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日记并非纯粹的日常记录，而是含纳了多种文本形式与文学体裁的丰富宝库。卡夫卡在此试验并锻造了自己的写作，包括大量篇幅的创作动机、阅读笔记、文学观察和思考，有些甚至已是完整的短篇作品；还有对梦境的记录、涉及个人情感及家庭生活的复杂心绪，有关他生活的城市、工作、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剪影。在为文学辗转反侧的痛苦之外，也有对生活鲜活的欲望，展现出他作为儿子、兄弟、朋友、情人、雇员、文化活动参与者、咖啡馆常客的多重形象，也揭示了卡夫卡性格中往往为世人忽视的一面。

本书收录了卡夫卡1910年至1923年间的日记，以及几次旅行期间的随记，由卡夫卡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布罗德编撰修订而成，并收录原稿中的素描手稿。生活与梦境的裂隙在纸页间不断隐现，引领读者走进卡夫卡如迷宫般庞杂的内心世界。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表现主义在小说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德语文坛成就最高的小说家之一，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1910年

我在梦中请女舞蹈家埃德华多娃再跳一次那支查尔达什舞。她的前额边角到下巴中部的脸部中间有一条长长的影子，或者说，有一道光带。这时，正好来了一个人，带着一种浅薄奸诈、令人讨厌的动作，告诉她，列车马上就开。从她听到这个消息的表情，我非常明白，她再也不会跳舞了。“我是一个非常坏的女人，不是吗？”她说。“噢，不是的，”我说，“这不会的。”我随便地转了一个方向走了。之前，我曾向她询问在她腰带上插那么多鲜花的事。她说：“这些花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的。”我在想，这些新鲜的花插在这根腰带上，而且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给这位舞蹈家埃德华多娃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查尔达什舞

1911年

 今天夜里出现的一个可怕意象是一个瞎眼的小孩，好像是我莱特梅利兹的婶婶的女儿。顺便说一下，她并没有女儿，只有几个儿子，有一个儿子有一次把脚摔断了。这个孩子与M.博士的女儿有关系，这女儿是我不久前见到过的，她正在从一个可爱的小孩变成一个胖胖的、穿着呆板的小姑娘。这个瞎眼的或者说视力很弱的小孩，两只眼睛罩着一副眼镜，左眼离玻璃镜片颇远，是奶白色的，呈圆形突出在前面，右眼凹进去，由一个紧贴眼眶的眼镜片遮盖着。为了使镜片与视力配合恰当，那就必须运用一种细柄来代替往常用的那种架在耳朵上绕过来的眼镜腿，这个细柄的头部无法固定在别的什么地方，只有固定在面颊骨上。这样，就要从这个镜片向面颊挂下一根细细的小棒，这根细棒消失在那打穿了的肉里，直至顶到骨头的地方为止，同时拉出一根新的金属丝棒，并从耳朵上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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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夜间的梦，我本人尚不以为它是美丽的，除了那个由两个相反的注解组成的小小滑稽场景之外，它带来了那种巨大的梦的喜悦，可是我已经将它忘了。

我走着——是不是一开始马克斯就在场，我不知道了——穿行在有二三层楼高度的长长的屋群，就像人们在列车的通道上从一个车厢穿行到另一个车厢一样。我走得很快，大概也是因为房子有时是那么容易倒塌的缘故，人们就得赶紧加快速度。房屋之间的门并没完全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一排非常长的房间，但人们不仅可认出各个住宅的不同，而且也可看出房子的不同来。我穿过的大概只是搁有床铺的房间。只有一种典型的床留在我的记忆里了，这张床放靠在我左方黑暗的，或者说是肮脏的、大约如阁楼一样的斜墙边，床上的用品层次不高，上面的被子原来只是一块粗糙的麻巾，而且被睡在这里的人用脚践踏得不成样子，一个角垂挂下来。在这个许多人正躺在床上的时候穿过他们的房间，我感到害羞，因此，我踮起脚尖跨着大步走过。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以此来表示，我是迫不得已穿过这里的，一切都尽量地表现出体贴、轻微，让我的通行完全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我在同样的房间里从不转过头去，要么只看临街的右边，要么只看后墙左边的地方。

