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 1861—1947）因其“历史的地理枢纽”（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说而成了二十世纪地缘政治学的首席教诲师，即便在我国学界，他也已经是常识性人物。他的地缘政治观不仅支配了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进攻战略，而且迄今仍然是美国的单极霸权意识的基础。[1]但是，麦金德首先是英帝国的公民教育改革家，其次才是大战略家——正是为了巩固英帝国的世界性“政治占有”，他才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政治地理学。[2]今天的我们若仅仅知道“历史的地理枢纽”论的那几项教条，而未进一步看清麦金德赖以提出这一大战略论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的“帝国教育”观，我们断乎不可能对盎格鲁—美利坚帝国战略的根底有深透的认识。

▲ 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

哈尔福德·麦金德出生在英格兰中部东海岸面向北海的林肯郡（Lincolnshire），当他呱呱坠地时，大英帝国刚刚平定其南亚殖民地印度半岛北部的一场“大起义”——它起初只是1857年的一场乱，但很快演变成“政治地震”。帝国政府“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遏制它，并花了超过两年的时间来镇压它”。为此，帝国政府从本土召集了近九万人的军队紧急赶往印度半岛北部。英帝国最终平定这场大起义，据说算得上是走运，但这与其说是因为“东面的孟加拉东部和西面刚占领不久的旁遮普”没有参与叛乱，还不如说是这场起义自身“缺乏组织性、思想性和集体团结”，尤其是“没有外国力量的支持”。（参见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冯宇、任思思、李昕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234页；比较西蒙·沙玛：《英国史III：帝国的命运（1776—2000）》，刘巍、翁家若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17页。）

出生在这样的世界性大帝国，麦金德9岁进文法学校读书时就喜欢上历史和地理，甚至“很早便对世界事务产生了兴趣”，完全可以理解。家庭环境同样重要，他父亲给孩子请过法国女家庭教师，普法战争（1870—1871）爆发时，小麦金德就被“深深吸引”，而他后来怀疑德国有扩张野心，据说就源于幼小时的这一经历。[3]

麦金德的父亲是乡村医生，由于这个缘故，他在牛津上大学时攻读属于生物学门类的动物学。他的老师亨利·莫斯利（Henry N. Moseley, 1844—1891）是生物地理学家，曾随“挑战者”号前往锡兰、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探险（1872—1876）。严格来讲，麦金德学习的是生物地理学，在专业上与德国人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算是同门——两人都是达尔文的拥趸。当时，“生物学对于英国地理学兴起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而出于想要“了解进化论在人类发展中是如何出现的”，麦金德同时用功研究世界历史。[4][5]正因为持有一种达尔文式的生物—政治论，麦金德的大英帝国观念才不同于或远超于其他政治地理学家。（详见Kearns，G. [2009]. Geopolitics and empire: 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64—69。）

读大学期间，麦金德就热心政治活动，而且显现出政治才干——他的演讲“清晰、有力、犀利”，“必要时能展现出战斗姿态”，“这些素质使得他当选为牛津大学学联（Union）主席”。1883年，22岁的麦金德以优异成绩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得史学硕士学位。但他没有选择“读博”继续深造，而是随即投身于成人教育，在英格兰西部和北部多个城市举办“大学推广讲座”，讲授“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6]

所谓“新地理学”不仅是英国地理学成长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更是一场史称“大学推广运动”（University Extension Movement）的一部分、甚至是关键性的部分。按麦金德的说法，这场运动的源头可上溯到1840年代后期，当时有教育界人士呼吁，应该“将大学教育的好处推广到那些因校规和制度安排而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的群体”。牛津大学希伯来语教授爱德华·普西（Edward B. Pusey, 1800—1882）就是其中之一，他明确提出，大学应该“将其利益推广到有才华、品行端正的青年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他们准备好从大学教育中获益”。[7]

爱德华·普西是“牛津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这场运动兴起于1830年代，由牛津大学教员中的圣公会教士发起，主张在圣公会礼拜仪式和神学中恢复某些古老的基督教信条，以巩固英国国教的地位。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来自“不从国教者”、爱尔兰天主教徒以及激进政治人给国家带来的威胁，也是因应不列颠王国正在成为世界性帝国的需要。这场运动的干将之一亨利·曼宁（Henry Edward Manning, 1808—1892）就是典型例子，他积极支持“殖民地主教基金”（Colonial Bishoprics Fund）推动圣公会的全球扩展，以此配合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鼓吹圣公会教士肩负着“双重召唤”——让英格兰成为“一个教会和一个[统一]帝国”，“世界从未见过的那种帝国”。[8]因此，“大学推广运动”的源头实际与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有关。

“牛津运动”人士的呼吁仅仅是“大学推广运动”的前奏。1867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一位年轻教师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受“北英格兰妇女高等教育委员会”（North of England Council for Provid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的委托，在英格兰北部各城市举办了系列“推广讲座”（Extension Lectures），史称“大学推广运动”的标志性开端。1870年，英国议会通过《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Act）扩大大学招生，1871年通过的《大学考试法案》（the Universities Test Act）进一步取消了宗教信仰对牛津、剑桥等高校的入学限制——凡此都是各种宗教势力和社会势力施加压力的结果。1873年10月，剑桥大学正式开设校外讲座课程，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等随后于1878年跟进，旨在把大学教育推广到校外，让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士——尤其是工人、中产阶层、妇女——也能接受大学水平的课程。授课地点多在大学之外，如市政厅、工人协会、成人教育学院，授课形式也颇为灵活，除了系列讲座，还有周末讨论、夏季读书会等等。[9][10]

这一成人教育运动的直接成因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关。“改革派自由党人”（Reforming Liberals）主张，大学应该为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服务，通过成人教育将工人阶级培养成负责任的民主公民。然而，若像有的史学家那样仅仅看到这一方面，那也过于片面了。[11]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大英帝国的世界性统治需要培训更多的人才，尤其是在殖民地行政、军事、商业等领域。事实上，即便是1883年成立的费边社这样的社会主义团体，也带有大英帝国的自由帝国主义诉求。

当时的大学里没有地理学专业——未设教席，“推广讲座”课程中不会出现地理学，推动地理学的普及教育就成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事情。著名生物地理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是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的骨干成员，早就对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深感不满，但他主张从普及教育着手改变这种状况。普通公学（Public Schools）有地理课，讲授以地质学为基础的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基本知识。在学界，除了有自然地理学，还有从业者不多的政治地理学——亦称普通地理学（general geography），相当于实证性的政治统计学，即按帝国统治的需要调查世界各国的资源状况（地理环境、人口、物产等等）——如今被称为“人文地理学”。无论如何，自然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在当时是分离的。（参见哈尔福德·麦金德：《德国和英国的当代地理学》，收入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周定瑛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高尔顿在推动皇家地理学会积极参与“推广讲座”运动的同时，尝试在普通公学开设新的地理课程，史称“新地理学”教育。

在“大学推广运动”随后的发展中，“新地理学”教育异军突起，成了整个运动中的一大亮点，最终发展成一种关乎大英帝国命运的帝国式政治—文明教育。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麦金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一帝国教育事业，而他那些地缘政治学的著名篇章不过是其副产品。[12]

由于缺乏具体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案，高尔顿发起的“新地理学”教育运动长期未见成效。麦金德在1884年投入“新地理学”运动后，情形很快有了起色，他在曼彻斯特等地为公学教师乃至普通工人开设的地理学讲座相当成功，这引起了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的注意。理事会邀请麦金德到学会作一场报告，谈谈自己对“新地理学”的看法，于是他写了一篇讲稿在学会宣读（1887年1月31日），随后以“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为题发表在学会的月报上。（参见哈尔福德·麦金德：《作为教育的枢纽学科的地理学》，收入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周定瑛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6页；以及哈·麦金德：《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收入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2009年版。译文据原文有改动，不再一一注明：Mackinder，H. J. [1887]. 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9/3 (Mar.), 141—160。）当时麦金德年仅25岁，且仅有硕士学历，这篇报告不仅让他在地理学界一举成名，报告本身也成了英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一篇标志性文献——它不仅阐明了“新地理学”的理念以及教育目的，同样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英国“真正的”政治地理学的诞生。

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地理]教育论战”，麦金德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什么是地理学”这个问题：

