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

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4年第1期（总第2期），注释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刊。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奥古斯都去世后，元首的继任者成为罗马政治走向的关键。在描述提比略继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史家威珥勒尤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对提比略采取了一种颂扬的态度 但是他的《罗马史》（Historia Romana）却因简洁的叙述和浮夸的言辞而广受质疑。与之相对，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6年—约公元120年）对提比略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他的《编年纪事》以丰富的间接推测和多样的修辞技巧而著称。赞美固然有逢迎之嫌，但批判的态度亦并不能保证史书的可靠性。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爵士强调：

在哈德良凭借“父亲的权威”和“军事上的一致同意”继位前，塔西佗已亲眼目睹了不同统治者的上位；他深知已拥有统治权威的皇帝在申辩自己德不配位或谦逊地渴望合法性时会如何措辞。故而《编年纪事》第一卷开篇描述的政治行为——忠诚臣民的欺骗性声明、国家仪式、公开声明和秘密冲突——似乎暗示或预示着哈德良的继位。

另一位英国史家弗朗西斯·古德伊尔指出：

塔西佗在刻画提比略的人物形象时有意突出提比略继位和尼禄（Nero）继位之间所谓的相似性，从而暗示提比略的继位是可疑的、声名狼藉的，甚至是涉及犯罪的。

但在古德伊尔看来，塔西佗影射哈德良登基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隐晦的当代影射”仅仅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臆造事物而存在。

可见，虽然塞姆和古德伊尔对塔西佗的撰述动机的看法存在分歧，但他们均认为，塔西佗的史学是一种具有文学地位的叙事形式，因此“属于叙事学的范畴”。

叙事学植根于结构主义，受个人好恶的影响；史书作者可以以一种独创的方式自由安排事件、时间、空间、叙述、视角和人物的叙事模式，修辞、个人评论、个人风格和精心挑选的词汇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事件和人物刻画的独特版本。

因此，笔者意在运用这套分析和描述工具来重新阐述塔西佗关于提比略继位的史书写作，进而通过考察塔西佗的史学承袭来探究作者真实的写作意图。

▲ 塔西佗（Tacitus，约56―约120年）

一

塔西佗说：

在奥古斯都的宫闱之内，奥古斯都逝世与提比略接管权力这两个消息被同时公布。新统治者的第一个举措是屠杀小阿格里帕……但是当百夫长向提比略作例行的军事报告，说他的命令业已执行时，提比略否认他曾下过此命令，并要求百夫长必须向元老院说明理由。（《编年纪事》1.5.4-1.6.3）

可见，虽然奥古斯都在公元4年就已收养提比略为他的继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古斯都死后提比略可以顺承皇位，因为奥古斯都有多位继子。更重要的是，提比略对百夫长的回应表明，此时元老院可能恢复昔日的领导地位。但是，塔西佗在后文不无痛心地写道：

但是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已沦为奴才。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虚伪，越急不可耐地想当奴才；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能为统治者的去世表示欣慰，又不能为新的开始表示不当的忧郁，泪水夹杂着幸福，抱怨夹杂着谄媚。（《编年纪事》1.7.1）

当这一时代的整体氛围在塔西佗独具匠心的表达方式中被唤起后，他说：

执政官塞克斯图斯·彭佩乌斯（Sex. Pompeius）和塞克斯图斯·阿普列乌斯（Sex. Appuleius）首先向提比略·凯撒宣誓效忠；然后是他们当中的禁卫军长官塞乌斯·斯特拉波（Seius Strabo）和粮务长官盖乌斯·图尔拉尼乌斯（G. Tur­ranius）；再后是元老、士兵和人民。（《编年纪事》1.7.2）

这是公元前32年整个意大利和各省向奥古斯都宣誓效忠的发展，与之相比，塔西佗突出了禁卫军长官和粮务长官的重要地位，并且有意将士兵嵌入到传统的惯用术语senatus populusque ［元老院和人民］之中。然而，如此重要的宣誓未见于威珥勒尤斯和苏厄托尼乌斯（Suetonius）的记载令人惊讶，而卡斯西乌斯·迪翁也仅仅提及提比略曾获得意大利士兵的宣誓效忠（《罗马史》57.3.2）。塔西佗随后说：

