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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研究

新刊首发｜郑鸿根：培根知识体系中的修辞术

编者按

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5年第1期（总第4期），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培根被誉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和科学组织构想的倡导者，以反对经院哲学及其古代盟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著称。在他看来，旧的三段论体系只能用于空洞的论辩，对人类自然知识的进步不但几乎没有帮助，反而助长了他指出的“四假象”（Idols）。不过，培根并未完全抛弃传统的修辞术。在人文主义智识氛围下，言词被赋予新的意义，就如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下文简称《进展》）中体现的那般，修辞术被看作vita activa［积极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成就。不同于早已驱除修辞术的现代大学教育，近代人文主义教育仍体现着三学科（语法、修辞和逻辑，合称trivium）的影响，修辞术在大学科目里仍有“独特且从属的位置”，只不过在实践中“依附于伦理学”，它的正当性与某种道德哲学的教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培根不仅将修辞术与道德行动联系起来，更将修辞术置于理性的考察下，目的是以自然知识取代传统的修辞信仰。卡尔·华莱士（1905—1973）较早观察到培根修辞术论述的重要性，他把培根对修辞术的考察放在修辞术写作传统的五阶段中，即inventio［立题］、dispositio［分配或布局］、elocutio［措辞］、memoria［回忆］、pronuntiatio［表达］或者培根行动意义上的gesture［示意］，还分析了培根对心智中六个因素（理解、推理、想象、记忆、欲望与意志）的解读，从感性到理性的进步奠基于对感官知觉的检测。然而，培根并没有对修辞术各个部分作精细的论述，名义上归到修辞术的只有属于解释部分的elocutio［措辞］和pronuntiatio［表达］，而且心智的六个因素实际上来源于理性、想象与意志三者的官能区分；只有在“言词—事物”的分析框架下，才能真正地理解修辞（对应于人的想象官能）；对于获得自然确定的知识，基于具体事实而建构（而不只是检测感官）的确定概念以及事物的类比形式，言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本文将呈现培根为实现从道德修辞到自然修辞的转变所作的独特解释，借助形象化的修辞术，培根为科学知识的传授、甚至为归纳逻辑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

▲ 卡尔·华莱士《培根论交流与修辞》书影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43年

一 何为培根的修辞术？——概念界定与目的

修辞术这个术语被培根保留下来，是作为“关于语词（论述）的说明的学说”（the doctrine concerning the illustration of discourse），修辞的目的就是“运用观察以及形象去填充想象”。莉萨·贾丁进一步补充道：“通过这种渲染和说明或者例证，使作者的观点能够在不借助形式论证方式的情况下吸引听众。”不难看出，贾丁认为培根实际上区分了修辞与逻辑，因为形式论证（formal argument）就是逻辑。但是，定义中的illustration［例证、说明］一词会导致两方面的误解：一方面，illustration被完全等同于ornamentation［修饰］或者embellishment［渲染］；另一方面，作为修辞部分的illustration被当作逻辑与辩证法的一部分，进而，修辞对言语的分析被看作辩证规则的运用。不可否认，在当时的知识氛围中，不少人文主义学者在阐述逻辑时自觉地采用了古典修辞作品中的资源，这可以看成“逻辑的修辞化”（rhetoricization of logic），对修辞资源的分析服务于逻辑解释的需要。

