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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研究

书讯 | 沃尔夫《全球史学史》（陈恒、李月、屈伯文译）

《全球史学史》（上下册）

[加] 丹尼尔·沃尔夫著

陈恒、李月、屈伯文译

792页，268.00元，2023年7月

上海三联书店

（丛书：光启新史学译丛）

内容简介

当代著名历史家丹尼尔·沃尔夫著述的《全球史学史》是第一部综述了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史学思想和事件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全球史学史论著，这位巅峰之作同时确立了作者在全球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本书在时间上囊括了从大约4000年前直至20世纪末的漫长时段，探讨了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不同史学传统，以及历史学在不同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在空间上涵盖了传统史学史研究中通常忽略的地区，如亚洲的泰国、越南、缅甸，欧洲的瑞典，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全书采用“教科书”的形式编排，除去介绍部分和简短的结语之外，共计九章内容。史学史的写作要实现全球视角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需要考虑时间、空间的建构，文化的连续，此书的处理堪称典范，特别是在结构的安排上非常专业合理。在厚重叙述的同时，作者精选了52幅插图、35个主题框、46个文献摘录，并通过进一步阅读书目来避免过多的脚注，让这样一部学术大作让读者有深入浅出的阅读体验。

目录

中文版序

插图目录

文献摘录

主题框目录

前言和凡例

致谢

导论

第一章根基

第二章一千纪期间的史学

第三章全球暴乱的时代，约1000—1450年

第四章早期现代帝国的历史：欧洲、中国、伊斯兰

第五章跨大西洋史：接触、征服与文化交流，1450—1800年

第六章欧亚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与历史

第七章破碎的镜子：19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专业化

第八章克丽奥的帝国：欧洲史学在亚洲、美洲和非洲

第九章巴别塔？20世纪的史学

结语

进一步阅读书目

索引

内文试读

（导论节选）

动物的生活不具有历史性……另一方面人类做好准备抗衡历史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迫使人类接受某种观点或向一方屈服，它如同黑暗，不可见的重负阻碍着人类的脚步，尽管它否认这一点，同样也刺激着人类的妒忌心。[1]

“历史”存在于今天是因为人类拥有生物学的和神经学的能力去记忆事件和围绕着那些被记忆的事件构建起因果或象征本质的关系。它的存在也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产物，我们的存活或多或少依赖于我们与其他成员间的关系。我们从不知道谁是第一人——对他或她的过去感兴趣，决定探寻他或她的部落、村庄或家族起源，或者是什么驱使着这个人去这样做。这并非特别要紧的事。人类发掘过去知识的倾向与其说是后天获取（尽管还没有勘探过“历史基因”），不如说是天性。一位现代学者曾表示：

历史是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各个种族根据自身的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去呈现过去的知识。历史是意识的一般形式，这种自我或他人的过去经验意识的一般形式可以存在于外部环境中，能转变成可以交换的符号。[2]

然而，记忆能力本身并不足以为制造历史创造条件。人类只是一种既能够构成长期记忆（超越回忆如何履行任务或如何寻找到特别熟悉的地方这样简单的记忆）又能进行交流的物种。后者的功能允许将那些记忆、其他的知识传送到其他种族成员那里。书面交流成为了增强信息远距离或长时间保存、交流的重要技术，相对来说这是最近的发展趋势，时间可回溯到大约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楔形文字表、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中国的甲骨文。在这之前，人类依赖于口语进行交流，我们知道古代诸种文化最终学会用语言，特别是用诗歌和歌曲的形式来纪念他们古代神灵和英雄的业绩。这就是长期以来被认可的我们现在称之为历史思想和历史知识的口述起源。在本书中我将重申书写本身并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对历史思想和历史知识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便是在现代也是如此。

从 “历史”中识别历史

我们现在用英语称呼的“history”单在欧洲语言中就有许多不同的称谓：法语是histoire，德语是Geschichte，意大利语是storia，波兰语是dzieje，俄罗斯语是история。想到经常出现的这么多种表达方式，我们现在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甚至是“非历史的”。由于本书是用英文写作的，因此我愿经常使用诸如“历史”(history)、“历史思想”(historical thought)和“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这些术语。

