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维尔肖像

赫曼·麦尔维尔的中篇小说《贝尼托·塞莱诺》（“Benito Cereno”）于1855年10至12月在《普特南》月刊连载，1856年收入包括名篇《书记员巴特比》在内的《回廊故事集》。[1]

《贝尼托·塞莱诺》（以下简称《贝》）取材于一艘贩奴船上奴隶暴动的真实事件。1799年，智利船长贝尼托·塞莱诺驾驶“圣多米尼克”号贩奴船从智利出发去利马，航行七日后，黑奴在一个叫巴波的小个子黑人的领导下起义，先后杀死三四十名白人船员和奴隶主等高级乘客，强迫塞莱诺将船驶往塞内加尔。几经变故，不堪重负的起义船在南美洲南端的圣马利亚岛抛锚，被一艘靠岸加水的美国捕海豹船“快乐的单身汉”号发现，古道热肠的德拉诺船长给他们调拨了紧缺物资。为了向外来者隐瞒真相，巴波亲自导演并胁迫塞莱诺一起上演了一台大戏，让塞莱诺扮演专横跋扈、喜怒无常的船长，而他本人则扮演塞的贴身侍者，寸步不离主子。他们将船上的令人生疑的情况归于接踵而至的海上灾难和疾病爆发，而起义船上的白人在黑人的严密监视下没有任何办法向美国船长传递和暗示事情的真相。巴波还密谋夺取美国船以完成去非洲的计划。傍晚德拉诺船长准备离开西班牙船，塞莱诺突然从大船跳进德的小艇，致使黑人的起义行动暴露。德拉诺一旦明白西班牙船发生了哗变，立即展开追捕，终于制服了起义船。两船一起开往利马副王总督辖区受审[2]，巴波被判枭首示众，塞莱诺则进了利马附近一所修道院，三个月后郁郁而终。

贩奴船剖面图

麦尔维尔并没有选用按时间顺序描写事件始末的叙述方式。《贝》分为两大部分，“顺序”的详尽叙述只出现在故事的后一部分，采用的形式是利马法庭审理时，塞莱诺所提供的第一人称的证词。然而占小说五分之四篇幅的前一部分则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limited amniscience），基本局限于德拉诺登上西班牙船后一天内的经历和心理活动。《贝》具有明显的悬疑、惊悚故事的特征，麦尔维尔让读者和德拉诺一样，一头扎进扑朔迷离的情境。德拉诺不断地起疑，释疑，又起疑，再释疑，又冒出新的疑问，这个过程构成了循环推进故事的节奏。富有戏剧性的格局更因德拉诺的性格特征而产生特殊的张力。他和《白鲸》中的亚哈船长的性格正好相反，却是一类美国人的典型：达观、乐于助人、随和、好奇，但并不多疑，不大相信身边有大恶、幽默、好用比喻；同时恪守航海业规范，是纪律与秩序的化身。他的随和及善意特别表现为对黑人（尤其对塞莱诺的“忠仆”巴波）的喜爱和同情，他不时闪出的疑问则主要针对塞莱诺：塞不是暴君就是海盗，冒牌货，冒险家，要抢夺他的船。他被对方有一个针对自己的“阴谋”的情结攫住了，于不知不觉中扮演了自作聪明的无知者角色，潜在地“配合”了起义者的计划。甚至当塞莱诺跳进他的小艇，巴波持匕首跳下欲向塞行刺时，德拉诺仍然认为这位护主的“忠仆”要刺杀的是他德拉诺，可谓愚钝到家了。

贩奴船上惩罚黑人奴隶

这就是说，在小说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里，德拉诺始终蒙在鼓里。但文本外的读者在故事过半处，尤其在读到巴波为塞莱诺剃须的情节时，一般都会猜出塞莱诺受到黑人控制的基本真相，这是因为麦尔维尔在叙述视点人物的视角与误导性的解读时，利用德拉诺好用比喻的特点，对隐含读者进行了大量的暗示。对文字高度敏感、懂得聆听多重叙述中的不同声音的读者，便会在阅读过程中接受暗示，捕捉住言外之意。

“剃须”的片断集中了几个有强烈暗示作用的比喻，而德拉诺对比喻的拒斥，则清晰揭示出这一类“美国人”的盲信。当富有航海经验的德拉诺的提问就要让塞莱诺露馅的时候，巴波立即以恭顺的姿态提醒主子，每日剃须时间到了。他当着德拉诺的面，将剃须刀的钢刃磨得锃亮，架在瑟瑟发抖的塞莱诺的脖子上，巴波那乌黑的皮肤与白色皂沫衬托下塞莱诺那张格外苍白的脸形成鲜明对比，一时竟让德拉诺“看出那黑的是刽子手，那白的是砍头木砧上的人”。读者随着比喻进入了塞莱诺的“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心境，但德拉诺却在一瞬间就将这个“滑稽可笑的奇想”赶出了自己“有条有理”的头脑（186页）。[3] 当德拉诺不经意地提起另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时，巴波的剃刀在惊跳起来的塞莱诺的脖子上划出了血口子。德注意到，哪怕“剑在英王詹姆斯一世眼前抽出，暗杀当着这胆小国王的面完成，”也不会出现塞莱诺那么难看的脸色。[4] 然而他立即如释重负地嘲笑自己疑神疑鬼，竟然怀疑这个被剃刀弄出血就吓得要命的人是“想溅洒我的一腔鲜血”！与其说塞像个谋杀犯，“不如说更像他自己要被干掉呢！”（187页）接着德拉诺心情愉快地欣赏巴波娴熟的理发技巧，看他的梳子剪子在塞莱诺的头部舞动，觉得真是“巧匠的好手艺”（“the hand of amaster”也指“主子的手”）；理发完毕，仆人细察主子，那“克制着的自得的神情”活像在看着自己“那双有品味的手塑造出来的作品”。（189页）在此前大量“怪事”的铺垫下，德拉诺脑中闪现的这一系列比喻无疑明确地告诉了读者，谁是西班牙船上真正的主宰。

剃须前，巴波围在塞莱诺脖子上的围布抖落开来，展示出令德拉诺惊叫起来的西班牙王室旗帜的图案——“城堡和狮子！”“在大量的纹章条纹和黑蓝黄的底色中所显露的，是血红的地面上封闭的城堡，对角则是白底色中的一只立狮。”（186页）城堡喋血记与非洲立狮之间的联系旋即由德拉诺的系列比喻凸现出来，读者也开始体会到塞莱诺的真实处境，并从对这面王室旗的描写中隐隐闻到了船上的血腥味。不过，读者此时还不大会联想到，理发的围布其实呼应了故事开头提到的、作为圣多米尼克号船艉饰的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的椭圆盾形纹章（144页）[5]，更不会料到白色背景中的立狮也就是那位黑奴雕塑家巴波，早就将奴隶主阿兰德杀死，并将其骷髅制成了“一尊白色的雕像”，代替哥伦布做了船艏饰。（203、 212页）事实上，小说第一部分的结构和文字几乎就是由嵌入人物，场景、物件、行为、气氛描述中的层层叠叠的明喻、暗喻、借喻、象征所营造的迷宫，它们互相勾连，互相呼应，迷惑读者也引导读者进入表象之下的另一个文本层次，另一个世界。

西班牙诸国时期的王室旗

德拉诺本人并不领会自己的比喻的指向，他也从未怀疑过白人被黑奴控制的事实，这当然是麦尔维尔的精心安排。如前所说，来自新英格兰的德拉诺具有一般美国人自以为崇尚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特征。尽管他后来帮助镇压了起义，但他未见得赞成蓄奴制。他不断表示对船上黑人的好感和善意，说自己遇到黑人水手，“总爱同他拉闲话，逗乐子，”因为他喜欢黑人，“就像别人喜欢纽芬兰狗一样。”（185页）[6] 正是将黑人等同于纽芬兰狗的比喻，暴露了德拉诺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的种族优越论思想，揭示出他始终看不清真相的根本原因。

