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因哈特｜什么是古典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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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语文学”有一个形容词修饰自身，这个词在1800年前后意味着最高准则，到1900年前后，这个意味几乎丧失殆尽。十五年前，“古典”不再使语文学家陷于窘境，而开始让他们感到自豪。如今，语文学要么作为艰深的“别碰我”难题，要么在人们兴趣之外，几乎不再引起公开的论战，同时也居于公众讨论的范围之外。往昔那个备受扭曲的小词“古典”再度获得了自豪感，标志之一便是1930年的古代学术研究专业会议。这个会议让“古典问题与古代问题”突然笼罩了圣灵降临节时的瑙姆堡（Naumburg）。我本人有幸成为听众中的一员——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充当发言者。
▲ 德国古城瑙姆堡鸟瞰
假如瑙姆堡会议意欲思考“古典”近一段时间以来凸显的价值，那么会议必以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的《古典艺术》（Klassische Kunst，1899）为开端。然而，会议深受所谓第三次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耶格尔（Werner Jäger）作为此思想的创建者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将会议结果以文集形式出版。[1]不过，我在此谈到这次会议，并非要以批判者的姿态放马后炮。这次会议向我指出的难题，并非仅为暂时性的，而是触碰到了本质与问题的深处，只是会议并未直言，而是选择了隐藏，只不过也隐藏了教益。作为古典语文学者，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感到惊讶，出于某种疑虑，更是为了难让人完全满意，我打算谈谈这个难题。
不过，为什么不愿谈论那些大的、确切而令人高兴的事情？或者把我的学术秘密透露出来以满足更多人的好奇心？我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每一门学术，包括古典语文学，不仅必须清楚自身的界限，而且还需要面对这界限的某种氛围，而这种氛围并非仅由热情营造，有时也由于该学科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产生。人被赋予生命，目的并非在于忍受生命，在学术中亦如此。因此，在此谈谈语文学中的这个棘手的问题，也算例外。
在有一点上，我可以使你们保持平静。我既不是作为某个纲领的辩护士和支持者，也不是作为预言家出现。我绝对不会提及有关青年教育、人文主义的教养职能、大学学习和学术机构的问题，哪怕是间接提及。我将要谈及的是古典语文学在德国固有的命运，或者，我们说简单些：古典语文学的困境。整体看来，不管人文中学的数目是大是小，也不管学校的课程设置更人文主义还是更现实主义，这个困境都没有什么两样。
报告的结尾部分可能会引起更多疑虑。在那里我将谈得更自由一些，摆脱间接论述的方式和作为别人意见的报告人的角色，而以自己的名义举两个例子，对比希腊人的古典和德国古典文学时期的古典。为此，我选取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为例。报告的过程将会表明，我如此而为意图何在。不过，首先请允许我概述德国古典语文学自产生以来的历史，也即从德国古典文学时期一直到上文提及的那次专业会议。由于此次会议被视为暂时性的结束，因此，报告论及的德国古典语文学的发展历程以此为终结。
那次大会的与会者们心照不宣地承认这一事实：历史－语文学意识的发展历程完成了一个围绕自身的回旋运动——我们不妨大致界定为1800至1930年间。这一回旋运动首先表现为对古典的回顾，然后表现为克服纯史学的观点——即便不直接针对事实，至少也与古代相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回旋运动仅仅在德国才有可能，而且似乎还是必须的。
