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诗人、评论家大町桂月在《明治文坛之奇现象》中曾发出感慨：“明治之世，西洋文学、思想排山而至，是未足奇；新体诗勃兴，亦未足奇；吾所奇者，原以为势必衰亡的汉诗却意外地兴旺繁荣。汉籍传入两千年，从不及明治时代赋诗技巧之发达。”[1] 尽管大町桂月的评论有夸大之嫌，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明治汉诗处境的吊诡和微妙——在“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甚至不惜“全盘西化”的时代洪流中，被认为必然走向衰败的汉诗却迎来了又一次的繁荣，诗人蜂起，诗社林立，出版兴盛。当然，这种繁荣也经常被研究者描述为“回光返照”。[2]

作为汉文学最重要的文类，明治汉诗一方面继承了江户汉诗“黄金时代”的辉煌遗产，基础雄厚，一方面又积极回应当时的近代化政策和欧化思潮，展演出新的意义——描述西方异国的海外竹枝词、歌咏明治新气象的文明开化诗以及“洋诗汉译”的实践都被视作汉诗在面对西学涌入时“求生欲”的体现，也代表了所谓“汉诗改良”的若干面向。不仅如此，汉诗还追随着帝国崛起和扩张的步伐，将目光对准新的领土。近些年学界颇为关注的“征清诗”——即围绕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创作——就发生在这样的脉络中，这些汉诗作品积极呼应着帝国日本跨越国民国家边界的行为。[3]

但事实上，早于甲午战争，琉球就已率先成为汉诗的表现对象。围绕琉球争端，除了政治运作和外交斡旋，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还集中出现了一批以琉球为主题的汉诗创作，这些汉诗的集中出现与当时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可以说是近代东亚地区剧变的开始，此后琉球结束了将近四百五十年的独立王国时代，最终成为日本一县。十四世纪末开始，琉球与明王朝建立起“朝贡-册封”的关系，但1609年萨摩岛津氏入侵后，琉球就在中国、日本间维持“两属”状态。十九世纪西力东渐，日本开始考虑确定并划分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和国界，此时“两属”于中国和萨摩藩的琉球便成为亟须解决的当务之急，于是也就有了明治政府主导下的一系列被称为“琉球处分”[4]的举措：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设置琉球藩，1875年命令琉球终止向清朝朝贡，1879年以武力为背景强行废除琉球藩建立冲绳县，以及1880年与清政府交涉有关琉球分岛和约。面对明治政府的这一连串政治操作，琉球王国提出强烈抗议，并派出官员奔走福州、北京、东京等地，通过各种渠道向清廷请愿，期望能够保全琉球王国；而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朝驻日公使馆也肩负解决琉球争端的使命负笈东行，处理琉球问题可以说是公使馆展开的最重要的外交工作。

这一时期，来自中国、日本、琉球的“诗人”[5]纷纷通过汉诗关注和呈现琉球争端，这些诗歌构成了一个彼此交织、互文、博弈、斗争的文本群，集合了诗人们对于琉球的“想象”和“再造”。[6] 本文聚焦琉球争端历史过程中日本人创作的汉诗[7]，在考察汉诗文本呈现的琉球想象的同时，也注意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构、政治家与汉诗人身份的重叠、地域秩序变迁与东西方“文学”观念碰撞等诸多复杂问题的交织。在此基础上，本文希望以琉球争端相关汉诗为视点和线索，重审明治汉诗的历史地位和处境，探讨汉诗如何与日本的国族认同与帝国扩张汇流连动，如何从东亚“前近代”的共通文化遗产转变为帝国言说的“符码”以及最终如何被收编到“日本文学”之中。

尽管最早提及琉球的日本史料可以追溯至《日本书纪》，但在明治维新之前，“孤悬海上”的琉球群岛并不在绝大多数日本人的视线范围内，文学文本中呈现出的琉球形象也非常有限。

成书于十七世纪初的《琉球神道记》算得上是日本人所著的最早明确以琉球为对象的文本，作者是在琉球生活了三年的净土宗学僧袋中良定。虽然该书名为“琉球神道记”，但只在卷五介绍了十六世纪末期琉球当地的风俗和宗教信仰。此后，随着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涌现出《喜安日记》、《入琉球记》、《南聘纪考》、《旧记杂录》等相关记载；物语“萨琉军记”[8]则以虚构的两位武将新纳武藏守与佐野带刀之间的矛盾为中心展开叙述，运用异国语言、绘图，描绘独具特色的交战场面，勾画出作为故事发生背景的一个未知王国“琉球”[9]。

1609年萨摩岛津氏入侵琉球

江户末期，著名小说家曲亭马琴的《椿说弓张月》（1807—1811）以《保元物语》中登场的源为朝为中心人物，描写了源为朝被流放琉球后励精图治、东山再起的详细经过，源为朝的长子舜天丸即琉球史中的开国国主舜天。由葛饰北斋饰以插画的《椿说弓张月》“前篇”出版之际正值琉球谢恩史“上江户”，民间掀起了一股琉球热潮[10]；小说刊行后，这个关于琉球王朝的传奇物语还被搬到歌舞伎舞台上不断演出，进一步推动了日本人对琉球的想象。

文学文本之外，1719年新井白石以汉文写就的上下两卷《南岛志》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关于琉球的研究著作。该书涵盖琉球的地理、世系、官职、宫室、冠服、礼刑、文艺、风俗、食货、物产等内容，面面俱到地探求琉球与日本在地缘、亲缘和文化上的共通性。新井白石对琉球的认识虽然是基于“异国琉球”，但他提出的“南倭琉球”及“南藩琉球”的概念对以后的琉球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 1862年《大日本史》的“本纪”和“列传”部分首次出版，“琉球”被纳入列传中的“诸藩”，成为日本“国史”的组成部分，而对于“藩屏”琉球的文学想象到了明治维新后的1870年代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这首诗的作者副岛种臣（1828—1905）是明治时代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书法家和汉诗人，出身于佐贺藩，生父是国学教授枝吉南濠，哥哥是国学者枝吉神阳。枝吉南濠去世后，身为次子的种臣被同在佐贺藩的副岛利忠收为婿养子，与其女律子结婚，从此改姓副岛。[13]

