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亚历山大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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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学家常常惋惜印度人在亚历山大大帝远征阿富汗和西北印度之时（公元前 327—前 325）的所保持的沉默，以及他们对古典时代最后两个世纪里统治着从巴克特里亚（译按：古国名“大夏”）到旁遮普的印度 - 希腊国王们的三缄其口。向我们叙述亚历山大远征的仅有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而印度 - 希腊诸国王的历史则借助钱币以及古典作家对他们所作的几处指涉广为人所知。印度人在这些国王面前怯生生的沉默，仅在向几位不太知名的总督致敬时才得以解除，可能击败了 [ 摩揭陀国的 ] 巽伽王朝（公元前 185—前 73）的弗沙蜜多罗（Puṣyamitra）的德米特里一世（约公元前 189—前166）， 以及皈依了佛教的米南德一世（约公元前166—前145），和安提尔锡达（Antialkidas，约公元前130—前100），他的一位使节信奉了毗湿奴教派（la religion des Bhāgavata）。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仅有的被明确提及的统治者，恰恰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印度某个宗教感兴趣。对于后来的无论塞种人 - 帕提亚人（śakapāhlava）还是贵霜人（kuṣāṇa），情况都一样：他们的印记仅留存在宗教著述和祝祷铭文中。印度人向来总是小心掩藏从外国借来的东西，阿拉伯史家比鲁尼早就指出：
无论你对一个印度人说什么，他明天就会用印度语向你重复你的教导，而你从中辨认不出太多。
印度人擅长对外来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施行缄默和遗忘的计策，并且为了抹去关于后者的记忆，印度人毫不迟疑地用他们自己神话中的传奇人物来替换。我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类做法的第一个牺牲者。
然而，尽管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公元前 327—前 325），他出色的征伐产生的回响并不会消失：征服阿富汗山区，穿过印度河，进驻呾叉始罗（Taxila），战胜波鲁斯王（Poros），推进到印度河的支流许帕西斯河（Hyphase），报复性地进攻穆西卡诺斯（Mousikanos）、俄克西卡诺斯（Oxykanos）和桑波斯（Sambos）三位国王，勘察印度河三角洲，都足以震撼印度人的心灵。如果他们想要忘记这些事实，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和纪念其胜利的纪念柱都足以令他们记忆难灭。但同样的问题是，我们仅有的信息都是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材料。
▲ 《亚历山大的胜利》，贝尔纳多·罗塞利诺 绘，约1485年
亚历山大在希达斯皮斯河（Hydaspe）两岸建立了尼凯亚（Nikaia）和布西法拉（Boukephala），以永久性地纪念他击败波鲁斯王。对此我们会在后文详述。再往东，在比亚斯河（许帕西斯河）附近，他建了十二个高 50 肘的祭坛，标记马其顿人进军的尽头。有关位于河流两侧的大规模营垒，古代资料提供的细节并不那么让人信服，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通常并不怀疑这些祭坛的存在，根据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的推测，这些祭坛是被泛滥的比亚斯河所摧毁的，其泛滥就如旁遮普的所有河流一样惯常。公元 217 年前后，弗拉维乌斯·菲洛斯特剌托斯（Flavius Philostratus）撰述了一部有关缇阿纳的阿波罗尼欧斯（Apollonios de Tyane）生平的著作，他指出，这些祭坛离许帕西斯河三十斯塔迪亚远，上面刻着铭文：
致父神阿蒙、致兄弟神赫拉克勒斯、致预见女神雅典娜、致奥林匹亚的宙斯、致萨摩色雷斯岛的卡比洛斯诸神、致印度的赫利俄斯、致德尔菲的阿波罗。
在中央有一根铜柱，上面刻着：“亚历山大止步于此。”菲洛斯特剌托斯的记载显然值得怀疑，但考虑到亚历山大在宗教事务上的折中主义，也并非没有可能；当他的大军于公元前 326 年 11 月离去，他向自己的祖先神、阿蒙神晓谕他敬奉的神祗、印度的杰赫勒姆河、奇纳布河（Chenab）和印度河的河神、波塞冬以及海洋的男女诸神奉上牺牲并奠酒之时，他应该就此提供了新的证明。普鲁塔克对印度的了解比此前所认为的要多，他也提到，这些祭坛建起之后，“普莱西俄斯（Praisiens）人的国王们至今仍会心怀敬畏地走过这些神的祭坛，并以希腊人的方式奉献牺牲。”这段文字通常遭到误解，贝托洛德（V. Bétolaud）在其法文翻译中由于如下理解而有些背离原文：
