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德语文学研究学者，德语文学爱好者。

《时代之镜——德语文学中美狄亚母题研究》基于国内外现有研究，首先回溯至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和文学，追溯德语文学中美狄亚母题的源头。在此基础之上，本书广泛搜集材料，挖掘新材料，整理和揭示美狄亚母题在德语文学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文体中的演变，完善德语文学中美狄亚母题史，意在梳理其轨迹衍生和嬗变的脉络，尝试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历史因素、文学因素探究母题流变的原因，发掘新视角，并重新审视和解读文学个案。本书着眼于美狄亚母题在德语文学中构成的传统，故文学个案及其借鉴的文本之间的关联及差异是论著关心的一大问题。在关心母题史的同时，书稿具体行文将更多地落墨于“新”的一面，即德语作家如何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尝试更新甚至颠覆美狄亚形象。对于既有文献研究较少的文本，本专著将特别加以关注。此外，本书搜罗造型艺术作品（特别是绘画、书影）中的美狄亚，直观地展现研究对象；附录还关注美狄亚形象在华译介，并收录笔者翻译的涉及美狄亚的诗歌和文本。  

        美狄亚母题的神话渊源

神话可谓人类幼年时期的幻想结晶，是文学的发端。歌德曾言：“关于神与人类的象征的解释，希腊的神话是个取之不竭的宝藏”。德国古典语文学家赖因哈特（Udo Reinhardt）在其著作《古希腊罗马神话》（Der antike Mythos）的开篇从词源上解释“Mythos”（神话）：该词源自希腊语，或解为“单个的词语”或意为“公开或私人的演说和对话”或释为“故事(Geschichte)或叙述（Erzählung）”。这三种词义都与文字、言语有关，第三种释义更指向神话与文学的亲缘关系。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叙述。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中反复强调神话对文学的作用：文学谱系中最初原型便是神话，原型即“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原型可以是人物形象、意象或从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文学无不是神话的延展：文学“在历史语境中呈现神话体系，因而是神话的主要又非常重要的延伸”。那么，神话作为原型可揭示文学的基本结构和模式。不计其数的文学素材衍生于古希腊罗马神话，它们在文学长期的演变中成为经典形象或原型。其中，文学中的美狄亚形象脱胎于古希腊神话，在西方文学肇始期便出现在品达、欧里庇得斯、奥维德、塞内加等人笔下，后被反复书写，不断流变，具备了母题功能，成为一大经久不衰的神话人物母题。

美狄亚，古希腊语中为Μήδεια，即Mḗdeia，在古罗马时期为Medea。“美狄亚”之名字面释义为“知道建议的人”（die Ratwissende）。然而，源自神话域的美狄亚并未因足智多谋著称于世，反而因杀子不断被文学接受，以杀子女人的形象进入人类文化记忆。美狄亚母题承载着人类感知和生命体验，作为生命之源的母亲手起刀落终结由己带至人世间的生命，足以最大程度地唤起现代人对死亡的原始恐惧。

公元1世纪罗马壁画上的美狄亚

古希腊神话人物美狄亚便是这样一位母亲。根据欧里庇得斯时期的传说和文学，美狄亚是太阳神的后代，本为科尔基斯公主，听从爱情的召唤，帮助异乡人夺取金羊毛，因此举被视为叛国者，后帮助伊阿宋杀死自己的弟弟，曾害死珀利阿斯，最后因伊阿宋情变复仇。虽以弑子复仇之举闻名于世，但美狄亚绝非杀子鼻祖。杀子在古希腊神话中并非罕见，较早的案例可追溯至第二代提坦众神之王克洛诺斯，即宙斯之父，他听信预言，为保统治地位吞下亲生孩子。此外，在时间上与美狄亚杀子不分伯仲的行为仍不在少数。同样笃信预言的拉伊俄斯惧怕后代对己不利，实施杀害亲生儿子俄狄浦斯的计划，虽杀子未遂，但其动机足见愚昧与无稽。普洛克涅以杀子惩罚欺骗自己的丈夫，虽其夫作恶在先，但其子无辜受牵连，大抵亦是父权制社会子女归属男性的思想作祟。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衡量，书写美狄亚未免有以“丧心病狂”的方式宣扬女子力之嫌，但究其根本，神话中美狄亚杀子与古希腊文化中的生死观相系。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曾举“尽戮子女”的美狄亚、生吞子女的萨图恩、将女儿献祭的阿加门农等例，指出古典神话是“一份残酷事物的目录”，希腊世界不乏“丑和邪恶”。退一步想，古希腊神话中杀子现象比比皆是，但唯独美狄亚备受文学家青睐，不断受到英法德等国作家的重构，其独特魅力更值得我们探幽发微。