以明治维新为分水岭，副岛种臣的生命历程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维新前的1850年，他加入了以枝吉神阳为核心的楠公义祭同盟[14]，后往返关西多地游学，任佐贺藩藩校的国学教师。维新前夜，他与大隈重信等人脱藩成为勤王志士，但计划失败，被下令闭居家中。维新后，副岛种臣加入新政府，两年后即升任外务卿，并在1873年作为处理琉球国漂流民事件的日本特命全权公使兼外务大臣，前往北京与清廷交涉琉球人在台湾遇害一事。这趟北京公务之行，他还肩负着代表日本政府庆贺同治帝大婚及亲政以及中日《修好条规》换约的使命。这是副岛种臣政治生涯中极为光鲜的一笔，他也完成得异常“出色”：谈判时抓住清朝官员在回应台湾“生蕃”地位时所云“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15]加以发难，使之成为之后日本出兵台湾的“理论依据”；而他早于其他国家驻京公使、单独站立觐见同治帝，也被认为是一次辉煌的外交胜利，为日本挣足了面子[16]。

副岛种臣（1828-1905）

《南海望琉球诸岛》正是副岛种臣出使北京途中所作。1873年3月12日，副岛种臣一行从横滨出海，在登陆鹿儿岛之前遭遇大风浪，因此就有了诗歌开篇的“风势鼓涛涛势奔，火轮一帮舰旗翻”。而风浪中政治家遥望琉球群岛时的踌躇满志绝非无中生有，事实上，至少在一年之前，副岛种臣就已经深度介入了明治政府对琉球的政治运作。1872年，接待琉球王国庆贺维新使团的正是外务卿副岛种臣，也正是他在天皇接见琉球国伊江王子一行时，代天皇宣读了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的诏书。“圣言切至在臣耳”既是对往日的追忆，又是对未来的期许。风浪过后，副岛种臣在鹿儿岛上岸，先后会见了萨摩出身的西乡隆盛和彼时居于萨摩权力中枢的岛津久光。据《适清概略》记载，副岛种臣将此诗与岛津久光分享后，引发后者一阵狂喜，不禁当街吟诵。[17]

无独有偶，明治时期最重要的汉诗文刊物《新文诗》也在创刊第一期开篇即刊载了汉诗人鹫津毅堂（1825—1882）的两首与琉球相关的诗作：

作为一组送别诗，尽管诗人并未在诗中交代所送何人，但结合史料记载大致可以推测出应是官员中田鸥隣。由明治日本汉诗坛盟主森春涛（1819—1889）创办的《新文诗》创刊于1875年7月（11月出版第1期），当年发生的大事件正是明治政府任命松田道之为“处分官”于年中前往琉球执行“公务”：禁止琉球再向清国朝贡、朝贺；禁止它再受清国册封；命令琉球改奉日本正朔，遵行明治年号，改行日本刑法；改革琉球官制；选派青年赴东京学习；关闭福州琉球馆等等。[19] 根据《日本外交文书》记载，随同松田道之南下的有八位主要官员[20]，其中中田鸥隣最符合鹫津毅堂诗中对送别之人的描述。中田鸥隣在松田一行中位列内务八等出仕，除此政治身份外，他还以书法闻名，“囊中不律如椽大，压倒当年王梦楼”对应的应是中田鸥隣的这一特长。

不论是副岛种臣隔海相望还是鹫津毅堂送别友人，他们在表述琉球时都使用了同一个政治概念“藩”。如前所述，自从明治天皇1872年借琉球派出使团庆贺维新之机，发布诏书将琉球国中山王尚泰封为“藩王”，独立存在将近五百年的琉球王国就此寂灭，成为日本一“藩”。而此前一年，由明治政府主导的“废藩置县”的行政改革正在日本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割据全国的二百六十余藩被废除，划为1使3府302县。日本近代府县制的设置，在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上实行国家的划一管理，对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幕藩体制导致的分裂割据画上了句号；与此对照，“琉球藩”的横空出世在业已完成废藩置县改革的1872年日本，就显得相当“异类”，而“异类”的背后正是明治政府吞并琉球的处心积虑。

日本倒幕四强藩地理位置

“琉球藩”的“藩”与废藩置县的“藩”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幕藩体制是日本德川时代的基本政治经济框架，其基础是各藩完全服从德川幕府，两方的联系非常紧密和严密。但明治政府对“琉球藩”的要求似乎要松散得多，至少在这个阶段，一切政令实施还是由琉球王府独立进行，明治政府也没有染指琉球与清朝的朝贡册封关系[21]，而琉球方面也确实是比附“宗藩关系”，按照清朝皇帝对中山王的册封去理解明治天皇对“藩王”的册封[22]。日本此时设置“琉球藩”正是挪用了“华夷秩序”中的宗藩概念，诚如韩东育所说，“明清鼎革”后日本付出巨大努力形成了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通过松前、长崎、对马、萨摩这“四口”分别与阿伊努、中国、荷兰、朝鲜和琉球等地形成“中心-边缘”的网络体系。[23] 在此历史脉络中，独立的“琉球王国”只有先以藩属的身份和表述进入日本型“华夷秩序”内部，下一步“废（琉球）藩置（冲绳）县”的操作才具有合法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中田鸥隣、松田道之的南下之行才可能被称为“使琉球藩”——内地一隅无所谓“使”。

琉球作为一个“藩”的存在仅仅只有七年的时间，相对于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这七年常常被历史叙述和研究一笔带过，但“琉球藩”却忠实地出现在同时代的诗歌中。对“南海之南”的想象终究是在政治架构中进行的，“琉球藩”如此，“冲绳县”亦是如此。1879年3月27日，松田道之率领160名警察和450名军人冲入琉球王宫首里城，以武力控制琉球藩王尚泰，宣布对琉球的“废藩置县”，随后4月4日向日本全国发出布告“废止琉球藩设立冲绳县”。5月7日新任命的首任冲绳县令锅岛直彬（1844—1915）带领34位属僚从横滨出发搭乘“名古屋号”前往那霸履职。航海途中，时年27岁的内务省七等属谷口复四郎（1853—1884）有感而发：

这首诗被研究者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认为是日本文学史中最早出现的对于“冲绳县”的表述。[25] 尽管比起父亲、著名的儒学者谷口蓝田，谷口复四郎的汉诗水平还有差距，但他在琉球期间写成的《球游诗史》得到了父亲极高的赞许。

与谷口复四郎一道前往那霸的还有跟随锅岛直彬已久的旧藩家臣原忠顺（1834—1894），他也在“名古屋号”船上作诗感怀：

如果说年轻的谷口复四郎对琉球的想象还笼罩在曲亭马琴《椿说弓张月》所奠定的“魑魅魍魉”的印象当中，那么作为深受锅岛直彬信任的左膀右臂，原忠顺认为旅途中的波涛汹涌恰到好处地装点了旧藩主即将开启的波澜万丈的政治宏图——“欲驾长风凌大涛，扬帆惟竞与鹏翱”。