小说中的起义领袖巴波具有惊人的智力和组织能力，但这是戴着种族主义有色眼镜的德拉诺所看不到，无法想象，也不愿承认的事情。登上圣多米尼克号以来，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塞莱诺一直赞扬黑人，对白人船员却颇有微词？他推测说，“白人天生就是更加精明的种族，”假如塞莱诺想阴谋抢夺美国船的话，就一定要防着能看穿他目的的聪明人，而黑人则很“愚钝”，“对他的邪恶视而不见”，所以塞才会抑制白人而褒扬黑人。但这么说岂不是只能假定塞莱诺与黑人联手了？德拉诺糊涂了，他觉得黑人“太愚蠢了，再说，谁听说过这样的事，一个白人背信弃义到如此地步，竟然与黑人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同类？”（175页）就这样，他的疑问和解释疑问的方式使他陷入越来越深的种族主义泥淖。对于这个主张善待黑人的美国人来说，即便是搞阴谋的白种坏人、败类，也不可能做出纠集黑人反对自己族类的事情，因为那不符合基本人性。可以说，德拉诺从骨子里感到黑人是低于白人的下等族类，智力低下，并认为不同的种族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线。 [7]

出现在德拉诺思绪中的“纽芬兰狗”的比喻，如剃须情节中的一系列比喻一样，也承载着隐含作者对读者的暗示。小说结尾处，第三人称叙述者完全脱离了德拉诺的视角，夹叙夹议地描述巴波及起义的终结，反讽语调格外清晰，着重点出的正是有关黑人智力低下这种观念之荒唐：

读者在这样的文字中，似不难感受到麦尔维尔对白人优越论，对蓄奴制和镇压黑奴起义的愤怒和否定。

但以上的阅读似乎又引出了矛盾的理解和阐释。剃须情节对塞莱诺真实处境的暗示让读者将同情心转移到了塞莱诺身上；作品第二部分的庭审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它以仪式化的权威性和终极性还原了曾被几重相互矛盾的叙述所涂抹和覆盖的圣多米尼克号事件的真相；塞的证词中，那位“忠仆”巴波的残暴简直可以说令人发指。这样的阅读关注表象与实质的巨大差异，它所看到的“翻案”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将起义领袖巴波与罪恶和阴谋相连，备受德拉诺怀疑的塞莱诺却为了救德的性命，在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危跳船，成了英雄。然而，读者的基本良知、正义感以及在近一二十年关注政治、意识形态、种族和族裔话题的批评语境中培植起来的对种族主义话语的高度警惕，却让我们难以接受这种“政治不正确”的阐释；更何况文本内同样有许多细节、比喻批判了德拉诺所代表的种族主义态度，肯定了起义者的智慧、组织性以及争取自由的大无畏精神；文本内的空白（“庭审”未给予起义者发言权），巴波在法庭的“失语”（“见一切都完了，他一声不吭，谁也无法强迫他开口。他的神态仿佛在说，既然我做不成事情，我就不开口说话”，222页），他那悬挂在广场上的头颅对白人目光的无声蔑视和具有威胁性的反凝视——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将前面的定案再次翻过来，重新认识巴波这位反抗罪恶制度的足智多谋的黑奴领袖。实际上，这也正是晚近后殖民批评对《贝》的认识的主调，尽管它无法解释文本的另一些复杂倾向。

本文正是试图解释这种矛盾。在细读《贝》的真实“原型”和另一个对麦尔维尔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的“底本”的基础上，将它们和《贝》的文本进行仔细比对后，我认为当下的政治性阅读对小说文本的阐释基本上是服从现行理论的需要，虽然有进行文化反省的积极意义，但对于《贝》中黑人形象的复杂性，尤其是麦尔维尔对玄学意义上的“黑暗”和“邪恶”的持久关注，则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过，在进行这种比对前，有必要对历史上和当下的后殖民批评语境中对《贝》的批评做一些概略的分析。

一个半世纪以来对《贝》的批评，尤其是对巴波和黑奴起义的看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最初的70年《贝》默默无闻，尽管作品发表时美国内战在即，但当时的评论几乎都没有表现出对黑奴造反的特别警觉，甚至根本没有将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8]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麦尔维尔研究复苏，到1980年代中后期这六十多年中，《贝》的主题、人物、风格等方面得到一定关注，对巴波形成过很不同的意见，这从收入《短篇小说批评》的文章[9] 和约翰·朗敦选编的《麦尔维尔的<贝尼托·塞莱诺>——供研究用文本》（1965）[10] 可得出大致印象。大约从1990年开始，对《贝》的评论激增，而且几乎一概以认识德拉诺船长的种族主义观念、起义领袖的智谋、以暴抗暴的合理性等内容为主。与此同时，大学课程也纷纷采用《贝》作为阅读和讨论的题目。[11] 这个阶段，对《贝》的意见出现了惊人的趋同，评论者不仅赞扬巴波是英雄，批判德拉诺和塞莱诺所代表的种族主义，而且认为麦尔维尔本人在《贝》中表明了反对蓄奴制的立场，含蓄地歌颂了暴力起义的黑奴领袖。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治正确”论者对塞莱诺相对肯定的态度。小说结尾处写道，在黑人被制服后，德拉诺一如既往，只看到阳光、碧空、湛蓝的大海、和煦的贸易风（the trade）[12]——好用比喻的他将好风比做航海人“温暖而坚贞的好朋友”：一切不都好起来了吗，为何塞莱诺仍然愁容满面，究竟“什么东西在你心头投下如此阴影？”塞答道，“那黑人”（“The Negro”）。他不仅在去利马途中不能面对巴波，连法庭请他协助完成对巴波验明正身的要求都坚决不允，甚至晕死过去。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如他对德拉诺说的，贸易风“只稳稳地吹着送我进坟墓罢了”（222—223页）。这个结尾，被一些人理解为塞莱诺在失去人身和精神自由的数月中，尝到了当奴隶的可怕滋味，由此对奴隶产生深刻的同情并反思罪恶的蓄奴制度，却终因无力公开对抗制度，郁闷而死。例如，有人望文生义地将“贸易风”一词读作贸易、买卖，从而发挥说：“我们必须也将它读作‘奴隶贸易’。德拉诺坚定地相信奴隶买卖是‘温暖的朋友，忠贞不渝的朋友’”。而塞莱诺则不同，他“刚刚当过奴隶，无法忘记一个人被囚禁时是什么滋味。贝尼托·塞莱诺不能忍受（live with）‘[奴隶]贸易’”。[13] 奇怪的是，这种生硬的逻辑甚至出现在一些深思熟虑的评论中。早在1978年，格里南达在《<贝尼托·塞莱诺>与合法压迫》一文中，几乎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了塞莱诺最后的忧郁：熟悉了奴隶社会之黑暗的他“现在终于能理解哗变者的行为了。这是使他无法存活下去的（live with）知识”。他之所以“无法朝巴波看一眼”，是因为他在“道德上的两难”处境：一旦认清“自己对奴隶的压迫性关系”后，有良知的奴隶主应解放自己的奴隶，但是，在一个贩奴、蓄奴合法的社会中，这样做却会使他“被自己的社会阶层所唾弃，承受经济的压力或受到人身骚扰，或两者皆有”。[14] 这两篇文章都从对巴波的肯定和对德拉诺的否定，推论出塞莱诺的态度，在发表作者本人对蓄奴制等问题的见解。对于这样的推论，我们可举出文本中的一些基本事实来发问：如果塞莱诺因做黑人囚徒数月而获得了换位思考的能力，那他如何能做长篇证词，详细控告黑人虐杀白人船员乘客的血腥行为？他又为何一提自己的好友、被巴波制成白骨雕饰的阿兰德就悲痛欲绝？更何况圣多米尼克的黑人能顺利地起义，一个客观条件是奴隶主阿兰德说他的黑人“温顺驯服”，不必像“几内亚贩奴船”那样将他们上镣铐扔到舱底，于是塞莱诺一直让他们在甲板上自由活动。（153—154、209页）