 杀子与美狄亚母题的悲剧性

作为世界级现象，美狄亚母题有其普世价值，在各民族文学中亦有个性化变化。这二者都需聚焦于文学场域，进行具体观照。毋需赘言，古希腊罗马神话与文学是孕育德语文学中美狄亚母题的温床。论及美狄亚母题文学性的内核，莫过于其悲剧性，这是其普世魅力之源，也是它在德语文学语境中的一大特性。

美狄亚经由古希腊戏剧进入悲剧舞台。古希腊悲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神话与悲剧之间看似模糊，但韦尔南等法国学者指出，古希腊悲剧将史前时代的英雄传说搬上舞台，描绘城邦的过去，使悲剧体现了“割裂的、分散的现实及其与现实本身的对立”；坐在观众席上的公民观看、质疑舞台上的现实，当公民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舞台故事的这一刻时，他就将神话和悲剧区分开来。

观众在台下观赏悲剧中杀子的感受有别于阅读美狄亚神话的体验。在德语文学中，美狄亚形象上附着众多标签，其中最使观众感到惊悚的莫过于杀子。俗语有云，虎毒不食子。美狄亚身为母亲行使对孩子的生杀予夺大权，这本身有悖人伦，打破了人类禁忌，颠覆了人类在社会化进程中将母爱设定为母亲角色首要天性的共识，当观众在台下“欣赏”杀子时，感受到的心灵震撼远甚于开篇所提克罗诺斯和拉伊俄斯杀子。

杀子和悲剧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德国诗学鼻祖马丁·奥皮茨（Martin Opitz，1597—1639）在其代表作《德意志诗学》（Buch von der deutschen Poeterey，1624）中有如下定义：

悲剧最符合英雄诗，它很少描写由等级低的人和恶的事物带来的苦难；因为它只涉及王公贵族的事情，如杀人、绝望、杀子和弑父、纵火、乱伦、战争和暴乱、悲叹、恸哭、叹息等这一类事情。

在奥皮茨的观念中，杀子情节可构成悲剧。在改编美狄亚母题的大多数文本中，命运之悲在杀子中达到顶峰。莱辛曾评戏剧创作时说：“死亡是解决一切纠纷的最好办法”。就大多数文本而言，美狄亚凭借杀子的确解决了她与伊阿宋、与希腊的纠葛。在古典主义时期，德国文坛更进一步，挖掘出美狄亚复仇的审美意义。席勒曾在《论激情》中认为复仇是一种“并不高贵甚至是颇为低下的激情”，但就美狄亚而言，席勒却对其美学价值发赞许之音。美狄亚杀子行为的审美意义并不在于给人愉悦，而在于震慑心魄。她的行为裹挟了心理张力，脱离了低级复仇的范畴，被赋予崇高感，升华了其中的悲剧性。在奥地利剧作家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的《金羊毛》中，美狄亚杀子后万念俱灰、万分痛苦，倒叫人生出几分同情。反观林语堂之《武则天正传》，其中的杀子却无法激起同情。文中也有美狄亚的影子，林用李氏皇孙的口吻描述武则天的种种高智能罪行。其中便有其杀女场景：“王皇后一走，她（指武则天，笔者按）就进来把孩子掐死，用被子盖上”。林语堂作为民国大师将坊间传闻冠以“正史”之名专辟章节描写武氏杀女陷害皇后，一来，本身真实性欠缺；二来，文本以目击证人的视角用寥寥数字刻画了冷血到令人发指的罪犯，不仅违背人性，而且毫无审美价值可言。

