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刘小枫教授进行了题为“古典学人与未来”的论坛主旨发言，他通过回顾个人学术经历，指出学人与国家前途命运之间的深刻关联，并分析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早年文本《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未刊的第六篇“我们古典学家”。他指出，青年尼采曾痛惜古典教育被功利主义价值观侵蚀，导致功利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初衷。他强调，坚持高尚思想、追求高尚学问是中国古典学人的历史使命，并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及《古典学研究》期刊寄予殷切期望。

分论坛一

分论坛一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李慧主持，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朱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谢清露担任评议人。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薛璟明的报告题目为《言说未然：μέλλω的语义生成与“未来”观念的诞生》，通过对古典文本的历时分析来揭示μέλλω语义的演变，指出该词从描写当下的内心状态逐步过渡到传达对未来事件的看法与判断，并日益承载关于未来的推测、预期与认知的含义。因此，未来不只局限于基于经验判断的时间维度，也成为能够通过理性加以思考与表述的对象。μέλλω的演变既标示着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也揭示了未来观念在古典思想中逐步确立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岳圣豪的报告题目是《“静止”的发现：柏拉图与古典时期希腊的存在论转折》。他指出，柏拉图主张可感事物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流行观点认为这一点受到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学说的影响。但是该论断没有认识到柏拉图相关学说的形而上学基础——运动的生成性——实际上另有源头，即巴门尼德和埃利亚学派主张的存在者的绝对自我同一性原则。这一原则迫使可感事物处在永恒生成性运动变化中，从而消灭了可感事物静止的可能性。而柏拉图从中期对话到晚期对话，都致力于重新打开静止的可能性，完成对前苏格拉底哲人学说的克服和超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程茜雯在《菲洛斯特剌图斯论哲人与智术师之别》的报告中关注哲人与智术师的经典对立，她基于罗马帝国时期作家菲洛斯特剌图斯的文本《智术师列传》指出，菲洛斯特剌图斯看似以柏拉图对哲人与智术师的区分为准绳，实际上为“第二智术师运动”正名，意图通过替智术师洗脱污名，为当代演说家加冕。哲学与修辞的古老权力博弈形态在罗马帝国时期悄然改变，其本质是希腊文化知识分子为争夺罗马帝国文化领导权发起的一场辩护。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熊宸的发言题目为《王政与共和之间：古代罗马“治权”概念及其演变》。她指出，“治权”是理解罗马国家权力本质的核心概念。传统观点强调共和制对王权的限制，但熊宸认为，治权实际上延续了王政时代的神圣军事王权特性。在共和国时期，治权不仅未被消解，反而成为等级秩序的基础与应对危机的超越性力量，王权的本质在特定条件下持续显现。深入认识治权，有助于揭示罗马共和政体的混合性本质及其内在张力，进而理解罗马扩张与危机的深层权力逻辑。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思语的报告《被误读的冲突：反思现代多元民主视域中的马基雅维利》指出，马基雅维利对内部冲突的论述具有双重性：既认可它有助于政制的维系，也强调冲突存在良恶之变。他从人性与政治经济学两个层面反思冲突的恶化机制：平民不受约束的欲望易转向支配欲，进而破坏秩序；经济不平等与分配困境则使冲突难以规制。刘老师认为，马基雅维利对内部冲突的态度复杂而审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卢白羽的报告《〈汉堡剧评〉里的“古今之争”：莱辛对亚里士多德“情节”与“性格”层级关系的重构》探讨了莱辛在《汉堡剧评》中如何处理现代戏剧的“心理化”趋势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权威之间的张力。卢白羽指出，莱辛通过引入《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抉择”（προαίρεσις）概念，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性格”概念，论证了“性格”作为行动因果基础的重要性，从而在不背离亚里士多德“情节优先”原则的前提下，为现代戏剧注重人物心理描写奠定了理论基础。

扬州大学哲学系刘振在报告《朗佩特论尼采与柏拉图式政治哲学》探讨了朗佩特对尼采的解读。他指出朗佩特受施特劳斯启发，将尼采解释为柏拉图式政治哲人。朗佩特认为尼采思想的核心驱动力是理论认知，为了在当下挽救哲学，尼采提出了一种为了哲学的政治，亦即作为哲学之诗的永恒复返学说，也就是尼采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在朗佩特看来，尼采思想既融贯一致，是挽救哲学的勇敢行动。刘振认为朗佩特尽管对尼采思想做出了精彩且细致的解释，其基本观点仍然值得商榷。

朱成明和谢清露分别评议了各位发言人的报告，并和现场听众一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分论坛二