从“琉球藩”到“冲绳县”是明治政府逐步吞并琉球王国的政治运作，在对琉球的不同命名中完成了从异国到己邦的转化。汉诗人对琉球的想象终究是在其政治地位变迁的语境中展开的，是在琉球与日本的相对关系中进行的，“藩/县”提供了表述琉球的方法，但也呈现了这种表述的无力。不论是踌躇满志的副岛种臣、关心时局的鹫津毅堂，还是即将履职的谷口复四郎和原忠顺，诗歌中的“藩/县”傍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深度表达”的不可能，恰恰是对现实政治的亦步亦趋，阻碍了对琉球进行“历史的”观照和呈现。作为对比，1875年与中田鸥隣同时跟随松田道之抵达琉球的伊地知贞馨，基于自己的实地调查，在两年后出版五卷本《冲绳志》，又名《琉球志》，校阅该书的重野安绎特意在后序中解释了书名的这两种版本：“冲绳志何以作志琉球也？何不曰琉球，而曰冲绳？从土人所称也。土人何称冲绳？冲绳，邦语也，本土之名也。琉球，汉字也，汉人之所名也。冲绳自通汉土，受其封爵，服其衣冠，髻簪髭发，尽拟汉装，而独其称国名，用邦语者，何也？语言文字同我邦俗，故国土之名称，举皆邦语也。观乎国土名称之用邦语，而其为我种类，为我版图也审矣。”[27] 比起历史学家处心积虑地为“冲绳”张目，为日本吞并琉球寻找“合理性”依据，汉诗人基于政治架构的“藩/县”表述遮蔽了日本以冲绳取代琉球的更为隐秘的历史和文化脉络。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这些诗作是在日本吞并琉球早期所作，诗人们对琉球的认知有限，而政治定位提供了一个方便入手的想象空间。那么，当这些日本人踏上琉球的土地，切身加入这场“殖民”实践时，他们的琉球体验又会有何不同？

清属琉球国官员和民人

早于谷口复四郎和原忠顺，在琉球藩设置之后，随着明治政府对琉球实际控制的加剧，越来越多不同职业和身份的日本人被派往琉球执行“公务”，他们用汉诗记录下了自己的琉球认识和体验：

该诗作者渡边重纲（1834—1908）在1878年1月作为军医被派遣至琉球，他将自己在琉球半年的经历见闻、风土民情辑录成册，取名“琉球漫录”，1879年2月在东京出版。可能因为题材新颖，“异闻奇事，皆平生所未闻耳”（「附」：1），该书在出版之际便得到冈千仞、中村正直等名士作序题辞。书末还附有渡边重纲二十多首名曰“琉球杂诗”的汉诗，《早发鹿儿岛至琉球海上口号》正是其中的第一首，记录了诗人奉命赴琉球“履职”的旅程。诗中的“七岛”指的是吐噶喇列岛，“大洲”是奄美大岛，这些岛屿漂浮在鹿儿岛和琉球之间广袤的太平洋上，是当时从日本本土前往琉球的常规路线，它们一起引出了目的地琉球，建立和强化了日本本土和原本孤悬海上的琉球之间的地理“连带感”。

在到达琉球首府那霸不久，渡边重纲就去了位于古波藏的日本陆军军营，开始履行其“军医”职责：

琉球四面环海，海洋性气候导致岛上终年潮湿多雨、雾气氤氲，渡边重纲以“瘴雾”、“瘴烟”[29]形容之，而同处那霸的兵营却能一扫“瘴雾”，“风物清朗”，在他看来，这一方面得益于该地地势较高，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日本军医所带来的“卫生”观念。明治初年，随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的长与专斋将德语中的“hygiene”概念引入日语，译为“卫生”。1875年，原本属于文部省的医务局归内务省管辖，改称“卫生局”，长与专斋出任首任局长，此时源自《庄子·庚桑楚篇》的汉语词“卫生”便被注入了国家层面的健康保障体系之新义。在自传中，长与专斋不无得意地写道：“此后凡我局务范围内之事多以‘卫生’称之。‘卫生’一词已成今日平常用语，遍及寒村僻壤，甚至用于饮食器具，以招揽游客。其使用如此之普遍，声入心通，于命名者何啻喜出望外。”[30] 身在琉球的渡边重纲正是普及“卫生”观念的一员，他为尚未“正式”纳入帝国版图的琉球人“说卫生”，既是现代知识的“祛魅”，又完成了与本土同步的政治构建，这也正是中村正直序言中感慨的“内地尚然况藩国，王道荡荡德洋洋”[31]。

《琉球漫录》开篇录有渡边重纲的上司、时任陆军军医监的石川樱所（1825—1882）的两首诗，从内容上判断，应为送别渡边赴职所作：“绝海宦游还壮哉，琉球况是小蓬莱。江山到处皆诗料，收拾风光寄我来。”[32] 远在东京的石川樱所对琉球的想象是“小蓬莱”，而笼罩在人间仙境上的缥缈云雾在渡边重纲的眼中却是“不卫生”，两人尽管身份相似，但对琉球履职的期待倒是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作为“诗料”的“烟雾缭绕”显然不敌作为“清理”对象的“瘴烟”、“瘴雾”，后者不仅是要打破对琉球江山多娇的浪漫想象，更是要借治理“瘴雾”将琉球收归日本统治之下。

明朝类书中的琉球文献

两年后，首任冲绳县令锅岛直彬在描述同样的气候时乐观了许多：“东村西里起瑞雾，南郊北野横祥烟”，“瘴雾”变为“瑞雾”，“瘴烟”也一变而为“祥烟”。这首作于1880年初的长诗《庚辰岁首书感》抒发了诗人大半年来的履职感想，尽管诗中不无伤感地慨叹“奈何忠孝难两全”，但对于任职本身，锅岛直彬展现出无比坚定的信心和忠心：“优渥圣恩何时报，唯有一片冰心坚。”与“瑞雾”、“祥烟”的自然氛围相比，“千门万户旭章鲜”的日新月异才是诗人突出的重点。在家家户户飘扬的日章旗映衬下，“卫生”与否已不再重要：