毋庸置疑，将美狄亚母题单纯地理解为杀子是一种简化，然而杀子是美狄亚母题悲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情节甚至上升至不可或缺的地步。戏剧评论家亨泽尔（Georg Hensel）曾观看塔博利（George Tabori，1914—2007）剧作《M》演出之后写出如下评论：

一位不谋杀的美狄亚正如一位没有巨石的西西弗斯（Sisyphus），一位没有龙的西格弗里德或者一位俄狄浦斯，他让父亲继续活着，且没有兴趣娶自己的母亲。谁夺走美狄亚的谋杀，谁就限制了她：他从一个神话中得到了一个妈妈。

塔博利剧作标题中的“M”意指美狄亚（Medea），剧作借用互文手法从欧里庇得斯《美狄亚》借鉴了大量话语，但结局反转，美狄亚并未杀死任何人。观众用雷鸣的掌声认可了这意料之外的结局。可是，亨泽尔显然对此持有异见，认为这剥夺了美狄亚成为美狄亚的必要性，将之局限为一位母亲。杀子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外艺术家的共识，成功扮演美狄亚的中国河北梆子艺术家刘玉玲曾评：

我们演的美狄亚允许同原作中的美狄亚有所不同，但“杀子”情节不能取消，否则她就不能叫“复仇女神”了，就会从根本上背离原著。所以，剧中必须要“杀子”，而且还不可淡化，必须要处理得极其“震撼人心”，达到全剧最高潮，这才是美狄亚，才是能为原产地希腊接受的美狄亚。

刘玉玲认为国人改编《美狄亚》的原汁原味之处在于杀子这一举动。这位艺术家所在的剧团用河北梆子的形式搬演古希腊悲剧，大获成功。中式戏曲与西式戏剧之间无疑存在区别，但显然，中西之间最大的共性莫过于对杀子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同。

河北梆子《美狄亚》剧照

尽管如此，正如前文暗示，美狄亚母题之悲剧性并不全在于杀子行为。虽然杀子和女性这二者构成了美狄亚身份建构中的行为模式和性别界定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杀子女人”与“美狄亚”之间存在内在区别。从概念外延来看，美狄亚这三个字意味着一种源自古代文明的力量，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作家可出自某种（神话的或文学的）缘由对美狄亚母题趋之若鹜，而杀子女人则缺乏这一引起深层次共鸣的特质，可以说，美狄亚母题涵盖了杀子女人的身份模式。

德语词“Kindermord”译为“杀子”，概念意义域被大大缩小。杀子易让国人理解为杀死亲生孩子，但“Kindermord”指的是杀死孩童，范围更为宽泛，不仅美狄亚的行为可归为这个范畴，而且诸如《圣经》中大希律王在伯利恒屠杀两岁以内的男婴也可归入其中，另，根据希腊神话叙述，阿波罗与阿耳忒弥斯杀死尼俄柏的七子七女也可归为此类。后两例显然不存在针对母亲的道德评判。再如，在狂飙突进时期，杀子是戏剧家们喜爱的题材。歌德《浮士德》的“格蕾辛悲剧”、海因里希·瓦格纳（Heinrich Wagner）剧作《杀婴女子》（Die Kindermörderin）中爱娃杀子皆涉及青年未婚女性杀死刚出生的孩子。格蕾琴与爱娃的悲剧缘起于女性未婚生子将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母亲因惧杀子，凸显社会道德审判的压制性力量。美狄亚母题与之有别。首先，美狄亚的孩子是婚生子，且都为儿子，具有延续宗谱的作用。在不少改编作品中，这一点对复仇至关重要，美狄亚可扼断伊阿宋的血脉，重创负心汉。其次，美狄亚式杀子是理性与感性斗争的结果，美狄亚在决断前在母爱与恨之间纠结，这种焦灼让人产生共情；最后，美狄亚与国王、伊阿宋、公主等人之间的关系可塑性强，在敌友之间来回游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想象空间。可见，美狄亚母题的悲剧性是个“错综复杂”、多种力量角力的综合体，可提供多元的主题以供探讨，如近代以来主题越来越多元化，种族问题、当代女性问题得到呈现。 