黑奴贸易船

格里南达的文中有一句话，倒是基本符合《贝》批评的历史实际：“直到上个年代（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  《贝尼托·塞莱诺》一直被人误读……《贝》不得不等候一个多世纪才迎来对它的真知灼见。”事实上，从当下“一边倒”的批评回到前面所说的第二阶段的评论，结果同样令人吃惊：认定故事中巴波和黑人代表“恶”的，并非只是个别人。[15] 在对这部“见仁见智的作品”[16] 的多元化的阐释中，专门关注起义本身的并不多[17]，然而对巴波的负面意见却时而浮现，例如套用麦尔维尔的作品《骗子》（The Confidence Man），称巴波为“黑骗子”（“a copred confidence man”），说他的“精心策划不仅为敲竹杠，还要伤人”[18]；又如称“巴波是纯粹的恶，以施加‘凶暴的恶行’为乐”。[19] 对此，我以为应该做实事求是的辨析。首先，必须分清所谓“巴波＝恶”的说法究竟是论者对黑奴争取自由的政治问题的表态，还是在阐释小说文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关注文字符号本身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巨大影响，绝不亚于今天政治话语对文学批评的渗透。）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麦尔维尔的批评中，“恶”往往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或至少含有这样的层次，它与纯粹政治观点的表达是有区别的（这也是本文将重点论述的观点）。再者，如果认定“巴波＝恶”的提法反映了种族主义意识，那么，美国在法律上取缔蓄奴已大半个世纪后仍有这样的言论，只能说明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很缓慢、很复杂的过程，何况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语境看问题，反对蓄奴制度并不必然等同于赞成用暴力推翻这个制度。最后一点，不少人理直气壮地论述起义领袖之“恶”，毫无不自在的感觉，这本身也说明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文坛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政治话语。

历史地看，对于《贝》中的贩奴、蓄奴制及其相关问题，大致形成过四种意见：

    1．以温特斯和费尔顿斯坦为代表，认为《贝》不涉及蓄奴制的是非问题，这类批评家一般将巴波阐释为代表玄学和道德意义上纯粹的、绝对的恶。[20]

    2．以麦修逊为代表，认为作品“提出了没有回答的问题”：黑人实行了“野蛮的报复”，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是奴隶，因此首先是别人对他们施行了恶。”[21] 麦修逊显然认为蓄奴制度本应认真对待，起义的正义性应该更加突出，但在作品内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处理。换言之，在现有的文本中，麦修逊没有体会出麦尔维尔对黑人有明显的同情。

    3．认为《贝》是麦尔维尔从前卫的反种族主义立场的倒退，表现出害怕、仇视奴隶造反的情绪。

    4．表达了类似当代评论的意见，认为《贝》表现了起义领袖的英勇和智谋，赞扬了麦尔维尔反对蓄奴制的态度。

上述第三类意见中，朗敦选本所节选的卡普兰的文章《（贝尼托·塞莱诺）：蓄奴制的辩护词？》（1956—1957年）尤其值得注意。[22] 作者以翔实的资料说明，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的一百多年中，在贩奴船上不断发生黑人起义、杀死船长和船员乃至全体白人的事件，从而使我们对小说描写的圣多米尼克号起义的深广的背景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卡普兰提到的著名事件中有后来拍成电影的1839年阿米斯泰德号（Amistad）起义，美国最高法院曾对此案做了历史性的结论，“首次从法律上声明，当黑人被当作奴隶从自己的家乡贩运出来的时候，他们有权利为了争取自由而杀死任何企图剥夺他们自由的人”[23]。有人曾用“1856年的奴隶起义大恐慌”、“反蓄奴制斗争白热化的10年之中段”来形容《贝》和《回廊故事集》发表的岁月。（168页）卡普兰与持对立意见的人有共同的认识前提，即根本不相信麦尔维尔在创作时会脱离自己时代的具体的政治、文化关怀；这一点在当今批评中已被普遍接受。但值得我们深思的倒是，在《贝》发表100年之际，这位在黑人历史研究刊物上撰稿的、旗帜鲜明地反种族主义的卡普兰，通过对《贝》的文本细读及其与麦尔维尔先前作品的比较，竟然也在其中分析出黑人和黑色与“恶”的联系，从而将麦尔维尔推入“蓄奴制的辩护士”（177页）行列。这提醒我们，故事本身可能比我们所想的复杂得多。卡普兰的愤怒在当代亦有回响。有个美国白人教师在多族裔学生参与的课堂上讨论《贝》这篇“内战前的反蓄奴制的杰作”，期待班上的非洲裔学生起来驳斥白人学生无意中流露的德拉诺式种族意识，可非裔学生中有的竟“和巴波的态度一样，宁可愤怒地保持沉默”，还有的干脆课后去老师的办公室“气愤地质问[他]为什么要教这样的种族主义的文本”[24]。

斯皮尔伯格导演电影《Amistad》剧照

目前对《贝》持赞扬或批评的正反方论者似乎都未举出麦尔维尔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日记、信件、创作笔记等材料作为佐证，证明他在创作《贝》的时期密切关心废奴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对黑奴以暴抗暴的行为表示过明确的态度。[25] 不过，《贝》所依据的真实原型，却能从一定意义上弥补上述材料的匮乏，我本人在对小说和原型进行仔细比对后，认为指责麦尔维尔为黑人的暴力起义张目的观点根本就站不住脚。

麦尔维尔的研究者都知道，《贝》的故事有个相当完整的原型。不但贩奴船起义事件的基本事实（包括地名、人名、塞莱诺的跳船），就连使用不知情的美国船长的视角、加上利马法庭调查的结构线，都不能算是麦尔维尔的创造，而是全盘取自历史上真实的德拉诺船长所著《航海记》的第18章。[26] 这么一个真实的黑奴起义事件，已经写进1817年就公开发表的书中，可是不但麦尔维尔对真实的原型秘而不宣，就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主张用暴力袭击奴隶主的激烈方式推翻蓄奴制度的人士也毫无觉察，直到70年后才被发掘出来，又过70年麦尔维尔在150年前就用隐晦的方式坚持了今天看来是正确的立场才被“普遍”认识——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对当下热衷的批评意见做了微妙的注释。

麦尔维尔的创作习惯是使用“一个现成事实的骨架进行构建，使之丰满起来，脉络充盈，富有美感”[27]，包括《白鲸》在内的故事都有原型；可哪个原型都无法和德拉诺的《航海记》18章相比，以今天的眼光看，《贝》简直就是大规模直接抄袭了德的第18章。尽管如此，两者的区别还是巨大的。原型中，航海日志和德的叙述至塞莱诺跳船的发生，总共才6页，也就是说，麦尔维尔将原材料拉长了至少8至9倍[28]， 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他的原创。特别是历史上的德拉诺并没有使用比喻的习惯，所以小说中的喻象结构应属于麦尔维尔。那么，麦尔维尔对原型，尤其在黑人形象和起义行为方面，做了什么样的改造呢？

从技术细节上说，《贝》将起义的时间提前了四年半，从而有效地避开了1804年海地宣布独立，成立黑人国家的历史事实，增加了德拉诺之麻木不仁的可信度；但原型中1804年起义的黑人询问附近有没有黑人国家是事出有因，而小说中的黑人问这个问题就缺乏根据了。起义的具体时间从南半球的夏季换到冬季，将实际航程拉长了一个月[29]，这使作品中阴霾气氛陡增，塞莱诺的“受难”过程延长。小说大大扩大了贩奴船的规模，作为起义主干力量的青壮年男子人数从原型中的十几个扩大到近百人，突出了起义者对塞莱诺的绝对控制。小说从原型的起义者中选取了巴波（Babo）作为起义领袖的名字，使其听上去更有原始意味。[30] 德拉诺在西班牙船上的逗留时间也大大延长，并将原型中塞莱诺主动向慌张的起义者提议欺骗美国人的情节（原型91页），改为由处惊不乱的巴波在很短的时间内设计和布置周密的应对措施（213—214页），这使巴波成为智慧超人、能量巨大的领袖。小说对“证言”的改动更是耐人寻味。