尽管该诗冠以“庚辰岁首书感”之名，但开篇就一反中国的干支纪年，将琉球纳入日本“神武纪年”和“明治纪年”的脉络当中。“明治十三（年）”自不用说，代表了以明治天皇登基为表征的年号纪年系统，而“二千五百四十年”则是明治五年制定、翌年启用的神武纪年法的产物——以《日本书纪》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年份（一般认为是公元前660年）为元年。作为“被发明的传统”，有着悠久历史沿袭的神武“二千五百四十年”与新生的“明治十三（年）”一长一短、一古一今，构成了表征“新岁月”和“新郡县”的“帝国时间体系”，这是一种代表了“正式”和“官方”的时间秩序，也只有这样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时间定位，才能够对抗甚至解构源自东亚传统以及汉诗写作习惯的“庚辰岁首”。

除了纪年系统之外，另一个维度的“时间”也提示着琉球进入到“帝国”之中，那就是节日。节日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约束和形塑了共同体的生活节奏，是一种在群体语境中实现自我身份标识的过程。它作为携带着特定意义的、全社会参与的文化实践，是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节日的参与者，都会保留对节日的记忆，而这种节日记忆也渐渐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或是集体记忆。不过，当节日是由国家所指定，而不是源自共同体的生活、习惯和集体记忆时，它贯彻的往往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天长节之于琉球正是如此。“天长节”即纪念在位天皇生日的节日，自明治元年起被作为国家节日，1873年日本采用太阳历后，明治时期的天长节固定为每年11月3日，在二战后改称“天皇诞生日”。1879年11月3日，冲绳迎来了它作为“新置县”的第一个天长节，如何在帝国的新版图上为天皇贺寿对于时任县令的锅岛直彬来说自然是一个考验：

锅岛直彬笔下一派岁月静好，“和风万里”对举“金瓯不缺”，“大和”并吞琉球，山川不再“异域”，风月自然“同天”，“国土完整”显然是献给天皇的最大的贺礼。其助手原忠顺也几乎在同时创作了同名诗，诗中赞美“三多齐唱四方民，何啻华封一老人”[35]，尽管从诗句本身无法判断这是对现场的描写还是只是一种对于“万众一心”的修辞。

在这两位诗人的诗中似乎看不到冲绳县庆祝天长节的特别之处，但事实上，关于天长节的整个筹划过程，新任县令颇费心思。据新发现的原忠顺记录的《冲绳县奉祝天长节实记》显示，首次天长节的庆祝活动在那霸盐田举行，不仅有通宵的烟火表演，还应原忠顺的特别指示演奏了座乐、路次乐、唐歌等具有浓郁琉球传统风格的音乐，此外又设置了专门房间供人参拜天皇照片，活动现场家家户户悬挂纸制日章旗。[36]史料中对天长节的记载倒是与当时在那霸履职的内务省年轻官员谷口复四郎的汉诗相吻合：

作为观众，谷口复四郎显然对冲绳县第一个天长节的盛大场面非常震惊，尽管上层精心安排的琉球传统乐器被表示古乐器的统称“笙镛”一代而过，但以“龙影”、“凤鸣”来描绘烟花和音乐表演，还是传递出了庆贺氛围之热烈。与之相对，作为庆祝活动的组织者，锅岛直彬和原忠顺在诗中并没有表现出对精心策划的节日庆典本身的兴奋，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传递和再现天长节所携带的“大和魂”，如何以天长节为装置，在琉球感念天皇“恩典”的同时，让天皇感受到来自新置县的拳拳心意——“会在海南新置县，天长地久祝佳辰”[38]。这既是“恭赋”这类诗所内在要求的“履行职务与承奉天颜的双重性质”[39]，又与天长节在明治早期的“地位”有关。与冲绳县的全民动员高调庆祝不同，天长节这一看似起源于古代、实际上却是明治“新风俗”的节日，在日本本土并没有受到如此重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未被国民接受，庆祝只局限于官绅阶层内，直到1891年6月文部省第四号令颁布《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以此为契机，像天长节这样的国家祝祭日才渐次渗透进民众的生活。[40] 而恰恰是帝国新版图的冲绳县早于日本本土实现了对天长节的“民众动员”，散落在那霸街头的繁弦急管、人潮涌动，彰显着帝国的时间秩序，“新置县”显然比本土更需要天长节这一以天皇为顶点的节日装置来确认和巩固日本的统治。

但这样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在“始作俑者”的笔下，他们诗歌中呈现出来的仍然是“山川草木”、“日月星辰”这些汉文学中“先验的概念”[41]。柄谷行人在论及日本文学“风景之发现”时指出，此前日本对于风景的描写，其实是和传统汉文资源的对话，所使用的不过是“语汇”，是“过去的文学”[42]，在上引诗歌文本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诸如此类呈现“概念”而非“风景”的“琉球体验”。但这些汉诗同时也展现出与汉文脉的博弈关系，比如用“卫生”消灭“瘴烟”，以日式纪年对抗干支纪年；更重要的是，当以汉诗这一逸出民族国家语言边界的文体和资源去呈现新领土时，对于“在地的风景”（特殊）的描述[43]对应的究竟是哪一个“共同体”（普遍）的经验，这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诗语勾连起汉文圈共同文化遗产的同时，诗歌却在讲述着一个急切想从汉文圈脱离、大步迈向帝国的民族国家的“征服”故事。

     对于跨海前来“履职”的日本人来说，琉球作为“帝国新领土”的呈现和表述，当然不只是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琉球的历史、传说也成为他们关注和书写的对象，各种咏史诗、怀古诗层出不穷。

位于那霸的首里城是琉球王国时期统治机构“首里王府”所在地，也是国王和王室的居住地，可以说是琉球王国的政治和权力中心。作为派驻琉球的日本军医，渡边重纲身在此中心，又会生发出怎样的思古幽情呢？当他面对首里城，首先想到的是日本同乡源为朝，也就是琉球王朝谱系上舜天王的父亲。据琉球第一部史书《中山世鉴》记载，日本人源为朝在保元之乱兵败后，被放逐琉球，娶当地女子生一子，名为尊敦，而尊敦即为日后的中山王，并建立了琉球国舜天王朝。[46] 尽管后世的历史研究业已证明“琉球王朝为朝始祖”的“历史”叙述不过是在《保元物语》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并不可信，但对明治时期的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藉由《保元物语》的奠基、《琉球神道记》以及临济宗僧人南浦文之的“改写”、最终由江户时期著名小说家曲亭马琴《椿说弓张月》定型的源为朝与舜天王的亲缘故事[47]，构成了他们认知琉球历史的基本框架。

