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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愚生于朝鲜宪宗成皇帝七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鸦片战争”爆发次年，卒于日韩“合并”之后十二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流亡上海之后三年（1922），字子明，号艮斋，又号秋潭，是韩国朝鲜朝末期的巨儒，被称为“五百年理学之结局”[1]。《秋潭别集》是田愚的弟子吴震泳择取老师毕生所著《艮斋私稿》（共62卷）[2]中的篇目编辑而成，在田愚殁后七年的己巳年（1929），由弟子南信夏冒险在上海初次刊出，其内容重在辨析夷夏之防，多涉时讳。《秋潭别集》共四卷，第一卷为疏、书，第二卷为书，第三卷为杂著，第四卷为杂著及序、记、跋、铭、赞、告祝、祭文、诗等。

《艮斋私稿》，1926年龙山亭版

笔者偶得《秋潭别集》原本，共计乾坤两册，首尾完具，封面大字题签曰“艮斋别集”，实为田愚遗著，世不多见。急展读之，见有旧日收藏者裹以牛皮纸，牛皮纸外再贴白宣纸。牛皮纸的背面有旧抄诗题目录。《朗月山下金氏坟庵追远斋与诸友畅怀》一首与旧日金泽炫刊编康津追远斋石板本《清州金氏世谱》所录相合。[3] 白宣纸背面，有旧抄悼歌祭文，题族孙鹤九、门生咸平后人李光田、晋州后人金奇某、锦城后人罗缙淳、平山后人申基述等姓氏。牛皮纸本为烟盒外封，纸背刻划花朵及“喜烟”商标，且有“朝鲜总督府专卖局”字样及“朝鲜专卖局改正定价拾八钱”圆形图章，可见旧藏者应为韩国儒生。

《秋潭别集》出版之前十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出版之后三年，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淞沪抗战之后三个月，韩国义士尹奉吉于上海刺杀日本白川义则司令官。风云扰攘，故该书刻印不甚精良。伏案展读，见各页多有校改，订正误植错讹凡一百余字。又修正格式，批注“当高一格”、“当低一格”云云。又夹带浮签，上有烟草烧痕。乾册末页墨笔题款“潜吾子奉文悦珍藏”。以奉文悦校改本与韩国华渊会修订挖改影印本《艮斋全集》比较，吻合者十居八九，乃知此本曾经当时名儒之手，或即田愚门下托命之人，于是始大惊异，叹为有缘。

韩国任宪晦《鼓山文集》卷一《道统吟》曰：“唐虞夏殷周，孔颜曾思邹。濂溪程张朱，静退栗沙尤。”[4] 田愚所纂《五贤粹言》前有题序，发语即引《道统吟》[5]；田愚弟子所纂《华岛渊源录》绪言亦引《道统吟》，并以“农渼近梅全”[6]接续之。赵光祖，号静庵；李滉，号退溪；李珥，号栗谷；金长生，号沙溪；宋时烈，号尤庵。此五人合称为“五贤”（“静退栗沙尤”）。金昌协，号农岩；金元行，号渼湖；朴胤源，号近斋；洪直弼，号梅山；任宪晦，号全斋。此五人接续五贤（“农渼近梅全”）。自任宪晦以下，即田愚一人。

道统渊源，始于中华伏羲。上古隆盛曰“姚姒子姬”，上古而影响于中古曰“孔曾思孟”，中古而影响于近古曰“周程张朱”。《诗三百》自《郐》以下无讥焉，道统自蒙元、朱明、满清、民国以下亦甚难知，天下滔滔，怀山襄陵，虽有英才，而鲜有大儒，举世闷闷，确乎其不可拔者不知何人。今则道统承以韩国田愚，此事颇可使人震惊。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谓道，为天道；所谓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无人不可焉。闻之古人，虞舜，东夷之人也；商汤，鸟夷之人也。夷俗仁，夫子欲居九夷。闻之韩国长者，中华儒学传授自周公、孔子，朝鲜儒学传授自箕子。殷有三仁，箕子居其一。田愚曰：“我邦素被殷师之教，而有‘小中华’之称，孔子尝有欲居之志，而晦翁又尝道其风俗之好。”[7] “殷师”即箕子，故朝鲜儒学启蒙尤早。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夷夏之际，何常之有。

