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科里尼案件》是德国作家费迪南德·冯·席拉赫2011年发表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事件的起因涉及二战历史和二战后对战犯的惩罚问题。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创伤与记忆重塑过去，拎出罪责。席拉赫揭露纳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聚焦战后德国司法界的一桩丑闻所引发的后果。对于席拉赫而言，从法律的视角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创伤、记忆和罪责，是回望过去、直视现在、面对未来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科里尼案件》 席拉赫 创伤 记忆 历史 罪责

费迪南德·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1964—）是德国的一位新锐作家，也是一名著名的刑辩律师。他1994年起至今担任执业律师，经手过七百多个刑事案件；2009年席拉赫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罪行》（2009）、短篇小说集《罪责》（2010）、长篇小说《禁忌》（2013）、散文集《尊严：我们侵犯也被侵犯》（2014）。根据其剧本《恐怖行动》（2015）排演的剧目目前已经在十几个国家上演，仅仅在德国就已经在39家剧院上演了千余场，成为当今最受欢迎的戏剧之一。德国《明镜周刊》称席拉赫是一个“伟大的叙述者”，《纽约时报》把他誉为“无比伦比的风格大师”，《独立报》把他与卡夫卡和克莱斯特相比较，《每日电讯报》则把他看作是“欧洲文学最重要的声音之一”。迄今为止，席拉赫获得过理查德·胡赫奖、克莱斯特文学奖等文学奖项。

 (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图片源自Yandex)

小说《科里尼案件》（Der Fall Collini，2011）讲述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事件的起因涉及二战历史和二战后战犯的罪责问题。小说的问世不仅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还受到了司法界的关注和重视。为了重新审核让战犯逃脱惩罚的相关法律，德国司法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他们的调查结果最终形成了书面出版物，这虽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却给了历史一个说法，对于当今社会也是一个交代。小说《科里尼案件》的主人公科里尼是在德国奔驰公司工作了三十余年的意大利籍高级技师，他在德国定居期间，勤恳工作，品行端正，并无前科。退休两年后，他在柏林的阿德隆酒店杀害了年事已高的汉斯·迈耶，死者是德国赫赫有名的工业家，表面上看，他与凶手科里尼的生活并无交集。科里尼的作案过程短暂且凶残，事后他随即投案自首。年轻律师莱能接下他从业以来的第一个案件，作为科里尼的律师，他想查明科里尼的作案动机，但科里尼对此不愿多谈。莱能后来得知，这起案件的受害人是自己儿时好友的祖父，在他的记忆中，这是位和蔼睿智的老人。

在《科里尼案件》中，创伤、记忆与罪责互为交织、密切关联。创伤如何对记忆施加影响？创伤记忆具有哪些特征？创伤记忆如何成为罪行的主要动因？如果对一个人的罪行施以惩罚，是单单为了惩戒，还是为了正义的实现，追寻正义的背后又是什么？如果这一切问题都与二战历史相关，答案又会是什么？下文将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对小说进行分析与探究。

《科里尼案件》中有不少对法律流程和法庭审判的描述，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还可学到不少法律常识，这与作家席拉赫的律师出身有关。席拉赫的文字简洁有力，叙事不动声色，有时近乎冷酷，在冷峻的笔锋背后，却是他作为一个资深刑事律师在历经人生百态后的悲天悯人，如同他在处女作《罪行》的前言中所说：“人的一生都是在薄冰上跳舞，冰层下异常寒冷，一旦失足跌落，生命即刻逝去。这冰层有时无法承受某些人，他们便掉了下去，而这恰恰是我要剖析的瞬间。”如果把“在薄冰上跳舞”的人置身于二战历史当中，对其从冰层掉落的瞬间又该有怎样的解读？