那霸城的首里王宫

 如果说在首里城追忆源为朝源自集体意识的不自觉，那么尾联“谁向门楣题守礼，未闻弦诵昔时声”就显得别有用心了。守礼门是首里城宫殿的入口，也是首里城六个城门中的第二个，因城门上挂有上书“守礼之邦”的匾额而得名。“守礼之邦”[48]，在《琉球漫录》介绍首里城的部分，渡边重纲也特别标注“守礼之邦乃明帝所赠”[49]，因此此处的“谁向门楣题守礼”就颇有些明知故问的味道，而明知故问的背后是要借助末句“未闻弦诵昔时声”的自问自答，在修辞上完成对琉球与中国曾经藩属关系的主观切割。

 在琉球追忆起源为朝的远不只是渡边重纲一人，在渡边重纲离开一年后，赴任途中的谷口复四郎在即将到达琉球本岛北部运天港时作诗一首：

（为朝发伊豆大岛，到琉球也，洋中遭风，舟将覆，舟人皆惧，为朝曰，运在天，何惧之有。遂得一港，名曰运天。其子舜天为岛主。港今属国头［郡］今归仁间切［间切指琉球国行政区划中的一级行政区——引者注］云云。）[50]

诗后小注与其说是在介绍运天港的得名由来，不如说是在重温藉由源为朝所建构起来的日琉同祖论的历史叙述。据《琉球神道记》记载，源为朝正是从运天港所在地（今归仁）上陆琉球，而“运天”之名相传也来自他本人的“钦定”，在流传甚广的琉球歌谣《思草纸》中，“驶之运天，驶之小港。战之大和，战之庙堂”就被认为是指涉这段“历史”[51]。无独有偶，与谷口复四郎一起前往琉球的锅岛直彬的家从秋永梅轩（生卒年不详）同样是面对着运天港有感而发：

“运天港”激活了日本人的源为朝“情结”，藉由源为朝与舜天王的血脉亲情，新郡县与日本本土的历史连带感被突出和强化，古琉球的故事被编织进新冲绳的“前史”中。面对运天港，不远万里前来履职的日本官吏与源为朝精神合体，“琉球王朝为朝始祖”在近代生发出新的回响。事实上，源为朝的琉球传说不仅鼓励了赴琉任职的日本官吏，还构成了外部想象琉球的一种“元叙事”。当热衷汉诗的日本军医松川子静结束在琉球的任期、返乡途中经过小仓时，当地汉诗人齐聚一堂，咏诗作对为他接风洗尘，其间不论是堀内利国一语双关的“绝海寄生成昨梦，异乡吟月亦前缘”[53]，还是西谷秋直截了当的“舜天王国比朝鲜，皇化如今渐恰然”[54]，此处“舜天王国比朝鲜，皇化如今渐恰然”不是完整的诗，而出自秋谷西雍对上引堀内利国诗歌的眉批：“西曰余次韵有‘舜天王国比朝鲜，皇化如今渐恰然’之句，不及此首起句稳秀远甚。” 都分明指向“源为朝-舜天”这段被层层文本建构和加持的“前尘往事”。

朝为源人物插画

以上涉及的汉诗作者多是其自身任职与琉球争端相关的日本官吏，汉诗对他们来说既是爱好，更是修养，琉球既是“工作”的对象，又是写作的对象。那么，当职业汉诗人来到琉球，又会如何描述琉球呢？1887年11月，时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奉命巡视九州和冲绳，陪同伊藤南巡海防的人除了陆军大臣大山岩、参谋本部海军部长仁礼景范、侍从东园基爱之外，还有当时著名的汉诗人森槐南和洋画家山本芳翠。

森槐南（1863—1911）与其父森春涛是明治汉诗坛的核心人物，森春涛创办茉莉吟社，主编《新文诗》，并亲力亲为创作大量汉诗，槐南承父衣钵创立随鸥吟社，主办《新新文诗》。黄遵宪使日期间与森氏父子过从甚密，曾赞叹“父为诗人，子为词客，鹤鸣子和，可胜健羡”[55]。森槐南1881年太政官出仕，先后在内阁、枢密院、宫内省图书寮任职，1899年起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森槐南尽管官职并不显赫，但凭借父子两代与伊藤博文的良好交谊，他深得后者信任，经常伴之出游，甚至被认为是“帮闲诗人”。[56] 在陪同伊藤博文巡视九州、冲绳的过程中，森槐南创作了《冲绳竹枝二十首》，以他拿手的汉诗记录了随行参访的观感。竹枝词在明治前期的日本汉诗坛非常流行，当时一个广泛的应用是以“古竹枝”写“今风俗”，用汉诗记录文明新景观，而领军人物正是森春涛，在《春涛诗钞》中，《高山竹枝》、《新潟竹枝》、《千叶竹枝》、《玉岛竹枝》等以竹枝词展开对各地风俗描写的诗歌俯拾皆是，森槐南的《冲绳竹枝二十首》可以看作其父“各地竹枝”的一个延续：

这是森槐南《冲绳竹枝二十首》的头两首，与渡边重纲一样，森槐南在诗中也对中琉间既往的朝贡册封关系做了切割。典出中国神话的“虬龙”表面上看是对琉球地形狭长、悬浮海上的比喻，但比喻的背后却关涉着对琉球的命名。据《中山世鉴》记载：“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其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远而望之，蟠旋蜿延，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流虬也。”[58] 不过，这个名字后来被源为朝做了改动：“为朝公……当斯时舟随潮流始至此，因以更流虬曰流求也，国人从之，如草加风于兹。”[59] 可以说“虬龙”的表述关联着一个被替代的命名的故事，与“流虬”被“流求”替代一样，琉球与明清两朝的朝贡-册封关系也随着日本的介入而成为无人提及的“故”事。

位于通堂崎的迎恩亭是琉球王国为册封使在那霸上陆而建的短暂歇息场所，亭上匾额“迎恩”两字为琉球著名书法家郑週所题。在明清两朝派出的册封琉球使臣的文字记录和诗歌酬唱中经常可以看到迎恩亭的身影——陈侃在《使琉球录》中曰“是日登岸，上翼然亭，有匾曰迎恩。世子遣众官大小百余员，随龙亭候于亭下，予等捧诏敕安于龙亭”[60]；徐葆光亦有诗云“一针姑米到那霸，迎恩亭下初回潮，倾国来观天上使，两厓蚁聚纷僬侥”[61]。迎恩亭不仅用于恭迎册封使，琉球王国历来派出中国的朝贡使臣也多从此地出发，可以说迎恩亭见证了中琉之间悠长绵延的友好关系，然而森槐南的竹枝末句“古来东海镇朝宗”却将一切反转。此处“镇朝宗”的“东海”并非确指的地理概念，而是与琉球第二尚氏统治时期著名政治家、儒学者和汉诗人程顺则（1663—1734）的名作《东海朝曦》形成互文：“宿雾新开敞海东，扶桑万里渺飞鸿。打鱼小艇初移掉，揺得波光几点红。”[62]

