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创刊号（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建立普世君主国的构想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促成现代国家的正式成型。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欣然接受这种以复数国家形式存在的欧洲社会，从此各国之间要维持一种均势格局，防止一国或局部的国家联盟据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威胁其他国家的生存和自由。国家理性和战争依旧是这场权力和财富竞逐的必要手段。一些启蒙哲人注意到均势引发的“喧哗与骚动”，提出种种和平主义的新观念，憧憬着欧洲或国际联合作为替代选项。
卢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对欧洲政治关系的思考。他的作品涉及众多领域，对国家间政治的分析只占其中较小部分，《社会契约论》宣称要为国家间关系而作的部分从未完成，《爱弥儿》中的相关研究设想也没有得到详细说明。因此，我们在卢梭的单一作品中找不到对相关主题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这可能也是他的独特贡献长期不受重视或被简单归类的缘由。但卢梭为国际形势提供了少有人能企及的极具洞察力的分析，这些洞见构成了现代国际分析中长期存在的激进传统的主要动力。
▲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综合散见于卢梭不同作品中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并非简单摒弃上述三种安顿欧洲社会的进路，但也发现其中各自的缺陷：虽然不能阻止普世君主国的“幽灵”继续在欧洲上空盘旋，但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野心家计划的破产却有必然性。均势可以预防普世君主国在欧洲重现，然而自我安慰式的接受现状却是战争频仍的原因，君主们因本性所限在其中不断遭受机运摆布。永久和平计划尽管一旦采纳就能惠及整个欧洲，却只能作为哲人的乐观宏愿停留在纸上，无论君主还是专家大臣，由于人性的复杂影响都不会接受这一方案。下文就意在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卢梭富有原创性的思考加以精炼和重建，尤其意在展现他对这三种构想不足之处的揭示。
“普世君主国”的观念可以追溯至罗马帝国。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在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哈布斯堡家族取得霸权地位之间，法国人（查理大帝）、英国人（诺曼人）、教宗、鞑靼人、土耳其人等都曾试图染指普世君主国。弗朗茨·博斯巴赫指出，在现代早期，普世君主国成为思想家针对国际政治格局争论的主题。卢梭同样采用“普世君主国”观念来分析国际政治形势。但他无视该观念中的历史、宗教和法权内涵，即一方面不像莱布尼茨一样注重皇帝和教宗普世法权的遗产，另一方面也不顾联姻、继承等扩大统治权的法权手段，而改变了对该观念的传统理解，将征服作为实现普世君主国的唯一方法。
在卢梭看来，追求普世君主国只能肇始于大国君主，他们已经掌握的巨大权力会唤醒其贪婪之心，“获取愈多，贪求愈甚”，而普世君主国的实现将是国际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
国家作为道德之人不同于自然人，前者的体量不受先天限制，自身安全或国家理性又要求其在力量方面至少与邻国势均力敌，占据优势则更为得宜。外求和内求是壮大自身的两种手段。不过，即使专事内求，即注重善法、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大规模的经济发展，由此引发的人口增长也会导致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衡，从而因必需品匮乏而依附于邻国，甚至引发进攻性战争。可见，专事内求也会产生域外效应。商业往来看似外求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卢梭认为，商业本身致力于实现平衡的本性并不会为一方带来排他性的优势。