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刘易斯像

医学史研究目前是一个充满活力、极受欢迎的研究课题，其中尤以殖民医学研究为重。[1]一方面，殖民医学作为西方医学在殖民时代的变种，指发生在殖民地上的各种医学实践或相关的各种权力、机制和社会阶层活动，以帮助殖民者克服他们在殖民地上所面临的医疗卫生问题。[2] 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医学又称帝国医学，它的研究对象不仅涉及医学技术，更牵涉到公共卫生体制、医学伦理和医学实践以及宗主国或医学赞助方的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殖民医学又是学者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殖民地背景下西方医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帝国与医学关系的先驱罗伊·麦克劳德指出，美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在古巴和菲律宾以及其他后殖民世界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3] 医学史家大卫·阿诺德也指出，后殖民视域下的医学就是讨论与帝国医学技术相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4]

美国作家刘易斯创作于殖民帝国时期的小说《阿罗史密斯》讲述了阿罗史密斯医生从一个年轻学生成长为拯救人类的医学工作者的故事，主人公被描述为一位热衷于医学事业、脱离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美国英雄。本文拟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阿罗史密斯》中西方医学、殖民医学和热带医学的本质以及殖民医学在帝国扩张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把作品中理想的医学人物放到后殖民语境中，还其殖民者的本真面目，揭示出作者在创作中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帝国作家意识。

欧洲的殖民地多处于热带地区。“热带”是西方近代殖民史上一个负面的环境他者。[5] 在本质上，热带地区发生的疾病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热带医学都是一种融合了热带想象、细菌学说、帝国意识和殖民经验的混合产物，成为殖民扩张的工具，帮助白人消除对热带地区的恐惧。事实上热带疾病只是由贫穷、营养匮乏和不卫生的环境所造成，在温带地区也会出现。在殖民主义时代，热带医学构成了殖民医学的主要内容，并促成了殖民医学中的环境决定论，即热带环境决定了当地种族和文明的低劣，影响了白人殖民者的健康。环境决定论产生了两种极端主张，一是夸大热带殖民地的气候以及外来病菌携带者对当地人的影响；一是否定气候和疾病的因素，只强调殖民势力和殖民活动对当地人的影响。阿诺德批判了前一种观点，认为它遗漏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过度简化了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行为本身。[6] 刘易斯身处殖民时代，深受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肯定热带气候对当地鼠疫的推波助澜，但同时他又受帝国政治所左右，强调英国殖民者的政治、经济活动有一定责任，目的是否定英国的殖民统治，证明美国殖民活动的正当性、合理性，宣扬美国“救世主”的殖民主义思想。

小说中布莱克沃特是鼠疫最惨重的地方：散发出污泥臭气的低湿地、哭泣的妇人、懵懂的孩子、遍地的死人、尸臭弥漫的村庄。作者认为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热带高温、湿气、闷热造成的结果。他借作品中美国公共卫生运动专家桑德利厄斯之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上帝的得意杰作是热带。他把这些地方设计得这样美丽，有花、有海、有山；他使水果生长得这样好，人类用不着劳动——于是他笑了，安插进来火山、毒蛇、湿热、早衰，还有鼠疫和疟疾。而他对于人类做的最讨厌的恶作剧就是创造出跳蚤。”[7] 疾病和人种差异都是上帝的安排，是热带环境的结果，鼠疫是上天对土著人愚昧的惩罚。但事实上，疾病与文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医学史家科恩指出，文明的发展只有助于治疗某些疾病，但并不能给整个人类的生活提供更大的健康保障。[8] 这个观点打破了“原始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切断了疾病和种族之间的联系。相反，疫病的发生与殖民者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十九世纪末印度西部爆发鼠疫

阿诺德指出，殖民主义产生了殖民经济，造成生态环境的变化，持续、深远地影响了当地的公共健康。[9] 小说《阿罗史密斯》中，圣休伯特岛上的福特牌汽车、教堂、煤场、矿区、商店、种植园等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加剧了当地公共卫生环境的恶化，造成了易于疾病传染的微观环境：人烟稠密的住宿区、矮小简陋的棚屋、没有门窗的小商店、四处弥漫的腐烂气味。阿诺德认为，疾病尤其是传染疾病，呈现出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see Imperial：7）。鼠疫传播到圣休伯特岛正是西方国家全球贸易的结果，但是作者花了不少笔墨强调鼠疫来自东方，勾勒出从中国云南到孟买，再到马赛、蒙得维的亚（乌拉圭的首都），然后由彭当·卡斯尔号货船通过贸易往来传到圣休伯特岛的首府布莱克沃特这条传播路线。卡斯尔号货船是这条鼠疫传播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有者麦格克公司经营着当地的贸易，但刘易斯只简单地叙述了鼠疫的流传过程，忽略卡斯尔号商船的权属，却详尽、生动地描绘了携带疫病的老鼠在云南和印度的猖獗活动以及对当地造成的危害，进一步强化了读者脑海中疾病源自东方的印象。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中认为，殖民者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追求全球化贸易，造成人口大流动和各大洲之间疾病的大交换。[10] 圣休伯特岛上疫病流行正是各大洲人员往来的结果。鼠疫随着美国人的货轮而来，不仅削弱了当地人的体力，还破坏了当地人经由千百年来的经验而建立的适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文化模式和防疫机制，为美国医学和文化进入该岛提供了合法的借口。