这一系列住宅常常被妓院所中断，尽管我好像是因为它的缘故才穿行这条路的，可是我在通过它的时候特别快，使得我除了它的存在之外什么也没注意到。所有住宅的最后一个房间又是一家妓院，我在这里留下来了。对着我踏进门的墙，也就是这一系列住房最后的墙，要么是玻璃做的，要么干脆是打通了的，我要是再走下去也许会摔下去。很可能墙是打通了的，在地板的边缘处躺着妓女。我看到，地上有两个妓女，有一个，脑袋有一点儿垂过边缘耷拉在自由的空气里。左边是一堵坚固的墙壁，它对面右边的墙是不完善的，人们朝下看是一座院子，但看不清它的地面，一座年久失修的灰色楼梯通往下面的好几个地方。这房间里的灯关掉之后，天花板就像其他房间里的一样。

我主要跟脑袋耷拉下来的妓女待在一起。马克斯跟躺在她左边的妓女在一起。我摸着她的腿，然后停在那里，有节奏地压她的大腿。我的欢娱兴致是那样高，我不免感到惊奇，人们一定还没有为这种正好是最美丽的欢娱支付什么。我相信，我（而且是我独自一人）欺骗了世界。然后，妓女依着静躺着的腿抬起她的上身，将背转向我。令我恐惧的是，她的背上布满了带着苍白边缘、被火漆烫红的大圈圈和在这些大圈圈之间喷射出来的红色的溃痕。我现在才发现，她的身体上全是这些印痕，我的大拇指在她的腿股上就触摸过这样的斑痕，这些红色的斑块在我的手指上留下了像是破碎图戳的印记。

我退到一些男人们中间，他们像是在靠近楼梯出口处的墙边等待着，在这阶梯上倒颇有人来来往往。他们那样等待着，就像乡下的男人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拥挤在集市上一样。因此这里也是星期天。这时出现了滑稽的场面。有一个男子走出来，在他面前，我和马克斯感到害怕是有原因的，这个男子后来走上楼梯，向我走来，而这时候，我和马克斯带着恐惧，等待着他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可怕的威胁，结果他向我提出一个幼稚得可笑的问题。我后来就站在那里，并关切地看着马克斯在这个酒店里没有恐惧地随意坐在左边的地上，吃着一盘浓稠的土豆汤。汤里的土豆看上去是个大圆球，有一个特别大。他用调羹挤压这只土豆，也许是用两个调羹搅进汤里，或只是让它滚来滚去。

马克斯·布罗德，作家，卡夫卡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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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梦见一头像一只灵缇的驴，它在各种动作中表现得很克制。我仔细地观察它，我知道这是极少见的现象，但只是为保留住对它的回忆。我是不喜欢它那长长的、一成不变的、细瘦的像人脚的足的。我喂它刚从一位苏黎世的妇人（这一切都是在苏黎世发生的）那里得来的新鲜、碧绿的柏枝，它不吃，只是用鼻子在柏枝旁嗅了一下；但当我后来将这些柏枝放到一张桌子上时，它当着我的面将那些柏枝吃得精光，只剩下几乎认不出了的粟子似的一粒小核。后来听说，这头驴还从来没有用四肢走过路，而总是像人一样地保持着直立，并展示它的银光闪闪的胸脯和小肚子。可是这根本不是正确的。

此外，我梦见了一个英国人，我是在一个类似苏黎世救世军的集会上认识他的。那里的座位就像学校里的一样，就是在写字板下面有一个敞开的桌斗，当我把手伸进去要收拾一下什么的时候，我惊讶于人们在旅途中结成友谊是多么容易啊。我指的显然是这位不久便朝我走来的英国人。他穿着鲜明、宽松的衣服，显出很好的质地，只是在后面的上臂部不是衣服料子，而是牢牢缝制在上面的什么，那是一种灰色的、有点像挂着的、被撕成一条条的、如蜘蛛穿刺点绘的料子，这种料子不仅使人想起马裤的皮垫，也使人想到缝纫女工、女店员、女雇员的袖套。他的脸也像是用一块灰色的料子遮盖的，这块料子对着嘴巴、眼睛，也许还有鼻子的部分，裁剪得十分巧妙。但这种料子是新的、粗糙的，更确切地说是法兰绒之类的东西，非常挺韧、柔软，产自有名的英国厂家。这一切都令我那么中意，我急于要跟这个人相识。他也想邀请我去他家，可是我后天必须离去，这事就告吹了。在他离开集会之前，他还穿上了几件显然是很适用的衣裳，他将衣服的钮扣扣上之后，这衣服便使他显得完全不起眼了。虽然他无法请我去他家，他还是要我和他一同上街走走。我跟着他，我们在集会酒店对面的人行道边停下来，我站在下边，他站在上面，在一席谈话之后，我们又感觉到邀请之事怎么也行不通了。

