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选择“会饮”（symposium）作为探讨爱欲问题的戏剧场合是再合适不过的。正如韩特（Richard Hunter）所言，在古希腊，“会饮是某种‘另类社会’，有其自身的规则和仪式，它们既反映又常常颠倒了正常社会的习俗——在就座的空间之内，男人们相互交谈，在狄奥尼索斯及其美酒的影响下，更加自由的氛围让许多原本由公众目光施加的习俗性限制都松弛了，人们得以享受宴会的放纵”；另一方面，“会饮又是传承共同文化和理智遗产的中心场所，也就是说，在最广泛的社会政治意义上，它是男性接受教育的场所”。[1]放纵的饮酒享乐和严肃的道德、政治、理智教育被结合在会饮的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会饮在古希腊社会（尤其是雅典社会）中的位置与男童恋是相似的，二者都处在自然与习俗、人性与政治的边界上。[2]

▲ 柏拉图的《会饮》

《会饮篇》讲述的那场会饮发生在悲剧诗人阿伽通（Agathon）[3]的家中。这篇对话的戏剧情节始于多年之后一些雅典人对于当年那场会饮的回忆和讨论。一个名叫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4]的人告诉一些不知名的听众，他很熟悉那场会饮的前后经过，能够“不无准备地讲述你们询问的事件”（172a1-2）。柏拉图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场会饮极为重要，它包含一些不知情者不断“询问”、知情者悉心“准备”的信息，也就是六篇关于爱欲的讲辞和一篇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5]对于苏格拉底的赞美。

阿波罗多罗斯说，他的熟人格劳孔（Glaucon）[6]前天也向他询问过那场会饮上面发生的事，而此前，格劳孔已经听一个叫福尼克斯（Phoenix）[7]的人讲过一遍了，但是此人讲得很不清楚，于是格劳孔就找到阿波罗多罗斯，想再听他讲一遍。格劳孔相信，作为苏格拉底的“朋友”，阿波罗多罗斯一定比福尼克斯更了解内情（172a-b）。

我们很快发现，格劳孔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阿波罗多罗斯确实是苏格拉底的狂热追随者、哲学的狂热爱好者（173a，173c-d），他告诉格劳孔，那场会饮发生在他们都还是孩童的时候，那一年阿伽通的第一部悲剧赢得诗歌竞赛的冠军，于是他和他的剧团在家里大宴宾客，而苏格拉底参与的那场会饮就发生在宴会后的第二天（173a）。当时还是孩童的阿波罗多罗斯自然并未亲历那场会饮，和福尼克斯一样，他所掌握的信息全都来自一个参加过那场会饮的人，名叫亚里士托德姆（Aristodemus）[8]，这个人“个子矮小，从不穿鞋”，据说他在当时是苏格拉底最热情的“爱者”（173b）。阿波罗多罗斯还声称自己后来和苏格拉底反复确认过，他从亚里士托德姆那里听到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173b）。

学者们指出，阿伽通的第一部悲剧获奖是在公元前416年[9]，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而且是西西里远征的前一年，当时柏拉图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作为会饮的亲历者和所有信息的来源，亚里士托德姆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他把会饮的经过告诉了阿波罗多罗斯和福尼克斯等人，而整部《会饮篇》就是阿波罗多罗斯向某些不知名的听众转述亚里士托德姆向他讲述的会饮场面和爱欲讲辞。无论这些听众是什么人，从戏剧效果来看，他们也可以代表《会饮篇》的读者。[10]

我们认为，柏拉图为《会饮篇》设计如此复杂的转述结构，既是为了表现关于那场会饮的故事广为流传，也是为了强调《会饮篇》记载的爱欲讲辞是准确无误的。亚里士托德姆和阿波罗多罗斯不见得完全理解那些讲辞，但是他们显然对全部讲辞倒背如流；出于对苏格拉底的崇拜和对哲学的热爱，他们成了忠实的记录者。然而，如果柏拉图让苏格拉底亲自讲述，岂不是更能保障内容的准确？但我们会发现，即便是苏格拉底自己的爱欲赞词也并非阐述他的“原创”观点，而是向在场者转述一位名叫蒂欧提玛（Diotimas）的异邦女祭司在多年之前传授给他的教导。

