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美国女作家群像

在美国文学史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女作家们创作的大量颇受时人欢迎的作品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却被评论家弃置不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崛起，这些作品重新引起评论家们的关注，并引发重构美国文学经典的热烈讨论。到目前为止，文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的“文艺复兴”不仅包括爱默生、梭罗、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还包括苏珊·沃纳、玛利亚·卡明斯、范妮·费恩等女性作家。[1]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女作家创作的作品无论数量、创作形式还是销售量都创造了美国文学史上的壮观景象。霍桑著名的怨言“美国现在完全被一群涂鸦的女人占据了”[2]，或许反证了“涂鸦女人” 的成功。借助家庭崇拜的社会风尚，通过塑造道德高尚的典范女性形象，女性作家在美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期，在狭小的室内空间找到了精神和经济独立的新方式并获得政治表达的有效途径。家庭小说不仅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倾向，而且折射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在社会转型期对社会道德价值产生巩固、建构和修正的影响力。

霍桑有关“涂鸦女人”的怨言

家庭小说在英美文学中是一个经常被使用但很少被严格界定的术语，它常与感伤主义小说或女性小说相混用，海伦·帕帕西韦里在《幸福结局：美国家庭小说研究》[3]中将十九世纪美国家庭小说宽泛地概括为：在感伤主义文学传统中由女性作者写给女性读者的小说。家庭小说在美国的兴起与“家庭崇拜”的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家庭崇拜”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盛行的思想意识形态，最早源于美国独立革命战争时期的共和母权思想。十八世纪末美国教育家朱迪斯·摩雷（Judith Murray）和本杰明·鲁什（Benjamin Rush）在启蒙思想基础上提出，作为母亲的妇女对共和国的命运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母亲教给儿子的种种价值观会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因为他们长大后将领导这个国家。摩雷和鲁什竭力宣扬在共和国的道德建设上男人和女人能做出同样的贡献，企图以此将女性囊括到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业中去。[4] 共和国进入建设轨道后，工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在外忙碌的男人疏于践行先辈们的宗教价值，把道德重任托付给家中的女人。而“真女人”必须具备“虔诚、纯洁、顺从、爱家”[5]四大美德。十九世纪早期的作家们不断地把女性描绘成社会美德的唯一代表者，给男性标上天生好斗、耽于声色、不敬神灵的特征。与此同时，大量的布道、报纸文章、论文的作者们开始提出关于女性影响力的种种理论：如女性是美德的化身，作为母亲、女儿、姐妹、妻子的女性要成为家中男性的道德榜样，通过影响、控制男性，女性将控制社会；女性不能介入男性的领地，不能参政，不能使用暴力；家是女性的“领地”[6]等等。在强大的家庭崇拜和女性崇拜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女性的社会角色和行动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遵循社会规范是绝大多数女性的选择。

美国独立革命战争时期的家庭画像

美国社会在1820—186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结构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使美国人有更多的金钱和时间消遣娱乐，小说成为当时主要的娱乐形式。中产阶级女性不再终日被家务缠身，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阅读小说，而自十八世纪以来小说就借女性教育之名来吸引女性读者。在家庭崇拜和女性崇拜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家庭小说蔚然成风。美国的家庭小说是英国感伤主义小说的直接继承者。十八世纪末美国作家威廉·布朗的《同情的力量》、苏珊娜·罗森的《夏洛特·坦普尔》、汉娜·福斯特的《风流女子》都是由于过度依赖英国小说家理查生的小说情节和人物模式，并伴有明显的色情描写，而在清教传统的美国没有赢得太多的好感。[7]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库柏创作的历史小说改变了美国清教徒对小说的看法[8]，小说创作开始繁荣。凯瑟林·塞齐威克的《新英格兰故事》以“道德故事”[9]为名，采用感伤主义小说的女性教育话语，描绘12岁失去父母的简·爱尔顿在缺乏温情的姑妈家的成长故事。简·爱尔顿不再像感伤主义小说中的女性那样软弱无知，尽管遭受冷眼和委屈，她依然保持自尊、自强、宽容、感恩的心态，聪明好学的她当上教师而自立，并以女性美德赢得幸福婚姻。随着三十至四十年代家庭崇拜和女性崇拜意识形态的深入，简·爱尔顿式的典范女性的成长故事成为五十年代美国女性作家创作的主题。苏珊·沃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1850）被认为是美国家庭小说的范式，因小说背景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室内空间并宣扬女性美德而得名。继苏珊·沃纳之后美国图书市场涌现出一大批女作家创作的家庭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卡明斯的《灯夫》、范妮·费恩的《鲁丝·霍尔》、索斯沃斯夫人的《隐匿的手》、奥古斯塔·威尔逊的《圣埃尔莫》、路易莎·奥尔科特的《小妇人》等都和《广阔、广阔的世界》一样创造了惊人的销售量，其中《汤姆叔叔的小屋》更是雄踞十九世纪图书销量榜首。

