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2期，感谢作者张沫老师和《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脚注。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寒冻》开启了贝恩哈特近三十载的反故土创作。小说以迥异于故土文学的极端化表现手法，揭露当代奥地利乡村与文化的僵化废退，撕下了美好故土的虚假面具，有理由被视作反故土文学的文化批判力作。本文从反故土文学勃兴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论析贝恩哈特反故土创作的动因与风格，通过聚焦《寒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把握作家对奥地利社会与文化症候的诊断，进而探究作家的文化批判艺术的特征、审美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关键词 寒冻 贝恩哈特 反故土文学 文化批判

托马斯·贝恩哈特（Thomas Bernhard, 1931-1989，又译托马斯·伯恩哈德）是奥地利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因数十年尖锐批判奥地利而饱受争议，担当了奥地利“反故土文学”的旗手。反故土文学是奥地利特有的文艺思潮，最能代表奥地利当代文学。它勃兴于20世纪50年代末复古思想盛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持续近半个世纪，具有批判与反思的时代精神，是文学立足本土经验、自我革新的结果。反故土文学在初期表现为作家自觉追求艺术真实，以“反艺术”的方式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行其道的故土小说和故土电影，而后发展为对奥地利的各个方面进行文化反思与现实批判的文学潮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佳作迭出，堪为德语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托马斯·贝恩哈特

贝恩哈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寒冻》（Frost, 1963）从一名神经质画家的视角，阴郁且夸张地表现了奥地利乡村与文化的僵化废退。作品意蕴丰厚，蕴含了作家后续创作的众多主题，并以开创性的审美特质持久地吸引学界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然而小说的反故土文学性质一直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寒冻》可纳入“反故土小说”范畴，却未作展开。本文认为，这部奠定贝恩哈特反故土创作根基的成名作通过对乡村的极端化负面描写切入奥地利当代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彰显着作家的文化批判精神，指引了反故土文学的文化反思路向。

奥地利素有以自然和乡村为题材的故土文学传统，作为奥地利历史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载体，故土文学提供了逃避社会矛盾与问题的空间。到了20世纪初，偏爱乡村乌托邦世界的故土小说逐渐被意识形态扭曲，成为宣扬纳粹日耳曼种族与血统观念的“血与土”文学。战后， 德国对文学传统“砍光伐尽”，奥地利故土小说却不加反思地延续了纳粹时期以讴歌土地、乡村为帝国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辩护的故土意识和题材。故土作家不受历史问题的牵连，继续活跃于文坛。奥地利以1943年《莫斯科宣言》规定的法西斯侵略受害者自居，急于淡化纳粹历史，提倡在哈布斯堡文化传统中寻找第二共和国的民族身份依托。“事实上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梦从被一个疯子打断的地方继续……我们只需要思考我们的过去，这将成为我们的未来。”这句文艺界的名言集中反映了奥地利人借回归传统淡化历史的集体心态。在官方的无罪论调和复古文化政策的引导下，人们沉湎于故土小说的乡愁中，忘记了第三帝国时的帮凶身份，对己过鲜少反思。

此外，二战时就居于世界前列的奥地利电影产业，在战后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将阿尔卑斯乡村塑造为快乐、健康生活的典范，变相推广奥地利的旅游业，在国家政治层面和商业利益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时间，故土小说和电影风行，大量优美的自然画面、淳朴的乡村人形象所营造的欢乐和谐气氛涌入社会生活和民众的思想意识。然而，有批评眼光的人却对这种虚假、自我麻醉的艺术风尚发出了质疑。贝恩哈特便是其中之一。

作家的早期作品多以奥地利山村为背景，利用了传统故土文学那种具有感伤气氛的环境空间反拨故土小说的范式和价值取向，意图在于揭露乡村社会的阴暗面，可视为批判性的故土小说。随着作家“精神化”（vergeistigend）创作理念的逐渐发展，他越来越多地戳穿谎言，致力于打破故土神话的一切伪饰。故土作家一味颂扬家乡的虚假文风不啻为盲目、顺从和谄媚，是他全力讨伐的对象。著名文评家拉尼茨基曾将他归为故土作家，贝恩哈特对此表示抗拒：“单单故土作家这个名称就让我恶心”。