普莱西俄斯人的国王们至今仍然敬奉的祭坛的众神，亚历山大也曾崇奉；他们每年都跨过恒河，为了去按照希腊人的方式祭祀。
历史学家们由此总结道：
许多个世纪以后，旃陀罗笈多（Sandracottos）的子孙们成为强大的国王，每年都到这些祭坛前奉上祭品，以纪念他们所崇敬的这位自己王朝的襄助者。
严格地说，亚历山大可能是塔克西莱斯（Taxilès）、波鲁斯和阿比赛勒斯（Abisarès）的襄助者，就事理而言他与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也称作 Androcottos）的会面在历史层面仍具可能性。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从未与摩揭陀帝国的普莱西俄斯人（Prācya，意为“东方的”）建立起持续联系，公元前326 年的士兵哗变阻止了他征讨摩揭陀帝国。然而，现在分词 διαβαίνοντες[ 他们常常穿过 ]（而非不定过去分词 διαβάντες[ 他们穿过 ]）就不是指一次对恒河的跨越（这一点在文本中甚至没有被提及），而是直接关涉到紧随其后的主干动词 σέβονται[ 他们敬畏 ]。普鲁塔克的那句话仅仅表示普莱西俄斯人穿过这些祭坛时会祭拜它们，这是一种被印度人称为“右绕”（pradakṣiṇa）的祭拜仪式，即绕着塔庙或他人顺时针经行，这是礼敬佛塔（stūpa）的常见方式，借由绕行环佛塔而建的圆形步道来实现。至于供给祭坛的“按照希腊人祭祀方式的祭品”，他们可能是腓力（前 326—前 324）及之后的欧德摩斯（前 323—前 318）身边的希腊 - 马其顿人，他们先后致力于监视波鲁斯，直到后者遭到暗杀、欧德摩斯启程为止——他于公元前 317 年离开印度，协助欧迈尼斯（Eumène）对抗安提俄克一世。
▲ 希腊式佛教风格的释迦牟尼立像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藏
在印度，使人们对马其顿人的记忆永固的遗迹不止于此。根据菲洛斯特剌托斯的说法，在公元 44 年，阿波罗尼乌斯及其同伴仍旧可以欣赏到那些铜板，这些铜板固定在呾叉始罗 - 锡尔卡普（Taxila-Sirkap）郊外的伊朗风格的詹第阿寺（Jaṇḍiāl）的墙上，上面刻着波鲁斯和亚历山大的伟大事迹。根据《红海周航记》（公元一世纪下半叶）的记载，跋禄羯呫婆（Barygaza）地区有亚历山大在这些地方留下的远征痕迹：古老的宗教建筑、营房的地基和巨大的水井。
在印度的文献中，直到公元七世纪才出现有关亚历山大的描述，这一描述还伪装成文字游戏。在写于约公元 630 年的《戒日王传》（Harṣacarita）中，宫廷诗人波那（Bāṇa）将古代英雄的传奇功绩与晚近的统治者的懦弱作了对比。他在批评坚战（Yudhiṣṭhira）容忍紧补鲁奢（Kiṃpuruṣa）的王国紧邻自己之后，继续说道：“旃达瞿沙（Caṇḍakośa）征服了大地却没有进入女儿国，他是如此懒惰。”在这段话开头的短语（Alasaś Caṇḍakośaḥ）中，机智的莱维（S. Lévi）相信他发现，“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在此情形下被安上了 Caṇḍakośa[ 旃达瞿沙 ]——即“可畏的性别”（le sexe redoutable）——这样一个诨名：亚历山大尽管性格强势，但会因为懒惰而拒绝进入阿玛宗人（Amazones）的王国，这一事件在托名卡珥利斯忒内斯的《亚历山大传奇》的第 25 和第 26 章中有记载，但印度文学中广为人知的女儿国，不一定指阿玛宗人国。无论如何，即便莱维的解读正确，这段文字也只能证明，《亚历山大传奇》在公元七世纪的戒日王宫廷的文人圈子中已然为人所知。如果说亚历山大在印度的记忆得以存留，那也首先是由于他在远征期间修建的城市和纪念性建筑，而不是因为要极力抹去其记忆的印度传统。
在普鲁塔克的时代，比亚斯河附近树立的十二座祭坛依然存在；至于建造在希达斯皮斯河两岸（如今的杰赫勒姆河附近）的尼凯亚和布西法拉斯两个城镇，它们拥有直接连接印度庞大的交通网络的巨大利好。
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e Ptolémée，活跃于约公元 150）在其《地理[ 制图 ] 指南》（Géographie）第七卷第 1 章连续的三段话中，在印度河和比达斯佩斯河（Bidaspès）之间标出瓦尔萨（Ouarsa）国以及伊萨格拉斯（Isagouros）和呾叉始罗的城市（S 45）；在比达斯佩斯河沿岸有拉瓦卡（Labaca）诸城所在的潘多瓦伊（Pandoouoi）国，又名欧提米亚（Euthymédia）的奢羯罗（Sagala），布西法拉斯和伊奥穆萨（Iômousa）（S 46）；从那里再向东，居住着卡斯皮拉伊瓦人（Kaspiraioi）和一系列城市，其中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莫杜拉（Modoura），即众神之城（S 47–50）。