美国家庭小说曾因带有感伤主义的标签而遭到贬低，其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曾被忽视。随着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转移，特别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姚斯的接受美学和新历史文化批评的影响为重新评价家庭小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10] 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语境中，拥有众多女性读者和作者的家庭小说的兴盛反映出在价值体系发生变化、道德信仰逐步失落时，社会对女性的道德力量的期盼。而在强大的父权社会，女性借助家庭小说也显示了自己的创作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

《新英格兰故事》封面图

家庭小说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借助家庭崇拜的社会风尚，塑造道德高尚的女性形象，迎合社会意识形态倾向而获得认可。苏珊·沃纳以伊丽莎白·卫塞里尔（Elizabeth Wetherell）之名发表的《广阔、广阔的世界》以细腻感伤的笔触描绘因家境变故而被抛入广阔世界的小女孩埃伦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学会安身立命的成长故事。作品以十岁的埃伦·蒙格麦里即将与父母别离开篇，埃伦的父亲是船长，刚输了官司，家庭经济骤然陷入困顿，埃伦母亲又身患重病，父亲决定接受政府的差使携妻子到欧洲去疗养，而把埃伦托付给从未谋面的姑姑。埃伦到了乡下的姑姑家后，与姑姑发生诸多矛盾冲突，幸运的是埃伦遇到了爱丽丝·韩福雷。在爱丽丝和其弟约翰的教育指导下，埃伦迅速成长为知书达理、聪明能干的典范少女。三四年后埃伦得知已故的父母将自己托付给在苏格兰的舅舅，便遵从父母的意愿离开熟悉的生活来到苏格兰。在富有、专横的舅舅家，埃伦以更加成熟坚定的方式，既维护了亲情又保持了自我精神的独立，三四年后终于回到美国和心爱的约翰在一起。作品以《圣经》教诲为训，宣扬感恩、顺从、谦卑、自控、宽容、仁爱、牺牲等女性美德，肯定广阔世界中“家” 的收容力与亲和力，强调维护家庭和谐的重要性。作品的力量在于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所谓“真女人”埃伦的美德形成和塑造的过程，以及其美德所产生的家庭和社会道德影响力。小说出版两年内就印行13版，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成为当时仅次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最畅销小说。

《广阔、广阔的世界》埃伦与爱丽丝·韩福雷

《广阔、广阔的世界》的成功似乎是非常偶然的，因为该书在出版前曾遭到几家出版社的拒绝。但是书出版后在读者群中的热烈反响是值得思考的。作品的成功在于它的情感力量，而打动读者的情感力量绝非一个小女孩在遭受生活琐事的挫折时流下几行眼泪就能达到的。埃伦流过的“245次眼泪”[11]背后传达的是由来自不同民族、地域、家庭背景的移民组成的新共和国的民众对家庭概念不断深化的理解和心理感受的过程。失去了家庭的埃伦在广阔世界中找到的一座接受了她的住宅给她带来的安全感，这在经历过移民、现代经济危机、面临资本主义威胁的美国中产阶级心中引起共鸣。作者不厌其烦地细细描写埃伦生活和接触过的众多“家” 的布局和摆设，且不说温柔可亲的爱丽丝的家是如何素雅宜人，也别提独立豁达的瓦斯夫人在山顶的寒舍是如何洁净明亮，就说埃伦严厉精明、不苟言笑的姑姑家的厨房就足以让读者原谅姑姑对埃伦的冰冷言语了。“那是个宽敞、令人愉悦的厨房。旺火在巨大的壁炉里燃烧；白色的四壁和天花板被火光映成黄色。蜡烛不需要了，而且也真没有。晚餐已经摆好，雪白的台布和锃亮的家具，看上去确实十分舒适。”[12] 这一切都归功于女主人对自己的家倾入的全部精力和情感。

