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重新发现并发皇了中古阿拉伯、犹太哲人对柏拉图哲学的理解，在他的著述和文集中，伊斯兰哲人法拉比、犹太哲人迈蒙尼德的身影频频出现。

施特劳斯认识到二人精微高妙的隐微/显白写作艺术，将他们归入“柏拉图式政治哲人”的行列：经由法拉比，他洞察到哲人所传递的“匿名的真理”；经由迈蒙尼德，他辨识出律法与哲学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这部文集收入了所有施特劳斯关于法拉比和迈蒙尼德的论文、讲演稿和书评，共十三篇，其中的一篇演讲稿和一篇残稿为首次整理刊布。全书收录文章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为序。

女士们、先生们，此次讲座的场合乃是为了庆祝一个新译本——当然，这是一次提前庆祝。我们迄今已经为一个《迷途指津》的新译本——一个新的英译本——准备了好多年。它不会像我起初希望的那样，是最完善的译本，但它将是任何现代语言译本中的最佳，甚至有可能是迄今为止的最佳译本。

承担此项翻译的主要是皮纳斯（Salomon Pines）教授，诸位中有些人去年可能就听说过他，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阿拉伯学学者和希伯来学学者（Arabist and Hebraist）。同时承担此项翻译的还有这所大学的勒纳（Ralph Lerner）教授，以及我本人。

我认为，这里是我向芝加哥大学表示感谢的合适场合——我要感谢的不只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还有从一开始就资助这项翻译工作的核心行政部门（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我的一位朋友将那个庄严的翻译团体的注意力引向了迈蒙尼德，我们所有人最终都要为此感激他，那就是——葛德温（Robert Goldwin）先生。

那么， 本次讲座（this lecture）的目的是表明通往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的道路（the way）——当然，这不是要去到那里（to go it）。“去到那里”将意味着研究《迷途指津》，这只有通过很多年的共同阅读才能做到。对研究《迷途指津》而言，讲课（lectures），即便是一整年的讲课，也会完全不够。

▲ 迈蒙尼德肖像

至于说第二个措辞——“启示”，迈蒙尼德所理解的启示是圣经和《塔木德》，是成文和口传的托拉，他把启示理解为字句的默示（inspired）——至少就成文的托拉而言——并且是向摩西默示的。这其中的隐含意味是：不存在律法和教义（law and doctrine）的发展。

然而，我们面对着圣经考据学（biblical criticism[或译“圣经批判”]），它教导说，犹太思想经历了一种演化，甚至圣经的思想中也有演化。据此，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犹太教条（dogma）。

另一方面，迈蒙尼德是犹太教最大的教条家（the dogmatist）；他是制定犹太教教条的那个人，或更严格地说，他是制定犹太教“根基”（roots）——犹太教的十三个[信仰]“根基”（[中译按]亦称“13条信仰要则”）——的那个人。

我这里提到其中两条，以指出这种[古今]差异。第一条是死者复活；第二条（我并没有按迈蒙尼德的次序来讲）是对弥赛亚（Messiah）的信仰。弥赛亚指向一个大卫的后裔，他重振或将会重振圣殿、献祭以及所有其他事情。犹太人中的极少部分如今仍然相信这些教条。在[迈蒙尼德]那个时代，犹太人共同体统一于一种包罗万象的律法、统一于对这些根基的一致同意，[犹太人共同体]与世上各族相隔离。

而另一方面，我们则住在现代社会，一个世俗社会中。这种社会的纽带不是犹太教或基督教。犹太教仅仅是一种宗教，一个教派，非常局部的某种东西。此外，在犹太人中不再有任何关于律法和教义的一致意见。

现在，出于论证的需要，让我们承认，这些深刻的[古今]差异令“迈蒙尼德的教导已经过时”这个结论有其正当性。

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我们的问题仍然跟他的问题相同：要看看我们如何能像运思着的（thinking）犹太人那样生活，看看我们如何能调和理性或科学与犹太教信仰——正因为我们是犹太人这个事实，我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肯定这一信仰。

因此，即便承认迈蒙尼德的“什么”已然过时，他的“如何”，即他接近这个我们不得不接近的同一问题的方式，也仍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典范。可以说，这个“如何”完全可以从他的教诲的内容中分离出来。甚而，这个“如何”还能在迈蒙尼德的笔法中找到毫不含糊的表达。

迈蒙尼德最知名之处是他在其伟大的法典（code）《重述托拉》（the Mishneh Torah）里所用的希伯来语：他没有以圣经的，特别是《申命记》的超凡庄严的语言来写这部作品。迈蒙尼德采用了《密释纳》（the Mishnah）中的希伯来语，且明智地运用——尤其在各部分开头和结尾处——圣经引文。迈蒙尼德选择一种后圣经时代的希伯来语，因为他知道带来神法者与神法的人类编纂者——我们还可以加上：非授权的、自我任命的神法编纂者——之间的差异。

▲ 《重述托拉》1944版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