因此，似乎唯有征服扩张才是实现占据上风的可靠方法。在卢梭看来，这也是众多国家现实中的选择。由于全球的土地已为各国分割占有，占有无主之地再无可能，只能诉诸战争夺取他国土地，领土此消彼长，直至由一个国家统治整个世界。但欧洲的局势具有特殊性。在罗马征服之前，欧洲各族相互缺乏了解，唯以人的本性作为共同点，但即使这一点也为奴隶制所败坏，从而时人与野兽无异。罗马帝国的建立成为欧洲演化的分水岭，一种国家体系或社会在欧洲逐步确立起来，欧洲人日益文明开化，均势成为当时欧洲的政治箴言。具体言之，历史因素（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和现实原因（如人口分布、贸易往来等）使欧洲不同于“亚洲”“非洲”这样一些仅指代一定地理区域的抽象名词，而成为一个具有自身宗教、道德观念、习俗和法律的真实“社会”。这一体系内部冲突不断，却不会被完全颠覆，“不可能发生任何巨大动荡（revolution）”。此外，自然边界、外交谈判和日耳曼共同体（German Body）这些促成和维持均势的因素也导致所有改变现有格局的企图化为泡影。“普世君主国”在欧洲沦为纯然消极或否定的观念，而诉诸“普世君主国”的负面意象意味着一种欧洲共同利益的存在，是“谴责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呼吁国际援助和寻求发动正义战争”的途径。大英博物馆版画目录第一部分《政治和个体讽刺》，1755年在欧洲版图的西端，英国作为海洋强国，当时已经逐渐崛起为版图日增的殖民帝国和欧洲均势的离岸裁决者，它会成为未来实现普世君主国的备选者吗？卢梭已经诊断出，依托公债与税收的财政模式是削弱英国国力的病因。在他看来，英国的财政来源有两个分支，即借自富人的公债和取自穷人的税收。两者都依赖英国议会的批准。不同于崇英派对英国代表制的看重，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普遍意志无法代表，脱胎自封建制度的英国议会不是普遍意志的喉舌，而是奴役当地人民的工具，即使在选举议员时英国人能重新赢得短暂的自由。英国议会的立法并非普遍意志，再考虑到获选议员的身份，可以说立法展现的不过是富人的特殊意志。英国的财政模式就是用取自穷人的税收来偿还借自富人的公债，这种“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做法以及战争引发的大量借债自然会导致税收的枯竭和巨大的贫富分化，以至国家的破产，即一种休谟所说的“社会信用的自然毁灭”。只要英国的财政模式不改变，这种恶性后果就会反复上演，英国将长期处于内部动荡甚至自毁的危险中。除了上述导致普世君主国无法在欧洲实现的一般因素外，英国的特殊情况也将使其无力寻求这种方案。在《圣皮埃尔神甫的永久和平计划概要》中，卢梭遵从圣皮埃尔神甫的判断，将东部的俄国作为欧洲的组成部分。但在卢梭看来，沙皇同样有追随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来奴役欧洲、建立普世君主国的企图。可真正的立法者需要一种根据时空处境来设计制度的天赋，即一种“无中生有”的智慧，虽然立法者需要具备一些共同的品质，但立法的具体内容必定千差万别，无前例可循。彼得一世只不过是一位拙劣的模仿者。他遵照欧洲模式对俄罗斯民族的塑造，使该民族过早地组成政治社会，本应野蛮好战的民族却接受开化，而作为被模仿者的欧洲各国正“走向毁灭”。▲ 1717年6月7日，彼得大帝和摄政王检阅军事官邸
列昂·德·莱斯唐-帕拉德 绘，1837年
可见，整个欧洲体系为普遍历史目的——一个国家统治全世界——的实现，施加了欧洲自身无法战胜的反作用力。要克服这种反作用力，需要借助欧洲以外的力量。过去作为普世君主国辩护理由的异教土耳其的威胁此时已经消退。但卢梭指出，俄国的近邻鞑靼人依旧处在民族幼年期，比过去的俄罗斯民族更加野蛮，将会成为衰颓的俄罗斯民族以及整个欧洲的征服者。伏尔泰曾以中国皇帝的口吻撰文讽刺《概要》。在他眼中，神甫的计划包含的成员国还不够广泛，应将中国、大土耳其、大蒙古等纳入其中，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化解欧洲内部及其与域外力量的战争。尽管此时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已形同水火，但两人对域外力量将在未来影响甚至决定欧洲权力政治格局的判断却不谋而合。如上所述，按照卢梭的理解，如果说普世君主国是历史的必然走向，那么剥除掉历史、宗教和法权内涵的该观念仅就欧洲本土而言已然丧失积极意义和自身的现实可行性。历史的力量要在欧洲奏效，只能借助域外力量。