——古代的地图集（Atlas Antiqui）或多或少同意呾叉始罗（Bhir，Sirkap 以及 Sirsoukh）处在印度河和杰赫勒姆河之间；尼凯亚和布西法拉斯分别位于杰赫勒姆河东西两岸，靠近与之同名的城市；奢羯罗位于奇纳布河和拉维河（Ravi）之间；奇纳布河穿过伊奥穆萨；莫杜拉即曾经朱木拿河（Jumna）穿越的秣菟罗（Mathurā，即现在的马图拉）。但是，从古代早期，连接里海据点与恒河口岸的帝国古老的交通要道就穿越这个区域。老普林尼借助亚历山大的测绘师丢格那妥（Diognète）和拜顿（Baiton）的作品，对此作了详细描述并标明距离，这些测量结果汇集于塞琉古一世（Seleucos Nicator）针对旃陀罗笈多的远征记中，连同这些测量的结果是另外一些作家（alii）——特别是塞琉古帝国（古称“条支”）派往华氏城（Pāṭaliputra）的使者麦加斯梯尼（Mégasthène）所作的更正。这条路从巴克特里亚（Bactres）出发跨越伊朗，经过呾叉始罗延伸至秣菟罗开始分为两路：东路经过考夏姆巴（Kauśāmbā，即今科桑 [Kosam]）和华氏城，止于恒河尽头的多摩梨帝国（Tamralipti，即今德姆卢格 [Tamluk]）；西路经过邬阇衍那国（Ujjayinī，即今乌贾因 [Ujjain]），到达巴鲁卡察（Barukaccha，今珀鲁）的坎贝湾。从呾叉始罗到秣菟罗的旅行者所遵循的路线，与今天连接拉瓦尔品第（Rawal Pindi）和拉合尔的主干道相同，并在门德拉、杰赫勒姆、拉拉穆萨、古吉拉特、古杰兰瓦拉和穆里德盖（Muridke）停止。也就是说，旅行者在杰赫勒姆河（希达斯皮斯河）旁的同名城市附近渡河，那里是马其顿军队曾为尼凯亚和布凯法拉两城奠基之处。我们认为，一条古老的佛教传播路线会经过这两个城市，它们分别被称为古王聚落（Ādirājya）和贤马聚落（Bhadrāśva）。
▲ 亚历山大东征印度河流域图
这条路线被整合到对佛陀在西北印度所做的一次旅行的记述当中。释伽牟尼在恒河中下游事工 [ 教化 ] 长达 45 年，之后于公元前 478 年左右涅槃，他所到达的最西面是秣菟罗附近的毗兰若（Verañjā）。但末田底迦（Madhyāntika）及其同伴在阿育王时期（公元前 264— 226 年）传播佛法，使得迦湿弥罗-犍陀罗地区（Kāśmīra-Gandhāra）成为善法的第二圣地，因此，对于当地的佛教徒而言，有必要认为佛陀在此出现并传授过佛法。为此，人们设想此处为未来的佛陀在之前生活中获得主要成就的地方，并且虚构佛陀涅槃之前不久在西北印度的旅程。在汉译《杂阿含经》（Saṃyuktāgama）、《天譬喻》（Divyāvadāna）、《阿育王传》以及龙树（Nāgārjuna）《大智度论》（Prajñāpāramitāśāstra）之中有着或多或少的详细记载；中国求法僧法显、宋云和玄奘分别于公元 399年、520年和630年拜访西北印度，并在此处搜集了相关的传说。十一世纪中叶的诗人卡什曼陀罗（Kṣemendra）将其著作《譬喻如意藤》（Avadānakalpalatā）中的两章奉献给了佛陀，犍陀罗（Gandhāra）的艺术家们则将这个故事的一些情节雕刻在浮雕上。但是，最详细的记述是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药事”章中，我们对此直到近些年才从藏译的《甘珠尔》和义净于公元710 年翻译的汉译本中获知：普祖鲁斯基（J. Przyluski）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成功还原出其中各地区的梵文名称。1931 年 7 月，在吉尔吉特发现了一些梵文写本，并在杜特（M. N. Dutt）的研究和整理后出版；这使我们掌握这一游行的若干相关文献。我们无法确定《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编订的准确时间，这个过程无疑持续了数十年。但非常幸运的是，游行的结束时间可以确定是在迦腻色迦王（Kaniṣka）统治的时代。白沙瓦（Peshawar）附近由这个君主树立的纪念性支提（caitya monumental）中确实包含了相关预言，考古学家在沙琪基泰里（Shàh-jî-kî-Dherî）的坟墓中发现了这些预言。因此，该条路线不可能早于这位国王的统治时期，根据葛施曼（Ghirshman）的假设，他的登基时间介于公元143—152年。
▲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书影
（唐）释义净 译，高丽大藏经刻本
根据《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记载，佛陀的游行总共包含三个部分：1.从象城（Hastinapura）到卢醯德迦（Rohitaka）；2. 从卢醯德迦到西北印度再返回卢醯德迦；3. 从卢醯德迦到秣菟罗。
第一部分游行包括以下几站：
1. Hastinapura，Glaṅ po cheḥi groṅ rdal，Siang tch’eng[ 象城 ]；
2. Mahānagara（？），Groṅ po khyer chen po，Ta tch’eng[ 大城 ]；
3. Śrughna，Srug na，Sou lou kie k’iun[ 素鲁揭群 ]；
4. Brāhmaṇagrāma，Bram zeḥi groṅ，P’o lo men tsiu lo[ 婆罗門聚落 ]；