我所选词语的用法需要更为详细的阐述。为阐述清楚，我采用了以下实践。单词“历史”(history)，当它在英语中使用，但并未解释或阐述清楚时，应当作为以下意义来使用，其依赖于讨论的上下文背景：

(1) 是在被复原、思考、言说和记录过去中的不同形式（并非全部被书写），但它们并不是由历史学家、演说家或思想家在建构文本、演说、故事、绘画或纪念碑过程中使用的来自于过去的证据；

(2) 作为不同于年鉴或编年史的特殊历史写作类型，用连续的散文创作，安排在大量不连续的年表中（尽管我们认为这种区别并不总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前现代时期，或者在诸如中国这样的非欧洲背景中）；

(3) 历史“学科”在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的发展。

所有这些多多少少都指的是对过去的陈述或者是这些陈述的制作，而非过去本身。但是，在过去的250年中，“历史”获得了第四种而且是非常不同的一种意思，它指的是“过往累积的事件”(accumulated events of the past)，或者，甚至于当它被赋予了人格、意图、动力和道德偏好等特质时，它就意味着“过往累积事件的明确的方向”。当此词被从19世纪初期的黑格尔到20世纪末期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某些历史哲学家和世界历史学家使用时，它就是这个意思；而在那些深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的政客、将军和形形色色倾向的蛊惑家使用此词时，就造成了更加巨大的祸害——它就成了压顶而来的无情的海啸，毁灭了一切挡道者，而他们自身则是置身其中的弄潮儿。这种意义也是现代的，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尽管肯定会有历史学家或历史思想家——一些人在本书中会被探讨——早于黑格尔将过去视为集体的、可解读的，而且是值得探究的过去。由于我们的主题有时指这种意义的“历史”，因此当讨论作品时我们有时必须要这么做。为清楚表示我指的是哪种用法（卡尔[E.H. Carr]拒绝天意、世界精神和天定命运论）[3]，而不是我以上列出的(1)(2)(3)中的任何一个，当历史被这么使用时我通常用大写字母写单词“History”。那么小写字母的“history”，标志着一系列涵盖着关于过去之观念和陈述的不同文学（和非文学）形式，它将过去视为发生在当时和当代的一系列事件的模式，它是职业化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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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黑格尔《历史哲学》

右：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然而，这些小写历史的意义也并不全部相同，在所有文化中它们也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彼此关联的：从文献宝库中提炼出内容、历史思想是可能的，反之，在单一的体裁或不同的体裁中找到不同的思想模式、历史模式、诗歌模式和神话模式亦是可能的，所有这一切就时间、和空间而言都是特定的。“大写的历史和小写的历史([H]istory)能够用并且确实是用许多体裁撰写的”，这是新近撰写的一本关于南亚历史思想一书三位作者的评论。

这种选择属于历史学家，他们面对特定的读者，遵从特定时刻的偏好和苛求。单一的故事能够从一种体裁转到另一种体裁，正如其从种社会环境来到另一种社会环境……

我们将牢记以下说法：历史是作者/演说者和读者/听众间的一种交流行为（现在通常通过言语和图解来进行，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有时也借助其他方法）；关于过去的任何声明，其真实价值不仅由文本或吟诵中所包含的内容决定，而且是由历史学家认为读者将对之做出何种反应以及实际上读者是怎样确实做到所决定的。南亚的听众对此了如指掌，这是因为他们的“结构”感，当一部作品真实再现或不知不觉间变为虚构时，没有必要非得作者指导不可。[4] 这与保罗·韦纳(Paul Veyne)归因于古希腊，[5]或者那些在16和17世纪英格兰重述关于过去流行传说的人中所使用的那种双重信仰并没有很大区别。“真实的”(truthful)和 “事实的”(factual)并不等同，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术语，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德尼这段时期那些论述诗学的一些作家，即便创作时没有现代的“事实”的观念，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坚持诗歌的真实价值。

