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出版于1721年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是孟德斯鸠唯一一部小说，也是“启蒙运动时期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 它虚构了波斯贵族郁斯贝克（Usbek）逃难巴黎期间家中后房的变故，以及他和友人的思想交流。

整部小说共有书信161封，其中有一连11封信（信112-122）都围绕世界人口问题展开，不仅在整部小说中极为罕见，该书也因此成为当时“探讨人口问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不仅如此，孟德斯鸠1748年出版其政治思想巨著《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时，再辟专章讨论世界人口问题（见第二十三章“法与人口的关系”），重申早年他在《波斯人信札》中的看法。鉴于两部著作的巨大影响，孟德斯鸠毫无疑问成为启蒙运动早期讨论人口问题的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并引发其他启蒙知识人为此聚讼纷纭。

孟德斯鸠早年在《波斯人信札》中如何谈论人口问题？身为启蒙哲人，他讨论人口问题有何思想意图？本文基于小说脉络，试图通过解读若干相关书信，揭示孟德斯鸠如何借论述世界人口等问题，一步步否弃传统，构建其全新的商业共和国思想。

后来，雷迪去了意大利威尼斯，他写信这样向郁斯贝克介绍学习内容和感受（信31）：

这段话，尤其最后的总结，让我们看到这位在穆斯林世界成长起来的向学青年，来到启蒙氛围浓厚的欧洲大都市威尼斯后，接受到的知识启蒙以及经历的思想变化，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积极的进取精神。这是雷迪写给郁斯贝克的第一封信，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八年的书信往来。八年间，虽然小说呈现的雷迪寄郁斯贝克的信仅有3封（信31、105和112），但他收到郁斯贝克的信则多达29封，是整部小说中收到郁斯贝克信件最多的人物。

雷迪写上述关于世界人口问题的信时，已是六年之后。六年后他写给郁斯贝克的最后一封信，无论主题还是言语，似乎都弥漫着一种浓浓的悲观主义色彩。由积极到悲观，雷迪的思想发生了某种重大转变？他因何会在六年后提出世界人口减少的问题？这需要从他大约一年前的第二封来信谈起。

雷迪给郁斯贝克写第二封信时（信105），他在威尼斯学习科学和艺术已有五年，而信的主题却是质疑科学和艺术对人类是否真正有益：

显然，雷迪这封信跟郁斯贝克某封谈论西方科学和艺术的信直接相关，但精神状态上却与他的第一封信大有区别：不再有此前初到威尼斯时“云开见日”般的激越和欣喜，而是多了份冷静和迟疑。

故而，他在文末主张：

雷迪这封信流露的想法以及对科学和艺术的态度，与后来卢梭《论科学和文艺》一文有较多一致性。如果说《论科学和文艺》体现了卢梭与启蒙阵营一众哲人的分歧，那么雷迪这封信是否同样意味着在对待科学和艺术的问题上他与郁斯贝克产生了歧见？那么，雷迪的不同想法又从何而来？

▲ 卢梭《论科学和文艺》，1750年

我们看到，雷迪信中两次用了“我听说”这种表述，明确提到有些说法来自“一些洞达事理的人”。这表明，雷迪信中所持观点，有可能直接来自这些人。他们与郁斯贝克在科学和艺术上看法的不同，同样体现了智识人内部的思想分歧，郁斯贝克十分激烈的回信也明显能说明这一点。

面对雷迪信中否定科学艺术的倾向，郁斯贝克的回信（信106）空前严肃：

郁斯贝克无法想象艺术沦丧的后果，对他来说那意味着野蛮和不幸。他顺着未明言的文明进步论逻辑，把科学和文艺落后的民族比作“稍微受过训练的猴子”，逐条批驳雷迪的论点。其中，尤其对于雷迪提到的古波斯帝国灭亡的原因，郁斯贝克指出并非由于“过于培植艺术”，而是因为“游手好闲”。

郁斯贝克认为，“过于培植艺术”并未导致波斯人丧失尚武精神，“因为多次打败波斯人并征服了波斯帝国的希腊人远比波斯人更热衷于培植艺术”。尽管不得不承认艺术容易让男人变得女性化，他依然为艺术辩护，认为女里女气之人“只是指享受艺术的人”，“钻研艺术的人……从来不会游手好闲，而在所有陋习中，游手好闲最会消磨人们的勇气”。雷迪之所以指责科学和艺术，一大原因是它们不利于培养民众的勇敢德性，郁斯贝克则将有碍培养勇敢德性的原因归咎于“游手好闲”。