提比略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执政官先提出来，仿佛过去的共和国依然存在而他本人还不能肯定是否当掌握大权似的。即使他发布敕令召集元老参加库利亚大会，也只是行使他在奥古斯都时期取得的护民官的权力。（《编年纪事》1.7.3）

▲  提比略（Tiberius Iulius Caesar Augustus，前42―37年）

一方面，执政官的权限仍然存在，元首空缺期间他们有权管理政府。另一方面，无论预期继任者的职位是什么，正式的选择权在元老院，批准权在库利亚大会，权力在每一次继任中都会重新确定。故而提比略的行为表明他渴望按部就班地继任元首，但塔西佗接下来的措辞则耐人寻味：

提比略的敕令内容十分简洁，措辞也非常谦逊（verba e­dic­ti fuere pauca et sensu permodesto）：“他将要询问关于他父亲的荣誉，而他又不能不守在他父亲的遗体旁边，这是他唯一敢于履行的公共职责。”然而（sed），奥古斯都一去世，提比略就像统帅那样向禁卫军发号施令。他拥有哨兵、卫士以及其他宫廷标属（cetera aulae），士兵们跟随他去广场和库里亚。他写信给军队，仿佛他已成为元首。除了在元老院发言外，他不会表现出丝毫犹豫。（《编年纪事》1.7.4-5）

文中强有力的对抗性开场白（verba edicti ... sed）显示了民事和军事事务之间的对比。在民事方面，简洁而谦逊的措辞表明，提比略不急于冒犯元老院，因为他期待元老院最后的批准。与此同时，在军事方面，塔西佗似乎意在暗示提比略过度僭越权力。但他的表述不免令人困惑，因为提比略是唯一拥有maius imperium proconsulare［最高统帅权］的人，故而他有权向禁卫军和军队发布命令，以便维护当下罗马局势的稳定和帝国的和平。

此外，塔西佗强调，只有当他在元老院发言时，他才表现出犹豫不决。对此，塔西佗首先解释道：

首要原因是担心日耳曼尼库斯（他拥有许多罗马军团和难以计数的辅助军队以及在人民心中的巨大声望）更乐于掌控权力而非听候安排。（《编年纪事》1.7.6）

日耳曼军团对日耳曼尼库斯的拥护和他在人民心中的巨大声望毋庸置疑，但正如考斯特曼指出的那样，日耳曼尼库斯在这里作为提比略可能的对手出现非常唐突。因为塔西佗此前仅提及奥古斯都让日耳曼尼库斯统领莱茵河地区的八个军团，并命令提比略过继他为继子，并未对二者的关系作更多的交代（塔西佗《编年纪事》1.3.5）。

塔西佗随后解释说：

他还想向舆论表明，他应该被视为受到国家的召唤和选择，而非通过妻子的阴谋和老人的收养（per uxorium ambitum et senili adoptione）窃据权力。（《编年纪事》1.7.7）

这里的per uxorium ambitum et senili adoptione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短语：奥古斯都在收养提比略时只有65岁，而且在随后十余年中，提比略一直以奥古斯都的继子和未来的继承人的身份示人，故而塔西佗显然有所夸大。更何况，虽然过继是元首指导继承人的主要方式，但事实上直到涅尔瓦（Nerva）过继图拉真时，这种方式才真正发挥其继承作用。

最后塔西佗解释道：

后来才发现，他之所以犹豫是为了洞察贵族的态度：他把他们的言论（verba）和表情（vultus）记在心里，并将其曲解为指控（crimen）。（《编年纪事》1.7.7）

在塔西佗的用语里，crimen通常指法庭术语“指控”，此外，文中verba［言论］和vultus［表情］是复数形式，crimen［指控］是单数形式。可见，这种指控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复杂性，而是被归类为质疑他当皇帝的权利和资格，这也更符合塔西佗对提比略性格的总体描述。正如马修·菲茨西蒙斯论述的那样，如果元首缺乏十足的合法性或者感到不安全，那么他将担心元老院中出现他的竞争对手，卡里古拉（Caligula）、尼禄和多米提安（Domitian）针对元老院的政治运动均由此产生。