▲本书书影

什么是历史编纂学？

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单词是“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尽管该词描述着不同时代的历史写作，在本书中它指的是“历史写作”（history-writing，它的字面意义），其次是我们称为历史思想的“元”层次(‘metal’ level)，也就是说，研究几千年多元文化中的历史本身是如何被书写、言说或思考的。像“历史”一样，“历史编纂学”也需一些定义，因为它如“历史”一样充斥着不同的意义。然而它（不同于“history/History”）显然从未意味着过去，严格意义上它被定义为过去的书面记录（音节“图解”[graph]指的是书写符号），大学课程中的“历史编纂学”课程在使用该词时不会指的是同一事物。在一些现代历史系中这是可能的，例如，学生上许多被称为“历史编纂学”的不同课程，涉及以下几点：

(1) 历史方法的研究——本质上是“怎样研究历史”的课程；这一意义上的变体是历史研究的错误和谬误，或者不该怎样研究历史；

(2) 回顾和研究民族地区、分支学科或历史事件中的知识状态和重要争论，例如“中日历史编纂学最近的趋势”或者（更加清晰的）“俄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在这里历史编纂学指的是关于俄国革命过去和现在的知识，而非1917年前后波科夫斯基 (Pokrovskii)、潘克拉托娃(Pankratova)和其他活跃的历史学家的作品；

(3) 历史作品的历史，正如“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日本历史编纂学”，特别是评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文本，但有时向外扩大到思考非经典的作品，甚至于创作这些作品的更为宽广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其中“历史编纂学”一词的三种用法我们不会频繁使用(1)，除非必要，即便我们有机会探讨历史方法的历史，以及有时被称为历史的“辅助学科”，诸如题铭研究（研究铭文）和古文书学（palaeography，古老或陌生书法的译解）的历史；一些著名的历史错误和过失也被顺便提及，特别是许多臭名昭著的“伪造”。(2)的用法也不会经常出现。该词使用的地方通常由以上(3)所定义。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自始至终是历史编纂学的再次操练，这是由于它更具全球范畴，较从希罗多德开始经过19世纪的德国人利奥波德·冯·兰克一直到今天的传统研究而言，因为它们始终排除欧洲或北美边界之外的任何地方。但在这里必须增加两个更深层次的条件。首先，在过去一些文化中“历史编纂学”一词逐渐获得了第四种可能的意义(4)，它在西方用语中现在已不通用了，正如其与“历史”(history)非常相近或同义，也就是说，对过去的描述。例如，当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的作者希望提及历史作品的作者（通常包括他们自己），他们通常无差别地将两者混合起来。因此16世纪早期，或许被同时代的评论家描绘成“历史学家”的佛罗伦萨作家弗朗西斯科·圭恰尔迪尼，被其他人描绘成了“历史编纂学家”。后来到18世纪中期，伏尔泰使用了这两个术语，尽管他以自己为例归纳了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e)和历史学家(historien)之间的重要区别（参阅以下第六章），历史编纂学家是官方资助的编辑者，而历史学家是有着出众体裁能力的独立作者，他只是向他的良心和公众做出了回答。当涉及那些不但书写过去而且书写关于过去的作品的杰出群体时，这两个术语混合在一起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个数字并不大，但它跨越世界，并且可以回溯好几百年前直到古代，包括从8世纪的中国评论家刘知几到16世纪晚期的法国学者让·博丹(Jean Bodin)和亨利·德·波普利尼埃尔(Henri de la Popelinière)再到现今的作者诸如已故的古典学家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等著名人士。这些个体中的大多数人撰写历史和历史编纂学，后者被认为是“史学史”或“对历史学家过去和现在之实践和信念的思考”。