不过作者虽肯定和强调了气候和殖民者的活动对疾病的影响，却批判了西方的种族主义观念。当时西方普遍认为有色人种道德堕落，品行低劣，愚昧无知，“对殖民地的传统医学和当地医生也充满怀疑”（Science：47）。小说中美国传教士欣克利认为黑人行为邪恶，无恶不作。英国公共卫生局长英奇卡普和阿罗史密斯等人对黑人一无所知，怀疑他们的聪明才智，对黑人的恐惧远远超对鼠疫的恐惧。但作为理想人物形象，阿罗史密斯具有反种族主义思想，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懊恼，自觉否定白人的优越性。此外，作者借助马钱德博士事件隐晦地表达了对种族思想的不满。马钱德博士是当地的一名医生，毕业于美国霍华德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作者以全知的视角、平淡的语调揭示了马钱德博士入选当地专门医学委员会的原因并不是他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和智慧过人，而是他的黑肤色能够代表种植园雇工，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肤色远比学识重要。

不过尽管如此，作者的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美国救世主的心理，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意识折射出当时西方人道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也是阿罗史密斯在面对圣休伯特岛上泛滥的鼠疫选择救治病人还是科学实验时所面临的困惑。选择科学实验必然有一部分病人因得不到疫苗注射而死亡；选择救治病人则意味着给所有病人注射，实验就缺乏未注射疫苗病人的数据，导致实验失败。这两种观念分别以科学至上主义者戈特利布和人道主义者桑德利厄斯为典型代表，前者主张首要任务是科学实验，后者则主张采取一切手段救治病人。萨义德指出，“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不可能面对帝国的政治挑战”[11]。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刘易斯也不可能抵御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诱惑。

科学家解剖疑似携带鼠疫病毒的老鼠，1914

西方殖民者的“环境决定论”认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文明和人种的差异，这种观点强化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使命感。对于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来说，热带地区疾病带来的灾难和堕落是必然的，只有通过西方医学才能得到拯救。广义的殖民医学包括殖民地背景下与医学实践有关的各种机制、权力、社会阶层等等，小说中麦格克医学研究所、殖民地“实验室”和传教医学都是广义殖民医学中的重要内容。

十九世纪是西方医学的现代化时代，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和侵略性大为增强，促进了帝国扩张与殖民活动的发展。“热带医学之父”帕特里克·曼森认为热带医学与殖民者的需要密切相关。一方面热带医学帮助欧洲人消除了殖民地是白人坟墓的恐惧，保护了殖民地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殖民地的疾病传染率是评定殖民政府管理效率的重要依据。在帝国扩张和殖民竞争时代，热带医学成为帝国之间斗争的焦点。1881年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医学代表大会指出，“在合作与共同进步的文章背后，民族主义和竞争也可能成为医学事业的一部分”[12]。各国大力发展热带医学，美国政府在哈佛大学和新泽西大学等高校举办病理学讲座，1913年在图兰大学创办热带医学；洛克菲勒公司在1901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913年又成立了国际卫生部，领导菲律宾、巴拿马、玻利瓦尔等国家消灭疟疾，1915年则成立基金会以加强对热带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沃威克·安德森认为，殖民地菲律宾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展的众多国际健康项目中的一个试验场。[13] 洛克菲勒公司和研究所在提高美国的医学科学研究、传播西方医学等方面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刘易斯就是以它为原型虚构了《阿罗史密斯》中的麦格克研究所。[14] 麦格克研究所地处显赫的纽约市中心，拥有尖端的科研设备，配备了一台伯克利-桑德斯的尖端离心机，在当时这种仪器全世界仅有三台。麦格克公司还拥有大量的医院和医学教学单位，能够为研究提供相当丰富的医学资源，其中科学研究人员个个功绩显赫，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些描述都使研究所成为美国医学乃至西方医学的典范，凸显出美国医学的现代性和先进性，展示了美国白人的优越感和民族骄傲。

此外，刘易斯还叙述了研究所曾直接为帝国政治提供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研究人员穿军装，佩军衔，造血清，修电铁丝网，研制毒气，制造脂制疫苗等战争用品。小说中的这些活动都取材于美国微生物学家德·克鲁夫的亲身经历，他曾作为洛克菲勒公司的医学研究人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人、财、物上支持研究所的麦格克公司本身就是一个托拉斯帝国，控制着包括医学科技、交通运输、全球贸易、国防政治等领域，经营矿业公司、木材公司、美国中部的铁路公司和中南美洲的轮船公司等，还全面控制西印度群岛等热带殖民地，操纵哥伦比亚以及西印度群岛上各国的政治。洛克菲勒公司在美国殖民扩张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让麦格克公司也有帝国扩张工具的色彩。