后来我梦见马克斯、奥托和我有这样的习惯，即先把我们的箱子送往火车站。这个时候，我们拿着衬衣穿过主厅走向离我们很远的箱子。尽管这看来是一般的习惯，却没有在我们身边保持住，特别是因为我们在火车驶入前的一会儿才开始收拾行李。所以我自然是着急了，而且几乎没有希望再能赶上火车，怎么还能得到好位置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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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做了梦： 大声喧哗的剧院，我一会儿在上面的顶层楼座，一会儿在舞台上。有一位姑娘，我是在几个月前喜欢上的，她也在这里表演，当她害怕地紧靠在一个椅背上的时候，她柔软的身体紧绷着。我从顶层楼座向这位女扮男装的姑娘示意，我的同伴却不喜欢她。有一幕，布景是那样大，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没有舞台，没有观众厅，没有黑暗，没有舞台前沿的脚灯灯光；更多的是所有的观众一大群一大群地出现在场景里，这场景表现了这个老城广场，大概是从尼克拉斯大街的街口看出去的。尽管人们因此而根本不可能看见市政厅大钟前广场和小城区，但通过舞台地面短距离的转动与缓慢的摇晃，人们就能够，比如说从金斯基皇宫的角度出发，眺望这个小城区。至于什么地方可能展示全部的舞台布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在这个布景已经在如此完美的状况中出现在那里了，也许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布景的某个部分而惋惜流泪，正如我意识到的，这个布景是这整个大地上至今从未有过的最美的舞台布景。照明是由阴暗的秋天的云来调节的，受到遮挡的太阳的光线分散在广场东南角这一扇或那一扇玻璃窗上闪烁。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自然的大小、连最微小的地方都不出错的情况下制作的，这就造成了一种扣人心弦的印象。有几扇窗被适度的风吹得张开或关闭，由于房屋高大，人们也许听不到一点儿响声。广场向下倾斜得厉害，路面几乎是黑色的，泰恩教堂耸立在原来的地方，在教堂前面却是一座小的皇宫，在它的前院，除了布局在广场上巨大纪念碑旁的某些东西外，一切均是秩序井然地聚集在那里： 圣母柱，我本人也从没见过的市政厅前的古老喷泉，尼古拉斯教堂前的喷泉和一个用厚木板条围钉成的栅栏，现在人们已经在这里为胡斯纪念碑挖地基。

用形象来表现——人们常常在观众大厅里忘记，那只是以形象来表现的，正如在舞台上和在布景前一样——一个皇家的节日和一次革命。一次那么大的革命，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满广场，这次革命在布拉格大概还从来没有过。人们显然只是因为舞台布景的缘故才将这次革命移至布拉格，它本来是属于巴黎的一次革命。人们一开始从这个节目里并看不出什么来，不管怎么说，皇宫成了庆典的场所，就在这个时候，革命爆发了，人民冲进皇宫，我本人也正越过前院喷泉的凸起处跑到空旷的地方，回到皇宫对宫廷的人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了。这时，从艾森街开来的宫廷车队疾驶而至，它们不得不在驶进皇宫之前的远处就开始刹车，刹住的车轮在石头铺成的路面上滑行。那些车子是在人民庆典和游行的时候见到的那种，车上挂着栩栩如生的画像，这些画像是平面的，用花编制的花环围绕着，另外，从车板四周挂下一条彩布遮住了车轮。人们越发明白了这些车子在疾驶中引起的恐怖。这些马在驶入之前就受惊了，它们像没有知觉似的在从艾森街到宫殿的弧形路线上拖着这些车子。正在这时，许多人从我身旁拥向广场，绝大多数是我在街上认识的观众，他们大概是刚刚赶到。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位熟悉的姑娘，但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身旁走着一位年轻潇洒、身穿一件黄褐色小方格双排扣大衣的男子，右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他们走向尼克拉斯大街。从这个时刻起我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布拉格巴黎大街（即尼克拉斯大街），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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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梦： 