“古典的”以前作为绝对的价值，意味着古典语文学要求一个优先地位，即在所有其他学科中最高的特殊地位。“古典的”有时代限制，是历史性的存在，同时又具有永恒价值。也就是说，“古典的”应该被当作某种形式的主显节（这个词未被使用过）或者与此类似的事物，再度被认识、被体验、被观察。主显节这一想法可能源于格奥尔格（George），不过，在格奥尔格那里，“古典的”不与任何追求教养职能的人文主义相混淆。语文学家所力求的方式是否与宗教有关联、这种关系达到何种程度，同样不清楚。[2]然而，结论是：如果人们在现代世界四处探询“古典的”这一概念的实际涵义，便会发现，它受到极为恭敬的使用，当然是作为思想史的也即史学的范畴，尽管被赋予各式价值，仍仅属相关范畴。在所有这些对比中，“古典的”要么显示为两种对立性中的一种，要么显示为两种极端之间的中间者。这些对比有助于在实际中、在概念体系中、在艺术和精神科学的观念中推断出最重要的东西，即：古典的—浪漫主义的、古典的—巴洛克的，或者古风—古典—矫饰派的等等。那么，人的位置何在？请允许我形象化地谈论这个问题。在滚滚奔流、越来越宽阔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已疲于漂浮，于是就寻找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寻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和某种绝对价值，寻找一个岛屿。历经寻觅，最后，我们在古典的理想中找到了，把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确定为欧洲一切时代文化的理想。这时，人们却发现：这个岛屿自己就在历史长河中漂浮。怎么办？为了抓住它，人们向四处抛锚，各种各样的锚，最后抛出的是现象学特征的个人自白。如此，在并没有摆脱各种现代主义的前提下，“古典”再度树立其尊严，古典性曾经由于双重地脱离自身而丧失了这种尊严。所谓双重的脱离，首先发生于充满活力的十九世纪，原因似乎是纯朴、现实主义的历史精神，然后是二十世纪，原因是精神科学涉及高雅的似乎感伤的心灵。因为，如果说精神科学在自己领域里为“古典的”这个词恢复了名誉的话，那么，这种名誉的恢复还远远未在“古典”语文学能够让自己感到名副其实的意义上发生。
▲ 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卫城
历史主义已经遭受太多贬谪，人们已经厌倦了对它的批评。但是，这并不防碍人们弄清楚，历史主义的崛起对于传统的思想结构意味着怎样的一次断裂。我们与古代的关系，至少在德国，因此而分为前后两种，几乎与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后欧洲的政治差异一样。
因为比欧洲其他民族要晚很久，但是也因此而更加充满热情，十八世纪的德国以温克尔曼（Winckelmann）为首，开始了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获取性发现，以希腊文化为主。这一过程不会早于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之前，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出版于1764年，而几乎该世纪末便结束。从古典的，也即从思想的、艺术的、美学的和伦理的研究过渡到历史性的研究，这一进程值得赞赏，然而几乎也是仓促而成。德国古典人文主义曾经更加狂热、大胆、摇摆不定和更有特权，它并非中小学或大学的事情，而是首先作为更大的精神主流，享受优先。结果，变动的力量并非立刻发生，但却会持续，如此就会有更大的威胁正是在变动中，古典人文主义被历史思想替代。洪堡（Weihlelm von Humboldt）本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个人作用，形式上统一了对立两端。但时间一长，美好的和谐也会落空，或滋生不和谐之音。当不和谐已潜伏时，较之其他任何时候，和谐在最后时段都更充盈。倘若我们将席勒的《古希腊诸神》（Götter Griechenlands）当作德国人文主义的象征，将第一部大著作《古希腊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的完成当作德国历史主义的象征，我们发现，两者相距不超过十五年。1800年，《古希腊诸神》修订版出版。1815年，博厄克赫（August Boeckh）向柏林学院提出了收集古希腊铭文的申请。随后，施泰因（Stein）男爵在1819年编辑出版了《德意志史墓志》（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在此过程中，博厄克赫并非袖手旁观的专家，也不是唯一参与其中的专业人士，他使得时代精神活生生地体现在这些活动中。不过，博厄克赫并不能预料到，《古希腊铭文》的精神将在何种程度上摧毁希腊众神。[3]
▲ 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席勒、威廉·洪堡、亚历山大·洪堡、歌德（自左至右）