《科里尼案件》中杀害迈耶的场景是小说的开篇，也是全书最残忍的部分，就连德国现任总统都忍不住问席拉赫：“小说必须写得那么残忍吗？”席拉赫的回答是：“残忍的细节不能省略。”因为科里尼是在用一生的愤怒复仇，而他的愤怒源于他年少时遭受的创伤性经历。“创伤”（Trauma）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指“伤口”，从19世纪中叶开始，对创伤的定义逐渐从身体创伤转向心理创伤。弗洛伊德曾致力于研究伤害经历对个体心灵的影响，他提出“重复强迫”的概念，用以揭示创伤的再现。创伤性经历一旦成为个体生命的一部分，便制约着个人日后的性格发展和生活轨迹。现代创伤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则强调创伤的持续性，认为创伤对人的身体和心理均产生深远的影响：“创伤作为无人认领的、不被承认的被压抑事件，它永远是我们无意识之中无法解开的心结，自此以往，我们的一切日常语言和日常经验，将莫不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科里尼背负了一生的创伤性经历发生在他九岁时。当时有德国士兵闯入他的家中，躲在狗窝里的他在听到姐姐的尖叫声后冲进厨房，却看到她的姐姐在被一个德国士兵玷污后继而被子弹射穿了脖子。随后，他家的房子、他的姐姐和家里的牲畜被烧成灰烬。一年后，他的父亲被党卫军杀害。科里尼父亲的死跟一起咖啡馆爆炸事件有关，1944年5月，为袭击德国士兵，意大利游击队员在格努阿的特伦托咖啡馆里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有两个德国士兵被当场炸死，还有14名士兵受了伤。为了报复，德军以十抵一枪杀了20名有嫌疑的村民，而这些人跟爆炸袭击没有任何关系。列在被害者名单第一位的就是科里尼的父亲，当时下达枪杀命令的是党卫军冲锋队陆军上校汉斯·迈耶。科里尼幼年时遭受的创伤性经历永久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他的内心从此陷入了无底的黑洞和痛苦的深渊。

(《科里尼案件》，图片源自Yandex)

从思维层面上看，创伤记忆具有排他性，它是个人的、孤独的。表达创伤意味着言说无法言说之物，因为“伤害是无语的：它与我们的一切如影随形，却禁止我们开口”。姐姐和父亲死后，舅舅和舅妈成了科里尼仅有的亲人。后来，科里尼来到了“杀人犯的国家”（《科》：134）。在这里，他努力工作，在公司的人事档案中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不良记录；在邻居眼里，“他安静而友善”（《科》：67）。然而，科里尼无法相信他人和社会，他一人独居，无亲无友，一生都没有结婚。此外，创伤记忆还具有隐匿性和破坏性，它“只有联系着另一个地点和另一个事件才能充分显现”，并以身体记忆的方式呈现出来。为了不让舅妈伤心，科里尼等到她死后才开始自己的必竟之事。他杀害迈耶之时，也是创伤记忆出笼之时：“突然，科里尼抬起鞋后跟，朝死者的脸踩过去，他看着这个人，又踩了一脚。科里尼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不停地踩下去，血液和脑浆溅到了他的裤腿上，地毯和床架子上也到处都是。”（《科》：2）

马丁·瓦尔泽曾在一部诗集里探讨忘却、回忆与创伤的关系：“你若是不能忘却，/你就会在‘回忆’/这间急症病房里，/出血过多而死去。”科里尼不能忘却，“他花了一生等候这个时刻的来临”（《科》：3）。迈耶死后，科里尼在接受莱能的询问时，对过去只字不提。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开创了集体记忆理论，他曾提出“过去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而他对此的回答简洁明了：“过去是因为人们说到它而产生的。”科里尼对过去保持沉默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因为创伤作为被压抑的内容一直停留在潜意识中，它似乎被个体所遗忘，但其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却不断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记忆。作为受害者的后代，科里尼的个人记忆不同于统治集团对历史的统一化认知，不同于文化记忆所带有的明显的倾向性。他记忆中的纳粹分子迈耶在战后并没有受到军事法庭的惩罚，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联邦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创立者阿斯曼在《文化与记忆》中探讨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如果集体中某些享有特权的成员严格控制对集体记忆的阐释和传播，并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所有集体成员就必须认同这一阐释，在此基础上，“集体就形成了关于自身统一性和独特性的自我意识”。因此，在战后德国社会中便出现了对历史和过去“无力哀伤”的现象。不论是“无力哀伤”的个人，还是他们身后更大的权力利益集团对历史的曲解和篡改，本质上都是为了当下的某些需要，都是为了证明当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为未来指明方向。如此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如何能通过法律获得正义，这是《科里尼案件》揭开的另一个现实话题，即战后德国由于一条法律条文引发的司法丑闻。