电影《阿罗史密斯》中的马丁·阿罗史密斯

阿罗史密斯在圣休伯特岛上成功治愈了英国人无力控制的鼠疫，借此事件作者道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美国是墨西哥、古巴、海地、尼加拉瓜等国的拯救者、宗主国。这种霸主心态和救世主心理在建立文化研究机构联盟事件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研究所前两任所长塔布斯、霍拉伯德博士为了能在更高层次上为美国谋求统治世界的地位，寻求成立文化机构联盟以统治一切脑力活动和文化活动。在此过程中，两大资本家麦格克和明尼根出于私利而捐弃前嫌进行合作，这被霍拉伯德博士高度评价为思想方面前所未有的一个最伟大进步，能重塑美国理想，造福人类。联盟机构计划由美国医学家霍拉伯德、塔布斯和阿罗史密斯三人领导。领导人的国籍和医学科学家身份证明了美国试图借助医学统治全世界的霸权思想和殖民野心。文化机构联盟的投资者明尼根是一名上校，他的军方身份表明他是帝国政府在文化机构中的代理人，为美国的殖民扩张服务。

故事末尾，文化机构联盟通过无线电向一百万科学爱好者们传播霍拉伯德博士的会议演说，同时美国牧师的传教之音也回荡在世界的上空：“邪恶的子孙，他们就会遭到杀戮，被抛弃在黑暗和失败之中。”（Arrowsmith：352）此外，公共卫生运动专家皮克博众议员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作者聚焦所有这些事件，向外界传送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美国将会在思想文化、宗教、医学等领域统治整个世界。

艺术与科学是帝国的基础。西方国家一直热衷于科学技术研究，但直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医学才发展到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阶段，成为西方文明优越的表现，增强了西方人在体制和文明上的优越感。[15]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近现代实验医学构成西方医学的表现形式，同时它又以医学实验室为其现代性、科学性的重要标志。作为一个理想的权力空间，医学实验室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利用微生物技术测定病因，控制、隔离、组织病者，参与公共卫生活动，为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建言献策，为殖民者的统治提供科学技术上的支持和帮助等等（see Colonial：71）。

在《阿罗史密斯》中，作者从头至尾都在大力宣扬和传播美国的实验医学和医学实验室。故事伊始，作者详细描述了温尼麦克大学的实验医学情况、细菌学教授戈特利布和他的医学实验，这些都为大学生阿罗史密斯确立实验医学志向和今后的事业发展做好了铺垫。小说的中间部分叙述了阿罗史密斯的行医经历和他的实验医学研究。在惠西法尼亚、诺梯拉斯市等地，他自建简陋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医学研究，成功地治愈了克林森县的黑腿病、伤寒病等流行疾病。小说高潮是阿罗史密斯在圣休伯特岛上治愈鼠疫。阿罗史密斯在登陆圣休伯特岛后，立刻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医学实验室，试验、观测、记录、收集相关数据，向当地政府提出科学建议，协助桑德利厄斯在凯里布村开展灭鼠活动。故事末尾，阿罗史密斯应邀和被研究所解雇的特里一起在一个偏僻的湖区建立了一个粗简但充满希望的医学实验室。小说的这一结局具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将美国传统的疆域拓殖精神推广至实验医学研究领域，鼓励美国人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以推动美国实验医学的发展；其次在偏僻的湖区建立实验室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十八世纪美国人的西进运动，意在鼓励美国人继续向其他文明宣传美国实验医学，扩充疆域。故事的开放性结局则意味着美国实验医学的发展和美国疆域的扩展具有无穷尽的未来。

电影中阿罗史密斯在实验室做研究

二十世纪初，美国医学官员倾向于将新殖民地想象为现代性的医学实验室，例如当时美国的公共卫生署官员海塞、詹姆斯·勒罗伊就将美属殖民地菲律宾视为一个巨大的、具有种族问题的“实验室”。小说中圣休伯特岛作为“热带殖民地，为美国的医学活动提供了较为特别的机会和试验场地”（Colonial：7）。当得知圣休伯特岛上有鼠疫发生，麦格克研究所医学委员会、戈特利布博士和阿罗史密斯本人都异常兴奋，将其视为检验噬菌体价值的绝好机会。但由于英国殖民者的阻碍，圣休伯特岛作为实验室的计划并未成功。直到英奇卡普死后，阿罗史密斯才有机会借助圣斯维辛教区长官特怀福德的帮助实现将殖民地实验室化的计划：制定医学试验方案，选定医学试验目标，布置当地的公共卫生设施等等。整个教区都成为一个鲜活的实验室，难以区分实验室和社会的界限（see Colonial：114）。