贝恩哈特的反故土创作是作家的生存体验与奥地利特定的历史文化发生碰撞的产物，对于他这样命运多舛的人而言，一个积极意义上的故土是不存在的。他从小迫于生存辗转于维也纳和乡下的经历使他体味到世态炎凉，也深谙故土的现实。故土意味着他遭社会鄙夷的私生子出身，父亲的遗弃，母爱的缺失，来自周围人的敌意，少时挥之不去的贫穷，祖国在同纳粹德国合并时期对国民的出卖，天主教学校的法西斯式教育，家乡被战火夷平的恐怖，战后弥漫的生存绝望，九死一生的肺炎劫难，从此终身遭受的肺病折磨，做记者时目睹的人间疾苦，以及初涉文坛时以礼赞家乡美景的抒情诗向故土献礼却被拒之门外的难堪。对故土日久弥深的阴郁感受势必形成一种极度负面的感知视角，而作家敏感率真的个性又促使他用忧愤的讲述来疗愈创伤。可以说，正是沉重的内心积压使他建构起一种阴郁怪诞、嘲讽谩骂的批判艺术。他的外祖父、故土作家弗罗姆必希勒（Johannes Freumbichler, 1881-1949）也给了他深厚的影响。他从潦倒但笔耕不辍的外祖父身上继承了正直、抗争、坚持自我的性格特点，笔下诸多深陷孤独的“精神者”（Geistesmensch）身上都依稀可见外祖父的身影。他们在自己设定的“囚牢”中奋力挣扎，渴望达致完满的目标，但都归于失败，最终分裂成精神狂人或自我毁灭。这些因不堪忍受现实而身心扭曲的人物往往沉浸于长篇独白中，嘲讽荒诞的世界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这是他刻意将人物形象推至极端，渲染世界濒临灭亡的夸张手段。他的后期创作增加了现代喜剧的黑色幽默和自嘲，重在表现无意义世界的滑稽可笑，以幽默来抵御生活的严酷，对人生释怀。作家至今出版的六十余部作品整体气氛压抑、故事荒诞，但思想深邃、言辞尖锐，大都围绕疾病、恐惧、疯狂、灾难和死亡进行叙述，体现出这位“夸张艺术家”阴暗的艺术风格。

贝恩哈特的外祖父弗罗姆必希勒（Johannes Freumbichler）

生命与死亡的主题贯穿贝恩哈特前后创作的始终，社会与文化批判则是其作品的另一重要主题。贝恩哈特扮演着奥地利社会心理结构的诊断者角色，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科学等方方面面均在他挞伐之列，且都要诉诸极端的手法加以表现。在他穷尽毕生精力为奥地利发布的“讣告”中， 故乡“得了不治之症”，同胞是可怜、弱智、卑鄙、麻木的群体，“除混乱无序外，别的什么也不配得到”，国家作为“上帝保佑的被诅咒的地方”无法使他认同，他说：“我是一个奥地利人，这是我最大的不幸”。

作家的批判主要针对奥地利社会心理现实的两个部分，其一是坚持用受害者神话粉饰、遗忘历史；其二是自甘堕入乡村边缘没落世界的肤浅乐观精神。这一立场源自他对奥地利曾扮演的纳粹同案犯角色的清醒认识。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他作为亲历者必然对奥地利的纳粹统治历史和第二共和国粉饰历史、愚化大众的作法深恶痛绝。浓重的哈布斯堡情结则构成贝恩哈特反故土创作的深层情感动力，他将大奥匈帝国辉煌盛世作为精神家园，因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失落，他写道：“近五十年来，奥地利从一个照耀地球的高度堕落。”自19世纪后半叶普奥战争失利起，奥地利在国际社会日益呈现出边缘化、乡土化的发展态势。尤其从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到二战战败的短短三四十年间，奥地利先是成为一战失败后实际并不独立的“无人想要的第一共和国”，其后追随纳粹德国，继而沦落为第三帝国的东区，并再度遭遇二战战败后的崩溃、被联军分区占领，直到1955年签署《国家条约》才恢复独立。频繁的政权更迭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对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民族创伤。作家的心理落差自然而然地转换为以批评的眼光看待现实、揭示社会阴暗面的文学诉求。“不要忘记历史的重量。哈布斯堡帝国的过去影响着我们。在我这里也许比他人更明显。表现在对奥地利的一种真正的爱恨，是最终了解我全部所写的锁钥。”正是隐藏在憎恶情绪背后的爱，驱使他以苛责表达对故土命运的关切。无论如何谴责奥地利，他始终未将自己与祖国割裂开来。在他去世前几年，他曾明示，“永远心系家园奥地利”，甚至“有时会滴出一滴血来”。

