斯也到过埃及。

一夜安眠后，墨涅拉奥斯问特勒马科斯为何而来，特勒马科斯便把此行的目的相告：求问父亲的音讯。墨涅拉奥斯承诺将如实相告，随即从自己在埃及的滞留讲起：

这正是希罗多德所引的另一处《奥德修斯纪》，直接表明墨涅拉奥斯到过埃及。按墨涅拉奥斯自己的说法，他的滞留之地准确地说是埃及对面的法罗斯岛。正当墨涅拉奥斯因没有顺风而一筹莫展之际，海中老人普罗透斯的女儿埃伊多特娅指引他如何抓住这位不死的埃及人。墨涅拉奥斯从普罗透斯口中得知自己滞留的原因乃是未向诸神献上百牲祭，且献祭必须在埃及河流的流水岸边举行。墨涅拉奥斯告诉特勒马科斯的奥德修斯的行踪，也是普罗透斯所说。最后，墨涅拉奥斯回到埃及，向诸神献上百牲祭，才得以返回家园。相比于4.81-84，这两行诗更直接、具体地表明墨涅拉奥斯的埃及之旅，且墨涅拉奥斯的献祭与希罗多德将要转述的埃及祭司的后一半说法相关。

引自《奥德修斯纪》的两处诗句及其语境表明，海伦和墨涅拉奥斯都到过埃及；引自《伊利昂纪》的诗句则表明，亚历山大带着海伦到过西顿。这中间的联系是什么？希罗多德在引诗之前只提到“亚历山大的漫游”（2.116.2），在引诗之后则得出结论说“亚历山大漫游到埃及”（2.116.6），结论中的“埃及”只能来自希罗多德所引的《奥德修斯纪》。因此，不能把引用《奥德修斯纪》的两节视为后人窜入。此外，我们不能忘记，希罗多德引诗最终是为了表明荷马也知道“海伦在埃及”这个版本的故事。墨涅拉奥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为何去埃及？荷马并没有明确解释。根据希罗多德的阐释，荷马其实暗中表明墨涅拉奥斯去埃及是为了接回海伦。既然海伦在埃及，那么亚历山大带着她不止到过西顿，也到过埃及，因为西顿离埃及并不远——这正是希罗多德的结论。

或许有人会问：希罗多德引用的诗句，不也适用于“海伦在特洛伊”这个版本吗？就算亚历山大带着海伦到过埃及，他不能继续带着海伦来到特洛伊吗？墨涅拉奥斯不可以在特洛伊夺回海伦，又带着她在回家途中偶然（也许由于风向）路过埃及吗？尤其“同一条路把出身高贵的海伦带回来”，不正说明海伦到了特洛伊吗？面对这些问题，希罗多德或许会说：荷马讲的本来就是海伦在特洛伊的故事，我只是怀疑他也知道海伦在埃及的故事；由于前一个故事更适合他的叙事诗，他便把后一个故事隐藏起来，却又悄悄地表明自己同时知道这两个故事；我引用的这些诗行正是荷马可能泄露另一个故事的地方。

在此，有必要提及费林（Detlev Fehling）的惊人之论。在他看来，希罗多德提到来源的那些说法，其实几乎都出自他自己的杜撰。具体到海伦在埃及的故事，他认为希罗多德只不过以引自《奥德修斯纪》的两处诗句为基础，结合对斯忒西科若斯（Stesichorus，约前610-约前540）的《悔罪诗》（Palinode）的理性化，打造出自己的版本。比如，埃及国王普罗透斯与《奥德修斯纪》中的海中老人同名，尼罗河口的守卫托尼斯的名字则源于《奥德修斯纪》4.228的托昂。斯忒西科若斯据传是赫西俄德之子，在他的《悔罪诗》中，去特洛伊的只是海伦的幻影（eidolon）；据说，斯忒西科若斯一开始唱的也是海伦去特洛伊的故事，但遭到女神海伦的惩罚，双目失明，唱完《悔罪诗》后又立刻恢复视力（柏拉图，《理想国》卷九，586c；《斐德若》243a；比较伊索克拉底，《海伦颂歌》64）。对于希罗多德的故事并非源于埃及，费林给出的证据是：亚历山大的家奴把自己当作乞援人交给岸边的赫拉克勒斯神庙，其中体现的庇护权在埃及没有对应物；至于故事开头那座异乡阿佛罗狄忒的神庙，希罗多德的表达说明他一开始就认定这是海伦的神庙——这座庙到底属于谁，甚至是否有这么一座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总之，希罗多德的版本太希腊。⑦