安德森认为，在实现对殖民地的统治过程中，政府对殖民地人口的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比细菌学和寄生虫病等医学知识更为重要（see Colonial：71）。因此在实现美国殖民统治过程中，桑德利厄斯作为公共卫生学专家，发挥了比医学科学家阿罗史密斯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圣斯维辛教区成为阿罗史密斯的露天医学实验室之前，圣休伯特岛就已经成为了桑德利厄斯的公共卫生运动实验室。桑德利厄斯一到达该岛即帮助英奇卡普夺取了英国总督的权力，同时通过控制他而实际控制了整个圣休伯特岛：废除了英国人的公共卫生制度，建立了美国模式的制度；推行警察防疫制度，调用警察和其他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防控鼠疫；同时在凯里布村又派出军警和卫生小队，烧毁房屋，隔离患者，迁移村民。安德森认为，殖民地上的公共卫生管理就像医学科学家控制实验室里的空间一样（see Colonial：71）。整个圣休伯特岛成为了殖民者统治的宏观的实验室。

在殖民地上，殖民者开展的所有公共卫生行为都是“殖民者实现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种手段”（Colonial：2）。因此当桑德利厄斯控制了英奇卡普之时，他的身份其实已经从公共卫生专家转变为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管理者。小说中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皮克博博士具有与桑德利厄斯相同的性格和执政理念：强烈的控制欲、法西斯主义的狂热和政客们的犬儒主义气质。阿罗史密斯清楚地认识到桑德利厄斯只是另一个更具魅力和学识的皮克博而已，后者曾自喻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吉卜林，那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当皮克博成功的执政经验使他被任命为美国卫生部部长时，桑德利厄斯也通过在当地的公共卫生活动成功控制了美国的海外殖民地。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和国内、国外两条线索并列的情节构思反映出他潜意识中以美国国内管理模式殖民世界的全球美国化思想。

关于美国殖民时期的漫画

传教一直是西方殖民者借助十字架和《圣经》来和平征服世界的方式，在征服过程中传教士比军队能更好地安抚当地的居民（see Imperial：75）。自古牧师就被认为具有神学、哲学、科学和医学等各方面的公共基础知识，能够“执行满足人们医疗与精神需要的职责”[16]。因此传教士借助对当地居民的医学实践来传播福音，实现政治统治。这些人又被称为医学传教士，负担了治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职能。

在1880-1930年间欧洲帝国主义最具扩张性之时，西方医学成为帝国意识形态和殖民扩张活动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其中医学传道是传播帝国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医学传教士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最需要的人。[17] 医学构成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医生扮演了国家拓殖先驱、文明传播者的角色，美国总统麦金莱曾称传教士就是文明的先锋。圣休伯特岛上英格兰教派宣扬英国医学的文明使命，美国的艾拉·欣克利牧师则负责岛上圣兄弟会的传教任务，宣传基督教的医学信仰和美国的救世精神。医生传教活动的本质是殖民者工具性地控制肉体，以肉体痊愈为阶梯传播宗教信仰。[18] 传播西方宗教信仰永远是医学传教士们的终极使命，虽然艾拉·欣克利连同桑德利厄斯、利奥塔等殖民者都死于鼠疫，但他们只不过是西方殖民化“他者”过程中付出的微小代价。

环境决定论强调东方野蛮愚昧，需要西方医学的拯救。在小说中作者多次肯定美国人的救世主身份，称研究所所长塔布斯博士能“促使迷惘的人类走向健全而有理性的理想境界”（Arrowsmith：222），微生物学家戈特利布是“人类的大恩人”，阿罗史密斯是当地人的“救星”，上帝派来的使者，桑德利厄斯是上帝派来的战士等等。受当时帝国政府对热带医学的重视以及家庭背景的影响[19]，刘易斯塑造了理想的救世医生形象，旨在说明只有美国医学和医生才能拯救当地人。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医生是一门神圣的职业，被视为全能的“专家”和“管家”，在帝国的许多事务上掌握着大权，或负责行政管理，或规划城市建设，或被政府聘为军队顾问、外交家、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等。在殖民地上，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了军队。医学史家林德·杰姆森认为，“在帝国顶峰时期，医生变成了帝国事业的先驱和政治家”（Imperial：13）。在当时医生职业大受推崇的情况下，刘易斯更改了原定塑造劳工的写作计划，在1925年与德·克鲁夫共同创作了《阿罗史密斯》，塑造了三位伟大的美国医学科学家阿罗史密斯、戈特利布和桑德利厄斯，他们同时也是三名富有殖民野心的帝国主义者。

