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 NO.3, 2022           第5-53页

莎士比亚田园喜剧《皆大欢喜》不仅将婚姻当作一种社会制度，同时也将其视为社会整合的核心譬喻之一。剧作以婚恋为题演示虚构的政治体未来，形象地展示了社会整合的必然瓶颈及其克服方式。本文参考早期现代道德剧寓言人物的塑造，综合当时英国社会在教育、婚姻制度以及宗教改革思想等方面的社会关切，着重分析该剧中希望话语对婚姻譬喻及其共同体愿景的干预。

外国文学评论 NO.3, 2022             第54-90页

公元前四世纪，随着专业演员的兴起和戏剧产业的扩张，欧里庇得斯悲剧在希腊观众中大受欢迎，成为剧场中的经典剧目，促进了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延续与发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新的哲学知识场域中批判了欧里庇得斯代表的戏剧文化，同时将其剧作转化为精英阶层的经典文本，并开启了欧里庇得斯研究的学术传统。至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在雅典与马其顿文化竞争的局势下，欧里庇得斯悲剧被正式纳入雅典城邦档案而得到保存，助力当时雅典的戏剧文化建设，然而其广泛传播也指向了不以哲学理性或城邦政治为限的普遍性。欧里庇得斯悲剧在公元前四世纪经过多重的塑造与发明，在戏剧文化与阅读文本之间形成的张力中初步完成了其经典化历程；这一复杂历程暗示欧里庇得斯趋向经典之“永恒”意蕴的根本因源仍在于其戏剧本身展示的开放性结构。

外国文学评论 NO.3, 2022      第91-112页          

日本作家森鸥外在1890年左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言文一致体的评论，在这些以《言文论》为首的评论中，森鸥外反对山田美妙等言文一致论者将俗语语格提升为日文文法的做法，提出应当使用日文的旧语格。在此基础上森鸥外构想了理想的国文，并在同一时期以文语体创作了小说《舞姬》。森鸥外的主张致力于解决如何使经历了言文一致运动革新的“文”成为逻辑清晰、能描写人情事态的现代日本国文。一般学术史认为森鸥外代表了明治二十年代言文一致运动的复古倒退，但事实上他的国文构想是对文化翻译的践行，也是在与异文化的接触中对传统的再发现。

外国文学评论 NO.3, 2022          第113-131页

在朝鲜朝汉诗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以过目成诵或次韵《南山诗》作为“神童”象喻的集群性书写。朝鲜朝对韩愈“倒学有得”的定位成为弥合《南山诗》艺术技法与思想内涵评价分歧的关键。《南山诗》所标识的次韵诗学不仅出自学习心态与酬唱交际，更得益于朝鲜朝的一系列崇汉文化政策。在朝鲜国家基础教育的视野中，“神童”的培养关系着汉文化人才的储备力量。另一方面，精湛的次韵诗可在外交应对中发挥纾解国患、胜战朝廷的政治效力，由此，次韵诗学的游戏文字在东亚交往的历史境遇中被涂抹了极具目的性的功用色彩。在此语境中，韩愈兼具诗、赋二体的《南山诗》为朝鲜朝士人们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满足其科举应试与外交酬唱双重目标的典型范本。

外国文学评论 NO.3, 2022               第132-154页

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化权力论是文化研究思潮获得国际影响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很少有研究聚焦于此。与文化领导权不同，英国文化主义中的文化权力论将文化权力视为文化独立、自主介入并影响社会生活的能力。不过，这种文化权力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理论的嬗变，主要体现为研究立场从精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研究内容从宏观政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研究方法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在此过程中，英国文化主义对文化权力的理解也完成了转变，即文化权力从精英文化能力，变为日常生活能力乃至符号能力。这一嬗变过程同社会现实的内在关联可以揭示文化研究思潮产生国际影响的深层原因。

外国文学评论 NO.3, 2022            第155-178页

文献剧《调查》作为魏斯从封闭自我的犹太流亡艺术家向参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转变的标志性作品，充分体现了作家在这两种身份之间的转换所引起的复杂纠葛。本文从该剧隐匿的犹太元素及其中暗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尝试揭示大屠杀事件背后潜藏的以资本扩张为导向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并借此阐释犹太流亡者魏斯在德国战后的复杂历史情境中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在自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魏斯与被排斥的他者形成多元联合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为作家探索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

外国文学评论 NO.3, 2022               第179-199页

《幕间》是伍尔夫将音乐纳入写作的重要跨媒介实践，小说极具现代音乐风格的最后一幕与先锋作曲家凯奇、谢弗等人将环境声音纳入音乐的理念颇为类似。这一相似的音乐观背后存在着一条可回溯至二十世纪初的未来主义的艺术脉络，后者的核心便是将音乐推向声音的创作法则。通过预演“音乐即声音”这一音乐理念，伍尔夫强调了物质世界的能动性，她的写作方式不仅解构了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法，还呈现了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体论视角。

外国文学评论 NO.3, 2022             第200-219页

腻烦是古已有之的心理体验，在十九世纪成为知识群体关注的焦点。本文将腻烦概念置于当时的哲学、社会学和文学语境中，考察西方现代转型对个体情感体验的微妙影响。哲学家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将腻烦看作无法逃避的生命本质状态，社会学家齐美尔则将其看作人们对待差异的麻木态度以及货币经济的必然结果。“游荡者”形象是腻烦在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人格化表征，情感教化和道德责任的培养成为当时解决腻烦的方案。

外国文学评论 NO.3. 2022           第200-236页

十九世纪，随着自由平等观念在德国不断深入人心，十八世纪末以来被建构为“专制帝国”的中国逐渐成为“反动的象征”，对中国的歌颂和表彰则相应地被视为“政治不正确”。黑格尔有关中国的论述恰恰为上述转变提供了系统的例证。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氛围里，中国作为遥远的、面目模糊的、可以进行想象性截取的“他者”，注定要作为抵抗德国专制现实的“政治隐喻”，承担起从反面来推进德国政治变革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