这让我们看到当时的英国学界并非没有政治地理学，但麦金德认为它不是真正的政治地理学。接下来麦金德为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是：致力于“探索人在社会中及其在具体地域的多样环境中的相互作用（the interaction of man in society and so much of his environment as varies locally）”。这话单独来看有些抽象，甚至有些语焉不详，但从麦金德所信奉的生物政治论来看，所谓“人的相互作用”指人类的生存斗争，它们无不发生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之中。若要理解人类的生存斗争，就必须考虑它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任何地方的政治问题，都将以对自然地理特征的考察结果而定，毕竟，人口稠密的集团，需要一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因此，地理学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应该为“我们未来的政治家”（our future statesmen）充分掌握“各种地理条件”提供知识，但绝不应该是政治统计学式的知识[14]。

基于这一立场，麦金德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科学探究的“专门化”趋向：

这无异于说，地理学应该成为现代科学的聚盆。三十四年后（1921），年届六旬的麦金德在一次演讲中回顾了自己从事“新地理学”教育运动的经历，讲稿发表时的标题是“地理学乃教育的枢纽学科”（Pivotal subject in education）——看来麦金德喜欢用“枢纽”一词，这是个地理概念。

麦金德在1887年的报告中继续指出，若地理学仍然处于自然科学的“专门化”状态，它就“永远无法成为一门学科，因而也就永远不能受到教师们的重视，而且肯定永远不能吸引广大有才智的人，使他们成为治人者（rulers of men）”。[16]这些言辞足以表明，年仅25岁的麦金德胸怀大政治抱负——让地理学成为统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枢纽性学科，不是为了地理学本身，而是为了培育治国人才。对他来说，这不仅是“新地理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也应该是整个“大学推广运动”的最终目的。差不多四十年后（1935），年逾七旬的麦金德在演讲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说法。（参见哈尔福德·麦金德：《国王乔治五世统治时期，地理学领域及地理研究的发展》，收入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0—42页。）

地理学本质上属于政治科学，其基础则属于自然科学，即以自然地理学为基础。一般而言，自然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要素（地形、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及其空间分布、相互作用和演变过程，如不同自然要素（山川、气候、水系等）的相互影响——为什么热带雨林集中在赤道区，为什么喜马拉雅山对印度季风有重要影响，其核心课题是某种自然要素“为什么在那里”。

自然地理学有诸多分支学科，涉及地质学、地貌学和地形学。地质学（geology）探究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结构、地质的成因及其演化过程，如岩石与矿物的分类和分布、地壳构造（板块、断层、褶皱）及其运动，某地的岩层属于什么年代，某条断层形成于哪个地质时期等等，从而是自然地理学的基础。地貌学（起初称physiography，后来称geomorphology）探究地球表面形态（地貌）的类型（构造地貌、侵蚀地貌、堆积地貌等）及其成因（风化、侵蚀、冰川、地震等）和演变过程（地貌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如高原沟壑如何形成，冰川如何反映气候变化等等。地形学（topography）的职责是测绘地球表面的形状和高低起伏，描述地物分布在何处及其形态如何（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等，某山的海拔是多少，哪些区域为低洼易涝），近乎是自然地理学的工具性学科。

在麦金德的时代，地理学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学科边界，自然地理学与地质学、地貌学和地形学的关系仍然不清楚。十八世纪时，地理学仍是“一种庞杂而分散的知识体系，涵盖了制图学、地形学、测量学和航海学等诸多方面”；到了十九世纪，地理学的概念基础经历重大转变，尽管如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内，地理学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多样性”。[17]由此可以理解，麦金德在报告中说：

麦金德尽管强调自然地理学是政治地理学的基础，但他同样强调，后者绝不能受自然地理学——尤其地质学——摆布。那么，政治地理学如何基于自然地理的材料形成自己的学科？麦金德在报告中展示了一个实例——描述英格兰的东南部。他明确反对既有的政治地理学描述方式，即先描述海岸，然后是地表，沿着海岸逐一描述海角、小海湾以及群山和河谷，随后提供政区划分和主要城市一览表，最后说明它们坐落在哪条河流的岸边。麦金德自己的做法是，首先从整体上概述英格兰东南部的地质和地貌状况，很快就进入其中一些地貌“在英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重要作用”，以说明那里的地表特征对英格兰的早期历史发生过怎样的影响。[19]

麦金德紧接着讲到城市的出现，这意味着那里出现了“定居”生活方式。这时他突然引入不同区域的对比——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有四个大城市，而其中的“肯特离欧洲大陆最近”。在这种地缘差异的比较中，政治地理学的关切或者说地缘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出现了：

伦敦在英格兰，安特卫普在西欧半岛的比利时，麦金德在描述英格兰东南部时将两者相互关联起来，就是他在报告开头时所说的人“在具体地域的多样环境中的相互作用”。由此可以看到，所谓政治地理学视野首先是从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看待某一地理单元。

依据这一实例，麦金德强调说：

由此引出地理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地理学不应该是史学的“附庸”，毋宁说，两者“在其开初阶段必定携手并进”，只是“在达到较高阶段以后”才各奔前程。其实，对麦金德来说，政治地理学始终离不开史学，因为它既包含地理也包含历史，而所谓历史不外乎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经历：

人类的历史呈现为一系列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生存斗争事件——史学以关注这些事件为基础，探究其前因及后果，而政治地理学不仅必须关注历史事件背后的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它得探究不同自然区域中所发生的事件之间有何关联。换言之，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对人类生存斗争的影响是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的首要关注对象——因此，他才会在自己提供的实例中对比泰晤士河河口与在地理位置上毫不相干的些耳德河河口。

在三年后发表的“政治地理学的自然基础”（The physical basi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1890）一文中，麦金德进一步说明了他对“历史”即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解：“每一人种都展现出不同的主动性，这些主动性主要是其历史的产物”。而且“在每一个时代，这些主动性中的某些因素会因地理条件的关系而被选中，并成为其成功的关键”：

此文足以表明，麦金德在1887年的报告中对地理学的现状不满，与其说针对的是当时的自然地理学，不如说是针对政治地理学。他在文中明确提出，“政治地理学家的志业远不止是描绘边界和罗列统计数字”，毋宁说，它应该是整个地理学的“皇冠篇章”（the crowning chapter），哪怕它所依赖的前提是自然地理学。[24]

由此可以理解，与自然地理学不同，政治地理学不可能脱离史学。尽管如此，地理学与史学毕竟是不同的学科，不能合二为一。1905年初，麦金德在《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读者来信栏中看到，一位军方的少将建议军校入学考试取消地理，与历史科合考，因为这两门学科堪称“姐妹”。他马上给报社写信表示反对—— “姐妹”不能成为“连体婴儿”（siamese twins）：

这封公开信让我们看到，就“历史”与“地理”这两门学科的关系而言，作为地理学家的麦金德坚持地理学优先的立场。由此可以理解，针对中学课程设置把“历史”与“地理”分开的习惯，麦金德主张“地理与历史的教学”应该成为一门综合科目（combined subject），但地理必须优先——他以“一战”爆发前的巴尔干半岛战争为例来说明其理由：

在他后来为初中生编写的教材《我们岛国的历史》（Our island history: An elementary study in history）的前言中，麦金德引用了一个在他看来很有说服力的史例：

巴特尔是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East Sussex）的一个小镇，距黑斯廷斯约十公里，战场就在那里。了解历史事件，首先要清楚地理位置，否则难免了解不透彻——仅仅提到地名几乎不会起什么作用，除非人们在头脑中已经熟悉那个地名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及其面貌。麦金德在晚年再次强调：史学是“回望时间”（looks back through time）的学科，地理学是“眺望空间”（looks out into space）的学科，“彼此之间无法完全割裂”，而政治地理学的职责是从时间出发理解空间——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参见哈尔福德·麦金德：《作为教育的枢纽学科的地理学》，收入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1页。译文据原文有改动。）