▲ 《郁斯贝克》，查斯·拉沃尔德 绘，1941年

为了既让人享有技艺带来的便利，又避免其游手好闲，郁斯贝克紧接着说：

“可耻的贫困”这个说法意味着，一个发展到“文明”阶段的国家，“财富”的多寡理应成为衡量荣辱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人们如果致力于发展技艺，就能获利致富并获得社会荣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斯贝克说“游手好闲、萎靡不振跟技艺百术没有共同之处”，从而防止雷迪关于科学和艺术的负面印象进一步扩大影响。郁斯贝克转而用一种新思路，论证科学和艺术为人类带来的好处，认为它们不仅完全符合而且能够极大促进人类的利益。

郁斯贝克的新思路围绕“需求”展开。他以巴黎为例，指出在这个“也许是世上最耽于声色之乐的城市”，讲究享受却和最艰苦的生活相互依存。郁斯贝克说，“要让一个人生活得优哉悠哉，就得有一百个人为他劬劳不辍”，而工匠们对主顾命令的服从，甚至胜于服从法国君主，这是因为“利益是世上最大的君主”。

休谟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有利可图能够使其热爱某种生计并将之奉为事业，人生的最大乐趣即目睹“自己的财产与日俱增”，这被视为基本的人性。由此，休谟得出商业和农业截然不同的结论：商业有助于形成节约美德，而农业（“土地所有者”）则助长挥霍。至此，我们才恍悟休谟所谓挥霍成性的“游手好闲”者，正是“土地所有者”，而他对“游手好闲”的批评，无异于在批评传统的以农为生的生活方式本身。通过休谟，也就不难理解郁斯贝克对“游手好闲”的批判意味着什么。

那么，传统农业生活方式为何被说成是“游手好闲”？这或许与农业生产明显的季节性有关。农业生产分农忙和农闲，工业手工生产则基本不受农时影响，能让人一直保持忙碌的劳作状态，而持续不断的劳作则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利益和财富。

休谟上述观点，即便不是对郁斯贝克信中说法的重述，至少表明他和孟德斯鸠持有颇为一致的人性主张和社会主张。这在郁斯贝克下面这段话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确认：

在郁斯贝克看来，科学和艺术不仅不会让人游手好闲，而且能使人致富，而富民必将强国。如果依然走传统农业国的路子，严禁奢侈，为打造民众德性使其“有足够的勇气”而“排斥只供声色之乐或者淫巧之趣的技艺”，那么由于商业不兴，不仅民众穷困潦倒，国家也会羸弱不堪。尽管孟德斯鸠和休谟对农业社会的定性存在分歧，郁斯贝克认为传统农业社会排斥奢侈挥霍，休谟却将之等同于奢侈挥霍，但他们都同样认为使一国强大的只能是商业和财富。

正因郁斯贝克将国家强盛等同于富裕，他才不惜牺牲传统的勇敢德性，把雷迪看重的尚武精神替换为冒险牟利热情，迎合时代的商业新潮，一任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在新的时代潮流面前风雨飘摇：

据引文，个人如果只依赖土地的有限产出，那么除了果腹，根本无法像百业诸艺那般产生财富流通和收入增长。郁斯贝克认为土地收入只占国家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而人口数目又与国家收入成正比，因此在百业不兴的情况下，人口数量也就只剩原来的二十分之一。无论这种关于人口数量的推论是否成立，郁斯贝克的这个结论，无疑直接诱发雷迪提出古今世界人口问题。

如果说雷迪关于科学和艺术问题一信使郁斯贝克有机会论述为何发展百业诸艺是一条强国富民、增加人口的康庄大道，那么他提出古今世界人口问题的这封信，则让郁斯贝克从主张发展百业诸艺进一步转向倡导商业社会。郁斯贝克论述重点的转变水到渠成：百业诸艺是发展商业的基础，而商业社会则是百业诸艺繁荣发展催生的全新社会样态。因而，发展商业，构建全新的以商业而非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无疑是前文讨论百业诸艺的隐含意图。郁斯贝克将对商业社会的倡导植入他对世界人口问题的讨论之中，一连给雷迪写了10封回信。

这10封回信前后历时近两个月，大致分为三个部分：（1）第一封回信（信113）讨论造成人口减少的人类社会之外的“物理原因”；（2）第二至九封回信（信114-121）讨论造成人口减少的人类社会内部的“道德原因”；（3）第十封回信（信122）讨论有利人口繁衍的新政制。下文试逐一分析郁斯贝克具体人口问题论述与倡导发展商业的曲折匠心。