在剧院。上演施尼茨勒的《广袤的土地》，由乌蒂茨改编。我坐在很靠前的长凳上，我以为是第一条长凳，可是最后才发现，那是第二条长凳。长凳的靠背却与舞台相背，这样，看观众大厅倒是方便，可是看舞台就只能转过身去了。作者就在附近，我无法克制我对这部显然已经了解的戏剧的不好的评论，但要补充一下，第三幕应该是诙谐的。关于这个“应该”，我想再说几句，如果要说一些好的地方，我不熟悉这个剧本，因而不得不靠听来的说法。为此，我再一次重复一下这个说法，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我，可是也并不被他人所注意。在我的四周是一大群拥挤的人群，他们好像全都是穿着冬天的服装来的，因而将座位挤得满满当当。我并没向旁边的、后面的人看一眼，他们却朝着我说话，向我指着那些新来到的人，说出一连串的名字。我特别被推挤着穿过椅子空隙的一对夫妇吸引住了，因为这位夫人有着一张深黄色的、男人一样的脸，鼻子很长，此外，她穿的是男人的衣服，人们不论多远都能在拥挤的人群里看到这位高出人一头的夫人。在我旁边站着的是不引人注目的演员勒维，似是而非，而且做了激动的讲话，在讲话中“原则”这个词反复出现，我不断期待着“参照物”这个词的出现，可是没有。在一个二层包厢里，实际就是在顶层楼座的一个角落，里面站着的是基施家的三儿子，身前坐着的是母亲，他正向着剧场讲话，穿着一件漂亮的礼服大衣，两侧是敞开的。勒维的讲话与这个讲话有关系。此外，基施出现在幕布上方的高处，并说道，这里坐着的是德意志的基施，他指的这个人是我的同学，学过德国语言文学。

帷幕升起，剧场暗了下来，基施本就要走，他动了起来，为表现得更明显，和他母亲一起向上方的楼座走去，不见了，双臂、大衣和双腿都张得很开。

舞台要比观众大厅深一些。为朝下看，人们将下巴搁在椅背上。布景主要布置在舞台中央的两根短而粗的柱子之间。一次请客的宴会上演了，参加的有姑娘和年轻的男子们。我看到的不多，那些留下来的姑娘们用平平的、绝大多数是蓝色的、在整个长椅的上方移来移去的大帽子遮住了视线。因为尽管随着演出开始，坐在第一排长椅上的许多人都离开了座位，显然是去舞台的后面了。可是我特别清楚地看到了舞台上一个十岁到十五岁的小家伙。他的头发干燥，剪了个直分的发型。他甚至连如何正确地将餐巾放在他的大腿上都不知道，他不得不因此而朝下面看去，在这出戏里他应该演了一个花花公子。通过这种观察，我对这出戏不再有信心。舞台上的宴会期望着新来者，他们是从第一排观众行列里来到台上的。这出戏也没有很好地排练过。这时，正好来了一位女演员哈克尔伯格，一位男演员倚在圈椅里，很善交际地喊着“哈克尔——”向她打招呼，他现在注意到了这个错误，并做了纠正。现在又来了一位姑娘，我认识她（我想，她叫弗兰克尔），她正从我的位子旁边跨越椅背，她的后背完全裸露，皮肤不很干净，右胯上部甚至出现被抓破的血痕，有门把手那样大小。但后来，当她转向舞台以纯洁的面孔出现的时候，她演得非常好。这时，一位唱着歌的骑士骑着马从远处急驶而来，一架钢琴模仿着马蹄的声音，人们听到越来越近的狂热的歌唱。最后，我也看到了这位唱歌的人，他为了给这歌声造成一种自然的匆匆而近的感觉，从上面沿着顶层楼座跑向舞台。他还没有到达舞台，也还没有将歌唱完，他在匆促的奔跑和喊叫的歌声里却已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钢琴也无法更为清晰地模仿出撞击在石头上的马蹄声来了。因此这两者都停止了，歌者平静地唱着走来，他只是将自己伪装得那么矮小，唯有他的脑袋露出顶层楼座的护栏，让人们不那么清楚地看着他。

随着第一幕结束，幕布还没有落下，而且整个剧场还是黑洞洞的。在舞台上有两个评论家坐在地上，背靠着一处布景并在写着什么。一位戏剧顾问或者是导演蓄着一副金黄色的尖胡须，他跳上舞台，迅速地伸出一只手作一个指示，另一只手上有一粒葡萄，那是早先放在宴会桌上的果盘里的，他这时将它放进嘴里去了。