琉球国王恭迎册封史

“东海朝曦”为琉球“东苑八景”之一。琉球虽小，却有诸多风景被冠以“八景”之名，如“中山八景”、“首里八景”、“球阳八景”、“东苑八景”等，研究者认为这些“八景”的命名多与明清两朝册封使有关[63]。“东苑”是琉球王族宴游之地，位于崎山町断崖之上，可360度俯瞰四周。清人汪楫在渡琉期间就曾应琉球国王之邀参与“东苑”景观的选定和命名，在其《观海集》中也收录了不少以琉球风光为歌咏对象的诗歌。但真正使“东苑八景”名声大噪的是程顺则的组诗《东苑八景》，《东海朝曦》正是其中第一首。“宿雾新开敞海东，扶桑万里渺飞鸿”描绘了在地势高峻的东苑远眺庆良间诸岛、目光所及沧海茫茫的风景，又借“远眺”引出海的另一边的日本。琉球人程顺则创作《东苑八景》被指与清人徐葆光的琉球观光有着密切的关系[64]，而此前，程顺则曾多次渡清留学，并在1714年作为琉球的“谢恩使”上江户。不同于琉球王国灭亡之际奔走呼号的蔡大鼎等人，程顺则生活在琉球“两属”相对稳定的阶段，他对于中琉和日琉关系的体认是暧昧的。也正是这笼罩在《东海朝曦》一诗中的些许暧昧被森槐南敏锐地捕捉到，并特意放大为“古来东海镇朝宗”，通过与程顺则的诗歌互文，切割了中琉之间的历史连带。第二首“长虹秋霁有谁赏，初日光浮明治桥”在表述上则更为直接，既是以1883年修建、连接那霸渡地与对岸垣花的“明治桥”[65]。替换由多位明清册封使先后命名的“长虹桥”[66]，也是以日本天皇年号“明治”取代在清人周煌《琉球国志略》中定名的“球阳八景”之一“长虹秋霁”。

森槐南的冲绳之行是为了陪同南巡的伊藤博文，此前1885年巨文岛事件、1886年长崎事件[67]都令这位首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对日本的海防忧心忡忡。视察途中，伊藤博文也曾作诗一首：

与1870年代末期敏感地意识到琉球政治地位变化的副岛种臣、谷口复四郎等人有所不同，在冲绳县设置八年后，伊藤博文在汉诗中仍然保留了“琉球”的既往表述。如前所述，历史学家重野安绎曾百般“辩解”以“冲绳”取代“琉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汉诗人森槐南也在极力切割和替代琉球与中国的历史连带，那么作为吞并决策者之一的伊藤博文，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琉球”称谓呢？笔者认为，题目中的“琉球”二字正是全诗的点睛之处，既涵指现实治理下的冲绳县，又藉由汉诗“母体”召唤起隐匿在“军国边防策”中的“心腹之患”——清朝中国，而此时距离甲午战争的爆发已不足七年。

对日本人围绕琉球争端的汉诗的讨论并不是要讲述一个在琉球发现日本文学的故事，在东亚汉文圈的脉络里，这个问题展现出更多的复杂面向。琉球问题伴随着明治新政府成立到帝国宪法颁布乃至甲午战争爆发的全过程，因此对琉球问题的表述首先是一个法理问题；但是目前为止的论述多停留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范围内，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以汉诗为方法，就可以窥见与地区秩序变迁如影随形的文化/文学角力。为什么这些身份各异的日本人踏上琉球的土地，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用汉诗来描述和记录琉球经验？这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汉学素养和爱好使然，还因为汉诗还具有其他文体不具备的优长。正冈子规曾将汉诗与和歌进行对比：“第一，歌人毫无见识，与歌人相比，诗人的见识要高明许多。第二，和歌语言区域狭窄，不像汉诗的言语多，句法变化丰富。”[69] 这里，不论是“见识高”还是“言语多”，都指向了汉诗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它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及其背后植根的浩瀚的汉文脉，这其中既有对共通的汉诗文资源的继承和挪用，更有处心积虑的替代、切割、抢夺和收编。

明治汉诗的繁荣（集中在明治十年到三十年）之所以经常被描述为“回光返照”，是因为这一繁荣与此后汉诗的急剧衰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本文所讨论的汉诗作品多创作于这一“全盛时代”，在见证和参与“全盛”的同时，汉诗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作为日本诗歌史上的标志性事件，1882年，收录了14首翻译诗和5首创作诗的《新体诗抄》诞生，编译者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并非专业诗人和“文学”研究者，但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日本诗歌的“问题”，致力于新诗模式的探索：“夫明治之歌者，应为明治之歌，而不应成为古歌。日本之诗者，应为日本之诗，而不应成为汉诗。”[70] 在新体诗同人对“日本之诗”的追求中，汉诗被明确排除在外。

《新体诗抄》封面

《新体诗抄》对汉诗的排斥并非个案，被视作日本“国文学”学科奠基人的芳贺矢一在1890年出版的《国文学读本》（与立花铣三郎合著）中就首先剥离了“国文学”与汉文脉络里的“文学”[71]之间的关系，申明“国文学”是与近代西方的“literature”相对应的纯艺术概念，且同时强调这种纯艺术的“文学”所应具备的反映“国民性”的特征。事实上，文学史叙述对汉诗的遮蔽，不仅是对一个文类的排除，更遮蔽了帝国日本创建过程中全面编组文化资源的历史。

如果说从《新体诗抄》到《国文学读本》揭示了明治汉诗的一重生存语境，那么还有另外一重脉络也值得一提。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谈及日本从十八世纪末持续到十九世纪前半叶出现的汉诗“日本化”现象时，指出经过两个世纪的锁国，已习惯使用古代汉语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可以用这种语言自由地表达自己，他们在诗中脱离哲学，逃避政治，采用非空想的主题，触及日常的生活，在修辞上不做夸张，彻底地写生。由此，汉诗“作为日本土著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和文日记、俳句和随笔并驾齐驱”[72]。以脱离儒学为指向的汉诗“日本化”是江户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通过抹煞汉诗的政治性，驱逐所谓的“汉意”，将其相对化为“日本汉诗”，由此“源自中国的汉诗”被重新定位为“由日本再兴的汉诗”，日本的主体性得以彰显。