原型中，证词的篇幅几乎两倍于美国船的日志和德的叙述[31]，小说只列塞莱诺的证词，约占全文五分之一篇幅。因所叙事件中大部分是麦尔维尔的编造或创作，所以塞的证词和原型差别甚巨。作者似乎为对付自己头脑中的这个问题，特地添加了一段话：“节录证词之前，最好加一说明”；称当时法官们听了塞莱诺的作证，觉得难以置信，倾向于认为塞的脑子出了毛病，只是后来其他活着的水手一一作证，与塞自述的一些最离奇的细节相符，才使法庭有了最后判极刑的依据。“假如这些陈述没有被证实，  [法庭]会认为有责任不予采信。”（207页）这段话可视为麦尔维尔借用法庭的权威为自己创造的离奇情节所做的自辩，但它也在无形中增加了法庭的“公正性”——好像保护奴隶买卖和蓄奴制的法律并不一味听信白人和奴隶主的话，他们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取得确实证据后才做裁定。

 然而，最大的改造是原型中三方的形象。《航海记》所记叙事件的骨架虽在，可人物的血肉和魂魄却纯粹是麦尔维尔的再造物。改造工程使白人形象得以提升，黑人形象则大大“恶”化。

德拉诺船长《航海记》封面

小说全面拔高了塞莱诺和德拉诺这两个白人的品格和形象，至少是剔除了他们身上猥陋的一面。在原型中，两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经济纠纷，主要因事后塞不想如约还给德任何钱物，更不愿付任何报酬。[32] 出身名门的塞莱诺胆小怕事，不但在受到黑人控制的时候紧张得“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就是跳船也根本不为救美国人，而是出于逃命的本能；听说德要用小艇追赶黑人，吓得要死，说“那我们谁都没命了。”（原型83页）一旦上了岸他却异常活足天，反诬德拉诺是海盗，（原型85页）为赖账成了恩将仇报的小人，哪里有小说中塞莱诺那种利他主义和感受黑暗的深沉精神！原型中的德拉诺是精明的经济动物，从不隐瞒自己的经济企图。遇到西班牙船时，他已在海上漂泊一年半，收获无多，境遇不佳，连能干的水手都被骗走。（原型78页）尽管他标榜自己“纯粹出于人道动机”（原型103页）帮助了西班牙船，但他绝不白送物瓷而是期待塞在利马还钱或为他重新购置物品。（原型92页）两年后，德在波士顿收到西班牙国王赐给他的金奖章，但他期望从国王处得到更大的“实质性利益”，只可惜1808年查理四世被（拿破仑）推翻，未能如愿。（原型102页）然而《贝》则开篇就交代，德拉诺指挥着一艘大型捕海豹船兼商船，“拉着一船值钱的货物”。（141页）金钱考虑在德拉诺身上虽仍有残留，不像在塞莱诺那里变得荡然无存，但一个收获丰厚的美国船长对于物质的欲望毕竟不那么迫切了。难怪麦尔维尔在创作和修改中不断降低德拉诺预期得到回报的数字。[33] 过滤掉利益权衡后的白人形象表现出一种哲理意义上的单纯：一个曾跌入“黑暗”的深渊，“曾经沧海难为水”，另一个则被鳞遮住了眼睛，根本不懂得何为“黑暗”。[34]

小说对黑人的改造复杂得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巴波有惊人的智商、组织能力和表演才华，这些却都是原型中的起义者所不具备的。换言之，是麦尔维尔将高智力赋予了巴波。但他同时也让小说中的起义者丧失了原型中黑奴起义单纯的目的。

根据原型中利马法庭的调查记录，出身塞内加尔的青壮年黑奴为夺船和保证起义成功，先后用棍棒和匕首杀了36名白人船员中的25名，杀了奴隶主阿兰德及其随从若干（有的未刺死推下海去）；但当塞莱诺提出与起义者签署协议——他保证带黑人去塞内加尔，黑人保证不再杀人，到目的地后将船货交还白人（原型91页）。黑人也签名同意之后，他们没有再杀人（直至后来两船交火）。争取自由、返回家乡的单纯目的使他们的暴力行为在那个时代变得至少可以理解。德拉诺出手制服起义船的举动似乎更是出于对叛逆行为不能姑息这个海上通则的尊重，而不是因为他对反抗奴隶制的行为本身有什么特殊的反感。事实上，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写黑人“以拼死的勇气……尽他们所能用的一切手段进行自卫，直至最后一刻”（原型84页）。塞莱诺的证词也说黑人们“自卫到最后一刻，怒不可遏地直冲向长矛的尖头”（原型93页）。德还以同情的口吻写出死伤黑人的惨状，以愤懑的语气叙述西班牙船长和船员对被俘黑人的暴力报复。（原型84页）无论德拉诺有意还是无意，他的文字载录了一次失败起义的悲壮。

1791年圣多明尼克地区黑人起义

到了麦尔维尔的笔下，起义者却在与塞莱诺签署协议后，继续残酷、无理性地杀人和破坏，捣毁了几乎所有的小艇，杀了大副——除塞莱诺之外唯一会开船的人。（213页）一位老年水手因企图用“绳结”暗示德拉诺，“被借故调离视线，后来给搞到货舱里做掉了”（176、218页）。起义者简直被写成施虐成性的群体[35]，就连妇女也“想慢慢折磨死”西班牙人，而不是直接杀了他们。（217页）巴波更是刻意制造恐怖，从对白人的肉体与精神折磨中获得巨大的快感。他的施虐有很强的创造性和表演性，例如就地取材、叫人用滚烫的沥青浇在青年侯爵的手上（仅仅因为后者“蜷缩了一下”）；（219页）以剃须为名对塞莱诺进行威胁是另外一例。（186—187页）小说中大肆渲染的，最为阴森恐怖的情节，莫过于杀害阿兰德并以其尸骨制成船艏饰。原型中，起义领袖穆里通知塞莱诺，他们要杀死主人阿兰德，因为“非如此不能保证获得自由。”睡梦中的阿兰德遭到猛刺，“还没死，十分痛苦，他们把他拉到甲板上，推下海去了”（原型90页）。这是相对平实地交待事件经过。《贝》则为巴波增加了一条杀阿兰德的理由，写出他强烈的权力欲：“为了控制住船员，他要给他们准备好一个警示，”让他们明白该走哪条路。他命人用短斧行刑，阿兰德“还没有死，被砍得血肉模糊，”但是，巴波却不让将阿推入海中，而是“命令他们在甲板上当他的面将他[阿]杀死”（210—211页）。巴波给白人的“警示”于第四天拂晓时明朗化。他指给塞莱诺看替下了原先挂在船头的哥伦布像的一副骷髅，并问他，这么洁白的骷髅难道不应是白人的吗？他将所有尚活着的白人一一叫来，不断地威胁他们说，如有“任何反抗的言语和举动，”“那你的魂与身都将追随你的头领而去。”（212页）巴波还用白垩粉在船头涂写了“追随你的头领”，用阿的“骸骨制成的死神艏饰”则为这行字“做了个白色的评注。”（203页）

巴波的行为显然已大大超出原型中起义者们为“确保获得自由”而第二次大规模杀人的需要，或者说，争取自由的目的在无尽的肉体折磨和恐怖气氛的扩散中被大大模糊化了。[36] 作者所添加的大量细节不仅使黑人起义者比原型精明能干得多，更使他们变得极其凶残。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作者真的要为起义者张目，他又为何要如此毒化真实的起义黑人形象？当我们将细节和作品中的隐喻、象征联系起来时，这种“毒化”更是一目了然。

