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肖像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是福克纳写的第一篇同时也是他最有名的一篇短篇小说，常被视为一篇哥特式恐怖小说。它通过对美国南方一位性格古怪畸形的女性人物的描写，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南方社会的变化以及北方和南方价值观念的冲突。爱米莉出身于美国南方贵族家庭，是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代表。她是一个性格怪僻的老姑娘，后来爱上了一位北方来修路的工头霍默·巴伦。为了不让巴伦离开自己，她不仅毒死了他，而且一度同死了的巴伦同床共枕。这个故事使许多读者感到震撼和困惑。这篇小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除了故事情节本身的因素外，福克纳在小说中采用的种种叙述手法也是重要的原因。这些手法涉及到叙述者和叙述声音、叙事时间、以及小说标题的名与实问题。

叙述者和叙述声音问题

苏姗·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把叙述声音分为“作者型叙述声音”（authorial voice）、“个人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和“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 voice）。[1] 她还进一步把“集体型叙述声音”区分为三种形式：“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sequential）形式。”[2]《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的叙述者主要是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我们”，按照兰瑟的分类，《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叙述者的叙述应该归为“共言”形式的“集体型叙述声音”。虽然这个叙述者“我们”实际上只是该镇的一个居民，但是他代表了小说中那个南方城镇（杰弗逊）的居民对女主人公爱米莉的观察和看法。这个叙述者的所见所闻是受到限制的，他对于发生在爱米莉神秘大宅里的许多事情是无法亲临观察的。

应该指出，兰瑟关于“集体型叙述声音”的论述中，有一段话是值得商榷的。她这样写道：“与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不同，集体型叙述看来基本上是边缘群体或受压制的群体的叙述现象。我在白人和统治阶级男性作家写的小说中没有发现这种叙述模式。”[3] 福克纳就是一位白人男性作家，他在《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采用的就是集体型叙述模式。兰瑟所叙显然是过于绝对了。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书影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全篇分为五节。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节，根本没有出现后面四节都反复出现的叙述者“我们”。这一部分既有对爱米莉的房屋和那个镇的描写，也有对镇上居民对她去世的心情的表述和叙述者的评论，还有对镇上议员因她欠税问题同她交涉过程的回忆。这一部分的行文读起来更像是一位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叙事，如小说第一部分中的两段：

在这两段引文中，叙述者描述了镇上居民对于爱米莉在世时的感受和去世时的心情，讲述了昔日镇长沙多里斯豁免爱米莉税款的故事，以及对这一故事的评论。

叙述者在第一节的其余段落则讲述了后来的镇议员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同爱米莉谈判、要求她交税的过程。从小说中我们知道叙述者并非这个代表团的成员。这一节既有对爱米莉那神秘大屋内部的细节描写，也有对爱米莉本人外貌和表情的刻画，更有对爱米莉与议员们唇枪舌剑交锋的记录。而且在对爱米莉的描绘中还伴有叙述者的评论和感受：