在《编年纪事》第一卷第8章开头，塔西佗强调：

在元老院的第一次会议上，提比略只允许讨论奥古斯都葬仪的问题，他的遗嘱由维斯塔贞女带来。（《编年纪事》1.8.1）

关于遗嘱的内容，塔西佗说：

遗嘱指定提比略和利维阿（Livia）为继承人，利维阿被过继为尤利乌斯家族的一员，并被加上奥古斯塔的尊号。奥古斯都确定了他的孙子和重孙子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一些显要贵族为第三顺位继承人——其中大多数是他愤恨的对象，但这是为了后世的炫耀和荣耀。奥古斯都的遗产并没有超出普通公民的遗产限额，如果不把他的赠赐算在内的话。赠赐分配如下：给人民和平民4350万色斯忒尔提乌斯，禁卫军士兵每人1000色斯忒尔提乌斯，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和步兵队每人捐300色斯忒尔提乌斯。（《编年纪事》1.8.1-2）

除此之外，奥古斯都的遗嘱也出现在苏厄托尼乌斯的作品中，并且苏厄托尼乌斯所述的大量细节可能是从元老院保存的奥古斯都遗嘱抄本中提取的。首先，就第一顺位继承人而言，苏厄托尼乌斯指出：

奥古斯都指定提比略为首要继承人，获得三分之二的遗产，利维阿为三分之一；他还要求他们获得他的尊号。（《奥古斯都传》101.2）

▲ 提比略和利维阿像

提比略凭靠奥古斯都的遗嘱成为他的继承人并获得他的尊号，这无疑给元老院带来巨大压力，元老院很难越过奥古斯都的首要继承人而任命另一个人为新的元首。此外，利维阿过继为尤利乌斯家族的一员，使提比略的尤利乌斯谱系加倍，从而强化了他作为奥古斯都继承人的主张。奥古斯都遗嘱的一大新奇之处是，指定利维阿为他的继承人，虽然根据沃科尼乌斯法（lex Voconia），她有权作为受遗赠人获得最多一半的遗产，因为立遗嘱人的财富超过10万色斯忒尔提乌斯，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可以被指定为继承人。然而，奥古斯都在执政早期为利维阿争取到了豁免权，让她成为独一无二的女性继承人并授予巨大的荣誉，这是对她在皇室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可。尽管利维阿没有凭借她的新名字在罗马获得任何宪制地位（constitutional position），但它赋予她无与伦比的个人声望，并为一位公共生活中的母亲创造了一个获得元老院认可的尊崇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她的儿子在元首竞选中的地位。但塔西佗显然有意忽视提比略和利维阿在继承权上的差异，从而凸显了利维阿的地位。

其次，就第二顺位继承人而言，苏厄托尼乌斯指出：

奥古斯都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是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Drusus），得三分之一遗产，其余由日耳曼尼库斯及其三个儿子继承。（《奥古斯都传》101.2）

奥古斯都似乎意在通过遗嘱让皇室成员团结在提比略周围，但与苏厄托尼乌斯相比，塔西佗笼统地将他们归纳为孙子和重孙，他的这一做法似乎是为了凸显提比略和利维阿在奥古斯都家族的地位。

复次，就第三顺位继承人而言，苏厄托尼乌斯指出：“在他的第三顺位继承人中，他提到了许多亲戚和朋友。”（《奥古斯都传》101.2）奥古斯都似乎意在通过遗嘱将他的亲友和追随者捆绑到提比略和皇室身边。但与苏厄托尼乌斯不同，塔西佗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先是通过primores civitatis［首要的公民］一词对他们进行了空洞的恭维，而后在几乎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奥古斯都进行了恶意的诋毁，以此来凸显奥古斯都与显贵之间的矛盾。

