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诗的意志溃败于政治的狂热。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随即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人士展开迫害，活跃在德国政治、文化舞台的作家和艺术家首当其冲，在纳粹当政初期的短短一个月内，这些作家、艺术家或遭监禁、枪决，或被迫逃离德国。本书以切近的视角和细腻的叙述，记录从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每一天里发生的迫害和逃亡，描述了托马斯·曼、埃尔莎·拉斯克-许勒、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胡赫、乔治·格罗兹、亨利希·曼等魏玛时代多位文化巨匠的遭遇。这短短一个多月成为德国文学的冬天，也是全世界寒夜的序幕。

[德]乌维·维特施托克（Uwe Wittstock） 

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曾在《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日报》《焦点》杂志等媒体担任文学编辑，曾获得特奥多尔·沃尔夫新闻奖，著有《剃掉胡子的马克思》《现代性之后：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论文》《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生活的故事》等书。

陈早，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社科中心。

布莱希特的逃亡日记

2月2日，星期四

布莱希特在达姆施塔特惹上了麻烦。他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原定在黑森邦剧院首演，却遭到纳粹党抗议。在市议会的一次关键会议上，纳粹议员得到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他们联合要求警方出具禁演令。为戏剧爱好者协会举办的内部演出也被禁止。

《屠宰场的圣约翰娜》是布莱希特对教会和资本主义半嘲讽、半教育性质的清算。这部作品三年前就完成了，但至今仍只能以删减版的广播剧形式在广播中播出，卡萝拉·内尔、海伦娜·魏格尔、弗里茨·科特讷和彼得·洛尔等优秀的演员均曾为其配音。

……

这是对宪法保障的艺术自由的侵犯，可自由派德国国家党的市长鲁道夫·米勒没有反对，而是做出了妥协，以迎合市议会中被激怒的议员：他谴责布莱希特戏剧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反教会倾向，但为古斯塔夫·哈通的总监工作作了辩护。在他看来，纳粹的反犹指控尤为荒唐：州剧院的361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3名犹太人。他说，这不能称作“犹太化”。

2月12日，星期日

希特勒已经上台两周了，无疑，他会找这些作家算账。

布莱希特的反应最激进。他已经明显感觉到权力的更迭。

在爱尔福特，《措施》的演出被警察打断；在达姆施塔特，他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也被禁止首演。不止如此，几天前，他的妻子海伦娜·魏格尔在一次共产主义活动中表演布莱希特的《无产阶级母亲的摇篮曲》时被捕。布莱希特立即警觉起来。幸运的是，很快她又获释了。但情况已经足够危险。

布莱希特向布伦塔诺家中的这个圈子宣布，他随时准备就绪。选举前需要的一切，现在他都写了出来：公告、呼吁书、演讲、戏剧。这是他能做的，是他在这里的原因。但他需要保护。他已经收到了几封警告信，通知他将有五名冲锋队的人来访。他不想等到他们真的出现在家门口时自己仍毫无准备。布莱希特问大家，难道就不可能“为受威胁的作家搞一支护卫队”？他说，他正考虑找几个强硬的保镖，四五个有格斗经验的家伙，如果可能的话，再配上武器。

这个提议在他《三分钱歌剧》的世界里很合适。一如强盗头子“尖刀”麦基有随从护卫，深受欢迎的演说家布莱希特登台时也得有保镖。

但鲁道夫·奥尔登把他从幻想中拉了出来：他打算如何实际操作？比如说他的住处：“你又不能在家里弄个警卫室。”亨利希·曼对此也只是挖苦地笑了笑：“布莱希特的卫队是守卫还是监视？是保护还是保护性监禁？是捍卫作家还是出卖他们？”

亨利希·曼借此提醒说，暴力不是作家的明智策略，因为暴力最终总会反噬自身。暴力是纳粹的斗争手段；他们可以招募数以万计的冲锋队队员。作家和艺术家的护卫队永远敌不过这样的军事力量。唯一理性的前景是回归文明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内战似的街头斗殴。

2月15日，星期三

布莱希特的《措施》1月28日在爱尔福特帝国剧院的首演中断后，帝国法院今天启动了对相关人员的刑事诉讼。他们被指控煽动叛国。该剧再次被指称“以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表现了引发全球革命的阶级斗争”。

