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张岩：古希腊早期的度量衡与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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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5年第3期（总第6期），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在古代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度量衡（衡制）与货币的出现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度量衡和货币的出现意味着技术的累积、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需要固定标准，社会和经济发展进入更繁荣的阶段；另一方面，度量衡和货币伴随着古代国家形成而逐步发展，是古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外，度量衡与货币联系密切，度量衡中的重量单位是金、银、铜、铁等金属货币出现的前提。因此，度量衡和货币兼具社会、经济和政治多重维度，是探析古代文明发展和国家形成的重要线索。
迈锡尼文明崩溃后，随着古希腊文明进入古风时期而出现了度量衡和货币（νόμισμα）。在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中，长度单位以人类躯体的关节为天然标准，车辆建造则以足长、肘长、拇指指尖到中指指尖的“拃”（δράξ）以及手掌的宽度为参照（《劳作与时日》420–426）。古风时代早期，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开始出现度量衡和类似货币的交易媒介。多份古代记录都提及阿尔戈斯国王斐冬（活跃于公元前11世纪中后期，或约公元前670—前660年在位）创制了古希腊最早的度量衡和银币。这些记载与斐冬的僭主形象一道广为人知。不过，关于斐冬创制度量衡，文献记载比较模糊。斐冬打造银币（ἄργυρον）的记载则与其他史料有出入，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关于斐冬打造银币的记载不可信。若仅从文本考察，关于斐冬与度量衡、货币的记载的确无法证实古希腊早期度量衡和货币的情况，难以成为探究古希腊文明发展情况的依据。但综合相关文本和物质证据来看，斐冬创制度量衡和银币与古希腊早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密切相关。
▲ 斐冬统治下的阿尔戈斯
首先，斐冬的造币具有社会发展基础。据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的阿尔戈斯是古希腊文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阿尔戈斯位于伯罗奔半岛东北部卡斯特罗和圣伊利亚斯两大山麓间的阿尔吉夫平原，那里出土的陶器、墓葬、聚落遗址和金属制品反映出该地区人口、创制力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作为这一阶段古希腊文明发展较为突出的局部，阿尔戈斯地区具有发展出古希腊早期度量衡和某些交易媒介的基础，并在此后通过跨地区交流而传播到希腊其他地区。
其次，对比文本和物质证据，有助于探究创制度量衡的实情。一些铁制随葬品和熔炉遗迹与国王斐冬创制度量衡和打造货币的文本记录可以相互印证。具体物证不仅可以证实部分古代记录，而且可以修正史料的矛盾，去除文献中的不实信息。
第三，阿尔戈斯地区度量衡和货币的情况可以揭示古代文明发展中关键事物出现的具体过程。通过具体事件，将文本和物质结合，使考古材料与文献中的人物、事件信息相互补充，足以构成探究希腊文明早期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基础。
