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明信在评述当下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系列文章与讲座中，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后现代文化放逐历史、抹杀传统、用影像化的现实取代“真实历史”的“文化人格”。而后现代文化工业的“怀旧”模式在他看来正是这样一种“历史遗忘症”的绝佳范例。“那种深深的怀旧的个人情绪在后现代主义中完全转变成一种新的永远是现在时的异常欣快和精神分裂的生活”。[1]

似乎是为了印证詹明信的批判理论，西方社会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股“维多利亚时代热”。这股热潮蔓延至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改编自爱·摩·福斯特，简·奥斯丁及亨利·詹姆斯小说的文学电影获得了商业与批评的双重成功；企鹅通俗经典出版社再版的维多利亚小说大受青睐；甚至在室内装饰、家具设计、时尚杂志等消费文化圈，维多利亚特色的审美风格也受到追捧。[2]

具有维多利亚特色的室内装修

与此同时，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出现了一股被评论家们称之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热潮。当然，“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兴起是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英国历史小说复兴的大背景分不开的。[3] 这些小说形式迥异，题材丰富，几乎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尼安德特人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从中世纪僧侣到十九世纪科学家，从复辟王朝的纨绔子到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斗士”[4]都在作家的笔下获得了新生。A. S. 拜厄特在《论历史与故事》一书中回顾了英国十九世纪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简评了沃尔特·司各特的《罗布·罗依》，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以及乔治·艾略特的《罗慕拉》等作品。她又比较了二十世纪的父辈作家亨利·格林·伊夫林·沃，安东尼·鲍威尔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朱力安·巴恩斯，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彼得·艾克罗伊德及马丁·艾米斯等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的不同视角。书中重点分析了斯威夫特的《洼地》，艾克罗伊德的《查特顿》及《霍克斯莫尔》——这类作品因其对历史的叙述始终被一种自我指涉和自我反诘的后现代意识所统摄，而被批评家们称为“新历史小说”，或如琳达·哈钦所说的“历史编撰体元小说”（historiographical metafiction），其中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描述对象或时代背景的则被称为“新维多利亚小说”。[5] 拜厄特的《占有》、《天使与昆虫》、《传记家的故事》、斯威夫特的《从此以后》、艾克罗伊德的《查特顿》以及约翰·福尔斯创作于六十年代末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都可归入此列。

A. S. 拜厄特

萨莉·沙特尔沃斯等评论家在此基础上又将“新维多利亚小说”进一步划分为三种亚型。第一类是以女权主义、后殖民等新视角对十九世纪某部特定作品的改写或重写，如吉恩·瑞斯的《辽阔的藻海》。这类作品试图重新打开经典文学文本中被封存的历史空间，重新将“声音”赋予那些在历史上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另一类则模仿维多利亚风格讲述虚构的十九世纪故事，但同时通过戏拟和互文等手段对维多利亚文化主题进行反思性再现，如《法国中尉的女人》。第三类以《占有》和《从此以后》为代表，在叙述中构筑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时空，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与对当下生存经验的复杂化观照相互交融。[6] 当然，也有评论者认为这样的划分过于机械，建议采用一种超越传统与现代两分法的更具包容性的批评视角。[7] 评论者对于分类标准的不同看法，源于各自论述主题的差异，但关于“新维多利亚小说”的论述有一点共识，即它们都提出并尝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如何了解过去？我们试图从维多利亚文化中获取什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认识如何受制于、同时又影响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下的历史认知与阐释模式？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维多利亚时代成为后现代历史想象的聚焦点？这种想象本身以及想象的方式又折射出当代文化的哪些特征？詹金斯和约翰在其评论集中指出，随着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2001年）的临近，这股“维多利亚热”愈演愈烈，但是仅仅将其归因于商业动机与成功的市场运作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历史复归”现象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文化、政治及心理因素。[8] 库奇和莎多夫在总结了上述文化“复归”现象后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他们认为，在大众文化和艺术领域出现的这股热潮，其实是与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学院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的。从文化批评先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开始，继而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再到诸多从不同角度“重写”历史的晚近理论流派，维多利亚时代一直是各种类型历史思考所关注的对象。后现代文化借助经济、政治、性科学、人种学、医学等不同话语形式对维多利亚文化的各个层面展开重新阐释和批评。[9]