切莫把麦金德所理解的政治地理学与如今的历史地理学等同起来，因为前者始终关注的是不同人群“在具体的多样环境中”的生存斗争，它固然有助于让人更好地理解过去，但更重要的是让人认识现在的政治状况，以便为未来的生存斗争做准备。阿兰·贝克（Alan R. H. Baker, 1938—）是当代法国的历史地理学家，他的《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据说是业内的权威教材，从中不难看到，历史地理学完全没有麦金德所理解的政治要素——作者也仅仅一带而过地提到麦金德。研究历史地理学形成史的专家倒是指出，“历史地理学在牛津大学新的地理学课程方案中举足轻重，这在麦金德本人的系列讲座中尤为明显”。但即便是这些地理学史专家，也没有注意到麦金德历史地理学的政治学性质——甚至没有提到麦金德论述地理与历史之关系的关键文本。（详见阿兰·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4页；迈克尔·赫费南、卡琳·莫琳：《欧美历史地理学的早期传统》（丁雁南译，李鹏、汤茂林校），载《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8、147—148页。）

麦金德在1895发表了一篇长文“德国和英国的现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 German and English），与1890年的“政治地理学的自然基础”一样，此文可以被视为对1887年的报告所做的补充——这三篇文章构成了麦金德政治地理学理论的基本文献，而《历史的地理枢纽》不过是其地理学原理的具体应用罢了。这篇文章首先回顾了地理学自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发展，随后简要谈到“新地理学”的教学问题，接下来用了三分之一篇幅谈论英格兰与欧洲半岛的地理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英国的成长史乃至目前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缘战略地位的影响——既涉及过去也涉及现在和未来。[28]1887年报告中的实例仅是英格兰东南部，这篇文章中的实例则是整个英伦三岛，但关注焦点始终是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生存斗争的动态关系：

可以看到，麦金德的“新地理学”的出发点始终是自己所属的政治体在世界中的政治地理位置，更准确地说，始终是大英帝国的历史命运以及它在世界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地位问题。对于地理学家来说，自己所属的政治体立场不可或缺——法国的政治地理学家看待大英帝国时，自然会从法兰西的地理位置出发。（比较Claval，P. (1994). Playing with mirrors: The British Empire according to Albert Demangeon. Anne Godlewska & Neil Smith（eds.）, Geography and empire. Oxford：Blackwell，234—235。）问题在于，不同的政治体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不同，这必然影响到政治地理学家的视角。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不过是把自己的大英帝国关切延伸到更大的世界历史—地理范围而已，它足以表明，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关切始终不脱离大英帝国所面临的现实政治状况。《历史的地理枢纽》把中亚视为将会决定世界未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心脏地带，直接起因是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博弈。麦金德“极其悲观”地估计英国所处的地位十分不利，这与当时的实际政治态势并不相符，而他对中亚的实证知识也“远不及以前的学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担心“英国极有可能处于世界格局的边缘位置”，从而为保持大英帝国在变化的国际处境中的地位提出应对方略。（参见迈克尔·赫弗南、萨拉·奥哈拉：《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与英国人对中亚的地理感知》，收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2—67页。比较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傅正：《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由此可以说，麦金德的“新地理学”具有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实践品格。

麦金德在1887年的报告结尾时表示，他提出的“新地理学”构想既能满足“政治家和商人的实际需要”，也能满足“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理论要求”，尤其重要的是能满足“教师的知识追求”[30]。弗朗西斯·高尔顿在听了麦金德的报告后有些兴奋，他预言这位25岁的年轻人“注定要在地理教学方面留下自己的标志”。[31]事实上，凭靠这篇报告，牛津大学马上为麦金德提供了讲授地理学的教席——尽管不是正式教授，而是高级讲师（reader of geography），且由皇家地理学会支付一半薪水，麦金德还是充满热情地随即着手制定了“新地理学讲座课程大纲”。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麦金德“每学期都连续作7个星期的演讲，每星期演讲两次”，并开设了两门课程，“没有自然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明显区分”。同时，他还在校外诸多城市做了“102场关于地理学和地质学的演讲”，可见其推广“新地理学”的热忱何其高昂。（详见Mackinder，H. [1886]. A syllabu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the New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Extension Lectures；哈尔福德·麦金德：《地理学教育：牛津年度发展报告[1888年]》，收入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3页。）

两年后，麦金德与牛津大学推广教育委员会秘书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E. Sadler, 1861—1943）合作，撰写了《大学推广教育：它有未来吗？》（University extension: Has it a future? 1890）；次年修订再版时，副标题变成了“[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意味着两位作者相信，“大学推广教育”肯定有可以期待的未来。（参见Mackinder, H. J., & M. E. Sadler.[1890]. University extension: Has it a future? London: Henry Frowde；以及Mackinder, H. J., & M. E. Sadler.[1891]. University extens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ird edition. London: Cassell, v—vii。）1892年，麦金德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雷丁推广学院（Extension College at Reading）的首任院长，任至1905年。这个学院由牛津大学的“推广中心”（Extension Centre）承办，为当地居民提供高等教育课程，后来逐步扩展学科和规模，1926年晋升为大学。到了一百年后的199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25所大学设有承担校外教育事务的部门，在各自所在的地区提供大学推广服务”。它们被称为“责任机构”（Responsible Body），有资格从国家的教育与科学部获得资助，用于在指定区域开设达到大学水准的成人教育课程。[32]

麦金德为提高大英帝国公民的地理知识素养不辞辛劳、尽心尽力，长达三十多年。一方面，他坚持在“大学推广课程”框架内为成人举办“新地理学”讲座，其目的不是要让普通公民成为地理学家，而是培养他们对大英帝国在世界地缘格局中所处位置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另一方面，他积极编写教材，设计教学法，在普通公学推行“新地理学”教学，呼吁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阶段的课程设置将历史和地理整合为一个综合科目——教师必须受过这两门学科的训练。1893年，麦金德邀约四位地理学家成立了“地理协会”（Geographical Association），开始主导“新地理学”的推广。

▲ 麦金德（前排右一）与牛津大学地理系的同仁，1901年

麦金德一生用力最多的是编写政治地理学教材，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为普通公学编写的“地理初阶”（An elementary study in geography）系列——实际包含地理和历史两科（共六册）：《我们自己的诸岛》（Our own islands, 1906）、《我们岛国的历史》（1907）、《海峡以外的陆地》（Lands beyond the Channel, 1908）、《遥远的陆地》（Distant lands, 1910）、《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1911）、《现代不列颠国家》（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1914）。

这一教材系列的写作是在《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之后才动笔的，前后历时八年（1906—1914）。在此期间，教材的结构乃至个别教材的书名虽有所调整，但六部教材相互依存、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教学体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初阶”这个名称听起来朴实无华，实际上应称为“大英帝国公民教育六书”，因为它从“自然探究”（nature study）起步，以“公民学”（study of civics）结束——最后一部的副标题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而最后两部还有一个统一名称为“不列颠帝国”。

系列教材的介绍语提到，按麦金德的设想，孩子“从5岁生日”或6岁起，就可以开始学习地理和历史了，尽管是听教师的口头讲授，用三至四年时间打基础——到9岁（识字后）才可以阅读第一册《我们自己的诸岛》。在此之前，此书主要是教师用来口授。接下来，孩子以每年一册的速度学习这六册系列教材，到14岁时学完，相当于我国现在的高小到初中的课程。介绍语还明确提到，这一系列教材旨在通过描述“历史事件的时间关系或空间关系”，让学生获得完整的“视野教育”（outlook education）。[33]

为了更好地理解麦金德的教学构想，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教材系列每册的大致内容及其各册之间的进阶关系——从自然学到政治学。第一册《我们自己的诸岛》（附14幅彩色地图、18幅彩色插图及130幅文中插图）是为“小学高年级或预备学校相应的年级”（class midway up an elementary or a preparatory school）而编写的课堂用书，其宗旨是“尝试教孩子一些[本国]地理知识”。麦金德选择从英格兰北部开始，这不仅是因为它位于联合王国中部，“更因为那里的地形广大、简洁而又鲜明”，而“伦敦周边的地区则不太适合这一初始目的”。但麦金德没有连续描写英格兰，而是不时插入有关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章节，以便孩子通过“体会这片陆地的根本对比”，获得对联合王国的整全印象。