最后，就奥古斯都的赠予而言，苏厄托尼乌斯说：

奥古斯都留给罗马人民4000万色斯忒尔提乌斯；给部落350万色斯忒尔提乌斯；给禁卫军士兵每人1000色斯忒尔提乌斯，给驻守罗马的步兵队每人500色斯忒尔提乌斯，给军团士兵每人300色斯忒尔提乌斯。（《奥古斯都传》101.2）

尽管在捐赠的受惠人群方面，苏厄托尼乌斯和塔西佗的陈列存在些许差异，但捐赠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元老院几乎不得不让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也成为国家的继任者，因为他留给士兵和平民的遗产数额如此巨大，以至于除非提比略成为元首，否则没有人愿意支付这些赠予。

综上所见，提比略通过奥古斯都的政治遗嘱巩固了他作为奥古斯都继任者的地位，进而加强了他的统治权威。有关葬仪问题的讨论随即展开，在此期间美斯撒拉·瓦勒瑞乌斯（Messala Valerius）补充说，效忠提比略的誓言应该每年重申一次，但塔西佗却将提比略与美斯撒拉进行的辩论描绘为一场滑稽剧，借此揭露此时元老院的卑躬屈膝和荒谬可笑。塔西佗又写道：

元老们强烈要求把奥古斯都的遗体扛到他们肩膀上去出殡；但凯撒（即提比略）以傲慢但又温和的言辞（adroganti moderatione）免除了（remisit）他们这项服务，并且发布敕令告诫人民，鉴于他们曾因过度的热忱而扰乱了神圣的尤利乌斯的葬礼，他们不应请求在罗马广场上火葬奥古斯都，而是应在奥古斯都生前指定的葬地玛尔斯广场。（《编年纪事》1.8.5）

▲ 玛尔斯广场及其周边建筑模型

文中adroganti moderatione是一种矛盾修饰法。moderatio ［温和］是提比略的行为准则，这一点塔西佗无法掩盖。但正如亨利·傅尔诺所言，他的傲慢主要体现在动词remittere ［免除］上，这意味着他有权指挥（command）这项服务，并且这项服务因此被免除。然而，经过后来的思考，提比略似乎改变了主意，并同意了这个请求。为什么塔西佗没有提及此事？首先，这与本节不相关，因为塔西佗没有讲述奥古斯都葬礼的细节。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塔西佗似乎意在表明，新的统治者在这一场合的第一反应给元老院留下了不可逆转的糟糕印象，并且为他的整个统治奠定了基调。

除此之外，塔西佗指出罗马城持续的骚乱和潜在的内乱：这种动荡在共和国晚期盛行，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家族统治之后也未能终止。而且，塔西佗通过不具名的旁观者之口，将凯撒之死（当凯撒真正需要保护的时候，警卫却根本不存在）与奥古斯都的葬仪（奥古斯都已经死了，士兵们根本不能充当真正的警卫）进行对比，构成讽刺的高潮。奥古斯都葬仪结束后，所有的祈求都转向提比略，至此，提比略无可争议地成为罗马的新任元首。

二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断言，塔西佗刻画的提比略形象是传神的、戏剧性的甚至是阴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家名誉扫地，相反，正如安东尼·伍德曼所言，塔西佗在叙事风格、文字技巧等方面继承了修昔底德和撒路斯提乌斯的撰史传统。

修昔底德从希腊世界的衰落迹象开始叙述，他说：

当雅典人和伯罗奔半岛人打破了在征服优卑亚（Εὐβοίας）之后所签订的三十年休战和约时，战争就开始了。至于和约遭到破坏的原因，我首先要阐述他们的不满和争议，这样就无需再问希腊人之间爆发如此大的战争从何而来。真正原因（ἀληθεστάτην πρόφασιν）——但在讨论中最讳莫如深——我相信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和拉刻代蒙人被唤起的恐惧迫使他们走向战争（《伯罗奔半岛战争志》1.23.4-6）。

文中的短语ἀληθεστάτην πρόφασιν意为“根本原因”，而不是“当时公开给出的理由”。阐明深刻的和流于表面的原因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是修昔底德对后世历史写作的最大贡献之一。因此，塔西佗在《编年纪事》当中的诠释（尤其1.7.6-7），可以说是对修昔底德的撰史传统的承袭。