这个天堂首先是个具体的场所，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然后是心灵的归属地。除了埃伦的姑姑和舅舅家外，埃伦还常做客于布郎特夫人、瓦斯夫人、玛什曼夫人等人的家，但埃伦内心认同的是爱丽丝·韩福雷家，因此沃纳笔下的家不是生物或法律界定的关系，而是一种选择。埃伦的选择出于对母爱的渴望，自幼失去母亲的爱丽丝赋予埃伦母亲般的爱、关注和教育。牧师家庭出身的爱丽丝以《圣经》为本对埃伦进行道德教育，这是1840年宗教复兴以来美国社会选择的对抗道德滑坡的主要方法，也是作品针对埃伦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不快和挫折而进行的。如在埃伦和姑姑的矛盾中，姑姑私拆了埃伦母亲的信固然不对，但埃伦大发脾气，从家里跑出来，只能加剧矛盾，因此埃伦首先应该向姑姑道歉、认错。爱丽丝引领埃伦从《圣经》获得反省、自律的力量。经过内心的挣扎埃伦终于战胜自我，逐步走上自我完善之途：埃伦曾勇敢地骑马到遥远陌生的镇上为摔断腿的凡·布朗特找医生；在爱丽丝患病身亡后代替她照顾年迈伤心的父亲，并接替爱丽丝周日的慈善教学等。当然在埃伦自我完善的道路上，她也会出现反复和倒退。

除了道德教育外，爱丽丝还教埃伦学习操持家务，学习英语、法语，并请更胜任教育的约翰负责教授埃伦历史、算术、自然、绘画、骑马等各种知识技能。对于女性全方位教育的重视是十九世纪家庭崇拜和女性影响力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而历史知识被认为是塑造美国民族身份的要素，埃伦的民族认同感离不开她所阅读的《华盛顿传》。作为埃伦的精神母亲，爱丽丝无疑为众多母亲读者提供了具体而实际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和经验。沃纳对母亲、家庭、国家相互关系具体而深刻的诠释得到美国民众的认可，阅读《广阔、广阔的世界》成为当时“社会身份的标志”[13]。

《广阔、广阔的世界》的埃伦

《广阔、广阔的世界》之后的家庭小说基本都沿用了类似的人物、主题、结构，也获得了相同的读者效应。这种文化现象说明十九世纪的读者和作者对家庭和母亲两个概念所代表的宽广而深远的含义达成共识，并以一再重申和相互呼应的方式巩固和强化着它们所代表的价值理念。玛利亚·卡明斯的小说《灯夫》（1854）进一步诠释了“家”在美国文化中的温情含义。因收养人的病故，格蒂多次失去收养她的家庭，但每次都有新的家庭向格蒂伸出欢迎之手，“他们的热情和诚恳令人难以拒绝”[14]，而格蒂也是因为自己的美好品行才赢得了大家的欢迎。

尽管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家庭小说的艺术价值曾被贬为“低级小说”[15]，但是小说中宣扬的女性美德，如爱心、宽容、自控、自立、自尊、谦虚、献身精神等从来没有被质疑过，并且这些美德不仅仅是基督女性应该具有的美德，而是人类应有的美德。由女主角及其精神母亲代表的美德不仅是美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期物欲膨胀、道德风尚下滑时主流社会力挽的道德标的，而且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女性身上体现出的社会道德现实。家庭小说中宣扬的女性美德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共同尊重的核心价值，无论社会如何变化，这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容遭到质疑和否定，因此家庭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对传统价值的传承和巩固作用。

“家庭崇拜”似乎把家庭和女性的位置提到显著的高度，但是美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却极不稳定，家庭实际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十九世纪上半叶五十年间，美国分别在1817、1837、1857年经历了三 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一夜之间，富有的家庭就变得一贫如洗，而贫穷的家庭则突然暴富起来。妮娜·贝姆对美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变化提出的下列问题极为犀利：当家庭的根基已经动摇时，女性们将如何灌输家庭美德?在拥挤的城市里，家还能被维护得像天堂一样?当家里的东西样样都是买来的，家还能逃避商业价值和经济压力吗?如果家庭帮手都是从穷人和移民那里抽来的，家还能把政治封锁在外吗?[16] 女作家从莉迪亚·蔡尔德、苏珊·沃纳，到斯托夫人等都是在家庭经济压力下以笔求生的，但是她们对自己通过写作获得的经济能力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对此安·伍德推测“女作者无意识中可能认定她们通过传统‘女性’外表的掩护，可以更成功，经济更自主。” [17]