我又转向观众大厅，看见它用一盏简单的煤油灯照明，就像街道上伸出去的枝形路灯，当然现在显得非常暗淡。突然，由于不纯净的煤油或者是有毛病的灯芯引起的，灯火从这个灯笼里冒出来，火星大片地溅落在观众身上。他们还弄不清眼前是怎么一回事，就变成了黑土地般的一群。这时从这群人里站出来一位先生，愣头愣脑地走向靠近他们的那盏灯，显然想处理好这件事。他先朝上看着灯，就这样挨着它站了一会儿，而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时，他又安静地走回他的位子，沉沉地坐了下去。我跟他换了个位置，将面孔朝向黑洞洞的地方。

施尼茨勒《广袤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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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图画的梦，好像是安格尔的画。姑娘们在森林里，在上千面的镜子里，或者从根本上说： 是处女们……相似地分成一群一群的，轻盈地牵拉着，像在剧院的幕布前面。在图画的右边，一组女郎较为紧密地待在一起，朝左面坐着，或躺在一根巨大的树枝上，或躺在一根飘着的带子上，或以自己的力量在一个正向着天空慢慢升腾的链环上飘动着。这时，她们不仅对着观众映照自己，而且还离他们而去，变得朦朦胧胧，反复显现；眼睛在细小的地方失去的东西，在丰富中得到了。但在前面站着的是一位没有受到镜像影响的裸体姑娘，她用一条腿支撑着，臀部显得突出。这里，安格尔的绘画艺术应该得到赞赏，只是本来带着快乐情绪的我感觉到，太多的真实的裸露对触摸这位姑娘的感觉来说也是多余的。从一处被她遮盖住的地方闪出一道浅淡的黄白色的光线。

1912年

不久前的梦： 我与父亲在行驶着穿过柏林的电车里。无数有规律地直立的、被刷上两种颜色的、顶上钝秃磨损的栏木呈现出大都市的景象。除此而外，全是空空荡荡，但这些紧挨着的栏木都是那么高大。我们来到一扇大门前，不知不觉，我们下了车，穿过大门进去，在大门背后陡然升起一堵高墙，我父亲几乎是跳着舞般登墙而上，一双腿在这时飞了起来，他身轻如燕。这里面肯定也表现了某些冷酷无情，他一点儿也不帮助我，我只能极为吃力地爬着，我用上我全部的四肢，好多次又滑下来，又朝上爬，就好像在我身下的墙变得越来越陡。同时令我难堪的是（墙）被人的粪尿覆盖着，使得我的胸部首当其冲地沾上了粪块。

我斜着脸看着这些，用手在上面抹了几下。当我终于到达上面，我的父亲已经从一座大楼里面走出来，他立即飞快地拥搂住我的脖子，吻我。他穿一件在回忆中我很熟悉的老式的短上装，里面精心衬垫得像沙发一样。“这个冯·莱登医生！真是一位优秀的人物。”他不停地叫着。但他根本没有将他作为医生，而是作为值得结交的人来拜访。我有一点害怕，我也一定要去他那里，但没要求我去。在我后边的左侧，在一间严格用纯玻璃墙围着的房间里，我看见一个男子背对我坐着，看上去这个人是教授的秘书，我父亲事实上只是跟他谈话，而并没有跟那位教授本人交谈，但不知他用什么方式通过这位秘书了解了这位教授具体的长处，使得他无论从哪个方面对这位教授的评判都是那么有理有据，就好像他亲自和教授谈过话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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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梦： 我待在一个由长方石块砌成的伸展到海里的突出的地方。某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和我在一起，而我的意识是那样强烈，使得我几乎无法了解他们，只知道我是在跟他们讲话了。我能忆起的只是一位在身旁坐着的人抬起的膝盖。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我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一次偶然站起身来，我才看到我的左边和我右后侧是广阔的、清澈的大海，海上有许多排列整齐的战舰。右边是纽约，我们是在纽约港。天空是灰白色的，但总体来说还是明亮的。我转过身，自由地享受着从各方面来的空气，在我的那片地方走来走去，为能看到全部的景色。对着纽约，目光稍稍转向深处，对着大海，目光便抬向高处。这时我也注意到，水在我们身旁激起高高的波浪，一种极为繁忙的国际往来在这大海上进行着，在记忆里我觉得，长长的树干代替了我们的木筏，这些木头扎在一起成为一个巨大的圆捆，在航行时总是以横截面按波浪的高度或多或少地露出水面，同时也按其长度在水中滚动。我坐着，将双脚收到身边；因为兴奋而颤动，因为惬意而简直要把自己埋进了大地。我说道： 这真的要比在巴黎林荫大道上的人来人往还要有意思。