朗敦选本的文本异动对比表明，杂志版的《贝》中德拉诺提到，两个黑人因“被一个水手不小心碰了一下，便向他发出一连串可怕的诅咒，”后来还“猛然将他掷到甲板上，跳到他身上……”[37] 麦尔维尔在《回廊故事集》中降低了调子，将“诅咒”和“跳到他身上”的细节改为“用力将他推到一旁”。（169页）然而，他的修改很不彻底，在小说中仍留下两处痕迹：德拉诺将“水手被两个黑人踩踏”（trampling）的事件列为船上无纪律性的例证；（179页）塞莱诺的证词也提到，占领起义船后，一个西班牙水手用匕首刺向被绑缚的黑人，“那人曾在当日伙同另一黑人将他推下来，跳到他身上。”（220页）

不彻底的修改反而凸现出“踩踏”的细节与船艉雕饰在形象上的关联。小说开头，德船长在靠近圣多米尼克号时，只见那“大大的椭圆形盾状船艉饰雕刻着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的纹章”，在其周围的花饰顶端有“一个黝黑的戴着面具的萨梯尔，他的一只脚踏在另一物的脖项上，后者匍匐在地（prostrate），身体扭动着（writhing），也戴着面具。”（144页）[38] 此图像又与小说中巴波紧随塞莱诺跳船后的情景惊人地相像。认定巴波向自己行刺的德拉诺夺下其凶器，将攻击者“用力推倒在船底，”左手按住半倒的塞莱诺，右脚“踩住了匍匐在地的黑人”（the prostrate negro），只见巴波又拔出一把暗藏的小匕首“从船的底部像蛇一般扭动着身子起来了（snakishly writhing up）。”[39] 当德看到巴波用刀对准塞莱诺的心脏的时候，“真相才如闪电般掠过他那长时间陷入暗夜的头脑”（201、202页）。

黑奴在起义中屠杀当地白人

蒙面的践踏者与蒙面的被踏者，黑人踩踏白人，白人踩住黑人：这三幅“踩踏”的图像不断玩弄着黑白、真假的颠倒，令人眩晕。描写中关键词语的惊人相似——“匍匐”、“扭曲”，以及巴波如蛇一样盘旋起身的姿势，却几乎向读者明示，巴波是撒旦式的蛇，有极大的欺骗性和邪恶的目的。“蛇”的隐喻不是暗晦的象征，其所指在清教文化中是公开的，具有很高的公众认知度，更何况出现在这样一部有关“真相”（黑人暴动）不断被“表象”（白人海盗）窜改和掩饰的作品中。圣多米尼克号从一出现在读者眼前，就是彻头彻尾蒙着盖布的。小说开始时，德拉诺不仅看到了其船艉饰，还很快注意到被“蒙蔽”的船头。（144页）虽然遮盖白骨艏饰的帆布一直到黑人的“面具被掀开”（203页）的一刻才现形，然而死亡和白骨的意象却早在他看见“泛白”的船身和到处弥漫着的破败景象时就浮现在他脑中：“船龙骨的铺放、肋骨的拼合好像都是在以西结的枯骨平原完成的，她的航行从那里出发。”（144页）[40] 实际上，小说中的起义者在“真相”析出的一刻全面“恶化”了：压在舷墙上的黑人好像即刻会“发生的黑色雪崩”（201页；形容词sooty有污垢、污染的意思）；他们乘大船向海上逃离时，如“逃出猎禽者掌心的乌鸦呱呱乱叫”；（203页）美国船员攻上大船后，黑人“绝望地反抗着，红色的舌头如狼似地从他们黑色的嘴巴中伸出来（lolled, wolflike）”（206页）。

在小说《贝》中有着“蜂巢般精妙叵测”（223页）头脑的巴波就是蒙面的践踏塞莱诺的萨梯尔，让城堡血流遍地的立狮，白骨船艏饰的作者，磨刀霍霍的理发师。他能在两个小时内计划得如此周全，伪装得如此巧妙，对塞莱诺看管得如此严密，乃至将富有海上经验的德拉诺完全引向歧途，这也从反面衬托出笼罩在塞莱诺们周围的恐怖气氛——那种使得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说出，甚至暗示出巨大隐情的浓密深沉的黑暗，也让我们对造成塞莱诺身心俱焚、精神彻底被摧垮的状态多了一份理解。必须指出，尽管几十个白人被砍杀得鲜血淋淋，但实施屠杀的是尚武的阿散蒂人，巴波的手上滴血不沾。大恶者不犯小恶，这正是麦尔维尔笔下“天生邪恶”（Natural DePravity）的特征。他后来在《比利·巴德》中谈到克莱格特的时候说，这种玄学意义上的罪大恶极者绝非一般的绞刑架上或牢狱里所能见到的罪犯，因为他们“一成不变，都是绝对智力型的”[41]。 

这不等于说，巴波——黑奴起义领袖——就是“恶”？果真如此，这篇小说还能读吗？还应该读吗？

然而问题恰恰又在于，《贝》中的“黑奴”还是不是原型中那些争取自由的起义者？麦尔维尔己然将一个原本真实的起义事件改造成一桩巨大的、几近完美的阴谋（这对德拉诺心中有关“海盗”的阴谋情结真是奇特的反讽）。当他对真实的原型进行改写的时候，他的头脑中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幻视，使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偏转？

我们还是要回到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比喻的迷宫。《贝》叙述的既然是发生在西班牙船上的事件，那么作者使用与拉丁文化有关的意象本来是不奇怪的。但为什么原型中的人名未改，可两个本来挺合适的船名却都更改了？为什么叫“历练”号的船被改造成了与西班牙古王朝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圣多米尼克”号，虽然破败却昔日气派犹存？为什么原型中“坚毅”号的德拉诺一靠近“历练号”，立即发现了满甲板的奴隶（原型80页），而“快乐的单身汉”号的德拉诺在隔着浓雾看去时，却先将船喻比成了比利牛斯山上“被暴风雨刷白了的隐修院”，接着看到眼前“整整一船僧侣……蒙头的修士服……在修道院回廊上走动的黑修士”？（143页）为什么他刚见塞莱诺就把他比作“患疑心病的隐修院长”？（148页）为什么说塞莱诺慵懒的、不耐烦的神情活像他那位“隐退前夕的皇帝同胞查理五世”？（149页）为什么麦尔维尔最终将塞莱诺送进了安哥尼亚山上的隐修院，并让他很快结束了生命？

《贝尼托·塞莱诺》封面

先从很多评论都谈到的船名讲起，它们本身就是重要的隐喻。费尔顿斯坦可能是详细评论《贝》的第一人，她指出，美国船名来自《白鲸》中的两条船：“单身汉”号（Bachelor）和“喜悦”号（Delght）前者乐天，不信恶的存在，后者悲观，认为恶无法抵挡，分别暗合德拉诺和塞莱诺的性格。[42] 更为重要的是，她指出了小说中的“圣多米尼克”（San Dom inick）与多明我修道会（the Dominicans）的关联，以及后者与各国宗教裁判所（the lnquisition）的关系。甚至贝尼托这个名字（Benito）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就是本笃修道会修士（Bene dictine friar）[43] 多明我修士因着黑色披风而被称为“黑修士”（Black Friars），本笃会隐士的服饰据信后来亦以黑色为主，所以也有“黑僧侣”（Black Monks）之称。[44]

科埃多作《圣多明我》

这一阐释打开了另一扇门，我们似乎从中体会到麦尔维尔在改造西班牙船的时候，不仅将天主教文化与玄学意义上的深沉“黑暗”之间划上了某种等号，而且还对这种文化十分迷醉。值得注意的是，“黑暗”不是体现在塞莱诺、奴隶主和其他白人身上：他让黑皮肤的黑奴在这艘被改造为修道院的船上充当了能主宰一切的黑暗势力。然而，只是在笔者读到朗敦选本中另一篇被列为“原始资料”的文章后，很多疑问才得到了合理解释。这就是HB弗兰克林的《<贝尼托·塞莱诺>：苦行僧的痛苦》。[45]