培根的前辈、法国人文主义者彼得·拉米斯（Peter Ramus，1515—1572）在改进修辞术时，剔除了修辞技艺中的认识论功能，只把它归结为一门文体技艺，完全将修辞当作服务于逻辑的工具。在划分修辞术与辩证术（dialectic）的智识功能时，拉米斯认为立题和安排（arrangement）是判断的部分，如此一来，这些修辞的阶段便被指派给了辩证术，留给修辞术的仅有传输或发表（delivery）以及文体修饰等方面。他把辩证术定义为“对有疑问的事情果断发言的艺术”（the art of speaking decisively on matters in doubt），辩证术只能运用严格的三段论推理获得确定的真理，而修辞术是传输这种真理给未准备接受它的观众的简单工具。修辞术与辩证术功能的重新分配，服从于追求认识论上的确定性，不过，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种做法消除了在随时发生的情况中协调不同之处的可能。拉米斯的遗产不仅加剧了修辞与逻辑、伦理与形而上学、教育与认识论、专业化的学院活动与实践的活动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揭示出，修辞术与逻辑学的关系之所以含糊不清，正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术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修饰术。培根面临的修辞文体之争，亦是简洁、精要的箴言文体与具有丰盈寓意和华丽词藻的文体之争。培根依据其哲学计划，既反对旧的逻辑体系，也修改传统的修辞术，修辞术不再只是简单的公共演说表演（public oratorical performances）和说服，而是根据听众的不同和交流的目的进行区分的语言学（比如专业学者间的交流与向大众传播专业知识）以及对应人的官能的积极活动。因此可以肯定，培根关于言语修辞的观念遵循一个综合的视角，逻辑与修辞之间的同构补足了语言本身的缺陷，而这有别于早期人文主义的“逻辑修辞化”过程。这一点可以从他关于传授知识的比喻中看出：

……知识如同一条线，传授给人们，让他们继续纺织，那么就应该尽可能按照创造知识时的方法来传授和复制。通过归纳方法产生的知识，就可以这样来传授。不过，在这种能预先料到的知识中，人们对自己获得知识的过程往往不甚了解。尽管如此，人们或多或少总会重访或拜访自己知识和信念的基础，这样他就可以按照知识在他心中生长的方法，把它们移植到其他人心中。

▲ 彼得·拉米斯（Peter Ramus，1515—1572）

知识的传输契合于知识的创造过程，培根的新方法不仅借助形象的比喻，而且运用类比与反题的修辞技巧，辅助简朴的言说方式，将两方不同的事物呈现出来，让听者去选择，而这正是《新工具》第二卷列表排除法的对应形式。对此珍妮·法恩斯托克指出：

培根展示了一个句法框架（syntactic frame）中存在着的或可接受的成对对子如何产生新的论证，以及指导对证据新来源的探索。

就这样，不仅修辞受到逻辑方法的指导，逻辑本身也在修辞的作用下得到推进。尽管如此，修辞与逻辑在功能与目的层面的分野，是培根在《进展》第二卷中才明确提出来的。为了对培根的修辞术界定有清晰的了解，还必须较为仔细地考察相关文本。

▲ 培根《学术的进展》

刘运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培根承认“修辞术是一种十分卓越的学科”，其“责任和任务是把理性应用到想象方面，以便更好地调动我们的意志”。随后，培根又明确地说：

逻辑学的目的在于教给人们论辩的形式，以保障而非诱骗理智；道德学的目的在于促使情感服从理智，而不是侵害理智；修辞术的目的在于调动想象加强理智，而非压抑理智。

这里既清晰又具误导性地指出了修辞术的位置。清晰的是，修辞术不同于逻辑学与道德学，它作为两者的中介，“把理性运用到想象”，以便“调动我们的意志”；误导的是，培根把修辞术与想象联系起来，说它的目的在于加强理智和调动意志——据此，贾丁认为培根的修辞术探究的是“心灵想象制造的能力”，“修辞想象的说服效果是感觉被刺激的直接结果”。修辞术有演变成凭靠言语欺骗期待、进而“文过饰非”的危险。

《江湖骗子》，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绘，1756年.jpg

▲ 《江湖骗子》

乔凡尼·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绘，1756年

培根反对把他的做法视为他所反对的柏拉图的做法，因为柏拉图“把修辞术当作浮华的技艺，并将其类比于烹饪术”。可见，培根“对言说形式、修辞技巧尤其对区分（partitio）的有意识采用”，为他一生的学术追求（更新自然哲学使其服务于人类的善）以及整个的写作计划“提供了一个解释的路径，即借助修辞形象和寓意功能，使文本取得清晰且感人的力量”。