科里尼曾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正。他曾于1968年向斯图加特检查院提出对汉斯·迈耶的控告，指控他在二战期间犯有谋杀罪，检察院受理了对汉斯·迈耶的指控，并进行了立案调查。1969年7月，检察院撤销了对汉斯·迈耶的立案调查，理由是“追诉该行径的时效期限已过”（《科》：150）。莱能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全称为《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法律，依据这条自1968年10月1日开始生效的法律，德国军队在1945年前对平民犯下的所有罪行都超出了追诉期。这条法律的始作俑者在纳粹时期曾在司法部工作过，战后他先是在联邦德国当律师，后来进入联邦司法部工作并成为联邦司法部副司长。为什么一个有纳粹背景的人在战后依然能在德国政府机关担任要职，对此，席拉赫本人如此解释：“因为战后不可能突然找到一拨新的人来承担这些工作。就连德国的联邦大法官和各个州的法官，也几乎都是由原来的纳粹继续担任。我们能对他们抱有什么期待呢？他们会对那些纳粹罪犯做出正确的裁决吗？”（《爱》：101）正因如此，很多像迈耶这样的纳粹大战犯因为这条法律的保护，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还有那些在庞大的战争官僚体系中扮演“小小的零件”的纳粹罪犯也因此逃脱了惩治。

(君特·格拉斯，图片源自Yandex)

为写这本书“我用了一生”（《爱》：100），席拉赫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动因。“冯”在德国是贵族姓氏，在冯·席拉赫显赫的家族史中，有着一段难以抹去的黑暗过去。“在历史课本里有一张他的照片，‘帝国青年团领袖巴尔度尔·冯·席拉赫’”，此人正是席拉赫的祖父。在著名的纽伦堡审判法庭上，席拉赫的祖父被判20年有期徒刑。席拉赫经常会被问到关于祖父的各种问题，他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身份。他也曾经问自己，是不是正是因为祖父的缘故所以才会在小说中探讨罪责。《科里尼案件》中的律师莱能被赋予席拉赫自身成长过程中身份的矛盾性，迈耶则担当了祖辈在二战中的角色。迈耶是莱能儿时玩伴菲利普的祖父，莱能暑假期间经常与菲利普一起去迈耶的庄园，迈耶对孩子们关怀备至、疼爱有加。随着案件的进展，迈耶的犯罪事实与莱能记忆中那个“百分之百的正派人”（《科》：54）形成了巨大反差，莱能难逃记忆之殇，也无法摆脱内心的创伤。莱能贯穿小说始终的“回忆工作”（Erinnerungsarbeit）正是“撕开伤口，拒绝忘川”，德语文学大家君特·格拉斯则把“回忆工作”与祖父辈的沉默挂钩：因为几十年来，只要往昔不断地追上我们，回忆工作就是必须执行的义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甚至对青年人也是如此……看起来，连儿女乃至孙辈都要替他们那些一声不吭的父亲和祖父回忆了。

迈耶对自己的纳粹历史“一声不吭”，不过，他犯下的罪行和要承担的罪责却不会因此而消失。格拉斯在《剥洋葱》中对（罪）责有过深刻的描述：债，不难对付……而责，无论是证实了的、掩盖着的还是仅仅出于猜想的罪责，却清除不了……它是不挪窝的积淀，去不掉的污渍，舔不干的水洼。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希望与忧虑》一书中将罪责分为政治罪责、刑事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依照雅斯贝斯的观点，在道德罪责领域，个体不能以“命令就是命令”为自己开脱；在刑事犯罪中，道德罪责也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因人而异。雅斯贝斯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犯有不同意义上的“罪行”，都要为其领导人和政权的行动负政治责任，都要对自己的罪责进行反思。即使有法律条文想把二战罪责从集体和文化记忆中抹去，但个人记忆是真实和鲜活的,?“记忆成为人内心深处的幽灵，在它‘刺人亦动人’的外表下，隐藏着压抑与恐惧”。科里尼承受着个人创伤记忆带来的巨大伤痛，对于过去，他无法回避，也无法遗忘，也没有遗忘的权利。

(《剥洋葱》，图片源自必应)