其实，无论是被排斥还是被收编，汉诗看似不同的处境却涉及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处理日本文学中的“他者”。“日本化”是一个途径，而将汉文学排斥在基于西方“literature”观念的近代文学制度外也是一个办法，两种途径看似迥异却又相互交叠，共同构筑了明治汉诗的生存语境。但悖论在于，正是被“日本化”所极力勾销的汉诗的政治性及其与意识形态的胶着关系、与汉文脉的复杂“对话”，使其在明治新时代积极地追随和服务于日本的对外扩张，充当了表述琉球同时也是表述帝国的急先锋，而最终被收编进原本只面向国语日语的、充盈着“纯文学”幻想的日本文学[73]当中。这固然与汉诗自身的“优势”有关，但更不能忽视的是汉文在整个东亚世界的特殊地位，面对琉球这样一个传统地区秩序下的朝贡国及其与宗主国中国之间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渊源，日本人大量的汉诗创作还意味着其试图重构汉文圈、在文化上攫取东亚领导权的野心。1928年，富山书房出版了基于芳贺矢一1908—1909年在东京大学的讲课材料整理的《日本汉文学史》，有别于之前对汉文学的“剥离”，该书的核心观点就是将日本人所作汉诗文作为国文学的一部分。至此，被民族国家以及相对应的国语、国文学构建所极力排斥的汉诗，以东亚地区的“共通语”和共有文化资源，唱和着帝国的领土欲望，在“文学追随帝国”的同时，以自身的创作改变了帝国对于“文学”的形塑。

[1]转引自木下彪『明治詩話』，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第480-481頁。

[2]参见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3]例如三浦叶在《明治汉文学史》一书中设“日清战争与汉诗”专节（「日清戦争と漢詩」）探讨日本人围绕甲午战争的汉诗创作（详见三浦叶『明治漢文学史』，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第146-156頁）；夏晓虹在《日本汉诗中的甲午战争》中以《大东军歌》、《征清诗史》为例对诗歌中呈现的甲午战争展开分析（详见夏晓虹《日本汉诗中的甲午战争》，载《读书》1999年第11期，第11-16页）。

[4] 日本近代史叙述将明治政府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针对琉球的一系列政治行为称为“琉球处分”（琉球処分）。其中的“処分”一词最早来自1872年日本正院向左院递交的咨问文件，其中茂木敏夫从修辞角度指出，之所以是“処分”（处分）而不是“処置”（处置），是因为在左院官员看来，“处分”之前琉球的“两属”状态不符合国际法所认定的国家在其领土上实行排他的管辖权的原则（详见茂木敏夫「日中関係史の語り方―19世紀後半」，收入劉傑、三谷博、楊大慶編『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6年，第10頁）。由于该术语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本文不予采用，而以“琉球争端”指代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日本明治政府强行终结“两属”、吞并琉球而引发的中日两国关于琉球所属问题的政治事件。

[5]这些汉诗写作者的职业身份是政治家、外交官、军人等。

[6]如驻日公使馆文化参赞黄遵宪作有七言歌行体长诗《流求歌》，详述从琉球建国到被日本吞并的历史过程，情真意切，深沉悲怆，堪称“琉球国史诗”；而琉球人林世功、蔡大鼎也在国家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创作了大量汉诗记录自己北上求援的经历，表达了对琉球前途命运的担忧。

[7]本文涉及的“汉诗”多指中国之外东亚各国诗人使用汉文创作的旧体诗，如日本汉诗、琉球汉诗、朝鲜汉诗等；这里使用“汉文”是想强调其超越各国“国语”、作为近代之前东亚世界共通的书写语言（écriture）的事实和价值。

[8]“萨琉军记”是描述萨摩入侵琉球的军记物语的总称。

[9]详见目黑将史《“萨琉军记”描述的侵略琉球》，霍君译，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年第3期，第29-37页。

[10]详见島村幸一「琉球から見た『椿説弓張月』」，载『沖縄文化研究』2015年3月第42期，第233頁。

[11]详见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12]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著述篇I），東京：慧文社，2004年，第9頁。

[13]关于副岛种臣的介绍可参见安岡昭男『副島種臣』，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年；齋藤洋子『副島種臣と明治国家』，東京：慧文社，2010年。

[14]指1850年在佐贺藩成立的以国学者枝吉神阳为核心，以推崇日本南北朝楠木正成、楠木正行父子忠孝义举为名的尊王主义者团体。主要参与者还有大隈重信、江藤新平等人。

[15]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5页。

[16]详见曹雯《日本公使觐见同治帝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204页。

[17]详见島善高編『副島種臣全集』（著述篇II），東京：慧文社，2004年，第150頁。

[18]春濤髯史編『新文詩』（第1集），東京：茉莉巷凹処，1875年，第1-2頁。

[19]详见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8卷138条），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40年，第313-321頁。

[20]详见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8卷137条），第311-312頁。

[21]在册封琉球“藩王”的第二天，副岛种臣就向正院提出建议，说为了对琉球藩彻底施行日本的藩属体制，一、琉球乃日本国的边陲要地，中国商人经常往来，欧美商人也不时来航停泊，故应派外务省官员驻守；二、今后为了在琉球彻底施行日本的政治制度，要经常派出外务省及大藏省官员到琉球进行视察；三、为了巩固琉球人归属日本的观念，下赐琉球藩王尚泰一栋在东京府下家屋园庭俱全的官邸（详见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5卷178条］，第384-385頁）。由此，9月28日，外务省便任命伊地知贞馨及两名助手常驻琉球，并决定由大藏省不时派官员出差琉球进行视察。

[22]详见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第158页。

[23]详见韩东育《关于东亚近世“华夷观”的非对称畸变》，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第14页。

[24]谷口復四郎『球遊詩史』，收入谷口中秋『藍田先生全集』（卷五），谷口豊編，勝屋驂校，東京：谷口鉄太郎，1924年，第60頁。

[25]详见ロバート·キャンベル「琉球処分詩史ー南へ征く官吏たちの風雅ー」，载『国語と国文学』1993年5月第70期，第11頁。

[26]原忠順『有悔堂遺稿』（下），原忠一編，佐賀県鹿島町：原忠一，1926年，第40-41頁。

[27]重野安繹「後序」，收入伊地知貞馨『沖縄志』，東京：石川治兵衛，1877年。

[28]渡辺重綱『琉球漫録』，東京：弘令社，1879年，「附録」第1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附」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9]“瘴烟”可见渡边重纲《泊村》一诗：“瘴烟漠漠海之涯，数点红灯影不移。欸乃一声何处去，东山月色未开时。”（「附」：5）