因应孩子的理解力，麦金德采用了“渐进教学法”（progressive methods），即不断回头提到已讲过的地区。他还要求自己的“每一段文字都必须落实在地图上”，以期孩子形成“地图式”思维习惯，“以较快的速度覆盖全国更大的范围”。麦金德虽然描述的是自然地理，但他力求每一章都富有人文意义，尽可能“避免使用无关紧要的地名”。麦金德希望自己的教材能激发并引导一线教师的口头教学，而不是取而代之。必须提到，这部教材所附的地图大多来自1791年成立的英国军械测量局（Ordnance Survey）绘制的军用地图。[34]

▲ 英格兰北部地区

载麦金德《我们自己的诸岛》，1906年

《我们自己的诸岛》讲述地理并没有脱离历史，而是让“道路、城市和疆界的布局呈现为历史运动在自然地理条件引导下的结果”，以便地理要素在孩子的头脑中能够形成“立体浮雕般的形象”。[35]第二册《我们岛国的历史》（附120幅文中插图及示意地图）从历史入手激发孩子对本国地理的“时间意识”。麦金德承认这并不容易，他的教学方式是叙事化讲解，即像讲述“个人故事”那样讲述英格兰王国的历史。他建议学生在阅读前十章的过程中动手绘制联合王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地图，标出主要的自然地理特征，“以便能在这些地图上直观地展示历史事件的演进与迁移”。既然学生已经熟悉不列颠王国的地图，那么，通过学习这本教材，他们就能在现在的政治版图上添加“历史联想”，把国家的成长史“牢固地锚定在那些事件实际发生的地理场景之中”。[36]

前两册是一个单元，聚焦于不列颠王国的地理和历史。我们已经看到，麦金德强调，熟悉地理离不开历史，熟悉历史离不开地理。在《我们岛国的历史》的前言中，麦金德特别交待了这一册与上一册的承接以及与随后两册之间的递进关系：

接下来的两册进到世界地理和历史单元。《海峡以外的陆地》（附169幅插图和地图）站在英伦三岛眺望英吉利海峡东面的欧洲地域和南面的地中海地域，由于那里的“地理结构复杂、历史曲折”，麦金德自己也感到描述起来“难度可谓最大”。为了“让未来大英帝国的公民在思想和感情上”对这一地域的地理结构“产生生动的理解”，他认为“值得费些心力”。经用心琢磨，他决定采用逆行历史游走的叙述方式，即从现在往前追溯至欧洲历史的起源，然后再回到现在，以呈现欧洲政治地理的古今脉络。在前言中，麦金德说明了采用这种描述方式的理由：

第一章从“地理和历史上都是我们最近的邻邦”法国起笔，沿现代的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游走，下行到古代的地中海周边，在那里围绕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转一圈后，经阿拉伯半岛上行到奥斯曼帝国，然后进入阿尔卑斯山的东南麓，从那里继续上行到奥匈帝国的东欧，最后一站是俄罗斯。用麦金德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叙述安排为的是“将欧洲的地图理解为一份历史文献”，“使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见Mackinder，H. J. [1908]. Lands beyond the Channel: An elementary study in geography, eleventh edition, reset & completely revised. London: George Philip & Son, vi；比较麦金德临逝前两年在地理协会上发表的演讲：Mackinder，H. J. [1942]. Geography, an art and a philosophy. Geography, 27/4, 122—130）。此书自1908年问世到“一战”结束的1918年已印行十版，相当于每年重印。因应“一战”的结束，麦金德“全面修订”此书，增写了“国联”一章作为新的结尾，让历史地理的循环更贴近现实。

《海峡以外的陆地》涉及的地理仅限于古典的欧亚大陆，《遥远的陆地》（附210幅插图和12幅彩色地图）延伸到现代的“全球”——所谓“遥远”当然是从英国学生的视角出发，指大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异国他乡或不熟悉的地理空间。《海峡以外的陆地》从地理上的移动带出欧洲历史，《遥远的陆地》则以历史事件为主线的叙述方式介绍世界地理——从“古人的世界”（第一章）和“古希腊地理学家”（第二章）一直讲到十九世纪。全书共十九章，地理大发现出现在第八章，随后的内容占全书近三分之二篇幅，尤其注重记叙地理探险以及极地和深海探索，由此勾勒全球自然地貌。将自然地理知识的介绍与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叙结合起来，如马可·波罗和库克等人的探险，是这一册的特色，意在让学生通过历史旅程感受世界各地的自然地域特色。麦金德的拥趸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 1870—1953）后来根据前者的理念编写了普及性世界地理读本，力图贯彻历史“支配”（control）地理的原则，但相比之下，明显缺乏历史的生动感。（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此书已经有五个中译本。）

▲ 印度洋地图

载麦金德《遥远的陆地》，1910年

按麦金德设想的“同心圆教学法”（concentric method），系列教材居中的两册是“中心”，即获得“全球视野”：第一册让孩子熟悉自己脚下国土的自然地貌，第二册让孩子了解国土的历史形成，第三册把孩子带到欧洲半岛及地中海周边，第四册进入全球地理，首次引入纬度（latitudes）、经度（longitudes）以及等值气候线（isometric climatic lines）等古人没有的“数学地理学”认知方式。麦金德特别提醒，在借助这类现代方式认知整个地球表面时，必须与讲解人类文明史的进程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可能激发孩子在接触数学地理学方式时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教学法上讲，麦金德要求中学教学“应当从具体[事件]出发，待学生掌握之后，再形成抽象概念”。举例来说，不能一开始就将“信风”（Trade Winds）作为一般现象来讲，而应先讲述哥伦布在大西洋上如何遭遇东北信风，然后讲航海探险者在前往印度的航路上如何遇到东南信风，接着再讲麦哲伦的航行如何凭靠太平洋信风，这样“学生很可能自己就会发现，所有洋面上的信风之间似乎有一种对称性”。麦金德把这种讲法称为“区域教学法”（regional method），他相信“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地理直觉”。自然地理学的教学习惯于概括性地讲不同区域的自然现象（如“火山”“冰川”之类），在麦金德看来，这种讲法既不具有真正的“地理性”，也“不利于学生发展出灵活且准确的地理想象力”。[40]

第三单元的两册上升到政治—文明教育，但并没有因此而离开地理学。《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附189幅文中插图及8页彩色地图）初版于1911年，麦金德在序言中开宗明义，“这本书融合了地理与历史”——“地理”仍然在前，否则就成了历史教育而非地理教育：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麦金德的“新地理学”是历史的，即“处于兴衰变动之中”的政治地理学。麦金德强调了“地理初阶”的“整个学习的实践目标”——孩子“在前几个阶段获得了准备和锻炼之后”，“现在被要求从一个整体视角去想象我们这个多样的地理环境与持续变动的世界”：

可见，麦金德已经清楚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书分五个部分（共二十二章）：从“狭窄的海域”（西欧诸国）——“欧洲”（东欧诸国），经“大洋”（跨越到印度和加拿大）走向“世界”（美国、俄罗斯、远东、德国和现代中东），最后以“不列颠帝国”收尾。从五个部分的标题来看，这册教材已经算得上是一部基于大英帝国视野的区域国别概论。由于国际地缘政治总是“在诸多方面都处于兴衰变动之中”，“一战”后重版这本教材时，麦金德换了一个书名，即《世界大战及之后：简明叙述与若干试探性思考》（The World War and after: A concise narrative and some tentative ideas）。[43]

最后一册《现代不列颠国家：公民学导论》在“一战”爆发那年出版，仅从书名来看已经是政治学教科书，但它的确是麦金德的“新地理学”教育企达的目的地：让初中生对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不列颠联合王国有整全的了解。麦金德从描述这个政治体的基层即乡村和市镇开始，进到政区及经济（工业与贸易）和法律，再到国家层面的军队（列有专章描述英国的全球海军实力），最后上升到“唐宁街”和“皇冠”——后者喻指“普通法”“责任内阁”“帝国诚信”等麦金德所谓的大英帝国核心价值。

麦金德特别提到，他在书中不仅描述了狭义上的政府组织，还着意描述了诸如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伦敦港务局（London Port Authority）、默西港信托公司（Mersey Dock Trust）、半岛东方轮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冠达航运公司（Cunard Company）这一类大公司或法人团体在帝国机体中所起的肢体作用。

