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北大德国研究》第5卷。感谢张文鹏老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

雅各布·布克哈特，19世纪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欧洲艺术史与人文主义。面对十九世纪时欧洲的状况，布克哈特认为欧洲面临的是一场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布克哈特与尼采之间有一个一致地方，即对文化和教育现状的批评，但是两人之间还是有着实际的差异。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一样(Leopold Von Ranke)是他在柏林上大学时的老师。布克哈特深受其老师兰克影响，跟兰克一样对于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持有一种“历史悲观主义”的态度。

 “历史悲观主义者把当前看成是对创造性的、秩序井然的过去所达到的成就的系统解构。过去人们赖以维系社会力量平衡的各种制度失调了,社会的发展变得混乱无序并充满破坏性。”卡尔·克劳斯体现出了对于这种历史悲观主义的认同，在《人类最后的日子》中尤其描绘了在第一次大战中基督教世界的变化，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被打碎重铸，一切几乎与战争相配合，一切变得混乱不堪，失去了原有的秩序。

在《人类最后的日子》中，卡尔·克劳斯描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督教文化的种种崩溃和堕落现象。

第一，在这部剧中，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表现出了极高的战争参与度。

在教会教堂的布道讲解以及祈祷文的常用语里，充满了各种对于战争的表述。在第三幕的第15至18场中，卡尔·克劳斯集中描写了教堂中布道与祈祷的场景。在教堂中，首先能听到的是运用《圣经》中的故事、宗教的理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合理性的解释以及对杀人的正常辩解：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上帝对于有罪民族的惩罚。不仅借用上帝的理念来阐述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神职人员还进一步做对《圣经》中耶稣话语用有利于战争的角度重新阐释和重新应用。耶稣所讲的“要爱你们的敌人”被解释为只能适用于普通人与人之间，而不是适用于民族与民族之间。“审视你们并且以主的名义祈祷：主啊，引导我们进入天堂”这句话反复出现在祈祷用语之中。

除了在教堂布道的言辞与表达之中，教会人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度在卡尔·克劳斯的笔下体现在了直接参与战争过程中去，甚至在杀戮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强烈的满足感。出现在两军交火过程中的战地牧师安东·阿尔默在遇到军官与士兵之后的打招呼与问候语是：“上帝保佑你们的武器！利索地对敌人们开火过了吗？” 在炮兵连更有直接的、神父参与炮击的整个过程。

2023年Semmering版《人类最后的日子》剧照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宗教的神职人员与狂热的政客、民族主义者和战争狂人没有丝毫的区别，他们成为了世俗国度中的一员。而按照《圣经》之《新约》中耶稣的话语，不能将耶稣的国度与世俗世界等同起来。在《约翰福音》中有这样的对话：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神的国度不是世俗的国家，不服务于某个特定人群，不追求权力，追求的是真理。当然，教会参与战争进程、政治纷争的的记录在人类历史上大量存在。但是卡尔·克劳斯痛心疾首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具体的个人或者集体行为，他关注的是，教会人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战争的热情参与，违背了的基督教文化应有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正是他内心所无比推崇的，他认为这是构成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卡尔·克劳斯的笔下，有理性、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宗教人士是一部分人，他认为在涉及到教堂布道、祈祷中的数场戏中，都在舞台提示中表明，这是新教的教堂。卡尔·克劳斯对于基督教的认识是，新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了世俗化与野蛮化状况，而天主教做到了对基督教悲天悯人价值观的坚持。因而，在第一幕第27场中，他记录了贝内迪克特在梵蒂冈的祈祷。这段祈祷文之所以能引起卡尔·克劳斯的深度认同，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其中讲到了这样的话语：“欧洲最美的地方，这个全世界的花园，现在到处都是尸体和废墟。”  第一次世界的大战对欧洲、对克劳斯所热爱的德语地区破坏和摧残正是如此。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普通民众信仰方式的野蛮化。整个社会的环境以及教会各色人等对于战争的狂热支持的影响下，上层社会与下层普通民众信仰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普通民众将战争、杀戮与上帝、信仰的无缝接合。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新教伦理这一理论。他讲到“天职”的观念，即某种由上帝安排的任务，成为新教的核心内容。他抛弃了原来天主教那种禁欲主义的修行而超越尘世的空洞劝解和训令，而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当教徒们把战争当作宗教相关的“天职”之后，一切都不可再用杀戮的罪恶来看待，而似乎成为了理所应当之举。在《人类最后的日子》中有圣器保管人介绍两位士兵送与教堂的礼物场景：“一串挂有十字架的念珠，它的珊瑚珠是由意大利的榴散弹弹珠组成的。链子的材料则是来自铁丝网。十字架则是从一枚已经爆炸的意大利手榴弹上剪下来的，还有三枚意大利子弹作为小锤饰。耶稣像则是由一枚榴散弹弹珠组成的。在它的背面则刻着：诚挚谢意。纪念意大利战争。……” 杀人武器与上帝圣像被完美结合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正好完美体现了普通民众、士兵们认为战争与基督教价值观并不悖逆，也正好表明了他们在用行动证明和教职人员宣扬的一样，他们相信，即使带来无数的灾难但战争仍然是上帝的决定。他们要做的就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天职”。野蛮化与宗教道德这两种过程做到了无缝衔接。其次，在战争时期出现了将皇帝与神等同的渎神行为。教堂的圣器看管人可以这样讲：“我们把皇帝所属贡献与上帝。我们也把上帝所有，给予皇帝。人要竭尽所能的互相帮助。”上帝的地位被降至皇帝这样的凡世所在之人等同，而皇帝被认为与上帝同等重要的，甚至比上帝更重要。在军队人士，特别是一些将军们的眼里，德国皇帝是全知全能的，而这样的表述在宗教信仰的历史上从来都只能形容上帝。诸位将领将上帝至于皇帝之下，认为上帝应该秉承皇帝的旨意，且为皇帝所用，成为皇帝的“工具”；在中世纪的欧洲必然是被视作异端邪说与罪恶自白，在启蒙之后更不能出现认为某人全知全能的非理性表达，这种简单、原始的描述和想法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和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是一种倒退与原始化倾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督教宗教信仰的崩溃体现在教会内部，也体现在了民众信仰的方式改变之上。卡尔·克劳斯用夸张甚至荒谬的笔法描写了这些场景，直接表述了他的想法：这场战争改变了基督教，改变基督教文化的信仰基础，引起了基督教的种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崩溃、荒芜与野蛮化，直接威胁到了德语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状况。