1913年

我不能睡觉。只有梦，没有睡。今天我在梦中发明了一种为坡度较大的公园用的新交通工具。人拿一根树枝，不用太粗壮，将它斜撑在地上，另一端抓在手里，尽量轻轻地像坐在女式马鞍上一样坐在上面，然后整根树枝就会自然向坡下滑行。因为人坐在树枝上，便一起跟随着行动起来，在加足速度的滑行中，人坐在富有弹性的木头上惬意地摇晃。这里当然也有一种利用树枝朝上坡行进的可能性。这主要的优点，除了整个装置简单之外，还在于这根树枝如它本身一样，匀细、灵活、可放下、可举起、可随意地穿过任何地方，包括那些一个人独力难以通过的地方。

我的脖子套上了绳索，被拖拽着穿过一座房子底楼的窗户，而且好像是被一个毫不留心的人肆无忌惮地往上拉，穿过了所有的屋顶、家具、房墙和阁楼，浑身流着血，全身被撕碎了，直至屋顶上出现那副空空的套索，刚刚在冲破屋顶瓦片时它将我的残余部分也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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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在一条上坡的路上，大约是在坡道的中段，主要是在可通行车辆的道上，从下边看，由左边开始，那里是垃圾或是变得坚硬的泥土，它们向右边的方向由于脱落而变得越来越低凹，左边却高得像一个篱笆的栅栏那样立在那里。我走在右边，这里的路毫无阻碍，我看见一个骑着一辆三轮车的男子从下面向我驶来，好像是直接对着障碍冲去似的。这位男子像是一个没有眼睛的人，至少他的两只眼睛看上去像两个模糊不清的洞穴。三轮车行驶不稳，显得松松垮垮、摇摇晃晃，却没有发出噪声，几乎是过分沉寂、过分轻飘了。我在最后的一刹抓住了这个人，让他停下来，就好像他是这辆车子的把手似的，并把他引向我刚才通过的缺口。这个时候他朝我倒下，我一下子变得高大无比，将他保持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姿势中。就在这个时候，这辆车子开始像没有主人似的倒退着开动起来。尽管是缓慢的，但也把我拉走了。我们驶过一辆两侧有栏杆的马车，边上拥挤着好多人，他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年轻的开路者，他戴着一顶浅灰色卷边的帽子。我从好远的地方便已经看清了这位年轻人，我期待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他却回避地走开了，而且挤进了人群。后来，在这辆马车的后面有一个人朝我走来——三轮车继续不停地滑行，我不得不交叉着双腿深蹲下去——那个人帮了我的忙，但我已经记不起他来，我只知道一点，那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现在像是隐蔽在一块绷得很紧的黑色布料后面，我应该尊重他的这种隐蔽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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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法国某政府部门，四个男子围坐在一张桌旁举行一个讨论会。我回忆起坐在右边的那个男子，从侧面看，他有一张扁平的脸，泛黄的皮肤，一只奇长而笔直的鹰钩鼻子（由于脸孔扁平，鼻峰特别明显），黑而浓密的小胡子在嘴上形成一个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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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早晨时的梦： 我坐在疗养院花园里的长桌旁，那里甚至已是桌子上首，这样竟使我在梦里看见了自己的后背。那是一个阴沉的日子，我肯定已做过了一次郊游，我在一辆汽车里，汽车在斜坡上向前行驶，不久便到达目的地。有人正要将饭菜端到桌上，这时候我看见一个女侍者，一位年轻、柔媚的姑娘，迈着十分轻松或者说十分摇晃的步子，穿一件秋天树叶颜色的衣服，穿过作为疗养院建筑前部的圆柱大厅，下着台阶朝花园这里走来。我还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但指向我自己做出询问的样子，并欲弄清我是不是她要找的人。她确实给我带来一封信。我想，这不可能是我等待的那封信，那是一封很薄的信，信封上是陌生的、浅淡而不稳定的书法。我打开信，掏出一大沓薄薄的写满了字的纸，当然所有纸上写的均是陌生的字迹。我开始读信，一页一页地翻阅，并认识到，这肯定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显然是F.的最小的妹妹写的。我带着强烈的渴求开始念起来，这个时候，坐在我右边的人，我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好像是一个孩子，目光越过我的手臂朝着我的信看来。我叫起来：“别看！”餐桌周围神经质的人们开始颤抖起来，我似乎造成了一种不幸。我试着很快用几句话来请求大家原谅，以马上能再继续去读这封信。我又俯下身看我的信，这个时候我注定要醒了，好像是被我自己的叫声弄醒的。我在清醒的意识里强制自己再入梦境，这种情境真的又展现出来了，我还很快地读了信上的两三行模糊不清的字，对于这些字我什么也没记住，同时在继续的睡眠里也失去了这个梦。