对于费林的观点，持反对意见者甚多，这里仅举普里切特（W. Kendrick Pritchett）为例。他的驳斥可谓针锋相对，对费林提出的每一条例证一一予以反驳。在海伦故事上，普里切特多方引证，表明埃及祭司完全有可能熟悉希腊传奇，这便能解释这个故事的希腊色彩。他引用的证据还表明，埃及甚至也有类似希腊的庇护权。[13](P63-71)

费林的观点固然激进，不过普里切特也有些矫枉过正。这个故事应该有埃及源头，但必然也经过希罗多德的加工才整合进《原史》。对本文来说重要的是，通过对荷马的阐释，希罗多德提出两个版本的海伦故事，并明确表示自己认可海伦在埃及的版本。为此，他还需说明海伦根本不在特洛伊。不过，在给出自己的理由之前，希罗多德先接上埃及祭司的后一半说法。

▲ 

希罗多德问那些祭司，“希腊人就发生在伊利昂的事情所说的话，是不是虚妄的（μάταιον）故事。”（2.118.1）希腊人的说法主要就是荷马叙事诗中的说法，希罗多德显然对此抱有怀疑。

祭司们称经过多方探究（ἱστορίῃσι）知道自己的说法源自墨涅拉奥斯本人（2.118.1），即事情的亲历者，比荷马还要早的权威。根据这种说法，希腊大军在伊利昂城下安营扎寨后，先派使者进城，墨涅拉奥斯也在其中：

“忒乌克洛伊人”即特洛伊人，希罗多德常用前者而罕用后者。这是当事的另一方的说法，即海伦和那些钱财都在埃及，他们“没法正义地为埃及国王普罗透斯拥有的东西付出赔偿”。特洛伊人的说法与埃及人的相同，而不同于希腊人的说法。但不管特洛伊人说的时候发不发誓，希腊人都不相信；再加上“正义地”与“赔偿”词根相同，希腊人觉得对方在拿他们开玩笑。于是，围城不可避免。但直到希腊人攻破城墙，海伦都没有出现，只听到跟先前相同的那种说法。希腊人这才相信，便派墨涅拉奥斯去普罗透斯那里。

墨涅拉奥斯到达孟菲斯后，在那里“说出那些事情的真相，不仅享受到盛大的客谊，还得到毫发无损的海伦，以及他的所有钱财”（2.119.1）。与埃及人的好客（因而敬神）相反，重新得到海伦的墨涅拉奥斯却像劫走海伦的亚历山大一样，做了“不为神所许之事”。原来，他打算离开时，为没法航行的天气所阻，于是，“他抓来两个本地人的孩子，把他们用作牺牲”（2.119.3）。与《奥德修斯纪》中的说法相同，墨涅拉奥斯要离开埃及时曾为天气所阻。不同之处则在于，墨涅拉奥斯告诉特勒马科斯，他向诸神献上的是百牲祭；而根据埃及祭司的说法，墨涅拉奥斯献的是人祭！从埃及祭司的说法来看，要么荷马在说谎，要么荷马笔下的墨涅拉奥斯在对特勒马科斯说谎。