默西港信托公司是十九世纪后期建立的地方性公营机构，负责利物浦港及其周边默西河（River Mersey）河口一带港口设施的管理。因施行非私营企业逐利式的经营，其信托董事会成员包括地方政府代表、商人和其他公共利益相关者，这家公司具有法定机构（statutory authority）性质，对港区拥有“附属立法权”（by-law）。半岛东方轮船公司建于1837年，起初运营英国至伊比利亚半岛的物流航线，后扩展至地中海、印度及远东地区，最终形成从英国通往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所谓“帝国航线”。冠达航运公司由出生在加拿大的英国人塞缪尔·库纳德（Samuel Cunard，1787—1865）创建于1840年，起初经营跨大西洋航线的物流（利物浦—纽约/波士顿），后扩展至加拿大和地中海。在麦金德的时代，这两家远洋航运公司不仅把持了全球主要的商业运输，而且在大英帝国的政治和文化扩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所拥有的权力与某些政府部门不相上下，部分船只甚至可以悬挂皇家标志。由于掌控了殖民地港口的码头、仓储和交通系统，这两家公司被视为“外包的帝国治理节点”，史称高度“帝国化”的远洋航运公司。

麦金德的这一视角来自著名的大英帝国主义者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勋爵的观点，后者把这类公司视为“具有政府职能”的准官方机构（quasi-governmental authorities）。由于在全球范围内行使了接近主权的功能，它们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帝国秩序的延伸。因此，麦金德在书中把这类企业与大英帝国的其他机构相提并论：

不难设想，英国的中学生在受过这种教材的教育后，想不成为大英帝国主义者都很难。今天的我们若仅把米尔纳麦金德的这一观点视为所谓制度主义或“功能结构主义”的“国家—社会协调论”，就过于迂腐甚至幼稚了。

“地理初阶”系列后来定名为“地理与历史初阶”（Elementary studies in geography and history）。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所谓“历史”在麦金德眼里不过是不列颠王国崛起为世界性帝国的历史——历史地看待世界地理，即从大英帝国的眼光看待世界地理。为配合学校的教学，麦金德最后还为这套系列教材撰写了一本教师用书，以辅助一线教师的课堂讲解——另附一册《问题与练习》（Questions and exercises）。麦金德相信，最好的教学方式是口头讲解，他希望自己的教师用书能够与一线教师建立起直接联系。为了向“他们示范一种讲解风格”，他采用第一人称写作，并“尽可能保持语言的朴素”，可见用心何其良苦。[45]

在写作“地理与历史初阶”教材之前，麦金德已经尝试主编过一套名为“世界区域”（The regions of the world）的系列读本，在今天看来，这算得上是后来兴起的“区域国别学”之滥觞。据麦金德自己说，这套丛书的构想是因应在英国留学的外国学生的需求，实则源于他在牛津大学讲授“新地理学”的第二年（1889）设计的讲座计划。[46]看得出来，这一计划针对的是成人教育，属于“大学推广讲座”，后来针对中学生的“地理与历史初阶”系列与之形成了配套。

按照麦金德的设计，这套教材依区域划分来描述世界各地的地理、经济、民族和政治状况，以此展现全球“大的自然区域（great natural region）的地理特征及其历史现状，追踪这些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此替代统计学式的政治地理学。[47]这套丛书按计划有13种，而实际出版了多少种，现已难以查考。我们首先需要知道，麦金德作为丛书主编，带有大英帝国的政治视角，而他撰写的《不列颠和不列颠海域》（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 1902）最先问世，为这套丛书的写作风格提供了范本。麦金德这样开篇：

这样的文字显然不是写给地理学界的业内人士看的——不仅如此，麦金德在临近结尾的“帝国的不列颠”一章中写下的一段话足以表明，此书带有明显的生物—政治论性质：

这套成人教育读本系列中涉及世界区域的有大卫·霍加斯（David George Hogarth, 1862—1927）的《近东》（The Nearer East），与麦金德的书同年问世。作者是英国的东方学（近东学）考古学家，后来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做管理员。他在前言中提到，“本系列丛书的发起者所面向的公众群体极为多样化，因此首要条件是要让人普遍易懂”。[50]不难设想，这是麦金德对丛书作者提出的一般要求。接下来是德国的地理学家约瑟夫·帕奇（Joseph Partsch, 1851—1929）的《中欧》（Central Europe）。由于原作篇幅过长，且行文过于学究化，不适合作为通识读物，麦金德特别找人“对译文做了删节”，还亲自修改行文以适应读者的需要。[51]由此可见，麦金德对这套成人教育读本相当上心。

《北美》（North America）一书出自美国人伊斯雷尔·拉塞尔（Israel C. Russell, 1852—1906），他是法学博士出身，却以对北美中部大盆地古湖泊和阿拉斯加的开创性探索而闻名。作者按“可读性”原则概述了“北美大陆在地理学视角下最有趣、最具启发意义的主要事实”，偏重自然条件（自然地理）和人类生存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利用（经济地理）。由于北美地域过于辽阔，而当时整个大陆的广大区域尚未测绘成图，作者称自己只能从已知较详的部分选取各种地理特征，提供“一份通俗形式（popular form）的阶段性报告”，并尽可能“反映二十世纪初北美地理演化研究的最新进展”。[52]

《远东》（The Far East）的作者阿奇博尔德·利特尔（Archibald John Little, 1838—1908）是英国商人，1860年代到中国做生意十年，多次游历各地，尤其熟悉西南地区。首次在我国旅行时“太平军正围攻上海”，他“从宁波出发，沿钱塘江而上，途经安徽，再经由著名的景德镇瓷器产地，顺鄱阳湖下至九江——所经之地皆是当时洪秀全的军队与清军激战的战场”。[53]利特尔凭这本书成了著名旅行作家，而他的夫人艾丽西亚·利特尔（Alicia Little, 1845 —1926）名气更大，1899年出版了六百页的旅行志《亲密的中国》（Intimate China），附有一百多张照片，一时成为畅销书。她还著有《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Li Hung-Chang: His life and times，1903）。

《非洲》（Africa）一书出自皇家地理学会理事司各特·凯尔蒂（J. Scott Keltie, 1840—1927），正是他在1886年作为皇家地理学会的“地理教育督学”（Inspector of Geographical Education）时发现了麦金德这位热心地理教育的干才。1893年，凯尔蒂出版了《非洲的分治》（The Partition of Africa），记叙十九世纪末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争夺和外交博弈，尤其详述条约和边界划分（1895年修订版）。接受麦金德的邀请后，他在旧作基础上增加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等章节，对地理区划、气候带、动植物分布有更详细的描述，以符合系列丛书的“区域地理”定位。此书明显持有大英帝国主义立场，若干年后，美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克勒（Albert Galloway Keller, 1874—1956）对书中“价值较低的段落”作了“删削或压缩”,尤其是“明显带有沙文主义态度”的段落，编辑出版了供美国大学所用的版本。[54]这一事例足以表明，区域国别学是历史动态性的学科，而且始终受特定的国家立场支配。

这套系列教材中涉及国别的仅两种，即《俄罗斯》（Russia）和《印度》（India）。前者出自苏格兰政治家唐纳德·华莱士（Donald  Wallace, 1841—1919），此人也不是地理学科班出身，早年出于个人兴趣前往高加索地区调查伊朗后裔部落奥塞特人（Ossetes），却发现俄罗斯更让他感兴趣，便在那里待了六年（1870年初至1875年底）。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前，他出版了《俄罗斯》一书，一举成名。接到麦金德的邀请后，他并没有“写一部全新的著作”，而是“大幅扩充和增补”旧作，添加了对晚近二十多年俄国政治状况的描述。[55]

《印度》一书出自英属印度边境测量总监、安第斯山脉边界案（Andes Boundary Case）的仲裁员托马斯·霍尔迪奇（Thomas Hungerford Holdich, 1843—1929），此人后来做过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他在写作此书时遵从麦金德的“郑重告诫”，“避免过多的统计与细节”，“主要以描写性的方式来处理印度地理形态与地理分布的无限多样性”。[56]可以看到，除了英国，这套丛书中唯有俄国和印度单独成书，其他均为区域；而当时的印度属于英帝国的延伸，实际上仅有两个“国别”选题——英国和俄国。麦金德在设计这套成人教育读本时也许心里清楚，眼下与大英帝国争夺全球势力的对手是俄国，这与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表达的政治地理观若合符节。