美狄亚母题的世界性

世界性是美狄亚母题的一大特质，这由其本质决定。早在19世纪初，歌德就指出母题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一篇诗的真正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不同国家的人都会使用它们。”在此，歌德已指出母题的跨国界普遍性。如果文学是有机体，那么文学原型就如同它的经脉，贯穿这个机体的整体，美狄亚母题如同其中一条脉络。弗莱曾说，原型“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的象征，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在不同国家的文学中，不胜枚举的、用不同语言创作的文本通过美狄亚指向古希腊罗马神话与文学中的美狄亚，呈万川归海之势。与此同时，较早问世的文本势必成为后世创作参考的对象，显露海出万川之象。可以说，美狄亚母题的神话渊源造就其世界性，它不受疆域的限制，在世界，尤其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

14世纪末，“英国文学之父”乔叟（Geoffrey Chaucer）借鉴奥维德《女杰书简》等作品，撰写了《贞女传奇》（The Legend of Good Women），作者在其中先后勾勒了许珀茜伯勒、美狄亚与伊阿宋之间的爱情纠葛，伊阿宋对前者始乱终弃在先，又向后者许下誓言，而后者终因伊阿宋迎娶国王克瑞翁之女遭到抛弃，与前者落得同样下场。乔叟歌颂了古代女子对爱情的坚守及其为爱情所作的牺牲，鞭笞了“贪婪爱情之龙”伊阿宋的负心。诗人并未止步于此，他解构了传说中伊阿宋的英雄之名，批判他先俘获女子芳心，然后利用这些女子的聪慧建立名声，实则名不副实。伊阿宋来到科尔基斯后，试图获取金羊毛，但遇难题，幸得美狄亚的襄助，获得宝物易如拾芥。乔叟如是说：

因此他（指伊阿宋，笔者按）将身体、荣誉

以及征服者的名望

只归功于她的机智、她的魔力。

乔叟并未接受欧氏《美狄亚》杀子的情节，而是将焦点放在对爱情的不同态度之上，他用伊阿宋和许珀茜伯勒、美狄亚建构了一种反差，唤起世人对受害女子的同情。引人注意的是，英国文坛在18世纪掀起一场重写美狄亚母题的小高潮。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的戏剧《美狄亚悲剧》（The Tragedy of Medæa，1730）强化了美狄亚母题中的道德说教：美狄亚并未实施杀子计划，而是将孩子们送至雅典。与之相反，理查德·格洛弗（Richard Glover）的《美狄亚：一出悲剧》（Medea: a Tragedy，1767）与在理性中杀子的欧氏美狄亚不同，美狄亚在疯癫的作用下杀子，剧作成功地赢得观众的同情。

