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概念的发生，有文本、批判和革命三重语境。就文本语境而言，恩格斯三次引用格律恩论著中“世界文学”部分的内容，拒绝了歌德去世以后代表乌托邦人道主义社会改良思想的“世界文学”观念。就批判语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窥破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世界文学”调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奥秘，马、恩的“世界文学”成为对以文学实现民族政治理想这一德意志“民族片面性”的批判，并以此走向无产阶级政治社会运动和阶级革命。就革命语境而言，由“世界市场”而来的“世界的同一性”与“人的同一性”并不一致，“世界文学”超越“地方狭隘性”的意义在于通过无产阶级“同时性”革命恢复文学的世界历史性，进而恢复人的同一性。

关键词：世界文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同时性、革命

     “自 1789 年以来，在民族旗帜下的政治现代化计划已经征服了欧洲”，“世界文学”观念正起源于德意志民族的两种政治现代化：教育的政治与国家的政治（see Weltliteratur：125），而“在 1806 至 1848 年间，德国是一个抽象概念，因为德国在政治上并不存在”。 假如十八世纪德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创作民族文学，那么在十八世纪之后，德国人民的任务又是什么（see “Entstehung”：179）？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此时政治也被明确为建立德意志国家这一特殊的国族政治使命（see Weltliteratur：125）。但是，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由于缺少国家政治的连续性，在撰写第一部德国文学史的“哥廷根七君子”之一的格维努斯看来，没有反映德意志民族历史的君主王朝，只有路德、开普勒、席勒、赫尔德、费希特等智识英雄，甚至可以说，“没有德国政治家，但有德国文学家和思想家”（see “Entstehung”：178-179，174）。“文学是历史观念的载体......没有哪个时期像我们这样赋予文学如此重任”，“德意志发展的连续性只能通过语言史、艺术史和科学史来体现”，而作为这三者的统称，“‘文学史’这个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意指纯文学的历史，也意指一个时代的所有艺术、科学以及一切意识形态产品的历史”（see “Entstehung”：178，179）。

     实际上，在德语中，“Literatur”本就指代科学、学识，而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Literatur”开始只代表人文科学。美学时代来临后，自律观念成为理解艺术的主流，作为审美艺术和自律艺术的“Literatur”主要指“Dichtung”（艺文）与“Poesie”（诗文）。但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一方面，出版业、新闻业的发展使得文学在书籍和报刊之间被“重新分配”，新的文学形式不断出现：传记、游记、报刊小品文......那些无法被称为诗和诗艺的文字作品，只能归于“Literatur”；另一方面，法国“七月革命”之后，德国的革命思潮不断发展，新的创作和传播机制赋予文学反映革命现实的新语义。因此，“Literatur”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它不再简单地指代一切书写物，而是指融汇审美功能、政治功能、解放功能、社会功能及历史功能的书写物。

     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学、倾向文学到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学、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相比仅指代审美文学、纯文学的“Dichtung”和“Poesie”，“Literatur”在语义和概念上承担了“三月革命前”重建文学之结构、功能和形式的革命任务。在 1844 年德国的辞书中，便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解：“文学的概念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连贯的民族科学，一个民族的文学史也被视为是这个民族自身精神史的体现。于是，德意志民族文学史也是其精神生活、内在发展、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历史。”换言之，得益于德国政治的先天不足，1848 年之前德国的“文学”概念承担了重要的政治功能，成为一种既代表民族精神又约等于意识形态的大文学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中美学的意义和价值被完全排除，审美指向的艺术文学依然内含在“Literatur”中。随着文学概念的扩张，美学的对象也得以放大。在德国当代学者丹妮拉·格雷茨看来，德意志民族被认为是 1800 年前后文学家和思想家在美学上的发明，文学和德意志在概念上进行着同义反复：文学即德意志，德意志即文学。德意志成为一种“美学发明”，一种“更高的审美现实”的愿景。

     于是，文学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战场。“‘三月革命前’的德国政治集团，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以文学史为手段来宣传自己的意图”，这类似于农民战争时期（1524— 1526）的宗教概念，“在农民战争时期，无论是农民的还是贵族的、无论是闵采尔的还是路德的，其立场和观点都披着宗教外衣，而德国［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政治观点则披着文学史的外衣”，“文学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宗教”（see “Entstehung”：180）。实际上，不管是封建宗教势力，还是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均试图建构一套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文学史，并因此产生了冲突。基于宗教势力的基督教文学史观为封建反动阶级服务，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学史观则希望美学实践能够服务于资本主义政治实践，并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组建国家。这场发生在文学领域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双方又可以细分为：虔信派和反虔信派、新教和天主教、自由派和极端自由派、保守派和极端保守派、哲学和非哲学、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普遍世界主义（see “Entstehung”：180-181）。