重要的是，作家借反故土文学的样式，从对家乡自然的关注转入对人性的拷问，对历史的省察，对社会制度和文化、艺术、教育等问题的抨击，为作品平添了文化批判的向度。《寒冻》以文学史上罕有的极端方式对奥地利战后的现实和精神文化氛围展开批判，凸显了贝恩哈特鲜明的艺术风格。

在小说《寒冻》中，贝恩哈特将奥地利的国家名片——明媚的阿尔卑斯山区描绘成晦暗、压抑、令人战栗的流放地，由此引申到乡村的人性堕落现实，颠覆了鼓吹美丽的自然与美善的乡村人的田园牧歌神话，给奥地利靠宣传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质朴的乡村生活塑造无辜受害者形象的文化策略一记重击。作家以极端阴郁的手法描写自然环境和人性自然，烘托主人公的负面经验和感受，且达到了点对点驳斥故土小说的程度。

《寒冻》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也很荒诞：一名医学实习生受导师委托去奥地利的一个小山村观察导师的弟弟，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画家。画家因为厌恶世间的一切而在哥哥眼里精神有些异常，从而成为其研究对象。他抱着疗愈精神疾病的目的隐遁荒寒山村，却因为现实而变得更加疯狂。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及膝深的积雪中艰难跋涉，一边行走，一边思考、自语、谴责，一旁负责观察的实习生则如实记录他的言行。小说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除了记录实习生的感受和二人之间简短的对话外，主要由画家难以捉摸的自语构成。藉由这名疯癫艺术家的形象，作家鞭挞了战后奥地利社会的诸种弊端乱象，除了对牧歌幻象的揭露，小说的议题还包括对生死的探讨，对童年亲子关系的评论，对政治的讽刺，对战争的反思，对科学理性的质疑，对拜金的社会风气、遏制天性的教育、虚伪浮夸的艺术、愚昧贪婪的教会、卑鄙暴力的权威、鲜耻寡廉的政客、愚钝冷漠的人性的揭露和批判。最后，实习生回城，画家在雪山中走失，给他充满痛苦和绝望的语言风暴画上了句号。

在故土艺术中，乡村象征着康健，是失意的都市人理想的港湾，而《寒冻》中画家的悲惨结局却褪去了这一层温馨和优雅的光晕。18、19世纪讴歌阿尔卑斯山风光的田园牧歌建立在人为升华的自然观基础上，充当了维护当政者权力的意识形态符号，战后流行的故土小说很大程度上以它为原型，继续着当年的陈词滥调。贝恩哈特洞穿了这种自然观的政治功能。他通过对自然环境荒蛮一面的渲染，与故土小说里的田园风光相抗衡，撕开了田园牧歌的假面。

小说中的山村处在由数百万年前的冰层覆盖的高峡下方，自然条件恶劣，是“世界上最阴暗的地方”（Frost:10），荒芜、阴冷、逼仄、倒退，给人一种回到洪荒世界的感受。在这里，自然不仅不能起到卫护生命的屏障作用，它还会化作威胁人类生存的强劲对手，“有时扭断人的脖子”（Frost:190），那种大地母亲的自然情怀在主人公的意识中转化为病态、衰败、濒于死亡的景象。只有感受过致命恐惧的人才会如此极端地夸大自然的恶劣，贝恩哈特是要表明，故土小说中所谓自然赐福于人类的观念是谎言,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敌对和暴力的关系，他更意图揭露当代人以利益为目的开发自然、占有自然的功利型病态心理。如画家讲述，许多登山者被虚假的旅游宣传吸引，盲目乐观地登上雪山，最后为征服自然的野心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西方，勇攀高峰、探索险境，历来被提至人类进取精神的高度，象征人类征服万物的能力，鲜少遭到怀疑。贝恩哈特则借游客死亡事故，嘲讽现代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肤浅的自然意识，并对政府层面利益至上、无度开发自然的行为展开批判。