弗兰克林发掘出了《贝》的另一个“底本”——威廉·斯特灵所著《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隐修生活》（以下简称《隐修生活》）。[46] 据他说，“该资料的重要性从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德拉诺的《航海记》”（朗敦105页）。斯特灵于1851年在《弗雷泽》杂志连发两期，后又扩充为同名的书，到1853年已经发行第三版。（105页）该书极为著名，1853、1854两年内，许多刊载对麦尔维尔作品评论的杂志都同时有对该书的评论，因此弗兰克林认为麦尔维尔不可能没有读过。按照朗敦节选的十几页内容看，《贝》对它的依赖程度之高，使我觉得必须修正自己在第三部分所说的，“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他的原创”，因为《贝》的大量细节，甚至最重要的灵感，都来自《隐修生活》。

《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隐修生活》封面

简要说来，麦尔维尔将斯特灵所描述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与教会、修士团的关系复合在塞莱诺与巴波为首的黑人的关系上了。依照书中说法，实行政教合一的查理五世先是利用、放纵了多明我会去挞伐新教和异端（该会即“黑修士”团体，“圣多米尼克”就是该修道会的创始人）。但后来皇帝完全受到教会的控制，教会成了皇帝的真正的“主子”（小说中，不愿为黑奴上镣铐的阿兰德和塞莱诺完全落到了黑奴的手中，剃须情节一再强调巴波是真正的“主子”）。皇帝晚年陆续交出世俗权力，隐退入修道院，不久就在那里死去。塞莱诺也是被迫交出权力，几个月生活在象征修道院的船上，后来真的进了修道院，这就是小说开头时“圣多米尼克”号被比作修道院（教会的地盘），黑人被当作“黑修士”的根本动因。

难怪船的规模要大大扩大，德拉诺无论远远看它，还是在船的各处游荡，还是站在上层后甲板上，他都在强调这船原有的皇家气派；难怪船艉饰和旗布都与王室有关；也难怪塞莱诺被影射为他那“隐退前的皇帝同胞”。弗兰克林说，塞莱诺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成了查理五世的幽灵——既是他超自然的幽灵，也是他的象征的幽灵”（106页）。这位皇帝死后三次被开棺、移尸（110页），但是最匪夷所思的是，他本人在死前两个月亲自导演了自己的活出丧，一条大船载着他的棺材，浮在海面上，“海面以下有复杂的装置，支撑起代表西印度群岛的岛屿”（109—110页）（查理五世将 Santo Domingo，即圣多明各岛作为第一个大规模贩卖黑奴的地点，113页），而皇帝“跟随着自己的棺材，甚至可能在里面躺下了”（110页）。这个事实更使得塞莱诺的船成了皇帝的浮棺，而德拉诺也一再使用与幽灵有关的比喻传达他对西班牙船的感觉。皇帝死后，四个僧侣为他守灵；而圣多米尼克号也有四个老年的黑人捻缝工守卫，他们的“单调的低吟声”被比作了“葬礼进行曲”（110页，小说146页；这些人物是原型中所没有的）。

弗兰克林至少还罗列了几十个细节，证明“圣多米尼克”的构造、装饰、舱房设置。说到剃须，弗兰克林注意到，在塞莱诺住的小舱房内，“对其中几乎所有物件的描写不是同隐修生活有关，就是同宗教裁判所有关”，例如扔着的旧绳索很像“一堆穷修士的束腰带”，沙发竟然像“宗教裁判所的拷问台”，安乐椅看上去则像“奇形怪状的刑具”等等。这种描写不只是仿照了查理五世在隐修时的住房模样，像“宽大的、奇形怪状的安乐椅”完全就是皇帝房间里十分显眼的家具。（106—107页）

小说和《隐修生活》在语词上的对应和雷同有一处值得提出来讨论。一位批评者曾注意到麦尔维尔在塞莱诺出庭作证的时候，使用了原型所没用的词：“he[appearea] in his litter……”他紧接着问，“为什么用‘litter’？麦尔维尔是想暗示废物、垃圾，还是一窝小动物？还是大概指抬伤病员的担架？‘Litter的意义是含混的。”[47] 必须指出，litter一词在此就是“担架”，塞莱诺是用担架抬着来的，这完全符合人物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有任何歧义。该词是从拉丁文通过中古法语进入英语的，词源意思是“床”，所以“担架”是它较早就有的意思，废弃物和一窝（小猫等）的意思倒是后来的发展。如果定要这样解释，那就像“贸易风”和“奴隶贸易”的问题一样，只能为了政治立场的需要而委屈英语的语法了。其实，litter指担架的用法在十八世纪的作品，尤其与法国、西班牙有关的作品里，是非常普通的用法。不过，麦尔维尔之所以选用这个词，恐怕还是因为查理五世去隐修院的路上常常就是“bome in a litter”——用担架抬着走的。

如此说来，麦尔维尔似乎既将黑奴当成用暴力争取自由的起义者，同时又把他们当成了“黑修士”，也就是控制了神圣罗马皇帝的、擅长搞阴谋诡计的天主教的修道会。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多重身份是常见的现象，后殖民批评对角色混淆的文化含义更是关切。例如，黄梅在论述十七世纪英国女作家贝恩的《奥鲁诺克》时，就分析过围绕主人公所出现的“一系列的身份混淆和矛盾百出的态度。”贝恩笔下的奥鲁诺克似乎既是黑人，又是白人，既贵为王者，又沦为奴隶，既是贩奴者，又是奴隶起义领袖。[48] 同样，麦尔维尔笔下的巴波也呈现复杂的身份，他既是黑人，也是白人；既是起义者，也是阴谋家、权术家；既是十八世纪末期的新世界人，也是十六世纪初期的旧世界人。当麦尔维尔将黑人当成起义者时，我们能体会到他对德拉诺身上种族主义态度的批评审视。当他把他们当成“黑修士”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最深沉的黑暗和恐怖的代表。这时，由德拉诺所代表的一般美国人的倾向，即乐观，看不到也不相信大恶存在的倾向，就成为麦尔维尔批评性审视的对象。就这点而言，麦尔维尔的关怀和他所写的《霍桑和他的青苔》中的“黑暗”，以及对能否有认识黑暗的“鹰眼”的关注是一致的，和书记员面对“墙”时麦尔维尔想让我们体会到的意思是一样的。

[1]《回廊故事集》（The Piazza Tales）收了麦尔维尔在《普特南》上发表的七篇故事中的五篇，麦为之写了自传性的故事《回廊》作为序。参看Willard Thorp，Afterword，Billy Budd and Other Tales，by Herman Mel_vi11e（New York Signet，l979）325;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st ed），vo1 1（New York：Norton，n.d.）2148 n.1（以下提到该版本，均简称《诺顿美国文学》，I,在文中给出页码）。

[2] 关于南美洲西属殖民地的状况、副王总督辖区（viceregal intendancy）这个译名、从西非到加勒比海一带及南美洲的贩奴路线、姓名称呼法等，北京大学的赵德明教授给了我不少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小说中基本上用同辈但关系不亲密的尊称“堂·贝尼托”指称主人公，在更正式的场合则在后面加上姓氏；较早的评论沿用这两种称呼，本文参照当下一些评论文的做法，依照英美习惯，直接使用其姓氏塞莱诺。此外，当时南美洲大部分地区仍是西属殖民地还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当地的白人是西班牙人或他们的后裔，所以本文也按小说中的说法，称智利人塞莱诺为西班牙人，他的船为西班牙船。

[3] Herman Melville，“Benito Cereno”，  in Billy Budd and Other Tales（New York. Signet，1979）186本文所引《贝》的文字，若不加说明，均引自该版并直接在文中注页码。

[4] 詹姆斯一世（1566—1625）的母亲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信奉天主教，他本人是苏格兰长老会（新教）信徒。他刚出生父亲就被炸死，后来母亲被伊丽莎白一世处死。他继承英国王位后不久就遭遇针对他的、准备炸议会大楼而未果的火药案（1605）。《诺顿美国文学》称他一生“生活在被天主教暗杀的恐惧中，在火药案和1610年法王亨利四世遇刺事件后恐惧尤甚。”（I，2185页，注释6）法国的亨利四世是支持新教的，后被一个天主教极端狂热分子拉韦拉克用匕首刺死。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8卷，第507页、19页。