晚上，在希尔德斯海姆的市立剧院，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的演出被打断。一群观众向舞台扔臭鸡蛋和苹果，一个年轻人跳上乐池护栏，企图在喧嚣中演讲。被请来支援的警察逮捕了20人，并将他们带离剧院。该市纳粹党在《希尔德斯海姆观察家》上发文要求停演该剧。

2月16日，星期四

安哈尔特火车站一如既往地熙熙攘攘。玛格丽特·斯特芬登上开往瑞士的火车。她有很多远离纳粹以自保的理由。她才24岁，但在工人体育俱乐部的云杉朗诵团登台表演很长时间了。她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向海伦娜·魏格尔学习演讲技巧，还作为女演员出现在各种宣传剧中。她与布莱希特恋爱已有一年多，两人是在布莱希特的戏剧《母亲》首演排练时认识的。布莱希特的妻子魏格尔当时扮演女主人公。她是女仆，一个小角色。

然而，她现在乘火车去瑞士，并不是因为她是共产主义者或是一个受纳粹迫害的左翼剧作家的情人，而是因为肺结核。她是工人的孩子，纯正的无产阶级，柏林阴冷的后院和糟糕的饮食让她深受病痛折磨。

布莱希特不怎么在乎婚姻的忠诚。他绯闻不断，多是短暂的风流韵事。但与玛格丽特·斯特芬的恋情不同：他真的爱上了她。这并没有逃过魏格尔的眼睛，几个月来她一直在考虑与布莱希特分手。不仅是因为她的丈夫与其情人之间稳定的关系伤害了她，也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虑。布莱希特和格雷特——他喜欢这样叫玛格丽特——难舍难分，她也会时不时地住到他在动物园车站正对面哈登贝格街的家里。虽然布莱希特称，她的病一直都没有传染性，但也不是万无一失。而魏格尔再清楚不过，不能拿结核病开玩笑，她的妹妹史黛拉已经与这种病斗争了多年。

现在，格雷特对布莱希特来说不仅只是情人。虽然她14岁就被迫辍学、帮工赚钱，但她读了很多书，写过校园剧和诗，还会说俄语。她为布莱希特的手稿打字，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秘书的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布莱希特从未密切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无产阶级，她则让他真切地了解到工人阶级的语言、思维和生活状况。他把这位瘦弱的年轻女子称作他的小老师。

但与此同时，她的结核病的确已经开始传染了。医生警告布莱希特，继续与格雷特一起生活对他来说太危险。两个人必须重新安排日常生活。其实无需医生警告——布莱希特不想等到警告信所言成真，被冲锋队找上门来，他必须放弃他的住所。使自己接受逃离和移民的想法并不容易。他还在犹豫，但已经把手稿和资料装进箱子，还给维也纳的一位书商朋友写了信，让他邀请自己参加朗诵会，这样就可以在边境出示去奥地利的正式理由。

布莱希特现在也有麻烦，所幸比玛格丽特轻多了。医生诊断为疝气，必须做手术，一种常规手术。布莱希特已经拖了一段时间，但现在他觉得时机正好。在哈登贝格街的公寓里他已经没有了安全感，冲锋队随时会破门而入。而威尔默斯多夫的魏格尔家目前不怎么欢迎他。酒店或膳宿公寓要求客人登记住宿时出示身份证件，所以在那里他也很容易被警察和冲锋队找到。相反，医院没有义务向警方申报病人，仅此一点就可以成为极好的藏身之所，何况还能提供舒适的全方位护理。因此，布莱希特在迈尔医生的私人诊所挂号预约了疝气手术。诊所在城中心的奥格斯布格尔街，当局很难发现，朋友们却容易找到。只是玛格丽特·斯特芬来不了，她已经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2月27日，星期一

布莱希特的疝气手术进展顺利，他顺利渡过了难关，但仍在迈耶医生的私人诊所里，被照顾得很好。在当下的柏林，他很难找到更舒服的地方。

没人清楚未来将会如何。当然，布莱希特偶尔也会与其他作家谈谈移民的事，尤其是讨论集体流亡的想法。但该计划有一个致命疏漏：魏格尔和他还没有为他们的小女儿芭芭拉办护照——她现在已经两岁了。因此他们无法合法地带她离开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经常讨论，是不是在乡下某处躲上几个星期就好，也许在巴伐利亚，总能等到希特勒下台的。巴伐利亚人民党党首海因里希·黑尔德似乎在那里稳坐了总理之位，某种程度上能制衡纳粹。