伯罗奔半岛战争爆发后，雅典政客们开始利用法庭来根除或恐吓他们的政敌。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迹象是公元前430/429年对伯利克勒斯的审判。在他死后，那些以提起诉讼为职业的阿谀奉承者开始掌权并说服雅典人将权力扩展到海外。这些新策略的主要实践者是克里昂（Κλέων），在描述有关密提林人（Μυτιληναίους）的处置问题时，修昔底德意识到克里昂对待辩论的态度，就像他是法庭上的公诉人，而不是公民大会中的演讲人。为此他转述道：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他们必须以符合其罪行的方式受到惩罚。并且不要把罪责仅仅归咎于寡头，而宣告人民无罪。在袭击我们的问题上，他们思想统一，尽管他们（人民）本可以转向我们这边，现在又回到他们的城市：相反，他们认为分担寡头的风险更安全，于是他们加入了起义。（《伯罗奔半岛战争志》3.39.6）

此后在描述安菲波利斯（Ἀμφιπόλις）的失利时，修昔底德指出：

后来雅典人在安菲波利斯遭受了进一步的失败，克里昂和布拉西达斯（Βρασίδας）皆已战死，他们分别是双方最反对议和的人——布拉西达斯是因为战争给予他成功和声誉，而克里昂是因为他知道在和平时期，他的恶意将被更加公开地揭露，而他对他人的诽谤将不再那么可信。（《伯罗奔半岛战争志》5.16.1）

▲ 修昔底德像

也许修昔底德将流亡的怨恨施加到对克里昂的描述上（他可能对修昔底德的流亡负有责任），但我们不能据此说他引入了不相关的先入之见。因为从阿里斯托芬的《骑士》中我们也能获悉，克里昂利用诉讼来恐吓他的政敌，并在民众中赢得影响。事实上，修昔底德意在借此表达他对雅典发展命运的现实关切。作为雅典滥诉现象的亲历者和受害人，他深知以法庭为政争舞台会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故而将其视为雅典衰落的症结所在，并旨在警示世人如果不加以遏制，雅典终将亡于滥诉。

《伯罗奔半岛战争志》面世三百多年后，撒路斯提乌斯开始创作他的《卡提利纳阴谋》。时值罗马内战时期，庞培、凯撒和西塞罗先后被杀，并且这种杀戮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至于撒路斯提乌斯本人，他在公元前50年被驱逐出元老院（可能是因为捏造的指控）；尽管他此后再次被启用，并历任军团长和新阿非利加省总督，但他随后被指控犯有敲诈勒索罪，被迫结束政治生涯。由此，他对这个抛弃他的社会不再抱有幻想，而选择追随修昔底德的脚步，以罗马的衰落作为他的主题。

在序言的第10节至第13节中，撒路斯提乌斯追溯了公元前146年迦太基陷落后罗马的衰落，并将其归于道德的沦丧。为此，他说：

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得人们分辨敌友不是按照他们的功业，而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有利，使得人们待人接物只是摆出一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怀有真心诚意。（《卡提利纳阴谋》10.5-6）

而后撒路斯提乌斯以苏拉为例论述道：

路奇乌斯·苏拉通过武力夺取国家的控制权，从而使一切从好的开端走到尽头后，所有人都开始抢劫掠夺。有些人觊觎房屋，另一些人觊觎土地；胜利者既没有表现出节制，也没有表现出克制（neque modum neque mocestam victores ha­bere），而是可耻地、残酷地残害他们的同胞。（《卡提利纳阴谋》11.4）

▲ 苏拉像

撒路斯提乌斯使用头韵（alliteration）将行为上的节制和道德上的克制搭配使用（neque modum neque modestiam），由此引出撒路斯提乌斯的道德主题：罗马人因失去道德上的克制而引发行为上的贪婪与残暴。最终，撒路斯提乌斯选择卡提利纳阴谋作为其主题，他在序言的第14节开头说：