尼采赞美贵族，认为他们是社会和文化活力的重要体现，是社会生命力的完美体现。他写道：“ ‘人’的每一次质的进步，都是贵族社会的产物，这种现象还将不断发生。”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地区甚至欧洲的上流社会状态再也不能被看作是直接体现社会生命力的完美例证。

首先，在《人类最后的日子》中理应作为贵族阶层首领的皇帝，其言辞表现出了无逻辑、无意义、无感情的三无状态。

在德语地区乃至整个欧洲，贵族所代表的上层社会之所以能与下层社会相比形成截然不同的阶层，不仅仅是因为其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领袖地位，也是因为他们的人文素养，对文学与艺术的追求与热爱。中世纪之后，新兴的市民阶层崛起，他们强调自己的道德观、努力争取属于他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地位，与当时的贵族阶层形成了对立之势，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自己的文学和艺术的标准，努力证明自己才是更有教养的一个阶层：他们在争取整个社会中上层社会的地位，并且试图在制定精神领域上层社会的评定标准。不管是中世纪的贵族阶层，还是18、19世纪的新兴市民阶层，要想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对个人修养的追求，对文学和艺术的追求是必不可少的。在贵族的聚会、后来的沙龙以及大行于世的朗诵会中，这也是永恒的主题，也是这些人在谈话之中所要尽力所展示的。

在《人类最后的日子》第1幕第23场中，卡尔·克劳斯描绘了德国皇帝与诗人冈霍弗尔见面的具体场景中，尽管侍从一再强调“陛下在艺术方面的三大理想”，皇帝反复讲到的只是劝诗人吃东西的一句话，与文学与艺术没有任何关系。除了这样的对话内容，皇帝本身的行为带着让人不可理解的诡异。卡尔·克劳斯不断用舞台提示描写皇帝笑的样子，状态依次递进最终到达最高点。“皇帝大笑”，“皇帝放声大笑”，“皇帝笑声如雷”，“皇帝大笑着用左手拍着他的大腿”，最后则是“皇帝笑得如同一只狼”。

皇帝的言谈中没有任何层次，是家常问答与劝食语言的不断重复；皇帝与诗人的对话，没有任何的深度可言；皇帝的语言和行为，虽然与大笑相伴，却呈现出了一种亢奋的不真实感。侍从副官在一开始就谄媚讲到：“皇帝和诗人如何互动，将是最令人感动的场景之一，因为两人都是身处于整个人类的高度”，然而整个会见谈话和场面呈现出了无逻辑、无意义和无感情的三无状态。从政治和经济社会地位来看，德国皇帝应该处于当时社会的上层，是国家元首和军队领袖，但是从文化和艺术修养来看，已经是处于粗鄙堕落的状态。