柏拉图希望读者产生这样的戏剧幻觉：这篇最重要的爱欲讲辞是由蒂欧提玛、苏格拉底、亚里士托德姆、阿波罗多罗斯等人口耳相传，再由他书面记录下来的。我们会发现，这一点与《会饮篇》关于爱欲的最终教导密切相关：至高的灵魂爱欲不仅是一个人对于智慧的追求，还包括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教导，这种关于智慧的教导才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爱欲关系——爱者引领被爱者一同走向“爱智慧”的哲学生活，从而让被爱者也成为智慧的爱者，以及新的、更年轻被爱者的领路人。柏拉图借蒂欧提玛之口告诉我们：这种代代相传的哲学师生关系才是“正确的男童恋”（211b5-6）。

▲ 绘有爱若斯形象的盘子，约公元前340—前320年

当然，“正确的男童恋”不见得每次都获得充分的成功，有些被爱者最终没能成为智慧的爱者，而是成了哲学家的爱者。[11]亚里士托德姆和阿波罗多罗斯显然就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阿尔喀比亚德也是如此。这些失败的案例造成了程度不一的后果，有些是相对良性的，例如亚里士托德姆和阿波罗多罗斯，他们没有成为哲学家，而是成了哲学家的门徒，为我们保存了哲学家的言行。《会饮篇》所讲述的故事就是“老一辈的苏格拉底门徒将消息传达给年轻一代”[12]，让后世有志于哲学者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当然，这并不是说柏拉图为了写作《会饮篇》而采用了其他人的材料（笔者相信，这部对话完全是柏拉图自己的创作），而是说柏拉图通过塑造亚里士托德姆和阿波罗多罗斯的形象来说明哲学的某种效果。

阿尔喀比亚德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既没有成为哲学家，也不可能像亚里士托德姆和阿波罗多罗斯那样成为哲学家的门徒，尽管他以自己的方式爱过苏格拉底。阿尔喀比亚德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成为哲学爱欲代代相传的参与者，而是以自身天性中惊人强盛的血气吸收和转化了哲学爱欲，终其一生在政治和战争的世界中追求某种混杂了爱欲和血气的个人荣耀与帝国抱负，最终既伤害了城邦，又连累了哲学，更荒废了自己。《会饮篇》的故事发生在那几乎毁了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前夕，这场野心勃勃的军事行动源自于阿尔喀比亚德灌输给雅典帝国的政治爱欲；而在会饮的那个晚上，即将出征的阿尔喀比亚德到最后才醉醺醺地闯进来，错过了苏格拉底关于哲学爱欲的完整教导。[13]这些都是柏拉图精心安排的戏剧情节，为的是讲述一出哲学爱欲的政治悲剧。

让我们回到对话开场的情节。阿波罗多罗斯告诉众人，亚里士托德姆说，多年前的那个晚上他偶遇苏格拉底，后者正在去阿伽通家的路上，他罕见地洗过澡、穿着鞋。苏格拉底告诉亚里士托德姆，他没有参加昨天的庆祝，但是同意今天前去赴宴，因为昨天的庆功会是个嘈杂的公共聚会，而今晚的会饮是三五好友之间的私人聚会。苏格拉底顺口邀请并未受邀的亚里士托德姆一同前去，后者心怀不安地同意了（他虽然是苏格拉底的崇拜者，但显然不是阿伽通的好友）（174a-b）。苏格拉底高兴地开玩笑说，在荷马史诗中，墨涅拉奥斯未受邀去参加阿伽门农的宴会是“坏人参加好人的宴会”，而他们俩去参加阿伽通的宴会是“好人参加好人的宴会”；不仅如此，他今晚之所以洗过澡、穿着鞋，就是为了让自己稍微变美一点，从而不但是“好人参加好人的宴会”，而且是“美人参加美人的宴会”（174b-c）。

苏格拉底的这些玩笑话一方面利用了阿伽通的名字和美貌（阿伽通名字的发音和希腊语的“好”相同，而且他是个著名的美男子），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苏格拉底自己的特征。在美丑方面，苏格拉底的外貌很丑，但是试图把自己变美，这符合他对爱若斯的理解：爱若斯自身并不美，但是追求美。不过，在好坏方面，苏格拉底把自己和阿伽通类比于墨涅拉奥斯和阿伽门农，这是什么用意呢？墨涅拉奥斯和阿伽门农是亲兄弟，而我们会发现，阿伽通和苏格拉底的爱欲讲辞也相互亲缘，二者是递进的关系：阿伽通是第一个将爱欲和自然意义上的美联系起来的发言者，而苏格拉底对爱欲的理解也以爱欲与美的自然关联为出发点。