范妮·费恩(萨拉·培森·威利斯的笔名)是众多女性作家中最坦率地说出自己写作为挣钱养孩子的一个，她的《鲁丝·霍尔》（1855）是被霍桑咒骂的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一个例外。霍桑写信给他的出版商说：“我一直在读《鲁丝·霍尔》，我必须说，我相当喜欢。”[18]《鲁丝·霍尔》是范妮·费恩的第一部小说，是与《广阔、广阔的世界》及《灯夫》迥然有别的一部小说。小说对家庭小说有戏仿也有继承和呼应，说明作者对家庭小说、家庭崇拜和现代经济社会的认识高出一般女作家和读者，其讽刺笔力在家庭小说中实属罕见，其跳跃性的场景化描写绝不同沃纳和卡明斯的娓娓道来，其对华丽的感伤语言的驾驭和戏仿对应的是沃纳和卡明斯刻意朴实的文字。小说也不再是孤女成长为典范女性的故事，而是已经具备各种女性美德但没有经济能力的寡母如何在冷酷的经济社会为孤儿提供温暖的家的故事。

《鲁斯·霍尔》，范妮·费恩著

《鲁丝·霍尔》这部半自传体小说所披露的作家成名背后的艰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众多美国女作家的相似经历。小说刻画了鲁丝的写作以及杂志文章结集出版的过程并以书信体形式展示了读者的反映，但没有直接触及她写作的内容。通过小说中的读者来信我们推测鲁丝所写的内容与沃纳、卡明斯等的小说内容类似，她的文章一定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对生活磨难、困顿、痛苦的理解，对善恶的理性判断和坚定、勇敢、仁爱、温柔等社会期盼的女性美德的赞美，这样她才能赢得无数读者和沃尔特先生的高薪特聘。也因此《鲁丝·霍尔》与沃纳、卡明斯等作者的作品就构成互文关系，体现出女作家之间的共识、默契和欣赏，起到对家庭小说推波助澜的作用。

小说没有对女性美德提出质疑，但却提出女性美德在以金钱名利为重的社会是否还能得到认可，现代社会的小家庭是否还能为穷人慷慨地打开收容之门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使得沃纳和卡明斯的小说显出过于理想化，她们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认同高尚的道德，这是树立典范人物和“恶人”改悔的前提，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分化，现代经济社会里的人际关系也更加复杂，母爱、家庭这些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面临新的社会现实的挑战，费恩对此做出有力的回应：女性的经济独立是现代社会无法否认的权利，伟大的母爱在经济支持下才有现实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鲁丝·霍尔》为家庭小说的产生、成功、兴盛做了必要的注释，更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价值体系变化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在生活中遭受的种种挫折驱使她们拿起笔去表达自我。尽管很多女性都像斯托夫人那样借助“上帝授命” 之说来掩盖自我表达的感情需求，但是范妮·费恩的写作真诚地表达了寻求经济和精神独立女性的心路历程。写作是女性抵制被社会和性别角色囚禁的方式，是揭露和斥责冷酷、虚伪社会的武器。一个多世纪后海伦·西苏的女性写作宣言再次回应了范妮·费恩的心声。

范妮·费恩像

家庭崇拜和女性崇拜竭力消除女性的政治权利，但是家庭小说却直接、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现代社会转型期深刻的社会变化——女权主义和废奴主义的兴起与高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肖瓦特指出在美国“女性写作和女权运动总是强有力地联结在一起的。美国女性写作的第一次大浪潮与1848年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第一次女权运动刚好巧合”[21]。埃蒙斯断言美国“女性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不会在女权政治参与消退或不存在时兴盛”[22]。家庭崇拜自身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使之与女权思想形成双向互动：在反对女权思想的同时又促进了女权思想的发展。

家庭小说中女性的顺从和被动可能引起现代女性的反对，在强大的父权社会和意识形态导向影响下，这种顺从和被动隐含着颠覆的力量。伊丽莎白·杜鲁贝认为埃伦以阅读《圣经》的方式阅读《华盛顿传》，将自己和乔治·华盛顿相认同，从而获得作品人物要求自由的反抗精神。[23]如此，家庭小说的作者和塑造的人物便对美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构建起到巩固和动摇的双重作用，是道德信仰和意识形态之间张力的体现，这种张力推动着社会价值观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是家庭崇拜、感伤主义和废奴情绪高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杰出产物。废奴运动中有很多杰出的男性演说家和领袖人物，充分利用社会赋予的公共话语权，为废除奴隶制奔走呼告。而深受社会意识形态限制，只能蜗居家中、没有公共政治话语权的斯托夫人却借助家庭崇拜和女性影响力通过一本描写家庭琐事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打破了家庭与政治无关的神话，揭露了美国国家政治理想和个人价值之间的矛盾，展示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和黑奴改变世界的力量，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1848年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的第一次女权运动