二修辞在智力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自然与心灵的桥梁

在定义修辞术之后，为了彻底解决依据表面内容区分修辞与逻辑的麻烦，培根选择根据这两门学科的不同使用来进一步区分两者：

逻辑学与修辞术的不同不仅在于拳掌有别，前者紧握，后者张开；毋宁说，逻辑学探究人们如何准确而真实地进行理性活动，修辞术则探究隐藏在流行的观点和方式后面的理性活动。因此，亚里士多德很明智地把修辞术放置在逻辑学和道德、社会知识的中间，因为它需要两者的参与。逻辑学的证据和证明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模一样，但修辞术的证据和劝说则根据不同的听众而变化。

在这里，培根再次明确提出，逻辑学关乎人类理性活动；而理性，用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词表述，就是“一切技艺的技艺”，如同“手是一切工具的工具，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修辞术与逻辑学相互补充，考察的是“推理的技巧”。单纯理性的知识“在大多数睿智的人看来是所有知识中最乏味的，它似乎只是一个难以捉摸、多刺的网络”。为了使理性和意志不会被人的性情和情感干扰，理性不得不与想象的修辞联盟：

通过雄辩的力量，可以把将来和遥远的事物描绘得好像眼前的事物一样，然后依靠想象的反叛，理智才能获得胜利。

借助修辞，理智的思考、推理以及说服性的观点表述才获得真正的有效性。不可否认，“所有雄辩的演说及其他同样性质的说服，确实可以描绘事物的真实面目，也可以隐藏事物的真实面目”。但演说或传授的技艺一旦被培根纳入智力的四种技艺以及创新的两种类型，修辞术本身就被改造成一种服务于追求确定性知识并兼具伦理与实践目的的学科。

▲ 体现逻辑与辩证法的浮雕（图中人物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教堂歌剧院博物馆藏

在人的心灵或者大脑能力方面，培根区分了两类知识：“一类关系到人的理解和推理；另一类关系到人的意志、欲望和爱憎。”人的理解以及推理产生“看法或法令”，而意志、欲望情感则产生“行动”。在理性判断与意志和情感的行动之间，需要修辞的想象功能发挥桥梁作用。在区分智力的四种技艺时，修辞术被归入“探究或创新的技艺”，并且单独作为“演说或传授的技艺”的一部分；另外两种技艺分别是“检查或评判的技艺”和“保管或记忆的技艺”。只要考察培根对四种技艺的论述，就不难看到，修辞有如阿里阿德涅之线，贯穿四种技艺之中。

对于探究或创新的技艺，“言语与辩论”的技艺并不能直接产生或者发现之前不知道的东西，它的能力在于“回忆、联想和作用”。联想或者想象需要借助“一些标注或材料”，以此来刺激大脑回忆起储备的知识，而这种知识被分成一般和特殊的论题并被视为新知识的准备材料，进而推进发明技巧（真正的归纳法、列表法）在发明过程中的成长，这里可以联想到《新工具》第二卷中有关热的形式的发现的列表。

▲ 培根《新工具》书影

何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第二种智力的技艺——判断的技艺，主要涉及“证据”和“验证”，包括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通过变异和偏差来确定推理的正确形式”，以指导推理并找出失误，这种方法明确属于逻辑学范围。第二种是运用反驳防范诡辩，反驳一方面需要避免词语的模糊不清，确定事物的门类和词语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要抵制印象和想象的诱惑，避免受到词语（市场假象）、人性和习惯（族类假象）的影响而陷入错误的推理和联想，这一部分明显关涉到修辞术。

第三种智力技艺——保管或记忆的技艺，帮助人们将知识保存在文字或者记忆中。文字的保存一方面需要注意“文字的特性”，文字作为一种表征事物或者其他指向性词语的“视觉符号”，“跟语法具有最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要求注意记录或登记的次序，确保“备忘录”与事实有关，保证“新的思想得到传播，帮助增加判断的功效”。登记的次序跟修辞术的主题（Topics）相似，保证新的思想按照不同形式法则和主题得到分类传播，同时体现了事物的非均质统一的性质。针对记忆的保存，培根说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预想，二是象征”。预想引导人们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内选择，避免盲目、毫无目的的记忆，这种选择性的记忆聚焦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的主要区域，剔除干扰和无关的因素，正如修辞讲究“词宜达意”。象征把“抽象观念转化成可感知的形象”，可感的形象（images）连接了智力、词语和事实，正如修辞的想象连接了理性和意志。