5. Kālanagra，Nag poḥi groṅ khyer，Kia lo tch’eng[ 迦罗城 ]；
6. Rohitaka，Ro hi ta ka，Lou hi tö kia tch’eng[ 卢醯德迦 ]。
象城是俱卢（Kuru）国的故都，一般认为就是位于恒河旧河床上的密拉特（Meerut）地区的废墟——北纬 29 度 9 分，东经 78 度 3 分。素鲁揭群属于苏干（Sugh）地区，位于萨他泥湿伐罗（Sthāneśvara）西北 50 英里处，东部以恒河、北部以高峰为界，朱木拿河穿越其腹地。婆罗闻聚落标记了佛教徒所说的古“中国”（Madhyadeśa）的西部界限，位于屋栋（Sthūṇa）地区，马宗达（S. N. Mazundar）将其确定为斯陀尼湿伐罗国（Sthāneśvara）。卢醯德迦的确定遇到一个困难： 根据玄奘的记载， 它位于瞢揭厘城（Maṅgalapura）以西约 50 里，被一条大河分开；阿育王建造了一座高 50 尺的佛塔，迪恩（Deane）少校将其所在地确定为现在的哈扎拉特（Hazārat）。同时还有一个卢醯德迦，即今天的罗塔克（Rohtak），位于德里西北 44 英里处、连接德里和珀丁达（Bhatinda）的铁路上：《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 II, 1186）和《孔雀明王经》（Mahāmāyūrī, 21, 1）将这个国家描述为“室建陀的珍宝”（cher à Kārttikeya）。但此处讨论的卢醯德迦位于印度河东岸，距离河两三步。无疑，需要将其与《孔雀明王经》（25, 2）中提及的与奢羯罗（Sākala, Sialkot）相邻的赤马（Rohitāśva）作比较。莱维认为，赤马现在的名字是罗赫拉斯（Rohlas）或罗塔斯（Rotas），它位于杰赫勒姆河西北12英里处，俯瞰杰赫勒姆河的支流卡罕河（Kahan）；1542 年，舍尔沙（Sher Shah）在此建造了一座堡垒来对抗噶卡尔（Ghakkar）部落。根据上文，我们可以将卢醯德迦的位置确定为呾叉始罗和杰赫勒姆之间：《天譬喻经》（p. 107–109）中以极尽赞美的言辞描述了这个国家和城市。
第二部分的游行——在卢醯德迦，佛陀邀请金刚手夜叉（yakṣa Vajrapāṇi）一同游历北印度。他们接连穿越了以下城市：
1. 远观，Tāmasavana, Ta ma saḥi tshal，Ngan lin[ 暗林 ]；
2. Spuns pa can，Tsi tsi tsiu lo[ 积集聚落 ]；
3. Re tu ka，Ni tö lö kia tsiu lo[ 泥德勒迦聚落 ]；
4. Sin du，Sin tou[ 信度 ]；
5. Ṛṣivihāra, Draṅ sroṅ rnams kyi bsti gnas，Sien jen tchou tch’ou[ 仙人住处 ]；
6. Apalālanāgarājabhavana, Kluḥi rgyal po Sog ma med kyi gnas，Wou tao ts’ien long wang kong[ 无稻芊龙王宫 ]；
7. Kāśmīramaṇḍala, Kha cheḥi yul，Kia chö mi lo kouo[ 迦湿弥罗国 ]；
8. Bhraṣṭālā, Yul gñis grogs，Tsiu lou tsiu lo[ 足炉聚落 ]；
9. Kanthā, Yul Kan tha，K’ien t’o tsiu lo[ 揵陀聚落 ]；
10. Dhānyapura, Ḥbras kyi groṅ khyer，Tao kou leou ko tch’eng[ 稻谷楼阁城 ]；
11. Naitarī, Yul Dbaṅ Idan，Li yi to tch’eng[ 理逸多城 ]；
12. Śādvalā, Gsiṅ ma can，Lou so tch’eng[ 绿莎城 ]；
13. Pālitakoṭa（读作 Pālitakūṭa）, Brtsegs skyoṅ，Hou tsi tch’eng[ 护积城 ]；
14. Nandivardhana, Dgaḥ ḥphe，Tseng hi tch’eng[ 增喜城 ]；
15. Kuntī, Mduṅ can gyi gron khyer，Kiun ti tch’eng[ 军底城 ]；
16. Kharjurikā, Ḥbra go can，K’o chou lo tsiu lo[ 渴树罗聚落 ]；
17. 回到卢醯德迦
玄奘参访过暗林，根据玄奘的记载，其位于至那仆底国（Chinabhukti）国都东南 500 里（另有说法为 50 里），阇烂达罗国西南 140 里；这是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的中心，佛涅槃三百年后，迦多衍尼子（Kātyāyana）在此造《发智论》（Jñānaprasthāna）； 其寺院内有一座阿育王塔（stūpa d’Aśoka），上面标记着此为过去四佛的行住地。经过两个阶段（人们未能找到提到呾叉始罗的地方）后，佛陀与他的同伴抵达了印度河，无疑穿过了古路经过的乌达班达普拉（Udabhāṇḍa，威汉德 [Waihand]，今为温德[Uṇḍ] 即奥欣德[Ohind]）。他们立即走上这条与如今的英国道路完全不同的古交通要道，经过大约50 公里后到达沙贝斯·加里（Shâbâz-garhi）。