还没有哪个地方像德国那样，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间隔内如此狂热地先后沉醉于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但是，大约70年后，人们才完全意识到这一骤变，或吃惊，或赞赏：尼采吃惊，狄尔泰赞赏。应该考虑到，从此时起以更负责的方式谈论出来有关古代的所有观点，在原则上都与以往所有的讲法不同，这并不仅是因为，以历史“真实”面目出现的“现实”替换了某些典范、某些理想、某些思维体系，或人们常常所说的“梦想”，毋宁说是因为，人们不再直接援引古代、直截了当谈论古代，取而代之的是保持与古代的某种间接的、有距离的关系：古代的每一表达都历史地、阶段性地受到限制。人们询问的是每一表达与历史限制的关系，以及决定、澄清这种关系的连续性。由此形成的比较方法，呈现出全新的可能性，令人眼目一新。自文艺复兴以来，旧式语文学家虽然早就在作这种比较，但仅仅是为了理解每位古代作者选用词语和内容的含义。但现在的比较，却为整合全部思想，在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必定会把这一思想整体严格地分离出去。一个自我关涉的时代开始了，同时也开始了浪漫主义的自我扩充。所述之言虽不言及自我，却首先坚定关注自我，在原则上关切否定关系。当自我不愿坚持严肃对话，这种反转可能变强，而当自然保持安静时，又会减弱。不过，如同许多事一样，个体的表象从属于整体之后，早先生硬难解之事物，现已平易近人，便于理解。价值，确定无疑的价值——没有它们我们今天简直无法想象——也是如此被发现的。但太强的亮光和反射，也会使整副油画失去光泽，苍白无力。当初，情况似乎相反。把古代当作典范理所当然，所以，对所有人而言，古代作为历史似乎以更加耀眼的光芒闪闪发光，并且确实也曾光芒四射。那些人的行为，即完成转变的行为，本意也是为此。
十八世纪，史学化逐渐适应周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思想的数学化，迫于实际需求，史学化将自己上升为与现代国家及其所担当的使命同等的位置，以便在浪漫主义运动中一跃而成为强势力量，并从根本上决定现代思想，甚至以普遍的发展概念迷惑我们的自然图景。
但是，著名的语文学家，如上文提到的博厄克赫，既不是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国家主义者，他们作为新型的研究者更应当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实验研究者相比较。与以前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一代的区别在于，他们用新方法重新理解材料，抛弃了传统形式，更加注重精确。“历史性的”内容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材料，从属于一种独特的、仅属自身的结构，再才与某些时代研究方法的内容相融合。在德国的中心——柏林，新的政治时期也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哈纳克（Adolf Harnack）在《普鲁士学院史》中断言：“学术的恢复与灾难之后道德的再生同时进行。”[5]
上述进程恰好以人们对“德意志思想回归古代”满怀希望为起点。如尼布尔在1812年递交给普鲁士政府部门的一份呈文中所言，一种如此外交的、如此具有批判性的思想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近来，在德国，语文学研究进展很快，这是以往最有名的语文学家和学派所不知的……一种关于古代的知识开始流行起来，它并不肤浅，然而又是大众化的，即使非专业学者也能完全理解。
学术评论和解释受到这种“兴旺”的鼓舞，理当庆祝其胜利。在语文学上，还从未有过像那时的人那样，带着发现者的喜悦，专心致志研究方法论问题。我以博厄克赫为主，不考虑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6]几乎令人感到遗憾，人们对博厄克赫的《语文学学术方法与百科》（Encyc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的了解，是因为该书后面丰富、甚至显得堆砌的材料。在1809年至1866年的26个学期里，博厄克赫在柏林的大学讲座期间阅读了有关这个题目的资料（该书1877年由布拉图舍克[E. Bratuscheck]出版）。博厄克赫是黑格尔的朋友和同事，黑格尔去世后，他又成为谢林的朋友和同事；博厄克赫意识到精神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如他所强调的，是在哲学领导下的联系。从语文学观点出发，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模式，博厄克赫澄清了语文学流行的注解：