这产生了第二个条件。本书是特殊类型的历史编纂学操练，即是一种历史思想史和历史著作史。其主题是研究直至20世纪为止的大部分人但并非全部，这些人既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又是心目中有更广泛的社会或政治目的从而复原和/或再现了过去。书本本身也是历史，因为它以叙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特定主题的故事，该主题是该书作为范本的体裁或实践。狭隘地讲，该书并不是(3)或(4)的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的历史，不管是欧洲的还是更为全球性的，如果我们局限于所有的历史是被书写或印刷的，它呈现于纸张或一些相似的材料之上的现代观念的话。当然，这也是重要的主题。然而，我深思熟虑地称本书为《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不是《全球历史编纂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或《全球历史著作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因为我希望在其范围内有其他一些通向过去的路径，这完全不同于历史书写。提供两个例子，这些包括从远古时代开始的口述传统或目睹的直接证据，除了不可抗拒地倾向于书面语外，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定期将其作为获得过去事件的可选择的方法来使用。它们也包括用以呈现过去的非抄写形式，其中一些只是简单地写在纸张或羊皮纸之外不同的媒介上（例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石头编年史，或者中国商代的甲骨文），但其他则是严格的听觉或视觉材料而非图表。后者很好的例子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秘鲁安第斯民族使用的结绳记事，这结合着口述表演记录他们的过去，他们没有书面语。

▲ 秘鲁人结绳记事示意图

已经说了这些，但本书还没有关注于所有时间和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呈现过去的所有形式；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试图将包罗万象的历史编纂活动和实践者详细记录下来。换句话说，这是世界性的和全球性的史学史，但并不是全部的世界史学史。一些国家经常需要详细记述，其他国家则不时一笔带过，还有许多国家则压根没有提及过，采用沉默并非断然地暗示这些国家没有历史编纂学，或者借用埃里克·沃尔夫(Eric R. Wolf)的名言，“没有历史的人”(people without history)。[6]此书并不是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的词典或百科全书（尽管现在有基本类似的百科全书），好求知的读者不要为了寻求对立陶宛或斯里兰卡的历史著作，或者更重要的英国、美国或中国历史著作的简要描述而依赖此书，更不用说将其作为所有国家“伟大”历史学家传记细节的参考来源了。[7] 就历史呈现的类型而言，几种类型业已被排除在外，包括历史小说和历史戏剧以及最近的历史电影和流行节日。在叙述中保留了它们的附带位置，至少这并不是因为众多过往时代并未对戏剧或诗歌和散文间的“历史”做出明确区别，甚至也未在诸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出版的散文编年史和莎士比亚利用包含在该种编年史中的材料创作的历史戏剧之间做出明确区别。我们不能彻底排除如莎士比亚这样的作者，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考虑古希腊人如何思考过去的过程中也不能忽略荷马，因为字面真实和想象性修辞的边界通常是含糊不清的（在长达一个世纪乃至于更长的时间里，人们以历史为“有关过去的真实故事”，这样的提示在此之后出现或许是符合事物发展的顺序的，尽管如此，我们不需要许多20世纪晚期的理论书籍来告诉我们这些）。除了在本书最后一章一笔带过外，我们不会强调历史的公共表现，诸如纪念碑——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和其他人在最近几年引起我们注意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或者公共庆典（例如19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两百周年纪念），或者学校教材中历史课程的沿革。所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重要的主题，但其他人比我更有资格书写它们，在本书中全部囊括它们将导致书本变得不易处理的冗长和无可救药的离题，这样它也就无法很好地为读者服务了。

▲本书书影

不同的全球史视域

让我们再一次研究我们已经熟悉的“历史”这一术语的不同名称。翻译并非总是正确，知道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文化并没有与我们“历史”相一致的词汇，因为它们并没有使用相同的方法构建历史知识，或者根据相同的范畴将文字表达进行分类。例如中国汉字“史”，音译为“shi”，经常表达为历史或历史学家的意义，但它最初意义为“书吏”或“抄写者”（与西方相比，汉语中“史”并不存在等同于“过去”这一用法）。史的意义在16和17世纪发生了改变，从此它开始真正表示历史而非抄写者。诸如“国史”和“通史”这种不同称呼最终出现了。[8] 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民族有保存和回忆过去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包括书写——例如前面提及的结绳记事和中美洲绘画历史。直至最近，许多非洲民族依赖于口述传统，尽管在某些地方书写产自于本土（如在埃塞俄比亚）或者通过与基督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接触而产生。