因此，对于斐冬的创制活动，需要首先围绕最基础的度量衡（包含容积、长度和重量单位）展开；其次依次分析货币出现的地点、材质，探究早期交易媒介的形态；最后，在较为确实的史料基础上，考察度量衡、货币与希腊古风时期的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 古希腊的商业交易，黑绘陶瓶
约公元前540—前530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藏
希罗多德记叙西曲昂（Sicyon）僭主克勒伊斯忒内斯（Cleisthenes）为女儿阿伽瑞斯忒（Agariste）举办婚礼时，提到求婚者之一勒欧刻得斯（Leocedes）的父亲斐冬曾制定度量衡：
从伯罗奔半岛来的是阿尔戈斯僭主斐冬的儿子勒欧刻得斯。斐冬曾为伯罗奔半岛人制定度量衡，而且比任何希腊人行事都更加傲肆；他曾赶走厄利斯人的竞技会裁判，并亲自在奥林匹亚主持竞技会。（《原史》6.127.3）
对于斐冬制定的度量衡，希罗多德用了μέτρον一词，这是该词通常的意思。不过，希罗多德在《原史》中使用该词仅10次，含义模糊，似乎不包含长度和重量。厄佛若斯提及斐冬创制了μέτρον和σταθμός，分别指容积和重量（斯特剌波：《地理志》8.3.33）。希罗多德同样使用过σταθμός一词来表示重量（《原史》1.92、2.168），但没有用该词描述斐冬创制的度量衡。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斐冬的度量衡似乎只包含容积单位，这得到其他文献和铭文的证实。
公元前四世纪，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可能因火灾遭到破坏，现存铭文记载了神庙重建时的捐赠情况（公元前363年），其中有名为“斐冬”的容积单位：
Ἀπολλων[ιᾶται] | κριθᾶνμεδίμνους | Φειδωνείους | τρισχιλίους
阿波罗尼亚人送来3000“斐冬”美迪姆诺斯的大麦。
根据玛尔库斯·托德等人推断，3000“斐冬”美迪姆诺斯相当于1875德尔菲美迪姆诺斯。另外，忒欧弗剌斯托斯（Theophrastus）在《人物印象》（Characters）中也提及名为“斐冬”的度量衡及其使用细节：
他也会做这些事情：亲自量出家用的谷物，使用一种老式“斐冬”度量衡（底部向内凹陷），并且严格地将上面刮平。（《人物印象》30.11）
结合文献和铭文材料来看，名为“斐冬”的度量衡是一种测量谷物的容积量具。这种量具不仅能量固体谷物，可能还会用来测量液体。尤利欧斯·珀吕得乌刻斯（Julius Pollux）引述亚里士多德的残篇时，提及一种名为“斐冬”的容器：
亚里士多德在《阿尔戈斯政制》中记载了一种测量油的容器，名为“斐冬”的度量衡。（《名物类纂》10.179）
数个世纪后，普林尼在总结各项发明时，提及斐冬创制了度量衡：
木工技艺由代达洛斯（Daedalus）发明……度量衡由阿尔戈斯的斐冬发明，或是如革利乌斯（Gellius）提出的帕拉美得斯（Palamedes）。（《自然志》7.198）
在普林尼的记载中，斐冬与传说中的古代英雄同列，表明直到罗马帝国时期，斐冬创制的度量衡在人们的观念中都是一项十分古老的发明。上述材料证明，斐冬创制的度量衡至少包含一种容积单位，这种容积单位在古希腊广为人知，并在多地使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阿波罗尼亚人仍在使用这种容积单位。由忒欧弗剌斯托斯和普林尼的描述可见，这种容积单位拥有悠久的历史。此外，在雅典广场考古发掘出的各类青铜和陶制的容器、量器和可能存在的官方量器表明，在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容积比长度和重量的使用频繁。
▲ 雅典陶工区（刻剌美伊科斯）遗址
顾枝鹰 摄，2024年12月