麦金德约请的作者有一半不是地理学—地质学的专业人士，而按他的企望，专业人士也应力求写得不仅通俗易懂，还要有吸引力，毕竟这套丛书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成人教育。1908年，麦金德出版了《莱茵河及其河谷和历史》（The Rhine: Its valley and history），看起来也属于这套系列，但没有收入其中。（参见Mackinder, H. [1908]. The Rhine: Its valley and histo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 New York：Dodd Mead。）他很可能觉得，已有的“世界区域”系列的成品并不如意，干脆放弃了原有的计划——与其组织各色人撰写，不如自己写。如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从1905年起独自开启了“地理与历史初阶”系列。

麦金德的“世界区域”系列与他在牛津大学推动“新地理学”教育时的合作者迈克尔·萨德勒有关，后者与麦金德一样，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大学推广运动。据说，他在如今的教育学史上有“比较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人物”的美誉。（参见屈书杰：《迈克尔·萨德勒比较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载《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8期。）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他首先是十九世纪末英国的帝国式教育的探索者和组织者之一，否则就难免误解他提出“比较教育”的意图。毕竟，萨德勒“在整个帝国内为教育所做的热忱工作，可以写满一整本书，而他在这一事业上的兴趣似乎永不枯竭”。[57]

当时，不列颠联合王国正从维多利亚帝国转型为现代帝国联盟体系，而德国、日本和美国也崛起为区域性大国。一个国家的强盛断乎离不开教育，因而一国的教育也就与大国博弈不可能没有关系，当时英国的精英人士对此有充分的警觉意识。1895年，萨德勒到教育部任职。在他的建议下，教育部成立了“特别调查与报告处”（Office of Special Inquiries and Reports），专门负责收集新兴大国教育状况的情报。萨德勒在参与教育政策辩论时运用这些调查数据和分析报告，直接“促成了他如今主要被人们铭记的那部分毕生事业——投身于教育比较研究及其应用”，他在1900年发表了题为“我们能从外国教育体系的研究中学到多少有实际价值的东西”的著名演讲。其中说道：

萨德勒首先关注的是正在崛起的德国教育体制以及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教育，麦金德的抱负与萨德勒的关切一拍即合——麦金德在1895年发表过长文“德国和英国的现代地理学”。起初两人共同积极践行大学推广教育，通过校外讲座课程传播大英帝国意识形态，强化“英格兰传统和帝国责任”意识。（参见Grier, L.[1952].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the work of Michael Ernest Sadler 1885—1935. London, 10—11、14、16、24；比较Phillips, D.[2006] . Michael Sadler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2/1, 41—43。）为了让帝国的教育政策和制度与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治理相协调，他们深信，培养一支为大英帝国的全球治理服务的跨文化精英队伍——尤其是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非的殖民行政训练管理者——至关重要。他们应该是殖民地的文化中介者，负有“延续[大英]帝国文化生命”的政治使命，因此需要接受一种“帝国式的[比较]教育”，英国的大学应该“在争取帝国统一的斗争中发挥引领作用”。两人一致认同培养殖民地或自治领精英阶层的教育不能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对大英帝国的忠诚意识。

萨德勒在离开教育部（1903）之前，成功推动殖民事务部（State for the Colonies）成立了“视觉教学委员会”（Visual Instruction Committee，1902），并利用当时刚出现不久的视觉技术（幻灯片）制作系列教材，于1907年起实施，向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自治领推广帝国意识形态。系列教材的说明这样开宗明义：

帝国教育“视觉教学委员会”成员由殖民事务大臣任命，“负责研究如何以最佳制度推进此类教学”。该委员会认为，“除非借助某种充分的视觉教学手段，否则帝国任何地区的孩子都无法真正了解其他地区的面貌”。这一计划从小规模实验做起，先由“锡兰、海峡属地（Straits Settlements，[引按]指1867年成为英王直辖殖民地的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和香港这三个东方殖民地”出资，由英国学者制作一本介绍英国本土的幻灯讲座小册子，“供这些殖民地的学校使用”。随后，西印度群岛、西非、毛里求斯和印度也仿此“自行出资制作适合自身特殊需求”的幻灯片教学手册，最后是加拿大和南非。委员会要求，制作图文讲座时必须做工精致，“最好由技艺精湛的艺术家按统一体系绘制插图”，以有助于“对[大英]帝国的通俗理解（popul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mpire）”。这一帝国教育计划“得到了威尔士王妃殿下强有力且善意的支持”，乔治娜·达德利（Georgina Dudley）夫人的慈善机构“[贵族]女士委员会”（Committee of Ladies）为此提供了大额资助。

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麦金德为这一视觉教学计划撰写了两部教材：《联合王国七讲》（1909，特别注明“用于印度，修订版用于联合王国”）和《印度八讲》（1910）。前者（附有54张幻灯片）的内容与1902年的《不列颠与不列颠海域》以及1914年的《现代不列颠国家：公民学导论》相同，但侧重点不同——它力图“让英国的孩子们设想自己处于帝国另一端的印度孩子们（Indian children）的处境，这种尝试本身就有助于唤起并强化一种宝贵的政治共同感（political sympathy）”。（参见Mackinder，H. [1909]. Seven lectures on the United Kingdom. For use in India，reissued for u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George Philip，vi； 详参Ryan, J. [1979]. Picturing empire: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209；以及Tuathail, G.Ó. [1996].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Routledge，75—84。）

《印度八讲》（附有60张幻灯片）以这样的大英帝国意识形态言辞结尾：

委员会对麦金德的《印度八讲》的评价是，它“以恰当的比重成功地呈现了所有关键事实，对于通俗地理解陛下的印度领地至关重要”。而大英帝国是否“公正地”治理印度，后来的政治史学家得出的是否定性结论。（详见托马斯·梅特卡夫：《新编剑桥印度史：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李东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152页；委员会的评价见Mackinder，H. J. [1910]. India: Eight lectures prepared for the Visual Instruction Committee of the Colonial Office. London: George Philip & Son, v—vii。）

启动这一教育计划之前的1906年，萨德勒在伦敦组织了一场关于“帝国”的小范围系列讲座，探讨如何促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帝国公务员理解和共享英国教育传统，推动当地制度和公共教育的英格兰化。麦金德应邀做了题为“论帝国式思维”（On thinking imperially）的演讲，阐述他的帝国教育理念。麦金德首先表示，由于教科书造成的“极大误导”，大英帝国的孩子从小养成了“很难改变的狭隘观念”，长大后不能真正理解“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这个观念，不懂得海外领地与英伦三岛“在国际力量的博弈中是一个统一整体（a single unit）”。鉴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国家的形成，似乎都是在共同对抗外部压力的努力中实现的”，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若缺乏这一整体观念，对于帝国的存续显然极为不利[61]。言下之意，大英帝国的教育设计必须意识到，国家的存续始终处于外部压力的威胁之中。

在列举史例说明这一点之后，麦金德随即提出，如何对国民施行教育始终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在国家“公民”这个概念之下，实际分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有学识且见多识广的“先锋群体”不过“区区几千人”，“然后是大量相当聪明且有一定见识的商人，再往外是数百万智力和见识都有限的人，最后还有一群实际上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要让这些具有不同智识能力的人心往一处想，就得给他们“灌输一种新的国家观念”，这要求大英帝国的教育“应当有一个明确目标”，即让每个英国人养成这样一种习惯：“首先将自己视为帝国的臣民（subjects of an empire），而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公民”——他特别提到，“如今很多人认为‘帝国’与‘自由’必然对立，这种观点很危险”。[62]

麦金德接下来指责英国学校中的历史教学不能适应帝国的发展，仍然在培养“狭隘的岛国心态”，强调英吉利海峡是一道防线，忘了“海峡对岸的大片陆地历史上曾是英格兰国王的领地”。尤其重要的是，晚近三百年来，大不列颠不仅形成了联合王国，而且已经是“一个世界性帝国”（a world-wide empire）。要让如今的孩子们从小懂得“保卫祖国”，学校的历史教学就不应该像莎士比亚时代那样强调“海洋防线”，而是得培养“世界性帝国的战略考量（strategetic considerations）”。因此，对麦金德来说，“帝国”不仅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这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公民应该具备像思考本土力量一样思考整个帝国的能力，这需要跨文化的理解力和政治判断力，而地理空间的感知能力是这两者的基础。麦金德由此引出了针对全民施行世界地理教育的重要性：毕竟，地理环境对于塑造文明、帝国扩展、权力平衡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一个施行统治的世界性帝国的公民来说，能够清晰想象遥远的地理环境至关重要”：