1914年

梦： 在柏林，穿过街道，朝她家走去，平静幸福的意识，我虽然还没去过她的家，但我很容易就能去那里，而且将一定会去那里。我看着这条两旁有房子的街道，在一座白色房屋旁写着这样的字，大概是“北方豪华大厅”（昨日在报纸上读到过），不过梦里加上了“柏林W”。我问一位和蔼可亲的红鼻子老警察，这位警察穿一种公仆的制服，我得到了十分详尽的答复。他甚至为我指示了远处一个小草坪设施的扶手栏杆，如果我从旁边走过去的话，为安全的缘故，我可以扶着这栏杆，然后便是一些涉及电车、地铁等等的忠告。我不能再听下去了，我大概知道，我低估了这段距离，便害怕地发问：“这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可是这位老者答道：“我到那里只要六分钟。”多么令人高兴！不知姓名的人、一个影子、一个同伴总是在陪伴着我，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真的没有时间转过身去，向一旁转过身去。

我在柏林随便地住在一家供膳食的公寓里，房间很小，在这所公寓里住的好像全是年轻的波兰犹太人。我打翻了一杯水。有一个人不停地在打字机旁打着字，有人向他请求什么，他连头也不回。没搞到柏林的地图。我不停地看一个人手中的一本书，类似于地形图。又一再地发现，里面是另一些内容，是柏林学校的名录，一份税收统计表或是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本来不想相信这个，但那个人毫不怀疑地微笑着向我证实了这一点。

卡夫卡的第一任未婚妻菲莉丝·鲍尔

1916

不久前梦见： 我们住在大陆咖啡馆附近的护城河街上。从赫伦加斯街拐出一个军团，朝着国家车站的方向开去。我的父亲说：“要是人们办得到的话，那他一定要看看这样的场面”，（他穿着费利克斯的褐色睡衣，整个形象是这两者的混合）跳上了窗户，向外伸出手臂，试图站在很宽且极陡的窗下的墙台上。我抓住他，抓住固定在睡衣上的两根小链环，睡衣的带子从这两根小链环上穿了过去。他恶狠狠地继续朝外伸，我竭力地积聚全身的力量抓住他。我在想，如果我能用绳索将我的双脚缚在某一处特别牢固的地方，以不致被父亲一起拉下去，这该有多好呀。为设法做到这个，我当然至少得放开父亲一小会儿，但这是不可能的。睡眠——尤其是我的睡眠——无法承受这全部的紧张状况，我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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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梦： 两群男人互相殴斗。我所属的这一群抓获了一个敌人，一个巨人般的裸体男人。我们五个人抓住他，一个人抓头，其他人各抓手臂和双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刀子刺穿他，我们赶紧问周围谁有刀子，没有人。但由于某种原因，为不失时间，而且附近有一个炉子，这个炉子的门是铸铁的，特别大，而且烧得通红，我们把这个男人拖过去，将他的一只脚贴近炉门，直至它开始冒烟，然后又将它抽回来，等烟雾蒸发完，马上再重新让它贴近炉门。我们不断重复地干着这件事情，直到我不但惊恐得出了一身汗，而且还真的牙齿抖得格格作响地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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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H.博士坐在他的写字桌后边，同时随意倚靠着并向前躬着身子，水亮水亮的眼睛，他在慢慢地、仔细地以他的方式开辟着一条清晰的思路，我自己在梦中几乎没听到他说些什么话，只是跟着那些催生话语的条理。我后来也与他的妻子在一起，她拿着许多行李，令我惊异地耍弄我的手指，她袖子里的一块厚厚的毡絮被扯了出来，她的胳膊填塞住这袖子的最小部分，这袖子里装满了草莓。