虽然伏尔泰对卢梭的《概要》颇有微词，但他曾向弗里德里希二世推荐圣皮埃尔神甫的永久和平计划，神甫本人也曾将该计划寄送给这位普鲁士国王，以求获得采纳。在伏尔泰看来，尽管他自己的和平方案更倾向于通过启蒙君主以促使其放弃战争，而非圣皮埃尔神甫热衷的制度化的欧洲联邦设想，不过提出两种和平计划的动机都是哲人对整个人类的爱。弗里德里希二世承认，圣皮埃尔神甫的计划“最为可行”，只欠欧洲的一致同意和“少许细枝末节问题”尚待解决。不过，作为“哲人—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和“国家理性”原则。在《驳马基雅维利》一书中，国王明确声明，均势是欧洲的安宁所系，在必要时诉诸防御性和预防性战争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在给伏尔泰的回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哲人与哲人—王的根本差异实则在于是否拥有军队，前者所谓对人类的爱只不过是缺乏力量的结果，而“你一旦掌握一支军队”，便会立刻向卢梭的这些论敌进军。
战争作为结构性问题
十八世纪被摩根索称为“权势均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讨论均势的文献，欧洲的外交实践也由均势政策所主导。换言之，在该语境下，“均势就是‘欧洲’，而‘欧洲’则代表均势”。按照米歇尔·席安的理解，均势环境下所有国家均应受到制衡，没有国家可以取得压倒性权力，从而保证各国的相对地位、完整和独立。均势策略的主要对手是普世君主国的实际或可能的推崇者。在均势的支持者看来，面对侵略成性的国家，其他国家有积极的道德义务加以反对。因此，战争成为均势政策的重要辅助手段。在上一节所述的欧洲社会或欧洲体系的基础上，地理环境为欧洲各民族型构了“自然边界”，外交实践中反复的谈判博弈使各种势力实现了动态平衡，而日耳曼共同体或神圣罗马帝国因自身位置、体量和宪制成为欧洲格局中最关键的平衡力量。卢梭认为，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欧洲的均势现状。但是，这种安排不会带来和平。在卢梭的力学比喻中，均势使欧洲本就存在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对抗延续下来，甚至制度化，战争反复出现，“生灵饱受涂炭，而主权者也没能获得可见利益”。
▲ 势均力敌
R. 威尔金森 绘，1781年
首先，卢梭认为，部分自发形成的欧洲社会导致的相互依赖不能带来理解和一致，而会激发嫉恨和冲突，相互对抗的激情不是被超越而是被激化。这一主张颇类似于他在“日内瓦手稿”中对所谓“人类普世社会”的讨论。当人仍处于自然状态却已经具备社会性时，人不断增长的需要使其日益依赖同胞，但这种贪婪也会造成他们相互为敌。需要使人们团结，而激情又使其分裂，“当我们愈发成为同类之敌，我们也愈发无法缺少他们的协助”。置身欧洲社会的诸国俨然上述悲惨的先民，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权威的领袖来稳定局势、约束冲突。由此，广泛的联系反倒使体系本身脆弱不堪，境况一旦有变就可能恶化为战争，后果犹如内战般残酷。在相互需要的环境中憧憬幸福的欧洲人沦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联合”（deceptive union）的牺牲品。其二，尽管源于理性的普世正义得到人类承认，但这种正义法则因缺乏“自然强制力”而形同虚设。条约和欧洲公权利/公法这些传统上用来解决国际纷争的人造工具也因欠缺权威而无法发挥效力，每个国家都成为解释条约和法律的主体，力量平衡是否遭到破坏以至违反欧洲公法也交由这些国家自行判断。正义和利益绞缠不清，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因此不可避免，而战场上的胜利者成为条约和法律内容的实际决断者，条约和欧洲公权利/公法蜕变为强者之法。其三，卢梭还指出，政体的名实不符是欧洲权力政治现状不稳定的“更为隐秘但同样真实”的原因。政体的性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其形式往往不会随之变化，法权由此变得含混不明，成为战争的肇因。卢梭将此归结为无法阻挡的败坏。在他列举的种种败坏表征中，保留罗马帝国之名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缺陷格外凸显。例如，帝位虽实际已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却依旧保留着选举程序；各邦国拥有主权性的权力，罗马法、封建法和习惯法并行，帝国的臣民并不受完全相同的法律约束等。十八世纪正是欧洲各国中央集权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但内部权力的碎片化导致主权、中央集权等概念与帝国的宪制结构格格不入。在《概要》中，卢梭便没有遵从莱布尼茨此前的建议，将神圣罗马帝国视为单一的政治单元，而是在未来欧洲议会的主要成员中，既纳入罗马人的皇帝，也有像巴伐利亚选侯、帕拉丁选侯这样的世俗选侯以及教会选侯。