田愚，韩国潭阳人。十六世祖田禄生，号野隐，弟田贵生，号耒隐，次弟田祖生，号耕隐，合称“三隐”，高丽朝末年以尊皇明、斥胡元之义扬言王庭，至于杀身而无悔。九世祖田允良，倭乱中守顺天山城，与贼战殉节。

田愚（1841—1922）

田愚天资绝人，十三岁遍读五书六经，过眼成诵。十五岁，时文六体无不精熟。“笔法入妙，为近世儒贤之最。”[8] 二十岁读《退溪集》，始知时文之外尚有为己之学。二十一岁师事任宪晦。二十六岁纂《颜子编》，三十岁仿朱子《近思录》纂《五贤粹言》十四卷。三十六岁，师任宪晦卒。四十二岁，纂《渊源正宗》。除缮工监假监役官，即移监役官，不就；既而升六品典设司别提，旋除江原道都事，皆不就职。次年移居尚州壮岩，此后或居岩洞，或居山寺，或居边村。五十四岁，特除司宪府掌令，仍不就职，作《授司宪府掌令告家庙文》。五十五岁，除顺兴府使，以逆臣奏荐，誓死不出。五十八岁，大韩帝国高宗皇帝光武二年（1898），居白华山兴住寺，此后著述渐出。六十四岁，以别单特升正三品通政大夫，除秘书院丞，旋褫职。次年，上《因变乱请斩诸贼疏》，作《奉同国人立誓》等文。又次年，除中枢院副赞议，不就职，发明“㤓”［意笨］字，作《㤓言》。七十岁，庚戌年（1910），日韩订立《合并条约》，朝鲜设总督府，田愚痛愤不欲生，率门人入海，居暀嶝岛，誓不出海外一步。次年清亡，中华民国建立。七十三岁，移居继华岛，名其室曰“艮斋”。岛本名“界火”，以同音字易为“继华”，学者日进，咸称“华岛”。1922年，田愚殁于华岛，享年八十二岁。

学者谓田愚以朱宋正学，箕孔出处，晚年望专一国，道高天下，四色共尊，华夷同慕。故虽国亡君废，异教滔天，而犹闻风执帚者，南及济州，北至间岛，归者如市，筑室成村，旷古罕有。历览田愚平生所学而观其旨趣，好似一位居住在韩国朝鲜朝末期的“中国士大夫”，而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却像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儒家的根本在于入仕。即使只是一名县学生员，也可以视同入仕，而即使才高八斗、著作等身，如果没有功名，也只是布衣，算不得士大夫。昔日孔子尝为委吏、司职吏；周敦颐权舆仕籍，不卑小官；朱熹仕于外者仅九年，立朝才四十日。虽然如此，三人既然有士大夫的身份，亦即有君臣之名分。换言之，三人与政治之间发生了正当的关系；如果只是匹夫庶民，则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全都谈不上。

田愚《秋潭别集》四卷辨析儒者出处进退之义，尤可见其中流砥柱情状。然田愚逢时多舛，身未尝仕，那么就是没有君臣名分；没有君臣名分，怎么能有议政的资格呢？此事是田愚面临的首要问题。于是，田愚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君臣名分，他说自己“名在儒选”，故得比于“致仕大夫”。[9]借由这个资格，田愚连上三疏，请讨五贼。《因变乱请斩诸贼疏》是《秋潭别集》的开篇，也是全书的关键之文。文章指出，儒家以政治实践为第一要务，最强调名正言顺，立言立政首先需具备“资格”（详见卷一：「因變亂請斬諸賊疏」）。盖因草野布衣，苟无君臣名分，即不可议论朝政；既在职守，君臣名分已立，亦不可不存一言。田愚说自己不得不建言：“昔齐国有弑君之贼，而孔子时已致仕，犹且请讨于鲁君。况今诸贼举全国以与仇虏，其视邻国之变，已不同矣。贱臣又与白民有间，恶可已于一言乎？”（卷四：「記晨窗私語」[10]）他又说自己毕竟有资格建言：“鄙人从前于君德时政，未尝一言及之，实缘朝廷只借官衔，而未有召命，故并辞职疏亦无之矣。至于今变，诸贼举先王宗社、疆土、人民，而纳之仇虏，则此非一时一事之失，可以言可以不言者比。”（卷二：「答安晦植」）最后田愚冒死说出三项请求：