在斐冬制定的度量衡体系中，长度和重量单位较为模糊。有学者认为，容积单位需要长度单位作为前提，但长度单位可能不是全新发明，而是斐冬采用已有的标准。阿尔戈斯赫拉庙的建设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末或前七世纪初，前五世纪后得到重建，重建中或许沿用了之前的建筑标准。从神庙目前残存的地基和列柱来看，建筑采用的长度标准与多里斯尺（约0.325米）一致，柱间的轴间距为10尺，柱底直径为4尺。多里斯尺在古希腊使用广泛，但无法证明该长度单位就是斐冬制定的。
▲ 复原的阿尔戈斯赫拉神庙，瓦尔德斯坦·查尔斯 绘，1902年
根据本都的赫拉克勒伊得斯（Heraclides of Pontus）的记载，斐冬在发行货币时，曾向赫拉庙奉献铁扦。赫拉庙的考古发掘证实了铁扦的存在。不过，在赫拉庙发现的铁扦已经严重锈蚀，难以确定最初的重量或长度，无法与已知的古代长度和重量单位比较。
对于斐冬刊布的度量衡，厄佛若斯使用σταθμός一词表示重量（斯特剌波：《地理志》8.3.33），这是文献材料中唯一直接提及重量的记载。另一间接证据出自亚里士多德：
在梭伦立法之前，他的民主改革是取消债务，之后他提高度量衡和币制的标准。因为在他的时代，度量衡变得比斐冬的标准更大，那时的米纳（mina）被增加到一百整德拉克马（drachma），而此前则是七十德拉克马。（《雅典政制》10.2）
重量标准是标准化货币出现的前提，所以在梭伦改革币制之前，斐冬刊布的重量标准应当已经出现。不过，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有很大解释空间，因为在梭伦改革以前，雅典人使用埃吉纳（Aegina）的币制（《雅典政制》10.2）。此外，根据重量来确定钱币面值的做法，可能来自西安纳托利亚及其他地方的吕底亚人，而古希腊人通常会以牲畜数量来衡量个人财富，用奥波尔（oboloi或obeliskoi）的小棒环形物和其他金属块来支付。
▲ 梭伦释法
夏尔-安托万·柯瓦贝勒 绘，加斯帕尔·杜尚 刻，18世纪上半叶
总之，目前已有的文本和物质证据均无法证实斐冬度量衡体系中的长度和重量单位。虽有古代作家提及重量单位，但缺乏旁证。由于重量标准与标准化货币关系密切，而古代作家又多次提及斐冬打造货币的活动，这一活动便成为探究重量标准和早期希腊货币情况的关键线索。
从荷马描述的以物易物（《伊利亚特》7.470–475），到希腊地区开始普遍使用货币交易，货币的出现和发展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演变有关，也与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交流息息相关。斐冬与货币的问题不仅能够揭示早期希腊货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可以反映出社会发展与政治变革的相互影响。斐冬打造银币的说法流传广泛，根据斯特剌波对厄佛若斯作品的摘录，斐冬在埃吉纳岛打造最早的银币：
厄佛若斯记录，银最早被打造成货币是斐冬在埃吉纳完成的。他补充说，因为这个岛屿是一个商业中心，由于土地贫瘠，人们从事海上商业活动；他说，小件商品因此被称为“埃吉纳货”。（《地理志》8.6.16）
这是斐冬打造货币的最早记录（公元前四世纪）。赫拉克勒伊得斯（前四世纪）、《帕罗斯碑》（前三世纪）、斯特剌波（一世纪）以及数世纪后的珀吕得乌刻斯都记录了类似的内容，只存在细节差别。但这些记载的真实性遭到众多学者质疑，因为希腊地区出现银币的时间较晚，与斐冬活动的年代相差太大。文本证据提供的信息有限，综合上述文献材料而言，有两点信息比较一致：一是打造货币的地点是埃吉纳；二是斐冬打造了最早的货币。文献记载存在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斐冬是否有能力在埃吉纳打造货币；其二，货币的材质是否为银，因为厄佛若斯还提及斐冬用银和其他金属打造货币（斯特剌波：《地理志》8.3.33）。所以，斐冬是否打造货币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打造货币的地点和材质。在文本证据之外，物质证据成为另一重要线索。物质证据不仅可以从整体上反映阿尔戈斯的发展情况，而且具体的器物能够修补古代记录。通过文本与物质的相互印证和补充，可获取较为可靠的信息来探究古代记录的实质内容。
