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首发｜“古典学与文明互鉴”荐读书单（十六种）
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实验班向来重视培养本科生对世界文明史和政治史学的感知能力，以激活古典学的问题意识。刘小枫教授以“古典学与文明互鉴”为专题，给古典学实验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推荐了一份参考阅读书目。书单选取的视角为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中国文明的成长以及与世界政治史上诸文明兴衰的关系。按一学期有16周，每周读一种的阅读计划，书单列出16种荐读书目。
《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
《天地不仁：中国古典哲学中恶的问题》
《从编年史到经典：
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
《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1949》
《东亚的诞生：
从秦汉到隋唐》
《构想帝国: 古代中国与古罗马比较研究》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
《埃及、希腊与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
《非道德的政治：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奥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1400—1900年欧洲诸帝国的法律与地理》
《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
十六种
作者是出身于基辅的犹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出生在前苏联”，1970年代末移居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研究中国先秦政治思想时，是否带有对犹太文明的历史关切，就像英年早逝的犹太裔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1920—1969）的三卷本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958—1965）那样，不得而知。尤锐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华帝国为何能存在长达2000年之久。中华帝国形成于秦汉之际，但其理想、价值观和理念则来自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作者相信，中华帝国得以长存，凭靠的不仅是军事和行政建制，更重要的是一种智识的建构。人们难免会想，犹太文明同样存在了长达2000多年之久，但它自从丧失帝国之后，再也没有军事和行政建制，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机缘，才得以复国。
全书分为“君主”“士：知识精英”“民”三编，符合古典的政治观。论述“君主”的部分篇幅最长，在讨论“民”的部分，作者一开始就提到先秦的“民本”论与现代“人民主权概念的相关性”问题，并否认了前者与现代民主论的可比性。
好人为何会遭受恶这个著名的“约伯问题”具有普世性，但很难说对此会有一个普世性的解答。即便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或解答也并不相同。作者依次阅读了《论语》《墨子》《道德经》《孟子》《庄子》《荀子》，而他的问题意识则主要来自源于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古典哲学中的神义论（页44-57），提到柏拉图或古希腊肃剧的地方，几乎都是蜻蜓点水。在作者看来，对欧洲人来说，好人遭受恶，会让人们“突然从对一个至善的上帝的信任中挣脱出来”。这种“彻底觉醒”意味着认识到，人世是“一个以非道德因果原则为基础的世界”。而在中国的古典思想家那里，没有“上帝之死”，至多是“天”逐渐变得越来越自然，越来越非人，从而也就不会有什么“彻底觉醒”。
董仲舒的春秋学应该是中国学界公羊学专家们的专利，美国学者能深入公羊学的堂奥吗？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本书分为两编，第一编“审视《春秋繁露》之可信性”，作者把《春秋繁露》切分为“解经”“黄老”“阴阳”“五行”“礼制”五编，并分别考察各编的作者究竟是否为董仲舒。作者的结论是，“《春秋繁露》 是一部涵盖各种论调的汇编性著作”，既有董仲舒本人的论说，也有其后学的论说，甚至还可从“所收入的诸种驳斥中”看到反对者的论调。
第二编题为“诠释与经典化”，实际上是讨论编年史如何同时是政治哲学。编年史与政治哲学的结合是春秋学的基本特征，问题在于汉帝国建立之初，春秋学对帝国观念的建构具有怎样的意义。在作者看来，董仲舒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既承继秦朝的帝国建构又化解其弊端。通过考察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作者看到，董仲舒的君主论既重申了君权在宇宙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强调了君主应当遵循天道的责任。我们难免会感到好奇，作为一个美国学人，作者为何没有用现代的民主理论针砭董仲舒的君主论。
《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
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中国与世界社会：
从18世纪到1949》
作者是德国学者，他在1980年代着手写作本书，当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他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不同于美国费正清模式的更为开阔的理解中国近代变迁的框架，即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一并纳入。作者从古代中国在清朝几位伟大皇帝统治下经历的再度辉煌讲起，重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逐步沦为受外国摆布对象的过程，继而讲述了中国如何通过革命重新实现民族独立，以及其间所经历的种种政治变迁。