若不是一位全知的叙述者，那就不可能有第一节中那些生动具体、全面细致的描写。

在这篇小说的其余四节，叙述者都是明确的“我们”，这位叙述者不是处在故事的中心，而只是处于故事的边缘进行观察、追忆往事并发表评论。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区分了四种类型的视角或聚焦模式，即（1）零视角；（2）内视角；（3）第一人称外视角；（4）第三人称外视角。[5]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这篇小说在第一节的叙事角度可被视为“零视角”（即传统的全知叙述），而后面四节采用的则是“第一人称外视角”。从第一节到后面四节，叙事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按照叙事理论对叙述者是否在所讲述的故事中的划分，叙述者可分为异故事叙述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和同故事叙述者（homodiegetic narrator）。相应地，由这样两类不同叙述者所讲述的叙事作品则分别是：异故事叙事（heterodiegetic narrative）和同故事叙事（homodiegetic narrative）。[6] 从叙事聚焦（focalization of narration）的角度来看，在同故事叙事的作品中，叙述者都是第一人称，其聚焦都是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7] 由于《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的叙述者“我们”就是故事发生所在地的居民，他代表了该镇居民对爱米莉的观察和看法，因此，这位叙述者应该归为同故事叙述者，这篇小说的主体即是同故事叙事，而其叙事的聚焦即是内聚焦。与异故事叙事的零度聚焦（即第三人称全知的叙述者）相比，这样的叙述者的叙事受到了限制，他只能叙述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正因为这篇小说的叙述者的叙事受到了限制，所以这位叙述者“我们”对爱米莉那幢神秘大宅里发生的种种事情不可能全部亲身目睹，他只能从他观察到的某些迹象去猜测或想象，有时还发表议论。在故事中，那位叫霍默·巴伦的北方工头来到杰弗逊，叙述者“我们”看见每逢礼拜天巴伦就同爱米莉一起驾马车出游。虽然，镇上的居民并不赞同爱米莉同巴伦在一起（他们，包括叙述者“我们”，见到他俩便都说：“可怜的爱米莉”），但是他们非常关注巴伦同爱米莉关系的发展和巴伦的去向。他们以为爱米莉同巴伦“已经结婚了”（第108页）之后，巴伦离开了该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一位邻居亲眼看见那个黑人在一天的黄昏时分打开厨房门让他进去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霍默·巴伦。”（第109页）霍默·巴伦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这样的内聚焦同故事叙事会产生强烈悬念的效果，激发读者的好奇心。过了几十年，爱米莉74岁去世后，“我们”终于有机会进入爱米莉的大宅，进入楼上那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的房间，“我们”描述了那“阴惨惨的氛围”后，叙述道：

对于读者来说，前面霍默·巴伦神秘消失的悬念到此破解了。然而，叙述者对这一场景的描述让人更感到震惊。读者这时才知道霍默·巴伦就死在爱米莉家里，他的遗体在楼上爱米莉的卧室里躺了几十年，而且爱米莉曾一度同霍默·巴伦的尸体睡在一起！如果这篇小说不是采用这样一种内聚焦的同故事叙述者，而是全部由零度聚焦的异故事叙述者（即第三人称全知的叙述者）来讲述，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发展的来龙去脉就会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个故事就不会有任何悬念，就不可能取得这样令人震撼的效果。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书影

叙事时间问题

时间是人类生存体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小说的情节发展、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常常与时间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也正是如此。福克纳在这篇小说的叙事中故意采用了颠倒交错的时序，使小说的结构不同于按照线性时间顺序叙事的小说结构，给这篇小说增添了扑朔迷离的气氛，客观上也为读者的理解增加了难度。按照这篇小说叙事时间的先后，叙述者讲述的具体事件的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从上述小说的情节和事件安排可以看出，第一节和第五节是呼应的，分别提到了爱米莉的去世和葬礼。第一节的开头之后至第四节便是叙述者对爱米莉在世时一桩桩事件的回忆。这些事件仿佛是作者描绘出的一幅幅静止时间的场景，更像是一幅幅陈旧、破损的老照片。读者通过细心观察和拼凑，可以看出爱米莉是一位企图使时间停止在过去、并拒绝面对现实的人物，一位试图保持南方旧传统的高傲小姐。对于时间与人物的关系问题，让-伊夫·塔迪埃在谈论《追忆逝水年华》时写道：“小说还为人物与时间构思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关系：人物不但承受时间、打上时间的烙印，并且还是时间的象征。某些人物，并且还是有分量的人物，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衰老，还不如说是体现某一时间、体现与时间的某种关系。”[8] 在福克纳的这篇小说中，爱米莉显然就成了过去时间的象征，她象征着一个已经衰败了的美国南方贵族传统。

美国南方贵族

一位叫罗伯特·H·伍德沃德的（Robert H.Woodward）研究者依据历史时间顺序编制了《〈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年表》。[9] 下面就是该年表的译文：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年表》译文摘录