科学是一种高度的社会活动，“它并不是由个人或团体在孤立的环境下进行的，研究人员必须针对所处的知识背景，结合集体所追求的目的，通过从自然现实中所获得的信息来制造科学知识”[20]。因此在殖民主义背景下，小说主人公阿罗史密斯所从事的职业、工作性质以及兴趣爱好都与当时帝国中盛行的殖民医学相关。从14岁开始阿罗史密斯就跟随维克森医生学医，21岁时进入温尼麦克大学，受戈特利布的影响立志于热带疾病、细菌学研究。之后他在各地进行实验医学研究，在圣休伯特岛上成功地实践了殖民医学，治愈了西印度群岛上的鼠疫，帮助美国侵占了英国的殖民地。此后，他继续与特里合作研究奎宁衍生物。奎宁即金鸡纳霜，是防治热病尤其是疟疾的特效药，为热带地区的必需品，在帝国主义时代它被看做“是西方入侵和统治非西方的最好的帝国工具”（Imperial：10）。奎宁的存在证明了在圣休伯特岛鼠疫之后阿罗史密斯更大的殖民野心。此外，德·克鲁夫是阿罗史密斯的原型形象[21]，基于他而塑造的阿罗史密斯也必然具有类似的帝国医生的身份。

除了阿罗史密斯，桑德利厄斯博士也是一名狂热的殖民主义者，热衷于热带病研究，如黄热病、墨西哥海湾瘟疫、昏睡病、鼠疫等热带流行疾病，喜好举办灭鼠、灭蚤等大型公共卫生运动，曾发明了在当时很高效的灭鼠方法。他还考察过世界各殖民地，有着丰富的热带地区防疫经验和开阔的殖民视野，试图在纽约建立热带医学院。热带医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殖民主义发展的促因。桑德利厄斯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经历都证实了他的殖民主义者身份。

二十世纪初人们焚烧房屋阻止疫病的传播

细菌学是当时新发展起来的医学学科，在治疗热带疾病、实现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威廉·F.拜纳姆认为“它［细菌学］的发展强化了殖民化和疾病控制之间的紧密联系”[22]。小说中戈特利布是作者最欣赏的细菌学教授，他研究微生物学、细菌学和免疫学，享有巨大的国际声誉，是“人类的大恩人”（Arrowsmith：125）。“人类的恩人”之说透露出美国人统治世界的野心。戈特利布精湛的医学技术、渊博的医学知识和科学至上主义精神都大大地影响了阿罗史密斯作为殖民主义者的研究方向和人生经历。

在当时，美国的医学研究水平整体落后于英、法等殖民国家，小说中戈特利布缺乏人性地追求科学实验、美国医学家阿罗史密斯发现噬菌体并运用于西印度群岛的医学实践等情节[23]，都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在医学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焦虑和心理期待。刘易斯是一位社会小说家，他认为美国有追求尊严和个人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保留在美国西部人的拓殖精神中，正是这种英雄品质和传统创造了美国，但在二十世纪这种品质渐渐消失了[24]，因此他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殖民事业上具有开拓精神的英雄，阿罗史密斯、戈特利布和桑德利厄斯这三名医学科学家就成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者[25]，尤其是阿罗史密斯是“二十世纪美国的一位精神上的新英雄”[26]。三位理想人物的出现是刘易斯对美国人探险精神逐渐消失的反思。作为人类的拯救者，他们都有着渊博的知识、浓厚的人格魅力和不倦的科学研究精神，此外还有更深层的“父子”渊源：戈特利布和桑德利厄斯是阿罗史密斯的精神之父。故事的框架结构就是阿罗史密斯在两位精神父亲的指引下历经坎坷，继承了前辈的知识和观念、勇气、视野和拓殖精神，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有理想的、有科学责任心的新殖民主义者，最终完成了美国势力在西印度群岛上的殖民扩张。

帝国事业是个延绵不断的过程，作为戈特利布和桑德利厄斯的继承者，阿罗史密斯传承了殖民祖先的血液并延续给了后人。故事开篇讲述了第一代殖民主义者阿罗史密斯曾祖母的故事，并引用了她的话“我们要一直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Arrowsmith：1），凸显出早期拓殖者的开拓精神，证实了阿罗史密斯与殖民主义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暗示着阿罗史密斯的故事就是新时代殖民者的扩殖经历。阿罗史密斯的接班人则是他的儿子约翰·阿罗史密斯。作者刻意提醒说这个名字来自历史上美西战争中的一名水手，在一次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斗中，他勇敢地与五个凶悍的西班牙贵族同归于尽。美西战争是殖民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最终美国夺取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水手约翰·阿罗史密斯被公认为是维护帝国利益的民族英雄。作者对小孩的命名以及对历史人物的提醒暗示着阿罗史密斯家族与帝国殖民事业的联系以及无尽的未来。故事结尾阿罗史密斯修建了实验室，实验室故事的未完成性和继承人故事的未完成性都呼应了故事开始处曾祖母的故事，预示帝国事业无穷尽的延续性。

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漫画

在殖民时期，能否成功地控制殖民地上的传染病是评估一个殖民政府管理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作者借助美国在西印度群岛上成功地治疗鼠疫事件，批判当地英国殖民者的腐败和无能，暗示正是圣休伯特岛屿上的英国人造成了当地鼠疫的泛滥，从而宣扬美国是一个“从事于拯救世界、使之免遭不幸”的国家。刘易斯对英美殖民势力的褒贬反映出当时两国在西印度群岛上的激烈的殖民争夺斗争。