国家理性与机运
面对普世君主国的共同威胁，欧洲各国在均势政策中似乎看到保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希望，但又“无不利己主义地解释之，将它当作本国的一种喘息空间和生长机会”。换言之，均势是国家理性的手段和目的。按照迈内克的说法，国家理性由源自自然王国和目的论范畴的两个因素组成，前者指统治者的权力欲，这种欲望近乎盲目地追求周边的一切，直至遭遇某种障碍方休，而后者指向公共福祉，使人们不再为权力本身去追求权力；国家或公共利益——国家的自保是首要利益——是国家理性的终极价值，维持和扩展权力则是实现上述利益必不可少的手段。传统的王朝国家在当时的欧洲居于主流，把国家看作君主领地的集合的传统观点仍然流行。君主牢固掌握、扩大权力和领地，与国家的自我保存常常不分彼此，这也是“国家理性”这一观念在诞生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便需要君主具有一种对具体情势做出及时反应的实践智慧。▲ 霍布斯《利维坦》作为国家理性学说与现代自然法学说的交汇在《对永久和平计划的评断》中，卢梭把拒绝接受永久和平计划的君主视为放弃生活在“法律帝国”之下，选择直面机运，凭借“国家理性”与外邦人较量。与法国主流思想界将均势理解为维持现状不同，卢梭倾向于一种动态均势理论，各国会在均势格局中遭遇自身绝对权力的消长，但以无法完全颠覆相对权力格局为限。就国家间关系来说，此种动态平衡便是当时欧洲君主需要应对的机运。在现代早期宣扬国家理性的意大利思想家看来，机运拥有操纵人类事务的巨大力量，但其威势也并非不可动摇。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专门讨论了机运对政治事务的影响：机运只能主宰人类的一半行动，人则可以通过顺应时势来支配另一半行动。国家理性就是这种可以驯服机运的变迁、实现自我保存的工具理性。在卢梭看来，君主欠缺的正是这种理性和智慧，毕竟“伟大的君主寥寥无几”。过分的自尊（amour-propre）和激情使他们即使明知自保这一目的，也会惑于实现它的方法，换言之，君主会专注于表面利益，而枉顾真实利益，既抛弃和平计划，又无法在次优的均势环境中维持和扩展权力。具体言之，卢梭将君主的职责划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前者是扩大支配（domination），后者是变得更加独立（absolute）。但在以复数国家形式存在的欧洲社会中，君主由于缺乏智慧而会对这两项职责做出错误解释。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秉持不将征服视为实现力量优势的可靠方法的主张，也不认为单单人口增长就足以增加君主的权力。在他看来，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比例决定国家的“真正体量”。人少地多会带来防御上的困难和土地的浪费，诱使邻国进犯；人多地少则会使国家因生活必需品匮乏而依附邻国，丧失独立和自由，进而产生侵略邻国、恢复人口与土地平衡的想法。
卢梭似乎认为，任何国家都存在一个权力最大值，即使土地和领土的等比例同步增长也会在一定时段后不增加而削弱国家的力量，因为两要素的这种增长同样会引发单纯领土扩张所带来的问题。例如，同一法律无法适用于处在不同气候中的人口，才能、德性鲜为人知等。社会纽带会因此松弛。不过，君主却会为表面利益所惑，将扩大支配径直等同于对外武力征服。结合上文的分析，对外征服在维护和扩大国家或君主的权力方面似乎唯有在因内部善治而人口增加、需要更多土地以免丧失自由的情况下才有一定合理性，而卢梭也并未像当时的自然法学家一样将开战理由作为影响战争合法性的要素。基于此，我们可以暂且将这种特殊类型的征服作为合理甚至合法地维持或扩大权力的手段。按照《社会契约论》中的政府分类学说，相较于其他两种政府形式，君主的意志能够获得最大的统治效力，这是君主制的本性，但其指向的目标往往并非公共利益。