在一座如此巨大又如此腐败堕落的城市里，卡提利纳发现自己很容易被大批的罪犯和形形色色的败类环绕，就像被警卫环绕一样。（《卡提利纳阴谋》14.1）

显然，在作者看来，卡提利纳阴谋不过是迦太基陷落后罗马道德沦丧的典型产物，正如后来的读者、史家格剌尼乌斯·利奇尼阿努斯（Granius Licinianus）所言，“他攻击自己的时代并谴责他们的恶行”（格剌尼乌斯·利奇尼阿努斯《编年纪事》36）。

综上所述，塔西佗在写作风格和修辞色彩上对修昔底德和撒路斯提乌斯的借鉴已足够明显，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仅限于用词层面，更在于试图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根本原因，从而传达了这样一个“感想”：如果当权者的军事和滥诉手段不能得到遏制，国家终将走向衰亡。

三

通过分析比对，我们可以发现，修昔底德和撒路斯提乌斯均将主要人物视为体现恶的典型，进而对现实采取一种批判态度。至于塔西佗在《编年纪事》当中的诠释在多大程度上从“历史本身”延伸到他自身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他新近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即哈德良继位），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对塔西佗的声明作出回应。塔西佗曾声称，自己有意在晚年撰写这段历史，即涅尔瓦担任元首和图拉真君临天下后思想、言论重获自由的幸福时代。虽然在后者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就不大能听到“自由”这个字眼了，并且塔西佗也最终放弃这种冒险转而去处理《编年纪事》中那些阴深可怕的主题（1.1）。

但不可否认，塔西佗关注的是他新近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史学绝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以“科学”“客观性”和“解释”等概念为前提的特定意识形态承诺。塔西佗声称：

我有志于传递一些关于奥古斯都和他当政后的一些事情，然后是提比略的统治和其他人的统治，没有愤怒和偏爱，我有太多的理由远离这些（塔西佗《编年纪事》1.1.3）。

即便如此，塔西陀也避免不了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写作。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哈德良的继位（公元117—118年）时，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位新皇帝，大量铸造新币是其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当然这里无法展开全面讨论）。其中一枚公元117—118年在罗马发行的奥里斯币（aureus），正面的铭文为“致神圣的图拉真，帕提亚人的征服者，皇帝（奥古斯都）的父亲（divo traiano parth avg patri.）”，反面的铭文为“普洛提纳·奥古斯塔（plotinae avg.）”。显然，这枚奥里斯币所提供的信息是积极的，因为哈德良对神化的图拉真和在世的普洛提纳给予了崇高的敬意。然而，古代资料表明，哈德良的过继问题似乎是一件解释不清的事情。

▲ 哈德良所铸奥里斯币

公元117年，图拉真皇帝在帝国东部征战期间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是年夏天，皇帝的随行人员将战局交给能力出众的哈德良后，启程返回罗马。船只驶入塞利努斯港（harbour of Selinus）后不久，皇帝的病情突然恶化，当图拉真皇帝在他的妻子普洛提纳的照料下奄奄一息时，他本可以合法地过继哈德良为继承人——以临终遗愿的方式在见证人面前表达出来。但《罗马皇帝传》中提到了一个传闻，即“直到图拉真死后，哈德良才被宣布收养，而且只是通过普洛提纳的诡计；因为她偷偷带进来一个冒充皇帝且声音微弱的人”（《哈德良传》4.10）。卡斯西乌斯·迪翁则强调：

无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哈德良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图拉真生前无子、近卫军长官阿特提阿努斯（At­tianus）和普洛提纳皇后的帮助以及军队的支持。（《罗马史》69.1.2）

为此卡斯西乌斯·迪翁转述了他的父亲、时任西里西亚总督阿璞若尼阿努斯（Apronianus）的言论：

阿璞若尼阿努斯发现图拉真的死讯已经被隐瞒多日以便哈德良被过继的讯息能够优先公布。（《罗马史》69.1.3）

▲ 图拉真像

卡斯西乌斯·迪翁还指出：

图拉真给元老院的宣布收养的信件是由普洛提纳签署的，尽管她以前没有代表图拉真履行过这样的职能。（《罗马史》69.1.4）

由此可见，哈德良的继位似乎解释了，塔西佗为什么在《编年纪事》第一卷第7章的共同宣誓名单中嵌入禁卫军长官和士兵。正如塞姆所言，塔西佗关于提比略被收养的解释缺乏根据，唯一的解释是，他在此影射哈德良和普洛提纳·奥古斯塔的传闻。