我们的评论也许一开始就令人不知所措。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弄清楚并了解语文学的全部知识和真正本质，前后一致且相互关联的知识整体正立足于上述内容。
置身于十九世纪的博厄克赫意识到，这时与十八世纪完全不同，他指出了语文学的处境：历史。博厄克赫的定义是 “认识已经认识的东西”。这一看法截然脱离了十八世纪有关语文学的所有观点：纯文学、精神、品味、学识、德行、口才、艺术。即使是人文主义式的定义——语文学是对人文的研究，也被视作羁绊而抛弃：
据此，语文学本身的任务看起来是认识由人的思想所创造的东西，即认识已经认识的东西。[7]关于语文学，到处都以一个已经存在的认识作为出发点，而这必须是语文学重新认识的。一切学术的历史都是语文学的。仅仅在这一点上，语文学这一概念还未穷尽，确切地说，语文学这一概念与历史概念在最广的意义上契合……历史创造的东西是一种已转变为行动的精神创造物。因此，历史只是表面上与语文学不同，即在涉及范围上不同，因为历史主要局限于政治……倘若人们取消所有任意地和经验地设置的障碍，使研究具有最高的普遍性，以此来看待语文学工作的本质，那么，语文学——或同样可以说，历史——就是认识已经认识的东西。在已经认识的东西中也包含了所有概念……
▲ 博厄克赫（August Boeckh，1785—1867）
博厄克赫知道运用全新的历史意识自信，应对如下非议，即语文学不具有创造性，只会复制。在此，人们并未误判，那些与十八世纪立场相对的内容：
“告诉我，你们这些学者”，尚迪（Tristram Shandy）如此称呼语文学家，“难道我们仅能混用小硬币，一点点地增加资本？难道我们永远都如药剂师那样制作混合药剂一样，只能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写书？”……要记住，这只适合仅仅以单个传统为准的拙劣的语文学。事实上，语文学的目标更高，存在于整体认识和部分认识的历史构想中，存在于思想的认识中，而这些思想也同样鲜明、突出。与那些误以为纯粹创造的哲学相比，这里体现更多的是复制中的创造。即使在语文学领域，创造能力是首要的，不具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真实地复制任何东西。经验表明，复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学术资本的真正增加。
这里对“进步”的援引与谢林《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讲座》（Vorlesung über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的一句名言紧密联系（博厄克赫在《百科》一书中引用过）：
语文学家和艺术家、哲学家一起位于最高等级，或者，更确切地说，后两者融入其中。语文学家的工作是艺术和学术著作的历史建构，他应用生动的方式去领会和描述艺术史和学术史。
▲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
不过，在谢林那里“历史建构”的对象还是“艺术和学术的作品”，而在博厄克赫这儿是“完全认识”。历史的理解本身由此完整地消失了。
虽然博厄克赫已经指出了此项任务的无穷无尽，但是这些说明令人高兴、令人骄傲，而非令人沮丧：
假如陌生的个性特征从未能完全被理解，那么，解释学的任务只能通过无限的接近，即通过逐渐的、一步一步进展的然而永不会完成的接近来完成。
在某些情况下，会让人感觉已达到完全的理解。解释学的行家越是产生这样一种解决了难题，但又不能进一步解释的感觉，他就越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请允许我简要概述下一步的内容。继续进展的一个标志恰如纪事作家和语文学家德诺伊森（G. Droysen）——他也是希腊印象的扩充者和“泛希腊文明”的发现者——的评论：
人文研究的特权被动摇了，语文学的时代过去了。语文学家仅仅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专题著者。[8]
▲ 德诺伊森（G. Droysen，1808—1884）
实际上，古典语文学现在陷入了某种困境，亦即古典主义的理想与古典语文学工作的历史主义现实之间的困境，这是古典语文学在理论上不愿承认的。在学术领导人物的指令下，所有学者开始进行历史工作。大约在本世纪中叶时，拉丁语文学以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彻底的身份夺取了领导权。工业创建者的精神到处蔓延，也渗透进学术领域 。而后，在最辉煌的外表下，内心却是僵化的。19世纪末，古典语文学研究举步维艰，如同一机构臃肿、将自身掏空的企业，起初高涨的热情消失殆尽——不是因为麻木冷漠，而是因为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