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正义的尝试失败后，科里尼不再相信法治，走上了独自复仇的不归路。在真相浮出水面的那场庭审中，莱能在解释科里尼的作案动机时，首先提出科里尼曾经“完全遵守了一个法治国家的要求，向检察院提交刑事起诉书”（《科》：150）。莱能对1968年通过的帮助纳粹逃避惩罚的那条法律条文提出质疑，为迈耶辩护的资深律师马汀格却以“我们在法庭上要审理的是被告，而不是立法者”(《科》：151）为由提出抗议。莱能却认为“这个问题跟本案的罪责问题高度相关”(《科》：151）。为科里尼辩护不能改变他杀人的事实，唯一能改变的是对待罪责的态度。在席拉赫与中国作家李洱的对话中，精通法律的席拉赫曾向在场听众提问：如果法律不公，作为个体，该如何抉择，是遵守这一法律，还是无视法律自行复仇？他说前一种做法让他想到了苏格拉底，因为尽管判决结果并不公正，苏格拉底却拒绝逃走；而第二种做法在他看来非常可怕，正如他所引用的苏格拉底的话：“我不会逃走，即使法律的判决是错的，它也是这个国家现有的法律。如果每个人都来自行宣布法律无效，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背叛。”（《爱》：102）就在真相昭然于天下时，科里尼终于开口讲话，他对莱能说：“莱能先生，我不擅长语言表达。我只是想说，我觉得，我们没有打赢这场官司。我们意大利有一句话，死者没有复仇之心，心怀复仇的是活人。我整天坐在牢里，想来想去的就是这个。”（《科》：158）在法院宣判之前，科里尼在监狱里自杀了。来自法律的任何裁决对他都没有了意义，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一个无解的困境：仇恨只会滋生更多仇恨，复仇永远无法使人解脱。在席拉赫看来，法治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即使“法律本身从不是完善的，它不断被修改，是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大杂烩”。除了反人类的法律条文，席拉赫坚持法律手段对解决不公正的重要作用，坚守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坚信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无独有偶，席拉赫在德国波恩就读法律专业时的老师、也是法学教授本哈德·施林克在其小说《朗读者》中同样探讨了二战历史问题。如果说施林克的《朗读者》主要涉及纳粹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即“第一罪责”；那么，《科里尼案件》处理的则是德国人在战后的“第二罪责”，即战后对第一罪责进行包庇袒护的行为。无论是第一罪责，还是第二罪责，它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也都与现实密切相关。关于德国人在战争中第一罪责的问题，席拉赫的老师施林克在《朗读者》中借主人公米夏之口连连发问：“我是不是因为毕竟爱过她就对她负有罪责？我是不是原应该宣布脱离她、摆脱她？又怎么才能摆脱？”米夏在战争快结束时出生，属于德国战后第二代人，他在15岁时爱上了比自己年长21岁的曾经的纳粹看守汉娜。米夏挣扎在历史与现在、情感与罪责的错综关系中，他受到战争历史的牵连，成为道德负罪者，可是他无法对父辈进行客观的审判与审视，最终他不得不承认：“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米夏对汉娜复杂矛盾的情感象征着战后一代对父辈们的爱恨纠结，施林克在一次访谈中坦言：“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是爱将米夏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她们的父母、亲人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他们上代人的罪责之中。”

(本哈德·施林克与《朗读者》，图片源自必应)

同样是对待第一罪责问题，《科里尼案件》聚焦的是战后德国第三代人对待战争和历史的态度。战后出生的莱能是“89年代”的一员，与《朗读者》的主人公米夏相比，莱能对待祖辈的罪责则态度鲜明。在《科里尼案件》结尾处，迈耶的孙女问莱能：“‘我也是那种人吗？’‘你就是你。’莱能回答。”（《科》：164）这是莱能的答案，也是席拉赫对涉及他祖父的那些问题的回答。“我祖父的罪过是我祖父的罪过。联邦法院说：罪责止于一身。没有株连家族这回事，罪过也不能被继承，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后代就可以无视国家的历史和过去，“否则，一切还有可能重来”（《爱》：103）正是出于对历史和当下相互关系的思考，《科里尼案件》把矛头指向第二罪责，即“战后司法界”，包括“做出无情判决的联邦德国法院”，还有“那些法官，他们对纳粹凶手所犯的每一桩谋杀只判处五分钟的徒刑”。在二战历史背景下，不管是完全的魔鬼，还是被“贬为魔鬼”，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谁应为这种恶负责？阿伦特认为，不管外部环境如何，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论这种行为是基于个人意愿，还是为了服从权威被迫而为。小说最后，莱能收到科里尼留给他的信，信封里只有一张老照片，照片的背后是科里尼的笔迹：“这是我的姐姐。我对一切致歉。”（《科》：164）无论是科里尼还是莱能的创伤，都打上了个人记忆的烙印，它们虽各有不同，但都共同承载着心灵上的创伤体验，都进入了历史的大熔炉。

席拉赫洞察人性的复杂多变，凝视创伤和罪责的深渊，探究正义和法律的关系，探索人们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寻求帮助。在《科里尼案件》中，一些在政治、历史和法律层面被压抑、被边缘化或被遗忘的事件在文学的文本中得以记录和保存。席拉赫揭露纳粹在二战中犯下的第一罪责，聚焦战后德国司法界犯下的第二罪责，用文学的力量促使德国社会对这两种罪责进行反思。历史容载着人们世代的悲欢离合，却又忽略了所有的细枝末节，偶在实然，实在偶然。唯有不忘过去、直面伤疤、揭露罪责、反思历史、思考当下、相信法治，我们才成为如今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