▲ 出土于雅典的四德拉克马银币，公元前479—前454年
正面：雅典娜的头部。反面：猫头鹰和橄榄枝。
阿尔戈斯与埃吉纳
埃吉纳岛与货币关系密切。古希腊人认为埃吉纳是希腊货币的诞生地。品达为埃吉纳人创作的诗歌，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地峡凯歌》5.1–5）。很多研究者也认为，希腊地区最初的货币出现在埃吉纳。品达诗歌中提到的货币材质是黄金，《大词源》提及“阿尔戈斯的斐冬王在厄乌波雅（Euboea）打造金币”。斐冬的活动范围不可能涉及厄乌波雅，该记录存在明显错误，可能是混淆厄乌波雅和埃吉纳的结果。因为厄乌波雅岛的两个城邦卡珥奇斯（Chalcis）和厄热特瑞阿（Eretria）商贸发达，他们的重量标准在希腊地区被广泛采用，而古代作家记载斐冬在埃吉纳打造货币，所以造成混淆。尽管斐冬与厄乌波雅无关，但斐冬与埃吉纳的银币关联密切，不仅有古代作家的记录，而且埃吉纳“龟币”（tortoises）出现时间早，使用范围广，有“伯罗奔半岛的货币”之称，在公元前四世纪仍然流通。珀西·尤尔将多处信息综合，认为斐冬打造的银币就是埃吉纳的“龟币”。该观点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斐冬是否统治过该岛；第二，斐冬在此打造银币的动机。
▲ 埃吉纳“龟币”
斐冬统治埃吉纳的问题包含多种可能。首先，斐冬要在埃吉纳发行货币，至少需要对该岛有一定程度的统治。没有古代作家明确记载斐冬统治过埃吉纳。希罗多德提及阿尔戈斯曾援助埃吉纳对抗雅典，阿尔戈斯和埃吉纳在获胜后重新规定别针的长度（《原史》5.86–88）。尤尔据此认为，阿尔戈斯控制过埃吉纳。该事件应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不过两地的联系可能由来已久。埃吉纳岛居民的构成比较复杂，斯特剌波对此的记载是：
该岛在古时候被称为欧伊诺纳（Oenone），阿尔戈斯人、克里特人、厄皮道若斯人以及多里斯人定居于此。（《地理志》8.6.16）
岛上居民中的阿尔戈斯人表明，该岛与阿尔戈斯有紧密联系。不少学者认为，阿尔戈斯与埃吉纳携手对抗雅典的事件发生在斐冬统治时期，即公元前八世纪或前七世纪。这个时间与希腊地区出现货币的时间相差太大。根据已知的文献和钱币证据，埃吉纳出现银币的时间为公元前六世纪初，而希腊地区直到前六世纪下半叶都未能广泛引入钱币。在公元前六世纪，阿尔戈斯人很难跨海统治埃吉纳，因为此时埃吉纳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对抗邻邦厄皮道若斯的海战中占据上风（《原史》5.83；《地理志》8.6.16）。古希腊众多的货币标准反映出各个城邦倾向于在自身政治范围内制造货币。埃吉纳人不太可能允许阿尔戈斯人在埃吉纳发行带有阿尔戈斯政治影响力的银币。此外，阿尔戈斯以重装步兵闻名于希腊地区，不大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跨海统治埃吉纳。
其次，在直接统治外，阿尔戈斯可能通过同盟关系来影响埃吉纳。阿尔戈斯曾协助埃吉纳对抗雅典，两地可能长久保持着同盟关系，而前者在同盟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斯巴达王克勒欧美内斯（Cleomenes）率军对阿尔戈斯作战时，西曲昂人和埃吉纳人为斯巴达提供船只。阿尔戈斯人因此对两城邦各处500塔兰特的罚金，西曲昂人支付100塔兰特，而埃吉纳人拒绝支付且不表示歉意。即便如此，之后雅典侵入埃吉纳时，阿尔戈斯仍出动1000名志愿者，这些人大半战死在埃吉纳（《原史》6.88–92）。由此可见，阿尔戈斯与埃吉纳有着较为牢固的同盟关系，阿尔戈斯居于主导地位。两者之间的盟友关系可能使斐冬能在此打造货币，但同盟关系带来的影响仅限于推测。
▲ 重装步兵之间的打斗场景，双耳黑陶瓶，巴黎卢浮宫 藏