但随后来了一份邀请，请布莱希特去维也纳参加朗诵会，他的剧本《母亲》将在那里上演，他本人也很想看一看。因此，他会先去奥地利。但什么时候呢？他又会在那里待上多久？

有一点确定无疑：他必须离开柏林。他已经把装着手稿和其他材料的箱子搬出了公寓，存放在朋友那里。孩子们不好办。布莱希特请求住在奥格斯布格尔街的父亲暂时收留芭芭拉。但怎么带她过境呢？儿子史蒂芬现在9岁了，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先把他安顿在伊丽莎白·豪普特曼家里，她是布莱希特的众多前任情人之一，现在则是他最重要的一位合作者。1929年，在魏格尔和布莱希特的婚礼之后，她曾试图自杀，但获救了。幸运的是，布莱希特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她当时激动的情绪，再次让她成为自己戏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布莱希特的工作需要她，在他的生活里，她也必不可少。

中午，布莱希特病房的电话响了，是从维也纳打来的。汉斯·艾斯勒带来了好消息，他在音乐厅全程跟着《母亲》的彩排，昨天又看了首演。现场有2000名观众，掌声雷动，巨大的成功！艾斯勒很开心，但目前他说不好何时返德。他的计划暂时也不清楚。他还在犹豫。

然后是两个坏消息，两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其一是一封信。布莱希特收到弗里茨·弗雷德的信，他是费利克斯·布洛赫·埃尔本戏剧出版社的老板。1929年，布莱希特与弗雷德签订了一份涉及未来几年合作的大合同，其中包含许多免责条款，但最终相当于，戏剧出版社获得了布莱希特新长剧的独家代理权。作为回报，它每月向布莱希特支付一千马克的预付款。这是一笔已被布莱希特纳入固定收入的款项。弗雷德在信中抱怨说，《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交稿太迟，在改编莎士比亚的《恶有恶报》时布莱希特又没有遵守某些协议。信中的措辞带有令人不快的法律色彩，就像弗雷德想为当庭对峙想好论据似的。他写道，鉴于新的政治形势，这两部戏最终都不可能上演了。因此，弗雷德认为无法继续按月付款。

这样一来，除了危险的政治问题，布莱希特现在又有了严重的经济麻烦。另一个坏消息是瓦尔特·梅林带来的。是那种眼下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讨论，而是要当面传达的信息。

布莱希特还没走。他为自己和魏格尔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过夜的避难所。他认识彼得·苏尔坎普很久了，他愿意把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安顿在他的公寓里。他们俩可以在明天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

一大早，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就从苏尔坎普的公寓出发了。布莱希特在柏林做医生的老同学开车把他们送到安哈尔特火车站。站台上没有人认出他们。他们上了一班去往布拉格的火车。当火车终于开动并加速时，他们松了一口气。可他们在途中突然意识到犯了一个错：魏格尔有三枚价值不菲的戒指落在了布莱希特的公寓，在财务如此紧张的境况下，这一损失令人难过。边境上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两人的护照正常，而且布莱希特可以出示维也纳朗诵会的邀请函作为出行理由。

一到布拉格，他们就给柏林的年轻钢琴家格奥尔格·克内普勒打了电话。两人向克内普勒描述了戒指所在的箱子，请克内普勒去取。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克内普勒是共产党员，也是犹太人，如果遇到冲锋队的人正在监视或搜查布莱希特位于动物园车站附近的公寓，他有可能性命不保。但克内普勒很幸运，他找到了遗失的戒指，立即离开了目前为止似乎还没被动过的公寓，然后带着珠宝踏上了寻找它们的主人的路。

3月1日，星期三

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只是路过布拉格，他们想继续去维也纳。但他们听说，几天前逃出德国的威兰·赫兹费尔德已经开始在布拉格重建他的马利克出版社，所以他们拜访了他。布莱希特不能再联系德国的出版社了，流亡中建立新人脉错不了。然后，夫妇俩去机场接儿子史蒂芬，伊丽莎白·豪普特曼已经把他送上离开柏林的飞机。他们的女儿小芭芭拉目前还来不了。形势混乱。