第一封回信有很强的自然科学色彩。郁斯贝克首先提到世界的可朽性，认为宇宙的一切变化都是“物质普遍运动的极其自然的结果”，“地球跟其他行星一样，受运动规律的支配。在地球内部，各种元素斗争不断”。人类生存在如此环境之中，渺小且危机四伏，“会有千万种原因发生作用，毁灭掉人类，更何况增加或减少人类的数目了”。

郁斯贝克上述宏大宇宙图景，跟宗教创世说构成本质性区别，他甚至还在信的后半部分专门对真主创世说进行祛魅。郁斯贝克认为大洪水灭世说的内容“在地球上屡见不鲜”，从而“圣经”传统的主张不足为训。他以当时世界各地梅毒肆虐为例，指出这种“可耻的疾病”对人类生殖能力的破坏威力巨大，幸而人类发现了“强有力的药物”才免遭浩劫。通过梅毒的例子，郁斯贝克似乎暗示拯救人类的是拥有医学技艺的人类自己。照此逻辑，“诺亚”之所以在大洪水中得救，很难说不是同样端赖其自身技艺。

就像自然界有其规律，人类社会同样有自身规律，人口问题亦然。于是，在这封信末尾，郁斯贝克不再探究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物理原因”造成的人口减少问题，而是转向人类社会内部的“道德原因”，着手探讨有利于人口增长的社会规律。这封信为随后9封信的探讨，确立了一个明确反宗教的科学语境。

随后的四封信（信114-117），主要聚焦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郁斯贝克认为世界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风俗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等同为宗教差异。

于是，郁斯贝克以罗马人及其原初宗教（即所谓的异教）为参照，检视宗教差异对人口的影响。据郁斯贝克，多妻制和禁止离婚是造成伊斯兰国家和基督教国家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又会分别引出其他相应问题。

就伊斯兰国家来说，多妻制使穆斯林男性被迫纵欲而“萎靡不振”，所生后代则“孱弱不堪”，同时还需要大量阉奴看管被迫禁欲的妻子们，而这又导致大量女奴过独身生活。因此，无论穆斯林上层或是依附于他们的奴隶，其生育能力都大受限制（信114）。

接着，郁斯贝克对比了波斯和罗马奴隶的情况（信115）。在波斯，“所有奴隶只忙于看管女人，此外便无所事事”；从事农事百艺的只是“几个有家有室的自由人”，而且容易怠工。罗马人则更善于使用奴隶，不仅全力促进奴隶繁衍，使无数奴隶子女成为主人的财富，而且罗马共和国的奴隶每人都有一小笔本钱从事生产，并能够凭借自身技艺牟利，“这个人经营银行，那个人从事海外贸易，有的做零售生意，有的专务某种机械手艺，或者出租田地来赚钱”。这样一来，不仅罗马的奴隶“过上较为富足的生活，同时使他日后有望得到自由”，而且“造就了一个勤劳的人民，刺激了手艺和工业的活跃”。随着这些奴隶靠勤劳发家致富，他们便赎身为公民，使共和国有源源不断的人口保障。

通过详细介绍罗马的经验，郁斯贝克最后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

郁斯贝克这里首次明确将人口增长与商业繁荣关联，把二者看作互为因果关系。他通过分析罗马异教社会的“经验”，看似科学地初步发现了促进人口增长的秘密。“技艺和富庶产生了奴隶，而奴隶又反过来成就了富庶和技艺”，无疑郁斯贝克的这个发现基于罗马奴隶制社会，当奴隶制度不复存在，它还会有现实意义吗？这也是他提出要进一步证明的原因。他这里许诺的证明，接下来两封分析基督教国家人口减少原因的信（信116-117）加以兑现，而证明过程中被视为标杆的，已不再是属于过去的异教的奴隶制罗马。

就基督教国家来说，虽然郁斯贝克在第116封信大谈情感作为婚姻纽带的重要性，离婚权的威慑力“有助于维系互相爱恋之情”，允许离异比貌合神离对子女伤害更小，婚姻只是“一种可以列出各种协议的合约”，“婚姻在于满足官能的快感”等等内容，但他攻击的矛头更多指向基督教——更准确说天主教——发愿终身禁欲的神职人员。

郁斯贝克之所以攻击天主教神职人员，一方面因为这些人“人数极多”，另一方面

郁斯贝克不同寻常地把神职当作一种职业，认为它对人口数量的危害甚于“鼠疫和最血腥的战争”，因为它具有“寄生性”：不生育，也不事生产。

▲ 《圣安东尼的诱惑》，耶罗尼米斯·博斯 绘

▲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商人及其船队，阿尔伯特·库普 绘

郁斯贝克继续论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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