举一例足以说明，即《碑铭题辞汇编》的命运。1815年创办之时，“人们希望在四年以后能完成希腊铭文的收集，预计达6000段（Thlr.），拟定出版一部大开本厚书或分为稍薄的两册”。哈纳克在1900年出版的《普鲁士学院史》中继续谈道：“从那时起，85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项工程收集了大量藏书。人们现在明白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项工程永远不会结束，但是……”他在无奈之中以一种骄傲——这是世纪之交的特征——的语气继续说，“人们也清楚，参与这项工程的学院完成了古代希腊研究最重要的文献汇编”。
这足以说明，世纪之交时，古典语文学陷入双重窘境。古典理想的破灭，导致无艺术修养的人蔑视这一理想，而且以学术的名义为这种蔑视辩解。品达的出版者因为品达而获得了声誉，却未把品达当作诗人。作为出版者必得承认，出版者很少尊重自己出版的作者，学术几乎只能尊重自我。面临的第二个窘境——不断增强的专业化，即使蒙森的评论对此也很悲观。1887年在学院的庆典讲话中，他说：
我们是否深受大发展之苦，学术进步是否越来越明显地使个体的缺陷暴露出来……这些是很难拒绝，也更难否定的问题。
▲ 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
1895年，这位78岁的老人更加忧郁地表露（在莱布尼次塔克学园）：
学术势不可挡、大步流星地向前迈进，面对这处于上升阶段的庞然大物，单个的工作者显得越来越渺小和微不足道……我们的工作没有称颂任何一位大师，大师也没有对此项工作投以欣赏的目光。因为没有大师，我们所有人仅仅是帮工。
后来讲话结束时他承认，感觉自己承担的任务“沉重，而且必定会逐年让人感到更加沉重，也确已有此感觉” 。如此，这种向前发展的推动力本身也显出末日之象。那么，那些并未对这项工作表现出兴奋之情的人怎样呢？尼采的言论听起来充满无尽的悲哀：“我们语文学家！”在世纪末,哪位年轻博士加入到这种古代文化研究领域之中，尽管表面看来光鲜，但就连年迈的蒙森都觉得他将经历悲惨的命运，他实质上进入了一个大型的、稳定的建制之中，也就是说，尽管事业的意义充满疑问，但仍会带着渴望的眼神关注着一切，毕竟任一机构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雄心。这一领域的领袖人物既享学术荣耀，又有了领导的业绩。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交付给初来者“终身的事业”，由此而让他们“初现身手”，但年轻人所有的卤莽和批判精神很快被一扫而光。如果世纪末的颓废情绪被人们描述成悲观、过分考究、虚弱、片面地美学化、堕落，那么就不应忘记，其中也特别包含一种逃避——逃避到成就中。在歌德时代，门徒面对古典的“关于美的知识”，表现得多么与众不同！那时，有学者陈旧的观点和神学家腐朽的霉味，但没有贪婪的欲念。那时，威廉二世时代语文学，巨大的成就，昭示着集体性，此成就已难再得。在这种成就文集汇成，能宽慰学者们的心。哪还需要向他们再提出什么要求呢？
但是，“古典”成了什么？因为人文主义依赖于古典，那么人文主义走向了何方？因为古典从来就不仅仅是语文学家的研究对象，所以永远也不可能是。旧式的语文学家亦即旧式的人文主义语文学家们是专业人士、编辑、词语解释者、收集人、博学之士，但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介绍该方面的知识，却站在文本与读者之间提出这样的要求：“首先要学习历史性地思考！”年轻的尼采迫不得已援引了歌德的朋友、语文学家沃尔夫（Wolf）对语文学知识“爱好者”所作的结论：
假如他们发觉自己独具有天资，能熟知先辈的思想或者达到他们的思想境界，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么，与那些一辈子只愿为先辈们充当翻译的大多数人相比，通过对这些最优秀作家的一知半解，他们获悉了更多有关那些强有力的人物和伟大典范在思想和行为上的丰富多彩。
这里所指的人与温克尔曼为之辩解并称之为“世人”的那类人相一致。但是，在青年尼采的时代，他们到何方去了？文科中学里的人文主义正四处传播。尼采说：“我还从未在德国的文科中学找到可以自诩为‘古典教育’的蛛丝马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所述，对更多的有教养之士而言，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历史样式传承古老的理想，当然高尚。两方面都难挽回局面，公众与古代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考虑变化之前，语文学家的研究早就不具有对民族整体的教育功能了。然而，最主要的是，精英在何处？最后，新古典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承担起介绍精英的工作。作为其开路先锋，除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外，尼采也不应被遗忘。