     作为“文学”概念发展变化的一部分，“世界文学”主要聚焦“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普遍世界主义”的关系，它遵循“文学”概念演变的节奏，从一个教育概念，逐渐变成政治乌托邦，接着又发展为文学史范式（see Weltliteratur：176）。其特殊之处在于，经由“世界文学”，世界主义转换为可利用的、服务于德意志民族的世界文学，德意志民族特殊主义和普遍世界主义也得到了调和，而这一逻辑之所以成立，原因正在于德国人引以为傲的“德意志普遍性”。正如尤尔根·福尔曼所指出的，为了“将民族发展史同民族普遍诗学的有效性有机相连”，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文人围绕“世界文学”进行了大量述作，“德意志普遍性”的理念被落实为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德国文学史也始终围绕着德意志民族发展史，以民族为主题。“如果没有民族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也是难以想象的。”对于率先在德语中使用“民族文学”一词的赫尔德来说，其“民族文学”正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构建的。赫尔德以及德国古典主义者所主张的这种德国文学，不仅能够包容并且可以将所有的外国文学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普世的新文学。这种新文学同时也是德意志精神的统一体。

     在 1834 年，莫里茨·维特就曾指出，世界文学只有以民族为依据才有意义。世界文学不是一种抽象的统一体，而是一种具体的统一体。古典文学的复兴只有是为了民族的创造，才具有世界文学的意义。因此，在他看来，“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爱国艺术和科学的伟大典范，为真正的世界文学奠定了基础”，“每一种文学都应当同时具有个体性和普遍性”，但德意志民族是“最具有普遍精神的民族，最晚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学，因此，也孕育了普遍性，亦即世界文学的种子”。为了证明这一点，彼时的德国学者还以“精神”为中介，认为德国革命是精神的内在斗争，是精神性对现有知识和方法的根本批判，因此是永恒的，也因此为“世界国家”设立了规范，为“世界哲学”和“世界文学”设立了规范。“世界精神想要给人们揭示某种真理的时候，首先会在德国人耳边低语，然后他们［德国人］将之变成一种宗教体系、一种哲学、一种文学。”

     据此，“世界文学”成为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枢纽。德国文学被认为比其他各国文学都更具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了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并且，正是由于世界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张力，德国文学才变得更加强大。换言之，“世界文学并不压制民族性......甚至是民族性的保障”。世界主义无非民族主义实现自身的工具：“德国民族生命完成于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之和解所产生的世界文学，并在世界历史中走上顶峰。”与此同时，这种“世界文学”论述显然并不局限在纯文学的意义上。1838 年，《伊曼努尔·康德的小逻辑学 - 形而上学著作》的编者在前言中指出，康德作品的普遍性超越了本土特殊性，因此可以被称为“世界文学”，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现代的“世界文学”。

     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这种融合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世界文学”方案，马、恩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这种特殊的德意志民族文学道路既是虚假的政治运动，也是虚假的民族运动。

     一方面，对马克思而言，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建立“政治国家”而实现的解放，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解放。资本主义的“国家”是阶级结构和剥削关系的物质“客观化”，其本质是阶级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亦是如此。虽然“马克思对国家和社会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本身所带有的阶级异质结构，要求资产阶级以国家形式维护其统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虽保护资产阶级所定义的“市民社会”，但它并不具备改变“市民社会”的能力。对马克思而言，“政治国家”应该被理解为“实际斗争”，“政治问题”也应该由新的原则来主导。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不局限于追问“谁”应该被解放，而是首先追问“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解放”，亦即追问“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真正的政治运动应该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

     另一方面，寻求“德意志特殊政治道路”将不可避免走向浪漫主义，这一道路将德国人民真正的解放运动文学化，并因此走向了反动。这种政治浪漫主义，如青年德意志，在对普遍性和统一性的追求中，不再区分文学与生活，也不再将政治同艺术、宗教、科学分开。因此，德国唯心主义的崩溃在文学上又表现为“现实的生活过程”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和世界观。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浪漫的现实主义。这种浪漫的现实主义“把世界主义同独特的民族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但在马、恩看来，“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观为基础”，因此，“世界文学”需要且不得不克服这种“狭隘的民族观”。正如二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共》：35）