许多批评家指出，工业革命，议会改革，识字率的提高，国家法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演变，使这一时期成为现代社会的开端（其实，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普及革命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到世纪中叶，社会变革与各种新兴的文化现象不但令精英知识分子卷入激烈的思想交锋，大众文化领域也由于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廉价期刊和图书市场的繁荣而出现了一场文化普及革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及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而成为各种辩论的主题。库奇与莎多夫认为马修·阿诺德对文化广义的界定正是现代文化批评的起始点。[10]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交响”为后现代提供了丰富的话语与图像资源。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这样一种时代划分的方式能否涵盖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的社会现实及其精神风貌？

在传统叙述或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事”中，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一个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宗教观大行其道、保守、压抑、勤勉、节制、严肃而又狭隘的社会。然而，经过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对维多利亚文化的改写或重写，这种叙述的权威性遭到了质疑。福柯的“性压抑假说”，使我们看到维多利亚性文化压抑的表象之下性话语的喧哗；在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库柏、伊莱娜·肖瓦尔特、伊瑟贝尔·阿姆斯特朗等人的著述中，我们看到女权主义颠覆男性霸权话语、重建女性身份与传统的努力，认识到“屋子里的天使”与“阁楼上的疯女人”（或堕落的娼妓）等对立的角色类型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让·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使我们看到了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背后另一张“物化”的面孔。[11] 而在《重新思考维多利亚文化》、《重读维多利亚小说》等著作中，批评家们探讨了维多利亚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可被看作含有现代性的根；他们指出，被视为后现代文化特征的种种现象，诸如消费文化、性科学、同性恋文化、高雅与通俗文化的融合等，其实都可以在维多利亚时期找到其根源。至于围绕这些理论，针对特定的文化现象或具体的作家、作品所展开的再批评或再思考，则更是不计其数。1996年在利物浦大学召开了“维多利亚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专题研讨会。与会者就维多利亚研究与现代性、广义的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展开多角度讨论并将论文结集出版。[12] 伦敦大学教授阿姆斯特朗在论述十九世纪诗歌及主体性政治的文章中，列数了将“维多利亚”一词作为历史分期标签的种种弊病。她认为这一表述性质的形容词将一个复杂多变，充满文化多元性的历史时期单一化、简约化和神话化了；它鼓励人们去寻找所谓“具有代表性的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从而在人们的认识中形成一种错误的“大一统”式的先人之见。[13] 文化批评家约翰·卢卡斯也认为，我们对“维多利亚的”与“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等词汇的使用过于频繁，而且使用的方式“从历史角度看值得怀疑，在年代上难以界定，思考上引起混乱，意识形态上无法让人接受。”[14]

“维多利亚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专题研讨会论文集

事实上，正如詹明信所言，“历史分期”这一概念本身早已受到广泛质疑，“论者在提出历史分期的假设时，往往会为求同而去异，结果把活生生的历史时刻简化为庞大的论述同一体。”[15] 在很多人看来，“文化阶段划分便意味着在某个特指阶段中的大规模联姻同质关系，抑或一致性。”[16] 对此，詹明信借鉴雷蒙·威廉姆斯的文化主导因素论，主张通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征（当然，他在论述中主要探讨的是“后现代”这一至今尚无定论的历史文化阶段）。他认为“只有透过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我们才可以把一连串非主导的、从属的、有异于主流的文化面貌聚合起来，从而在一个更能兼容并收的架构里讨论问题。”[17] 然而，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利奥塔曾声讨的属于日耳曼思辨传统的“同一性”思想。[18] 其实，时代分期的观念基于一种对于时代精神的构想，而时代精神（Zeitgeist）正是源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强调先验理念的德国哲学传统。按照这种观念，一个时代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各个孤立的事件与各种不同的信仰与动机背后，都有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决定并赋予其意义，也就是说，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只有在一个整体框架内才能被解释与说明。麦高恩指出，正是维多利亚时代一批深受德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将这一传统带入英国，例如穆勒、卡莱尔、罗斯金、阿诺德、乔治·艾略特、莫里斯等。[19] 穆勒在《时代精神》一文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寻找时代精神就是维多利亚社会的时代精神。他写道，“‘时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新词。我相信在50年前的任何一部作品中都找不到它的影子。将一个人所处的时代与先前的时代或有关未来时代的构想相互比较，这样一种观念曾经吸引过哲学家的注意，但它从未成为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主导思想。”[20] 在A.S.拜厄特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种时代精神在（十九世纪）人物身上的具体表现。《占有》一书中，诗人艾什对自然科学的热情，对历史与神话关系的思索，对基督教与异教传统异同的比较，拉摩特对女性传统的追溯，其宗教热诚与对通灵术的迷恋，无不体现了这样一种试图解释自我，阐释世界，寻求所处时代内在精神实质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