[5] 卡斯蒂利亚与莱昂（Castile and Leon）是古西班牙王国。卡斯蒂利亚一词的意思是“城堡之地”，莱昂的意思是狮子，故纹章中有城堡和狮子的图案（狮子是纹章中常出现的lion rampant，即后腿着地、前爪扬起作扑击姿势的狮子）。参见《诺顿美国文学》，I, 2151页，注（1）。

[6] 产于纽芬兰的黑色、壮硕、灵敏并善于游泳的狗。

[7] 真实发生的事情（姑且称其为“历史事实”）和顽固地存留在人们观念形态中的认识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就以德的这段疑惑的推理来说，他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不久前就发生过。在《塞》所述事件之前一二十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在当时的新斯科舍（Nova Scotia）集合了一批反独立的保皇人士，其中就有很多黑人。在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有一大段被国民大会删去未用的文字，谴责贩奴勾当“违背人性”，指责英国国王以给黑人自由为诱饵挑动他们站在英国一边反对殖民地人，那无疑是以挑动黑人夺取白人殖民者性命的犯罪方式来“偿还他们从前剥夺一个民族的自由的罪行。”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识》中也谈到英国“那野蛮的地狱般的政权挑动印第安人和黑人来毁灭我们”。参看Funk and Magnalls New Encyclopidia， vo.l 19，237;《诺顿美国文学》， I ,476、498页。尽管如此，在一般美国人的观念中，像德拉诺那样的想法应有一定的普遍性并延续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

[8] 参看〈http://www.melville.org/hmpiazza.htm〉，其中列了1856年6-9月间各美英的报纸杂志对《回廊》的短评九篇。

[9] Short Story Criticism， ed.， M. Detroit（Gale Research，c.1988—）。这是一套工具书，按时间顺序收集对中短篇小说的论述。我在第1、17卷中查到《贝》的16篇评论。以下简称SSC。

[10] John R.Runden，ed.，Melville’s Benito Cereno: A Text for Guided Research（Boston: D. C. Heath， 1965）.这是一种案例研究性质的书，集《贝》文本、素材、评论、版本校注和研究书目于一体。以下引用该书简称Runden并注页码。

[11] 2003年从在线的《学术期刊集成全文数据库》（ASP，即Academic Search Premier）搜索“Benito Cereno”，发现各类杂志的电子版文章33篇，其中25篇是1990-2002年间发表的文章，标题中含有巴波、种族、（反）蓄奴制、社会性别、政治、历史、静默、黑色等字眼的就有21篇（基本出自1990年以后），其余也同当下政治化的研究有关。这些虽远非几十年间有关该小说的全部评论文，但从几率看，仍能说明近十几年来批评界的集中关注点。总的来说，1980年以前的文章关注叙述、语言、自我、词义、意象等问题为多，标题显然没有突出政治。见〈http://search.epnet.com〉。

[12] 此处指“可靠的、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吹的风”（《诺顿美国文学》，I, 2213页，注（6）。贸易风和其他各种风的名称在《贝》和麦尔维尔的其他航海小说中都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此外，该词一般用复数形式，而下文中的“贸易，买卖”一般用单数。

[13] 此文应为学生作业，标题是“Captain Delano’s Ugly Passion”（《德拉诺船长的丑恶感情》）（〈http://sketchbook.sbc.edu/sidestreet/papers/benito_cereno.html〉）。方括号为原文所有。

[14] M. E. Grenander，“Benito Cereno and Legal Oppression，”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2.4（1978）:137-342（〈http://www.szasz.com/grenanderbenito.html〉.  页码可能指该期杂志的始页和终页。电子版介绍说，作者是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校区的资深退休教授。

[15] 格里南达文中提到，“1960年，莫林·波恩（Merlin Bowen）仍视巴波为存在之恶的邪恶表现……即使今天仍可读到关于这个故事的种种奇怪的解释。”

[16] Runden,Preface,vi

[17] 对朗敦书中九篇评论（其中三篇与SSC节选的作者与篇名重合）、15种带简要评注的书和文章目录（其中4种亦见SSC）的粗略统计表明，除了在“蓄奴制问题”专题中长篇节选的2篇，比较突出废奴和起义论题的篇目有2种，作者用“英雄主义”、“英雄”等字眼肯定了起义及其领导者。见Warren D’Azevedo（1956），Joseph Schiffman（1950），in Runden，197.

[18] James E. Miller， Jr.（1962），in Runden，196.

[19] Stanley T. Williams（1947），In Runden，198.

[20] Yvor Winters，“‘Benito Cereno': A Late Masterpiece，”（excerpted）in Runden，118;SSC，vol. 1，299（1938）. Rosalie Feltenstein，“Melville’s Us e of  Delano’s Narrative，”（excerpted）in Runden，124-133（1947）.与蓄奴制无涉一句见第132页。Winters所说的“The morality of slavery is not an issue in the story”经常被人引用;他接着说作品描画的是“横行的恶”和恶行的后果，分别表现在黑人和塞莱诺身上。

[21] F.O.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1941），转引自SSC，vol.1，300.麦是较早触及奴隶问题的著名批评家，他有关《贝》中的黑奴既是恶的表征也是恶的牺牲品的意见对后来人产生了影响，如Harter Richard Fogle和Allen Guttmann，而下文要提到的Sidney Kaplan则用之作为反面教材，分别见Runden，196，180，173，177-178.

[22] Sidney Kaplan，“‘Benito Cereno’:An Apology for Slavery?”，in Runden，167-178.下文提到的颜色象征的分析见174-175页。该文原文见“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会”的刊物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41（1956）:311—338;42（1957）:11—37。

[23] 同上，169页。关于历史上真实的贩奴船上奴隶起义的论述见第168-170页，特别是168-169页中的两条详尽注释。

[24] Robert S. levine，“Reconsideration: Teaching in the Multiracial Classroom: Reconsidering M elville’s‘Benito Cereno，”Melus 19.1（1994）:111-120.（〈http://web20.global.epnet.com/〉）文中所说的情况发生在马里兰大学。

[25] 一卷本《诺顿美国文学》第四版在1820-1865年文学的引言中提到，麦尔维尔称黑奴制度是“人类最无耻的罪行”，但未说明此言的出处， 尤其未注明时间。同一引言还提到，1851年麦尔维尔的岳父、麻省首席法官在波士顿强制实施了（1850年）逃奴法，对此梭罗曾在日记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854年更发表辛辣的演说《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见The Norton Anthology: American Literature，Shorter 4 th ed.（New York: Norton，1995）396，769，772.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反蓄奴的斗争已白热化，美国北方废奴的呼声十分高涨，言论已经相当公开，尤其是在麦尔维尔生活的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除梭罗的演讲外，1855年F.道格拉斯发表自传第二版，对第一版（1845）进行了大量扩充修改。我没有读到麦尔维尔本人有任何支持黑奴暴力起义的言论。相反，倒是有论者在谈论艾米莉·狄更生与美国南方的关系时指出，南方读者视爱默生、梭罗和斯托夫人的作品如毒物，而狄更生则不然，“她同麦尔维尔和霍桑这些南方人喜爱的作家一样，采取了哀婉的默认态度”。见Christopher Benfey，“Emily Dickinson and the American South”，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y Dickinson， ed. Wendy Martin（Cambridge， UK:CambridgeUP，2002）48.

[26] Amasa Delano， 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Comprising Three Voyages 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with a Voyage of Sur vey and Discovery 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Oriental Islands（Boston，1817）318-353.该书第18章收入Runden，76-104; 以下引文均出自该版，只随文注明“原型”和页码。这是斯克德（Harold H. Scudder）在1928年发现的（Runden， v-vi;125，n9）。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便是德拉诺船长的后人（《诺顿美国文学》I，2148页，注1）。此外，第18章严格说分为三部分，头两页引用美国船的航海日志，写从美国大船上的观察和参与缉捕的情况，三言两语交代了全部事件，接着才是德本人叙述和法庭审理。

[27] 转引自Feltenstein，in Runden，126.