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还反映在工业和战争带给乡村的毁灭性灾难。通常为人所赞叹的高峡平湖人造景观乃人类违背自然规律而犯下的罪行，“自然建立在许多中心之上，但主要是建立在疼痛中心之上”（Frost:42）。镌刻古老文化的自然被作家喻作疼痛中心，堪为对被蹂躏的自然极致的演绎。山区底层劳动者有着相同的伤痛和被宰割的命运，“这里只有劳动和贫穷，此外别无其他。这里是上吊和投河。工会到处指手画脚。政党到处发声”（Frost:154）。

恶劣的自然环境在小说中亦起到投射当地居民卑劣品性的作用。作家采用夸张和嘲讽的手法，刻画乡村病态、堕落的人物群像，与山区的末世景观相互呼应。故土小说中质朴、健壮的农民无迹可寻，代之以猥琐、病态、麻木、残忍的形象，贫困和环境污染导致人体畸形：“身高不足一米四，蹒跚在墙缝和过道中，沉溺于酒精的迷醉，看起来是这个山谷特有的。”（Frost:10）怪异的人物也衬托出当地精神的贫瘠和人性的堕落：“整个乡下，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全是罪犯、杀人犯和纵火犯。”（Frost:187）乡村的苦难与无望在令人压抑的现实主义笔法下得到极大呈现，再次粉碎了故土电影和旅游宣传中的田园牧歌幻景。同样的，不久前降临在故土家园的战争罪行被乡村居民内化成生活日常，人人都能安之若素，乡村盛行的拜金之风更是将人与人之间变成了冰冷的利益关系。画家用无数事实证明，村民异化成了欲壑难填的“肮脏的无底洞”（Frost:104）。贝恩哈特借画家之口发出了激烈的控诉：

农村的一切都是病态的……巨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乡民更有价值：乡民，是的！乡民，是如今的劣等人！劣等人！农村衰败、堕落，比城市堕落得更深！上次战争毁掉了乡民！……遗产、土地，都是些什么？不，无非都是些谣传！……农村不再是源泉地，而是残暴、弱智，卑鄙、自大，嫉妒和杀戮、系统灭绝的宝库！（Frost:153-154）

这段近乎癫狂的咒骂全面注解了作家对故土真切的感受，推翻了故土艺术宣扬的城乡文化差异，瓦解了乡村、土地所负载的故土价值观念，堪为贝恩哈特振聋发聩的反故土创作宣言。学者柯彭施泰纳曾指出：“反故土文学并非像人们猜测的那样是反对故土，而是反对以另一个‘故土概念’为前提的文学”。“另一个故土概念”指人为建构的、带有欺骗性的故土概念和故土乌托邦，按照作家沙朗的理解，就是“因为神话故土、风光与自然而将故土毁坏”的文学创作程式。贝恩哈特的反田园牧歌“惩罚故土作家的谎言，以现实主义态度来表现地域风貌，令土地所有者和地产投机者闻风丧胆”。

现实中，贝恩哈特对乡村的态度远非如此。他用《寒冻》获得的文学奖金在乡下购置农民庄园，并时常改建翻新，这之后又购入两个庄园，由此可以看出，作家乐于在乡下生活。贝恩哈特的反田园牧歌图景并非现实的真确复现，而是一种为了接近真相而刻意夸大的艺术建构，一种否定的艺术，正如作家所说：“根本的夸张艺术就在于贬低一切”。小说对虚假的田园牧歌的揭露为作品宏阔的文化批判主题积蓄了势能，而作品批判内涵的延展性和隐喻性则借由极端化的艺术手法得到落实。

贝恩哈特在Obernathal购置的庄园

《寒冻》通过极端人物形象的塑造、狂悖的谩骂语言以及怪诞的影射和象征手法，折射出战后社会冷漠失序的氛围，体现了贝恩哈特批判艺术的创造力和独特性。

疯癫画家这一主人公的设置，无论在艺术技巧还是思想内涵方面，都体现了作家独特的考量。首先，利用精神病人口无遮拦的特点，作家能够将感触恣意地泄于笔端。疯子的自言自语逻辑跳跃，显得不受控制，利于作家勾连出更多的议题，并以暗示和隐喻的方式引导读者进行反思。贝恩哈特一贯自称“故事破坏者”，擅长通过弱化情节另行开辟一条强化审美效果的文化批判路径。那么，利用反抗者的语言发起无尽的控诉就是作家的艺术选择。