然而，拜厄特同时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了对“时代精神”这一观念本身的反思与评价。作为一名谙熟各种后现代理论的学者型小说家，拜厄特清楚地知道，意识形态，时代精神乃至主体性观念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和语言的建构；所谓历史本质或发展规律其实与阐释者自身的思维模式与认识框架密不可分。这就使得福尔斯、拜厄特等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英国当代作家所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呈现出与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以及勃朗特姐妹笔下的世界迥然不同的文化风貌。

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开放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力图解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及以往的历史定论，参与历史的重新构造与阐释，质疑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将历史叙事视作一种语言修辞结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模式：形式论证、情节编排、意识形态蕴涵，认为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突出了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的特质。[21] 新历史主义者打破历史和文学的界限，强调历史和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历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纪录，而是一种与历史编撰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叙事方式密切相关的修辞性文本。十九世纪著名史学家兰克视为圭臬的“如实直书”的历史叙述准则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只能是一种光荣的梦想。因为，如福柯所言，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已经不复存在，它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所代替。

拜厄特对于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既有所认同但又并非全盘接受。

一方面，拜厄特对于历史表述的基础及可行模式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登·怀特的历史观影响。在《论历史与故事》一书中，拜厄特在论及当代作家对历史小说焕发新的创作热情以及新历史小说形式与主题的丰富性时，多次提到海登·怀特，并将其“历史的文本性”理论视作重要原因之一：“历史小说的复兴与一种关于历史写作本身的复杂自我意识同时出现”。[22] 拜厄特认为，过去十几年中学术界关于文化建构的理论赋予历史叙述一种新的“叙述能量”（narrative energy）。她十分强调文本在话语内容上的自我指涉，即对文本自身的虚构性进行评价的形式需求。她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琳达·哈钦对后现代“历史编撰体元小说”所作的评述，即它们对“过去”的文学性再现“通过进入‘过去’的内部对其诗学的及历史的传统进行颠覆，从而使虚构获得一种批评的功能。”[23] 在她的作品中，构成维多利亚社会图景的诸多文化元素：理智与情感，宗教虔诚与科学精神，女性意识与男权文化，创作与批评，历史与现实等，均被置于后现代多重文化视角之下，获得新的文化批评意义。她所再现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并非某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思想价值体系，相反它是异质的、流动的，永远向新的阐释开放。即使在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单一时空维度的中篇小说《天使与昆虫》里，也始终贯穿着一个与读者心照不宣的二十世纪观察者的审视、反思的眼光和意识。而在《占有》一书中，日记，书信，诗歌，寓言，童话等各种不同体裁并置，拼贴构成一个多音齐鸣，多层次的开放性文本。

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

同时，拜厄特对于历史叙述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叙述者的视角与想象性建构等问题的看法显然也受到后现代历史观的影响。她承认，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建立在我们对于现在的认识之上，只有通过与现在的类比，了解过去才成为可能。在评价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时，她指出，我们对于法国革命的历史想象与我们对于二十世纪动荡的六十年代及学生革命的认识密不可分。[24]

在《论历史与故事》中，拜厄特详细分析了西蒙·沙玛等历史学家将一个明显的叙述者重又恢复到历史表述之中的尝试，分析了某些狄更斯及萨克雷的传记作家虚构叙述对象与叙述主体之间的想象性对话的写作策略，以及她本人在小说《传记家的故事》中关于事实与虚构、自传与传记之间的复杂关系。她认为，“这是一种关于创新，再创新，或者将真实与想象的人物相结合的美学的研究。”[25]