十九世纪末二十年代初，帝国主义处于全盛时期，欧美帝国竞相展开殖民扩张活动。在北方对南方的统一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新兴美帝国的实力在1894年从1860年的世界排名第四位跃到第一位。美西战争后，美国加强了对加拿大和中美洲的扩张。作者将故事发生点选在殖民帝国争霸的热点地区——西印度群岛，反映出当时美国的外交重点。西印度群岛是位于大西洋及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之间的众多小岛，自哥伦布发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西班牙、荷兰、英、法等国的殖民掠夺。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夺取了菲律宾以及西印度群岛部分岛屿。当地的种植业促进了美国国家经济的发展，为美帝国日后的大力扩张奠定了基础，到二十世纪初，美国进一步觊觎英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包括小说中的圣休伯特岛。小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殖民势力挤压英国殖民势力的历史。

疾病“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Imperial：8）。当地流行的鼠疫不仅为美国势力进入提供了借口，也扫除了当地人和英国殖民者的障碍。殖民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白人的男性气质决定着殖民地的安危，因此在小说中鼠疫被描述为损害英国人男性气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热带地区炎热、闷湿的气候、殖民地上过强的工作压力、殖民者过度的欲望和激烈的竞争都易使白人患上热带精神衰弱症(tropical neurasthenia)，造成白人精神、道德和生命力的退化，妨害白人的男性气质，影响殖民事业的发展（see Colonial：113-133）。小说中圣休伯特岛原是英国殖民地，英国白人受炎热气候的影响普遍患上了热带精神衰弱症：温斯伯利侯爵精神错乱，烧毁了自家的甘蔗田；加斯顿·洛波骄奢淫逸残暴，招致奴隶报复性杀害；英奇卡普精神崩溃，畏罪自杀。冰宫是岛上英国人群集的公共场合，流连于此的英国人被刻画为堕落的酒鬼、流浪汉，因为贫穷，狂饮着劣质的白酒，因为恐惧、焦虑、萎靡、思乡，冰宫弥漫着末日情怀，“贫穷、落魄的白人都是帝国失败的产物”（Colonial：133）。冰宫构成了殖民地上的“市场”意象，“市场”是污秽、混乱的代名词，意味着堕落与疾病，也预示着英殖民势力在圣休伯特岛上的穷途末路。与冰宫相对应的，是美国人阿罗史密斯创建的圣斯维辛医学实验室和桑德利厄斯创建的圣休伯特“实验室”，前者整洁、有序、现代化，后者充满朝气、乐观与激情，都完全不同于英国人在冰宫里呈现出来的面目。

早期殖民者在殖民地的酒会上推杯换盏

在小说中，作者正面塑造了美国人的形象：健康、朝气、勤奋，具有十足的男性气质。桑德利厄斯身材粗壮，狂热、大胆、智慧、实干，具有典型的殖民者品质。罗斯·麦格克个子高大，性格开朗，态度温和，出身卑微却崇尚自我奋斗，创立了麦格克公司。美国人优秀的精神品质和勤俭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免于神经衰弱症的侵袭，展现出硬朗、刚毅、支配性的男性气质。与此同时，作者对照性地贬低了英国白人殖民者，他们均表现出阴柔、脆弱的边缘性男性气质和衰朽的特征。同是公共卫生专家，相对于桑德利厄斯，英奇卡普身形消瘦，性情急躁、性格脆弱、缺乏主见；作为医学科学家，阿罗史密斯敬业、勤奋、富有爱心，而英国人斯托克斯则是充满野心的狡诈的英帝国叛徒，一直为敌对国美国卖力。英国总督费尔兰姆爵士的身份和地位等同于麦格克公司创始人麦格克先生，但相对于后者，费尔兰姆生活奢华，缺乏劳作，身躯笨拙，全身肮脏。安德森认为，奢侈、懒惰、过多地从事脑力活动、排斥体力劳动的生活习性最终会导致男性气质的缺失和“过度文明化”（Colonial：133）。费尔兰姆爵士正是英国人堕落生活方式的产物。此外作者还将这两个人的妻子进行了比较：麦格克的妻子是妇女界的女强人，总督的妻子却身材瘦小、有些神经质。在作者看来，西印度群岛上的热带殖民地是英国白人的坟墓，却是美国白人男性气质培养的试验地。男性气质的有无、优劣最终将决定殖民地竞争的胜负。不过安德森也认为，“进步时代的史学家把美国人对男性气质、边境、勤奋和大自然等的迷恋归因于19世纪末产生的男性气质危机”（Colonial：133），刘易斯对美国殖民者的夸大塑造也反映出他对美国男性气质衰落的危机感。