田愚上疏给御极四十有二载的朝鲜高宗皇帝，讲述最基本的治国道理：“夫国君所赖以为国君者，以其有仁义尔。”这里的“仁义”两字，绝非腐儒陈谈。奏疏之中，田愚提到了中国历史中的惨例——“曹贼之迁汉献，金虏之执宋帝”。奏疏最后说道：“伏乞陛下惟以直养气、以礼敬贤、以仁爱民、以义交邻是务焉。”（详见卷一：「再疏」）田愚这四策，确乎为可行可履的东方立国之道。君子有言，君子皆不得已也。但假使要说田愚儒学迂阔，则其实有治国之策。当日韩国君臣若采纳田愚之策，而期以数十年不懈之功，信能挺生为东方君子之国无疑也。

《秋潭别集》，商务印书馆出版，2021年

对于自己平生唯一的一次朝廷进言，田愚向人解释说：

田愚不是古来愚忠的宗臣，他对自己的时局方略很有自信：“自兹以往，其所以为纲常经纪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礼乐刑政之教，开物成务兴衰补弊之规，四海九州风气民俗之殊，内夏外夷绥怀化御之略。至于钱谷出纳、战阵奇正之节制，亦将次第理会，随意措置。”（卷一：「答李友明」）

近代以来世界再无以儒教立政的国家，但这并不证明儒教不能立国。假使当日以田愚实学，而期以主政重任，黎元遍承其惠以至于今，而东国仁化之美光被四表，幸如何之。[11]

然而田愚隐矣。田愚说，“‘天地闭，贤人隐’，孔子语也；‘穷则独善其身’，孟子语也”（卷二：「答吴震泳」），所以隐矣。进身为士大夫以后，每个人都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进，或者退。“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12]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3]假使切合时宜，进退都正当。

身当国家存亡之际，田愚规划出处进退之道，有上中下三策：“今也仇虏逆贼使之截袂剪发，以从夷制。始也以深衣幅巾应之，中也以遁世晦迹行之，终也以舍生取义处之。”（卷二：「答金秉俊」）此处说上策不改服饰，中策不出仕，下策自裁身死。“上者，正色直辞以折之；次者，乞师大国以讨之；又其次，逃之深山，终身不仕。”（卷二：「答某官」）此处说上策谏诤，中策向外国求救兵，下策不出仕。

田愚弟子也向他提出四策：

此为越海、病废、自裁、遁迹四策。

田愚说，士大夫的机遇有得志、不幸、更不幸三种，士大夫的对策也有成其志、自裁、隐居三种：

国家存亡之际，《秋潭别集》讨论得最沉痛、抉择得最痛苦的，率如此类。

退隐并非出于情愿，而是选择的结果，其中多有纠结。儒家而退隐，固是无可奈何之极。无可奈何而问讯古之圣贤，古之圣贤亦无可奈何；无可奈何而问天，天亦无可奈何。田愚太息道：“为今之计，垦山读书、越海去国两途以外，了无余策。”（卷一：「與林文若」）“尚稽孔圣适齐之行，仅成伯夷居海之事。”（卷一：「答林文若」）田愚等人的第一反应是“逃”。

“‘道学政术无二致，内修外攘为一事’，此横渠、南轩二先生所以眷眷为朝廷言者。”（卷一：「與峿堂李丈」）但是张载、张栻所说可信么？从《答金混泉》可知，田愚这位韩国朝鲜朝末期的儒者，不仅谙熟张载、张栻的主张，了解箕子、伯夷的处境，也知晓宋明志士宋汝为、徐汧[14]的事迹：“时变已极，无以复加，未审古之圣者遇之，宜如何处之？箕子之居夷，仲尼之浮海，为可以受用，而器具、力量皆不足，如何做得成？其次变姓名，弃妻子，宋公逃左衽之祸，窜山谷，入海岛，徐子遂全发之志，亦可师法，未知崇意以为如何？”（卷一：「答金混泉」）

“窃念今日我邦形便，已到万分地头，未知何处果有一个具得举鼎拔山力、包天括地量、移海挽河机、起死回生药的人，能整顿得一过。愚从数十年前，已常有‘愿天生圣人’之祝，不知其能感动得上帝之意否也？”（卷一：「答李友明」）这四句漂亮的汉文排比句，仿佛戏台上的悲剧英雄；田愚所呼唤的圣人，其实更像是一位“超人”了。