然而，拜厄特对于后现代思潮中那种将历史完全等同于文本，将历史所指彻底放逐的历史相对主义观念并不认同。确实，她意识到自身对历史所做阐释的历史性，意识到在实在论意义上历史真实的不可企及，然而她又绝不放弃对历史本源与真相的执著追求。针对某些后现代作家仅凭零散的资料（如过去的地名、人名和偶然事件）对历史进行臆想和虚构的做法，拜厄特在评述中不无嘲讽：“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历史），我们可以杜撰，于是一切皆可行。”[26] 在《心灵的激情》中，她写道，“对于那些视语言为自我指涉的符号系统，无法触摸现实世界的理论，我很担忧也很关注。而对于那种声称我们所探求的只是自我主体性的艺术立场，我不仅担忧而且坚决抵制。我希望至少在这样一种认识前提下创作，那就是，规律比任意性更为有趣（尽管我们认识规律的能力有限）；精确的描写是可能的也是可贵的。语言的确表明事物。”[27]

拜厄特在各种不同场合对这一观点都有所强调。在阐述自己如何构想小说的《平静生活》一文中，她再次表明，“尽管那种认为我们所说与所见都是我们自身（文化）建构的观念一度非常诱人，但现在有必要重新思考关于真实、确定的事实、及其可能性的观念。”[28] 针对后现代如何解读维多利亚文化的议题，她写道，“在维多利亚的语境下，依照维多利亚时代字与字的关系与次序，用维多利亚的文字写作，是我能想到的可以表明我们能够听到逝去的维多利亚先人的唯一方法。”[29]

A. S. 拜厄特的部分作品

这也正是一些评论家将拜厄特本人称作后现代维多利亚人、并将她的作品称为后现代现实主义的原因，而拜厄特本人则将自己的创作称为有自觉意识的现实主义。她认为，“在对形式、形式自身的构成以及作家如何感受并创造世界进行思考的同时，文本依然可以具有高度的现实模仿性，巴尔扎克意义上的逼真的描写”。[30] 或如加西瑞克所言，“文本既将目光投向它试图描绘的外部世界及其各种复杂形态，也把目光投向内部，关注这些描写的形成过程。”[3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特尔沃斯认为，詹明信对后现代文化用映像取代真实历史，用共时性代替历时性的指责并不适用于当代英国历史叙述，因为它们在传达一种关于历史书写的自觉意识的同时，也执著于细节化地再现一个时代的“纹理”，描绘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及审美语境。[32]

这种追求表明了作家为当代境遇寻找历史范式，以及重新整合已被解构成碎片的自我和世界的可贵尝试。多米尼克·海德曾经说过，“彻头彻尾的实验主义小说在英国从未扎根。”[33] 英国文化悠久的形而上传统，知识分子一脉相传的对终极价值、道德昌明的渴慕，赋予他们较多的社会使命感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拜厄特在《住在纸房子里的人》一文中分析了战后英国小说对于传统现实主义与实验小说所持的态度，反对简单的厚此薄彼的二分法。在反对实验、回归现实传统的50年代，以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受到了抨击。查·珀·斯诺、金斯利·艾米斯等作家将现代派形式风格上的创新斥之为“一种手法，其核心就是通过瞬间的感觉来表达混乱的体验，”因而是一种“强加于人的怪异”。而在随后的六七十年代，先锋派作家又对这种拒绝进行拒绝。他们声称，五十年代作家所认同的十九世纪小说已经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消亡了，“传统的形式已经枯竭且破烂不堪”；因而，“现在仍然尝试这种小说创作的作家，无论多么出色，其作品都是过时的、无效的、不相关的和不合常情的。”B.S.约翰逊认为，十九世纪小说的错误就在于讲故事，“讲故事就是说谎”，因为“真实和虚构是对立的”。[34] 拜厄特认为这两种批评都很片面。传统与创新，真实与虚构在她看来并非截然对立。她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既是一个由多重叙述声音，由讽喻、象征等叙述策略所构筑的带有某种“陌生化”色彩的文本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认识论意义的，或如莫亚鲍文所言，“读者似乎可以栖居之中”的物质的世界。[35] 这也正是为什么她的历史创作超越了廉价的以“影像复制”为特征的商业化怀旧，截然不同于被阿多诺痛斥为“文化工业”的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庸俗历史剧的原因。