     换言之，马、恩的“世界文学”是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人类交往”和“世界市场”为基础，而非仅仅停留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观念上。它“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共》：39），同时也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依据。作为《共产党宣言》核心论述的一部分，亦即作为人类解放而非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一部分，“世界文学”在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之外，成为马、恩进行文学批判的一种方式。

     首先，马、恩“世界文学”的世界交往是一种现实的社会交往，不是从“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虚构的相互关系引申出来”的政治主张，而是“由社会的现实发展所产生”的实践，因而这种“世界文学”正确理解了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避免了成为“文学运动”的抽象命运。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则不过是一场将社会主义变为道德训诫和文化批判的“文学运动”，“德国原来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的这种情况，在开始时甚至把社会运动也变成了纯粹文学的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社会文学运动的最完全的表现”（详见《德》：563，538）。不仅如此，这种“文学运动”还是“政治错位”的运动。以“青年德意志”为例，他们虽有自身的政治主张，但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纲领，更无意发动任何形式的政治颠覆活动。然而，被冠以“青年德意志”之名的作家们，却以从事政治阴谋的罪名被判处违法以致封禁。 如当代法国学者弗兰克·菲什巴赫所指出，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建构的“世界观”是一种“社会哲学”而非“政治哲学”。这种“社会哲学”并不等同于当时德国流行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披着“人道”和“人性”外衣的“世界文学”以“无条件的、无前提的思维”，“把个人宣布为个别性的代表、它的体现，而把社会宣布为普遍性的体现”（详见《德》：540，464）。但现实社会并不是个人的抽象概念，以认识和审美活动为代表的个人化过程，是以现实社会为中介的。个人的解放和社会化过程同步，脱离现实社会只是资产阶级的幻想。只有作为一种旧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才会不假思索地沉浸在这一幻想之中。

     对于马、恩来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世界文学”的立足点也应如此。马克思的著作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种社会哲学倾向，因而“世界文学”并非政治化的文学运动，而是社会化的现实运动：“无产阶级的实践不是成为政治实践，因为这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毁灭。”政治抑或意识形态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它服务于统治者的合法性，据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世界观，“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德》：40）。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抽象的政治运动，更不是抽象政治运动的德国方式——文学运动。德意志民族的“世界文学”作为德国文学史中经由普遍性而来的特殊道路，如同德国政治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缺陷，也是一种特有的障碍。“世界文学”必须克服这一缺陷和障碍，成为真正现实的、人类社会的文学。

     其次，马、恩“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主义，是“世界阶级”的世界主义，而非“世界民族”的世界主义。如前文所述，德国的世界主义思想先于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观念发生而流行，认为世界主义与民族情感并非相互排斥，“真正的、最好的德意志民族情感包容了世界主义理想、超民族的人道主义”；但实际上，这一观点“幻想了世界主义观念与民族观念之间的和谐”。马、恩早已深刻揭示了这一点：“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在德国，“所有其他的民族和所有真实的事件都被遗忘了，世界舞台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和‘批判’、‘人’以及‘唯一者’之间的吵嚷”；以格律恩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为根据，而是以任意的虚构和文学胡诌为根据。这些唱高调的、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们以为他们无限地凌驾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的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详见《德》：8，46，46）。这种“民族局限性”所秉持的德国特殊主义，在横向上，以个人自由、国家统一和人民主权为三个核心，其民族理想是按照自由主义的模式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在纵向上，则将社会分为三个阶层：教养资产阶级、经济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贫困手工业者和农村无产者）。

     在马、恩看来，这一理想不过是要建立一种市民阶级的统治秩序，其中所谓的民主和选举不过是虚幻的形式。“真正的社会主义”式的德国理论家无法理解阶级间的真正斗争（详见《德》：38），而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只存在于“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的形成中。“无产阶级”是“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欲以“世界历史阶级”身份取代“世界历史民族”身份，不仅意在克服庸俗唯物主义一元论，也是要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既被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也被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只有在“阶级斗争”的意义上，“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换言之，德国人的解放之所以能够称为人的解放，是因为德国人把这种世界革命变成了世界阶级的革命。在此基础上，德国文学若想真正成为世界文学，则必须超越民族的桎梏，成为世界阶级的文学。