其次，疯子形象来自于作家对现实的极度夸张。在作品写就的20世纪60年代，在奥地利的小市民环境中，民众惯于随波逐流，能够独立思考并敢于发表异议的人确乎面临被诋毁为疯子的危险。作家本人在求学和就医过程中见证过颇多案例，所谓“异类”是被周围人的蔑视和仇恨长期折磨而无力反抗的傻子、疯子。作家的自传性小说对此多有披露。

再次，画家与作家同属艺术圈层，便于传达作家对文艺界怪相和意识形态的批驳，同时豁显他因执著于艺术真实而离经叛道的使命感。譬如，作家附身于画家，痛斥艺术批评沦为“艺术家的媾和”（Frost:132），艺术家为满足“活在虚假的印象中”的消费者需求（Frost:165），回避历史与现实问题，生产出艺术的“死胎”（Frost:133）。不可否认，二战后奥地利艺术界出现的复古趋势对故土艺术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贝恩哈特痛恨那种打着弘扬文化遗产的幌子掩饰历史真相的做法，嘲弄艺术家“把很小的天赋挂在巨大的破烂上”（Frost:54）。事实上，奥地利通过树立未剔除纳粹流毒的传统文化来谋求民族身份的政策,变相地抹消了纳粹历史，否认了纳粹罪行，结果造成暴戾普遍存在，排犹事件频发，思想文化领域内的纳粹意识根深蒂固。如画家所言，无法消除弊端的根源就是“一切都在全力以赴地摆脱过去”（Frost:112）。

相形之下，作家无比痛惜那些为奥地利历史文化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犹太思想家和艺术巨匠。他将笔触伸向了历史的纵深：“越来越多的伟大思想被捕，投入监狱，宣判刑罚，在边境被抓捕！……所有的伟大思想都被砍掉了头颅！”（Frost:34-35）“伟大思想”的借喻是对文化停滞态势的指斥，作家钩沉那段被极力排斥的纳粹历史、要求追责的意图由此得见。他如此苛评艺术界的深意，还在于揭露奥地利战后社会敌视精神、压制思想、价值观错乱的思想文化环境。画家焚毁自己的画作并主动断绝与艺术界的联系，是对奥地利毁灭精神、威胁艺术家独立个性的反抗。对此，作家在小说《历代大师》里有精辟总结：“天才与奥地利不相容。在奥地利你得做一个平庸的人，才能有发言的机会，才能受到重视，得做一个一知半解、狭隘虚伪的人，一个绝对只有小国思维的人。一个真正的天才，尤其是一个杰出人物迟早有一天会让人以极不光彩的方式灭掉。”联想到作家无数次因冒犯到文化当局而遭遇的污蔑和打压，以及他做文学奖评委时目睹的黑幕，便可以理解作家指斥第二共和国施行精神独裁和遵从纳粹反智主义时的尖锐了。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文化，疯癫艺术家对抗主流意识的言行昭示了作品质疑现代理性的主题。画家被赋予精神病人特有的谩骂语言方式，摄人心魄，旨在激发读者的省思。

画家否定一切、摧毁一切的语言姿态与极具张力的比喻相结合，精辟且尖刻，营构出贝恩哈特惯用的批判语势。他嘲讽颓败无能的奥地利是“大型动物园中吱吱叫的小猕猴”（Frost:265），咒骂“司法人员是魔鬼的工具，总体上是魔鬼般的蠢材，指望着更蠢的人的愚昧”（Frost:116），“巨大的恐怖建筑是校舍”（Frost:169），“上帝在地狱，没有将圣灵降赐给任何姓名”（Frost:208），此类表述数不胜数，令人不禁思索其中的诘问。在曾被战争夷为靶场、现在依然疯狂践踏人性的村庄，画家一再产生屠杀现场的幻觉，于是迸出“屠宰场是唯一的基础哲学教室”（Frost:255）的警句。用屠宰场类比哲学教室，贝恩哈特以强大的语言挖掘力阐发了阿伦特提出的极权统治发源于理性思维的观点。