[30]長与専斎『松香私志』（上），東京：長与称吉，1902年，第65-66頁。

[31]中村正直「题辞」，收入渡辺重綱『琉球漫録』，卷首。

[32]石川樱所「题辞」，收入渡辺重綱『琉球漫録』，卷首。

[33]鍋島直彬『絅堂遺稿』（上），鍋島直縄編，東京：鍋島直縄，1926年，第15-16頁。

[34]鍋島直彬『絅堂遺稿』（上），第20頁。

[35]原忠順『有悔堂遺稿』（下），第41頁。

[36]详见琉球新报社「初の「天長節」記録が存在路次楽演奏など琉球様式取り入れる 琉球処分から数ヵ月、反発心抑えるためか」（https://ryukyushimpo.jp/news/entry-1081111.html［2020-02-27］）。

[37]谷口復四郎『球遊詩史』，收入谷口中秋『藍田先生全集』（卷五），第62頁。

[38]原忠順『有悔堂遺稿』（下），第41頁。

[39]罗时进《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7年，第524页。

[40]详见颜杏如「「帝国の時間」と植民地台湾──天長節と紀元節を例として」，载『日本台湾学会報』2011年5月第13号，第52頁。

[41]柄谷行人『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東京：岩波書店，2008年，第22頁。

[42]详见柄谷行人『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第22頁。

[43]准确地说，在上引琉球主题的明治汉诗中并没有展现出“新的风景”，仍然是东亚诗文传统中的风景与自然，而“新的风景”有赖于“新的文体”。但这些汉诗在表述琉球“新领土”的“新经验”时已经显示出了某种松动，在近代意识的驱动下，“先验的概念”的普适性遭遇挑战。

[44]此处有双排小字解释：“源为朝永万年始渡航，岛人服从之。”。

[45]此处有双排小字解释：“楼门有匾额曰字［原文如此，疑为“守”］礼之邦。”

[46]详见向象贤《琉球国中山世鉴》，收入殷梦霞、贾贵荣、王冠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841-843页。

[47]关于源为朝与舜天的“身世”传说，参见孙洛丹《〈流求歌〉的解读与晚清中日琉球争端》，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第197-217页。

[48]转引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收入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

[49]渡辺重綱『琉球漫録』，第19頁。

[50]谷口復四郎『球遊詩史』，收入谷口中秋『藍田先生全集』（卷五），第60-61頁。

[51]详见谷川健一『列島縦断地名逍遥』，東京：冨山房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2010年，第176頁。

[52]秋永照隣「舟入運天港」，收入秋谷西雍輯『砚海新詩』（上），出版者不明，1882年，第22頁。诗歌署名是“秋永照隣”，经核查，该人为秋永梅轩。

[53]堀内利国「辛己之夏松川子靜自琉球歸，路過小倉，訪秋谷西翁，贈一律。翁次其韻，余亦疊韻贈子靜」，收入秋谷西雍輯『砚海新詩』（上），第16頁。

[54]秋谷西雍輯『砚海新詩』（上），第17頁。此处“舜天王国比朝鲜，皇化如今渐恰然”不是完整的诗，而出自秋谷西雍对上引堀内利国诗歌的眉批：“西曰余次韵有‘舜天王国比朝鲜，皇化如今渐恰然’之句，不及此首起句稳秀远甚。”

[55]林振武等编著《黄遵宪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2019年，第178页。

[56]详见溝部良恵「森槐南の中国小説史研究について:唐代以前を中心に」，载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刊行委員会編『中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37頁。

[57]森泰二郎『槐南集』（卷九），森健郎編，東京：文会堂書店，1912年，第15頁。

[58]向象贤《琉球国中山世鉴》，收入殷梦霞、贾贵荣、王冠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第841页。

[59]向象贤《琉球国中山世鉴》，收入殷梦霞、贾贵荣、王冠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第842页。

[60]陈侃《使琉球录》，收入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第32-33页。

[61]徐葆光《前使汪检讨（楫）家获观〈琉球画障〉作歌示令子宝裘令孙箎先》，收入徐葆光《海舶三集》，收入王菡选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三编》（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62]转引自周煌《琉球国志略》，收入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63]详见高橋康夫「琉球の八景について」，载『建築史學』2004年3月第42期，第2頁。

[64]徐葆光出使琉球期间曾在程顺则、蔡温的陪同下观光游览，徐葆光所作“中山八景”相关诗歌甚至被认为是根据程顺则、蔡温出的“命题作文”而创作；而程顺则的《东苑八景》被指与徐葆光的琉球经历及诗歌创作存在直接的关系。详见高橋康夫「琉球の八景について」，载『建築史學』2004年3月第42期，第17-19頁。

[65]那霸明治桥是继1874年盛冈明治桥、1876年大阪明治桥等日本本土明治桥之后又一座以天皇年号命名的桥，以对桥梁的命名呼应“内外一轨”的政治建构。

[66]详见高橋康夫「琉球の八景について」，载「建築史學」2004年3月第42期，第9頁。

[67]巨文岛事件，又称汉密尔顿港事件（Port Hamilton Incident），指的是1885年4月15日到1887年2月27日英国海军对于朝鲜巨文岛（英国人称之为汉密尔顿港）的攻占，并由此演变为中、朝、英、俄、日之间的国际争端，后经清政府交涉，英国以俄国此后不占朝鲜土地为条件，于1887年2月撤离巨文岛；长崎事件，日方称“长崎清国水兵事件”，指1886年北洋水师造访日本长崎期间，因清兵“买春”引发的治安和外交事件。

[68]伊藤博文『藤公詩存』，東京：博文館，1910年，第9頁。

[69]转引自木下彪『明治詩話』，第480頁。

[70]外山正一等編『新体詩抄·初編』，東京：丸屋善七，1882年，第15頁。

[71]在遭遇“literature”冲击之前，日语中使用“文学”一词指代儒学和汉诗文“文章”之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以“左国史汉”作为“汉文学”的代称；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汉文学”并非与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中国相配套的“中国古典文学”，而是东亚世界共同使用的书写语言以及作为其历史产物的文本。

[72]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册），叶渭渠、唐月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215页。

[73]小森阳一在对“日本文学”的审视中，一针见血指出其“四位一体”性，即作为近代形成的概念和文化制度，“日本文学”指的是日本人在日本用日语书写，并被日本人阅读的作品（详见小森阳一『「ゆらぎ」の日本文学』，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8年，第7頁）。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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