即便良好的同盟关系为斐冬在埃吉纳打造货币铺平道路，仍然需要解释斐冬在埃吉纳打造货币的动机。许多古代记录都认为，埃吉纳是希腊本土首个打造货币的地方。埃利阿诺斯（Aelian）曾记录埃吉纳人首次打造货币：
他们（埃吉纳人）是最先使用货币的，一种货币因为他们得名“埃吉纳币”。（《杂史》12.10）
埃利阿诺斯的记录并没有提及斐冬。因为阿尔戈斯处于商路相对孤立的位置，不在爱琴海贸易的主要范围内，而埃吉纳岛在此时期正是主要的商业城邦，所以有学者认为阿尔戈斯人会在埃吉纳打造货币。但这种解释只会引来更多问题。因为阿尔戈斯土地肥沃，农业占主导地位而商业不发达，统治者打造货币的动机成疑。货币对埃吉纳的商业有利，对阿尔戈斯的影响则不明显。此外，阿尔戈斯出现钱币的时间远远晚于埃吉纳，目前已知的阿尔戈斯钱币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若斐冬在埃吉纳打造钱币，那阿尔戈斯出现钱币的时间不可能晚于埃吉纳一个多世纪。
尽管阿尔戈斯出现钱币的时间晚于埃吉纳，但由于两地货币采用相同的重量标准，有学者据此认为，两地钱币依据的都是斐冬的重量标准。珀西·加德纳推测，斐冬可能没有在埃吉纳打造货币，不过由于斐冬制定的重量标准在伯罗奔半岛和北部希腊的商业活动中一直沿用到亚历山大时期，所以埃吉纳人在制造银币时采用了相同标准，导致之后的古代作家混淆了斐冬的重量标准与埃吉纳的银币。此外，由于斐冬度量衡体系中的重量标准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持，有学者认为，不能排除阿尔戈斯在制币时采用埃吉纳标准的可能。
总之，斐冬打造货币的记载与埃吉纳的银币分别有史料支持，但两者无法联系起来。在埃吉纳出现银币的时代，阿尔戈斯并未直接统治埃吉纳，也无法通过间接影响来干预埃吉纳的钱币制造。此外，阿尔戈斯银币的出现远晚于埃吉纳。所以，斐冬打造货币的地点不大可能是埃吉纳，打造的货币也不可能是埃吉纳的银币。斐冬打造货币的记载需要剥离埃吉纳和银币的信息，转向货币的材料问题。
货币的材料与实质
引入标准化的货币前，希腊人常用铁和铜交换物品。阿兰·布雷松认为，
货币并不必然以铸币的形式产生。那种认为一切没有铸币的古代社会就没有货币的看法也不准确。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可能都存在某种形式的通货。
科林·克雷认为，探究货币起源的顺序应当是：货币出现之前关于古代通货以及货币起源的传说，然后是通货面额的古代名称，接下来才是最早的货币。以此思路考察阿尔戈斯货币起源，可以看出从货币起源的传说、通货面额名称到早期铁质货币的发展脉络。
早期伯罗奔半岛以铁为交易媒介，斐冬打造货币的活动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中。以铁作为货币交易媒介的做法，在希腊地区由来已久，阿尔戈斯人常用铁来表达财富。在阿尔戈斯发现的18处公元前九世纪到前八世纪的墓葬中，8处存在铁扦形式的随葬品。由于铁制品锈蚀严重，无法确定铁扦最初的长度和重量，不过出土长度约在160—165厘米之间，可能表明铁扦出现某种程度的统一。
类似铁制物品也用于奉献神明。在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若多皮斯（Rhodopis）从埃及向德尔菲神庙奉献数量众多的铁扦（《原史》2.135）。类似的铁扦奉献物在阿尔戈斯的赫拉庙遗址也有发现，具体位置在神庙平台的东北方尽头，该地是古风时期主要的祭坛所在地。随铁扦一同发现的还有晚期几何陶时期（Late Geometric）和原科灵托斯（Protocorinthian）类型的陶器，根据陶器判断，铁扦奉献物可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末到前七世纪末。这种铁制奉献物与墓葬中的铁扦都有表达财富的功能，但无法确定这些奉献物在尺寸或重量上是否有统一标准。铁扦有类似“奥波尔”的形状，但锈蚀使研究者难以确定铁扦最初的长度或重量。尽管如此，出土证据仍然表明，铁扦在公元前八世纪时已经具备表达财富的功能，并作为奉献物出现在赫拉庙中。使用这类通货时，需要铁扦的重量或长度有一定的标准，这种发展可能与斐冬颁布的度量衡有关。