不幸的是，佛教游记中并没有提及这座著名的城市，它因阿育王的铭文而享誉，并在往昔凭须达拏（Viśvantara）太子的慷慨而圣化，玄奘记载的名字是“跋庐沙”（Po-lou-cha），但我们不知道它的梵文对应词； 我们认为应该是 Paluṣa 或 Varṣapura。两位旅行者在此转向右路，又走了 40 公里到达夏合阔特（Shâhkot）大通道。实际上，通过这条路线，他们到达了仙人住处（Ṛṣivihāra）。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寺院是为了纪念独角仙人（Ekaśṛṅga或Ṛṣyaśṛṅga）而建，印度和全世界的民间长期流传其不幸的经历，即一个天真无邪的人被机灵的妓女无情愚弄。越过夏合阔特的关口之后，佛陀和金刚手继续向北行进，很快到达杰格德拉（Chakdarra）附近的斯瓦特（Swât）；他们既没有渡过河流也没有进入城市，而是沿着河的左岸溯流而上，穿越瞢揭厘（Manglaor）并最终抵达斯瓦特河的源头。
按照玄奘的说法，这里居住着与他们展开对话的龙王阿波逻罗（Apalāla）。在返回的路上，那两位旅行者得以从远处眺望迦湿弥罗的森林（Kāśmīramaṇḍala）。他们应该是走了南部的路线，因为在穿越足炉聚落和揵陀聚落之后，他们抵达稻谷楼阁城，并在那里度化了嗢呾罗犀那王（Uttarasena）的母亲。根据玄奘的记载，这个故事发生在瞢揭厘附近，这似乎表明稻谷楼阁城与瞢揭厘就是同一个城市。佛陀和金刚手继续向南，穿过尚无法确定为理逸多城（Naitarī）和绿莎城的城市。与普祖鲁斯基先生和笔者原先的猜想相反，义净的理逸多并不是指离越多（Revata），后者是迦湿弥罗的一座著名寺院的名字：音译的谜团和不准确使汉文“理逸多”掩盖了原文 Naitarī，藏文中的 Dbaṅ ldan 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与此相反，可以很容易地确定护积城（莱维复原为 Pālitakūṭa 而不是 Kūṭapa），因为佛陀在此处度化了牧牛人（Gopālaka）和优迦达卡（Uccāṭaka）。而根据玄奘的记载，牧牛人是在位于那揭罗曷（Nagarahāra）西南 20 里的著名的影洞中被度化的。游学僧法显、宋云以及《三昧海经》虽未提及牧牛人，但也认为这个洞穴位于那揭罗曷附近。这个洞穴从古至今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们去寻找：
沿着南部的悬崖（那揭罗曷开始）直到夏巴大道（Tchahâr-Bàgh）的沟渠，位于西雅桑（Siyâh-Sang）南部。
两位游行者从那里绕过了喀布尔河（Caboul）右岸，到达了位于贾拉拉巴德市（Jelâl-Âbâd）和白沙瓦之间的难底伐弹（Nandivardhana）；佛陀在此度化了有天王（Bhavadeva），以及摩登迦女和夜叉布帕德（Bhūpa）的所有儿子；在附近的池塘里，他把自己的影像（pratimaikā dattā）交给了龙王马宿（Aśvaka）和满宿（Punarvasuka），并且度化了夜叉女那醴（Nalī）和乌达耶（Udaryā）。
难底伐弹，因其被称为尊者（Bhadanta）或者上座（Thera）的洞穴而闻名，在《华严经》（Avalaṃsaka）、《苏利耶》（Sūrya）和《大集月藏经》（Candragarbha Sūtra）所列诸设有圣座（pīṭha）的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亦名兴渠末但那城（Hiṅgumardana），这也被《孔雀明王经》写本 D（35, 3）和卡什曼陀罗所著的《譬喻如意藤》第 56 章的记载所证实。在军底城停留后，佛陀终于抵达了渴树罗聚落，并向金刚手宣布在他涅槃四百年后，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将在此建造一座佛塔，并以迦腻色迦大塔的名字为人所知（Caturvarṣaśataparinirvṛtasya mama Vajrapāṇe Kuśanavaṃśyaḥ Kaniṣko nāma rājā bhaviṣyati; so’smin pradeśe stūpaṃ pratiṣṭhāpayati; tasya Kaniṣkastūpa iti saṃjñā bhaviṣyati）。这座佛塔收藏的所谓迦腻色迦的宝物，于1908年在白沙瓦西南的沙琪基泰里被发现。从渴树罗聚落出发，佛陀可能在乌铎迦汉荼（Udabhaṇḍa）再渡印度河而直归卢醯德迦，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分的游行。
第三部分游行——回到卢醯德迦。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佛陀在印度河和杰赫勒姆河之间、在杰赫勒姆河的同名城市以西约20公里的地方休息了三天。休息结束后， 他向阿难（Ānanda）提议， 陪同自己回到苏罗娑国（Śūrasena）的秣菟罗。佛陀及其弟子所走的是从达呾叉始罗到秣菟罗的传统路线。他们在同名城市处到达杰赫勒姆河，那里正是亚历山大击败波鲁斯军队的地方，为纪念这一胜利和他的战马，亚历山大建造了尼凯亚和布西法拉斯这两座城市。佛陀和阿难所到的前两个地方是古王聚落（Ādirājya, Daṅ poḥi rgyal srid）和贤马聚落（Bhadrāśva, Rta bzaṅ），这两座城市非常容易被识别为尼凯亚和布西法拉斯。关于这一阶段的梵文和藏文记载如下：