国际政治的变化是作者考察中国内部变化的支撑点，这看似“[外来]冲击—[内在]反应”模式，其实不然。作者相信，这种解释模式把中国一方单纯地定义为外来冲击的被动接受者，很容易忽略下述事实：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在面对现代西方社会带来的丰富多彩却又不乏矛盾的各种可能性时，他们头脑中思考的仍然是中华文明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因此，他们所做出的抉择是有意识的，而且不乏合理依据。由此看来，第三章“19世纪：自由贸易帝国主义阴云下的中国”是全书的枢纽。作者以此暗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发展道路，并非没有传统的明智德性。
《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
本书不是秦汉至隋唐编年史论，而是东亚文明圈的形成史论。通过强势的君主“立法”行动，秦帝国（前221-前207）将周“天下”统一为“中央集权式的帝国”。现代自由主义史学对此紧追不舍地鞭挞，却无法面对这样的史实：“几乎同一时期，在遥远的南亚次大陆另一端，一个与秦帝国比肩的政权摩揭陀国，也在一部严酷法典《政事论》的条文指引下，走向了一统的帝国时代；而在更遥远的西方，罗马帝国正指引着雄狮，同宿敌——横跨地中海两岸的迦太基王国展开史诗般的生死较量”，随后建成庞大的罗马帝国。然而，南亚和地中海的两个帝国都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唯有中华帝国延续至今，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央集权式的帝国建制。罗马帝国的语言拉丁语在16世纪以降逐渐被新生的欧洲王国抛弃，而“直至19世纪以前，古典汉语仍然是整个东亚地区最为权威的书写文字，汉字乃是评判这一共同文化区域最显而易见的文明符号”。
这样看待中华帝国的学者，竟然是一位美国人。
《构想帝国：古代中国
与古罗马比较研究》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一直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相关文献已有多种，毕竟，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大体上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以前从没出现过地域那么广、历时那么久的帝国。何况，两个帝国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录和历史文物，这为两者的比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书是一部文集，作者们感兴趣的不是古罗马和中华帝国的政治、行政和经济结构，也不是两个帝国的历史演进，而是关心地中海沿岸和东亚的庞大政治实体形成中所产生的“帝国”和“世界”观念：它们何时及怎样产生、同异何在、如何影响政治变动？有作者还考察了历史意识的出现，帝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等等。作者的探究大多基于传世的史书，具有纯正的史学取向，而非凭靠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的概念重构历史。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06
作者是加拿大汉学家，本书从国际关系视角审视唐朝，娓娓叙述唐帝国与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等周边政权的“互利”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多变关系，对唐朝对外关系的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体系，以及“德”“义”在对外政策思想中的作用，都有精辟独到的论析。作者没有颂扬朝贡制度，但却似乎有意冒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欧洲国际关系原则。
作者的研究意图似乎带有现实性，其问题意识是：唐代外交的实质是什么？强敌环伺之下，李渊、李世民如何通过韬光养晦之策使唐朝迅速崛起？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明智的外交策略如何奠定大唐盛世？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11
作者拉铁摩尔（1900—1989）是著名的在中国长大的美国政治地理学家，但他不是科班出身。本书是他的成名作，从中国北部和西部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称之为从“边疆”看中华帝国的历史成长，与从中原及东部沿海地区看中国的视角形成互补。
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边疆伸缩联系起来看，此书的启发性更为显著。对此作者有明确的意识，他区分了“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而地图上所划的地理和历史的边界只代表一些地带——边疆——的边缘”。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往往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作者在描述中华帝国的边疆史时，心中未必没有想到，若要描述无论是罗马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是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乃至美利坚帝国的边界形成史，都会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
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20–09
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越中亚腹地，丝绸之路上帝国的历史就是中亚各民族的历史。作者从世界政治史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地区，讲述了中亚各帝国的兴衰更迭，解释了为什么数个世纪中，尽管受到波斯、希腊、阿拉伯及其他地区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中亚依然在东西方不断碰撞、互动的背景下长期涌动着各种文化洪流，并引领世界科学、艺术等领域的文明发展，一次又一次地为世界文明带来革命。中亚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被忽视的地区，而是理解世界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面向之一。