▲ 阿尔戈斯的赫拉神庙遗址发现的铁扦，雅典钱币博物馆 藏
古代记录可补充考古材料的信息。根据欧瑞翁（Orion）对赫拉克勒伊得斯的引用，后者在解释“奥波尔”一词的含义时提及斐冬的奉献以及造币活动：
阿尔戈斯的斐冬在埃吉纳首次打造货币，他发行货币，并收集铁扦，将之奉献给阿尔戈斯的赫拉。因为在那时，铁扦常常以手来衡量，即“把”，尽管我们不用手拿6奥波尔，我们仍称这个数量为1德拉克马，源于“取一把”。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称放款人为“奥波尔过秤员”，因为古人常常将他们的铁扦按重量付钱。本都的赫拉克勒伊得斯如是说。
在亚里士多德《西曲昂政制》的残篇中，对“奥波尔”的解释与上述含义类似，同样有斐冬将这些“奥波尔”奉献给赫拉庙的记载。尽管有学者认为，斐冬奉献物的说法可能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但铁制奉献物与众多古代作家的记录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厄佛若斯、亚里士多德和赫拉克勒伊得斯的记载并非杜撰，而是对希腊早期货币起源、面值名称和奉献情况的回溯。
赫拉克勒伊得斯和珀吕得乌刻斯都没有提及货币的材质，厄佛若斯（斯特剌波：《地理志》8.6.16）和《帕罗斯碑》（30）则记载货币的材质是银。
厄佛若斯提及斐冬打造货币时也采用了其他金属：
阿尔戈斯人斐冬是忒美诺斯（Temenus）的第十代后裔，他的能力超过当时所有的人。凭借这些，他不仅重新收复已经分裂成几块的忒美诺斯的整个遗产，且发明被称为“斐冬”的量器、重量单位，以及用银和其他金属打造的货币。（斯特剌波：《地理志》8.3.33）
从考古和文献记录来看，希腊地区引入银币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六世纪上半，而斐冬活动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八世纪中后期。所以斐冬打造货币的材料不大可能是银，而是铁。铁长期以来是伯罗奔半岛主要的交易媒介，直到斐冬统治阿尔戈斯时，铁制通货可能出现进一步发展。科灵托斯（Corinth）发现的面额为1德拉克马的铁币，表明当时希腊地区的原始铸币有了向明码货币发展的趋势。从阿尔戈斯墓葬和神庙遗址出土的铁扦（公元前九世纪到前七世纪末），到希腊地区出现银币（不早于前六世纪上半叶），希腊地区的通货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在此变革中，斐冬的活动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斐冬打造货币的实质可能包含两种可能：铁制通货的标准化；确立铁和银的兑换比例。
其一，斐冬制定重量标准后，铁扦可能以新的重量单位为标准。铁扦形式的通货曾在伯罗奔半岛广泛流通。赫拉庙的奉献物表明，阿尔戈斯的铁扦构成了一种原始的货币体系，这在几何陶时代末期已见于阿尔戈斯。从部分墓葬中发现的铁扦长度看，当时的铁扦已出现某种程度的统一。斐冬可能采用他刊布的度量衡标准打造铁扦，并将铁扦作为一种标准奉献到神庙，用以规范铁制通货。
其二，奉献铁扦可能是确立金属兑换比例的活动。综合阿尔戈斯的考古发现来看，阿尔戈斯很早便有冶炼银的痕迹，向神庙奉献的铁扦可能用于确定银和铁两种金属的兑换比例。阿尔戈斯发掘出一座用于冶炼银的熔炉，它至少自原始几何陶时期之初便已开始使用，这表明从公元前十世纪起阿尔戈斯就具备银的冶炼技术。古希腊工匠很早便会利用“灰吹法”（cupellation）从铅矿中提炼银。熔炉的发现和冶炼技艺的古老历史表明，阿尔戈斯很早便有冶炼银的能力。铁和银的兑换活动要早于银币的产生，而斐冬时代的银制德拉克马可能只是一定重量的银，其标准样品放在神庙用以核实。奉献给赫拉庙的铁扦可能是用于确定铁与银兑换的比例。斐冬所做的是引入重量标准并确定兑换比例，而不是打造银币。由于重量标准和铁银兑换比例与银币的出现密切相关，而斐冬被希腊人视为最早制定度量衡的人，希腊人便将斐冬的活动与银币联系在一起，形成斐冬最早打造银币的观念。