同《编年纪事》中的提比略一样，哈德良在面对元老院之前同样有许多事情需要掩盖或解释。《罗马皇帝传》记载：

哈德良统治之初表现出仁慈的意愿，但是他的财政官在未收到哈德良的指令的情况下将试图离岛的克拉苏杀害，理由是克拉苏正在策划一场叛乱。他给予士兵们双倍的犒赏，以确保他的统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路西乌斯·奎厄图斯（Lusius Quietus）曾涉嫌图谋皇位，他剥夺了他（路西乌斯·奎厄图斯）对在他手下服役的摩尔部落民的指挥权，然后免除他的军职。随后哈德良指令马尔西乌斯·图尔波（Marcius Turbo）在镇压犹太人之后，再赴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去平息那里的叛乱。采取这些措施后，哈德良离开安条克（Antioch）去看由阿特提阿努斯、普洛提纳和玛提迪阿（Matidia）护送的图拉真遗体。他正式接待了他们，并用船将他们送到罗马，然后立即返回安条克；随后，哈德良任命卡提利乌斯·塞维鲁（Catilius Severus）为叙利亚总督，并经由伊利里库姆（Illyricum）前往罗马。他向元老院寄送了一封措辞谨慎的信，请求授予图拉真神圣的荣誉。而且在这封致元老院的信中，他表达了歉意，因为他没有给元老院留下决定他即位的权利，并解释说军队仓促地称他为皇帝，是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不能没有皇帝。（《哈德良传》5.5-6.2）

可见，哈德良在军事方面的举措显示了他对权力的过度僭越，但在民事方面，他简洁而谦逊的措辞表明，提比略不急于冒犯元老院，因为他期待元老院最后的批准态度。

此后《罗马皇帝传》记载：

尼格瑞努斯（Nigrinus）和路西乌斯（Lusius）以及其他一些帮凶密谋在献祭时谋杀哈德良，尽管哈德良已经将他（尼格瑞努斯）指定为继承人；但哈德良成功地躲过此劫。因为这个缘故，帕珥玛（Palma）死在塔尔剌奇纳（Tarracina），凯尔苏斯（Celsus）死在巴亚（Baiae），尼格瑞努斯死在法温提亚（Faventia），卢西乌斯则死在归家的旅途。这一切都是元老院的命令，但与哈德良的意愿相反，正如他在其自传中所说的那样。（《哈德良传》7.1-2）

此外卡斯西乌斯·迪翁指出：

哈德良在统治初期杀害了帕珥玛和凯尔苏斯、尼格瑞努斯和路西乌斯，前两人是因为他们在狩猎期间密谋反对他，而其他人则是因为其他一些抱怨，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享受财富和名望。（《罗马史》69.2.5）

显然，由于担心元老院中出现他的竞争对手，哈德良针对元老院的政治运动由此产生。但处死四位执政官级别的元老严重削弱了新皇帝与整个上层阶级的关系。

为了抑制针对自己的谣言，哈德良个人出资给人民双倍的赏赐，虽然在他身处罗马之外的时候，已经向每个公民发放了三枚金币。在元老院，哈德良也为此前发生的事情洗清了罪责，并承诺在元老院表决之前绝不对元老施加惩罚。他设立了一个常设的皇室职位（即邮驿长官），以减轻地方官员的这种（经济）负担。

此外，哈德良还利用各种手段来获得赞誉。他免除了罗马和意大利的皇室债务人的巨额欠款，在诸行省，他也免除了大量的逾期欠款；他下令在神化的图拉真广场上焚烧欠条，以增强人们的普遍安全感。他下令，被判刑者的财产不应归王室私用金，并且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将全部款项存入国库。哈德良为图拉真拨款资助的孩子们追加额外专款。他补加了那些并非因自身过错而陷入贫困的元老的财产，使他们的补助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与他们的子女数量相称，这样就足以维持元老的职业生涯；事实上，哈德良向为数众多的人按时支付生计款。他不仅向他的朋友们而且向许多其他人赠予了足以让男性担任公职的资金，并通过捐款帮助许多女性维持生计。（《哈德良传》7.3-11）