对约翰逊剧作产生影响的却是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所作《美狄亚》（Médée，1635）。高乃依深知剧作所描写的“恶”数量之众会招致观众的反感，他在剧作正文前的“献词”中预告“罪行高坐在胜利车上”，剧中一些人物的道德更应该评价为“败坏”而非“高尚”。该剧情节脉络大体遵循了欧氏《美狄亚》，美狄亚性情与塞内加笔下的女主人公相近。高乃依并不意在对人物进行道德审判、对观众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展现人物矛盾之间的张力。希腊阿卡斯图斯为报仇向国王克瑞翁索要伊阿宋夫妇，伊阿宋想与公主克瑞乌萨结合，起作用的不仅是爱情，他想为自己与孩子谋一个安全、稳定的避难所，这为这门婚事增添了一丝避难的意味。高乃依也刻画了较欧氏克瑞翁温和的国王，他主动将美狄亚的流亡之日往后推迟一天。克瑞乌萨甚至提出，美狄亚可从国库中挑选珍宝作为失去丈夫和孩子的补偿。在伊阿宋、国王及其女儿都将传说中的杀弟、珀利阿斯之死归咎于美狄亚一人，她的回应是“只有他是我的罪行，如果我是犯人”，美狄亚暗示这些恶行都是因伊阿宋所作。高乃依还改编了埃勾斯一角。在欧氏剧作中，埃勾斯只在克瑞翁作客，为了答谢美狄亚解开他生育的谜语向她许诺提供避难所。在高氏笔下，埃勾斯起了更大作用，他倾心于克瑞乌萨，但求爱不成反被囚禁，被美狄亚解救，因而向其许诺避难权。剧末，美狄亚乘龙车而去，与欧氏戏剧不同的是，伊阿宋并未苟活，绝望之余自杀，美狄亚达成终极目标。高乃依剧作对美狄亚母题在欧洲的接受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了近代欧洲美狄亚母题的流变。例如，德国歌剧家布雷绍（F. C. Bressand）的歌唱剧《伊阿宋》（Jason）于1692年上演。布雷绍显然参考了“出色的”塞内加和“思虑周全的”高乃依。细细考究，布氏剧作之情节框架主要依据后者所作《美狄亚》。高乃依之后，法国剧作还有隆热皮埃尔（Baron de Longepierre）的《美狄亚》（Médée，1694）和克雷蒙（Jean Marie Bernard Clément）的三幕剧《美狄亚》（Médée，1779）等。

Anselm Feuerbach画作《美狄亚》（1870）

一些作品虽未冠以美狄亚之名，但借用了美狄亚母题。如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启蒙运动时期莱辛的市民悲剧《萨拉小姐》。近代以降，欧洲不断涌现以美狄亚母题为主线的文学作品，德国剧作家雅恩（Hans Henny Jahnn）的独幕剧《美狄亚》（1926年上演）将女主角设定为黑人，对美狄亚母题进行了颠覆性改写。法国作家阿努伊（Jean Anouilh）在二战结束之际创作剧作《美狄亚》（Médée，1946）。美狄亚在美俄等国亦留下鸿爪雪泥。1947年，美国作家杰弗斯（John Robinson Jeffers）的两幕剧《美狄亚》（Medea）上演。

二战后当代美洲文学中，古巴作家何塞·特里亚纳（José Triana，1932—）的《镜子中的美狄亚》（Medea en el espejo，1959）批判了古巴的种族冲突和等级制造成的社会问题。美籍奇卡诺作家彻里·莫拉加（Cherrie Moraga，1952—）的《饥饿女人：一个墨西哥的美狄亚》（The hungry woman: a mexican Medea，1995）探讨了女同性恋题材。智利作家胡安·拉德里甘（Juan Radrigán，1937—2016）的《马普切的美狄亚》（Medea Mapuche，2005）探讨了少数族裔被边缘化的社会问题。

除此之外，当代俄国作家乌利茨卡娅（Lyudmila Ulitskaya）在成名作《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德语译名：Medea und ihre Kinder，1996）刻画了一位圣母式美狄亚。在亚洲，虽笔者现仍未发掘出以美狄亚为主角的作品，但欧氏《美狄亚》早已登上中国、日本等国家的舞台。显然，美狄亚母题突破了欧洲范围，辐射世界文学与艺术。

（文字以印刷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