与此同时，这个类比又带着强烈的反讽色彩：荷马说阿伽门农是勇敢的战士，墨涅拉奥斯是软弱的战士，这是荷马区分好坏的标准，但是根据阿尔喀比亚德，苏格拉底在战场上是个非常勇敢的战士，他的爱欲讲辞也丝毫不“软”，而是相当“硬”的一篇（仅次于阿里斯托芬的讲辞；下文将详述何谓爱欲讲辞的“软硬”）；相比之下，阿伽通从未上过战场，他的爱欲讲辞也毫无疑问是所有讲辞中最“软”的一篇。

我们会发现，尽管阿伽通和苏格拉底的爱欲讲辞在大体思路上是递进的，但是从品质和思想上讲，这两篇讲辞可以说是所有讲辞中最差的和最好的。事实上，在转述蒂欧提玛的教导之前，苏格拉底必须首先通过一番问答式的辩证纠正阿伽通讲辞的根本错误。[14]而这里，在去往悲剧诗人阿伽通家的路上，苏格拉底首先纠正了荷马这位“所有悲剧诗人的老师”的错误[15]——不是“坏人参加好人的宴会”，而是“好人参加好人的宴会”，而且细究起来，客人才是勇敢的好人，主人只是一个名字听上去像好人的软弱之人，因而事实与荷马说的恰恰相反，应该是“好人参加坏人的宴会”才对。

亚里士托德姆谦逊地回答苏格拉底道：对他而言，恐怕荷马说的更对。不过，亚里士托德姆更加关心的是自己如何到阿伽通家时不显得是个不速之客，这需要苏格拉底以邀请人的身份带他前去赴宴。然而，苏格拉底半路上突然陷入沉思，并让亚里士托德姆先走，这导致先到阿伽通家门口的亚里士托德姆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不过，仆人很快请他进屋，精于世故的阿伽通替他解了围：

苏格拉底已经用改编荷马诗句的方式对比了他自己和阿伽通，而这段小插曲紧随其后，是柏拉图在对比苏格拉底和阿伽通：苏格拉底是个多少有些古怪的人，他无缘无故地陷入沉思，害得亚里士托德姆一度非常难堪，相比之下，阿伽通显得机智而圆滑，他待人接物游刃有余，张口就是善意的谎言（他显然不曾“四处找寻”过亚里士托德姆）。这是哲学家和诗人给人的最初印象：哲学家是奇怪的（ἄτοπος），他尽管通常没有恶意，但是往往令人烦恼，而诗人恰恰相反，尤其是广受大众欢迎的诗人，即便他明显并不真诚，却也令人愉快。[16]

得知苏格拉底在门外，阿伽通让仆人去找他并招呼他进来，亚里士托德姆却让阿伽通不要打扰苏格拉底，因为他知道这是苏格拉底的习惯（ἔθος）（175a-b）。熟悉并爱慕苏格拉底的亚里士托德姆习惯了这位哲学家的古怪习惯，而包括阿伽通在内的大多数人并不熟悉苏格拉底，更不会像亚里士托德姆那样谅解他和保护他。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独自在门外沉思的苏格拉底与阿伽通家中热闹的宴会形成鲜明的对比，柏拉图似乎在告诉我们，即便是对于这场比前一天的庆功会远为私密的会饮，苏格拉底也仍然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在城邦中，哲学家终归没有属己的位置（τόπος）。[17]

当苏格拉底终于进来时，晚餐已经进行了一大半。阿伽通看见他，立刻欢迎道：

苏格拉底就座并回答道：

从阿伽通的友好嘲笑中，苏格拉底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关于如何传授智慧的严肃论题，而这也正是他们两人的爱欲讲辞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我们会发现，阿伽通认为智慧就是诗艺，他说爱若斯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诗人，凡是他触碰（ἅψηται）过的人都会变成诗人（196e1-3）。在阿伽通看来，智慧是通过某种充满爱欲色彩的“触碰”（“躺在一起”）来传授的，我们将在他的爱者包萨尼亚（Pausanias）的讲辞中找到这种观点的根据。与此相反，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取决于理智对于理念的“观看”，这样的智慧本身是无法传授的，尽管通向它的求索之路是可以传授的，但是这种传授绝不是通过任何意义上的“触碰”来完成的。