置身后现代历史语境中，拜厄特没有被那股解构所有理想、颠覆一切传统的狂热思潮所淹没，从而失去自己的声音。一方面，她清醒地意识到对历史的认识为不同社会的文化符码所制约，历史叙述已无可避免地打上后现代理论的烙印，因此她不断尝试以新的形式和视角对历史和传统进行再认识和思考；另一方面，在由互文性，戏拟等叙述策略所构筑的冷静、反讽的后现代面具下，内在涌动的却是摒除虚无，重现意义，重建历史与现实之桥的激情。

拜厄特作品中对传统的关注及反思性再现，其自觉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情结，已是评论界的共识。但重要的是，究竟什么是历史性，它在作品中以何种形式得以体现？历史性并不因作品对历史进行叙述或对叙述的历史进行展示而自动生成。作品的历史感也不会仅仅由于其作品具有多重历史时空就更为厚重。单纯地展示历史风情或营造历史氛围至多获得一种“过去性”。诚然，历史性含有时间指向，但又超越时间性，它体现在历史精神与当代意识、历史想象与现实观照的有机结合中。

曾有评论者依据拜厄特在《占有》一书中多次提及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及其代表性论著《新科学》而认定小说的时空结构是维科式的历史循环论模式，小说的主题乃历史回归和诗性智慧的复归。[36]

不可否认，维科的《新科学》在小说开篇中出现是有深厚用意的，主人公罗兰正是在诗人艾什曾阅读并摘注的《新科学》夹页中发现了他写给女诗人拉摩特的书信草稿。然而，艾什对于维科以及历史与神话关系的兴趣，如同他对达尔文主义、地质学、考古、天文、生物学研究所表现出的热情一样，是他对生命及宇宙本源之更广阔的关注的一部分。热情不等于不假思索的赞同与模仿，他阅读的对象既包括柏拉图、费尔巴哈、穆勒，也有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圣奥古斯丁与阐释学家施莱尔马赫。他作品中的人物既有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塞皮娜，也有《圣经》中的拉撒罗；既有北欧萨伽中的神祇，也有现实中的科学家（荷兰十七世纪生物学家斯丹旺）和探险者（鲁宾逊的人物原形，十七世纪苏格兰水手塞尔克）。他思想的复杂，情感的矛盾，信念的冲突，连同他的怀疑与困惑，追求与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拜厄特作为一个具有成熟的批评和创作意识的作家，不可能将自己的作品变成对某一理论或学说的简单图解和应用。

维科的循环历史观及其对历史发展所作的三个分期（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及文化语境（尽管他本人强调其普适性），将维科的历史分期与小说中具体历史阶段进行机械对应必然会导致对作品理解的表面化和形式化。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维科所处的时代，欧洲刚刚经过黑死病的肆虐，对逃过黑死病的人们而言，一如逃过大洪水，这无疑象征着一种新生，所以维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做的《新科学》，对应于这种时代背景，其中的“新”是有其期许所在，是期许再造一个新的文明。“诗性智慧的关键是在人，而不是在时代的重新回复。”[37]