埃及祭司的说法止于因这一勾当而遭到憎恨和追逐的墨涅拉奥斯坐船逃往利比亚（Libya）。希罗多德本人认同埃及版本的故事：

希罗多德强调这是他自己的看法，他给出的理由是：

从中可析出六点原因：第一，如果海伦在特洛伊，普里阿摩斯和他身边的人会因大家面临的危险而把她交出来；第二，普里阿摩斯如果真的在每次战斗中都要失去多个儿子，他不会不交出海伦；第三，就算普里阿摩斯本人与海伦同居，面对这种祸殃他也会把她交给希腊人；第四，普里阿摩斯就算年老，摄政的也不会是亚历山大；第五，将要继承王位的不是亚历山大而是赫克托尔；第六，若赫克托尔摄政，他不会让亚历山大胡来。[12](P6) 总之，海伦如果在特洛伊，特洛伊人为避免城毁人亡，无论如何都会把海伦交出来。

▲ 《普里阿摩斯之死》

卡布奇尼/托马索·皮罗利 绘，1794/1795年

无疑，希罗多德重构的海伦故事更加可信、合理。[14](P225-226) 希罗多德不仅自己不相信荷马的版本，他甚至暗示荷马本人可能也不相信自己的版本，只不过那个版本更适合他的叙事诗。进而，希罗多德也暗示，荷马作为诗人可以那么做。或许可以说，荷马呈现的是“诗性真相”，希罗多德则要揭示其中的“历史真相”。[15](P13-28) 正是在与荷马的关系中，希罗多德为自己的作品谋得一席之地——比荷马更真的真相。那么，在新的海伦故事中，真相是什么呢？希罗多德在上述分析的最后说：

在希罗多德看来，引起战争的原因在于，特洛伊人说了“真相”但希腊人不信——这样一来战争的原因本身似乎变得荒诞可笑。重述海伦故事时，希罗多德三次提到“真相”一词（另见上引2.115.3和2.119.1），可见他极为重视这件事的真相。[16](P52-61) 不过，对希罗多德来说，仅仅指出海伦在埃及这个真相恐怕还不够，更重要的乃是探究“人间渺小和伟大的城市”为何兴衰沉浮（1.5.3-4）。具体到特洛伊这个昔日伟大、如今“全然毁灭”的城邦，希罗多德说这是“神意”想借此向人表明“对于重大的不义之举，来自诸神的惩罚也是重大的”。换言之，这是示范性的惩罚（exemplary punishment），是正义的符号（symbol）。[9](P49)

根据希罗多德的“神义论”，人生活的世界受“正义”这一宇宙法则支配，万物都遵循这一法则，各有其时间、地点、固定的边界或限度；人必须承认这一框架，按此行事者为正义之人，受神青睐，否则为不义之人，将受到神的惩罚。[7](P233) 有人就希罗多德此处的说法提出疑问：这一遭到诸神的重大惩罚的重大不义，到底是什么呢？亚历山大劫走海伦和钱财？但他已经将之留在埃及。希腊人的不信？但这恐怕算不上大的不义，“他们的全然毁灭”中的“他们”应该没算上希腊人。或者还有别的重大的不义？[12](P6-7) 在希罗多德的海伦故事中，除了最后的“神意”，诸神并未直接干预，其中的动机都是人的动机，特洛伊战争全然成了一场人祸，因而成为理性探究的对象。[17](P135-136) 最可能的不义者仍然是亚历山大，尽管按希罗多德的版本他没能把海伦和钱财带到特洛伊，但他的行为已然构成不义和不敬神。一座城可因一个人的罪恶而毁灭，这种道德观在希罗多德之前就有——赫西俄德说过，“往往一个坏人祸及整个城邦”（《劳作与时日》240）。[18](p138) 希罗多德倾向于海伦在埃及的版本，部分基于可信与合理，部分也由于这个版本符合他的道德观。[19](p146-152)