▲ 《亚历山大与波鲁斯》
查尔斯・勒布伦 绘，1673年
Mns. de Gilgit, III, 1, p. 3: Atha Bhagavāñ Chūraseneṣu janapadeṣu cārikāṃ carann Ādirājyam anuprāptaḥ. tatra Bhagavān āyuṣmantam Ānandam āmantrayate. asminn Ānanda [pradeśe] Mahāsammato rājā pralhamato rājyābhiṣekenābhiṣiktaḥ. abhiṣikto ’yaṃ ca rājñām ādir ato ’syādirājyaḥ Ādirājya iti saṃjñā saṃvṛttā. —Bhadrāśvam anuprāptah. tatra Bhagavān āyuṣmantam Ānandam āmantrayate. asminn Ānanda pradeśe rājño Mahāsammatasya bhadram aśvaratnaṃ prādurbhūtaṃ yato ’sya bhadrāśvo Bhadrāśva iti saṃjñā saṃvṛttā.
Dulva, Narthang, Kha, p.248a, 7: Denas Bcom-ldan-ḥdas yul dbaṅ sde nos ljoṅs rgyu źiṅ gśegs pana, Daṅ-poḥi-rgyal-sriddugśegsnas, denas Bcom-ldan-ḥdas kyis tshe daṅ ldan pa Kun-dgaḥ-bo la bkaḥ sisal pa. Kun- dgaḥ-bo phyogs ḥdir rgyal-po Man-pos-bkur-ba, daṅ рог rgyal srid kyi dbaṅ bskur bas dbaṅ bshur ba de ni daṅ poḥi rgyal pa yin no. deḥi phyir ḥdi Daṅ-poḥi-rgyal-sridces by a bar grags so. —Rta-bzaṅ du gśegs nas. de na Bcom-ldan-ḥdas kyis tshe daṅ ldan pa Kun-dgaḥ-bo la bkaḥ sisal pa. Kun- dgaḥ-bo phyogs ḥdir rgyal-po Maṅ-pos-bkur-baḥi rta bzaṅ po rin po che byuṅ ste. deṅi phyir ḥdi Rta-bzaṅ źes bya bar grags so.
其汉译平行文本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之中也有，见《大正藏》第 1448 经，第 41 页下 13–18 行。翻译如下：
当时，薄伽梵在苏罗娑国大众中游行，抵达了古王聚落。此时薄伽梵对阿难说：“阿难，此处正是众王中第一个国王摩诃三摩多王（Mahāsammata）受灌顶的地方，灌顶之后，他成为第一个王，因此此处名为‘古王聚落’，这座城市的名字意指第一王。”薄伽梵抵达贤马聚落，此时他又对阿难说：“阿难，此处为纪念摩诃三摩多王的良马，因此名为‘贤马聚落’，即良马之意。”
这段文本将古王聚落、贤马聚落与传说中的摩诃三摩多王联系了起来：前者是他接受灌顶的地方；后者看到了他作为转轮王（cakravartin）象征的七宝之一的良马。两座城市的地理位置位于连接呾叉始罗和秣菟罗之间道路的首站，因此可以认为，这两座城市就是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7 年在杰赫勒姆河河岸建立的尼凯亚和布西法拉斯。关于这两座城市的具体位置，人们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但历史学家们目前偏向位于杰赫勒姆河边的同名城市杰赫勒姆城，而不是杰拉勒布尔（Jalâlpur）。尼凯亚位于河的西岸，布西法拉斯位于河的东岸。阿里安指出：
亚历山大用他对印度人的胜利来将第一个城市命名为尼凯亚，另一个城市布西法拉斯是为纪念他死在这里的马布塞法洛斯，这匹马不是死于任何伤害，而是死于年老和疲劳。
但是，这些或许不是真正的原因（κτίσις）：印度河和杰赫勒姆河之间包括许多地区，亚历山大可能会满足于仅选择其中两个来赋予新的名字。马其顿的军队几乎没有时间用于城市化的工作，在征服者［ 地位 ］的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继续向东进发。但在不到一年后，当亚历山大在许帕西斯叛变后撤退到希达斯皮斯时，他发现尼凯亚和布西法拉斯受到大雨的严重破坏，他的军队不得不在此修缮这两座城市。