2023年Semmering版《人类最后的日子》剧照

第二点，作为军事领袖的皇帝行为幼稚粗鲁，与欧洲传统的骑士精神和骑士风度格格不入。

骑士的精神最早的意思是指马术为一种身份及阶级的象征。来自于此阶层的阶级优越感，以崇高的身份为基础的道德与个人修养，亦继承与发扬了古代欧洲民族自部落文明至早期工商业文明以来的尚武精神。骑士们以“我们是奉上帝之名”，而来到这里对进行文明教化的。骑士精神对于欧洲民族的民族性格以有着莫大的影响，许多崇高的道德修养源于其中。它构成了西欧民族中所谓的“绅士精神”形成了现代欧洲人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讲求风度，精神文明和外貌举止；对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重妇女的浪漫气质的向往；以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精神。它使现代欧洲人民族性格中既含有优雅的贵族气质，又兼具诚实守信、乐于助人，为理想和荣誉牺牲小我的品格。

在整个西欧的文化传统中，骑士精神不仅仅与骑士相关，而且也成为绅士风度的起源，是欧洲国家男子处事标准与社交礼仪的重要内涵，成为一种品格标准。对于身处上层社会的各种人物，这更是必须要有的基本品德。

在《人类最后的日子》里，卡尔·克劳斯多次提及到“骑士精神”。同时，他也描绘了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德国皇帝的行为荒诞不经，类似顽劣的孩童，充满着不成熟的玩笑和不得体的表达。德国皇帝会直接拍打下属的屁股，挤眉弄眼做出表情。在第4幕第37场中有德皇在德军总部接见将军们的场面。在这个场景中，“威廉二世”的行为更加离谱，直接抓向下属的下体。从这样的场景中，可以看到骑士风度中所要求的外貌举止、对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在德国皇帝的身上已经完全消失了。

第三点，皇帝代表的上层社会出现了工作能力严重欠缺且没有担当责任的态度。

欧洲骑士精神的起源是与战斗相关，骑士们要遵守一定的准则，要对抗不公与邪恶，要为了保卫家园或领地。随着骑士精神的发展和其在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深入，当然一切再都与骑士这种群体无关。但是骑士精神中对身份和荣誉注重，依然对欧洲人有着极度重要的影响。当然骑士精神中，或多或少涉及到对于从事工作的执着与认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作对于基督教世界、对于恪守骑士精神的欧洲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有一句拉丁语曾经广泛流传“ora et labora”，直译为“祈祷和工作”，翻译成为德语则是命令式的句式，意在劝诫人们在整个人生里的过程里，在具体的生活中除了侍奉上帝，虔诚祈祷之外，努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这是被珍视的一种传统。

在《人类最后的日子》第3幕第31场中，奥匈帝国皇帝在重要的会见之前在写字台前酣然入睡，在睡梦中梦话不断，偶尔醒来立即迷糊着在涉及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文件上签字。在皇帝的梦话中，曾数次出现了“人们蒙蔽了我”的话语。还有另外一句“我无能为力了”也是被数次使用，这句话是卡尔·克劳斯对奥地利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一世的一句名言的改写。卡尔·克劳斯用夸张的笔触描绘了处于政治和军事领导阶层的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的处理事务的随意与荒诞不经。帝国皇帝被描写成了背离欧洲文化中努力工作传统的形象。上流社会的粗野化在《人类最后的日子》里第三个方面就表现在对工作态度的堕落和荒谬。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在卡尔·克劳斯的笔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了整个欧洲以及德语地区文化的崩溃，具体到在了上流社会，则体现出了粗野化的细节。通过《人类最后的日子》中贵族的粗野化描写，卡尔·克劳斯表达出了同样的看法：整个德语地区社会文化的生命力已经是极度衰弱了。