1917年

梦见父亲。——那是小小的一群听众（芳塔夫人表明了这群人的特点），在这群听众面前父亲第一次公开了一种社会改革的想法。这对他来说是因为，这些挑选出来的、特别是按他的看法挑选出来的听众要负责宣传这个想法。表面上他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非常谦虚，他只是要求这群人，等到他们熟悉了一切之后，让他们将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的地址告诉他，这些人可能会被邀请参加公开的、以后将要举行的集会。我的父亲跟所有的这些人还从来没有过联系，因此他对待他们十分认真，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西服，极为详细地陈述了这个想法，而且带着各种各样的外行人的特征。那群听众尽管完全没有准备好要听一个讲演，但他们马上认识到，这里带着稀有的傲慢说出来的只是一个已经用旧了的、早已详细讨论过的观点。人们让父亲感觉到了这一点。但父亲期待着反对的意见，他带着极大的自信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毫无价值的，可是这种反对意见看来是经常不断地诱惑过他本人，他带着高雅而苦涩的微笑更加着重地阐述他的看法。当他结束演讲时，能听到人们普遍愤愤地低语，说他无法使人信服他想法的稀有性与可行性。许多人对此并不感兴趣。有时总会有一个人出现，此人出于乐于助人之心，也许是因为跟我相识，而向他说出了一些地址。我的父亲完全不为那一般人的情绪所动，收拾起演讲稿纸，准备将一小堆白色的纸条拿到面前，以记下这些为数不多的地址。我只听见一个内廷参事斯特里察诺夫斯基的名字或者类似的人名。——后来我看见父亲坐在地上，并靠着长沙发，像他和费利克斯游戏的那个样子。我吃惊地问他在干什么，他在思考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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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在塔利亚门托的战斗： 一处平原，那里没有河流，许多激动的观众拥挤着，视情况而定，时刻准备前进或后退。人们很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前面是高原，高原的边缘交替地出现空处，长满了高大的灌木。在高原的上部和它的那一边，奥地利人在战斗。人们处在紧张状态；事态会变成什么样呢？在此期间，有的人显然是为了休息，我们看到从黑暗坡地上个别矮小灌木丛后面冒出一个或两个在射击的意大利人。但这并没什么意义，我们当然稍稍地跑动了一下。然后又是高原上的事情： 奥地利人沿着空无一人的边缘跑，突然在灌木林后边站住，然后又跑。情况显然不好，也变得不可理解，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呢？因为人们毕竟也只是人啊，他们又怎么能去制服有着自卫意志的人呢？巨大的绝望，全面的撤退成为必然。这时候出现一个普鲁士少校，他在整个时间里和我们一起观看了这场战斗，但他现在是怎样平静地踏进这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空间的呀，他成了一个新的人物。他把左右手的各两根手指伸进嘴里吹起哨来，就像人们对一只狗吹的那样，却是带着爱意的。这是给他部属的信号，他们在不远处等待，而现在就要进军。那是普鲁士近卫军，都是年轻安静的人，不太多，大约只有一个连，他们好像都是军官，至少他们都佩带军刀，制服是深色的。他们现在正以短促的步伐慢慢地、密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并不时朝我们看看，这种不言而喻的死亡行军同时是感人的、令人振奋的、保证着胜利的。由于这些人插手而得救，我放松下来，醒了。

1921

刚刚在一种抽搐、短暂的睡眠状态中，在极度的幸福之中，一个梦抽搐地紧抓住我。一个头绪众多的梦，包含着成千的同时一下子变得清晰的关系，剩下的几乎只是对基本感觉的回忆： 

我的兄弟犯了罪，我相信是杀了人，我和别的人参与了这个罪行，惩罚、解决、拯救从远处愈来愈近，它有力地逼近了，人们从许多征兆中注意到它不可阻挡地走近，我相信，是我的妹妹在不断地预示这种征兆，我总是用疯狂的呼喊来欢呼这些征兆，这种疯狂随着这些征兆的走近而高涨。我单独的呼喊、简短的句子，我相信由于它们的明白易懂而永远不能忘掉，现在却一句也记不清楚了。只能是喊叫，因为说话耗去了我巨大的精力，在我说出一句话前，我必须鼓起腮帮子，同时还得歪着嘴巴，就像是处在牙痛的状况下。这种幸福在于，惩罚下来了，我是那么随便地、深信不疑地和快乐地欢迎它，这肯定是一种感动上帝的景象，我也感到了上帝的这种感动，直到几乎流出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