田愚手稿

田愚的退隐之念和对圣人的呼唤皆因时局混乱：

晦翁是朱熹，“吾夫子”、“圣人”是孔子，田愚说朝鲜局势之恶劣，比孔子、朱熹在世时更甚，因此即使孔子、朱熹再生，也都无能为力。此言实在比李鸿章“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5]说得更加恐怖。

“道之兴废，国之存亡，应有其数。而鸿儒荩臣，必欲图其少延，冀其暂安，而费尽心力，继之以死，仁天必有感格之妙。而今乃至此，此又《天问》之所当作也。意者宇内之大势已重，朝著之浊乱已甚，天亦无如之何欤？”（卷一：「答任秘丞」）圣人也无奈，那就问天吧。

日本是世仇，鲜朝儒生摒不讨论；可以讨论的是清朝，但清朝的局势又太复杂。古朝鲜自唐以后归宋，宋人自身难保，遂陷于蒙元。明灭元，朝鲜归明，而日本人始来。明人打败日本人，救朝鲜，然而满人又打败明人。朝鲜归清，而清人又渐衰渐弱，不敌日本。至日韩合并，清朝亦不战自亡。清朝灭了明朝，但清人的古学研究和文化工程又超过了明人；清朝是满族入主，但满人的汉化程度“比汉人还汉人”[16]；清朝由吴三桂而来，由退位诏书而去；清朝对朝鲜不免政治胁迫，但其实大家又都是西洋战舰下的难兄难弟。

田愚曾考虑栖居中国，他说：“贱身欲自此越海入莱州，转至阙里。”（卷二：「答金駿荣」）又说：“罔臣仆，保头发，固为今日第一义，而惟有北入中国，可以免此辱。”（卷二：「答吴震泳」）阙里是孔子的故乡，但问题是清时的中国当然早已不同于孔子时期的中国。

以朝鲜与明朝的关系而言，清朝甚至可以说是古朝鲜的仇敌。“明朝之后无中国”[17]，明朝的敌人也是自己的敌人。“我朝之于皇明有万世不忘之恩，于建虏有万世必报之仇。”（卷四：「朝宗巖誌跋」）田愚称清朝为“清虏”、“建虏”、“满洲”、“清国”，自与“中国”之称有别。他仍沿用明朝的年号，“正月朔癸卯历书抹去虏号，大书崇祯二百三十七年、我圣上元年” [18]。日本年号，肯定不用；本国新年号是日本人定的，也不能用；明朝，亡很久了；清朝是朝鲜实际上的宗主国，田愚虽不情愿，但也不能罔顾事实。这真是一个四难的选择。“人执此谓本朝之于清虏，亦不可以假为，则臣而已矣，何可以不用清之年号？”（卷二：［答柳永善］）田愚的回答是，如果不得已，那就明、清、朝鲜、日本四家的年号一概不用，只用天干地支编年，取法陶渊明，“唯云甲子”[19]。“崇祯，我光武以后，似难仍用。盖我韩虽称帝，而亦未尝不尊明，然舍光武而用崇祯，臣子之道恐不当如此，且庚戌以后，仿靖节已例，只书甲子。”（卷二：「答柳永善」）

田愚推崇明朝，贬抑清朝，他甚至打听到明朝仍有后裔聚族而居，不与清朝合作：“闻中原九龙山中，大明遗民至今不受虏制。”（卷一：「答朴年吉」）文中所说“中原九龙山”似在福建，徐珂《清稗类钞》有载：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出版

田愚甚至还直接和朱明嫡系建立了联系：“崇祯皇孙礼币之致于先生今日，是千古奇事。”（卷一：「答朱士衡」）这件事相关文献记载有阙，华岛本《艮斋私稿》后编隐去名字题作“朱□□”，龙洞本《艮斋文集》后编才补入名字作“朱士衡”。朱士衡事迹不详，要之其人自称“崇祯皇孙”并以此身份在朝鲜活动，必然有其政治意图。

不过，相对于日本，田愚又比较同情清朝。“‘清，天下之仇；倭，一国之仇。宜和倭而背清。’此实悖理之说也。余每谓：我之与清，力可以绝则绝之，力不及则且仍旧贯，未为大害；至于倭贼，是今日大仇，何可一日和？”（卷二：「答某官」）“然以今日事势言之，则为华而背清则可，为倭而背清则甚不可。”（卷二：「答金駿荣」）清朝因为灭亡了汉字文明的大本营明朝而被称为“天下之仇”。朝鲜儒生“和倭背清”的想法也只是基于为大明复仇。