[28] 七十多年来，对《贝》的评论几乎都会对小说与原型进行比较。本文所作比较主要基于我本人的细读和整理，其中一部分参考了本文已经提到的诸多文章，除需特别说明的，一般不再一一列出参考资料。

[29]原型中西班牙船于1804年12月20日出发，1805年2月 20日清晨在圣马利亚岛遇美国船，塞莱诺谎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漂泊4个月26天;《贝》将贩奴船出发时间提前到1799年5月20日，8月18日遇美国船，塞莱诺自述漂泊190天，即六个多月（151页）。在原型和小说中，西班牙船实际从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出发，可能因为黑奴的主人阿兰德是阿根廷西部的门多萨人，瓦是离他最近的太平洋港口，从那里去利马，并不应该走两个月，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船先北上，黑奴起义后又掉头南下。如从大西洋沿岸的布城出发，意味着船必须绕过合恩角北上，再加上所谓的风暴、无风、败血病等等灾难，使得漂泊4个多月或6个多月获得了可信度。在几个世纪中，西班牙殖民者开通了几条贩奴路线，奴隶的集散地是加勒比海地区，那里奴隶起义很频繁。征服智利和秘鲁地区后，印第安人人数大减，使得利马副王辖区劳动力紧缺，所以又开通了从西非南下的路线;当时没有巴拿马运河，如从大西洋沿岸去利马，只能绕合恩角（这个信息由赵德明教授提供）。所以，塞莱诺的谎言听上去有真实性。

[30] 有许多文章讨论Babo这个名字，如Babo与baboon（狒狒）在音、形上的近似。参见Sidney Kaplan， in Runden，172，173n4; Allen Guttmann， in Runden，181.

[31] 其中有塞、德和美国船押货员的证词、各类证人签字认可、更正、判决、执行以及事后的通信等，十分冗长，原始文件可能达80页以上。

[32] 原型中，报酬和补偿问题在德的叙述和证词部分中均占了相当篇幅，前后有些矛盾。德说他为鼓舞手下人攻打起义船，曾说追回船的话，“价值超过10万美元”的船和货物就都归他们了。（83页）德在法庭作证却说，塞告诉他“假如他追回船，一半价值归他，另一半仍属原物主。”（96-97页）看来两人应有过某种口头协议，但据德的证词，追回起义船后，船、货连同让美国船保管的一袋金币和几袋美金等已如数交还塞。（85页）利马总督是个明白人，判塞偿付德8，000美元作为部分报酬，而且决定还强制实行了，塞则因为拖延不付，差点被投入地牢。（86页） 

[33] 原型中德鼓动船员攻打起义船时说那船的价值有10万美元;在1855年的杂志版中数字更动为“1万达布隆”，到《回廊集》中，又往下降为“1千多达布隆”（199页; 达布隆是西班牙金币）。参见Runden192页对《回廊》初版第241页18行与杂志版的异文比较。

[34] 德拉诺终于醒悟时，小说中用了《圣经·新约》中形容保罗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时的用语: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202页）经文见《使徒行传》第9章第18节。[35]如前所说，阿兰德和塞莱诺对黑人的信任造成了起义的便利条件。小说维持了原型（89页）这个说法，并没有增添细节，说明黑人的仇恨事出有因。

[36] 以上对作品中的死亡、恐怖气氛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表明，麦尔维尔不大可能赞成使用恐怖、暴力手段达到起义的目的，更不会用哪怕是隐晦的手段张扬暴力起义。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内战前麦尔维尔写过类似梭罗那样的檄文，明确表明废奴主义立场。我想指出，这种态度在当时并非少数，而且根本不能说明麦尔维尔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他是个绝对信奉美国式民主的人士，但是比他的民主姿态更鲜明的惠特曼也曾斥责废奴主义者“发疯式的狂热”，却因反对蓄奴制扩张到准州的明确观点而被“布鲁克林之鹰”报解聘。见James D. Hart,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5th ed.（Oxford: Oxford UP，1983）821. 这至少说明反对蓄奴制度的人完全可能同样反对采用极端手段解决这一体制性问题。亦参看以上注[25]。

[37] 见电子版本的《贝尼托·塞莱诺》，所涉及段落可用“jumped upon”查到。版本比较见Runden，191（头三条）。

[38] 纹章参看注[5]。“萨梯尔”（Satyr）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神，古典时期以来的西方艺术中，萨梯尔的形象逐渐从半人半羊演化为基本具人形，但又有某种羊或其他兽类的特征（尾、角、耳、蹄等）。“匍匐”和“扭动”在英语中常与蛇（撒旦）的形象和行为相关。

[39] 原型中是塞莱诺欲用暗藏的短剑行刺被俘的黑人，被德拉诺愤怒地制止;（84页）现在麦尔维尔却将这把匕首（不，两把匕首）交到了“蛇”形的巴波手中，让他来刺杀塞，而被德及时制止。此情节对原型的改造曾被Feltenstein强调指出，作为麦尔维尔将巴波“变成纯粹的恶的表现”的有力佐证（Runden，126）。另外，卡普兰谈到萨梯尔、扑击的立狮、蛇、扭动以及下文要谈到的狼等比喻时，指出“这些大多数是麦尔维尔本人所用的直白的形象——不是德拉诺的。”（Runden，174）

[40] 《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37章第1-2节中，先知以西结称，“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藉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这部先知书指出以色列败亡的原因并预言将来的复兴。

[41] Herman Melville，“Billy Budd，”in Billy Budd and Other Tales（New York: Signet，1979）37.

[42] Feltenstein， in Runden，127-28.该文的标题等信息参看注[20]，下文对西班牙船名的分析见Runden，127.《白鲸》中提到的两条船分别见第115、131章。

[43] Feltenstein， in Runden，127.宗教裁判所又译作异端裁判所，由中世纪教廷交给多明我会管理。关于塞莱诺的本名，原型中先后使用Bonito（意为“漂亮”）和Benito两种拼写，费尔顿斯坦认为小说选择后者而非前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作品的线索。

[44] 本笃隐修会的发端比多明我会早了六七百年，努尔西亚的圣本尼狄克（约480-约547）被视为“西方隐修制度之父”。见《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2卷，第369、370页。笔者在一部小百科中发现对本笃会服饰的说明，该条目称本笃会衣服的“颜色并未在教规中作具体规定”，据猜测起先用未经染色的羊毛织物的本色，后来“黑色成为主色，由此本笃会士也被叫做‘黑僧侣’。”Funk and Magnalls New Encyclopidia（Funk＆ Magnalls，1985），vol.3，427.本笃修士有时也称“黑修士”（Black Friars），monks和friars两个词的主要差别在于本笃会原是一种隐修会，修士是住在隐修院中的，但从12世纪开始兴起的一些修道会中，会士成为“传教的修士”（preaching friars），他们云游于世间，从事布道和教育工作，所以比在院墙内隐修的修士活跃得多。参见John R. Hinnells， ed.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Religions（New York: Penguin，1984）218.中文一般将friars译作“托钵修士”。

[45] H. Bruce Franklin，“‘Benito Cereno: The Ascetic’s Agony”，in Runden，105-117.这应是他的书（In the Wake of the Gods: Melville’s Mythology）的一部分，196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许多评论作综述时会一带而过提到弗兰克林，不过一般将他归入讨论新旧世界、尤其旧世界宗教、文化的陨落和颓势一类。本文的侧重面不同。

[46] 书名为The Cloister Life of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Fifth，文章同名。我未能找到该书或该文，因此下面的所谓比对也只局限于弗兰克林文中所谈到的部分。

[47] Mark C. Anderson，“Stolen flesh， borrowed fresh: Herman Melville’s Benito Cerenodeposition，”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28.1（1998）;61-76.〈http://search.ep net.com/direct.asp?an=957153＆db=aph〉

[48]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3-25页。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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