麦金德在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他投身中小学教育改革和成人教育的根本动因——重点是新的“全民”地理—历史教育，而非仅仅是少数智识人的地理学教育。毕竟，绝大多数民众的“信息有限，难以理解帝国”，民主化的发展又使得复杂理念的传播变得十分困难，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相当迅速，公务员——更不用说普通人——很容易陷入具体的局部事件，缺乏整体战略视角。养成“帝国式思维”习惯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因此需要推行一种培育帝国公民具有整全视野的地理—历史教育：

这次演讲之后，麦金德就投入了“地理与历史初阶”系列教材的写作。五年后，他在教育部举办的“帝国教育会议”（Imperial Education Conference）上发表了题为“从帝国视角教授地理，以及视觉教学法的可行与应有之用途”（The teaching of geography from an imperial point of view, and the use which could and should be made of visual instruction, 1911）的演讲，讲稿随后刊登在于《地理学教师》（Geographical Teacher）杂志。这时，“地理与历史初阶”系列已经基本完成。麦金德在演讲一开始就提出：

这段言辞让我们看到，麦金德对大英帝国所面临的时代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殖民地和自治领地区出现了独立诉求。在“论帝国式思维”演讲结尾时，麦金德已提到这一问题，现在成了他的首要关切——帝国的统一只能依靠各个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自由同意”（free consent），为此，大英帝国本土的人民必须与那里的人民建立政治共同感。这需要通过为当地人提供教育服务来实现，换言之，“帝国式思维”必须具体落实为帝国式教育。由于这一教育的基础是地理学，所谓“帝国式思维”就是帝国式的地理思维：

这意味着学习地理即培养政治“视野”（outlook），由此养成政治性的“判断力”或者说政治性的实践能力。对麦金德来说，学习历史同样如此：

在麦金德看来，“视看能力”是人的原初天赋，这在孩童和未开化者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随着识字或文明化进程，这种能力会逐渐枯萎。根据这一认识，麦金德主张小学应该尽早开始地理教学。当然，这一主张的根本意图是“帝国教育”，他扼要概述了自己编写“地理与历史初阶”系列教材的初衷：

麦金德明确反对英国中学的地理和历史教学仅仅讲英格兰地理和历史——“只知英格兰者，实不知英格兰”，因为英格兰如今已经是世界性帝国。由此可见，麦金德所谓的“地理性思维”不外乎是大英帝国式的思维：

这话足以表明，麦金德强调地理和历史的教学要有全球视野，但大英帝国始终是立足点。在这篇演讲中，其政治地理学的底色比他在1887年的报告中呈露得更为直白：

由此不难理解，麦金德的“地理与历史初阶”系列教材是名符其实的大英帝国主义教材——所谓“新地理学”的含义至此彻底显露无遗：它不过是十九世纪晚期大英帝国主义运动的产物。[71]

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位帝国主义者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1874—1965）仅比麦金德小13岁，两者算得上是同时代人，他在《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中的说法为后者的抱负提供了一个政治史学脚注——188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运动在海外的探险、征服和拓居活动接近了高潮”：

丘吉尔的意思是，十九世纪晚期的大英帝国主义运动能够取得成效，更多靠的是个人抱负，而非国家行为。1847年，苏格兰人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1823—1893）前往印度从事海岸贸易，在印度与东非之间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势力；1877年，英格兰人乔治·戈尔迪（George Goldie，1846—1925）前往西非，将在尼日利亚的所有英国商行合并成联合贸易非洲公司，由此产生了将尼日尔河（Niger River，非洲第三长河）和贝努埃河（Benue River）流域整个纳入大英帝国版图的想象，并采取了切实的行动；英格兰人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1853—1902）在1870年前往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开发金矿后，畅想将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整个地域纳入大英帝国版图，为不列颠王国的全球统治做准备。（详参Garrett，F. E. [1905]. The Empire and the Century. London: John Murray； Munro，J. F. [2003].  Maritime enterprise and empire: Sir William Mackinnon and his business network, 1823—1893. Suffolk: The Boydell Press；Flint，J. E.[1960]. Sir George Goldie and the making of Ni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以及Radziwill，P. C. [1918]. Cecil Rhodes: Man and empire maker. London: Cassell。）

丘吉尔没有忘记提到“出色的行政官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他作为被派往开普敦的高级专员“为重建南非做出了重要贡献”。[73]其实，米尔纳“是一位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痴迷于为帝国守卫边境”，将帝国主义事业视为个人的“十字军东征”，甚至视为“人类精神的伟大运动”——正是这位米尔纳挑起了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成功吞并布尔共和国后，他被任命为首任南非总督。[74]丘吉尔的历史记叙隐瞒了米尔纳的好些帝国主义行径，后者对布尔人的残酷屠杀以及对中国劳工的残忍对待，在当时就已经是新闻事件。在出任开普殖民地高级专员期间，米尔纳从英国本土招录了大量年轻的牛津高材生前往开普殖民地担任官僚，他们大多受过“新黑格尔主义教育”——这批精英被称为“米尔纳幼儿园”（Milner’s Kindergarten）中的孩子们。[75]

米尔纳在1905年回到英国，四年之后就组织起一个名为“圆桌派”（Round Table Group）的政治团体，成员主要来自牛津大学的教授、政府高官、殖民地官僚、银行家、新闻界名流。米尔纳希望这个精英组织像他在南非办的“幼儿园”那样，成为一个志同道合且富有使命感的帝国精英团体，致力于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自治领更紧密地融入帝国政治结构，使得“种族上由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帝国联邦”（Imperial Federalism）成为真正“大一统”式的政治体。“圆桌派”自成立以后存在了近半个世纪（1966年解体），通过将其政治理念带入英国外交部、殖民事务部、《泰晤士报》、牛津大学、金本位改革委员会、国际联盟筹建委员会等权力核心，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帝国政策。[76]

米尔纳十分看重麦金德的才干。在圆桌派成立前的1908年，麦金德就被米尔纳拉进核心圈子，成了后者的“私人秘书处”（Private Secretariat）成员。从此，在米尔纳的“总体指导下”，麦金德“几乎全职地作为帝国事业的‘传教士’开展工作”，而在此之前，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03—1908）。（详见Blouet, B. [1987]. Halford Mackinder: A biography.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36—154；Kendle, J. E. [1975]. The Round Table Movement and Imperial Union. Toronto &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51, 55；以及Thompson，J. L. [2015]. A wider patriotism: Alfred Milner and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Routledge, 114。）

1925年11月10日，麦金德应邀在英国“皇家殖民研究所”做了题为“英格兰传统与帝国：关于米尔纳勋爵信条与帝国委员会的若干思考”（The English tradition and the Empire: Some thoughts on Lord Milner’s Credo and the Imperial Committees）的报告。当时，离米尔纳去世不久，他的“种族帝国论”再次引发争议，麦金德竭力为之辩护，这让我们得以看到其帝国式教育论的根本底色。[77]

米尔纳的大英帝国主义“信条”是，不主张殖民帝国无限扩张，而是优先整合“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将联合王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整合为一个“种族、制度、文化”同源的政治共同体。具体措施是，在伦敦设立一个“帝国议会”或“帝国内阁”常设机构，以此保持对非盎格鲁种族的“引导地位”，同时让各自治领参与帝国决策，“维持一个种族不平等、但制度统一的世界帝国”——“在这样一个联盟中，现有的主权统治只是原材料”。米尔纳特别强调，教育是帝国治理的灵魂，即通过教育来传播英语、英国制度、议会和普通法等，以实现文化渗透。[78]

由于米尔纳把“英格兰种族”（the English race）视为西方“文明”的承载者，强调它在大英帝国中的核心作用，他被指责是“种族帝国主义者”，其“信条”被政治史学家称为“自由主义种族论”（liberal racialism）。麦金德在报告中承认，米尔纳的信条引发了英国本土和英属殖民地—自治领的不少人的抗议，但他为后者辩解说，“在所有正直的不列颠人心中，都能听见米尔纳的回响”——因为，唤起米尔纳情感的是英格兰种族的高贵，它基于某种血统（blood），而“这种血统承载着历经数十代人才形成的特质”：