当日朝鲜曾向清朝借兵抵抗日本，田愚亦与闻其说，但并不寄予希望：“今也清人微弱，无可藉力，外它各国，其心未可知。”（卷二：「答某官」）田愚可怜清朝的疲弱，对往日的宗主国抱以同情，甚至考虑援手救助，回传儒学正道给自己的近邻：“余观中国尚有可为之势，而上下恬嬉，不能奋发。”（卷三：「梁集諸說辯」）“来书欲余遣人之中国，遇其人而一番说与，此虽异于‘无往教’之礼，亦孔子欲告接舆之意也。”（卷三：「梁集諸說辯」附「答金澤述書」）田愚的判断是对的，清朝确实是越来越虚弱了，不仅放弃了保护国，甚至自救不暇；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王朝退位之后，华夏传统文明便一度中断。

田愚曾经谨慎地考虑过结交俄罗斯，而明确反对结交美国，认为如果俄罗斯能行仁政，则不妨联合：“若借力于俄罗，而欲与之抗拒自立，则胜负之算姑无论，未知俄人果能行先王之仁政，而为天下之义主也乎？审如是，则如丽之背元归明，固无不可，是所云‘华夷之辨，重于君臣之分’也。如其未然，则弃夷狄而归夷狄，其于义理未知何如也？”（卷一：「答申判書」）对于刚刚引起中国人欢呼的新俄国，田愚以“仁政”称之。

朝鲜士大夫对俄罗斯的分析，表现为两个维度：

第一，文化的维度。俄罗斯是不是夷狄？时光回到高丽时代的朝鲜，儒生们针对元明鼎革，曾经遇到两个选择：要么背元归明，要么共抗明朝。背元归明，则违背君臣大义；共抗明朝，则违背华夷之防。“华夷之辨，重于君臣之分”，这是文化重于政治的思维模式。如果说，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义，那么，元朝又是“家有程朱之书，人知性理之学”[21]的天下同文局面。这个难题曾导致高丽时代士大夫阶层的严重分裂。

第二，地理的维度。俄罗斯是东亚的近邻，而东亚各国自古以来的立国之道都是远交近攻。《战国策》曰：“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22] 唯独韩非表示反对，曰：“不用近贤之谋，而外结万乘之交于千里，飘风一旦起，则贲、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祸莫大于此。”[23] 两家主张不同，盖由攻守异势，而各有短长。田愚说：“黄遵宪欲我国结日本，联美国，以防俄罗之患。而邦域之内，有识之士，咸以为不可。而一种议论，却谓之神策，至养异类于辇毂之下，窜言者于岭海之间。韩非所谓‘不用近贤之谋，外结千里之交，飘风一朝起，外交不及至’者，岂非今日之谓乎？”（卷四：「㤓言」）

田愚反对联日、联美、防俄，用心良苦；但是显然，二战以后东亚的国际局势乃更接近清朝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的设计方案。[24] 

当春秋齐楚争霸之际，郑国大夫孔叔针对本国的外交之道曾说：“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25] 而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除了郑国还有滕国，滕文公因为曾与孟子对答而广为人知。

滕国虽为周文王之后，封在沛郡，壤地褊小，绝长补短，不足五十里，处于齐、楚二大国之间，号称至弱。《孟子》载滕文公有三问：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26]

滕文公问政孟子

历史中相似之处太多，滕文公的三问不知曾引起多少弱国的感慨。田愚叹息：

田愚自知朝鲜为弱小之国，他说：“但据浅见，料之我国形势，滕稍有间矣。”（卷一：「答李友明」）“今日我邦之事，非如楚、元之原来是夷狄，又非如高宗[28]之称臣于夷狄，只是柔弱不能自立，而为狡虏与逆贼所胁耳。”（卷二：「答金駿荣」）

连亚圣孟子也没有办法挽救滕国，于是弱国的存在就像是一种哲学上的存在。古往今来，以弱小之国，而图自存之道，其深意莫过乎庄子一言：“楚王与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丧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29] 凡国是周公之后，封在汲郡凡城，国土弱小。但在国土的存在之外，自有一种道义的存在。国土的存在无常，而道义的存在恒久。