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担任分论坛二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尔、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冯茜担任评议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刘禹彤的报告为《论汉制“阳儒阴法”观念的形成》，她认为“阳儒阴法”作为晚清以来理解传统政治的常见视角，形成了多种阐发模式。肯定者以“儒法合流”等表述阐释其作为传统政治稳定结构的机制；批判者则以“儒表法里”揭示其虚伪统治权术的一面。这一概念长期被用于分析董仲舒与汉武帝所开创的儒法结合政体。刘老师认为，尽管“阳儒阴法”的解释力看似贯穿汉以后历代政治，但其学术内涵仍需进一步审视。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高隽报告为《〈诗纬〉“四始—五际”说新探》，《诗纬》“四始—五际”说是汉代《齐诗》翼氏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其主旨与明堂月令相似，旨在依据时令变化指导政教施行。据《玉烛宝典》佚文及《老子河上公章句》等资料考证，“五际”中应包含“子”际，且戌、亥之间的“神在天门”一际实指太一。因此，“四始”“五际”由太一与八个地支（亥、子、寅、卯、巳、午、申、酉）构成，并与“八节”相配。该说的理论结构与易学中“太一九宫”“八卦卦气”说相近，其诗篇配属亦遵循时令节气原理，与“明堂阴阳”理论关系密切。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黄永其在《〈周易·复卦〉与理学天神祭祀的重整：以程朱“冬至祭天礼”的建构为中心》中认为，程朱等理学家以《周易·复卦》“一阳始生”为枢轴，整合并重构了汉唐以来分裂的天神祭祀体系。他们将“夏正南郊祭感生帝”与“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合为唯一的“冬至祭天礼”。同时，通过引入“天地之心”与易学“流行变易”之义，理学家构建起人心与宇宙同构的体系，将“上帝”与“五帝”统合为一并作体用区分。四季更迭被视为易体动静、已发未发的转换，冬至则是万物方生未生、天地之心直显本体的关键节点。因此，“冬至祭天”实为主祭者以主敬之心对越天地本体，从而实现天人感通。

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的报告题目是《文质与古今》，他强调，“文”与“质”经常用来表达事物相反相成的两面。章学诚把这对概念运用到对历史写作的讨论之中，他认为“文”（即形式、技巧）的过度发展导致了“质”（内容、思想）的日益稀薄。三代以上，文质合一，写作活动内在于政治生活，因而具有公共性的特征；三代以下，文质分离，写作活动与政治生活相分离，因而具有私人性的品格。这样，在章学诚的历史哲学中，文质之辨，就演绎成公私之别、古今之争。借此区分，章学诚发展出一套具有强烈批判性的文化史观。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雷天籁在报告《寻找自然：论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意蕴与困境——基于〈原道〉的解读》中指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旨在挑战传统将六经视为“载道之书”的教条，主张“道”寓于历史演进与具体制度中，反对“离事言理”。然而其“道”论面临困境：既强调“道”与人存在绝对距离，又承认万物秩序皆“自然”，导致其批判“离器言道”的逻辑自洽性并不完善。通过借鉴刘咸炘的理解，可调和“自然”的消极否定与积极肯定双重内涵，“道”既超越具体事物又包容万有，以此完善章学诚的“自然”观。从《原道》可见，章学诚重新将“自然”作为文明最高宗旨，体现了其思想中传统核心主题的回归。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郭潇的报告题目是《现代儒学中的斯宾诺莎幽灵：晚期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之学及其限度》，他认为，现代儒学发展中存在显著的斯宾诺莎主义要素，尤以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之学为典型。通过借鉴晚近斯宾诺莎研究的视角，可进一步揭示该体系的内在困难：如何既保持实体的独立性，又坚持体用不二，从而建立彻底的实体一元论。熊十力的目的论批判与理学批判皆内在于此一元论建构之中。郭老师认为，借助程朱理学对体用关系的辨析，有助于厘清其思想限度与意义，并为克服上述困难提供可能的解决方向。

最后，评议人王尔和冯茜分别评议了各位发言人的报告，现场讨论气氛热烈。

分论坛三

分论坛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郭潇主持，担任评议人的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和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雷天籁。

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教授做了题为《时位与中国古典空间观念》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古代虽然有“宇宙”等用来表达空间概念的词汇，但更多的时候用“位”来表示天地间属人的空间。位与秩序息息相关，同时，位必须在“时”的境遇下加以理解。他认为，通过传世和出土的关于位的丰富材料，可以揭示出“位”的特性及其如何与“时”相融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宇宙政治说和宇宙技术论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尔的发言题目是《制造“陌生人共同体”：荀墨同异新论》，他指出，以往对荀墨对立的关注遮蔽了两者在社会建构观点上的相似性。二者共享“人如何以共同体方式生活”的核心问题意识，其所设想的是春秋后期兴起的、突破血缘纽带的“陌生人共同体”。这一思想产生于宗法小共同体解体而编户齐民大共同体尚未确立的过渡阶段。面对相似的社会困境，荀墨在解决方法上具有共通性，二者的差异实为在“陌生人共同体”共识基础上的路径分歧。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冯茜在《经典与中国古代的伦理生活：以宋代为人后为本生父母服制为例》中认为，经典规定“为人后”为本生父母降服齐衰期，但隋唐以来增心丧三年，此制影响“濮议”及南宋服制讨论。宋人延伸心丧至本生继母等，强化本生父母地位，打破了经典尊尊与亲亲的平衡。遗弃子持服重生育恩情却难合礼文，民间过继习俗中称谓与服制错位并行。而服制讨论则揭示了亲亲与尊尊并立的伦理结构实为经典建构，这也构成南宋礼书编纂的深层文化逻辑。