▲ 哈德良像

综上所述，由于哈德良的继位缺乏十足的合法性，他在继位之初通过军事和滥诉的手段，将那些可能威胁到他的人置于险境，并通过频繁的赏赐及免除债务的举措来拉拢人心。塔西佗可能将自己对哈德良的偏见施加到提比略身上，从而促使他对提比略的值得称赞的行为深表怀疑。为了充分探索这种可能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审视《编年纪事》的定年问题。塞姆推测塔西佗可能在公元115年（最晚不过117年）开始创作，并且这种创作极有可能持续到公元123年。但更普遍的观点是，《编年纪事》几乎全部在图拉真时期写成，因此，塔西佗影射哈德良继位的可能非常小。

然而，正如史蒂文·拉特里奇（Steven Rutledge）所言，那些对塞姆的论点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并未讨论塔西佗的同时代人对《编年纪事》的潜在反应，这为我们留下了讨论的空间。如果我们接受塞姆的论点，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哈德良的上述举措似乎影响了塔西佗对与提比略继位相关的材料的处理：一旦他确信“真正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他不会直接歪曲事实，而会通过选择单词或短语、细节的囊括或排除、影射和间接评论以及许多其他方式，将他的解释与事实相叠加。

▲ 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中译版

即使我们承认《编年纪事》的前几卷是在图拉真死前而非死后写成的，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罗马人（主要涉及元老和骑士阶层的男性精英）正面临着元首继承危机。塔西佗在《编年纪事》第一卷第1-10章中所叙述的事件（包括元首继承人问题），通常被解读为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前奏和范例。在更深、更微妙的层面上，塔西佗的文本可能已经让他的读者倾向于承认过去和现在的相似之处，以便为他们自己的时代或特定事件赋予意义。因此，如果我们把塔西佗的《编年纪事》作为历史的信息来源，那么，区分“事实”和“感想”至关重要。因为，与许多前辈史家一样，塔西佗坚信史书具有道德和示范作用，故而将提比略视为体现恶的典型，而非纯粹的个体，以警示他的同时代人，世袭君主制很危险，因为当罗马新君德不配位或缺乏继位的合法性时，任何人都有可能死于暴君的屠刀之下。

在描述提比略继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塔西佗并未以写实的方式呈现事件和形势，而是选择效仿修昔底德和撒路斯提乌斯，对自己的主要人物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究其缘由，也许是受到自身参政经历的影响，塔西佗将自己对德不配位的元首的偏见施加到提比略身上，从而促使他对提比略的值得称赞的行为深表怀疑。既然如此，相较于威珥勒尤斯，为什么塔西佗的史撰更受学者青睐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尼采的历史哲学中找到答案。他观察到，“在其他学科中，推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包含规律”。但是他指出，如果史家的推论要成为规律，那么“史家的工作将不复存在；因为在去除了晦涩难懂的部分之后，其中包含的真理残余只不过是最普遍的知识。哪怕是最肤浅的阅历也能讲授它”。相反，他总结道，史书的真正价值在于：

在一个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主题上创造出巧妙的变化，将流行旋律提升为一个普遍的象征，并展示存在其中的一个深度、力量和美的世界。

作者简介

马健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

延伸阅读

▲ 点击封面 订购期刊

● 新刊首发｜刘靖凡：恩尼乌斯《编年纪》中的“寰宇”和“帝国”

● 古典•学人｜叶然：罗马帝国里的君子之争

● 新刊｜顾枝鹰：阅读西塞罗与西塞罗对荷马的阅读

● 杨志城 | 重估李维

● 超越罗马：普遍历史与外方人

● 古罗马的地球

● “经典与解释”丛编·商务 | 《罗马共和纪事》（张培均 译注）

● 公告｜《古典学研究》正式启用网上投稿系统

编辑｜谢思思

关注我们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