除了对英美两国白人的男性气质进行比较外，作者还直接描述了英帝国殖民者的混乱、腐败，叙述了美国殖民者管理工作的清廉和高效。在殖民帝国激烈竞争的时代，殖民地居民疾病的高传染率和致死率被看成是殖民管理失败的标志。英国人在圣休伯特岛上治疗疫病失败，导致鼠疫泛滥，众多人死亡，圣休伯特日益成为英国人的沉重负担和耻辱，也折射出当时英国政治的腐败：公共卫生制度漏洞百出，地方长官和总督之间以及议会之中矛盾纷起，自利心理严重，为阻止美国介入而隐瞒疫情，障碍美国人的治疗活动。在十九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控制当地的疾病会促进热带地区的殖民化，因此，美国人使用各种方式克服英殖民者的阻碍，治疗鼠疫，争夺殖民地：麦格克施压迫使英国人接受美国的医学介入；桑德利厄斯控制英奇卡普和圣休伯特岛，修改英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践踏英国法律，非法扣押英国人和他们的财物，组织大规模灭鼠活动，将圣斯维辛教区实验室化。这一切既是美国人防治鼠疫所必须采取的公共卫生行为，更是他们逐渐地、合理合法地削弱英国殖民势力的活动。殖民史家沙利文就认为，美国对鼠疫的控制意味着成功地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和对英国殖民权力的剥夺。[27]

“所有的医学都关注病人的身体，都属于殖民。”（Colonial：7）身体成为被殖民的场域。圣斯维辛教区的居民，包括总督及夫人都谦卑地排队等待接受美国医生的治疗，意味着英殖民者对美国医生和英国病人身份的承认，意味着他们开始放弃殖民地而主动接受美国人的殖民。福柯认为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微观权力，阿诺德也认为医学和疾病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小说中美国医生和英国病人的身份意味着两国实力强弱的转换，最终美国成功地控制了鼠疫，阿罗史密斯被当地黑人视为上帝的使者。美国人地位被重新认识宣告了英国殖民统治时代的结束，美国殖民统治时代的正式到来。据史书记载，美西战争后，美国人在古巴秉政正直，惩恶扬善，供食饥者，修复房屋，建立学校，赶走贼吏，疏通管道，消灭了黄热病的病虫源[28]，得到某些中美洲国家的认可。作者在小说中对美国殖民事业的正面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

电影中阿罗史密斯的扮演者罗纳德·考尔曼

西方医学主要通过殖民主义医生的医疗救治、医学传道士的医学传教、公共卫生人员对当地卫生系统的改造来介入热带地区医疗系统。阿诺德认为，西方医学在殖民地传播的目的有三：一是保护殖民地上欧洲人的健康；其次是延长当地人生命，改善当地人生活质量，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缺乏之间的内在矛盾；三是利用医学展示父母般的仁慈，以协调与殖民地居民的关系。因而殖民医学是帝国强化殖民统治的方式和手段，有助于欧洲殖民扩张。此外史学家巴萨拉补充了西方医学传播的第四个目的，即获取世界各地的科学数据，来修正西方科学，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科学传播的重点是植物学、动物学和地理学（see Imperial：10-17）。在小说中殖民医学的这些功利性表现得极为明显。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它显示了美国对周边小国家的仁慈。麦格克公司将鼠疫事件看成是得以扬名世界的大好机会，是“宣扬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利益的最好形式，也是打通亚洲向美国开放的方法”（Imperial：16）。对于殖民者特怀福德而言，治愈鼠疫就是为了减少劳动力的损失。对于阿罗史密斯和戈特利布来说，这是为美帝国医学科技发展获取数据的最好机会，可帮助美国人确定吞噬菌的价值，在帝国的热带医学竞赛中获得胜利，抢夺更多的殖民地。因此在圣休伯特岛上，阿罗史密斯会从始至终面临着是救命还是实验的艰难选择，在回国后也密切关注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总而言之，在西方殖民者看来，殖民医学只是西方勘测、贸易、征服和殖民过程中的一部分。

在十九世纪前，西方医学与东方医学同属传统医学。到十九世纪末，科技的发展使西方医学进入现代医学阶段，开始蔑视、嘲笑、抨击、毁灭过去的“传统”和其他医学体系中的宿命论、迷信。比如刘易斯就称当地救治疾病的宗教仪式为“淫秽歌曲”，站在西方医学现代性和上帝的高度来审视、批判当地愚昧的医学知识。这是以“成年”自居的西方医学和文明对“未成年”的非西方医学和文明所惯常使用的叙事方法，目的是突出当地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对立，阐明西方医学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必要性。

麦克劳德指出，“很明显，医学归属于文化，西方医学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西方医学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向海外传播，也是西方扩张的代理者”[29]。当时西印度群岛属于中美洲最后一个文明——阿兹台特文明，在小说中它是西方人想象的传统、野蛮和落后的文明，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尖锐的对立面。