尼采并非专职的人文主义者。但是，唯语文学家才会有人文性的深刻自我反思，同时，作为一位哲人，尼采撕裂了他那个时代的表象。“只要历史服务于生活，我们愿意为它所用”：这句话出自第二篇不合时宜的沉思：《历史对于生活的利弊》（Von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1874年），没有哪句格言比这句更具人文主义的气息。不过，尼采称为“人生”的是一个有关人生的极其令人讨厌、具有挑战性的概念。尼采不想倒退，也不想达到已消逝的德国古典时期的和谐。他很快就将教育的问题远远抛在脑后。在此期间，他却如同一个医生坐在“已瘫痪的时代”的病床前。只要他将直接、有效、生气勃勃地蔓延的典范与不断发展的史学化进程相对立，他就与以前的德国古典时期相融合。时代的痛苦对他而言就如同无害的欲望的过分膨胀。对付的方法：解毒药，非历史性的和超历史性的。但是，这不值一提。一个全方位的治疗方案似乎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 《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 著，李秋零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我们语文学家》（Wir Philologen）是第二篇《不合时宜的沉思》（Unzeitgemäßen）的补充，计划作为第五篇《不合时宜的沉思》（大约1874/1875年）。这份论文拟订了研究古典主义和古典语文学家的教育诉求。有两句话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核心：
1. 所有较高层次的教育必定是历史的教育。
2. 希腊和罗马历史，作为古典的历史，有别于其他所有历史。
即使今天，古典语文学仍然要竭力完成将这两句话合二为一的任务。
尼采的笔记记录了浮现在他脑海中的思想：“唉，语文学的历史是痛苦的历史。”“若论及语文学的学术性，那么，语文学从未触及根本性的问题，从未将语文学本身视作问题。”尼采要求“未来的语文学家”“绝不能越过古代，绝不能占有古代，不能将其只当作历史兴趣的对象”。
尼采在语文学史中未占一席之地。因为他缺乏卓有成效的成绩。因为，即使是“狄奥尼索斯的”，只要在语文学中存在，也没有必要等着尼采来当发现者。专家，尤其是考古学家，对此的了解比尼采多得多，而考古学的东西对尼采而言完全是陌生的。当然，这方面的知识不会带来浪漫主义哲学的兴奋，也是非创造性的。就算没有尼采，洛德（Erwin Rohdes）也能写出《魂灵》（Psyche）。洛德并未引用尼采的东西。假如要撰写一部德国人文主义历史，洛德应当因此享有一个较高的地位。如同信任歌德、蒙田（Montaigne）和温克尔曼一样，尼采非常熟悉古代。歌德、蒙田和温克尔曼对尼采而言，始终是近在咫尺的典范、例子、希望、机会，也是有创造性的误解。这一切都是赠与尼采个人的。宛如一只洁净的水禽，尼采翱翔在时代浩瀚知识海洋的洪流中，却未被沾湿。尼采，过去是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忠爱的学生，莱比锡讲座的希望。尼采的评论风格是那么轻松自如：“‘逍遥自在的众神们’：这是世界在情感上得到的最高境界的美化，可生活是多么艰难。”（摘自《我们语文学家》）这仅仅是众多句子中的一句！在其他语文学家那里找不到可与之比拟的。
尼采的同时代人维拉莫维茨的情况却相反，尽管他比尼采多活了不少年岁。维拉莫维茨是否属于德国人文主义者，他扮演何种角色，这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他的时代，他是语文学最后一位大师，而在我们的时代，他则是正处于终结时期的历史主义中的杰出人物。
不过，古典主义的理想剔除一切。库齐乌斯再也无话可说。所有能唤起对遥远的“希腊众神”回忆的东西都被抛弃了。如果库齐乌斯的语言有别于尼采，您不要惊奇：
应当给予这个男孩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信念，希腊语远远不只是一门语言，在那里，一些英雄们生活在遥远、美丽、春天般的世界里，满是悦耳的声音和欢歌笑语。光芒之下，古老的希腊（Hellas）成了童话的国度，雅典的城堡几乎不亚于斐亚克（Phäaken）的岛屿，希腊历史成了一部表现英雄气概的历史，波斯战争不亚于对伊利奥斯（Ilios）的争夺。但是，这是虚伪的、做作的光芒，我们的男孩有权得知真相。最终，真相比任何美丽的幻想更宝贵，因为——