在尼凯亚，亚历山大通过献祭和赛会来庆祝他对波鲁斯的胜利：他发行了一种钱币，正面是胜利女神为亚历山大加冕的图案，背面是马其顿骑兵追逐波鲁斯的大象。也是在尼凯亚，征服者亚历山大对待败君波鲁斯“如同国王”（βασιλικῶς = rājavat）；他在其领土中证实了这一点，并且为其四次扩充领土。最后，在公元前 326 年 11 月，[ 亚历山大 ] 启程返回之前，“在他的伙友骑兵和所有他派往印度的使节都在场的情况下，他将波鲁斯任命为被征服的印度领土的国王，领土包括七个部落和两千多个城镇”。可以推测，波鲁斯在这个庄严的场合一定接受了一次新的灌顶仪式（abhiṣeka），使得他拥有被马其顿征服的领土。钱币学家认为，某些由米南德一世和斯塔顿（Straton）铸造的钱币上的“胜利女神”图案代表尼凯亚，而米南德一世铸造的另一些钱币上的“牛头”图案则暗指布西法拉斯。这两个城市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仍然存在，因为在《亚历山大传奇》中，它们的名字分别是：Ἀλεξάνδρεια ἡ ἐπὶΠώρῳ[ 献给波鲁斯的亚历山大里亚] 和 Ἀλεξάνδρεια ἡ ἐπὶ Βουκεφάλῳ ἵππῳ[ 献给战马布西法拉斯的亚历山大里亚 ]，而布西法拉斯则一直被古代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提及，它可能是印度 - 希腊国王希波斯特拉图斯的首府。
▲ 亚历山大为纪念远征印度的海达佩斯战役发行的银币
我们需要检视一下，把亚历山大在杰赫勒姆河边建立的城市归于传说中的摩诃三摩多王是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以及出于何种原因。
只要印度人对亚历山大骇人的征战的记忆足够清晰，就不可能将其作为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在当时印度的这一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西北印度先后被孔雀王朝（Maurya）、印度 - 希腊王国、印度 - 斯基泰王国统治，并在公元初被丘就却（Kujūla Kadphises）占为贵霜帝国的一部分。同时，这一地区整个归信佛教： 迦湿弥罗成为说一切有部的中心；大众部（Mahāsāṃghika）及其子部派说出世部在秣菟罗、安呾逻缚（Andarab）与巴米扬（Bāmyān）地区弘传甚广；正量部（Saṃmitīya）在信德（Sind）居于统治地位；大乘佛教（mahāyāna）蓬勃发展，在迦毕试（Kapiśa）和乌苌国拥有大量的信徒。本生（Jātaka）和譬喻（Avadāna）文学大大扩充了佛教的传说，并在大众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西北印度的每个重要城市和地区都出现在宗教的民间传说中，并宣称往昔因未来佛陀的成就、释迦牟尼的游行或圣弟子的到来而享有盛誉。本着这样的精神，佛教徒也就把尼凯亚和布西法拉斯这样由外国国王建立的城市归功于其传说中的摩诃三摩多王，并命名为古王聚落和贤马聚落，且认为他作为转轮王在此处接受灌顶并获得了一匹良马。
所有的佛教部派文献中都有一个长长的国王名单，这些国王是佛陀所属的释迦族的祖先。这些传承系谱可以在《长阿含·世记经》、律部、佛本生故事、锡兰所传的佛教史传以及一些更晚的作品中找到，不过与婆罗门教传说中的名单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料既未提到前二十八位国王（从摩诃三摩多到尼鲁 [Neru]）的王国，也未提到他们的都城；只有从阿吉玛（Accimā）及其继承者开始，才提供这些补充信息。因此，《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将古王聚落作为首府归于摩诃三摩多王的原因在于：用亚历山大的荣耀颂赞这位印度国王。
摩诃三摩多的意思是“大和谐”（Grande Concorde），他生活在宇宙纪元之初：当人们第一次出现关于财产权的纠纷时，他被以普选的方式推选了出来。《大事》（Mahāvastu）中说：
众生在集会中商议，他们需要选出一个充满恩典和力量的人来惩罚犯罪，奖掖善人，并告诉大家如何分配稻谷。
于是他们选出了一位充满恩典和力量的人。并对他说：
先生，你要在我们中间惩恶扬善， 我们把你确定为众生的首位（sarvasatvānāṃ agratāye saṃmanyema），且将稻谷的六分之一给你。
商议结束后，此人被命名为摩诃三摩多，因为他是被众人一致认可（mahatā janakāyena saṃmataḥ）而被推举产生的国王（rājan）， 有资格在所有的稻田中获取一部分稻谷（arahati śālikṣetreṣu śālibhāgam）； 他之所以被认为是刹帝利（kṣatriya），乃因为他得到了被他保护的臣民的恩惠（samyak rakṣati paripāleti mūrdhnābhiṣiktaḥ）。