在《人类最后的日子》这部戏剧作品里，卡尔·克劳斯记录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语地区文化崩溃的场景。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特别是德语地区（主要指德国和奥地利），这些曾经以高度文明著称地区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整个德语地区因为战争而陷入崩溃的状态。在整部作品中, 对于这种崩溃的状态卡尔·克劳斯做出了广泛而细致的描绘：从整个时代里艺术的情形到整个社会中的语言状态；从基督教文化崩溃到整个社会阶层中骑士文化传统消失、上层和下层粗野化。纵观在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文化方面哀鸿遍野的情况下卡尔·克劳斯所表达出的忧虑和思考，从中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卡尔·克劳斯对一战中所谓的“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德国以及奥地利被广大学者高度重视的“文化民族”这个概念分崩离析。那些仍然强调“文化之邦”的论断，都带有了强烈的讽刺色彩。在剧中“爱国者”和“预订者”之间的对话曾经有关于“文化民族”的讨论。“文化民族”的概念虽然与在历史上后来出现的纳粹思非常接近。但这个概念在19世纪出现的时候，是作为一种非政治或者非军事的、而是作为文具有某种文化特征的民族状态。“文化民族”的概念最初是指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部群的人，通过语言、风俗、传统或者宗教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拥有属于同一种文化，拥有同样的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的“文化民族”是与“血缘民族”相对的。然而在某种特定的程度上，“文化民族”这一概念是在强调一个这样的角度，即某一个特定的民族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并且其成员都是具有高度人文素养的。在本剧中，“爱国者”与“预订户”所强调的就是本民族的文化素养很高，人们受到很好的教育。结合对话中俄国战俘被辱骂、棒打之后强调“文化民族”的概念来看，前后对比具有了强烈的讽刺意味；而纵观《人类最后的日子》全剧，整个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都再不能用受到良好教育、具有良好教养来行形容，而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水准堕落，因此不管是德国还是奥地利，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继续再用“文化民族”来形容本民族，都是不合适的。

第二，在种种现象描摹的基础上，克劳斯论述了在文化堕落崩溃中遇到的情况，即“野蛮化”的问题。与文化相对的是野蛮，与文化民族相对的便是野蛮民族。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和野蛮时两种永远无法相容的矛盾，瓦尔特·本雅明却驳斥了这种说法。在《历史的概念》这篇文章中，他这样讲到：“任何一份文化的记录都同时也是一份野蛮的记录。就如同文化无法摆脱野蛮一样，传统的这个过程也是无法摆脱野蛮的，在传统里文化和野蛮往往也是一个属于另外一个。”针对这种文化与野蛮的共存现象，在《人类最后的日子》中“吹毛求疵的人”，也就是卡尔·克劳斯化身在这样讲到：“德国人的教养并不是内容，而是一种装饰物，这个诗人和刽子手的民族用它来粉饰自己的空虚。”这样的表述让他与他对话“乐观主义者“无法接受，因为在他的心中德国人是产生了歌德和叔本华的民族。“诗人”和“刽子手”这样的说法表明了在克劳斯同样认为，文化与野蛮共存的现象。在剧中也存在着关于“野蛮”的话题讨论，从一开始的“乐观主义者”对“吹毛求疵的人”提问，讨论发动战争是否属于一种野蛮的行为，此时“乐观主义者”希望为战争找到合理的、否定战争时野蛮行为的解释；一直到最后“吹毛求疵的人”朗读出了警察局外标牌上的诗句，最后一句为“你们要以做野蛮人为荣！” 这是官方对于“野蛮”这一问题的态度。通过这一系列的表达，卡尔·克劳斯认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语地区文化面临水平衰退、全线崩溃的状况，文化和野蛮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德语地区的人们离自己的曾经拥有的文化传统越来越远，向野蛮靠近。

第三，克劳斯极度关注的德语文化、基督教文化的问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以及社会状况的剧变，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时德语地区的学院传统。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一批人表达出了对于德国文化面临危机的忧虑，其中之一的代表作就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作为犹太裔的德语作家，卡尔·克劳斯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文化民族”的用法和存在问题、文化与野蛮的关系，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德语文化。在整部《人类最后的日子》里各种关于文化的讨论、论述全部是关于德语文化的。除了关于对于德语文化的讨论，卡尔·克劳斯还表现出了对于基督教文明的担忧，他担忧的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基督教文明被世界大战这场灾难而引入毁灭。

身为被同化的犹太裔德语作家，卡尔·克劳斯表现出了对德语文化、基督教文明的高度认同，在他的意念之中体现出了深沉的关怀、殷切的担忧。他担心的是，德语文化、基督教文明在战争的影响和威胁之下走向毁灭。这种关切与担忧甚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一些德国学者、作家所不曾具有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没有参与德国众多学者、作家的签名声明，他反对这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活动。因为从文化角度看，他担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德语文化甚至西方基督教文明走向崩溃与灭亡的危险。在《人类最后的日子》里，在讲到“语言”这个主题时，他担心的是战争中涉及到了语言生与死，而纵观全剧，他担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引发的德语地区文化的生与死。

《卡尔·克劳斯文化身份认同研究：以<人类的末日>为例》，张文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