三、革命语境：“地方狭隘性”与世界历史阶级革命

     对马、恩而言，民族的“片面性”需要克服，地方的“狭隘性”同样需要克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已经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地方狭隘性”进行了批判（详见《德》：540），1848 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中对“地方主义”的批判反思同样说明了这一点。由此，理解《共产党宣言》中“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共》：35）这一论断，亦需结合马、恩对“地方”的批判来进行，需结合作为一种超越“地方”的无产阶级的“同时性”革命来理解。       

     实际上，资本主义也在处理“地方狭隘性”的问题。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地理扩张，尤其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地方狭隘性”在技术上已经可以被克服，资产阶级所经营的新制度已经取得了“对地方主义的胜利”。

     在地理 - 空间方面，“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共》：35）。换言之，世界开始具备同一性，一种“人类的实际世界性”：“只要一种发明在世界上的某处出现，它就能传遍世界”，在保罗·利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民族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把一个国家推向现代化时，也把这个国家推向世界化”。

    在地理 - 空间之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还“催生了新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人们的感知模式也逐渐发生变化”。科塞雷克所谓时间体验的革命化，又或者说“时间的加速”，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经验基础。随着“时间的加速”，时间成为衡量空间的尺度，空间被时间的“普遍同时性”所统一。到十九世纪中叶，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逐渐被历史意义上的“世界”所代替。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地方狭隘性”的克服，正是马、恩讨论“地方”问题的基础。在《共产主义原理》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世界市场”的贡献，并将之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然而，二者也存在着根本差异，资本主义并未真正消灭“地方狭隘性”。

     首先，在马、恩看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所以能够超越“地方的局限性”，其手段在于“分工”，但“分工”也在消灭着“人”，一方面将人局限于一个“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另一方面则通过劳动的异化使人成为“分工”的产物，“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详见《德》：60，37，123）。人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同一性，人不再是人：“工人的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换言之，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同一性”导致了“人的非同一性”。

     其次，“分工”本质上是一种压迫结构和剥削关系。在“分工”中，民族的和地方的局限性再次出现，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同亚非拉地区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在艺术中同样如此，马、恩明确指出，“分工”造成了“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德》：460）。也即是说，资本主义以“分工”为基础的“世界市场”，并未真正消除“地方狭隘性”，反而使之转化为一种剥削结构而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同一性”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艺术的异化。

     相比资产阶级，马、恩要真正消除“地方狭隘性”。因此，他们势必要超越资本主义对“地方狭隘性”的超越，他们所提倡的作为超越“地方”之产物的“世界文学”，也需完成对资本主义“世界文学”的超越和扬弃。于是，若要更加深入地认识马、恩“世界文学”，则需把握在超越“地方狭隘性”问题上两种“世界文学”的结构性差异。

     第一，在地理 - 空间的空间化方面，资产阶级“世界文学”对“地方”的超越基于两种“普遍性”：德国式浪漫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普遍性”和欧洲启蒙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普遍性”。马、恩则批判和拒绝这两种“普遍性”。第一种“普遍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作品中被深刻揭露和批判；第二种“普遍性”则先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以初步彰显，而后在 1851年以来的《资本论》中被完全揭示。

《资本论》书影（图源网络）

     在第一种“普遍性”中，“世界文学”所遵循的是日后狄尔泰所揭示的精神史范式，而马、恩的“世界文学”所遵循的则是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学范式。在以黑格尔思想为典型代表的精神史范式中，“世界历史哲学代表着从客观精神哲学到绝对精神哲学的过渡，是从实践哲学的对象到艺术、宗教和哲学知识的桥梁”。由于精神哲学有其体系化的演进之路（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世界历史（客观精神）必然走向艺术（绝对精神），换言之，世界历史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精神运动的绝对性，使得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一个圆，其运转并不需要“前提”。这也与唯心主义的浪漫派所提倡的以“理念”为尺度的“文学之文学”异曲同工。

     马、恩的社会学范式则反对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的对象化过程”，也反对将“世界历史”视为一种纯粹的精神运动。与“无前提”的思辨哲学截然相反，在马、恩看来，一切都有前提，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详见《德》：52）于是，在哲学的意义上追求的“绝对精神”或“文学之文学”，被转变为在现实的意义上追求的“整全的诗”，即一种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美的和历史的”唯物史观诗学。在马、恩之前，西奥多·蒙特也曾指出，贸易和工业发展所导致的世界文学活动，其性质更多是商业和政治活动，而非文学活动。但是，蒙特的这一说法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是资本主义“世界文学”第二种“普遍性”的体现。