田愚坚持心中的道义。他说：“使我失草履，尚欲觅着，况三千里疆土，不恨其沦陷，而恝然冷视耶？”（卷一：「答宋瑩叔」）又说：“夫我之屈于彼人，只缘强弱之不敌，非为义理之当然也。”（卷一：「答申判書」）又说：“五百年宗社，较之三千年宗教，毕竟差轻。”（卷二：「與金駿荣」）古朝鲜所宗之教，即古朝鲜之道义。疆土、宗社或存或不存，而此道义岂曾一日亡乎哉。[30] 

华夷之辨是儒家坚守的永恒话题，在田愚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他当日的挣扎和一次次的甄别，并最终归止于命运的裁决。何为道义？此道义是天道、天理、天义，而天道、天理、天义乃纯乎为善。何为善？善即是生生，己所欲生而亦使人生。田愚说：“圣人，德之合于天者也……孝弟，道之出于天者也。”（卷三：「書贈金教俊」）“善即是理，理即是天，生与天合，死与天合。”（卷三：「自西徂東辨」）

道义是东方文化模式的核心，这种文化模式比较其他模式，其中差异古人称之为“华夷之辨”。合于天道天理之善，称之为仁义、为君子、为华夏；不合于天道天理之善，则称为乱贼、为小人、为夷狄。田愚重提华夷之辨，他说：“士子须是见识高，言行乃正。见识低矮，始也依违于雅俗之间、华夷之间、人兽之间，其终必至于俗而夷而兽而后已矣。”（卷二：「與李裕興」）[31]

当日孔子指出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32]田愚建《三宜尊论》而恪守孔子之说，曰：“儒者有三宜尊：尊华也，尊主也，尊性也。”（卷四：「三宜尊論」）三本与三尊，这种三元鼎立的论断模式，本质上完全趋近。

《大戴礼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袁氏嘉趣堂刊本

到底什么是华夷之辨？首先，华夷之辨是一个制度的层面。田愚的定义是：“华夷之分，以有礼、无礼之异。故曰：礼小失，则入于夷狄；大失，则入于禽兽也。”（卷四：「華夷鑒」）具体而言，“礼”又有种种详细具体的表现：

华夷之辨在于秩序上的立与不立。华制服饰、衣冠、祖庙、礼仪、男女礼俗、君臣大义，都是宇宙天地间的至善秩序。

其次，华夷关系可以双向变化。如韩愈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33]田愚进一步阐释说：

最后，华夷之辨由客观环境所造成。夷夏之辩之所以发生，在于天地位置之偏与正，具体而言这是一个地理问题。田愚说：“夷狄之与诸夏，风气不同，习俗亦异。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虽有圣人，不能使之同仁。以诸夏治诸夏，以裔戎治裔戎，此实天地之定理，非可以群聚而共居者也。”（卷四：「時義」）在儒家看来，道义不能完全等同于抽象的哲学和逻辑学，道义是客观实际的存在，亦如南半球与北半球、中纬度与低纬度客观存在一般。

如果说天地位置自有定数而不可移易，那么天地亦有一种气运，人力不仅可以不加顺从，而且应当去加以扭转。试问天命何在？试问天命可赖否？世代鼎革、乾坤转移、海水群飞，当此之时，君子守死善道，亦可谓拗过天地了。田愚说：“今天下皆夷也。”（卷三：「告諭子弟門人」）“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皆如今日之为夷。”（卷二：「答李喜璡」）“而四海九州尽化为戎，惟吾东独保三代衣冠。”（卷四：「華夷鑒」）“内夏外夷，尊王贱霸，进贤出邪，闲圣辟异，自是吾儒家常茶饭。”（卷一：「答朴年吉」）“斯乃为拗过天地之心，斯乃为中华礼义之道。”（卷四：「奉同國人立誓」）“我辈人只有讲前圣之道，守先王之法，以庶几扶竖得已倒之太极矣。是为‘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底义谛。”（卷三：「示諸君」）这些判断语、自处语，真可谓披肝沥胆，刳心泣血。田愚说：“惟修德守道，静以俟之，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卷四：「亂極當思」）“东不关，西不关，生不问，死不问，惟义是趋。”（卷二：「與金駿荣」）“义当生则生，义当死则死而已，更何言哉。”（卷二：「答崔鍾和」）凡此已是存亡之际儒生们的习语。田愚又说：