阿伽通的话预告了接下来的剧情：所谓“较量”就是比试各自发表的爱欲赞词。阿伽通提出的“较量”是他自己最拿手的诗歌竞赛，殊不知柏拉图为《会饮篇》的读者安排的是一场更加深刻的竞赛——诗歌与哲学的竞赛。其中，代表哲学的当然是苏格拉底，但是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会发现，代表诗歌的并非阿伽通，而是苏格拉底的老对手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整部《会饮篇》中，只有阿里斯托芬的讲辞能够与苏格拉底的讲辞相提并论，相比之下，阿伽通代表的其实是修辞术，而他的爱者包萨尼亚代表的是智者术。在对话的末尾，代表政治家的阿尔喀比亚德闯了进来，他将取代狄奥尼索斯充当这场诗歌与哲学之争的裁判。这样看来，《会饮篇》的讲辞竞赛反映了柏拉图对古典时代雅典政治思想格局的理解：虽然肤浅的智者术和修辞术如日中天，但是真正严肃而深刻的精神冲突仍然发生在诗歌与哲学之间。[19]

紧接着，柏拉图过渡到《会饮篇》的正题。晚餐过后，酒量最差的包萨尼亚首先提出，由于大家在昨天的宴会上喝得太多，今天不宜纵饮（176a-b）。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包括酒量极好的阿伽通。医生厄里克希马库斯（Eryximachus）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一番对过度饮酒的批评，但是他同时提到：苏格拉底是个例外，酒精对他没有影响（176c）。厄里克希马库斯接着提议：不妨用“言辞”（λόγων）取代美酒和笛曲，作为今晚的会饮节目，至于交谈的内容，他已经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题，那就是对爱若斯的赞美（176e）。原来，厄里克希马库斯的被爱者斐德罗（Phaedrus）平日里常对他说，在所有的神灵中，唯有“如此古老且如此重要”的爱若斯缺乏应有的赞美，这是极不合理的（177a-c）。[20]厄里克希马库斯希望借此场合满足斐德罗的愿望，于是提出，从斐德罗自己开始，在座的每个人发表一篇对于爱若斯的赞词（177d）。[21]

对于这个提议，第一个表示赞同的是苏格拉底，以“无知之知”著称的他此时却声称：“我唯一知道的是爱欲之事（τὰ ἐρωτικά）”（177d7-8）。[22]接着，苏格拉底点名几位在这个话题方面颇有建树的人，尤其是“整日与狄奥尼索斯和阿芙洛狄忒为伴”的阿里斯托芬（177e1-2）。至此，不仅对话剧情正式进入赞美爱欲的主题，而且六位发言者亦已全部出场，按照发言顺序，他们是斐德罗、包萨尼亚、厄里克希马库斯、阿里斯托芬、阿伽通和苏格拉底。其中，阿伽通和包萨尼亚是一对同性恋人，斐德罗和厄里克希马库斯也曾有过男童恋关系。最后，在苏格拉底讲完他的赞词之后，他曾经的被爱者和学生阿尔喀比亚德闯了进来，成为第七位发言者。[23]

关于发言的顺序和讲辞的结构，学者们提出了种种解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24]笔者认为，前六篇发言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发言者是斐德罗和包萨尼亚，他们都是从城邦的视角出发理解爱欲的；第二组发言者是厄里克希马库斯和阿里斯托芬，他们是从不同意义上的自然视角出发理解爱欲的；第三组发言者是阿伽通和苏格拉底，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将自然和习俗的视角结合了起来，这体现为，一方面，他们都是从爱欲最自然的对象——美出发理解爱欲现象的，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人类对于美的爱欲构建了不同层次的政治文化。笔者认为，上述分组方式准确地反映了贯穿《会饮篇》的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在自然和习俗之争的框架下考察爱欲之于人性和政治的意义。[25]