最后一种智力技艺是传授性的，即关注“如何把我们的知识向他人表达或传递”。这种传授的技艺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言词、文字符号（包括象形文字和符号）、密码以及基于语言文字而产生的文法学为载体的传授工具；第二部分是归入逻辑学的传授方法，包括用格言和分类、断言及证据、问题和解答来解释的方法，针对有超凡见解的人而采用的“类比或比喻”的方法以及命题的方法，虽说这部分主要属于逻辑学的作用范围，修辞术的类比想象与主题分类的思想明显体现于其中；第三部分便是完全属于修辞术的解释性传授方法，培根援引圣经《箴言》中所罗门的话“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以此表示修辞术可以用想象把人的感官无法显示的东西活现出来，并用于“装点善行善德，而非用于粉饰罪恶”。

考察智力的四种技艺或功能，可以发现它们与传统修辞术阶段的联系。探究或创新的技艺（art of inquiry or invention）相似于修辞术的“立题”阶段；判断的技艺（art of examination or judgment）与“分配或布局”阶段相近，两者都是用正确的形式与规则处理材料；保管或记忆的技艺等同于修辞术的“回忆”阶段；最后一种技艺即传授知识的技艺与“言语中的措辞”和“表达”阶段类似。当然，这样的类比并不表示培根照搬传统的修辞术功能来解释人的智力技艺。虽然他的知识分类确实吸收了修辞术的成果，但修辞术被整个吸纳到与人类心灵能力相对应的知识体系中，它所体现的想象能力、创造判断的理性能力和道德意志行动的能力，一同组成了人类心灵的主要架构，这个架构亦是对柏拉图灵魂三分法的继承。修辞术之所以成为一个贯穿人类心灵的线索，是因为它成为了人类理性认识与实际行动之间的中介。

▲ 《培根全集》（第1卷）书影

詹姆斯·斯佩丁、罗伯特·埃利斯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三修辞想象作用下的言词与事物

对培根而言，体现人类心灵想象能力的修辞术在很大程度上与语言关联在一起。理查德·琼斯把培根对十七世纪智识发展的贡献归结为对古代学术以及人文主义者华丽言辞的拒斥，并转向自然这个真理之源。他认为，培根关于语言的观点发展了一种清晰、精确、简洁的文体，以抵抗那些可能施加在观察与描述之间的干扰或破坏。在琼斯看来，培根影响十七世纪科学家的观念表明，古代哲学仅仅是口头上的，在事实中并没有对应物；培根“为了在语言和文体中考量一种改革，并以此作为科学的基础，形成它们在语言学与文体上的理念，设法使它们变得可操作”。这种叙述贴合科学革命的解释体系，不过，对理查德·克罗尔来说，这只不过是进步论的一个产物，因为在用来提供证明的言辞材料中，有着近代修辞术构建自身的实质目的；近代早期的哲人并不一味排斥人文主义者的修辞实践（如丰盈的言辞），而是支持一种偶在论的观念，它构成对人类修辞文化或象征化本质的辩护。不论反修辞还是亲修辞的态度，罗伯特·斯蒂尔曼提醒说，我们必须回顾那个时代的矛盾之处，即理性与想象、真理与谬误、哲学语词与修辞的划分和矛盾。就培根而言，他意识到经院的演绎逻辑和早期追随西塞罗的人文主义者的修辞有一致的缺陷，即把自身当作主题，疏远了事物本身。由于过分关注和信任词语力量，他们无法正确地处理词与物、心灵与词语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尽管“古典与文艺复兴的修辞家把大量精力用于处理语词（verba）或者使之理论化”，但是他们大体会“接受老卡图的警告，即rem tene，verba sequentur［把握主题，语词自然随之］”。在修辞术中，如果词语不考虑论证的需求和主题的限定，正如在描述实验事实的过程中以牺牲感觉和经验来丰富词语的形式，就切割了知识的整体链条，把雄辩术当成自我指涉的技艺。“言辞和语词最丰富之处即是懒惰和欲望滋生之处”，演说家西塞罗正是这样指责苏格拉底及其学派——“因为他第一个分割哲学与修辞，使修辞变成一门空洞且浮于形式的口头艺术”。没有（自然）哲学真正规则的指导，人类开始溺于言辞甚于事物本身，对词组的选择、对句子清晰圆润之构成的追求、运用丰富的意象和比喻来说明或证明作品的力度，远大于探索物体的分量、对象的价值、判断的深度以及创造力的做工。