宋汝为，宋臣也，而抗金。徐孚远、周卜年、徐汧、华允诚，明臣也，而抗清。田愚均能历数其事。

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是“死守”，而孔子的原话则是“守死”[36]。“死守”不易，但其含义不过是拼死、不怕死以及发狠的性格；“守死”则是预知必死而从容守之，表达出来的是自信、坚韧以及不拼命。“死守”守的是什么，不知道；而“守死”则是明明白白地知道是守着这一个“死”。

田愚说：“谓伯夷胜于太公者，是也。昔有问于陈几亭[37]曰：‘圣贤效法天地，亦有时拗过天地否？’曰：‘夷、齐不食周粟，当时天运悉已归周，两人欲以只身撑拄乾坤。元时，上天命之入主天下，而金华四子没身泉壤。一则拗之于天运之初迁，一则拗之于天运之久定。’”（卷一：「拟答李太鄰」）

司马迁《伯夷列传》曰：“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38] 周之仁是天命，夷、齐之忠亦是天命。太史公所谓“亦欲以究天人之际”[39]，天人之际实指夷、齐而言。

陈龙正《几亭外书》中以“圣贤拗天地”之题盛赞金华四子，四子指何基、王柏、许谦、金履祥[40]。今读田愚之言“欲归之于天，则天何尝教人如此？虽然，毕竟是天。天乎天乎！奈何奈何！”（卷二：「答金思禹」）颇有感同身受之情。及读田愚“拗过此天”一语，乃大惊，信其为儒学正道所在。

《几亭外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

嗣后田愚有诗云：“万劫终归韩国士，一生窃附孔门人”[41]，不啻其一生肝胆写照。笔者曾经反复核校诗句，方才明白在历尽万劫之后，田愚追求的不是入土为安（“归土”），而是来世仍然托生为士大夫（“归士”）。这是真正的东方人文精神，如此方为不世出之大儒、醇儒。

[1] 学者宋炳华语，转引自柳永善等編「艮齋先生年譜」（卷一），收入田愚『艮齋全集』（第十二册），大田：學民文化社，2011年，第107頁。《艮斋先生年谱》有两种，一是两卷本（详见金泽述編「艮齋先生年譜」［二卷］，收入田愚『田愚全集』［第八册］，首爾：亞細亞文化社影印本，1984年），一是四卷本（详见柳永善等編「艮齋先生年譜」［四卷］，收入田愚『艮齋全集』［第十二、十三册］，大田：學民文化社，2011年）。本文主要参考的是后一种。

[2]《艮斋私稿》有不同版本，其一为龙洞木刻本，由弟子李仁榘编辑，1981年更名为《艮斋集》（全五册）（详见田愚『艮齋集』，收入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5年）；其二为华岛手定写本，弟子金泽述纂，1984年更名为《田愚全集》（全八册）（详见田愚『田愚全集』，收入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韓國近代思想叢書』，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4年）；其三为弟子吴震泳编辑的晋州铅活字本，2011年更名为《艮斋全集》（全十六册）（详见田愚『艮齋全集』，韓國華淵會編，大田：學民文化社，2011年）。

[3] 详见傅德华编《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2页。

[4] 任宪晦「道統吟」，收入任宪晦『鼓山先生文集』（卷一），全州：木活字本，1883年，第8頁。

[5] 详见田愚「題序」，收入田愚編『五賢粹言』，大田：學民文化社，2019年影印本，第1頁。该著仿朱熹所编《近思录》，仍分“道体”至“圣贤气象”十四卷。

[6] 田愚「緒言」，收入田愚弟子編『華島淵源錄』，首爾：保景文化社，1985年影印本，第1頁。

[7] 田愚「奉同國人立誓」，收入吴震泳編『秋潭别集』（卷四），1929年铅印本。后文出自《秋潭别集》的引文，将随文标出引文所在的卷数和篇名，不再另注。

[8] 柳永善等編「艮齋先生年譜」（卷一），收入田愚『艮齋全集』（第十二册），大田：學民文化社，2011年，第468頁。

[9] 详见柳永善「墓碣銘並序」，收入田愚『艮齋全集』（第十三册），大田：學民文化社，2011年，第254页。致仕，辞去官职之意。

[10]《记晨窗私语》与《因变乱请斩诸贼疏》作于同年。

[11] 学界有关田愚的研究集中于韩国艮斋思想研究会编《艮斋思想研究论丛》和艮斋学会编《艮斋学论丛》，1994至2017年共出版23期；另有艮斋学会编《艮斋先生的学问和思想》，2014至2018年共出版四集。近期研究详见陈微《韩儒田艮斋心性论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21年。