最后这点对当下著述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历史以不同的形式和样态出现，我们不能用内容混淆载体——即便载体本身清晰地塑造着内容，因为传播和交流的有效形式以及它如何选择保存形式决定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内容。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诸多不同文明用不同方式构建着过去，阐述着其与当下关系的不同观念，涉及用不同的术语表述其表现。这些必须采用自己的价值观，通过自己的标准，而非现代职业历史学家狭隘的标准来判断。另一方面，它们不应被完全孤立地研究，正如世界史是不同民族间遭遇和冲突的故事，因此史学史本身阐述着已知过去的不同模式，它们彼此经常联系并显然相互影响。借助后见之明的优势，似乎现在世界上所有不同潮流的历史思想都汇入了专业历史的洪流之中，它建立在欧洲特别是19世纪德国学术实践的基础之上。但这一结果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并非一定是类似的征服，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西方实践被其他国家中的社会改革家采用，甚至于热衷追求，这些人寻求在经久不衰的本土实践，以及对他们而言受到限制的本土实践中做出选择。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并不总是单向的。当西方历史逐渐成为主导模式时，它也被相遇的其他历史知识形式深刻影响，即便通过与异域但次要的“他者”的比较也更加清晰了应该是什么和不应该是什么的历史定义。16世纪的西班牙历史作品肯定对新近发现的美洲历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现代早期撰写历史的传教士必须使他们的作品适合当地的材料——适合那些本土口述材料和象形文字实践材料。我进一步思考这些接触，不断发展了对史实性模式(modes of historicity)的可替代选择的意识，这些接触迫使欧洲人对他们曾认为的真实历史的“内在范畴”做出某些决定，从而也为17和18世纪欧洲态度的强硬做了准备。这也为19世纪西方对历史的霸权成就获得设置了时间表——我在一章中称之为“克丽奥帝国”(Clio’s Empire)。我曾使用克丽奥的肖像，她是希腊缪斯，被认为是宙斯和摩涅莫辛涅（Mnemosyne，记忆）的女儿，在本书中经常作为西方历史文化，最后是地球历史文化的符号和图像。本书的封面以克丽奥惹人注目的肖像表现突出了历史和帝国间的联系。

▲《全球史学史》英文版

该画是19世纪早期艺术家的作品，画家希望引发对拿破仑“历史”成就的注意，这通过抓住缪斯的经典的着衣肖像实现了，帝王罗马风格的半身像在其右边（观看者的左边），罗列着（用法文）拿破仑成就的石板向许多代表着世界人民的人像展示。半身像本身借助桂冠和铭文“Veni, Vidi, Vici”——短语“我来，我见，我征服”——由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为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所题，一目了然地将拿破仑与古罗马联系了起来。克丽奥的姿势朝向左边的半身像，右手则持着石板（在绘画的中心是现代语——法语，而不是拉丁语），几位克丽奥召集的观众举起右手承认，显然默许法国的霸权。当时一些人舒适地站在前排，其他人挤在后面，还有一些站在最后的人则努力挤进规模适中的古典神庙，包括一部分来自拿破仑军队从未行军到的地区的人.在实际尺寸的画中，在右边可以看到蒙古或中国的东方人像，可以观察到当他们斜着倾听时他们的左肩倚靠着石柱以保持平衡，这一暗示表明即使是未被征服的地区也希望融入世界新秩序。在视线边缘之外，有一位戴假发的人像，可能是英国人，其在胸前划着十字，也表示顺从。但在视线中，在东方观察者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不明确的少数民族人像，当他们抬眼望着天堂时紧握着双手——感谢的祈祷吗？或者，人们惊讶，他是一位静静祈祷解救的人吗？

