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共同生活”是一个十分贴近当下的议题。众所周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伴随着政治和文化冷战的结束，不同文化地域的人们并没有因此感受到一个东西方不同的文明、文化和文学进一步相通、共融与和谐的时代的到来；相反，地区冲突、文化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乃至意识形态的争夺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共同生活不仅在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宏观政治层面遭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民族国家内部，经济利益的划分和族群之间的冲突等等也似乎使得它不大可能。以文学生产的角度，对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类型的共同体形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进而寻找建立一种新型共同体的契机，是我们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所在。鉴于此，2021年9月25日至28日，《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古城西安围绕“文学与共同生活”这一主题举办了一场饶有意义的学术讨论会。

恰逢西安举办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克服诸多不便，为参加这次会议的《外国文学评论》三十余位作者脱离地理与心理的区隔、在现实中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创造了宝贵的机会。9月26日上午，主持开幕式的《外国文学评论》主编梁展在感谢陕师大文学院的精心安排后表示，《外国文学评论》近些年坚持在全球视野中推行文学、史学研究的相结合，并敢于引领新方向，争当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排头兵。他同时感谢与会学者所代表的《外国文学评论》作者群，表示刊物品味的提高离不开作者的支持，作者的学术热情与创见更是编辑不可缺少的动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苏仲乐作为东道主，热情欢迎学者们“突破”疫情的障碍，前来古城参加会议。他指出，如今弥漫在世界不同圈层的分裂、矛盾、冲突十分严峻，这次会议的重要性由此更为凸显。他认为我们必须乐观地对待“共同体是否可能”这个“悲观”问题，而“落叶满长安”的校园将聆听到各位学者的深入探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外国文学评论》前主编程巍一语道破“共同体”和“共同生活”的异同，认为“共同生活”是比“共同体”更重要的概念，“共同体”相对静态，而“共同生活”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长力。他还表示，原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13个二级学科调整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及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在新的时代，学者们将大有可为。

几年一度的作者会议是《外国文学评论》这些年来的一大举措，与会学者都是近两三年在刊物发表过文章的作者。会议小型而集中，角度发散而新锐，会程虽短，但没有徒具形式的空洞姿态，也没有繁文缛节的各项仪式，短短的开幕式后便直接进入大会发言。华东师范大学范劲的发言勾勒出了共同体理论的转向，即从理性主义模式转向后理性主义模式。他比较了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世界社会构想”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异同，指出卢曼的意向共同体通向当代社会，而哈贝马斯的交互理论则定位于传统社会。卢曼的理论启迪我们，共同生活并不一定需要理性的共识，只需要操作的共识；整体系统可以存在，但不归功于统一价值，世界不同位置的交互观察、交互构建、交互承认，可以摆脱政治和权力的操作。最后，范劲以《弗兰肯斯坦》为例，思考了文学在共同体理论中的生长点作用，认为小说内外的一系列交互阅读关系蕴含了一种新型的交互主体关系，有助于人们思考一种以他者和世界为导向的未来共同体的可能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元则从抽象理论的另一端，即小国的性别经验和具体的历史经验入手，探讨爱尔兰“洗衣房”这一历史存在与艺术意象背后的记忆机制。由天主教会运作的洗衣房在1922—1996年间对一万多名女性（包括未婚母亲和各种“问题”女性）进行关押、虐待和奴役，如何对待和呈现这一历史及历史记忆，是男女两性、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融合意识塑造的关键。李元运用丰富的文学及影像文本（剧作《被遮蔽》[1992]、电影《抹大拉姐妹们》[2002]、沉浸式戏剧《洗衣房》[2011]）作为生动佐证，探讨记忆的政治伦理内涵，并指出要警惕将历史“孤立化”或奇观化，因为这不利于未来共同生活的开展。

中国社科院陈雷将研究的视角从当下拉回到十八世纪，拉回到哥特小说这一特定体裁。哥特小说虽然是一种通俗文类，但1794年出版的《乌道弗之谜》这部哥特小说抓住了社会建构的早期特色，即城堡和神祠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说明通俗小说与政治哲学也是相关的。“城堡”作为共同体生活的意象，给人以崇高之感，而这种崇高感的实质是对城堡主人的畏惧。在遥远的过去，正是这种畏惧让人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因此，城堡的意象是“社会性”或曰共同体的产生现场。通过辨析“terror”与“horror”在恐惧上的积极和消极意义，陈雷指出小说中塑造的哥特城堡是人类建设共同体的早期形式，“美安睡在恐怖之中”。

最后一位大会发言人郭雪妮将对“共同体”这一议题的思考，转向了国家之间的交流。她的发言聚焦十九世纪末的晚清与日本，切入点不在康梁、黄遵宪等赴日大家，而是着眼于首批赴日游历使傅云龙及其创作的《游历日本图经》，揭示这本“归国考察报告”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及其在甲午之前对“日本文学”考察的意义。傅云龙赴日的1887年，恰逢日本启蒙思想界急于全面推崇西学之时，他们视以实用功利为主导的西学为日本国富兵强的猛药，而将汉学斥为“无用”之物；目睹明治日本之现状，傅云龙心里颇受触动，所以在《游历日本图经》中单辟“日本文学”上下两卷，并在“日本文学志”总序中力辩儒学与西学之关系。郭雪妮的发言揭示出国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对待自身与异文化的资源，而这一分析离不开将全球视为共同体的视角。

大会的四位主题发言，从抽象理论、具体历史、类型小说和跨文化交流等各种角度，对人类共同体和世界的共同生活做出了反思。26日下午，与会学者继续分组就“文学与共同生活”这一议题进行生动精彩的小组发言，其中，涉及文本之广泛、语种之多样、材料之扎实、视角之新颖，正如有学者感慨的那样，实乃“后生可畏”。作者队伍年轻化是《外国文学评论》近些年的一大特色。在去年发表文章的40位作者中，60后4位，70后11位，80后20位，90后5位。这次参会的学者也大体反映出这样的年龄段分布。大致以“亚洲文学研究”、“欧洲文学研究”、“古典文学及拉美文学研究”、“文化理论研究”为分组的发言，既体现出刊物这些年提倡的“中国与周边”研究，也显示出刊物不以英美研究为中心、而更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或小语种国家文学文化研究的倾向。27日上午作为小组代表的四位学者便从朝鲜文学、智利文学等非西方主流文学的角度，探索各国历史上或当下对全球共同体的想象与思考。

虽然会议只有短短一天半时间，但与会学者都表示这是多年来最美好的学术体验，是一次难忘的学术聚会。此次学术会议不仅让学者们在报告发言中分享最新的研究心得，也在会议时间之外的共同相聚中敞开心灵，探讨文学、学术及其他种种，这一场具体而微的“共同经验”或许就是未来生长中的“共同生活”的基础与可能，我们的作者学术研讨会也将一届届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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