1744年版《新科学》的扉页

拜厄特的历史意识及情结绝不仅仅体现在向传统单向度的回归，其作品中的历史想象与现实观照密不可分。诚然，在将历史与现实相比照的双重叙述模式中，维多利亚时代人物对生活严肃而热情的关怀，对自我和世界本质的探求，以及他们对情感的真诚坦白，都得到了作家的肯定；而当代社会浮躁，功利，价值失落，学术商业化等倾向则受到批判。这种不同于一般后现代作家消解一切价值判断的立场表明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和使命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拜厄特并没有将维多利亚时代作为理想社会的乌托邦与现实世界相对立，也不会简单地将其描述为一个“英雄时代”而将解决现实难题的希望寄托在历史的复归上。维多利亚主题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视为对后现代状况的批判。《占有》中的当代文人学者也确实对他们眼中尚未被理论所肢解而丧失了生命力的维多利亚世界表现出向往与渴慕。文学博士罗兰习惯于将自己看作“一系列彼此松散连接起来的系统的交叉点”[38]， 而女学者毛德则承认，“我们从来不说爱情一词……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可疑的意识形态建构——特别是罗曼蒂克式爱情。”[39] 拜厄特本人也做过类似的生动的描述：“我们没有一个有机的，可发现的，独立的自我。我们也许只不过是一系列分裂的感官印象、回想起的事件以及不断变幻的零碎的知识、观念、意识形态和陈腐的反应。”[40] 正是这样一种试图通过回归历史而重新找回人文主义传统意义上的“自我”与“完整世界”的动机，促使《占有》中的当代学者对两位维多利亚诗人的生活轨迹展开追踪（当然，其中也不乏克罗伯这样的更多出于商业动机、为了获取学术资本而企图占有历史资料的贪婪之徒）。然而，当代人物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化构想很快就受到了挑战。加拿大学者霍姆斯指出，拜厄特笔下的维多利亚社会远非一个稳定、和谐、具有统一价值观的世界。罗兰与毛德所向往的强调个性与自我的，宽容和开明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曾受到卡莱尔及阿诺德的严厉批判。而正是不加约束的个人主义导致拉摩特的密友布兰奇·格拉佛在情感失意后跳河自杀。其实罗兰与毛德也意识到艾什与拉摩特之间的爱情是一柄双刃剑，这不但会威胁到拉摩特视为自我之根本的独处与独立，他们之间的性爱关系及私生女的诞生也使女诗人在一个仍为严格的清教道德观所主宰的社会里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与心理压力。[41] 更为重要的是，维多利亚人对于自我、主体以及现实本源的体验并非如当代人想象的那样稳定与统一，艾什在写给拉摩特的书信中就曾表达了自己无法接近真实与真相的困惑：“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古老而疲惫的世界里——一个被层层堆积的观察与推测所淹没的世界。年轻的普罗提诺或帕提默岛的使徒约翰在人类文明早期明媚的春光里可能捕捉到的真相，现在已被重写了无数遍的羊皮纸所遮蔽。”[42] 艾什对于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的憧憬，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疑虑，显然不同于人文主义的进步历史观。

《占有》一书表明，回归历史或占有过去非但不能强化自我，重拾价值，反而会削弱主体性。艾什研究专家布莱凯德就曾感慨，在日复一日编辑整理艾什著作的过程中，他所有的思想将会成为另一个人（指艾什）的思想，他所有的著作也将是另一个人的作品。此外，克罗伯盗挖艾什坟墓的举动也与死亡的意象相关。而罗兰意识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完全不同于前辈艾什。只有当他不再试图占有先人的思想时，他自己的创造才能方得以释放。[43] 在小说结尾处，罗兰与毛德通过与传统的联结而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但作为小说家的拜厄特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认同如果脱离了现实语境，不能通过与历史的对话进行自我质疑，从而获得对当代社会精神匮乏内在根源的更深刻的认识，并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的话，它就只能是昙花一现式的虚妄。这也正是罗兰与毛德之间，被一些评论家称为“老掉牙”的大团圆结尾的讽喻意义之所在。

在中篇小说《天使与昆虫》里，拜厄特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十九世纪社会的不公正，包括对女性的压制与角色限定等文化局限性。其实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意义并不在于它的秩序与相对完整的自我观念（尽管罗兰认为追求统一与完整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而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变化取代了稳定。正统宗教受到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巨大挑战，对上帝和基督救赎的信念在各种“偶然性”和“无目的性”学说的冲击下，在丁尼生所描绘的“牙齿和利爪滴着鲜血”的世界里岌岌可危。然而，维多利亚知识分子尽管充满疑虑，却从未放弃对时代的探索。《占有》中艾什的长诗《饶纳诺克》被一些同时代人看作是北欧神话的基督教化，而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无神论思想的表述，但它其实也是诗人试图调和异教与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观的一种努力，并希望藉此阐释和认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

《占有》1990年版

拜厄特曾说，在狄更斯的历史小说《双城记》对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作者生活其中的维多利亚社会的影子，并引用了小说开篇的段落强调历史与现实之间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否又可以看作是当代社会的一幅写照呢？后现代文化对维多利亚历史阐释的热情是否来自于历史境遇的某种内在契合呢？拜厄特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正是一种将现实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可贵尝试。拜厄特对于传统叙述模式的再现并非旨在颠覆或讽刺，而是为了赋予讨去一个声音，“将过去与正离我们飞逝而去的现在联系起来。”[45]

[1][15][16][17]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90、427、340、427页。

[2]评论家们认为，正是后现代想象的“泛维多利亚化”倾向使爱·摩·福斯特与简·奥斯丁成为同代人。摄政时期（1810-20）与爱德华时代（1901-1914）都被“维多利亚风格化”。参见John Kucich and Dianne F. Sadoff, eds., Victorian Afterlife: 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11.