如果说人民的爱戴或善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君主带来最大的权力，但善治也意味着君主要遵循一系列的法则。依据《百科全书》中的说法，独立君主不能与专制或独裁君主相混淆，“独立”是指君主拥有主权和自身天生具有的权力，但受到法律的约束。而君主却往往将独立统治等同于随心所欲、不受制约的状态，善治明显与君主追求这种独立统治的初衷背道而驰。不同于圣皮埃尔神甫有关君主会自觉遵循理性原则为民众的幸福服务的主张，卢梭认为，君主的个人利益要求“人民软弱、悲惨，永远无力反抗他们”，换言之，即将他们与人民之间强者与弱者的关系转变为主奴关系。君主更偏爱这种最能给其带来直接利益的选择。基于此，在卢梭眼中，根据绝大多数君主的本性，君主只会作恶而不会为善。可见，君主制下并不会出现上述似乎具有正当性的征服，君主热衷的征服只会削弱国家的权力。君主对自身职责的“双重误读”则会带来相互强化的效果：一方面，对外征服可利用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民众予取予夺，军队成为压制民众反抗的工具；另一方面，专制统治有助于从驯服的民众中汲取军费和兵员。综上可知，绝大多数君主憧憬的只是“广阔的领土和少量可怜驯顺的臣民”，国家权力因此会相对不增反减，从而在欧洲的权力政治中难以为继。简言之，为欧洲带来均势状态的各种因素也是导致其“内战”不断的主要原因，而选择在均势格局中施展国家理性的欧洲各君主国，却囿于绝大多数君主的本性，只能为机运摆布。对持续关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和战后和谈进程的圣皮埃尔神甫来说，欧洲的均势只是一种会受到战争反复折磨的僵局，任何基于此种设想达成的条约都不过是临时的停战协议。与此前鼓吹均势政策而将普世君主国作为头等大敌的思想家不同，圣皮埃尔神甫反对将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标准程序。他主张建立一种“欧洲共和国”或欧洲联邦，将当时最易引发各国冲突的领土争端等提交欧洲议会解决。但他并没有全然无视战争的作用，在和平计划中，战争作为“终极理由”（ultima ratio），是一种对付违法国家的警察手段。在十八世纪，永久和平计划作为均势的替代方案获得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关注，并形成一种独特文体。当时出现的和平方案，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建立国家的上位实体，形成联邦制结构，联邦政府行使警察权，这就是上文提到的以圣皮埃尔神甫的计划为代表的路径；另一种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政治观念构想的和平联盟，康德在世纪末提出的计划体现了这种设想。尽管方案纷呈，但圣皮埃尔神甫的作品依旧从中脱颖而出，影响极大。不过，欧洲的现实政治与其构想的巨大差距导致该计划在实践上无人问津。受杜邦（Dupin）夫人和神甫之侄的委托，卢梭对圣皮埃尔神甫身后留下的大量有关永久和平计划的文献作了整理和浓缩，从而使其更加便于阅读。在计划首版问世48年后，署名“J. J. 卢梭日内瓦公民”的《概要》出版。
▲ 圣皮埃尔神甫（l'abbé de Saint Pierre）
就和平计划而言，卢梭承认自己与神甫的观察视角不同，还针对一些主题在书中提出不同理由。换言之，《概要》只是在“精神上而非词句上部分遵循原作”。更具原创性的《评断》虽作于1756年，但在卢梭去世后方才付梓。早在1715年，莱布尼茨在给神甫的回信中就曾断言，和平计划要获得成功，需要争取大国君主（“另一位亨利四世”）的支持。卢梭则在《评断》中写道，神甫的和平计划致力于复兴当年亨利四世和叙利（Sully）公爵的设想，该计划的成功离不开另一位亨利四世。可见，莱布尼茨和卢梭都注意到圣皮埃尔神甫的计划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的所谓“宏大构想”（Great Design）一脉相承，而计划从理论到现实的关键，是以一位与众不同的君主为轴心。虽然莱布尼茨和卢梭都强调另一位亨利四世的重要性，但两人的着眼点迥异。前者看重亨利四世具有的大国君主的身份及其掌握的巨大权力，卢梭则在波旁王朝开国君主身上发现了其他君主少有的洞察人心、老谋深算的品质。卢梭认为，圣皮埃尔神甫的和平计划的内容饱含深知灼见，却“正是由于其有益而无法得到实施”。因为如上文所述，计划的潜在执行者——各位君主——绝大多数缺乏智慧，会受到各种激情的蛊惑，无法遵循真正的自我利益而选择和平计划这一相对最优解。