艺术家亚历山大·韦隆-贝勒古(Alexandre Veron-Bellecourt)并未对研究和书写过去的活动做出任何形式的阐述，这是关于拿破仑在辉煌时期在不同方面获得成功的绘画的一部分。用我们的语言来说，韦隆-贝勒古关注的是大写的历史(History)，不是小写的历史(history)。这些绘画未有意预言之后两个世纪的发展，这一进程处于克丽奥帝国，而非拿破仑帝国中，它终将繁荣起来。在渴望涵盖全球的一本书中，人们问我们为何允许较次要的古典神灵代表全世界的历史编纂学？这是否并给特殊种类的历史以特权，一种观察过去的特殊方式？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希望以西方代表全球的隐喻。我的观点正好相反：在西方世界，我们传统上追溯到古典时代的历史结构和实践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进程中变得全球化了，并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后果。本书试图解释这是如何和为何发生的，也展示了欧洲人研究过去的方法，它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形成了学科，更好地适应或改变以迎合完全不同的文化。

这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随着“世界历史”和近来“全球”史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在学术和课程上获得认可，包含一切内容的高贵计划显然栽倒在欧洲中心主义这一沙洲上。另一方面，假如我们简单地“增加亚洲 (或者非洲，或者拉丁美洲，或者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便以为万事大吉了”，那么我们获得的是以一个单独的世界历史编纂学同质化的堆积景象，在巨大的现代历史之湖上神奇地覆盖着世界历史编纂学之水，仅仅从西方的角度才能观察这种史学。所有关于过去传统的历史写作、思想、歌唱、绘画和铭刻都能够成功地升华为取得成功的欧洲事业，这看上去像《星际迷航》(Star Trek)传说中的博格人(Borg)，或者，更不幸的是，成为17世纪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一个单子(monads)，它以很小的部分反映着整体。正如有名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观察到的，不同学科领域所谓的普遍性，其中包括历史编纂学，是“极端的欧洲中心主义，似乎其他文学和社会不是拥有较差的机制，就是拥有优越的价值”，这是萨义德追溯到启蒙运动思想时所发出的独创观点。[9]

▲萨义德《东方学》

关于此种包罗万象的历史编纂学有很多方式，它们借用了被归结于兰克学派和19世纪的历史主义（在第七章将详细讨论该术语的定义）的一个原则——将每一个历史文化都视为独一无二的和有着独特价值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许多平行的史学史——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我们将冒着失去观察力的危险；我们不仅会错过“大场面”——尽管这可能仅仅是点彩风格(pointillist)的“大场面”——也会错过不同历史类型之相对规模、重要性和大小的感受。自始至终，不管采取哪种变通的办法，我们可能冒的风险是：有意义归纳的任何愿望、发现能够到达真理边界的任何愿望。在这里，简明的比较能够起到帮助作用，通过比较就可以注意到，历史文化之间相互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比历史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要久远得多。就像其他一直活跃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一样，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不喜欢比较，他认为这无助于我们对特殊事件的理解。[10] 他的错误在于将所有的比较工作与得出一般法则混为一谈了，没有一位现代比较主义者希望这么做。但柯林武德并不是作为外部观察者而是作为内部观察者的立场来进行撰写的，这种内在观察者居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Régimes d’historicité)的核心（由法国古典学家弗朗索瓦·哈托格[François Hartog]创造的有用短语）。[11]这是从19世纪以来在对过去的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它只是在最近受到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而产生了动摇。