     在第二种“普遍性”中，如歌德的“精神贸易”所提示，基于自由贸易“国民经济学”的资本主义“世界文学”，将商品的普遍贸易同文学的普遍交往相结合，而马、恩的“世界文学”则基于对“国民经济学”剥削结构的批判。第二种“普遍性”部分克服了“精神史”的抽象性，即，从神谕世界静止的“普遍历史”过渡成为商业世界互相贸易的“世界历史”。这种转化之所以成立，其社会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启蒙思想中，思想交流就已经同商品贸易之间建立了类比关系。霍布斯、培根、孟德斯鸠等人均强调思想的贸易层面，将思想的发展同商业的发展相关联成为一种时代洞见，知识、思想、观点同商品、货币、交易......逐渐可以混为一谈。其中，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商品规律”成为集大成者，思想自由成为市场规律的一部分。然而，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宣扬的人的思想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同构关系，正是马克思所深恶痛疾的人的“异化”，基于后来马克思所揭示的“价值规律”的“精神贸易”也很快被《资本论》所批判。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制造了新的抽象，交易是“公平的”，交易的双方是“平等的”，然而，这种所谓的公平和平等同时也在造成新的不公，制造了一种看似无统治和非暴力的双重幻相。资本主义社会中思想的平等交流亦是如此，“马克思拒绝接受所谓精神的交换价值，认为任何对平等的抽象理解都属于资产阶级，跟社会主义无关”。

     第二，在地理 - 空间的时间化方面，资产阶级“世界文学”基于两种“异化”的时间：“等级时间”和“超时间”。马、恩则反对这种“异化”时间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强调将时间还原为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底。

     就“等级时间”而言，如朗西埃所揭示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区分了“历史时间”和“文学时间”：比历史更真实的文学，造成了可能性与必然性之间的紊乱；柏拉图则在《理想国》中区分了“城邦时间”和“工匠时间”：城邦规定了工匠必须没有时间去别处，工匠必须没有时间做工作之外的事情，可能性又被转变为必然性；而当下的“全球化”则区分了全球时间和个体时间：个体时间臣服于全球时间，从此胜利不再属于革命，而是属于全球市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依赖于时间的等级秩序。马克思反对这种剥削的时间结构，他要将历史恢复为时间的展开、知识的生产以及正义的可能性。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出的，“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德》：37），对于马、恩而言，在周期、危机、未来......中理解螺旋上升的历史的前提在于对“个人时间”的重建。要将时间重新恢复为“今天”“明天”“上午”“下午”，而不是“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汉娜·阿伦特将现代性中现实的丧失视为“世界异化”，而不是马克思的“自我异化”，但实际上，马克思的“自我异化”已经包含了“世界异化”，这其中就包括“等级时间”对人的压迫。

     就“超时间”而言，资本主义的“等价体系”，正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所揭示的，“赋予一切文化物品以货币价值，无论它是宗教圣像、色情作品还是《资本论》”。“等价体系”通过“一种超脱的旁观主义，取代了承诺与参与”，从而将劳动者变成“旁观者 - 消费者”，其逻辑是“从信仰到审美，从参与到旁观”。于是，审美成为资本主义“等价体系”的一个环节。这种“旁观”继承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基本逻辑：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把“世界”比作一本书，人们在外面站着，就像一位读者，重复并思考发生过的一切。与此同时，这种“旁观”也为“超时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文艺学将艺术超时间的时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超时间性”成为艺术的价值和特征，它追求所谓孤立个体“内在性”和肤浅的启蒙个体伦理，在漫无目的的对话中，将知识的价值寄托在开放的态度之上。在这种文艺学中，“每一首诗都有更高的东西，要在历史相对性和超历史之间的张力中寻求比日常中更高的东西”，因而“要超越无意义的日常性，唯有跳入超历史的价值观。在‘私人’和‘公共’、‘日常’与‘超历史’之间，真正的历史被抛在一旁”。强调对时间的摆脱，意味着对感性整体的否定，也意味着人被驱逐出时间及历史，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而言，历史只是作为整体的个人及其实现的历史”。时间并非相对于人的外在标准，它不是超越的，而是置身事内的；不是异质的，而是与个人的自我实现同呼吸的。时间并不走向抽象化，而走向历史化。时间的历史化，亦是个人的历史化。