中亚游牧民族是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群体，他们的生活非但不贫穷，反倒比周边农耕区的百姓幸福得多，不断有从农耕区逃往草原地区的人。中亚游牧民族也并非天生好狠斗勇，与“野蛮”毫不相干，他们热衷于和近邻做贸易，当受到攻击和侮辱时，一般也会以暴易暴，这和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无二致，说中亚民族是周边国家的心腹大患则更是无中生有。
《埃及、希腊与罗马：
古代地中海文明》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0–08
作者是英国人，本书具有教科书性质，以埃及、希腊与罗马这三个代表性的地中海古代文明作为切入点，展示了自公元前5000年古代近东文明勃兴，至公元600年古典时代结束为止，整个地中海世界跌宕起伏的历史。作者还用大量篇幅回顾了近代以来欧洲人重新发现与接受希腊—罗马文明的历程，提醒读者警惕对于历史的滥用。书中附有88幅精美的古文物插图、20幅古代地中海地图，虽然是一部西方古代史的入门读物，此书仍不乏严谨的学术讨论和严肃的思考。作者对大历史的结构能力以及历史叙述的散文化色彩，是此书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非道德的政治：
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03
《奥斯曼之影：塞利姆的
土耳其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21–11
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千年东罗马帝国灭亡，欧洲震动。随后半个世纪，奥斯曼人继续扩张。到了16世纪初，虽然扩张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奥斯曼仍是一个以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为主体的中等国家，直到它迎来了第九任苏丹：塞利姆一世（1470—1520）。
塞利姆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孙子，他作为非长子通过政变才成为苏丹，即位后发动了三次东征，首先击败了势头正盛的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开国君主伊斯玛仪，压制了萨法维的上升势头，也拉开了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持续斗争的序幕。随后，塞利姆一天便击溃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军队，夺取阿勒颇、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等名城。接下来，塞利姆再次大败马穆鲁克军队，进占开罗称哈里发。
短短不到4年，塞利姆就让土耳其崛起为横跨欧亚非地界的大帝国，不仅重塑了中东的政治生态，还垄断了传统的东西方商路，给欧洲带来巨大压迫感，迫使西欧人冒险穿越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殖民美洲的欧洲人回过头来用自己在旧大陆与奥斯曼人打交道的方式，与印第安人打交道，引发了新大陆的一系列冲突。忽略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大航海时代和现代早期的世界。若将此书与詹姆斯·巴尔的《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徐臻译，2018）对照起来看，奥斯曼帝国衰落得如此之惨，不禁让人觉得欧洲人杀了一个回马枪。
《1400—1900年
欧洲诸帝国的法律与地理》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01
对海洋无法像控制领土那样实施控制，然而，欧洲诸帝国实际上控制了海洋，还发展出一整套相关的国际法。作者发现，有大量证据显示，欧洲诸帝国拓展其对贸易路线、海道和港口的影响时，沿用了海盗的法律策略。在海洋空间中，法律的通道纵横交错，而在其边缘，相互竞争的殖民管辖权则星罗棋布。
通过审视1400—1900年间欧洲诸帝国法律与地理的关系，作者改变了我们对欧洲崛起及其遗产的理解。她认为，欧洲人将帝国的空间想象成各种走廊和飞地组成的网状结构，并且通过各种融合地理和法律观念的方式建构主权。本书作者引导我们跨越海洋，穿过河流，翻越高山，登上岛屿，体会海盗的兴衰、叛国罪的指控、刑法的冲突和罪犯的流放如何赋予与常见地理分类不同的法律意义，让我们得以切实地认知，欧洲殖民帝国之间和帝国内部的法律政治如何成为如今国际法的来源。
《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
（1415—2015）》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06
作者是德国人，全书篇幅长达1860余页，分三卷。作者结合宏大的叙事和大量精彩的案例，讲述了欧洲人如何在600年的时间里到达世界各地，占领和剥削世界各地。欧洲的扩张不是单向的，而是长达数百年的交互史。
作者从古代和中世纪欧洲扩张的开端写起，一直描述至20世纪艰难而漫长的去殖民化和当今时代的新型扩张。几个世纪以来，葡、西、荷、英、法等欧洲国家分别在亚、非、美、大洋洲相互争夺地扩张，最初往往以王室和政府的名义进行，但民间机构以及私人资本的力量也非常突出，甚至反过来影响着官方的决策，自然科考、航海技术、工业贸易等随着扩张而发展，科学知识、宗教信仰乃至欧洲近代政治理念的传播尽然冲击和塑造着殖民地社会，既带来各种进步，又不断制造新的人口失调、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
作者不仅展示了今天的富裕欧洲是如何形成的，而且提醒人们，欧洲现代文明的扩张属性没有消失，只不过它不再是以军事介入和领土占有的方式，而是以欧洲统一经济体的发展、对多元文化的选择性包容，以及技术开发、极地科考、太空探索等“软实力”来呈现。本书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2015）描述的历史时段相同，两相对比，史学家的个体德性品质判然有别。
● 重读｜2021年度“ 通识阅读 ”书单 ：世界政治史与战争
编辑 / 整理 许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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