脱离对象的语词有如脱离理性束缚的想象，它被欲望、情感挟持，信马由缰，任凭言辞勾勒出“好与恶的颜色”。培根再三表明，“词语只是事物的图像，它们有着理性和创新的生命，除此之外，钟意于它们就像求爱于一幅图画”。言辞最终的作用已经由修辞想象的功能勾画出来，它无非是使（理性）判断足够清楚有力，而这才是知识真正的目的。

围绕言辞与词语使用的警示表明了培根一直以来的态度，即事物的秩序既不像人类心灵想象的那样整齐划一，也不像呈现在言辞表述中那样优雅。在为实现学术进步做准备时，最好“简明扼要地记录下那些被承认为其本身的事物，使它们呈现出比言语更多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培根认为修辞术及言语所起的完全是迷惑作用，“用明智而合理的言语去装点、装饰哲学本身的晦涩之处，这不是可以匆忙去谴责的事情”。因为，“事物的本质与心灵的本质之间的真正关系，就像心灵和宇宙的婚房布置和装饰一样，得到神圣的辅助”。一边是人类的必然性与痛苦（受各种假象与幻想的坑害），另外一边是自然隐藏的秘密。修辞术固然有自身的局限，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类比性的推理与联想，而承载这个作用的修辞术步骤，在所有科学内部都有基本的应用：

无论什么知识，如果与人们的假定不相符合，一定会求助类似的方法来传授，这成了一条不变的规则。

类比推理不是内在于语言本身的语法规则，它运用比喻、对比的功能，帮助人类在事物形式的转化间寻找真正的关系或可以同化的地方。

类比在实际运用时的麻烦是，几乎每个人对自然的思考都“跟从人的类比”（ex analogia hominis），而非“出自宇宙自身的类比”（ex analogia universis）。跟从人的类比方面，最著名的是“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它将人比作世界的抽象微观模型，经炼金术士的滥用，“好像在人的身体上就能发现与外界多样事物的确定对应物”。然而查尔斯·惠特尼正确地指出，培根“几乎不否定存在一些可以将宇宙各个分离的领域联结起来的对应法则，否则，一门自然的科学将不可能”。否定存在普遍的对应与认可通过类比考察事物间的异同，两者存在明显的不同。培根从自然史的语言中排除了类比法，但他也赋予了它在所有科学方法中谨慎且可敬的地位，就如想象在智力知识分类体系中的作用一样。