希罗多德的荷马阐释，与其说是为了批评荷马的版本不真，不如说是为了表明该版本不适合希罗多德的论述，就像另一个版本不适合荷马的叙事诗。[20](p1-13) 希罗多德没有完全摒弃荷马，只表示他的探究可以提高我们对荷马的理解，从而挖掘出其中隐藏的真相。[21](p110-118) 通过阐释荷马，希罗多德是否在透露他本人的笔法？毕竟，是希罗多德而非荷马明确提出存在两个版本的海伦故事。希罗多德也讲一些看似不经的故事，并明言自己不相信那些故事。既然不信，他为什么还要讲呢？由此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是否也在实践“既泄露又不曾泄露真相”的笔法？他通过引证荷马叙事诗中的多处诗句，发掘出另一个版本的海伦故事。这是否提示我们，在阐释希罗多德时，也要结合不同位置的文本，从而找到他不便明说却又意欲传达的真相？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阅读荷马的方法正是他希望我们阅读他自己的文本的方法。

如果说荷马的叙事诗呈现出某种“诗性真相”，那么，希罗多德的叙述则更接近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相”。在这一对比中，希罗多德为自己的作品谋得一席之地——提供比诗更真的真相。这一对比在希罗多德与埃斯库罗斯（Αἰσχύλος，公元前525-前456年）的关系中更加明显。

▲ 《萨拉米斯海战》，考尔巴赫 绘，1868年

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Persians）一剧中，萨拉米斯海战的交战双方——希腊和波斯——呈现为白天与黑夜、光明与黑暗的对比。而且，与希腊人的有序和团结不同，波斯人一触即溃，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另外，在埃斯库罗斯笔下，波斯人的失败是神意使然，诸神不会让一个人同时统治亚细亚和欧罗巴。在波斯战争结束后不久上演的这部剧中，埃斯库罗斯通过突出希腊与波斯的对立，尚可以高扬“泛希腊精神”。

至希罗多德写作的时代，这种精神已不复存在。他生活在波斯战争后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统治权而相互斗争的时代，当代发生的事情明显反映在他叙述的那场过去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在希罗多德笔下，没有整体的希腊人，只有雅典人、埃吉纳人、科林多人等，且他更注重对个体人物的刻画。在战后对这场战斗的解释中，雅典人与埃吉纳人、科林多人的说法都不相同，其中已然埋伏着后来导致佩洛璞斯岛战争的危机。

埃斯库罗斯把对萨拉米斯海战的描述放在波斯信使的口中，是从波斯视角来看这场战斗，尽管诗人本身站在希腊的立场上。相比之下，希罗多德则更加“客观”，他的叙述分为波斯和希腊两个视角，且篇幅接近。希腊人固然作战英勇，波斯方面也并非没有值得称道的事迹。波斯人的失败并非源于缺乏勇气，而在于乱了阵脚。哈利卡尔纳索斯女王阿尔忒弥西亚的“狡计”则是一段奇异的插曲：在一片混乱中，她灵机一动击沉友军的船，不仅摆脱敌人的追击，还得到不明真相的克瑟尔克瑟斯的赏识。希罗多德分别从波斯和希腊两个视角叙述这段插曲，才把事情说清楚。反过来看，这段插曲表明，哪怕战争的当事人，也难以正确地分辨敌友、弄清真相。

另外，与埃斯库罗斯不同，希罗多德对神意的作用持谨慎态度。尽管他提到埃阿科斯家族、雅典娜神庙附近的快船、一个女人的幻影，但这些皆非他以自己的口吻说出，说明他对此存疑。实际上，希罗多德基本把神意排除在外，海战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

用亚里士多德的诗史之争来总结的话，荷马和埃斯库罗斯言说的是“根据看似如此或必然如此可能发生的事”，希罗多德则叙述“已经发生之事”和“个别之事”。希罗多德的这种叙述方式，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但希罗多德想要传达的历史真相，并非如实证史学要求的那样把战争的方方面面一五一十地呈现出来——这一点本身能否做到尚成问题。希罗多德对战争的思考，无论特洛伊战争还是波斯战争，最终都要通过叙述表达出来。分析他的叙述，要求我们像他自己阅读荷马那样阅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