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的佟欣妍在《“天下史观”在后世的发展与影响：以王安石为中心》的发言中认为，《庄子·天下篇》以“全一”与“分裂”的结构叙述道术传承，形成一种区别于道统叙事的“天下史观”。这一史观在宋代深刻影响了王安石学派。王安石认为后世学问仅为大道碎片，欲恢复“古人之大体”，必须既借鉴又超越一切传世之学，这推动他对经典文本的质疑与经义翻新。同时，他所追求的“全一之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也决定了其学术构建始终围绕这一整体结构展开。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何青翰的报告题目为《理学型君主的诞生：真德秀〈大学衍义〉中的“君德”思想研究》，他指出，真德秀作为朱熹理学的重要继承者，推动了理学的政治化与天理化政治秩序的构建。他以“君德”为核心，重新阐释“以德保位”的义理基础及“君德”“民德”的内在联系，重塑了君权的正当性来源。在《大学衍义》中，真德秀运用理学标准评析汉唐“贤君”，揭示其“德有未粹”源于不明《大学》为学之本，既延续朱熹以“三代”“孔孟”为典范的历史批判，也体现了对君主制及其权力结构的维护诉求。

论坛最后，李长春和雷天籁分别进行了评议，发言人逐一进行了回应。

分论坛四

12月7日上午，会议进入分论坛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希腊研究中心黄薇薇担任主持，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曹聪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卢白羽进行评议。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朱成明的报告题目为《古典学与诗性知识》。他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古典学传统具有以人为中心的人本倾向，并在启蒙哲学影响下逐渐发展为以客观、中立为理想的现代人文学科。然而，这种科学化研究倾向容易贬低或简化古典经验中的诗性知识，仅将后者视为修辞或文艺手法。他指出，古典学者应恢复对诗性知识的领受，将其作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智慧而非古董。最后，他通过教学案例强调，应在古典语文学习中注重沉浸式体验，通过涵咏与背诵经典文本来贴近古人的诗性智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褚敏绮在《“马其顿文艺复兴”概念史与九至十世纪拜占庭宫廷的古典文本整理》中，从史学史角度出发考察了自19世纪以降“马其顿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在古典与拜占庭史学及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演变历史。她在此基础上以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编纂古代历史文集为例，分析了“马其顿文艺复兴”时期拜占庭帝国宫廷如何选择性借鉴与重新整理编纂古典文本，强调了这一文化实践在马其顿王朝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邢北辰的报告题目为《软化古典：伏尔泰改编索福克勒斯〈厄勒克特拉〉》。他指出，时代品味的变化体现了古典戏剧改编两种要求，即洞察古典精神与适应当代思想及舞台之间的持久张力。18世纪法国观众普遍反感古典悲剧的残酷性，在此背景下，伏尔泰尝试软化索福克勒斯《厄勒克特拉》中弑母情节的残酷，使之变得合乎“人性”。与此同时，这种观念与策略也遮蔽了古典悲剧的视野。

重庆大学哲学系何祥迪在报告《沃尔夫的“木已成舟”时刻》中回顾了现代古典学建立初期的“荷马问题”。沃尔夫以历史主义观和语言比较方法重塑“荷马问题”，否定荷马是荷马史诗的作者，并将这种立场和方法运用于古代作品，拟定了全面研究古代文化的计划，确定了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和任务，使得古典语文学成为独立学科并进入教育体系。他认为，通过回顾沃尔夫工作的意义和影响，对于我国古典学建设仍有重要借鉴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顾枝鹰的报告题目为《词汇手册的编译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学习》，他通过评析克罗韦尔与洪德豪森的两种词汇手册，指出这两位学者作品的编排方式虽然能激发兴趣，却可能由于图示或分类而误导学习者，比如忽略οἰωνός[征兆之鸟]的特殊含义。最后，他强调，对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的真正理解需回归经典文本，在具体语境中体察词义深度，避免仅停留于表象的单词记忆，从而贴近古典精神。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李慧报告为《拉丁语短语教学的传统与创新：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教学为例》的报告。她指出，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教材传统来看，短语与固定搭配一直是拉丁语学习的重要基础，但是，拉丁语短语（iuncturae / locutiones）教学在如今的国内外教学实践中常被忽略。李慧认为，“自然教学法”（Methodo Natura）强调在语境中习得语言，短语教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欧洲语言文学系游雨泽的报告为《意大利古典学的传统与训练：以罗马第一大学古典系为例》，以多年蝉联QS学科排名世界第一的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古典系为例，介绍意大利古典学学科的发展现状与教育体系，探讨古典学在当代意大利学术与社会中的地位与意义。

曹聪和卢白羽在论坛结尾对各位发言人的精彩报告进行了评议，现场讨论气氛活跃。

▲ 圆桌讨论现场

▲ 圆桌讨论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