[12] 孔子《论语·宪问》，续四部丛刊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

[13] 孟子《孟子·尽心上》，续四部丛刊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

[14] 两人事迹详见《宋史·列传·宋汝为》（卷三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五十八》）；《明史·列传·徐汧》（卷二百六十七《列传第一百五十五》）。

[15]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清史稿·李鸿章传》曾引此语。

[16] “比汉人还汉人”一语近年常见学者复述，此处据房龙《房龙地理》，张白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61页。

[17] 任钢建主编《中国-东盟文化共生与包容性发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18] 柳永善等编《艮斋先生年谱》卷一，载《艮斋全集》第十二册，大田：学民文化社，2011年影印本，第482页。

[19]《宋书·隐逸传·陶潜传》，清武英殿刊本。

[20] 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5340页。

[21] 李齐贤《更张之道》，收入李齐贤《益斋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4页；李齊賢「更張之道」，收入李齊賢『益齋亂藁』，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600頁。

[22]《战国策·秦策三》，续四部丛刊景士礼居黄氏覆剡川姚氏本。

[23]《韩非子·用人》，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景宋钞校本。

[24] 详见金文俊《艮齋의 抗日精神과韓國精神史的意義》，载《艮齋學論叢》2004年第4辑，第161-188页；李相昊《艮齋의 斥邪卫正思想——[秋潭别集]을 中心으로》，载《艮齋學論叢》2007年第7辑，第93-122页。

[25]《左传·僖公七年》，续四部丛刊景相台岳氏家塾本。

[26]《孟子·梁惠王下》，续四部丛刊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

[27] “是谋非吾所及也”原为孟子语，“二国之视滕”三句为朱熹语。朱熹语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一），其中还有一句田愚没引用的断语：“盖滕是必亡，无可疑矣。”

[28] “高宗”指高丽朝高宗王皞。

[29]《庄子·田子方》，续四部丛刊景明世德堂刊本。

[30] 田愚有高足权纯命，权纯命有高足金忠浩，现任韩国训蒙斋山长。训蒙斋讲学堂于1548年由“海东濂溪”金麟厚创办，拥戴孔子与朱子为道学宗主，四百多年间培养出诸多名相硕儒。金忠浩等儒林耆硕至今仍以决大毅力奔走于中韩两国间，能以明人之衣冠回传于当代之中国。

 [31] 关于田愚的华夷观讨论，详见都民宰《『秋潭别集』에 나타난 艮斋의 義理精神》，载《艮齋學論叢》2004年第4辑，第84-105页；郭稹《艮齋守道論의 現实的展開》，载《艮齋學論叢》2007年第7辑，第5-22页。。

[32]《大戴礼记·礼三本》，四部丛刊景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袁氏嘉趣堂刊本。

[33] 韩愈《原道》，收入韩愈《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元刊本。

[34] 华夷关系具有“时义”的前提，同时也呈现出地缘的“相对性”变化。面对日本，则韩国与中国站在一边。面对美国，则韩国、中国、日本站在一边。面对北方草原法则与西方丛林法则，则海峡两岸站在一边。面对外国，当然以本国为尊，而假使面对星际外来生物，则全人类必须站在一边。所以田愚在其国际文化关系的判断上，不仅筛选着日本和清朝，也筛选着俄罗斯和美国。

[35] 有关徐孚远的事迹，详见《明史·列传·徐孚远》（卷二百七十七《列传一百六十五》）；有关周卜年的事迹，详见《明季南略·卷十·浙纪》；有关华允诚的事迹，详见《明史·列传·华允诚》（卷二百五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36]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邢昺疏：“守节至死，不离善道。”（《论语·泰伯》，续四部丛刊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

[37] 即陈龙正，初名龙致，字惕龙，号几亭，嘉善人，明末著名理学家。

[38] 司马迁《史记·列伯夷列传》，清武英殿刊本。

[39] 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清武英殿刊本。

[40]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是南宋至元年间浙江金华的四位理学大家。

[41] 柳永善等編「艮齋先生年年譜」（卷一），收入田愚『艮齋全集』（第十二册），第100頁。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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