我们急切地想知道如此说法的理由，维拉莫维茨继续说道，“人们自己制造了疯狂，而真相属于上帝”（《希腊文读本》引言）。个中真相，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正因为此，作为一位语文学家，维拉莫维茨才更为重要。研究文本的基本原则，各种各样的传本史——传说、记录文本、人物、宗教，对不可估量的研究对象的形形色色的推断，都取决于从荷马到罗马帝国崩溃时期的文化的统一。据此，维拉莫维茨规定了古典语文学的任务和目标，这对已展露头脚的个别研究而言，始终有特别的意义：所有的一切和更多的东西都将我们与维拉莫维茨的名字连接在一起。
但是，维拉莫维茨的重要性还远不止这些：维拉莫维茨完成了使命。维拉莫维茨从一位语文学评介的博学解释者和行家，成为一位更高意义上的解释者：传播者和宣告者。这位学者既是解释者，也是传播者，解释是语文学的方法。语文学者的手艺是天生的形式，实业时代的学术是个人的权力和影响范围，方法本身成了最个人力量的扩张。解释者成了某种教义的信奉者。这些解释既没有成为关于信条的解释，也不会把解释形式当作信条，但这些解释既会多种式样，光彩照人，又显得简单而统一。因为，不管影响范围的广度如何，信条模式仍属普鲁士-容克贵族的。
不过，这种信条会从“我信，因为荒谬”（credo quia absurdum）中获取狂热性。是什么？争夺什么？古代科学的辩白，诉诸历史的身份，绝望的整全要求，无望的琐碎研究以及后蒙森时代的组织野心 ——它理应变成宗教。维拉莫维茨几乎下了论断，古典学术已经成为宗教：
哪怕仅仅谈及这点——个人在面对非同寻常的研究对象时表现出的理解力和学习能力的不足——人们都感到害怕；因为，语文学家怎样面对语文学？难道永恒应当以凡人为准？……倘若语文学家将他的眼睛从狭隘的日常工作转而面对学术的崇高，他就如同在灿烂星空的夜晚那样陷入肃穆的宁静中。他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万物的庄严、无限和一体。他必定谦卑地告诉自己：“你这可怜的人，你是什么？你能干什么？”
但是，当新的一天来临，语文学家又被召唤：
起来吧，你，起来干活，干你这一天该干的，上帝为何会赋予你生气勃勃的创造力；干活吧，你会由此而融入永恒和无限中去。
这里宣扬的是宗教意义上的虔诚，并非面对古代，面对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或荷马，而是面对自己学术的一种行为或观念（这是相同的）！这样一种态度是人文主义的终结，研究对象并没有包含在语文学中，如同数字包含在数学中那样。或者，确切地说：假如是终结，那么在维拉莫维茨那里就不存在思想和人格之争的魅力。我不相信，他的著作足以为此下一个定义。假如我自己谈及此，我必定会担心，我的报告会使用一种过于个人化的措辞。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注 释
作者简介
卡尔·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1886-1958），生于法兰克福，年轻时在歌德中学学习，1905年起，在波恩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受维拉莫维茨指导，于1910年取得古典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辗转任教于波恩大学、马尔堡大学和汉堡大学，1924年直到1951年，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其间于1942-1945年加入莱比锡大学）。莱因哈特1951年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古典语言学名誉教授，1952年获得科学与艺术功勋勋章，1956年被授予法兰克福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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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与现代性
刘小枫 编，陈念君、丰卫平 译
华夏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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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首发｜李晨煜：语言学抑或语文学——评沃尔夫冈·德·梅洛《瓦罗〈论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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