3月3日，星期五

海伦娜·魏格尔出生在维也纳，她的家人也都在这里，难怪她催着布莱希特先去那里。布莱希特不喜欢奥地利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太被动，他们的思考对不上他的品位。

一家人先住在海伦娜父母的家里，这里位于贝尔格街30号，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接诊的贝尔格街19号步行不到两分钟。当天晚上，奥地利苏维埃之友联盟以音乐会的形式上演了布莱希特和艾斯勒的《母亲》。

但目前最重要的是小芭芭拉的命运。

情况更严峻了。当魏格尔给布莱希特在奥格斯布格尔的父亲打电话时，他似乎不知所措，而且异常冷漠，这让她怀疑，冲锋队正在搜查他的房子。确实，冲锋队的人给父亲打过电话，质问布莱希特的一个孩子是否来过。正因如此，他怕电话可能被窃听，所以回答得支支吾吾。魏格尔和布莱希特立即紧张起来。孩子一旦落入纳粹之手，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会不会以此为筹码，要挟其父母返德？

冲锋队给布莱希特的父亲打过电话后，保姆就马上带着芭芭拉离开了。她暂时带着孩子躲到了自己父母家中。魏格尔于是动用起她在老家所有能想到的关系，寻找把女儿带到奥地利的方法。通过朋友，她认识了一个英国贵格会家庭——唐纳德·格兰特和艾琳·格兰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维也纳。艾琳·格兰特有一本护照，她四岁的儿子也登记在内，她愿意冒险把芭芭拉带出德国。可布莱希特和魏格尔的钱太少了，艾琳只能乘三等车前往奥格斯布格尔。一从保姆手里接过孩子，艾琳就马上启程返回奥地利。旅途不长，但很棘手，因为芭芭拉不是男孩，才两岁半，而且她根本不认识艾琳。在边境官员面前，绝对不能让人看出她对假妈妈有明显的陌生感，她也不能表现得像个女孩。幸运的是，艾琳很会与孩子打交道，和芭芭拉相安无事。最后，魏格尔和布莱希特终于在维也纳把女儿拥入怀中。

3月13日，星期一

布莱希特从维也纳再次启程。他听说几个自己欣赏的作家已经逃去了瑞士。以前谈论流亡时，他偶尔说起过流亡聚居地，也许，这个想法能在瑞士实现？

他想去苏黎世考察一下可能性。魏格尔暂时带着孩子们留在维也纳。格雷特（玛格丽特·斯特芬）的信已经在苏黎世旅馆里等着布莱希特了，他立即回了信。接下来的几周忙忙碌碌。他在苏黎世见了安娜·西格斯和德布林，在卢加诺湖畔见了赫尔曼·黑塞、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玛格丽特·斯特芬等人。其间，他与库尔特·魏尔一起在巴黎改良了芭蕾舞剧《小市民的七宗罪》，这是香榭丽舍大街剧院的一个小型委托项目，由一位英国艺术爱好者出资，献给身为舞者的妻子。但在瑞士建立流亡者聚居地的想法难以成真，作家们各有所好，而且，这个国家物价太高了。安娜·西格斯和德布林去了巴黎，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留在了瑞士。布莱希特带着魏格尔、孩子们和玛格丽特·斯特芬一起搬到了丹麦斯文堡附近楚尔。接下来的五年，他在那里过着拮据的生活，与他的工作习惯相反，尽可能与世隔绝。战争爆发后，由于德国国防军进逼而来，他和家人不得不经由瑞典、芬兰，逃去美国加利福尼亚。

后续

战争开始后，布莱希特没有向苏联寻求庇护，而是打算逃到美国。1941年，他和海伦娜·魏格尔、玛格丽特·斯特芬先逃亡到了莫斯科，玛格丽特在那里死于肺结核。魏格尔和布莱希特继续经海参崴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布莱希特在加利福尼亚为好莱坞影业工作。1943年，他与弗里茨·朗合作了电影《刽子手之死》，影射了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暗杀一事。除了几个没有台词的角色，魏格尔再也没有得到其他表演机会。1947年，布莱希特不得不接受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审问，几天后，他离开美国去往瑞士苏黎世。1948年起，他恢复了在柏林的戏剧工作。海伦娜·魏格尔成为柏林剧团的负责人，布莱希特是第一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