把英格兰种族的血统高贵论转化为大英帝国的制度优越论，是米尔纳“信条”的核心。麦金德以米尔纳信徒的姿态表示，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这种“英格兰品性”对当今世界至关重要，或者说现代世界需要英格兰种族，因为它是西方文明传统的担纲者——只不过，这种文明精神的传播是一个缓慢的几乎生理性的成长过程。麦金德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是“一战”之后的1925年，美国正携带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理想试图取代大英帝国的世界性地位。麦金德的辩护不过体现了其大英帝国信念在面对美国崛起时的最后挣扎。他还能够坚持自己的帝国信念，不过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仍然占据着全球的诸多关键区域：

麦金德承认，美国在某些方面体现了英格兰品性的第二种形式，但并不完全如此——因为英属美洲殖民者脱离宗主国时，尚未经历英格兰制度的“责任政府”这一重要发展阶段。与1887年的报告对比，麦金德这次演讲足以让我们彻底看清他的“新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的真实底色——“地理与历史初阶”的最后一册大谈英国制度，不过是在施行自由主义种族论教育。

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帝国主义知识精英对英帝国的国际政治处境深感忧虑，麦金德在纪念米尔纳的演讲中不得不承认，“外国舆论将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帝国的各个部分，由于当地的迫切危机和职责，这些部分可能会逐渐疏远”[81]。年轻的古典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 1879—1957）是另一个显著例子，他在1911年出版了关于雅典城邦的专著，其书名（The Greek Commonwealth）意在暗示British Commonwealth——作者在书中一开始不久就写道：

这话无异于把大英帝国的世界性联邦愿想挪到了雅典城邦身上。1880年代以来，“自由帝国主义者和费边社成员”已经频频用Commonwealth这个语词来“指代一个国际共同体”，齐默尔用它暗指大英帝国的世界性联邦。他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凸显西方（雅典民主政体）与东方（波斯专制政体）的对比，用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为大英帝国主义提供道义正当性——雅典城邦的帝国冲动乃是对自由民主理想的追求，与波斯帝国的君主制霸权形成对照。在一个不经意的笔误中，齐默尔将波斯僭主称作“莫卧儿”（Moguls），无意中暴露了自己写作这部古典学作品的现实政治意图——印度独立运动（1905—1908）让他深感焦虑。（详见Morefield，J. [2007]. “An education to Greece”：The Round Table, imperial theor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8 / 2, pp. 329，248—361。美国哈佛大学古代史教授威廉·弗格森的“希腊七讲”[1913]也属于这类性质。参见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米尔纳的“圆桌派”核心成员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1872—1955）马上就注意到齐默恩，因为他的书体现了基层精英的“帝国忠诚”，而这样的通俗著述尤其有助于以“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方式强化帝国中心对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控制——麦金德的教材已经为此提供了典范。柯蒂斯早年是“米尔纳幼儿园”的骨干成员，齐默尔基于大英帝国的处境重述雅典民主城邦的历史，让他看到了利用雅典民主城邦打造英联邦帝国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以应对圆桌派的“联邦帝国论”所受到的攻击，尤其是与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主义”（prussianism）撇清关系——齐默尔恩因此很快就于1913年被吸纳进圆桌派圈子。柯蒂斯随即撰写了长达七百多页的《联邦诸国》（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副标题很长：“大英帝国公民身份的性质及其与各共同体相互关系之研究”。此书将雅典民主说成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帝国的源头，柯蒂斯也因此成了“圆桌派”的首席理论家，并在米尔纳离世后成为“圆桌派”的第二代领导人。（参见Kendle，J. E. [1975]. The Round Table Movement and Imperial Union. Toronto & Buffal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71, 185—205；Morefield，J.[2007]. “An education to Greece”：The Round Table, imperial theor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28/2, 330—336；比较Curtis，L.[1916/1918]. 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itizenship i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into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the several communities thereof. London: Macmillan, 19—48；详参Lavin，D.[1995]. From empire to international Commonwealth: A biography of Lionel Curt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顺便说，“二战”结束后，即便大英帝国的世界性地位已经被美国取代，利用雅典民主城邦的历史叙事打造所谓欧洲特有的民主文明特色，仍然是英国学界的教育和学术传统——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摩西·芬利（1912—1986）就是显著例子，他也因此于1979年受封爵士。（参见摩西·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麦金德的米尔纳纪念演讲发表十四年之后，欧洲爆发了洲际大战。在这场战争的头两年，主要是大英帝国与德意志帝国的对决——若非英吉利海峡这道自然防线，不列颠岛能否免遭蹂躏还真不好说。当大英帝国难以支撑时，美国适时介入，麦金德身在其中的“圆桌派”适时地转而积极推动“盎格鲁—美利坚联盟”，政治理念变成了“亲美的帝国现实主义”。[83]

▲ 第一次圆桌派国际会议合影

英国黑斯廷斯，1948年

1920年代中期，柯蒂斯就开始写作一部大著《上帝的国度》（Civitas Dei），“以更长的篇幅、更详细的方式但同样宽泛地重申他在《联邦诸国》中表达的观点”。第一卷于1934年面世，第二、三卷在1937年同时面世，随后就出版了一卷本通俗版——名为《上帝的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God）。柯蒂斯首先提供的是从雅典民主出发的“世界性联邦”世界史叙事（前两卷），然后尝试规划未来的“世界性联邦”蓝图（第三卷），并呼吁美国也加入进来。（参见Curtis，L. [1950]. Civitas Dei，seco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以及Curtis，L. [1938]. The Commonwealth of God. London：Macmillan。）美国著名政治记者克拉伦斯·斯特赖特（Clarence Streit，1896—1986）随即写了《立即联合：关于北大西洋民主国家建立联邦联盟的倡议》（Union Now: A Proposal for a Federal Union of the Democracies of the North Atlantic），主张“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由美国牵头与其他民主国家结成世界性联盟，在一个联邦政府之下实现切实迈出“世界联邦大一统”（World Federal Union）的第一步。（参见Kendle，J. E. [1975]. The Round Table Movement and Imperial Union. Toronto & Buffal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93；Streit，C. [1939]. Union Now: A proposal for a Federal Union of the Democracies of the North Atlantic.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以及Imlay, T. C. [2023]. Clarence Streit and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1—88。）

其实，爱德华七世（1841—1910）统治初期，大英帝国的精英人士已经设想让美国加入由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导的世界性联邦。1902年底，费边社领导人韦布夫妇（Sidney & Beatrice Webb）发起了一个跨党派人士的每月晚餐聚会，地点设在伦敦艾敏街旅馆（St. Ermin’s Hotel），成员为当时英国政界、军界、学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米尔纳、麦金德以及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科幻作家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都在其中，他们一致认同有必要巩固大英帝国的世界性统治。俱乐部以科技语汇“系数”（The Coefficients）命名，在数学中“系数”本身不起决定作用，但放在某个表达式或方程里却具有“成倍放大”或“调节”作用，可见这帮人自视为推动帝国改革的“变量”或“动力因子”，虽然不直接执政，却能作为“社会的隐形系数”放大国家力量。他们每月聚会一次，在共进晚餐后讨论“帝国治理在国内和海外的目标、政策以及方法”，尤其关注帝国的海军战略和教育改革。这个俱乐部虽然在1909年因政见分歧而散伙，却为“圆桌派运动”提供了重要人脉和思想土壤。[84]

1903年3月的俱乐部第四次月会讨论了一篇关于英美关系的论文，与会者一致同意，尽管英美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各种潜在的争端，但世界大势“最终会促成某种形式的盎格鲁美利坚联合”。不过，不少人认为这并非迫在眉睫，必须保持耐心——“麦金德执笔记录了这场广泛的辩论”。[8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盎格鲁美利坚联合变得迫在眉睫。由此可以理解，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随即成了美国地缘政治学的基础，并取代了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的影响力。这足以让今天的我们意识到，没有深入了解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背后的“帝国意识”，无论其名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和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在我国学界有多少译本，我们都谈不上真正了解麦金德，更不用说理解大西洋联盟民主教育制度的“自由主义种族论”底色。[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