     相比资产阶级“世界文学”，马、恩“世界文学”彻底超越“地方狭隘性”之处在于，它将“普遍”视为真正的“整体性”，将“时间”视为真正的“同时性”。换言之，为了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实现，世界的“整体性”必须超越“地方的狭隘性”而具有“同时性”，而这种“同时性”正来源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就此而言，作为超越“地方狭隘性”的标志，也作为“世界市场”所带来的“世界的同一性”的后果之一，“世界文学”理应实现“世界的同一性”和“个人的同一性”之统一，它既应成为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手段，同时也应符合人的解放这一世界革命目标。

     1800 年以降，“人性”伴随着一种整体性的目的而出现 ，艺术被认为是这种整体性的表达。然而资产阶级公民的自律和艺术的自律并不一致，抒情主体性很快遇到了危机，艺术也无法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更新。文学同哲学、宗教等领域的绝对化和封闭化一样，成为人的异化的表现，因为它们不再同整体人类的实存有关，人类的实存在劳动占有自然的过程中是越来越社会化的。不同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马克思并不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受制于一个能够赋予意义的统一理念，他承认人类历史确实有某种类似于总体结构的东西，但绝非一种连贯的“目的论”。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整体性的获得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同时性：“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德》：39）正如朗西埃所指出的，“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并非一个阶级，而是所有阶级的解放。正因如此，无产阶级有其普世性”。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理解是与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同时发生的，因此，无产阶级将自己构成为无产阶级自身的主 - 客体。无产阶级的同时性不仅意味着在广延意义上全世界革命的同时胜利，也意味着在概念上无产阶级对自身概念的理解与无产阶级依据自身概念的实践是同步的。

     换言之，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整体性（空间）被表述为同时性（时间），革命不仅是超越地方的世界革命，而且是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界历史革命。正如马、恩所指出的，“所有这一切，都由于竞争的关系而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德》：40）。在吉登斯看来，无产阶级作为“世界性阶级”，其力量在于“革命的过程”以及“自身的行动”。也即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既在于用世界历史阶级取代世界历史民族，也在于通过“世界文学”的历史化对时间的恢复，实现“世界的同一性”与“人的同一性”的统一。正是在世界历史与无产阶级的双重革命语境中，“世界文学”的历史性，亦即其对“地方狭隘性”的超越，才能被更为充分地理解。

     就逻辑结构而言，在马、恩的相关表述中，个人走向“世界历史”的论述方式，也被用于描绘文学走向“世界文学”。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楚表明了个人解放需要克服“地方狭隘性”以走向“世界历史”的立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在马、恩看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这也是他们对革命主体的要求：必须从“狭隘地域性”上升到“世界历史性”，因此，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便在于“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详见《德》：39-42）。而这一“革命的成功”，其逻辑结构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被用来表述“世界文学”的形成：“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共》：35）在普遍交往中，“文学”同“个人”一样，实现了从“狭隘地域性”到“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跨越。换言之，时间和空间不再区隔，历史和物质逐渐结合。

     就过程指向而言，马克思并没有将对“世界”的理解停留在地理 - 空间的意义上，空间只是被马克思用作理解资本的一个例子。马、恩的“世界历史化”旨在恢复“世界”的时间维度，以实现“世界”对“地方”的真正超越，这也正是“世界文学”的意义所在。如前所述，马、恩在超越民族和地方局限、融合物质和精神生产的逻辑中有两个结论：个人走向“世界历史”，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个人的历史化和文学的历史化具有某种同构关系。文学家的目标虽然不是如格律恩所说的那样成为“人的诗人”，但文学无疑只能是人的文学。然而，马、恩并没有像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文人那样将文学和历史结合为“文学史”，进而去发掘一种“德意志”的连续性。这既源自马、恩对法国大革命之后时间意识的根本变化及其所导致的新的革命观念的继承 ，也源自马、恩对德国的“同时性”和“非同时性”的深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与过程有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恩格斯也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对于一个作为过程的世界，其实践性同时也是一种时间性。就此而言，“世界文学”当然不是一种以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式的抽象的唯心主义人道概念。在超越“地方狭隘性”的无产阶级和世界历史的双重革命中，如果“世界文学正是在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不仅要克服传统的障碍，也旨在通过接受遥远时空的文本，打破时空的界限”，如果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时间范畴”，那么，“世界文学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永远有效的概念”，我们应该谈论的是“世界文学进程”，而不是“世界文学概念”。正因如此，“歌德以及之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世界文学的概念视为不同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和，而是将其视为带有一定质量特征的特殊整合过程”。

张雨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师资博士后，近年主要关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文学社会学、青年马克思，文章见于《外国文学评论》《哲学研究》《人民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