在家庭私有场所的遮蔽和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之下，黑奴的悲惨遭遇在这个号称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家无法得到正义伸张。《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很多白人男性对奴隶制的罪恶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公共领域却不能有任何作为，因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与奴隶制合作的原则。而没有政治权、财产权、话语权的白人女性却勇敢地站出来，表达最强烈的抗议。小说第9章“参议员也是人”通过伯德太太之口揭露了法案的“残酷”、“可耻、恶毒、可恶”，表达了要“破坏它”[24]的决心，此精神与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不谋而合。非暴力不合作还有颠覆性的力量。斯托夫人拒绝用任何暴力来消除罪恶。当凯茜让汤姆杀死雷格里时，汤姆拒绝了，斯托夫人相信借助女性影响力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女性影响力不是暴风骤雨，而是和风细雨：缓慢、坚定而有渗透力，其中的魔力是母爱。凯茜战胜雷格里的智慧来自对爱弥琳的母爱，奥菲利亚改变托普西的关键也在于以母爱相待。汤姆的死亡蕴含着作者对废除奴隶制更高的期望：人心的改变。母爱使周围包括雷格里的黑人帮凶三宝和昆宝得到感化。简·汤普金斯指出斯托夫人不反对通过法律或政治组织等措施废除奴隶制，但是只靠措施本身是无用的，因为“产生奴隶制的道德条件将会继续生效。”[25] 只有道德条件得到彻底改变，奴隶制才能彻底消除。斯托夫人将希望寄托在深受典范母亲影响的乔治·谢尔比身上，他对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的理解超越了父辈，是修正父辈价值观中盲点和错误的行动力量。

在强大的父权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女性作家通过书写，表达了她们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复杂的美学、道德、经济、政治态度和对应策略。女性作家的家庭小说生动记录了美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道德价值的建构，以复杂的文本形式展示了道德信仰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推动美国社会核心价值如自立、平等、民主、正义的不断完善。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插图

[1] Michael Davitt Bell, “Conditions of Literary Vocation”,  in Sacvan Berco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1.2（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5）74 - 77.

[2] Carolin Ticknor, Hawthorne and His Publisher（Boston: Houshton Mifflin Company,1913）141.

[3] Helen Waite Papashvily, All the  Happy Endings: A stady of the Domestic Novel in America, the Women Who Wrote It, the Women Who Read I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1956）.

[4] Lora Romero, “Domesticity and Fiction”,  in Emory Elliott,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NewYork: Columbia UP, 1991）115 - 116.

[5] Barbara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 - 1860”,  in American Quarterly, 2（1966）151 - 174.

[6] Linda K.Kerber, “Separate Spheres, Female Worlds, Woman’s Place: The Rhetoric of Women’s History”,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1988）9 - 39.

[7] Jefrey Rubin-Dorsky, “The Early American Novel”, 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15 - 19.

[8] 卢敏《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小说类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9] Catharine Maria Sedgwick, A New England Tale（New York: E.Bliss＆E.White, 1822）vii.

[10] 相关论述见Susan K.Harri, 19th-CenturyAmericanWomen'sNovels: Interpretive Strategies（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0）以及Elaine Showalter, “American Gynocriticism”,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1993）111 - 128。

[11] Fred Lewis Pattee, The Feminine Fifties（New York: D .Appleton - Century, 1940）57.

[12] Susan Warner, The Wide, Wide World（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892）99.

[13] Sara E.Quay, “Homesickness in Susan Warner's The Wide.Wide World”, in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1（1999）53.

[14] Maria S.Cummins, The lamplighter（Boston: John P.Jewett＆Company, 1854）221.

[15] Henry Nash Smith, “The Scribbling Women and the Cosmic Success Story”, in Critical lnquiry,  1（1974）50.

[16] Nina Baym, “The Rise of the Woman Author”, in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New York: Columbia UP, 1988）291.

[17] Ann D.Wood, “The ‘Scribbling Women’ and Fanny Fern: Why Women Wrote”, in American Quarterly, 1（1971）12.

[18] Carolin Ticknor, Hawthorne and His Publisher, 142 - 143.

[19] Fanny Fem, Ruth Hall（New York: Mason Brothers, 1855）241.

[20] Fanny Fem, Ruth Hall, 333.

[21] Elaine Showalter, “American Gynocriticism”,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1993）112.

[22] 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Oxford UP, 1991）vii.

[23] Elizabeth Fekete Tmbey, “Imagined Revolution: The Female Reader and The Wide,Wide World ”, in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2（2001）57 - 74.

[24] Harriet Beecher Stowe, Uncle Tom’s Cabin, in Elizabeth Ammons, ed.（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69.

[25] Jane Tompkins,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1790 - 1860（New York: Oxford UP, 1985）133.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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