▲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

假定西方模式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宣称“史实性(historicity)的所有形式都是平等的，并且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将是非常愚蠢的，因为显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麦考尔·西格尔(Micol Siegel)表示在任何世界历史的叙述中潜在的冲突是叙述自身的展现，或者是“历史思想无法逃脱的面相”，正如具有影响力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海登·怀特曾在其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它将虚幻的现实赐予了过去。[12] 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一个元问题(meta-problem)上：怎样叙述历史编纂的历史。因此本书的挑战是要讲述一个连续的世界范围的史学史故事，这部史学史既没有涵盖一切的瞬间万变的历史——虽然它美丽而令人炫目，但最终是短暂、瞬息和无意义的，或者相反，也没有进行一场漫长的、必胜主义者的叙述，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现代学术的产生。所有历史都不是等同的，也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我们并未对吠陀时代的《往事书》(puranas)或米斯特克人的绘画史(Mixtec painted histories)进行这样的研究——宣称它们是处于萌芽之中的西方历史，或者乐观地断言，它们真实的价值实实在在地是它们作为欧洲同时代的“对应物”；假如真是这样评价的话，其创造者一定惊讶于我们对其如此阐述。相似地，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史学史的叙述将如何结束，犹如我们不知道是谁开创了它一样。当最后一个男人或女人书写或说出关于历史的最后一句话时，才能这么做，直到此时，任何结论都是暂时的（我们希望此人有时间获得答案，彼时的人都在倾听这个答案，不过这似乎不大可能）。12和13世纪的中世纪编年史家无法想象15和16世纪的人文主义历史作品，更不用说想象上一个世纪的学术机构，或年鉴学派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学科的渐进式分裂，混合着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将在第九章讨论这些问题，这一切在悲观主义者看来都是历史所要遭受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座历史大厦历经许多代人得以建起，我们在这里相当舒服地待了一个多世纪（尽管经常对其重新装饰和修缮），现在正处于这样一种境界：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关闭这座大厦，企图加以摧毁。或者，大厦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全球黄金时代：过去10年大型数据库、互联网和在线研究的革命，采用许多不同于我们过去所使用的方法进行研究成为可能，无疑这将开启探寻的新途径。就历史而言，我们并不知道当下发展趋势会把我们的继承者带到何处。借用黑格尔那著名的肖像——密涅瓦的猫头鹰(the owl of Minerva)现在继续安静地栖息在枝条上。

注释

[1]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1983), 61.

[2] Greg Dening, “A Poetic for Histories”, in his Performances (Chicago, 1996), 36.

[3]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1961), 60.

[4] Velcheru Narayana Rao, David Shulman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Textures of Time: Writing History in South India 1600-1800 (New York, 2003), 129.

[5] Paul Veyne, Did the Greeks Believe in their Myths? An Essay on the Constitutive Imagination, trans. P. Wissing (Chicago, 1988).

[6]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CA, 1982).

[7] 关于这一问题，参阅下面的“进一步阅读书目”。

[8] 这些名词本身是作为连续统治王朝皇帝言行的记录这一历史概念后来的衍生说法，而非“中央国家”所有民族累积的记录。“国史”真正出现在汉代（参阅第一章），但该术语最初开始与历史的书面描述相关是在唐朝（参阅第二章），当时出现了几部标题为“史”的作品，它们表示一个或诸多王朝的书面记述。“通史”则来得更晚一些，其指的是综合历史的书写，其范围超越了单一王朝的历史，尽管“通”字是在唐朝使用的。在现代汉语中代表“历史”的这一组合词最早出现在明朝。我非常感谢王晴佳所提供的关于汉字“历史”一词用法的帮助。

[9]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1978), 44.

[10]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1946; Oxford, 1961), 223.

[11] 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 (Paris, 2003). 哈托格使用该短语主要是描述对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关系的态度的改变，而不是追寻过去知识的学术框架，但这两者并非毫无联系。

[12] Micol Siegel, “World History’s Narrative Problem”,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4 (2004): 431-446, at 434; and Hayden White,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1987), 1-25.

作者简介

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英裔加拿大历史学家、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古物学会伦敦古物学会会员、加拿大皇家学会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成员、约翰·本·斯诺奖获得者。曾担任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皇后大学校长、安大略大学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加拿大大学国际关系常设咨询委员会主席。著有《过去的社会流传：1500-1730年间的英国历史文化》《全球史学史》《简明史学史》，主编《全球历史著作百科全书》《牛津历史著作史》（五卷本）等。

书讯 | 沃尔夫《全球史学史》（陈恒、李月、屈伯文 译）

书讯 | 沃尔夫《全球史学史》（陈恒、李月、屈伯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