从以上小说叙事时间顺序与小说中事件发生的历史时间顺序对比来看，这两种时间顺序是完全不同的。用叙事学家里蒙-凯南的话来讲，就是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出现了差异。[10] 在这篇小说的叙事进程中，福克纳故意打乱和颠倒了故事时间（历史时间顺序），“使单向的、线性的时间解体并加以重组”[11]，这样的文本时间（颠倒交错的时间顺序）突出了爱米莉与巴伦恋爱、后者消失以及该镇居民对他们的关注的故事主线，使这篇故事具有强烈的悬念，变得更加神秘而恐怖。如果叙述者完全按照线性的历史时间顺序平铺直叙地来讲述，那么，这篇小说的神秘感将会大打折扣，对读者的震撼力将消失殆尽。

《追忆逝水年华》插画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在哪里？

这篇小说的标题虽然是《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但是，从头读到尾，“玫瑰”一词在小说全文中仅出现了两次，并且都在小说临近结尾部分的同一句话里，而且都不是作为名词而只是作为形容词（“faded rose color”和“the rose-shaded lights”）出现。那么，小说标题《献给爱米莉的玫瑰》所说的“玫瑰”到底在哪里？它指的是什么？这个“玫瑰之名”[12] 的名与实问题该如何来看呢？

意大利批评家艾柯曾指出：“关于玫瑰，由于其复杂的对称性，其柔美，其绚丽的色彩，以及在春天开花的这个事实，几乎在所有神秘传统中它都作为新鲜、年轻、女性温柔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符号、隐喻、象征而出现。”[13] 在西方文化中，玫瑰象征着纯洁、美丽、爱情和再生。马凌在《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中指出：“玫瑰是西方最复杂的符号象征系统之一，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系统里，第一束红玫瑰是从维纳斯的情人阿多尼斯的鲜血中长出来的，因此象征了超越死亡的爱情。二是在基督教象征系统里，……红玫瑰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因而也代表了上帝之爱；同时玫瑰又是玛利亚的象征。三是在民间传统里，红玫瑰代表着世俗的爱，白玫瑰则代表死亡。”[14]

依据上述论述和这篇小说的内容来看，标题中的“玫瑰”并非是指镇上的居民或者小说的叙述者在爱米莉去世时一定献上了玫瑰。（当然，按照西方的习俗，在葬礼上给死者献花是必然的。）这篇小说的“玫瑰之名”实际上至少能有如下几种理解：一、“玫瑰”是指代表该镇居民的叙述者“我们”在讲述爱米莉时所表达出的对她的敬意和感情。二、它可能暗指爱米莉在追求爱情问题上试图战胜时空，她的这种执着和挑战精神值得献给玫瑰。三、它可能指爱米莉的爱情是超越死亡的爱情。四、爱米莉是南方传统的化身，因此“玫瑰”也可能是指爱米莉成了杰弗逊镇居民、尤其是那些南方邦联老军人们心中的玫瑰。[15] 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五节中有较明显的描写。福克纳采用的这个标题为这篇小说增大了思索和想象的空间，对表达小说的主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米莱的油画名作《奥菲莉亚》

即将离世的奥菲莉亚手中放着一支玫瑰花

福克纳在《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通过采用第一人称外视角的叙述者及其集体型叙述声音，故意打乱历史时间顺序，使用交错颠倒的叙事时间等手段，渲染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恐怖气氛，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他精心构思的标题更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是《献给爱米莉的玫瑰》能够成为美国短篇小说中的精品的重要因素。

[1][2][3]参见苏姗·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4，23，23页。

[4]译文选自杨岂深译《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见H.R.斯通贝克选，《世界文学》编辑部编，《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99页。以下凡出自该译文的引文不再加注，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6]参见Ge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Trans.by JaneE.Lewi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p.243-245；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Lincoln＆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1987,pp.40-41.

[7]参见Genette，pp.189-190；Prince，pp.32-33.

[8][11]转引自耿占春《叙事美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9，239页。

[9][15]转引自James K.Bowen and Richard Van Der Beets，American Short Fictions：Readings and Criticism，New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5，pp.240-241，p.239.

[10]Shlomith 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London＆New York：Methuen，p.46.

[12]《玫瑰之名》是意大利著名批评家和作家艾柯发表于1980年的后现代主义长篇小说，它的影响巨大，迄今已被译成35种文字，发行了1600万册。这里借用了这个名称。

[13]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8页。

[14]马凌《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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