▲ 星体与人体的类比

泥金手抄本《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1412—1416年

普遍的对应与具体、个别事物间的类比，二者的区别既重要又困难。一方面，培根需要否认古代以均质的灵魂品质刻画均质的自然秩序的幻想，“自然中实际存在的只有个体，它们的行为是纯粹个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他需要警惕仅仅依据表面特征的某些相似性（mere similarity）找出关系的做法，并倡导依据具体、特定之物的详细列表找出更为基础的关系，后一种在基础关系上的努力就是类比。修辞术的类比想象，逐渐在归纳逻辑中、进而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自然史中，对简单性质的收集限制了对普遍化的运用。但在归纳总结的阶段，“肯定的和否定的类比”将更为细致地考察出更普遍的结果或法则（forms）。归纳式科学产生的一般概念（common notions），亦是人类理解个别事物的属性并将它们组合起来加以概括的产物，这种产物必然是“类比的”（analogical），因而“培根把它们看作主要粒子运动的原则”。这些类比的概念将不可视的运动特征化，并使人类从感觉世界上升到物质运动的世界。在培根看来，感觉世界始终具有欺骗性，何况自然本身“不是一个静态的范畴体系，而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是所有个别事物的相互作用”。因而，这些概念将帮助人类重新理解上帝留在自然中的印记。

结语废除幻象与辅助心灵

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大体上仍然相信“基督教、审慎的修辞与怀疑论之间的兼容性”，怀疑论正反皆可（in untramque partem）的论争方式同时也是“修辞上可能的标志”——怀疑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吓人的相对主义”，还不如说是“行动的一个时机”。然而，这个时机根本不可能存在于拉米斯的修辞术体系中，更不可能在追求确定性的逻辑决断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培根的助手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看来，修辞术本身的说服力甚至值得质疑，实践智慧中存在的“改变时机”，并不能保证提供人类施行确定行动所需的确定真理与“科学的”知识。不过，在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乃至随后的培根眼里，修辞术仍然是在上帝施加的自由意志的限制与人类唯一能触及的实践确定性之间的一门技艺，至少在真正的学术全面进步时代还未到来之时，它提供了在可能产生的知识范围中的操作时机。

当投身于运动学的伽利略致力于发现现象的结构要素并为所有相同的现象寻找绝对有效的法则时，培根拒绝了理论的假设和演绎的方法。对培根而言，命题由词语组成，词语是概念的象征，而概念只不过是事物的标记（marks of things），它们必须严格地从具体之物中抽象出来。概念间的关系对应于事物性质间的形式，由此形成的普遍化公理揭示了更多的一般性质，同时产生了新的实验、新的列表等。最终，公理在归纳法的肯定与否定的双重作用下，维持了对实在认识的确定性，并推动科学的自然解释的进步。

不过，概念与形象终究是为“堕落后的世界”中人的知识“提供人工辅助”，培根始终铭记于心的是：作为记录和传播知识的媒介，语言本身有缺陷——语词仅是概念的标记，它们不完美地产生了世间事物和记忆中的概念。语言的不完美表明巴别塔之后人类语言的无序，它们再也无法真实地表示自然的划分。当培根根据感觉、记忆（想象）和理性能力的区分划分学科时，人的学问或者理智活动的领域就跟人的心灵能力挂钩，而这背后的预设正好与亚里士多德的假设相反。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划分奠基于一些关于事物自身本质的假设，即假定这些本质可以事先知道”，而培根的前提却是对人类心灵的败坏与假象的认知，只不过这种认知并不阻碍他推进“真实的实验”。为了解决人的堕落和自然失序这一双重问题，学术复兴的第一步必须是先矫正人的心灵。针对心灵的弱点，规训的方法论将对人的心灵和自然同时产生有效的指导作用，它将充分协调理性、感觉（情感）与记忆（想象）三者的关系。从此，如斯蒂芬·高克罗杰所说，培根首次系统且全面地尝试把哲人从主要关注道德生活转向主要关注理解和重构自然的过程。心灵的重构，需要解决的是堕落的自然呈现给心灵的欺骗性，以及心灵自身的假象。对此培根指出，我们需要实验的辅助，以及真实文字的帮助，真实的文字（如象形文字）更能辅助人类以“真名召唤出造物”。

文字最终只是自然知识的保存载体，基于语词形成的概念和形象同样也只是自然解释的工具。修辞术想象和类比的表述功能，必须确保人类在实验过程中能运用理性掌控欲望、驯化感官，使自然“交出秘密”。遵循培根式的集体劳作、学术观点的交流与渐进的归纳式科学，目的在于确保自然知识的可靠性，因为“真理是时间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