当地的传统医学由巫术、宗教及经验知识构成：不信上帝，尊崇众神，认为是超自然的邪恶灵魂引发疾病，牧师、僧侣医生等可通过祷告、咒语、巫术等宗教仪式驱除邪恶灵魂，治愈疾病；人死能够复活，必须保留死者身体的完整而不能火化。对于这种当地文明，作者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摧毁，为传播现代西方文明扫清路障。凯里布村就是一个传统文明保持得最完整的地方，也被描述成疫情最严重之地。这种对等描述隐含着作者无意识的东方主义观点，越是传统的地方，就越容易引发鼠疫等疾病，也就越需要西方文明来拯救。当初英国人为了殖民者的利益在印度、非洲等地建立公共卫生部门，被夸耀为传播文明的行为，帮助当地人脱离疾病的灾难。在这种观念流行时，美国殖民者强行烧毁了凯里布村，将土著赶出棕榈叶盖的茅棚，赶进西方人设立的帐篷，强迫他们使用西方人的轻便火炉，接受尸体焚烧和医学注射。村落被烧毁象征了当地的传统文明被彻底摧毁，暴力是美国人传播自身文化的最好方式。作者曾以奚落的口吻谈及英国人防治鼠疫失败的原因：过分看重商业利益，过于怯弱、仁慈，缺乏果断、智慧的公共卫生专家。他借助英国殖民医生斯托克斯的话说：“英奇卡普和总督阁下这样胆小，甚至不肯将尸体火化——黑人当中存在着某种宗教偏见——巫术之类。”（Arrowsmith：284）相较于温和的英国人，作者明显地自豪于美国人坚决、彻底地毁灭当地文化、传播美国文化的行为，称传统文明的毁灭者就是上帝不受绳墨的战士，是世界上工作最出色的人。

反映美国殖民菲律宾的漫画，1901

《阿罗史密斯》的故事情节没有脱离青少年经受磨砺然后逐渐成长、成熟的成长小说结构。刘易斯以美国在中美洲进行的殖民医学实践为例，宣扬了其潜在的殖民主义思想。表面上，他塑造了一个在道德上无可非议、摆脱了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理想医生形象，但实质上这位医生也是一名践行殖民医学的帝国侵略者。萨义德认为，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记者，在面对帝国殖民地问题时就显得不那么进步了。因此，尽管刘易斯被认为是一位进步作家，但在帝国意识形态上，他是一位潜意识里主张殖民扩张的帝国主义作家。

[1] 详见李尚仁主编《帝国与现代医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导言第1页。

[2] 详见《方兴未艾的殖民医学史研究》，载《光明日报》2012年2月23号，第11版。

[3] See Roy MacLeod, "Introduction" , in Osiris, 15(2000), p. 13.

[4] See David Arnol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 See David Arnold, 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Oxford: Blackwell, 1996, pp.141-142.

[6] 详见李尚仁《欧洲扩张与生态决定论：大卫·阿诺论环境史》，载《当代》(台湾)2001年第170期，第18-29页。

[7] Sinclair Lewis,  Arrowsmith,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INC, 1925, p.38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8] See Mark Nathan Cohen, Health and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8.

[9] See David Arnold, 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46, p.6.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0] 详见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中国环境出版社，2010年。

[11]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96-297页。

[12] 威廉·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曹珍芬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13] See Warwick Anderson, Colonial Pathologies: American Tropical Medicine, Race, and Hygiene in the Philippin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17.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4] See Charles E. Rosenberg, Modern Critical Views: Sinclair Lewis, Harold Bloom, ed. ,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p.45.

[15] See Li Shang-Jen, "Medicine, Imperialism and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 i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54(2004).

[16] 洛伊兹·玛格纳《医学史》，刘学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0页

[17] See Walter R. Lambuth, Medical Mission: Twofold Task, New York,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1920, pp. 42-43.

[18] 详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19] 刘易斯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当时有名望的医生。

[20] Stenven Shap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 s" , in History of Science, 20(1982), p.196.

[21] See James M. Hutchisson, The Rise of Sinclair Lewis, 1920-1930,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7.

[22] 威廉·F. 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第182页。

[23] 事实上噬菌体是在1907年和1909年分别由英国人Frederick Twort和加拿大人D. Herelle各自独立发现的。小说中阿罗史密斯发现吞噬菌的情节是作者的虚构。

[24] See Charles E. Rosenberg, Modern Critical Views: Sinclair Lewis, p. 42.

[25] See Mark Schorer, Sinclair Lew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1, p. 17.

[26] Charles E. Rosenberg, Modern Critical Views: Sinclair Lewis, p. 41.

[27] See Rodney Sullivan, Cholera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hilippines, 1899-1903, in Roy Macleod and Milton Lewis, eds. , 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 Routiedge Press, 1988, pp. 285-286.

[28] 详见J. H. 帕里，P. M. 舍洛克《西印度群岛简史》，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38页。

[29] Roy MacLeod and Lewis Milton,eds. , 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 p. 2.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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