按照赫希曼的说法，“利益”在近代西欧开始流行之时，其含义涉及“人类所向往的全部事情”，也包含为追求这些事情所作的思考和计算。此后利益的内涵开始收窄，逐步仅指“对物质和经济好处的追求”。不过，卢梭没有接受这一含义变迁，而依旧沿用早期更为广义的理解，即利益还含括“我们的灵魂和绝对的善”，从而与宗教和道德相关。在《概要》中，卢梭以人之所是而非人之应是来理解君主的可能作为，真实之人最为偏爱自身利益。即使如此，在他看来，仅仅将人视为自利者仍无法反映君主的实际情况，毕竟自我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理性与勇气，而这两者——尤其前者——正是绝大多数君主所欠缺的。就永久和平计划的前景来说，其成功需要参与者在其中发现一种共同利益。卢梭区分两种共同利益，即“参与型共同利益”和“并行型共同利益”。前者是将人与人之间因共同生活而分享的体验转化为个体满足的共同源泉，因而可以作为爱国主义的基础。后者则是指个体的特殊利益碰巧相合，以至于可以相互配合获取某物来使大家得到满足，其中并没有分享的经验，而是一种并行的体验。永久和平计划的成真离不开相关君主从中发现一种并行型共同利益，因为唯有相互处在自然状态中的君主在计划带来的“共同善中发现有利自身的最大之善”，计划才有希望。此外，卢梭认为，利益和激情之间有复杂的联系。他将激情区分为自然激情和人为激情。前者是原初自然人天生的激情；后者是自尊这种经过推理和反思才能具有的后天激情。利益和人为激情是自然激情的天敌，前者在社会中的发展导致自然激情的日益稀少和衰弱。自我利益是人类行动的唯一动力，而个人意志是行动的前提，以激情为主导，理性则负责调和人的诸多激情。一旦“实践理性”为激情作出恰当的内在限定，人就能够准确衡量当下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牺牲即刻较小的利益，以便追求未来更大的利益。
维伦纽夫 绘，1792年
在均势格局中，永久和平达成之前的各位欧洲君主需要利用国家理性来筹划国内外政策，因此必须准确理解自身利益。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维护和扩大国家权力的智慧却非绝大多数君主之所长，错误的激情总会让他们无视真实利益。对圣皮埃尔神甫来说，君主制之所以更有价值，是因为相较于共和国能带来更大程度的意志统一，即更稳定的秩序。神甫“将为善的专制主义与理性之光结合起来”，君主需要接受启蒙，而按照理性原则行事的开明君主可以不受限制。但他似乎对这种安排仍不放心，毕竟那种如神明般的君主并不常见。最理想的政体应类似于一部“政治机器”，政府交由一些专家操持，君主的意志仅仅“赋予这台本质上自我管理的官僚机器以动能”。在卢梭看来，神甫的设想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原因在于那些专家大臣们的自我利益往往与人民、甚至君主本人的利益相互冲突，他们会鼓吹战争以便凸显自身的必要性，宁肯国家沦亡，也不愿丧失地位。可见，专家智慧并不能弥补君主欠缺的政治智慧，专家治国无法拯救时弊。综上所述，开明君主以及专家政治是圣皮埃尔神甫计划成功的关键所在。卢梭通过对利益、激情与理性关系的细致研究，表明君主难堪大任，国家理性原则与这些人的本性相悖，因而永久和平计划只能是镜花水月。如托尔比约恩·克努成所说，启蒙运动引发政治理论的一次转向，即从偏重单一国家到关注国家体系，这其中暗含“对一种自然和谐原则的普遍接受”。基于此，普世君主国、均势和永久和平计划这三种有关欧洲政治格局的不同设想，既可以看作将国家体系作为前提，或予以克服，或坦然接受，也可以视为不断趋近和谐理想。然而，在卢梭看来，自发形成的欧洲社会并没有真正呈现出向和谐递进的趋势，普世君主国的实现需要以征服战争为手段，均势的维持离不开战争作为调节工具，永久和平计划因君主或大臣热衷战争而终会落空，战争与和平依旧是欧洲的棘手问题。卢梭重视历史演进对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因而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无法全凭己意掌控历史的方向。如果非要说卢梭相信政治历史的演进会有终点，那么吊诡的是，终点似乎并非和平与自由，而可能是一种由全球征服所带来的普世君主国。任鑫，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哲学、政治哲学、法律思想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