这位传说中的印度第一位国王，通过征收某些贡赋、行使正义、调解臣民之间的矛盾，如同在伊朗等其他地方一样，其形象完美地契合了亚历山大希望在印度留下的记忆。就此而言，提及佛教徒可谓再恰当不过了。亚历山大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将领，除了无情地粉碎抵抗和惩治叛乱之外，他还有着“普世博爱”的情怀，并相信自己肩负着从神那里得来的使命，去协调人世间的纷争，让整个世界和解。几位历史学家对亚历山大的人道主义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些崇高思想是在亚历山大过世很久后由深受廊下派影响的作家赋予他的，或者仅仅属于马其顿人提出的政治融合计划。与这些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塔恩（Tarn）认为，亚历山大是第一个提出“普世博爱”构想的西方人，并将之应用于整个人类，不区分希腊人或蛮人。亚历山大在埃及和哲人沙曼（Psammon）会谈的时候特别赞赏了这句格言：神是所有人的王（ὅτι πάντες ἄνθρωποι βασιλεύονται ὑπὸ θεοῦ[ 所有人都受神统治 ]），因为命令和主宰每个存在的都是神。不过，人们说，亚历山大在这一点上抱有更富哲学性的学说：他说神是所有人类共同的父亲（ὡς πάντων μὲν ὄντα κοινὸν ἀνθρώπων πατέρα τὸν θεόν），但他只接受其中最富美德者为自己的孩子。
塔恩继续补充说，亚历山大相信自己负有来自神的使命，负责协调世人的矛盾，以确保所有的作为兄弟[ 姐妹 ] 的世人心灵一致地共同生活在霍摩诺雅（Homonoia，“同心”）之中。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要他以向导的身份对待希腊人，以主人的身份对待野蛮人，但亚历山大看得更深，他回答道：既然任何种族中都有好有坏，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区别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道德品质。亚历山大相信他肩负着神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使得世界各地的人团结一致，使他们的生活习俗融合，自由通婚，调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类友谊的催化剂（ἀλλὰ κοινὸς ἥκειν θεόθεν ἁρμοστὴς καὶ διαλλακτὴς τῶν ὅλων νομίζων..., εἰς ταὐτο συνενεγκὼν τὰ πανταχόθεν, ὥσπερ ἐν κρατῆρι φιλοτησίῳ μίξας τοὺς βίους καὶ τὰ ἤθη καὶ τοὺς γάμους καὶ τὰς διαίτας）。
▲ 《亚里士多德教导亚历山大大帝》
让-莱昂·杰罗姆·费里斯 绘，1895年
在这样的思想之下，亚历山大才可能在欧皮斯（Opis）暴动之后的宴会上告诉他的同胞：征战结束后，他渴望在所有人之间实现和谐，建立和平和互助关系，尤其是为帝国内部的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和谐与友谊祈祷（εὔχετο δὲ τά τε ἄλλα ἀγαθὰ καὶ ὁμόνοιάν τε καὶ κοινωνίαν τῆς ἀρχῆς Μακεδόσι καὶ Πέρσαις）。
这种人道的理想最终落实在政策层面上就是“融合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亚历山大对被征服的国家波斯、印度使用这一政策。亚历山大任命了当地的国王塔克西莱斯、波鲁斯和阿比赛若斯，而不是空降腓力和欧德摩斯这样的总督。由于不满足于将克西莱斯和阿比赛若斯赠送的大象引入军事训练中，他命令尼萨的居民向他提供骑兵，并在波鲁斯的协助下招募当地人进入军队。从印度撤离后，因招募外国人而扩大的军队人数不少于120000步兵和15000骑兵。部队因此赶制了不少当地妇女儿童的衣服，当他们的军服用完时，士兵们毫不犹豫地穿上了印度人的衣服。
这种不带种族和社会偏见的思想与受到种姓制度严格限制的印度的观念和习俗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这种思想却没给当地人造成深刻的印象。当佛教徒知道这一点时，他们就在亚历山大的平等主义与古代王权传统之间建立了联系，并认为在宇宙纪元之初，摩诃三摩多王便行使了此种使众生和睦的王权。关于首位国王的神话最终吸收了对来自外国的征服者的记忆，并作为本民族的骄傲予以传扬。
这种替换是当时印度宗教的习惯做法。根据昆图斯的说法，亚历山大越过印度边界的时候，当地很多人来找他索要封臣，并告诉他，他是来到他们身边的朱庇特的第三个儿子：他们仅仅依靠他的美名就知道，他是尊贵的解放者和大力神；亚历山大，他在那里，在他们对面，他们看见了他。出于政治目的，亚历山大参拜阿蒙神、[ 引入 ] 巴克特里亚敬拜（proskynesis）、 324 年的神化（封神），这些插曲表明，亚历山大出于政治目的容留类似的恭维。但事情的进展却与亚历山大的愿望相悖：朱庇特的第三个儿子被吸收进佛教的传说，而马其顿在杰赫勒姆河边的城市也被归于转轮王摩诃三摩多（摩诃三摩多本身则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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