相同主题与谩骂的回环往复也是极端化的表现。早年接受过音乐训练的贝恩哈特惯用反复手法突出文字的铿锵韵律，在拉升语言张力的过程中产生明朗的乐感，使阴暗的作品并不阴森，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画家如此描绘犬吠，以讽刺被理性全面统治的奥地利：

犬吠如何为自己创造秩序，如何为自己制造地盘，您听，这是狗鞭的噼啪声，这是狗的极度灵巧，这是狗的极度绝望，这是地狱般的不自由，它在报复，它在报复它残酷的造物主，报复我，报复您，也报复你们，报复所有无尽的现象，报复所有无尽的，被斩断的现象……（Frost:150-151）

整两页的叠句如螺栓越旋越紧，在谩骂语势中尽显其破坏力。这种宣泄式表达的强度，可与德语文学史上声讨教皇的马丁·路德相媲美。可以想象，谩骂是画家同样也是作家本人在冷漠的、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摆脱心灵痛苦的自救方式。贝恩哈特的批判力量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富于感染力的愤怒情感。它会令人不安、令人“精神错乱”。著名诗人巴赫曼也为此折服：“思考的极端性，发展到极致，……最为准确地描写，……这就是新意。”

广泛运用象征和怪诞的影射手法，让真实与虚构并置，是贝恩哈特的又一艺术特征。如前所述，疯癫者作为他者代表着与理性思维对抗的情感逻辑。画家一再声称自己头大，腿脚孱弱，传神地喻表人的思维过于发达，已到了无力支撑的地步。怪诞的梦境亦化作对现实的影射，以超现实的方式拷问科学理性的冷酷。医学实习生曾梦到一个类似“屠宰场”的手术室，他应医生的要求，将画家的身体分割成一堆碎肉后又重新缝合在一起，一旁观摩的医生，包括画家的哥哥在内，都无视画家的躯体，只顾欢庆医学界取得了重大成果。作家以荒诞的方式讽刺迷信科学的狂热与盲目性，在他看来，医学的发展非但不能治愈人的精神疾病，反而将人降格为研究和实验对象，造成伦理缺位。解剖的过程影射现代科学，它分解一切，宰制、摧毁其它精神。不难想见，贝恩哈特的嘲讽态度与他青年时求医的经历不无关系。他对医务人员的无能和麻木不仁自有体会。他发表过警示过度推崇科学理性的观点：

我们的世界突然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科学世界，这清晰让我们惊恐；在这清晰中我们感到寒冷；但这清晰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伴随着清晰的是寒冷的加剧。清晰和寒冷从现在起就是现实的存在。自然科学之于我们，讲述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更高度的清晰和更厉害的寒冷。

小说饱含深意的标题，不单寓指科学之酷寒，也象征人困冻于冷漠社会的孤立无助，还可泛指战争、种族灭绝、生存危机、社会动荡给欧洲带来的严酷威胁，透出作家对战后现实的普遍性认识。

20世纪60年代初，贝恩哈特在文坛初展头角.他以反故土艺术的审美革新清算社会痼疾，消解关于故土的陈词滥调，比60年代中后期德奥等国反传统文化、反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潮先行一步，体现出超前的社会洞察。《寒冻》的出版适逢奥地利战后僵固的文化版图发生松动，传统主义者阵营开始解体之时，昭示由贝恩哈特所标刻的文学新时代的到来。这部作品是继汉斯·雷伯特揭露奥地利的纳粹历史与现实的小说《狼皮》后，进一步对奥地利文化展开反思的重要作品。它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精神被众多作家所继承和发展，并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身上发扬光大，使反故土文学最终成为奥地利民族文学的一种特色而备受世界的瞩目。小说对现实进行的艺术批判，是马尔库塞意义上的艺术的批判与革命性功能的实现。贝恩哈特在对技术、理性、自然与人类存在问题上的忧思，流露出一名世界文学大家的责任感和道德情怀。他于半个多世纪前对自然破坏、疾病肆虐、艺术堕落、道德沉沦、技术扩张、科学泛滥的诸般惊世骇俗之预言，今天都得到了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