关于斐冬制定的度量衡，较为可信的是容积标准。该标准在希腊地区广泛使用；长度单位则比较模糊，重量标准与打造货币密切相关。考古和文献材料表明，斐冬打造货币的活动与埃吉纳岛和银币无关。剥离地点和银币之后，斐冬打造货币的情形存在三种可能：一，利用颁布的度量衡规范铁币；二，确定铁和银的兑换比例；三，上述两种活动兼而有之。无论何种情况，都需要重量标准作为前提。
斐冬制定度量衡、打造货币的活动与阿尔戈斯乃至希腊地区的政治变革、军事活动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首先，阿尔戈斯是早期希腊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考古材料表明，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七世纪早期，阿尔戈斯经历了一段社会、政治和军事快速发展的时期。在物质证据的基础上，文献记载补充了社会变革和创新的具体情况。斐冬在阿尔戈斯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度量衡的制作和有关货币的改革。由于阿尔戈斯的对外扩张，斐冬往往被视为军事僭主。无论规范铁制“奥波尔”，还是规定铁和银的兑换比例，都不能低估统治者的作用。希腊人把斐冬视为不同以往的统治者，视为僭主而非王，可能正是因为斐冬“发明”度量衡，而非其他成就。度量衡与货币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意涵。货币是君主国家的特权。因此，像斐冬这样的统治者能够加速诸如度量衡、货币等的出现。
其次，希腊地区内部的互动能促使新事物快速传播。公元前八世纪是希腊地区社会和政治权力改变和重塑的重要时期，内部出现的新变化会迅速传播，不仅包括物品交换，还有竞争（包括战争）以及竞争性的仿效。阿尔戈斯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七世纪的军事活动有：摧毁阿西内（Asine）；入侵厄利斯（Elis）；摧毁瑙璞利阿（Nauplia）；向阿尔戈斯以北扩张；与埃利亚和斯巴达联军战斗；援助美塞尼亚人；援助阿卡狄亚对抗斯巴达。
大量军事活动意味着共同体之间的频繁互动。在此背景下，阿尔戈斯的创新事物可能在共同体之间快速传播，从而使斐冬的度量衡在希腊地区得到广泛使用。与此同时，斐冬制定度量衡、规范货币的说法得到广泛传播，为希腊人所熟悉。后来的作家将斐冬规范货币的说法与希腊地区最早出现的银币相混淆，从而在文本记录中留下斐冬最早打造银币的说法。虽然该记录与史实不符，但去除史料中的不实信息并结合考古材料看，在众多关于斐冬与度量衡、银币的古代记录背后，是古风时代早期新事物在希腊文明中的快速传播模式。在度量衡和货币之外，诸如文字、军事装备、城邦政治形态和宗教等新兴事物，同样通过这一传播模式在众多共同体之间快速传播，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对古风时代早期希腊文明的快速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
张岩，山西临汾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政治军事史，撰有《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提卡地区的农业破坏及其影响》《“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古典时期雅典重装步兵的军事义务与社会强制》《斐冬活动年代考辨》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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