[3]拜厄特在《论历史与故事》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当代英国历史小说复兴的原因。同时参考马尔科姆·布莱德伯里《现代英国小说1878—2001》(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rev. ed., London: Penguin, 2001).

[4][22][25][28][29][40][44]A. S. 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0, p.11, p.9, p.10, p.46, p.46, p.31, p.36.

[5]Dana Shiller, "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 in Studies in the Novel 29 (1997): pp. 538-560.

[6][32]参见Sally Shuttleworth, “Writing Natural History: ‘Morpho Eugenia’,” in Alexa Alfer and Michael J. Noble, eda., 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A. S. Byatt, London: Greenwood, 2001）pp.148-150, p.149.

[7]Louisa Anne Hadley, “Victorian Biography and The Biographer’s Tale,” 20 July 2004

[8]Alice Jenkins and Juliet John, eds., Rereading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 Macmillan, 2000, pp.1-3.

[9]John Kucich and Dianne F. Sadoff, eds., Victorian After-life: 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p.15-18.

[10]参见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15-354页；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译本序第1-17页。

[11]参见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第一、二章，第3-39页。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绪论，第1-21页。

[12][14]Juliet John and Alice Jenkins, eds., Rethinking Victorian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2000, pp.1-3, p.29.

[13]Isobel Armstrong, "When Is a Victorian Poet Not a Victorian Poet? Poetry and the Politics of Subjectivity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in Victorian Studies 43. 2 (Winter 2001): pp.279-292.

[18]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页。

[19]John McGowan, “Modernity and Culture, the Victoriana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Kucich and Sadoff, pp.3-13.

[20]J. S. Mill, Mill’s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J. B. Schneewind ed., New York: Collier, 1965, p.28.

[21]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8页。

[23]Alexa Alfer and Michael J. Noble, eds., 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A. S. Byatt: Imagining the Real,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2001, p.2.

[24]三部历史小说分别是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更安全的地方》（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1992）、劳伦斯·诺福克（Lawrence Norfolk）的《郎彼艾尔的字典》（Lempriere’s Dictionary, 2003）以及佩内罗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的《蓝色的花》（The Blue Flower, 1995）。

[26]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p.37. 此处拜厄特以珍奈特·温特森（Jeanetie Winterson）等当代作家为例。

[27][30][34]A. S. Byatt, Passions of the Mind: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1, p.11, pp.22-23, p.167.

[31]Andrzej Gasiorek,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Realism and Afte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pp.14-15.

[33]Dominic Head,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odem English Fiction, 195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4.

[35][43]Merja Polvinen, “Habitable Worlds and Literary Voices: A. S. Byatt’s Passession as Self-Conscious Realism,” in Helsinki English Studies 3 （2004）. 22 Feb. 2005

[36]Lynn K. Wells, “Corso, Ricorso: Historical Repetition and Cultural Reflection in A. S. Byatt’s Possession: A Romance”; Ivana Djordjevic, “In the Footsteps of Giambat-tista Vico: Patterns of Signification in A. S. Byatt’s Possession,” in Modem Fiction Studies 48 （2002）: pp. 668-692.

[37]此段文字来自台湾大学文本分析研讨会历史叙述学第六、七次会议记录。会议议题为：维科，怀特与历史想象。时间为2002年10月26日，由黄伟雄主讲。13 Mar. 2005

[38][39][42][45]A. S. Byatt, Possession: A Romance, London: Vintage, 1991, p.424, p.267, p.164, 扉页。引文为笔者所译，同时参考了程倩的译文。

[41]Frederick. M. Holmes,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Victorian Past: A. S. Byatt’s Possession,” in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20 (Sept. 1994): p.327.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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