当然，任何整齐划一的分组和单线阐释都无法还原柏拉图的复杂布局，在讲辞的递进之间其实存在多条线索交织的嵌套结构，例如，发言者中两个爱者（包萨尼亚和厄里克希马库斯）的观念是相似的，他们都是享乐主义者，只不过一个是文人，一个是科学家，前者试图通过法律来保障个体情欲的满足，后者的理想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技艺来实现人类的福祉。[26]两个被爱者（斐德罗和阿伽通）的观念也是类似的，他们赞美的与其说是爱欲，不如说是被爱者：斐德罗认为被爱者阿基琉斯是最高贵的，而阿伽通描述的爱若斯就是一个神圣化的被爱者。不同于上面四位发言者，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的讲辞都不是从爱者或被爱者的立场出发的，而是深入到爱欲的本质，从各自对爱欲之本质的根本理解出发挖掘自然人性与政治习俗的复杂关系，因此，这两篇讲辞是最具有思想深度和普遍意义的。

再如，发言者的酒量与他们的爱欲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斐德罗、包萨尼亚、厄里克希马库斯的酒量都不好，他们的爱欲讲辞都着眼于爱欲带来的好处；阿里斯托芬、阿伽通、苏格拉底的酒量都非常好，他们的爱欲讲辞都着眼于爱欲自身。由此可见，酒量与爱欲有密切的关系，酒量好的人往往爱欲强烈。最后发言的阿尔喀比亚德似乎是酒量最大的，但是他不赞美爱欲，而是赞美苏格拉底；同时，苏格拉底的酒量又与其他人都不同，酒精对他没有影响，这究竟意味着他具有最强的爱欲，还是暴露出他是非爱欲的？或许柏拉图是在暗示，在俗常的意义上，阿尔喀比亚德是最具爱欲的人，他的讲辞最生动也最热情地表达了一般人的爱欲观念，正如他喝醉后的言行，尽管狷狂无礼，但毕竟是常人容易理解的；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爱欲则经过了精神的升华，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爱智之欲”，这种对于智慧的爱欲比任何俗常的爱欲都更加强烈，但是在普通人看来却显得是无欲无求，这就正如苏格拉底独特的酒量，他既不嗜酒，又能千杯不醉。

▲ 苏格拉底雕像

在全部七篇讲辞之中，如果说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的两篇反映了诗歌与哲学关于爱欲的思想争执，那么阿尔喀比亚德的出场和他的讲辞就反映了从思想到现实、从言辞到行动的转化。《会饮篇》探讨爱欲的出发点是男童恋，尽管前六位发言者中有两对情侣，但是只有阿尔喀比亚德的讲辞与他自己的爱欲经历直接相关。在现实历史中，苏格拉底和阿尔喀比亚德的爱欲关系及其政治后果不仅对双方的命运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甚至还对古希腊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西里远征前夕，阿尔喀比亚德灌输给雅典人的帝国激情将哲学爱欲的普遍性追求转化为政治扩张的野心，而在随后的叛逃、投敌与流亡途中，他更是将一种超越城邦的普遍适应力发挥到了极致，先后游刃于斯巴达和波斯，为各方出谋献策。[27]虽然在如此剧烈的冲突之后，阿尔喀比亚德仍然有机会重返雅典，并一度取得了可观的军事和政治功绩，但是他曾经造成的巨大伤害难逃雅典人的清算。阿尔喀比亚德本人已经于战争结束前被暗杀，最终，苏格拉底成了雅典人记恨阿尔喀比亚德的牺牲品。公元前399年，雅典陪审团以败坏青年的罪名审判苏格拉底，判处他死刑。[28]

在《申辩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做出了辩护，他提到，多年以前，阿里斯托芬在《云》中把他刻画为一个教导诡辩术的哲学家，这是比眼下的控诉更加根本的诬告。[29]既然苏格拉底的实质罪名是败坏青年，尤其是与他有爱欲纠葛的阿尔喀比亚德，而《会饮篇》的中心线索又是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关于爱欲的争执，我们就不难看出，柏拉图写作《会饮篇》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更加根本的层面为苏格拉底辩护。然而，我们会发现，柏拉图留给我们的并非一份简单的无罪辩护，而是一份复杂而深刻的诊断。《会饮篇》不仅展现了诗歌与哲学的爱欲争执，还邀请读者思考现实历史对于政治爱欲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阿尔喀比亚德的讲辞绝非一份可有可无的附录，而是整部对话极其重要的压轴戏。不过，要理解柏拉图究竟如何看待阿尔喀比亚德和苏格拉底之间的爱欲纠葛，我们还是要先回到《会饮篇》的文本，从第一组爱欲赞词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